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撰文：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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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50、60年代以来，社会史和文化史交替引领美国史学的潮流，曾长期在史学界一统天下的政治史雄风不在。尽管有关政治史“衰落”、“消亡”的论断不绝于耳，但时至今日，政治史仍然存在着，并表现出足够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二十一世纪初，有学者甚至自信地宣称：“我们正处在一个美国政治史走向兴盛的时刻”。在美国政治史衰而不亡、“浴火重生”的历程中，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起，不少美国政治史家把国家构建理论引入历史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美国国家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研究美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反思美国国家权力的强弱。这种新的研究路径和研究取向为美国政治史研究增添了活力，也对整个美国史学界和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找回国家”与国家构建理论的出现
在美国学术界，国家构建理论并没有与美国国家权力的扩张相伴而生。在二战之后，美国的“国家的职能已经大大增强，几乎被国民生活的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但在很长时间内，国家在美国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研究却被边缘化了。在20世纪50、60年代，多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的政治科学和社会学中颇为盛行，二者的共同特征是在考察政治和政府活动时，都采用了以社会中心的分析路径。在这种视野内，国家被简单地视为利益竞争的公共舞台、竞争性力量的裁判或支配阶级的工具；国家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一种缺乏自主性的因素，被社会科学的学者所忽视。在历史学科中，则发生了社会史和文化史革命，历史学者们开始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阶级形成、性别关系和文化意识等问题成为他们的关注焦点，政治史开始呈现衰落之势。在此情形下，历史上国家的角色越来越受到历史学者的轻忽，国家似乎从美国历史研究中消失了。
然后，二战后世界各国面临的种种变化，使得对国家的关注变得不可避免。从二十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凯恩斯革命”使得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迅速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流行开来。二战之后，伴随着整个殖民体系的解体，诞生了很多新兴的国家，它们发展历程引发了政治学者的关注。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工业民主国家面临着经济滞涨、福利负担过重等诸多问题。美国自身更是遭遇到严重的政治危机，越战和水门危机激发了美国人对其政治体制的反感，也对美国的政治和制度安排的基础造成了挑战，这更加促使了国家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
在国家回归学术领域的过程中，比较政治发展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Development）居功至伟。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比较政治发展领域的早期著作主要关注第三世界国家，集中考察这些国家的民主化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化之间的紧密的关系。6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波动和很多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所发生的动荡、后退和“失败”，使得比较政治学家反思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重新思考国家权力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政治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1979年出版了《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提出了新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不是社会经济利益而展开冲突的舞台，国家具有独立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偏好和行为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只有以国家为中心视角，才能充分理解社会革命。斯考切波的国家中心视角成为国家复归学术研究的又一大推动力。
在历史学家内部，也出现了对美国国家发展进行反思的潜流。出于对自由主义的、总统为中心的政治史的反对，有一批政治史家把其研究重点转向美国政治的结构及其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形成了所谓的“组织综论”（Organizational synthesis）。这批政治史家认为，美国在十九世纪80年代到二十世纪20年代之间所发生国家政治制度的加强，包括公司、专业行业（profession）、和管理型国家等大规模的全国性体制的出现，是美国现代史的最重要的发展；而美国管理型国家体制的出现，则是对现代化产生的新需求的回应。“组织综论”激发历史学家去考察政治体制的结构性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把历史学家的眼光重新拉回到国家。
