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中国人一向以“勤劳致富”作为标杆，每天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工作，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做小生意，几乎都没有像样的家庭生活，恨不得晚上12点还在打工作电话。看起来我们每天都在将劳动节进行到底，然而赚的钱却与勤劳不对等。
那么，勤劳真的可以致富吗？财富是由什么决定的？
陈志武先生提到，国家财富一方面是物质上的财富，比如多少高楼大厦，多少的生产等。另一方面，也是越来越显得重要的，是制度财富。
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怕苦、最不怕脏、最勤奋的民族之一，可我们还是这么穷，为什么？茅于轼说：“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商，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
众所周知，农业和制造业都是典型的低附加值的行业，尤其需要“勤劳”来争求越来越少的利润。而金融业（第三产业）则是非常“富有”的行业，能够推动社会的资本流向更适合的地方。由中国的发展状况可以窥见到，中国勤劳却不富有的原因就是金融业发展的还不够。中国的第三产业产值只有40%，而欧美发达国家则达到了80%左右，这就是差距。
而陈志武先生的观点是，金融业不是想发展就发展的，它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一国制度机制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交易成本是否能降到最低并且确保安全。也就是说，中国穷的根源就在于：制度机制不完善、交易成本太高。
日本、美国和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
中国的制度差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公司注册和审批程序复杂、行业壁垒高、缺乏产权保护、户籍限制等等。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工作，晚上十一二点还在通工作电话，这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
制度成本高，也就导致了对制度依赖性相对较低的制造业在中国占据半壁江山，尤其是凭借中国过去廉价人口红利而支撑了改革开放的高速度。也因为此金融业在中国发展的不是那么快。
在国内的许多企业，项目审批过程非常繁琐，需要经过材料准备、方案修改、上交方案、再补充修改的环节。2013年有一项非常有趣的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平均每个项目涉及的审批部门5.67个，审批程序平均9.4道，审批时间最长项目平均为171.35天，最长一个项目批了1500天。以上这些是花在工作时间上的成本，而在工作之外，为了更“富有”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辛勤，比如参加饭局、领导应酬，为了一单生意而耗费人情成本和时间成本。
总之，制度机制的缺陷以及交易成本的高昂，都导致了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为了弥补制度缺陷带来的额外成本以及交易风险，我们——无论是普通职员还是管理层——都不得不勤奋再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即便周六周日也常常被工作征用，而这些额外付出绝大多数是无偿的。
后改革开放时代，期待更好的中国。
（参考资料：陈志武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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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逻辑:1: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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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是什么？财富从哪里来？是什么使今天的财富创造力发生了如此大的跳跃，实现了此前几千年所没能完成的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
陈志武教授从“深度”（勤劳和技术创新引发的单位时间生产率的上升）、“广度”（市场开放导致单位物品价值量上升）、“长度”（良好的证券市场将未来收入现期化）三大维度，解析财富创造力的源泉；他更进一步指出，财富创造力的发挥，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品质，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可以说：制度的品质，决定财富创造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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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指出财富创造力的关键：制度。
自序 中国的“奇迹”从何处来 第一部分 历史与财富 第1章中国的“奇迹”从何处来 第2章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 第3章“数”说“改革开放”165 年 第4章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第5章财富、资本与价值观念 第二部分 制度与财富 第6章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第7章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第8章我们为什么需要民主和法治 第9章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 第10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第11章农民致富不能再靠农业 第12章太平洋贸易能否带来长久繁荣 第13章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第14章贸易保护主义会把中国带回哪里 第三部分 产权与财富 第15章以杨小凯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第16章国营，还是“还产于民” 第17章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 第18章农村土地所有权明晰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第19章私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础 第20章为什么产权明晰可减少环境污染 第21章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摄取私人产权 第22章跨国产权秩序的历史变迁 第23章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 ：“单极”还是“多极”秩序 第24章中国跨国企业如何“跨国” 第25章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
陈志武，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与经济史。
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现担任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及量化历史研究所所长。
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排名第 202位；2006年，《华尔街电讯》将陈志武教授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其担任学术总顾问的纪录片系列《华尔街》与《货币》，对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
最近几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制度机制建立的问题以及其他新兴资本市场问题。其著作常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波士顿环球报》《巴伦周刊》所引用，也常发表于许多香港和大陆的报纸和杂志上。此外，他还是Zebra Capital Management三位合伙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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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是个永久的话题。在我的老家湖南，大部分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出外打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却只能获得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上活着。而在世界另一个半球的美国，比尔·盖茨每天也早出晚归，但他不仅吃住都不愁，而且财富超过500亿美元，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每年的投资收入也可有50亿美元或更多！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要坚持“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就会令人着迷，而且永远会令人着迷。在这本书中，我们就谈谈财富这个话题。
今天，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的确是史无前例的高。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 880年才增加了1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增加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 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
2 000年没变！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以及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渗透，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全球化发展潮流给中国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 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增加了近5倍。
财富创造力今非昔比
当然，这些GDP数字可能太抽象。我们不妨从三个具体角度来看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了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百姓生活富足。既然这样，乾隆时期朝廷应该是非常富有的，国家也应该很强盛吧？我们不妨算算当时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 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能让人晕倒！不过，这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但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数字虽然也大，但不会大到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家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就比这多。以施正荣于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为例，虽然公司才9岁，但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三年前一个施正荣控制的收入就超过了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比较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那不是我的兴趣点所在，我更关心的是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家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整个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家像无锡尚德这样的民营企业、上万家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其次，普通人的真实收入也翻了几番。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五位同人对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作过仔细研究。总之，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今天中国人的真实收入翻了几番。
