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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岁的毛泽东在1957(二）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发布时间： 07:58:03
来源：毛泽东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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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 六十四岁(二）
&&&&&&& 3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胡绳[1]、田家英等谈逻辑学问题。
&&&&&&& 3月16日 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周、陈、彭真、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毛泽东将指示稿中的&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改为&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中共中央指示指出：&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文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地繁荣起来。&指示肯定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人士参加的重要经验，同时要求各省市委召开同样的宣传工作会议，第一书记必须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并指导会议的进行。
&&&&&&&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陈伯达送来两本书[2]。
&&&&&&&&3月17日 中午，乘专列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同天津市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3]等谈话。
&&&&&&& 同日 晚上，到天津市人民剧场，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在我们过去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打倒蒋介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还有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这个斗争时间很长，从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算起，有一百多年。这是一个很大的斗争。在作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开头也是不相信的。现在人们就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至于建设，人们历来就说共产党恐怕是不行的。我们过去是阶级斗争为主，不是说没有搞建设，还是有建设。要讲不会，也会一点儿。因为过去做阶级斗争的时候，在根据地也多多少少学了一点。但是盖大工厂，搞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教育那一套东西，我们就不会了。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不对。为什么共产党也能领导呢？我们把这些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统统放到计划里头，作出长远计划、年度计划，以计划去领导他们。此外，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他们，就是以马克思
主义去领导他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不会的。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学会的，我们现在要学。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八大决议上面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要学会在科研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改变之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上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跟过去有所不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搞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现在搞建设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现在不重复以前的错误，我们就可以少付代价，可以避免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我们现在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更大的改变时间还要多一点。那末，先生是谁？先生就是现在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态度要好，不摆官僚架子，首先承认自己一窍不通。现在我们党内有种风气是不大好的，就是脑筋里头装满了过去那些东西，新的风气没有养成，没有养成阅读看书的习惯，没有把我们的剩余精力放在学习上头去。你完全不懂，又不肯学，又要摆那么一副架子，这就不好了。就具体的业务来说，我们是不能
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所以我们有学习的任务。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对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够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我们现在扩大发行《参考消息&，无代价地替帝国主义出份报纸来骂我们。
我每天都看。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么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是怎么样。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就很危险。我们就是叫人们自己去思考，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比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若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当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天津，继续南下。
&&&&&&& [1]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6月又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
&&&&&&& [2]可能是两本关于逻辑学的书。
&&&&&&& [3]吴砚农，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万晓塘、李耕涛，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副市长。李华生，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
&&&&&&& 同日 在天津致信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
&&&&&&& 3月18日 晨，到达济南。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舒同、赵健民、李广文[1]、师哲、夏征农[2]等谈话。
&&&&&&& 同日 晚上，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我只讲一个问题&&思想问题。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比过去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当然，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争鸣是要争几十年的。刚才讲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形态上面的，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些方针在我们党里头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不甚了解，有一些同志不大赞成这样的方针。采取这些方针有什么理由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种使得文学、艺术、科学能够繁荣起来的一种方法，也是一条方针。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党功劳太大，在中国社会的威望太大，这就发生一个危险，容易包办代替，用简单的行政命令行事。所以，我们特地请几个民主党派来监督我们，并且跟我们长期共存。所以，现在的方针不是收，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是放得不够。思想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当提倡大家公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辩，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如果我们是采取放的方法，采取说服的方法，我们的国家就会兴盛起来。专政是对付敌人的，民主是对人民的。人民内部的关系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如果我们搞错了，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内部，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的方法，那末我们这个国家就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有压服不了的时候。人民内部矛盾发展起来了，又不要压服，不要用行政命令，这样一来是不是很危险？据我看，没有什么危险。不同的意见只会因为辩论、民主的讨论而得到正确的解决，得出真理，文学艺术方面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科学方面会要更加发展起来。这种功效不是一年两年看得出来的，可能要十几年到几十年才能看得出它的效力来。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就是要转入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现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按照八次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们国家是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好好利用知识分子的队伍。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当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济南。