在上述的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国家再次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其明显标志是《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一书在1985年的出版。斯考切波在其著名论文《找回国家：当前研究中的分析策略》中指出，过去数十年，在比较社会科学领域中突然出现了研究国家的热潮，主要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研究国家。研究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学者考察了国家在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帮助促进全国的经济发展和与跨国公司谈判中所起的作用；对欧洲、北美和日本这些工业民主国家感兴趣的学者研究了国家在发展社会项目和处理国内国际经济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比较历史研究分析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在社会革命中的分裂和重建，以及国家对阶级形成、种族关系、妇女权利和社会抗争模式的影响；经济史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把国家理论化为产权的制定者和市场的管理者与破坏者；文化人类学家则探究了“国家”在非西方语境中的含义和活动。
在“找回”国家思潮的种种推动力量中，对国家构建理论最有影响力的是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兴起。二战之后，很多研究大规模政治发展的学者试图摆脱“过去的专横控制”（tyranny of the past），不再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政治变化，而使用调查研究、定量分析等新技术。6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对这种关注现在和未来的改变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认为这种研究所考察的时间段太短，难以发现政治变迁的趋势，且容易把从西方经验中提出的错误的模型作为判断政治发展的标准。这些学者试图重新以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政治发展，使得历史制度主义重新回归到政治研究中。与传统的以历史个案进行广泛的分析的方法和当时主流的政治学对政治进行自然科学式的微观考察均有所不同，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治在根本上是历史性的，不能被理解为其他东西；政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在此前存在的体制结构中运转，新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旧体制上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构建，包括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变革，就成为历史制度主义考察的关键。
1969年，美国比较政治研究协会邀请了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等七名杰出的政治学者，开展一项研究西欧国家的国家构建的项目，该项目的成果就是1975年出版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一书。蒂利等学者以马克思·韦伯式的定义来界定国家，认为国家至少具有四项基本功能：在具有司法权的领土范围内攻击和遏制其权威的竞争者和挑战者；在其领土之外发动针对敌人的战争；通过攻击和遏制领土内外的敌人来保卫统治者的基本盟友；从社会汲取资源以确保之前三项活动能够进行。资源汲取性和压迫性是国家的最主要特征。因此，国家构建就是构建保证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的过程，具体的内容包括：保护领土的安全和主权的统一完整，在统治范围内建立有效的政治和法律秩序、建立有效的资源的汲取和分配机制，为公民提供基本的权利和福利等。从这个角度上看，国家构建或国家形成可以被概括为三个因素：增强军事实力、增加资源汲取能力、集中权威。
《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书成为以历史制度主义研究国家构建的开山之作，它不仅率先把对国家构建的研究对象从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转移到欧洲的发达工业国，也基本奠定了国家构建理论的基本范式，对政治学界和历史学界影响颇深。这种国家构建理论的最大特征是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对立，认为国家从社会汲取人力和财力资源的能力是国家构建得以进行的基础和关键。
需要指出的是，蒂利等学者在此书中把国家形成（state-making, state-formation）与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视为同义词并互换使用，实际上，他们所研究的主要是欧洲国家在近代早期以来的形成过程，既国家形成。与之相比，国家构建是一个更加长期、动态过程，在国家形成以后，国家构建仍在不断进行。以蒂利为代表的这批历史制度主义者，其实已经意识了二者的区别，在这本书中，他们主要使用的是国家形成（state-making）一词。此后的很多学者在研究国家的形成过程时也大多使用了state-making或state-formation一词。蒂利等人也意识到了国家构建与国族构建（nation-building）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他们没有对国族构建进行清晰地界定，只是将其等同于建立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感、忠诚、政治认同、在国家疆域内建立大众政治身份和文化霸权。
国家构建理论与美国政治史研究
在《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出版后的数年中，国家构建逐渐成为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近代早期以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构建，对美国的国家构建历程鲜有涉及。直到1982年，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出版了《构建一个新的美利坚国家：美国国家行政能力的扩张，》（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真正地把国家构建问题带入对美国政治发展历史的研究之中。