最后，不仅收入的“量”有巨变，而且生活内容和品质也发生了巨变。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等于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只将30.5%的开支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所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电视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没有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
空调技术和交通技术也使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年，我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有一天突然间她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整个广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就连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再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不仅促进了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为什么财富创造能力变迁这么大？
看到过去200多年的变迁，我们会问：到底是什么使人的生存能力、财富能力发生了如此大的跳跃，实现了此前几千年所没能完成的事？又为什么即使到今天还是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财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想回答的。我想，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财富能力的变迁。
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比如，原来手工做衬衣，可能要一天多时间才做1件，但是现在，通过机械化生产，加上流水线式的劳动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个制衣工人一天能做好50件以上。原来在南方的粮食、蔬菜生产，一年只能种两季，现在有了温室技术，同一亩地一年甚至可以种20季蔬菜。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为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对生产能力、财富能力的推动力是以往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都认为在1780年左右，即首先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
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质量衬衣在当地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卖80美元，大约为560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后，不仅湖南的裁缝们要生产更多的衬衣，卖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更高。所以，和原来只能制作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卖出更大的销量，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水平、财富能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花60美元。再举篮球比赛的例子，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多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能看、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什么差别，一场球赛同样也是1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观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 5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
不过，财富创造能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所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了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85%以上的GDP来自这些现代行业。
以上两个维度大家谈论得比较多，常常被忽视的是“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展之前，一个创业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收获自己创业成功的果实。所以，原来的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了股票市场之后，股票使得创业者可以将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提前贴现。这样，盖茨在二十几岁、李彦宏和江南春在三十几岁就能把部分未来收入预期以证券的形式卖掉，年纪轻轻就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几十年、几代！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使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拥有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也增加了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创造能力。换言之，现代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根本上加快了实现财富的速度，使未来的财富也能转变成今天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总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即是现在亿万富翁这么多、过去没有亿万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证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
当然，财富能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个维度上的发挥，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这即为“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亲眼目睹中国和世界财富在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富的逻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广度”）和证券制度（“长度”）要么还刚起步，要么还远不成熟，所以，那时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在这三个维度上的深层次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更不可能充分理解资本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而我们比他们幸运，因为我们能亲身体验财富的逻辑。
　　资本全球化的奇迹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奇迹”两字时常跟中国经济的各种指标连在一起，比如在短短二十几年里GDP增长15倍，连续二十几年G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等，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以2006年为例，继6月初中国银行（以下简称中行）在香港联交所创下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融资112亿美元这一世界纪录后，10月底工商银行（以下简称工行）刷新这一纪录，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海证交所）合计融资219亿美元，创下全球资本市场IPO融资的世界新纪录。
中行、工行等内地大型企业到香港上市，使得香港联交所成为融资量全球排名第二的股市，2006年实现IPO融资近400亿美元，仅次于伦敦证交所的490亿美元，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纽约证交所）的336亿美元融资额。当时，香港人口才700万，这么小的地方，从哪里来这么多钱去买股票？是什么赋予了香港处理超大型招股活动的能力？这当然又是“奇迹”！
饮水思源，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奇迹这么多？是什么、是谁创造了这些奇迹？当然，这跟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但仅有这一政策还远远不够，“奇迹”还源自西方在过去500年、特别是近200年内建立的全球化世界秩序，没有西方提供的这种便车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奇迹”。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中国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机会。首先，在1750年左右，中国有无可能创造今天这样的奇迹呢？那时是乾隆盛世中期，中国还很强盛，正沉浸在闭关自守中。即使抛开那时候的闭关自守政策不管，即使乾隆也想改革开放，那他有可能创造“奇迹”吗？答案很简单：不可能。一方面，工业革命还是三四十年以后的事，机械化生产技术没问世，也更没有今天全球化所依赖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全球化无从谈起，实际上，在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反泡沫法案》之后，股票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停止发展，西欧不再有活跃的股票市场，美国还没有独立，香港只是个人烟稀少的渔村。所以，不管乾隆或者其他皇帝的本事有多大，也不管中国的劳动力有多少、多廉价，不管有多少中国企业要到海外上市，经济总量5年翻番、企业大规模融资等“奇迹”都没门儿。
往后推100年到1850年，这时，中国的国门名义上在鸦片战争后已经开放了近10年，上海等5个通商口岸已对外商开放，香港已经租给英国但基本上还是渔村，象征着金融洋务在中国开始的汇丰银行是15年后才成立的。世界上，虽然以机械纺织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和美国已进行了近70年，但工业技术还远未成熟，电气、电话以及相关工业技术也没有问世，铁路和蒸汽轮船技术虽已经发明并正在成熟，但还没有被广泛应用，交通运输速度和规模极为有限，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1854年坐了5个多月船才从纽约回到香港。那时，跨国贸易和交往也在进行，只是规模与速度极慢，各国经济间的依赖度很低，中国人再勤劳能干也无法靠出口创造经济“奇迹”。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伦敦金融市场已很发达，但以银行、保险以及政府公债为主，伦敦证交所交易的证券90%以上为非股票类证券；纽约的证券交易中债券占80%以上，股票比重仍然很低并以银行股、保险股为主，工业公司股票只有几只，到19世纪60年代的铁路股热潮时美国股市才真正起飞。因此，在经济腾飞速度和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上，任何国家都还不可能制造出像中国今天这样的“奇迹”。