&&&&&&& [1]赵健民，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山东省省长。李广文，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 [2]夏征农，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3月19日 晨，到达徐州。在专列上同中共徐州地、市委负责人谈话，了解徐州市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随后，改乘专机前往南京。在专机上书写元代萨都刺的《木兰花慢&彭城[1]怀古》和北宋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两首词。中午到达南京。
&&&&&&& 同日 起草准备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共六个部分。要点如下：（一）&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二）&如何解决矛盾，人民闹事如何处理？第一类矛盾还存在，右的观点要防止，但不要夸大。第二类矛盾显著起来了，同志中观察也有&左&有右。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三）&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六亿和五百万[2]&&左、中、右。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中争取三分之一&&一百五十万人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很好了。使中间派进一步。我们必须使用他们，否则一步也不能动。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我们必须学文化（科学、技术），学建设。我们是否可以学会科学技术？如过去一样，可以学会的。&（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要善于说服，要学会以理服人。&（五）&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考验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一条心、半条心（党内党外）。争取百分之七十下厂下乡。我们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六）&要展开讨论，整风，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它的发展史。&&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要艰苦奋斗&&。要养成学习习惯。&&向新任务前进，不要忘记敌人，不要忘记政治（政治是人的灵魂）。如果不注意，很可能在几年以后，政治兴趣低落，政治觉悟不高，因此要加强。&&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 [1]彭城，徐州市的古称。
&&&&&&& [2]指当时所说的中国6亿人口和500万知识分子。
&&&&&&& 同日 下午，在南京住处同江渭清[1]、曾希圣、刘顺元等谈话。
&&&&&&& [1]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9月又任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 3月20日 上午，到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现在，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向广大人民，特别向青年进行教育，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毛泽东说：要分清两类矛盾。对于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对人民闹事，很值得研究。要在党内党外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对于全国，我们的方针是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这个方针可以说是战略方针。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国家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有理由的。现在党外人士生怕我们&收&，说我们&放&得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么一放，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不管刮多大的台风，我看人民政府、共产党、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的，那就要吹倒一半；一点心思都没有，跟人民敌对的，那末就该吹倒。批评是可以的，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这是原则性，必须如
此。我们要发挥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他们可以做一些我们所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们讲真心话。关系政策的事情不要用两套，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现在要提倡艰苦奋斗。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位，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毛泽东最后说：全党应当加强思想工作，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就是思想工作，思想问题。
&&&&&&& 同日 下午二时，乘专机到达上海。五时，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是一个转变的时期，由革命到了建设。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这个问题不能怪同志们。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比如讲群众闹事这样的问题，是若干个别的现象，但是会经常不断地有，因为官僚主义总是会存在的。凡是出官僚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群众就可能闹事。那末，出了闹事的事我们怎么看？应该看到这是正常的现象，并且把处理闹事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对于知识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它本身的性质要逐步为工人阶级内部的知识分子。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那些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不能慌，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
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阶级斗争、革命搞了几十年，革命仅仅是为建设开辟道路，建设时间长得多。建设是另外一场战争。过去我们是跟阶级敌人作战，现在是团结人民向自然界作战，这是一场新的战争。我们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且希望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比现在要富，比现在要强。革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建设比革命要艰苦，时间更长。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不论什么都可以说，使我们这些在台上的同志有错误、缺点逼着改，不解决不行。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 3月21日 下午，约周谷城[1]谈话，鼓励周谷城继续写有关逻辑学问题的文章，继续辩论。晚九时十分，乘专列离开上海。次日晨零时二十分，到达杭州，住刘庄。