斯科夫罗内克指出，国家制度的构建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经由政治斗争而实现的国家变革或变革失败都是此前已确立的制度设计所造成或协调的”；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法庭和政党”国家，行政部门弱小，缺乏国家意识，政党和法庭制度把全国政治联系起来，共同控制了政府的运行，组织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19世纪末，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这种政府组织形式的不足和弊端愈发凸显出来，进步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管理型的国家；但国家构建并不是国家对现实需求的被动反应，国家也有自主性和自身的利益诉求，这使得美国在20纪之交的国家构建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77年到1900年，在此阶段，“法庭和政党”国家的能力扩展到极致，尽管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改革者试图建立新的官僚机构，但遭到了旧体制的对抗；1900年至1920年是第二个阶段，在此时期，管理型国家最终取得了巨大发展，也开启了利用国家机构来重新定义权力关系的争夺。总之，美国在20世纪之交的国家构建是“整个政府运行模式的系统变革”，由此诞生了一个强大的管理型国家，但是国家的权力依然受到了宪政体制的制约。
斯科夫罗内克此书虽然是政治学著作，但是他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应用和对美国政治发展历史的深刻洞察，使得此书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政治学家界，成为在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学科中可以“界定领域”的著作。斯科夫罗内克的最大贡献是把国家构建理论真正纳入到对美国自身政治的研究之中，激发学者们重新思考国家对美国人的意义，反思美国国家结构的变化和国家政策的变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构建一个新的美利坚国家》一书有助于在对以历史途径考察美国的政治史家和社会科学家中，将国家构建的研究合法化。
对正在衰落中的政治史研究来说，斯科夫罗内克此书可谓是一种“福音”。这本书出版之际，如今在已经卓有成就的政治史学家布莱恩·巴洛格（Brian Balogh）还是一名年轻的博士生，刚刚步入政治史这个“垂死的领域”。但是当他看到斯科夫罗内克的著作时，顿时觉得有了希望，因为他从斯科夫罗内克那里看到了“一种新的解释美国历史的方式”。斯科夫罗内克对国家构建历程的开创性解释不断引发政治史学者的思考。此后二十年中，以国家构建理论来研究美国政治史的学者大多都在是回应他的两个经典论点：19世纪的美国是“法庭和政党”国家，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的美国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同以往的国家结构——管理型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与其它强调国家的发展是为了应对阶级冲突、危机和选举重组的学者不同，斯科夫罗内克从政府制度的角度出发，把美国的国家构建阐释为在面对之前存在的制度结构时，创立新的政府机构；新机构为了确定其在制度中位置，必然与进的机构而进行的争夺，这使得国家构建具有不确定性，而环境改变与治理设计之间的分裂，也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性。这种解释避免了进步主义史学和组织综论的必然性，也使国家构建研究的视野变得更为开阔。
1986年，斯科夫罗内克与另一名政治学家凯伦·奥瑞恩（Karen Orren）共同创办了《美国政治发展研究》（Studi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期刊，以推动历史制度主义在政治科学领域的发展。该期刊聚集了一大批历史制度主义的推崇者，当主流的政治科学都把政治视为一种不同的理性参与者之间的竞争时，这些学者却认为政治在根本是一种历史过程，国家政治制度的构建就路径依赖的特征，新的体制是建立在旧体制的基础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把政治史带入了政治学研究。
以斯科夫罗内克代表的一批政治学者对历史制度主义大力推广，使得对美国政治的历史进程的研究成为政治学界的热点，这在很大程度给正在边缘化的政治史家以极大的信心。1986年，历史学家威廉·E·洛克滕堡（William E. Lechtenburg）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年会上发表了题为“政治史的适当性：论国家在美国的重要作用”的主席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洛克滕堡宣称：“政治史将成为下一个史学前沿，尤其是关于美国国家的历史。可能有人认为，这一课题已经研究得尽善尽美了。然而，传统史学家实际上从未对此作过系统研究，而不可思议的是，新政治史却把它完全忽略了。”因此，他号召历史学家们系统地研究美国国家的历史，以了解如今的美国国家制度是如何被一步步构建起来的。
从短期来看，勒奇坦伯格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在此后数十年中，历史学科整体在经历文化转向，新文化史成为最前沿的研究领域。但是，关于国家构建的研究确实成为美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并不断改变人们对美国国家历史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在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推动下，公共政策史这个跨学科的领域成为国家构建研究的重点。1989年，政治史家唐纳德·克里奇洛（Donald Critchlow）与政治学家佩里·阿诺德（Peri Arnold）一起创办了《政策史期刊》（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大力推动了政策史研究的发展。确切地说，国家构建并不是政策史研究的全部。因为政策史研究有多种路径，文化史家试图解释政策背后的特殊文化内涵，社会史家试图考察福利和教育等社会政策如何发挥影响以及这些政策的形成因素，政治学家则试图从历史中找到医治当今问题的良方。但是这些研究都与国家构建有密切联系，因为在所有的政策史研究中，政策的历史都以政策制定的过程为中心，包括议程制定、立法和实施。而政策的制定是国家行为，必然会受到国家体制的制约，重要的政策则会对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政策史研究的发展对于有关国家构建的政治史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政策史研究直接推动了关于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美国国家构建的研究。