再往后推100年，到1950年时，工业技术、交通运输与通信技术都已很成熟，也可以很容易地从西方国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轮船、铁路、公路与航空运输网开始把世界变得很小。“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为跨国贸易与金融投资奠定了核心架构。不仅在西方，许多后进国家也有了股市，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已基本连在一起。这些要素加起来，为当时落后的国家提供了千载难逢、“史无前例”的机会，当时的日本以及之后的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基本上都抓住了这一良机。然而这一发展机遇中国没能及时抓住，直到1978年，才由***拨乱反正，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工行在香港上市融资，这一“奇迹”与其说是中国创造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给中国带来的“奇迹”。一方面，中国在1978年以前不仅没有为工业革命作出过贡献，而且基本没有为我们今天所依赖的全球化秩序作出过建设性贡献，今天则搭了便车。另一方面，之所以只有700万人口的香港也能为工行创造IPO融资的世界纪录，是因为西方在过去几百年逐步建立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能把伦敦、纽约、苏黎世、新加坡、巴西、中东等世界各地的资本轻易地调动到世界任何地方，使投资者、股票发行者、证券交易所的地理位置与国家属性变得不那么重要，国际金融市场调动资本的能力创造了“奇迹”。
回过头来看，晚清、民国和最近二十几年的中国都进行过“改革开放”，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很成功？近二十几年中国创造的一个接一个的“奇迹”，到底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真的“神”了，还是西方自1492年至今所建立的全球化体系好处的具体体现？这是我们“饮水思源”时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
虽然电视剧《大国崛起》的制片人和导演都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贯穿近代大国的主旋律应该是资本全球化与制度同质化的力量。资本全球化促进制度同质化，后者反过来又促进前者的深化，一个个大国崛起的故事是资本全球化奇迹的具体表现，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功也是这种奇迹的继续，是过去500年资本全球化进程带给中国的礼物。
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着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2001年才成立，但2006年收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们常说18世纪乾隆盛世是近代中国的鼎盛时期，国泰民安。如果把无锡尚德跟盛世时期的乾隆朝廷相比，谁的收入更多呢？以1766年为例，那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 937万两银子，如果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 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比尚德2006年的销售收入多，但低于它2007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当年一个盛世朝廷的岁入还顶不上一家民营公司—无锡尚德！乾隆皇帝一年可以花的钱并不比如今施正荣的尚德要多，更何况施正荣自己还有29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虽然乾隆是盛世皇帝，但他的财富以及能控制的开支却不如今天一个施正荣！
如果把施正荣跟1838年或者1848年时的道光皇帝相比，施正荣的处境就更好了，因为1838年的朝廷财政收入是4 127万两银子，到1848年下降到3?794万两银子，都比乾隆时期低，更低于尚德2007年的收入。
在今天的中国，像尚德这种规模或更大的公司有数千个，甚至上万个，物质生活水平超过乾隆皇帝、道光皇帝的个人也不少。所以，如果跟过去比较，不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史无前例，不只是中行、工行上市融资规模破世界纪录，而且众多个人的生活条件和财富水平也要比100多年前的皇帝更优越。
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大原因自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话说，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给老百姓应有的自由谋生空间。这些年的经济成就表明，这么简单的一点制度改革便能释放出如此多的经济动力，稍微放开一点私有产权就能带来如此大的激励！施正荣为自己创业，效果就是不一样！
中国的开放不可或缺，没有开放，无锡尚德的太阳能设备就无法出口，就不能出口到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单单是中国一相情愿地开放还不够，在中国海军、空军实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让载满尚德太阳能设备的出口货船在公海里、在目的地社会中畅通无阻，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野蛮暴力当道。想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原始的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等中国1978年开放时，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世界秩序已经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建立了法治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下结论说这是“历史的终结”，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尚德是在无锡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生产的太阳能设备都可以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尚德的出口市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制度同质化是尚德奇迹的第二大原因。
第三大原因是在资本全球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换言之，尚德的发起和快速增长靠的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今天中国经济得以奇迹般增长的工业技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得追溯到鸦片战争和之后的洋务运动，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的开放以及资本趋利的本性，到2001年时，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可能也不会高。正是国际资本的趋利动力，把西方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成果逐步带入中国，中国今天才有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尚德才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商之一。我们可能会指责国际资本的趋利本性，但退一步想，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谁会免费把工业技术送来呢？
当然，最后还需要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创业投资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对尚德上市前的投资，尚德的上市可能不会那么成功，其规模也难以增长得那么快。特别是在纽约上市之后，尚德的融资渠道被大大拓宽，出口的市场地位、行业地位得到空前的稳固。所以，是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像尚德这样的经济和财富“奇迹”。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①
165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开启了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再到1978年***的“新”改革开放，其间经历了多次中断，但最终都没能阻止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角之一。“西风东渐”165年，结果到底如何？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已不是问题，资本全球化和制度同质化显然已经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正面变化，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具体数据或事例，对这种变化进行量化，以便更清楚地理解其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对中国的影响。
在《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中，我们聚焦在施正荣的无锡尚德上，虽然像这种规模的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已越来越普遍，可是，当我们把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跟当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比较时，发现两者不相上下。由此看出，165年“改革开放”已使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达到历代王朝不敢想象的水平：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由施正荣个人创办，但2007年的预计收入已达12亿美元，跟1766年整个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相当。也就是说，如果把今天中国的这些公司都加起来，它们的年收入相当于当年盛世朝廷的千万倍。
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作比较时，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钱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物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而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习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过。
所以，按照今天的银子价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 937万两财政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低于无锡尚德2007年的12亿美元的预计收入。基于“银本位”价值标准，今年施正荣控制的开支比当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发表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
换种标准比较施正荣与乾隆
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 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生存不能没有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4 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