&&&&&&& 3月22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再次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周恩来、习仲勋、黄敬[2]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很穷，一下子富不起来，人口又多，要慢慢地来，急不得。我们总的情况是好的，但矛盾还有很多。斯大林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不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把人民的某些不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这些人民内部的矛盾看成是阶级矛盾，当作敌人处理，结果打错了许多人。鉴于这种教训，我们把矛盾分成两种，第一是阶级矛盾，我们基本上已解决；第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应用民主的方法，但这种民主应该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正在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到处进行游说，成了一个游说家。我们说知识分子并不可怕。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多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同了，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工人和农民才有前途。他们必须为工农服务，而且要全心全意。把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观改造过来，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耐心，需要帮助他们，同他们商量办事。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让党员知识分子和左翼作家们不要生硬办事、简单化，要他们学会善于说理，使他们讲话、写文章有充分的说服力。我还想同你们谈谈我国外交方面的某些政策问题。台湾的情况现在有变化。美国现在想搞垮蒋介石，它正在扶植一派人，想用这派人来代替蒋介石。现在我们需要帮助蒋介石来反对美国。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台湾。我们不怕它们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我们同美国也进行谈判，这是为了在外交上采取攻势。只要它愿意谈下去，我们就陪它谈下去，谈几十年也可以，看样子有可能长期拖下去。关于参加国际组织问题，有些兄弟国家不大了解我们，一片好心，总希望我们参加这些组织，认为我们太&左&。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
&&&&&&& [1]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兼上海市委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
&&&&&&& [2] 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7年5月又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
&&&&&&&& 3月23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召开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周恩来、陈云、李先念、柯庆施、黄克诚、宋劭文、孙志远[1]出席。
&&&&&&& 3月24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召开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财政预算的汇报，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柯庆施、黄克诚、段云、吴波[2]出席。
&&&&&&& 3月31日 周恩来本日从昆明发来致中共中央、毛泽东并告外交部的电报。电报说：经过三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两次同吴努会谈，双方同意在中缅边界问题得到最后解决的同时，由中缅两国签订一个体现友好合作和互不侵犯原则的友好条约。毛泽东阅后表示同意。
&&&&&&&&[1] 宋劭文，当时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孙志远，当时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 [2]段云，当时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吴波，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
　　4月2日 对陈嘉庚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来信作批&周总理，此件请酌办，我已复。&陈嘉庚在信中就节约用实行晚婚和解放金门等问题提出建议。
　　4月3日 下午，同王震[1]谈话。后同陆定一、柯庆施、江华谈话。
　　4月4日-6日 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宋季文[2]、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3]、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4]、许或青、杨文蔚[5]、曾希圣、黄岩、吴文瑞[6]、李彬、李继祥[7]等。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彬、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子见、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吕志先、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口青先后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谈了以下内容：（一）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再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的，经过七大、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党与群众，有的隔着一张纸，有的隔着一层木板，有的隔着一堵墙。第一书记要经常接近党外的人，要跟他们交朋友，经常把底拿出来。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中央的精神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我们要靠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能靠压，也不能靠简单几篇文章。共产党对人民是讲民主的，国民党对人民才是搞专政的。（二）毒草怎么能够避免？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党外人士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巴金向我说杂文难写。我说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评的环境了；还有一条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当然，讲真理也有选择时机的问题，但不要真理不敢说出来。（三）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闹事闹够，坏花也放，形式上看来是右倾了一点。可是如果不如此，来一个不准闹，草率收兵，开除，虽然简单明了，痛快一时，但是这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路线，与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不符合的。说服群众不是简单化的办法能解决问题的。任何事情处理过分了，就会变质的。对牛鬼蛇神、迷信的东西，它们有观众，不能压，只能搞些好的东西，与它唱对台戏。我心里想，应该让社会复杂些，各种对立物都有，我们的任务就是提高
大家的科学知识。（四）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五）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O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
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六）我们的宣传会议为什么不报道？党内外人士都有会议为什么不报道？对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这些书记管得太少了。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如果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
&&&&&& [1]王震，当时任农垦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铁道兵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秘书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1958年11月又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曹荻秋，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刘季平，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兼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宋季文，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
　　[3]陈书同，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财贸工作部部长、江苏省副省长。余克，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方乙，当时任江苏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4]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杨文蔚，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财贸工作部部长。
　　[6]黄岩，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省长。吴文瑞，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财贸工作部部长。
　　[7]李继祥，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财贸工作部副部长。　
　　4月7日 下午四时，乘专机从杭州回到北京。