正是在这段时期内，美国的国家权力得到了爆炸式的扩张，联邦政府的管理机构日渐复杂，政治体制和治理理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都成为国家构建研究的题中之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关于20世纪以来美国的国家构建的研究实际上是在不断回应斯科夫罗内克所提出那个重要问题：美国是如何从一个国家意识很弱的国家发展为一个全新的管理型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利维坦”。对此，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有学者从福利政策的发展和福利制度建立的出发，分析了美国福利国家的起源，以及美国国家权力在此过程中的发展；有学者从战争塑造国家的理论出发，分析了一战对于美国国家体制的影响，提出了“补偿性国家建构”(compensatory state building )的理念——国家机构通过与私人部门合作来弥补自身管理能力的不足，这种合作所依靠的不是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而是通过市场的利益刺激；有学者分析了新政对国家构建理念的影响，指出从新政开始到二战结束的这段时期内，补偿性国家观念取代了管理型国家观念成为新政自由主义理念的核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重新定位：它只需对经济进行间接干预，弥补市场机制自身的不足，而无需深入经济运行的核心对其进行直接干涉；有学者指出，在冷战时期，美国的政府组织体制、国家管理理念，乃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美国成为“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国家权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还有学者对美国的财政、税收、金融、货币和物价等政策进行分析，考察美国联邦政府在相关领域中的管理性作用，以及相关的管理体制的发展。
总之，国家构建理论的引入，使得美国政治史家可以更全面、深入地思考20世纪以来美国国家权力的扩展、国家体制的变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美国在20世纪以来的不同时段的国家构建的方式、理念、环境和影响的解释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基本都认为，这段时期内美国国家构建的最主要结果是，美国从一个没有“国家意识”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管理型国家、福利国家和国家安全国家，国家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管理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毫无疑问，关于19世纪末以来的美国国家构建的研究，是过去数十年来美国政治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潮流之一，且至今方兴未艾。尤其是9·11事件之后，以保卫安全为名，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再次扩张，已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公民的个人权利造成了威胁，促使学者们开始思考国家构建与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之间关系。 这些研究都表明，对历史学者而言，国家构建理论的确具有特殊的解释力。
挑战“弱国家权力”神话
毋庸置疑，在社会史和文化史领跑史学的时期，国家构建理论成为政治史得以继续前行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对政治史学者而言，国家构建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美国政治史的透镜，他们可以不再研究意识形态，而是去考察宪法、政党体系、司法体系和官僚体系的结构，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构建理论也为其他研究领域提供了解释框架，性别史家开始研究社会政策对女性的影响，种族史学开始研究国家在决定公民身份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环境史家则开始考察国家机构和政策对美国环境的影响，而这些研究又在某种程度上把政治这个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所厌弃的研究对象重新拉回到学术研究之中。而且，在历史研究碎片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形下，国家构建为综合性叙事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国家提供了讲述历史故事的某些边界，为故事的推进提供了关键冲突，描绘了那些所有社会群体达成共识的领域，并把自己的发展融入到那些塑造或重塑了后人选择的历史因素之中”。
对美国史学界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国家构建理论的最重要意义是对美国“弱国家权力”神话的挑战。“弱国家权力”是美国例外论作这种历史悠久的意识形态传统所产生的诸多认识论上的“神话”之一。所谓“弱国家”神话，是指在整个美国历史中，一直存在一种认为美国中央政府权力弱小的传统。这种神话强调个人主义、私人权利、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自由劳动和自由经济在美国历史中的所谓“自然”发展，低估那些更加历史性和“人为”性因素在集体决策（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公共法律、政府和管理等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作用。在这种神话叙事中，“国家自身被视为一种危险的欧洲人的发明，它在自由、没有管理、没有国家的美洲从未真正找到容身之所”。