　　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他的5位同人（Robert Allen、Jean-Pascal Bassino、Maison Franco-Japonaise、Christine Moll-Murata、Jan Luiten van Zanden）做了一个题为《Wages，Prices，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Japan and Europe：》的大型研究项目，比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运用了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和棉布价格等，作者选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年间对北京和广州进行的市场调查数据，这些资料至今还保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教授等作者文中的1750年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 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 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1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
1 000斤肉，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2007年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由于小麦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格比240年前低很多。如果以面粉为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 000斤面粉要13.74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2007年，北京面粉是1斤1.1元，12亿美元相当于87.3亿斤面粉，比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
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 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1米在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
按什么实物算乾隆朝廷的收入比施正荣的高呢？对乾隆朝廷最有利的价值本位是鸡蛋。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来贵客了，母亲会以煮鸡蛋招待，这算是高等待遇了，所以，多少收入能买多少只鸡蛋，是个很真切的价值基准。乾隆中期的北京，9.4两银子可买1 000个鸡蛋，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亿个鸡蛋，这么多鸡蛋，我母亲听了一定会晕倒！相比之下，今天北京的鸡蛋大约是0.4元一个，12亿美元相当于240亿个鸡蛋，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
18世纪中叶，北京的豆角大约是1 000斤要10.5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就相当于46.9亿斤豆角。按今天豆角2.5元1斤算，12亿美元可以买38.4亿斤。所以，以豆角作价值本位，乾隆朝廷的收入会显得多一些。
我们当然可以用其他食物或日用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本的结论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略高于乾隆朝廷。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显得更高了。第四，相反，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
假如用一篮子消费品作价值本位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对食物的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1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子。也就是说，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1年的生活费。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 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123万北京人生活1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价值是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244元消费支出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多的开支是非生存必需的。
所以，按这种价值本位计算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没有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
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也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所以，用一篮子消费品来评判同一时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其意义很大；但依此评估不同时代间的收入，问题就很严重，因为今天的一篮子消费品跟昔日的一篮子不是同一回事。今天一篮子消费品的不同，本身就是进步，当然也证明“改革开放”165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以这种因进步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作为价值基准，那么再大的变化也会被内生成为无变化了。
改革开放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将施正荣与乾隆比较，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资本全球化只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
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载，1769年，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者说收入水平。
据马德斌以及其同人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工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降到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才真正开放，洋务运动或者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对西方的工业技术、金融、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进，中国卷入资本全球化浪潮。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地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
1978年，***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出中国的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为5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113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了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了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几番！
“文革”时期，买一辆自行车、一只手表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4个月的工资。到今天，同样这些制造品的价格可能没变，但一个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可以买8辆功能更多、设计更好的自行车，真实收入和生产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实收入也提高了5倍。
农村的情况如何？关于1949年前农村的收入和物价，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可以把今天我湖南老家的收入和物价跟“文革”时期相比。由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其他非货币收入历来占很重要的分量，这些收入一般难以估算精确。所以，像前面一样，我们用“多劳动一天的边际收入”来判断农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过去多劳动一天跟今天多劳动一天，收入差别如何。这让我们不必估算农民的全部收入。以我的湖南老家为例，“文革”时期，村里农民多下地劳动一天能赚0.15元，相当于一天劳动能买3个鸡蛋，劳动4天才够买1斤肉，3天才能买1斤鱼。那时农民的真实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太平天国时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水平。
今天，村里农民多做一天工，能赚20元，相当于一天能赚50个鸡蛋（比“文革”时期高16倍），4斤肉（高15倍），5.7斤鱼（高16倍）。以食物作价值基准，我们看到，即使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改革开放也使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了许多倍。
为什么老家的农民也能得益于开放呢？这跟整个价值链有关。出口行业收入增加后，一方面它们需要更多工人，这为各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这也使出口企业的员工收入增加，对餐饮业、服装业、蔬菜鱼肉等各类吃、住、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些行业反过来又会给在村里、村外的农民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收入机会。按照这些价值链追下去，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离开家去外地打工的农民，也会间接从开放得益。另外，这些年也改革了农村的生产以及产权、土地权模式，这些市场化举措更直接地对农民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然，如果以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为收入价值基准，由于这些费用近年来增加了许多倍，农民的实际收入能力反而下降了。不过，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增加后，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否则就不叫人们的收入在增长了），而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劳动力大多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快于从事简单体力工作的劳动者。换言之，由于医疗和教育行业属于高级劳动力密集的服务行业，在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的时候，这些服务业的成本增长速度必然高于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今后的趋势只会继续如此，以人工为主体的服务行业，其真实价格会越来越高，而制造品会越来越便宜。
我们应该承认，农村教育和医疗在“文革”时虽然便宜，可学校条件差，不教知识，学生还整天下农场劳动，学校应该给学生发工资才对（亦即学费为负数）。赤脚医生听起来浪漫，但医疗水平就是另一回事了，跟今天农民自己去药店买药自己治疗几乎没什么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农民不仅可以在当地就医，也可以通过高速公路和铁路到城市就医，费用是增长很多，但另一方面，就医的选择空间也多了，这说明福利提高了。我不是说现在的医疗服务结构、教育设施结构已经合理，或者说对农民公平了，远非如此。过去50多年里，在教育和医疗投入方面，从来就是歧视农村，甚至以农村养城市。所以，每次让农村获得资源和收入的机会向着本该有的国民待遇靠拢一点，农民的福利就能增长很多。