　　4月8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同朱德、陈云、彭真、李富春、聂荣臻[1]谈话。
　　同日 下午五时四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由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李济深、沈钧儒等参加。毛泽东说：波兰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去年十月间有些人不知波兰的前途怎样，当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波兰的方向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没有很久就得到证明了，就澄清了。另外，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如何，现在这一条大家也清楚了。有些国家不了解情况，不要怪他们，而要向他们多做些解释工作。谈到困难，每个国家都有困难。中国可以说基本上还算好，但不是没有问题。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艰苦奋斗。国家内部有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也有矛盾。主要矛盾要解决，次要矛盾可暂置一旁，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可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你们应该争取大多数，对不了解你们的人要等待，事实可说明一切。要证明你们对那些同志是信任的，要说服，不要用机械命令的办法。
　　4月9日 晚上，和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出席西伦凯维兹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
　　同日 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将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商周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发出。此件以早发出为有利。&同时起草中央通知如下：&各级党委和党组：现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发给你们，请即试行，取得经验，报告我们，以便修改，在中央全会通过，然后正式施行。你们试行的时候，必须作出部署，并且根据地方特点发出省市一级的指示。然后在试行中密切注意随时纠正运动中发生的缺点。文件以能阅读者为限，不能阅读者以讲演代之。农村整风，由省市级另定办法。&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一九五七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一九五八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都没有下发。
　　[1]聂荣臻，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5月又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1958年11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仍任主任。　
　　4月10日 下午，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1]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说：看了今天的社论[2]，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编委会应该谈谈费孝通的文章[3]。这些文章提供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这些思想情况，你们没有注意。《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
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齐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
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一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最后毛泽东提出：（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第七、第八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1]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水拍，诗人。当时任《人民日报》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王若水，当时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
　　[2]指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3]指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发表在日《人民日报》
&&&&&&&& 4月11日 和朱德、李济深、沈钧儒等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周恩来、西伦凯维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
　　同日 上午十时，同周谷城谈话。十一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冯友兰、周谷城、郑听、金岳霖、贺麟[1]、费孝通、王方名[2]等座谈逻辑学问题，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参加。
　　4月12日 下午，邀请几位乡亲来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了解乡间情况，王季范在座。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谈话。
　　4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王稼祥、谭震林出席。
　　4月15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到南苑机场迎接应邀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一行。毛泽东致欢迎词，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伏罗希洛夫及其随同人员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兄弟的敬意。晚上，设便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
　　同日 复信张维[3]暨夫人：&来信收到，深为系念。病情虽重，可能痊愈。尚望安心休养，争取好转。家属诸同志努力上进各节，自当遵嘱帮助，以尽故人应尽之责。请张夫人随时以情况见告。&
　　[1]郑昕，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金岳霖，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教授。贺麟，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
　　[2]王方名，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3]张维，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4月中旬 阅四月十三日《大公报》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批示：&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社论说：我们国家目前正处在大变动的时期，时代带给我们巨大的历史任务。在经济战线上，我们要把人民的经济事业组织好、管理好，这就要求我们学会经营管理社会主义的企业，也要求我们学会逐步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思想建设战线上，人民的思想状况应符合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能推动经济事业的发展。
　　4月16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伏罗希洛夫在会上发表演说。晚上，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出席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酒会。
　　4月17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开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国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毛泽东致词说：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四十年来，苏联人民不但在国内进行了辉煌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毛泽东在致词中，对苏联人民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过程中给予的同情和支持，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的全面的、巨大的援助，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出席国宴。
　　4月18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出席北京市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群众大会。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陪同伏罗希洛夫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京剧晚会。