美国的“弱国家权力”神话源自一些十九世纪欧洲政治理论家的经典论述。他们把当时的美国政府与欧洲的传统进行比较，认为美国没有任何“国家意识”（sense of state）。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论述来自托克维尔和黑格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政府的政府像一部“看不见的机器”那样运行，尽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秩序在运行，但美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他还预言“美国联邦政府将不断削弱下去。它将逐渐放弃一些义务，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一个越来越小的范围之内”。黑格尔认为，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政府几乎完全没有公共负担，也没发展出欧洲式的政府形式和机构；美国人的公共生活是个人权利、安全和自由，国家只是外在之物。他甚至质疑美国是否是“现实的”国家，因为在他看来，“一个现实的国家和现实的政府成立前，必须要有阶级的发生，必须要有贫富两阶级成为极端悬殊”，而美国则是普遍平等的状况。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国家权力迅速膨胀的20世纪，美国弱国家权力神话却得到大力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冷战的特殊语境下，很多学者把美国政府发展的历史与苏联相比，强调美国国家发展的独特性，认为消极自由、自愿主义（Voluntarism）、基于自我利益的自由主义和基于自我管理的市场是美国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政府在美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微。阿瑟· M· 施莱辛格（Authur M. Schlesinger）、丹尼尔·布尔斯廷（Sr., Daniel J. Boorstin）、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等“一致论”派学者则创造了一种很有影响力的美国历史叙事，把美国历史解释为社会优先于政治、个人行为优先于集体行动、私人竞争优先和自愿主义优先于公共决策和政府指导的产物。在这种意识形态色彩较厚的解释范式中，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消失了。冷战后,美国人对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减少管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的着迷，是弱国家权力神话再次兴起的强大动力。弱国家权力这一“美国例外论并没有被20世纪的美国国家构建所超越，而是采取了新的形式出现”,在讨论美国国家权力时，学者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经常使“弱”或“强”这种明显的术语。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学术界逐渐出现了一股重新思考美国国家权力的思潮，引导这一潮流就是国家构建研究。新一代历史学家对美国构建历史的重新解释，为这股思潮提供了最重要、最持续的动力。在这一代历史学家成长的过程中，欧洲国家的权力正受到更多的遏制,危险性也越来越小；于此相反，美国式的法律和经济秩序正在有侵略性地向全球扩张，美国国家权力的这种实际存在激发了他们思考美国这个国际利维坦崛起的历史。国家构建理论为这种新的史学潮流提供了有效的解释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构建理论也曾是美国“弱国家权力”神话的推动者。只不过在此前的研究中，学者们都从用源自欧洲经验的国家构建理论模型来考察美国历史，以集中化、理性化、行政化、官僚化作为现代国家的标准，从而得出美国国家权力弱小的结论。斯科夫罗内的19世纪美国史“政党和法庭国家”的论点，正式源自这种马克思·韦伯式的国家理论。而新一代学者们则尽量避开这种带有“欧洲视野”的国家构建理论。一方面，国家理论的发展论为学者们理解美国国家权力提供了新思路，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理论影响尤其广泛。曼把国家权力分为专制型权力（despotic power）和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前者是指传统意义的国家权力，后者是指国家进入公民社会能力，以及其在既定的权力范围内的实施政策的能力。在该理论的启发下，学者们不再以传统的“强” “弱”两分的观点来界定国家权力，而是注重从法律能力、制定能力等方面重新看待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在历史学中，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历史学家没有把研究局限在理论模型的框架内，而是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考察国家权力的演变。
关于国家构建的新研究表明，此前的历史解释因深受美国例外论的影响，聚焦于对美国国家权力的限制、弱点和落后特征的分析，忽视了美国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美国在逐步扩张权力，成长为世界历史上最强大法律—经济和地缘政治霸主；实际上，美国政府的权力一直都比之前的历史解释更加强大、宽泛、牢固、更具干涉性和再分配性。
这些历史解释，大多集中讨论了19世纪末以来美国国家权力扩展和国家构建的过程。那么，20世纪之前的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那个时期的美国真的是缺乏“国家意识”吗？19世纪的美国真的是一个与当今美国完全不同的“法庭和政党”国家吗？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试图根源上破除美国弱国家权力神话。
国家构建理论与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势
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从建国到19世纪，美国的政治体制就有一个鲜明特征：一方面，公众的政治参与度很高；另一方面，国家管理体制落后，政府权力极小，管理功能微弱。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国家构建理论的引入，使得不少学者开始重新考察19世纪之前的美国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力的发展，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有不少学者开始重新考察政府机构美国早期历史中的作用，其中理查德·约翰（Richard John）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约翰考察了从1755年到1844年间，美国邮政体系建立和发展的历程及特点。