受益于改革开放，到今天，虽然农民真实收入在过去二十几年增长了许多，但农民的生活还非常苦。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设想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没有受到诸如战乱等的影响被迫中断，而是一直像过去二十几年那样让资本全球化的力量主导中国，那么农民的生活条件今天会如何？那些战乱等多次中断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进程，户籍制度、就业身份歧视、教育身份歧视、制度化的城乡歧视与地区歧视等制约了农民发展的机会，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解放农民的途径。
认识资本全球化、制度同质化的好处
从表面看，好像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给更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收入机会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过去二十几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了许多倍的原因。
虽然因为可以花钱的项目和内容比乾隆时期、民国时期、“文革”时期都多了，让我们总感觉钱不够，总还有更多生活内容需要钱，但有这么多新选择、新生活内容，本身也证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奇迹。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这本身就是进步。人生除了温饱之外，还有更多、更新、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体验。这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人生体验，不只是使施正荣，而且还使我们中间的许许多多人，比乾隆皇帝过得更有意义。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小时候，我们常说：“长大了我要去看世界！”幸运的是，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种愿望真的实现了，我们看到了花花世界，看到了高楼大厦。可是，在那花花世界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今天的世界？这些问题可以按我们习惯的意识形态去理解，也可以完全换个角度去理解。但不管怎样，一些基本的事实是不会变的，比如，从民族情结层面看，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一下子崛起，可以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多么伟大。可是，改革开放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晚清洋务运动、国民政府都曾经持续尝试过改革开放，但那两次除了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打下基础之外，每次都不成功。为什么？或许，我们会很快下结论说，是因为那时候制度腐败、政府腐败无能等。这类一般性的指责可能都对，对这些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但有意思的是，中国这二十几年的成功恰恰是发生在走出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过程中，而且是每当离计划经济、行政管制远一点，经济发展就更快一点。这就奇怪了，同样是要走出当时的旧制度框框，但晚清的改革开放没成功，国民政府的改革开放也没成功，而最近二十几年的却恰恰成功了，况且这种成功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诚信与社会结构都遭受重大变迁之后。那么，到底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真的与以前不同？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难道今天的中国人就真的比历史上的中国人更聪明吗？
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联想到炒得沸沸扬扬的“仰融诉辽宁省政府”一案（以下简称“仰融案”）。在通过国内法院诉讼无果之后，仰融以美国永久居民（绿卡）的身份及其妻子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于2003年8月，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按美国许多州的法律，夫妻任何一方的财产即是双方的共同财产（婚前签约排除的财产另当别论），因此，侵占仰融的财产即是侵犯其妻（美国公民）的财产权。再加上所涉及的产权又是以在纽约上市的华晨汽车的股份为核心，因此，美国联邦法院认定其有管辖权，受理了该案。到目前为止，辽宁省政府似乎都不打算出庭应诉，理由是美国法院无管辖权，或是以国家主权抗辩。这里，我们不对本案中的诉讼事实问题作任何评论。我们只是关心，像这种跨国产权纠纷如果发生在200年前、100年前或者是50年前，当时的处理方式会是如何呢？跟以前比，今天的这种以诉讼方式解决海外产权纠纷是更“合理”了，还是更让人无法接受了？辽宁政府到底该不该应诉？带着这些问题去回顾一下近代世界的历史变迁，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也可使我们的国际行为更符合“国际惯例”。
晚清时期的世界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停止了明清断断续续几百年的海禁。随后开始的洋务运动启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但除了清廷本身的制度问题外，那次改革开放也生不逢时，所处的世界环境使当时的清政府即使想要利用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的国情把中国转变成“世界工厂”，那也不可能，更何况那时的清政府离这种“远见”还很远。
首先是运输技术和通信技术上的困难。正如以前讲到的，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火车主要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在英国、美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如此，在中国则更是如此。尽管晚清兴建了部分铁路，建设了有限的内陆运输能力，但低下的海运能力无法支持“世界工厂”所必需的跨国运输容量，大容量、低成本海运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还是“二战”期间才有的事。空运在当时更是无从谈起，第一个试飞成功的飞行器到1903年才出现。虽然电报发明于1844年左右，但其信息传输能力毕竟有限，成本也太高。电话于1886年在美国发明，但其普及使用也是后来几十年的事情。因此，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再有远见，也不能超越当时技术上的局限，更何况当时国人的技术教育还无从谈起。
抛开技术条件不管，当时的世界贸易秩序也使晚清政府无能为力。我们以前谈到，在欧洲于16世纪开启大西洋、印度洋贸易之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主要发生在亚太地区（以宋朝和明朝早期的中国为轴心）和西欧列国，以马车陆运为主，当时的中国虽已有海运业，但规模和容量都非常有限。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也恰恰是明朝海禁的年代里），虽然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贸易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讲跨国界的交往和贸易还是很有限。
比如，年间从欧洲大陆发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船只数量总共约为770次，平均每年7.7次。年间，共有3 161船次，年均31.61船次。年间，共有6 661船次，年均66.61次。这些包括了发自欧洲各国、驶向亚洲任何国家的船次。那时候的海船全为帆船（蒸汽机船是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每艘船的载重量平均为500吨左右。截至1800年，从欧洲海运到亚洲的年物流量约为4万吨。年间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农作物、香料、茶叶，还有就是金银等贵重自然物。
那些年代，技术条件限制了各国之间的往来，国际贸易纠纷、海外产权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很简单：用武力。那时并无正式的国际法可言。虽然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到1800年都已经有了股市，但股票投资还不成气候，因此那时候的海外产权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和债务。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也主要有两种：要么投资者自己有军队，要么由投资者所在国的政府派军队去夺回产权。
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就都有重兵压阵，当时没有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他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
除了外贸公司自己的军队之外，国家军队也经常被派去为本国公民在海外的产权效劳。在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在海外的财产主要是以殖民地为主，直接投资项目也都在殖民地。因此，其军队也主要是为维护殖民地、为其工业品开辟新市场服务。但是，随着拉美国家于1820年前后相继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财政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此，新成立的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拉美政府不得不向西欧银行和投资者借债。到1850年左右，拉美等国家政府与企业发行的外债越来越多，赖账行为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今天讨论公司债务时，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一家公司资不抵债，那么该公司可进入破产程序，要么由债主把公司合并掉，公司归债主；要么将公司的资产拍卖清仓，把拍卖所得给债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债主的主导下，将公司管理层换掉并对其业务模式进行重组。可是，当债权方是外国人或外国公司，而欠债方是另一主权国的政府或者公司时，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对坏债的处置方式都会行不通。因为一方面在20世纪之前没有成形的、公认的国际法，没有国际法庭；另一方面这些债务方国家又总会以主权为由作抗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形成某种强制性的跨国合约、债务和产权的执行机制，跨国借贷、跨国投资、跨国贸易就无法进行。
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情况下，直到1907年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执行跨国合约、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还是使用武力，以强制性武力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于是，那些弱小的国家对国际秩序无发言权，而那些军事强大的国家都把“武力执行合约，武力保护产权”看成是债权国必有的一种权利。因此，当一个国家因另一国家的政府（或公司）赖账或者侵占其在海外的产权而发动武力攻击时，其他国家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例如，1838年墨西哥政府因缺乏足够收入而宣布停止支付欠法国投资者的债务，随即法国就派海军赶往墨西哥讨债。1861年，墨西哥政府又决定停止支付拖欠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公民的约8 000万美元的债务，结果1862年1月英国派遣700名海军士兵，法国与西班牙共派8 500名士兵赶到墨西哥的Vera Cruz港城，攻打墨西哥。几个月后，英国与西班牙发现法国军队的目的远不只是为了向墨西哥讨债，更主要的目的是把墨西哥占领为其新殖民地。于是，1862年4月英国与西班牙撤回军队，而法国在墨西哥则一直占领到1867年。