　　4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并写批语： &刘、周、陈、朱、小平、彭真阅，尚昆用电报发出，另印如前示。&指示全文如下：&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出席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就外出视察期间所发现的问题及工作中存在的其他问题讲话。
　　4月20日 致信袁水拍：&你的《摇头》[1]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2]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3]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致同志的敬礼！&
&&&&&&& 4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浅沼稻次郎[4]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你们的看法很多和我们一致。两国要友好，这是重要的。要恢复邦交。中国只有一个，没有两个，这也是重要的。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障碍，解决起来可能时间会长一些，但迟一点也没有什么。要尽量努力，但也要准备迟一点。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还有一点我想谈谈，就是关于人民力量的问题。人民力量一定要胜过反人民力量。我们党为什么能取得政权呢？为什么能和有外国援助的军队打仗呢？就是因为有人民。我们在延安时，只有几根破枪，国民党有四百多万军队，又有美国援助，但是我们打胜了。再以印度为例，英国很强，又有资本，但也撤走了。这就是人民运动的力量。这就可以得出个结论：美国钢铁多，有原子弹、氢弹，但只要世界人民团结，就可以战胜美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党内党外的紧张要缓和，要充分展开辩论，讲道理，这样党和人民才能接近。
&&&&&&& [1]《摇头》，是袁水拍写的一首政治讽刺诗，发表在日《人民日报》。
&&&&&&& [2]指陈毅写的&游玉泉山纪实》一诗，发表在日《人民日报》。
&&&&&&& [3]李希凡，当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
&&&&&&& [4]&浅沼稻次郎，当时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
&&&&&& 4月22日 复电达赖喇嘛：&你四月一日从拉萨拍给我们的电报收到了，谢谢你的问候。你同班禅额尔德尼出国参加释迦牟尼涅椠两千五百周年纪念和访问印度，为增进中印两国的友好作了重要贡献，并且给各方面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这次长途旅行，请你对身体多多保重。祝你在加强祖国各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作出新的成就。&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一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王稼祥、李初梨、方毅[1]等在座。
&&&&&&& 4月23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四月二十二日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2]的批语稿，批示：&彭真、小平再阅，尚昆办。必须把目的提出，因此加了几句话。&批语稿中的&关于全面检查肃反工作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就已经提出&这句话，毛泽东改写为：&关于全面检查肃反工作问题，为了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肃清反革命残余分子和处理尚待处理的反革命案件，科学地总结肃反经验，以便发扬正气，批判歪风，帮助绝大多数正直地忠心耿耿地在肃反战线和司法战线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同志，进一步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之目的，毛泽东同志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根据中央的意图，就已经提出全面检查的要求。&
&&&&&&& [1]李初梨，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方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总顾问和经济代表处代表。
&&&&&&& [2] 中共中央转发的3个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准备迎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公安部党组关于通知各地公安机关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报告》。
　　同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
　　4月24日 晚上，开始修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记录整理稿。
　　4月25日 晨一时，同彭真谈关于整风运动指示稿修改问题。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柬埔寨驻中国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和副团长乃瓦朗丹，章汉夫、雷任民、章文晋[1]在座。
　　同日 晚十一时，接受保加利亚新任驻中国大使涅加尔科夫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人民有意见就应当让他们说出来，不然这些意见一旦爆发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真不是一件容易事，让几亿人民都和平共处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建设了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我正在修改。讲起来很容易，几个小时就够了，写成文字就困难了。我的官僚主义也很厉害，二月二十七日讲的话，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还没有整理出来。现在可以看党报上的几篇社论，里面主要意思都有了。
　　4月26日 阅四月二十四日《大公报》，写批语：&乔木阅。《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大公报》第一版在&全力以赴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通栏标题下，发表题为《广泛深入地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社论。
　　[1]章文晋，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同日 晚九时，同陈伯达谈话。
　　同日 晚十时五十分，接受越南新任驻中国大使阮康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中国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在建国七年后，在完成了土改、肃反和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才提出来的。对知识分子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要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每一个人）都多少懂得些马克思主义。群众闹事在中国也有发生。对待这类事件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镇压，另一种办法是说理。第一种办法是对待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能采用。对人民只能采取说理的办法。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敌人，不是对人民。我们镇压宗教界中的反革命破坏分子，并不是因为他们信仰宗教，而是因为他们搞反革命破坏活动。对待宗教问题，不能采取强制的办法。
　　4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批示：&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本件及附件登党刊。&指示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1]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分别在党与（一）工人、（二）农民、 （三）学生、 （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
　　[1]指中共中央日《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5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四月十八日关于中国驻苏人员的一些思想问题和留学生、实习生派遣中一些问题的报告，批示：&陈云同志：这个问题，请你与有关人员研究一下，严格控制，统一解决，并指定一个机关统一管理。以后应当少派，派去的要精。已去而品格恶劣或程度太低的，可否考虑调回。&五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后只派遣研究生，基本上不再派遣高中毕业生。
　　4月28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朱、陈、乔木阅，尚昆于今日下午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准备五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毛泽东对指示稿所作的修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二）&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三）&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四）&这种体力劳动，哪怕很少一点也是好的。待取得经验之后，经过适当步骤，再有计划地逐步地普及到一切凡能多少从事劳动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人员和经济、文化组织中的主要管理人员。&