其研究表明，美国联邦政府在促进和管理通讯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联邦邮局（General Post Office）身兼通讯流通、交通协调和金融管理等职权于一身，对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重要影响；在美国邮政系统所传递的邮件中，由政府资助的介绍联邦国会的进程和中央政府日常活动的报纸、杂志和公共文件占了相当多比例，这表明联邦政府在塑造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美国邮政体系的建立，创建了供商业信息互通的全国性市场和讨论全国性事物的公共领域，这进一步促进了美国自愿团体和大众政党的建立，而在此过程中，联邦政府不仅仅是各个社会集团相互争夺的舞台，而是一个独立的起到改变作用的因素。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早期政府机构的研究中出现所谓了“新制度主义”潮流。学者们不再研究独立的政府机构，而是从法庭、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考察政府对共和国早期（）美国社会的影响。这种新潮流不仅研究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取向的行为，也考察特定的政府机构背后的组织网络所造成的非计划性的、预料之外的后果，认为政府机构在美国社会和文化转变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杰瑞·L·玛莎（Jerry L. Mashaw）的研究就颇具代表性。传统上，美国学术界一般认为美国的行政法产生于1887年成立的洲际贸易委员会的成立；在此之前，联邦政府的行政职能弱小，议会的法令要么自动生效，要么因太过繁复而阻碍行政判断，而且联邦行政机构受总统的全权控制，对其行政行为没有司法审查，完全不符合现代国家的行政官僚体系标准。玛莎则认为美国早期的行政法体系远比这种解释丰富和完备，从建国伊始，一些行政人员就被授予更广泛的法律权威，他们的行为也得到了国会的监视，普通法的实践提供了一种比我们当今所观察到的更为健康和富于侵略性的司法审查。
从特纳开始，历代美国史学都把西部史看作一部个人奋斗和地方发展的历史，而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则把联邦政府的权力放在西部史的中心地位。他认为在西部发展的过程中，个人和地方因素的所发挥的作用更小，联邦政府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西部的发展比美国的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加依赖联邦政府。在19世纪，除了内战之外，联邦政府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在西部地区却是个例外。对西部地区的美国人而言，联邦政府就像一件粗糙的羊毛衫，既可以给他们温暖，又会使他们感到不快。但西部人从未像南部人那样试图完全去除联邦政府的刺激，而是愉快地加以抱怨。联邦政府在塑造西部的同时，西部也成为了政府的“幼儿园”，培育了一些现代的政府机构，那些东部的地方性机构，在西部却代表着联邦政府。总之，西部为联邦政府提供了扩张权力的平台，这些权力最初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是不存在的。在管理和开发西部的过程中，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力得以扩大，一个强大政府开始在西部逐渐形成，在此过程中，州政府的权力也没有被削弱。
在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方面，有学者挑战了自由放任经济是19世纪美国的基本原则的传统解释，重新发现了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约翰·劳里茨·拉森（John Lauritz Larson）认为，自由放任并不是美国政治经济的亘古不变的原则，而是在与积极自由积极政府的竞争中胜出的；在共和国初期，为促进公共福利而积极地运用政府权力，从来都没有被排除美国共和主义之外，而是革命政府的合法权力的题中之义；革命一代的领导者们制定了详细乃至精确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方案，以推进公共利益，这在内部改进运动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但是在市场发展和政治竞争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下，市场的地位不断上升，并在19世纪中期取代民主政府成为更合法的仲裁者，美国共和主义的支柱从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变成自由和私人财产权，到1870年代，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全面展开和联系紧密的现代国家的成型，美国完成了从大众民主政府向自我管理的市场的转变；但是，积极自由和积极政府这一建国时期的传统并未消失，平民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在此后的改革并不是什么创新行为，而是试图复兴“美国革命这一清晰、不证自明和激动人心的目标”。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则指出，即便在拉森所谓的自由放任原则节节胜利的时期——从内战期间到19世纪末，横跨大陆铁路的建设与政府之间仍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政府为铁路建设提供资助，确保铁路的修筑权，对铁路进行管理；早期的横跨大陆铁路公司都是公私合营，尽管它们在19世纪末都成为私营公司，但其公共根源（public root）仍然存在；19世纪末，当铁路公司承担着无所不在的政治压力时，政府以保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名义帮助镇压罢工的工人，维护公司的权利。另一方面，铁路公司也充当了国家扩张的工具，帮助政府解决了印第安人问题，并刺激移民进入西部，使政府的权力范围大大扩张。
有学者重新思考从美国独立到内战爆发期间奴隶制的发展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系。美国史家唐·爱德华·费伦巴赫（Don Edward. Fehrenbacher）认为，宪法在本意上既不是支持奴隶制，也不是反对奴隶制的，宪法制定者们希望把这个问题留给后人去解决，但是联邦政府在此后的政治实践使得宪法成为支持奴隶制的法律。在外交问题上，为了挑战英国不断发展的反对奴隶制事业，联邦政府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义为奴隶制利益的代理人，支持联邦制作为一种全国性的机制；在国际奴隶贸易方面，美国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南部对英国反奴进程的担心，都促使美国政府在镇压国际性海洋奴隶贸易时的不作为；在联邦领地的奴隶制发展、逃奴问题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形成等问题，联邦政府都间接支持了奴隶制发展。到19世纪50年代，多年的政策实践、各种法令和法律已经将美国变成一个“蓄奴共和国”。正因如此，尽管以现代的标准来看，林肯的反对奴隶制措施似乎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但是在南方人看来，这是一场要终结“蓄奴共和国”的“共和革命”， “那个在公海、在与外国政府打交道时、在哥伦比亚特区、都在联邦领地上、甚至一定程度上在自由州都保护奴隶制利益的共和国即将终结”。