从1820年到1914年，英国在拉丁美洲共动武40多次，其中有26次是以其公民产权受到侵犯或者是以债务国赖债为由。比如，因其海外财产受到侵占（包括工厂、银行、铁路等），英国1868年派军队攻打乌拉圭，1891年进攻智利等。
当国际游戏规则是由武力的强弱而定的时候，世界只能是强国的世界，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的安全度完全取决于投资者自己或国家军队的强弱。在那种环境下，晚清洋务运动的经济效果可想而知。晚清的改革开放不能像今天这样靠制造业出口来发展中国经济，即使抛开技术的局限性，晚清也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为其外贸提供支持。于是，洋务运动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军力，但是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军力发展又从何谈起？这样一来就进入了一个熟悉的怪圈：无军力则没法开展外贸，无外贸又使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国难以发展经济，无经济实力又反过来使军力无法增强。虽然外贸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但过去200年里强大起来的国家，每个都与外贸息息相关。
历史性的转变
以武力决定贸易与产权规则的国际秩序在20世纪初开始受到挑战，其中的导火索事件发生在1902年12月。当时英国和德国为了讨债，向委内瑞拉联合发动军事进攻，英德海军封锁了委内瑞拉的5个主要港口，打沉了3艘战舰并轰炸其港口设施。之后，委内瑞拉被迫同意由刚成立的海牙国际法院为债务纠纷作仲裁。结果，海牙法院的裁定是：不仅英德有权以武力讨债，而且在所有债权国家中，谁愿意动武讨债，谁就能享受优先债权。也就是说，谁动武，谁就可以先得到偿还。这等于是鼓励各资本输出国用武力解决海外产权纠纷。
那次仲裁结果在拉美引起了轰动。当时阿根廷的外交部长路易斯·德拉戈（Luis Drago）随即从法律的角度写了一篇长长的反驳文章，并将其送到阿根廷驻美国大使馆，要求其大使将文章送交美国国务院。Drago指出，以往的惯例是：当一主权国拖欠另一主权国的债务不还时，债权国有“权利”向对方动武。他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一国动不动武完全是一种政策选择，而不是法定权利；更何况因讨债而对另一主权国动武侵犯了后者的国家主权。他认为，除了自卫之外，任何国家无权对另一主权国动武。当债权投资者的权利与另一国家的主权相冲突时，他主张后者显然应该优先。
律师出身的外交部长德拉戈用法律逻辑分析外交问题，让同是律师出身的人很能接受，而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又主要是由律师出身的官员在运作（包括当时的国务卿也是如此），因此，德拉戈的观点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得到了广泛认同。
有意思的是，尽管国际惯例随着国家之间交往的增加在逐步形成，但国际法在那之前从来没有正式成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世界上第一个以研究国际法为宗旨的学会直到1873年才在比利时成立。美国的第一个国际法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Law）成立于1906年，在此之前美国大学的法学院里没开设过任何专门的国际法课程。可以说，在以武力当道的世界里，国与国之间的法律框架不太容易形成，也不太会被当回事。
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是，到190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派遣学法律出身的人做外交官。这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并非新鲜事，但对欧洲国家而言，外交官的选拔历来以家庭出身与个人财富而定。但到了19世纪末，欧洲国家也开始注重选用有法律背景的人做外交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外交政策与外交文化更注重法律和程序规则创造了条件，也直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增强了其重要性，对国际秩序的“法律化”贡献甚大。
于是，当第二届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于1907年6月召开时，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中律师出身的占了多数。美国代表团共有9人，只有两人不是律师出身，其他成员（包括团长）要么以前是法官，要么是律师出身。英国代表团团长做过10年法官，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与经验。德国的首席代表也有多年的律师经验，其副团长则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法国代表团也类似，它的团长研究过法律，副团长曾是巴黎法学院教授，也曾是法国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其他参会国，比如奥地利、俄国、荷兰、比利时、阿根廷等国的首席代表均是在法律方面造诣很深的专家。
参加1907年第二届海牙会议的各国代表多半是具有法律背景的人，这一事实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在会议期间，由美国倡议的关于解决跨国债务纠纷的协议最后得以通过。根据该协议，任何债权国不能以武力向另一主权国讨债，而是要求债务、债权国家双方首先必须寻求并最终接受国际法院的仲裁。从此，这就结束了持续几百年的“武力讨债是债权国的一种权利”的国际惯例。从那以后，靠武力攻打他国讨债已不再是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行为。
　　1907年的海牙会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律师主导的国际会议。这些律师们共同的职业训练使他们习惯性地尊重程序规则、尊重事前确定的“法治”，也让他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职业精神是通过仲裁和独立的司法来解决人们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纠纷，是要讲“文明”，而不是付诸武力。相比之下，在1864年的日内瓦世界大会和19世纪召开的其他国际和平会议上，具有律师背景的代表只占极少数，因此那些会议也不太可能达成协议，废弃以武力解决国际债务纠纷的历史惯例。
那次海牙会议开启了律师主导国际关系会议的先河，也为国际社会秩序靠“法治”而不是“武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历史事实对今天的中国应该有许多启示，中国的法律教育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恢复，到今天虽然已有20万左右的律师从业者，但包括外交部、商务部，甚至司法部在内的政府部门成员还是以理工科或者人文学科背景的人为主，前几年参加跟各国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居然鲜有法律背景的人。当面对另一国家的律师出身的政府官员时，在谈判桌上，代表我们中国的工程师官员们怎么可能与对方有共同的语言？怎么能在共同的语境下说话？这是否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我国的国际行为靠近“国际惯例”之前还有许多课要补？在中国变成经济大国的同时，国际公关形象也必须与之相配。
国民政府时期的世界
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年成立，正好是在1907年的海牙协议之后，按理说，其处境比晚清要好。可是，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忙于组建共和国政府（在中国那是新鲜事、是重大改革），并面临随时可能突发的内乱局面；另一方面，不久之后，也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那次大战于1918年停止，但它从根本上打破了战前的世界贸易格局，使跨国贸易、跨国资本流动变得艰难。
当然，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当时也顾不上世界贸易格局的问题，它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稳定国内局势，因此，无暇顾及发展经济。1927年国民政府重新立都南京。在平息军阀混战的局面之后，国民政府于1930年左右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
但国民政府又是生不逢时，虽然那时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可是即使国民政府想通过保持对外开放、通过外贸发展经济，其他国家并不一定有兴趣，因为在1930年，美国和西欧各国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西欧国家也类似。在当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非市场经济理论影响下，各国大大提高贸易关税壁垒，连历来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也抢先把自己的经济国门关起来。1913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关税基本是零，德国的关税平均为13%，法国的约为20%。但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进口关税上升到50%，德国、希腊、瑞士、奥地利等国的关税都升到75%~80%，法国的关税升到97%，同时所有这些国家都限制或干脆禁止许多商品的进口。美国的情况也类似。从1914年“一战”开始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31年间，是过去200年中世界贸易格局最黑暗的时期。
即使当时的西方国家不设置贸易壁垒，国民政府的开放政策也不会有充分的时间去产生效果，因为到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连续8年的抗战和随后的内战，使经济发展又重新回到第二位。
由此可见，虽然晚清和国民政府都做过一些努力，但由于那时的国际大环境使然，中国仍然没能强大起来，具体见图1–1。
国际贸易秩序进一步完善
虽然1907年的海牙协议基本排除了理所当然的武力讨债行为，以保护债务方，但却多少牺牲了投资者的权利。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实际上海牙协议为许多债务国拖欠或干脆不履行债务合同提供了方便。比如，1914年“一战”一开始，当时的北洋政府即停止支付晚清、民国发行的外债（包括铁路债券）。“一战”期间，1917年中国对德国宣战，并中止支付拖欠德国的所有债务。1921年北洋政府宣布破产，中国银行关门，导致银行挤兑、货币变得一文不值。年间，国民政府要求调整早年在西方发行的铁路债券，要求降低利率。按照债券发行时的利率计算，图1–2给出的中国历年发行的铁路外债利率，基本都在5%，这种利率在今天看应该也不算高，因为这些债券毕竟有着很高的国家政治风险、被拖欠的风险。但等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国民政府宣布废弃所有外债（除少数几种债券外），不再支付所承诺的利息与债务。最后剩下的一笔债券是1899年清政府在伦敦由汇丰银行承销发行的中国北方铁路债券，总金额为230万英镑，年利率为5%，但这只债券最后于1942年2月被国民政府宣布不再有效。从此，所有晚清、北洋和国民政府发行的外债都在年间被一笔勾销。
海牙会议后，危地马拉于1912年拒付欠英国的债务，洪都拉斯于1914年拒付欠法国的债务。印度在1947年独立时也取消了一些外债。还有土耳其、埃及、墨西哥、尼加拉瓜等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拖欠过债务。但所有这些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都没有因为不还债而遭到武力打击。债务违约的国家因受主权保护而不遭武力进攻，这当然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投资者的产权也不能不保护，否则就不会有资本跨国流动，没有国家、公司和个人愿意购买外债，跨国直接投资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此外，尽管海牙协议约束了债务双方的行为，但这毕竟是协议，在没有强制性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对于违约的国家，国际社会能采取的举措还是十分有限，最终还得依赖各国政府的自愿行为选择。在这种状况下，国际社会仍无法形成“文明化”的秩序。