　　4月29日 晨，同胡乔木谈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修改问题。上午，同朱德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整风运动的有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4月30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党内外人士共四十四人出席。毛泽东讲话，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个队，算一个账。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不劳动，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讲真话。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臣口整风。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
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过去搞的是阶级斗争，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总的说来，是新时代和新任务。我们需要学习，学自然科学，学计划经济，要积累经验，需要积累几十年经验。有些朝令夕改，是因为没有经验。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了十大关系，其中有五条是属于经济方面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
　　同日 阅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批示：&送乔木同志：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毛泽东将文章的原题《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作为副题，重新拟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并为《人民日报》起草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
　　4月 阅《争鸣》-九五七年四月号刊登的《如何开展学术界的&百家争鸣&问题（座谈记录）》，在范朴斋[1]的发言旁批示：&送胡乔木同志阅。范朴斋有对《人民日报》的批评。&范朴斋在发言中，对《人民日报》关于郭沫若《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一文展开的学术争鸣所作的处理提出了批评。&&&&&&& [1]范朴斋，当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和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5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指示说：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整风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
&&&&&&& 同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 5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社论说：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实质上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继续。这次整风的目的，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人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采取打击办法。很明显，我们党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在政协礼堂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为欢迎伏罗希洛夫举办的京剧晚会，观看京剧《野猪林》。
&&&&&&& 5月3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为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先后致词。
&&&&&&& 5月4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人民军总参谋长波奇瓦罗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周恩来、彭德怀、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对西方帝国主义来说，也是东方。我们都是东方集团，亚非国家也是东方集团。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多了，想打仗的国家就少了。我们这次关于整风的指示，你们知道不知道？要把党内外矛盾处理好，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纠正过来。公开在报纸上批评党的缺点，党内党外合作一块来批评错误和缺点，这样党就更团结。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共产党的缺点可以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可以批评，言者无罪。各国有不同的情况，应按照各国的特点办。
&&&&&&&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阅，由杨尚昆发出。指示全文如下：&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缅甸民族院议长萧恢塔，林伯渠[1]、李济深、余心清[2]等在座。毛泽东说：今后准备造成比较活泼的空气，叫人民可以讲话，可以发表意见，不受官僚主义的打击。做得如何还要看，我们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工业我们也搞了一点，但很少，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变成工业国恐怕还要几十年。亚非国家除日本外都是农业国，都要建设工业。我们都是不愿意打仗的，打起仗来会把我们的一套打烂的。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苏联建设了四十年还没有赶上美国，我们要好好努力才能赶上，美国也是要前进的。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希望你们内部和解，双方让步团结就好搞。不然就要用许多钱作军费，这些钱是可以用来建设工业的。
&&&&&&&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陪同伏罗希洛夫，在中山公园出席五四青年节游园晚会。
&&&&&&& [1]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2]余心清，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 5月5日 上午，阅陈叔通、黄炎培五月一日关于不赞成毛泽东提议的第二届人大不再提名他继续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给刘少奇、周恩来的信，批示：&刘、周、朱、陈、邓、彭真阅，小平办。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一百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又批示：&刘、周、朱、陈、邓、彭真阅，请小平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全体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代表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此数句不要印）&&毛泽东在信的末页写的一段话是：&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毛泽东写的四条批注是：（一）针对信中所说&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这段话，批注：&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二）针对信中所说&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这段话，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三）针对信中所说&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一句，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四）针对信中所说&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