历史学者布莱恩·巴洛格（Brian Balogh）则系统论述了联邦政府在19世纪的美国所发挥的作用，挑战了学术界长期盛行的美国政府在19世纪弱小、消极的神话。作者认为，在建国时期，盛行的共和主义理念强调政府进行积极的管理，以维护公民的共同利益；尽管在19世纪，美国经历了从共和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自由放任观念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全国的政府体系并未解体，这些机构在19时间美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国政府推动了内部改进运动、征税、建设灯塔；为了实现国内目标而实现积极的对外政策（如路易斯安娜购买）；管理、发展并出售西部领地；与印第安人作战并将他们迁走，对军队职业化。即便这些活动可能只是“小”政府的核心职权，但是对美国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全国政府试图在不征收直接税和不建立全国性官僚机构的前提下，通过提供资助、制定规章、进行授权、委托代表等方式行使权力，这使得政府实际实施的权力比表面上拥有的权力要要多得多，并影响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埃德林的观点：联邦邦主义者就试图建立一个尽量不与人民发生直接接触的、“轻便”的但是权力强大的政府。
瑞典学者马克斯· M·埃德林（Max M. Edling）从国家构建的角度重新解释了美国宪法的起源。埃德林认为，美国宪法的主要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权力分割、制衡的政治体制，而是要构建一个欧洲式的强大的“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在他看来，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分歧主要在对新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权力的接受程度，反联邦主义者担心一个强大的政府会通过其汲取资源的能力对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身和财产权产生威胁，联邦主义者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困境：如何即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财政”国家，又尊重美国人的反政府传统。联邦主义者主要办法是选择正确的资源动员方式，尽量减少全国政府与人民的接触，以建立一个既强大又“轻便”（light）的政府。最终，根据联邦宪法宪法所创立的国家拥有欧洲的“军事-财政国家”所具有的全部重要权力。全国政府将被限定在特定的领域之内，但是在这些领域之中，它的权力不受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社会史和文化史家的研究表明，移民限制以及各种以种族、民族和性别为基础的隔离和歧视行为，都不是完全是自由放任和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在每个领域中，国家权力的痕迹都清晰可见。
总之，在过去数十年中，对建国至19世纪中期的美国国家构建的研究，已经成为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的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领域。这些新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完全颠覆我们对美国早期国家发展历史的看法，使我们对美国早期的国家体制和国家权力有了全新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看，在美国早期史领域内，“把国家找回来”这一斯考切波在三十年前的号召已经得到实现。
如今看来，洛克滕堡在1986年的预言似乎仍未实现，政治史并没有重新成为史学研究的前沿。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此后三十年中有关国家构建的研究，仍不得不佩服他的学术眼光。洛克滕堡在当年指出，美国的国家权力已经大大扩展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如何扩展的，这种扩展是如何合法化的，不知道战争、福利需求和其他原因在美国权力发展中的作用；我们不知道在美国的历史中，国家与社会、经济、战争、法律等领域的关系，我们甚至不知道美国是何时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的。前文所述的众多研究成果，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一回应。而且，这一研究仍在进行之中，比如在美国早期的国家发展、美国与社会的关系演变等领域，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新成果也在持续涌现。
这些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美国“弱国家权力”的神话，但是与美国例外论一样，这个神话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且还会长期存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国际“利维坦”，在国内国际事务上持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在这种学术和现实语境中，国家构建研究显得更有意义。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美国的国家权力是如何扩张的？这些扩张又是如何合法化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美国当前的国家形态与建国一代的构想有何不同？或许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仍将是美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对需要深刻了解和认识美国的中国美国史学者而言，研究这些问题的需求也许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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