因此，成立更有约束性的国际组织十分必要，以便更好地平衡国家主权和投资者产权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努力是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但该国际组织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因此其可信度一落千丈，在“二战”期间停止运作。1944年，美国、英国、前苏联和中国正式着手准备“联合国”的成立工作，那也是中国第一次以建设性的姿态参加国际秩序的组建，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联合国于1945年10月正式成立，理论上成为“世界政府”。
1944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主要是帮助面临债务危机的国家渡过难关，同时保护外债投资者的权益。这填补了1907年海牙协议留下的空缺，让跨国借贷能继续进行。以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例，1997年上半年，韩国一系列财团相继破产，随即众多国际银行从韩国撤资，使韩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无法偿还外债。假如那次危机发生在19世纪，韩国遭到武力进攻几乎是毫无疑问的（或者其被变成殖民地）。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存在救了韩国，不仅在1997年韩国没被武力进攻，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债权方国际银行达成协议，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韩国提供过渡性贷款，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服这些国际银行将600亿美元的债务延期。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是有条件的，它要求韩国必须作出一系列制度与政策方面的改革，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侵犯了韩国的主权，但这些要求跟被武力进攻相比，应该是更能被接受的。也就是说，在16世纪几乎每个国家都关着国门的时候，每个国家几乎都有绝对的主权。可是，当各国的经济都绑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绝对主权就意味另一个国家的权利要受到绝对的牺牲。
世界银行的作用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私人资本不愿进入的那些国家和行业进行援助，世界银行可带领国际民间银行和投资者一起去第三世界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往往对产权缺乏保护，同时历来有侵占外资企业财产或者随意更改、销毁合约的表现，这些侵犯产权的行为使外资望而生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作为国际投资借贷、非营利性的银行，在世界享有盛誉并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它一方面能要求被投资方国家进行产权保护等制度性改革，另一方面有世界银行参与投资本身也让民间投资者更有信心，因此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风险降低。这不仅能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且使它们的融资成本降低。
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后，其主要作用是谴责、约束（非强制性地）不规范的国家行为。在相当程度上，联合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发出声音的场所，因为在“二战”之前，总是有强国发表意见、主导制定国际规则的机会与场所，但弱国却不然。联合国里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一票保证了这一点（联合国安理会则另当别论）。
这种声音平台的一个直接效果是，一方面在20世纪40~60年代中几乎所有剩下的殖民地国家都相继独立（斯里兰卡、缅甸、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另一方面鼓励了许多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没收外国公司的产权（尤其是与自然资源有关的产权），将其变为国有。比如，在年间，有12个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产权被外国政府没收或侵占；在年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产权共被没收过160次。根据联合国的资料，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跨国公司和个人投资者的海外产权被发展中国家广泛没收、侵占的时期，这是放弃武力保护海外产权之后，对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秩序最大的一次挑战。
如何保护一国公民或公司在海外的财产？
在20世纪30年代中，墨西哥没收了大量的美国石油公司、矿业公司在墨西哥的自然资源财产。年间，玻利维亚没收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财产。危地马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没收了美国公司在其境内拥有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智利在20世纪60年代没收了德国在其境内开采的铜矿。利比亚、伊朗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强行没收了英国在其境内的油田。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以美国为例，除了少数引发经济制裁的情况外，美国政府按以下两条原则来处理其海外产权被侵占的事态：第一，外国政府没收美国公司或个人在海外的产权时，如果是出于公众利益（比如铁路、桥梁、矿山），那么基本是能接受的；第二，即使是出于公众目的，没收外国公司或个人财产时，当事国必须支付足够合理的赔偿。正因为这两条原则，20世纪中叶美国公司在海外的产权被多次没收时，并没有引发战争，但争论、谈判的焦点都集中在赔偿价格上。
这两条原则或许也会是仰融案的焦点。
改革开放时期的世界
关于世界经济秩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还有协调跨国贸易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等，这些国际组织的建立及其历史背景，当然不是几千字就能讲清楚的。但有一点是显然的，到1978年中国决定改革开放时，过去200年里发达国家逐步建立的这些国际游戏规则不仅使中国面对的外贸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使世界出口市场的容量大大增加，以至于中国工厂制造多少，世界市场就能吸收多少。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成功当然主要是中国人自己的功劳，但是回想起来，中国在这些年里唯一要做的似乎就是把国门打开，打开得越多，中国经济增长得越多。
　　如果把现在的改革开放放到19世纪晚清所处的世界秩序背景中，那么我们是否也能看到这么巨大的经济成功呢？答案肯定是“不能”。道理很简单，那时有些必要条件不能满足：首先，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军队为外贸服务，为海运护航。其次，那时还没有飞机运输，也没有足够的海运容量，没有极低的货运成本，电脑、电子技术也都是“二战”期间的事情。
一个简单的比较是，16~19世纪英国的跨国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而20世纪美国的跨国公司则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但必须雇用许多律师。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它使外贸交易成本极低、出口市场容量极大。只有在这种世界中，才会出现中国自1978年以来这么快速的增长。这种世界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从明朝海禁开始，中国就基本停止了参与世界秩序建设的活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设立的国际秩序。直到“二战”期间，中国作为反日、反德、反意的盟国，被美国、英国和苏联邀请于1944年一同参与筹建联合国，才开始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共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秩序。
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我们并没有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但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几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与其合拍。
那么，在仰融案中，辽宁省政府是否该应诉呢？答案是显然的。本案从多方面看都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案例。在今天，产权跨国界流通、跨国界交叉持有已经是常事。外国公司和个人可以直接来中国投资，也可在纽约证交所、新加坡交易所购买中国公司的股票。同样，海尔等企业可在美国投资设厂，随着QDII的引进和中国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中国公民与公司也会直接、间接地持有外国公司的产权。在这种产权跨国流通的背后，人们对跨国产权的保护自然有一定的预期，对所持产权的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当然有一定的预期，否则谁会把钱投资到你这里呢？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即使有统一的法律和权力机构，投资者的产权也不一定能得到可靠、公正的保护。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境内移到境外、从国内移到跨国持有的产权，那么海外产权保护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就尤其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吸引外资，要到海外上市融资，要让我们的产品外销到世界各地；但另一方面在产权保护、合同的遵守上又我行我素，甚至在出现产权纠纷时还拒不应诉。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
为什么不能应诉？应诉又不一定会败诉，应诉会大大改进中国在海外的公关形象，让世界更把中国看成是负责任的大国。但不应诉肯定是输，后果只能是更负面的。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这是21世纪，而不是18世纪、19世纪的世界。
财富、资本与价值观念
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生产力，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也让中国满足自己的吃住行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再为温饱而担忧。中国正在从生产制造型国家向财富型国家转变。
那么，什么是财富型国家？难道还会有非生产型的“财富型国家”？当然，我们这里不谈靠抢劫、掠夺“发财”的国家，那是非正义、不道德的情况，那些自然不是我们要谈的范例。
人类经济活动和非经济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价值。不管价值的创造方式是靠苦力，靠资本，还是靠无形的管理技能，靠“投机倒把”跨地区运输，靠独到的“投机取巧”理念……这些都是道德的、受正面欢迎的致富方式。只不过，在农耕社会甚至工业社会里，人们对价值只有狭义的定义，把价值只跟温饱、衣食住行联系在一起，“民以食为天”的意思即在此。也就是说，只跟有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任何不能吃、不能穿、不能住、不能行的自然就没价值。所以，只有创造出“东西”的生产活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正是出于这种农耕价值观，“投机倒把”的商人成了“剥削者”，因为他们只是把“东西”从一地运到另一地，没有再生新的“东西”；知识分子也没有创造价值，因为他们也没有制造任何有形的“东西”，所以才有“臭老九”之称。