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一句，批注：&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陈叔通、黄炎培的信和毛泽东写的一段话及批注，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 5月7日 继续修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记录整理稿，，形成&自修稿第一次稿&，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批示：&即刻打印清样二份，于明（八）日上午，连原稿送我再看。版不要拆，以便再改。&讲话稿中的十二个问题是： （一）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三）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五）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关于节约；（七）从六亿人口出发；（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九）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十）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问题；（十二）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稿对讲话稿的内容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补充的内容主要有：第一个问题，增加了关于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相互关系的论述；增加了一大段关于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论述。第三个问题，增加了以下论述：&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第五个问题，增加了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的论述；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的重要性，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第七个问题，加强了对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的阐述。第十二个问题，增加了有关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论述，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初稿）》，批示：&伯达阅，小平同志办。政治局通过后，填上日子，在报上发表。在第四页上有一些修改。&十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指示。十一日，毛泽东再次审阅指示稿，批示：&可用。公开发表。&
&&&&&&& 同日 阅中共湖北省委五月四日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执行情况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可转发各地参考，连北京市委一件[1]，均登党刊。&
&&&&&&& 5月8日-6月3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政协礼堂连续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共产党工作的意见。
&&&&&&& [1]指中共北京市委日关于传达和学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 5月8日 上午，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二次稿，批示：&照此校正，再打清样三份，于今日下午连原稿送来再看。&这一稿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第一、第八这两个问题。修改和补充的内容主要有：第一个问题，补充了一段话：&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产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第八个问题，将有关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既优胜又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巩固的论述加以充实，补写一些话：&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
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毛泽东在第八个问题补写的这些话，后来移到第一个问题中。
&&&&&&& 同日 晚十时，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三次稿，批示：&请在几小时内照此改好，打清样二份，送我再看（能在九日早上二时以前送来最好）。&这一稿的修改主要在第一、第七、第八、第十这四个问题。修改和补充的内容主要有：第一个问题，进一步充实了有关民主和专政、民主和自由相互关系的论述。第七个问题，增加和改写了一段话：&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第八个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第十个问题，加写了一段关于矛盾着的对立面互相转化问题的论述：&总之，互相对立的两方面，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其地位。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变化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
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的。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地需要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一齐努力。&
&&&&&&& 5月10日 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四次稿，注明为&草稿第一稿&，批示：&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这次修改稿分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胡绳、邓力群[1]、田家英。这一稿改动不多。将第四个问题的标题改为&关于私营工商业者&；第七个问题，删去了有关计划生育问题的论述，并加写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马格里布（摩洛哥）国民协商议会访华代表团全体人员，陈叔通、张奚若、乔冠华[2]等在座。
&&&&&&& 5月11日 阅中共甘肃省委五月四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学习和执行情况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转各地参考。&
&&&&&&& 同日 复信李淑一[3]：&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4]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苟[5]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6]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为国珍摄！&
　　[1]邓力群，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财经组组长。1958年6月又任红旗杂志社秘书长、《红旗》杂志常任编辑。
　　[2]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3]李淑一，柳直苟的妻子，杨开慧的好友。
　　[4]指毛泽东1921年写的《虞美人&枕上》。
　　[5]直荀，即柳直苟。毛泽东的早年战友。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1932年牺牲。
　　[6]柳午亭，柳直荀的父亲。
　　同日 下午四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帕伏列斯库[1]率领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彭真、屈武[2]、余心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国家很落后，文化水平不高，文盲很多，科学研究是很落后的，这就是我们国家落后的现象。中国人民是组织起来了，但是还不习惯于这种新社会的组织。每一个人都有缺点，但不愿被别人指出来，为什么要把丑事放在家里呢？这使人造成错觉，大家认为平安无事，可以高枕无忧。外表好看里面不好看是不行的。我们的一些工厂、学校都有罢工、罢课，这样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想到了应该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存在矛盾是骗人的，社会的进步就是由矛盾来推动的。我们不要求外国同志学我们的做法，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习惯，生硬的抄袭是无益的。我们革命历史很长，声势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民主党派成员不敢讲话，在和共产党接触过程中他们有一部分有不满意的地方。因此现在让他们讲话，通过这种批评才能提高党。我们这里的墙不像匈牙利那么高和厚，但是存在着的，我们也需要拆墙，但还是应该保持一条界线的。知识分子对我们提出的批评是有用的，我们也要主动地自我批评来巩固党与政府。
　　[1]帕伏列斯库，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
　　[2]屈武，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同日 下午六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马尔科[1]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彭真、张苏[2]、余心清在座。毛泽东说：对西方国家来说，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他们想把我们钓到他们那边去，他们是钓不过去的。世界在起变化。在亚洲、非洲还可以找到我们的盟友。现在双方都在争这块中间地带。现在我们就缺工业，尤其缺乏石油。我们在设法搞些工业，苏联在帮助我们，各兄弟国家也帮助我们。大概要一百年可以搞好，砍掉一半也要五十年。有五十年不打仗，对我们就非常有利。
　　5月14日 阅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刊登的中等初等学校教师座谈会记录，批示：&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整风鸣放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出席。会议开至次日晨一时。
&&&&&&& 5月15日 针对开门整风期间出现的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的猖狂进攻，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章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