这种狭义的价值观不只是存在于中国传统中，而且在世界历史上，至近代之前，也一直占据主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在温饱的边缘挣扎了几千年，由于生产能力所限，一直没有产生足够的剩余，主流社会中的大众当然就没有太多物质消费之外的奢望。按照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在公元元年时，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50美元，平均一天1.2美元左右，在那种收入条件下，当然只有“生产”才是价值创造。到1 500年后的明朝中期，仍然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生产能力稍有增长，人均收入相当于今天的600美元。然后，从公元1500年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20年，中国人均收入基本没变，仍为600美元。经过近100年的折腾，到1913年时，人均收入降到552美元。
只要每人每天的收入低于2美元，人的诉求就很难超出物质或者说“东西”，社会对价值的典型定义当然离不开“东西”。在连温饱都很难保证的情况下，没有剩余，自然就没有太多财富可言。
从财富载体的变迁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一历史进程。生产收入有了剩余，亦即有了“财富”积累之后，财富以什么形式保值并升值呢？以前的几千年、几万年间，人类生产能力有限，财富积累微不足道，即使有一些剩余，财富的载体也只是最为原始的土地、房屋和贵重金属，还有就是少量的信贷。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里，连财富的载体也是以耐久性强的“东西”为主，一种“东西”越耐久，它作为财富载体的吸引力就越强，而像金融契约、证券、基金等这些“非东西”的财富载体只是在近代才发展起来。换言之，从需求的角度讲，过去人们总在为温饱生存而挣扎、没有收入剩余，人们自然没兴趣在耐久“东西”之外寻找更方便、流动性更好的财富载体了。所以，在中国，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之前都还没有股票、债券等金融证券，就不奇怪了。
在西方，简单的金融证券最早出现在13世纪中期的意大利，但开始发展得很慢。到15世纪末时，佛罗伦萨的富裕家庭的财富组合中，大约1/3的财富投资在土地，1/3在企业所有权，剩下的1/3在金融票据和证券中，那可能是人类最早以“非东西”形式承载这么多财富的地方了。16世纪后期，股票、债券在荷兰、英国出现了新的发展，人类财富载体品种从“东西”进一步向契约产权迈进，越来越金融契约化、票据化。
但真正从本质上改变财富载体，使财富载体金融化的程度大规模上升，还是1780年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事情，机械化生产大大提升了人的生产能力，不仅使穿、住、行所用到的东西供应量大增，而且使食物类东西的生产供应很快不成问题，农业也逐渐机械化了。工业革命使人类的温饱问题不再是一种挑战。按照麦迪逊的估算，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在1700年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 024美元，1820年工业革命初期时为1 232美元，但到1913年时增加了约两倍，上升到3 473美元。这些说明，在西方社会，财富快速跳跃的时期开始于19世纪，人类的生产剩余一下子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财富积累猛增。随着财富规模的膨胀，人们越来越感到土地、资源、耐用品作为财富载体的局限性太大，既没有流通性，增值空间又有限。对流通性更好的金融投资品种的需求自然就产生并快速增长了。特别是到20世纪，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从1913年的3 473美元上升到20世纪末的2.5万美元左右；另一方面，一场金融革命发生在美国，通过经济全球化，这场金融革命被推广到了许多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
按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在2006年为2 042美元，首次超过2 000美元。每天的人均收入超过5美元，解决吃穿住行的基本物质需求之后，中国人的剩余收入已经越来越多。现代工业技术加全球化了的贸易市场体系，使我们的温饱已不再有问题。具备这种生产、制造“东西”的能力之后，以“制造东西”、“种植粮食”为核心的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活动已不再是价值创造的主旋律了，但这绝不是说传统的“生产”活动不需要了，这些“生产”当然是基础性的，是经济存量。今后中国经济的价值增量不会再主要来自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是来自金融交易、财富投资管理、医疗健康、文化艺术、休闲养心等“服务”业。也就是说，在“生产型国家”里，物质生存还是一种挑战，“东西”的“生产”是主要的价值创造途径；在“财富型国家”里，物质生存不再是一种挑战，机械化的工业生产能力已超出人生活需要的“东西”，如果再扩大生产，就会创造“负价值”。在这种社会里，新的价值创造活动主要来自提供更好的金融安排、把人们各种未来风险规避好、让财富由更好的保值增值载体来承载、提供更多扩展人生体验的途径等。
在实现从“生产型国家”到“财富型国家”的转变之前，中国社会首先需要转变“价值”观念，改变只认“生产”才是创造“价值”的农耕时代观念，改变过时的劳动价值论，否则中国社会很难在价值链上有实质性的升华。
如何理解这些话呢？就以金融服务为例。本来，在完全解决了今天的物质消费需要之后，人们自然会把经济决策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对退休养老、天灾人祸、病残等未来需求以及意外风险的规避上，今天的生活需要解决了，人自然会立即想到把明天的需要也安排好，解决好自己一生一世的经济需要，这是人之常情。那么，金融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理财产品、消费信贷等各类金融契约与证券，它们的作用恰恰是帮助人们解决养老、保险和理财需求，在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提供这些金融交易服务的时候，它们当然在创造价值，因为它们让社会大众的生活过得更安全、更潇洒、更自由，人们也愿意为这些金融服务付费。可是，按照“生产东西才创造价值”的观念，你很难这么说，因为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新的“东西”。正因为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难以接受金融从业者赚取的高收入。但如果没有金融行业的根本性发展，中国难以过渡到“财富型国家”行列。
还有就是以敌意收购公司为主业的私人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不仅在中国，即使在美国，人们也很难承认这些基金经理在创造价值。美国的KKR私人股权基金公司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该基金专门寻找那些坐拥许多优良资产但不怎么为股东创造价值的上市公司，找到之后出高价把公司收购过来，一方面把与该公司主业无关的资产卖掉，另一方面对公司管理层作重组，这种重组过程一般会持续两年左右。重组好之后，再让公司重新上市。整个过程走下来，KKR私人基金往往能获得几倍的投资回报。
那么，这些基金经理创造了价值没有呢？是不是他们在剥削呢？按照“生产东西才创造价值”的观念，这些基金经理的确没有产生出新“东西”，甚至可能还毁掉一些“东西”。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私人基金的运作，不仅使基金的投资者赚到高回报，从而获得更高的价值，而且给美国各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造成相当大的压力，逼着他们去把自己管理的上市公司做好，否则，如果他们坐在许多资产上但不创造价值，他们可能会被私人股权基金赶走。换句话说，私人股权基金给社会创造的价值，在于逼着各资产的掌权者去最大化回报，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
所以，在“生产型国家”里，价值主要靠“生产”东西而创造；在“财富型国家”里，新的价值主要通过提高资产的配置效率、提高个人和家庭一生一世的经济安全、拓展个人的人生体验来创造，这些活动都不生产“东西”，但在后工业社会里，这些“非东西”却比“东西”更有价值。说到底，一天只有24小时，谁需要无穷无尽的“东西”呢？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说到财富，我们会认为一个国家富不富，关键取决于其自然资源的多少。小时候上学，我们学到中国“地大物博”，并认识到，正因为有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中国是多么富有。到了美国，我们发现美国也是“地大物博”，而且更富有。当然，相比之下，日本和新加坡的自然资源有限。可是，到2002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63万美元，日本为2.8万美元，新加坡为2.47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为4 600美元（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这些数字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国的财富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然资源。一个国家可以地小，物也不博，但它照样可以很富；同样，一个国家可以“地大物博”，但并不一定就很富。这种现实显然对我们从小就学到的财富观念构成冲击。那么，一国的财富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为什么世界各国贫富悬殊呢？既然中国、美国、俄罗斯与印度都“地大物博”，那么是什么使这些国家的财富状况千差万别呢？
就像许多同代人一样，1979年我在中南工业大学（即现在的中南大学）读书时选择的是计算机工程专业，1983年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选读的是网络系统工程。那时，大家要么学数理，要么学工程，正是“地大物博”财富观在专业选择、职业取向中的具体应用，以为只要中国有更多的工程师制造出更多的机器，从而就更“物博”了，财富就更多了。直到近几年，人们还是认为像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这类社会科学既不造物，又不生财，所以普遍被认为不重要。现在，比较一下各国的贫富悬殊现状才发现，原来“地大物博”、物资丰富只能给一个国家提供优质的“先天条件”，但这些并不是“先决条件”。日本、美国与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
此话怎讲呢？就从亚洲多国和地区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看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八九十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然后到近十几年的中国大陆，都是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靠内需来发展本国经济。正因为如此，在近几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在国内扩大内需，为下一波增长寻找原动力。当然，讲到这里，我们自然要想：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因本国内需不够而靠出口、靠“外需”来为其经济提供原动力的时候，世界上必须有些国家“内需过剩”，迫使它们靠进口来满足本国过剩的内需。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内在动力使其内需过剩？是什么东西让它们产生这么多内需？这些东西中国是不是可以借鉴？
一个简单的答案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很富。美国之所以内需过剩，我们可能说是因为它有像位于纽约曼哈顿这样的栋栋高楼、有微软和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公司，让美国财富过剩，因此消费需求自然也过剩。可是，所有这些财富都是极为表面、极为脆弱的，因为如果一夜间拿掉美国那些经济制度机制，撤走那些金融证券工具，废掉对私有财产和无形产权的保护，那么所有大楼和公司的价值都会一落千丈，那些过剩的内需也就不复存在了。
以纽约著名的帝国大厦为例，该大厦分为零售层、写字楼层和宾馆层。按照“地大物博”的财富观，由于其建设费用很高、存在的历史长等，因此这栋楼作为资产的账面价值应该很高。但是，客观地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