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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市推广农业共营制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9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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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新闻网成都9月17日讯（记者 李丹 董焦）17日，全省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会在成都召开。在交流发言阶段，崇州市市委书记赵浩宇介绍了当地以“农业共营制”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相关经验。
　　“农业共营制”，即是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现代农业服务体系“三位一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据介绍，这种体系有效实现了经营主体“共建共管”、经营收益“共管共享”、经营目标“共管多赢”，促进了当地现代农业的发展。
　　谁来经营？
　　崇州市的做法是，充分运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确权颁证结果，放活土地经营权，率先在全国探索成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合作社，解决农业“谁来经营”的问题，推进农业经营规模化。目前，该市土地入社面积已占当地耕地面积的44%，达21.33万亩，农民组织化率达69%。
　　当地采取自愿入社，公开竞聘职业经理进行决策，并保障农民利益，按股除本分红。通过这一方式，坚持了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了农民承包权、放开了土地经营权，实现了“三权”分离，同时保障了农民的决策权和收益权。近三年，当地农民人均收入平均增长16.5%。
　　谁来种地？
　　崇州市搭建培养、管理、发展、扶持“四大平台”，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CEO），解决农业“谁来种地”的问题，推进农业生产专业化。目前，该市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960人（农业职业经理人1460人）。
　　谁来服务？
　　当地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多元合作，探索构建了农业科技、品牌、金融和社会化“四大服务”体系，解决了农业“谁来服务”的问题，推进农业服务社会化。
　　依托“一校两院”，当地建立了农业专家大院，组建了农业专家团队和科技推广团队225人；同时，整合公益性服务资源，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实现了农业生产“一条龙”服务。同时，由政府成立农业品牌管理委员会，建立“品牌企业+农业基地”连接机制，构建了农业品牌服务体系。
　　此外，当地还从制度上构建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近三年，全市融资21亿元用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编辑：覃贻花]
新闻采访中心：[028]
loading...四川崇州：“农业共营制”破解三大难题
内容来源：新华网
　　为破解“谁来经营”“谁来种地”“谁来服务”三大难题，2010年以来，四川省崇州市探索形成“农业共营制”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初步实现多元主体“共建、共营、共享、多赢”，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矗　　“四大挑战”逼出农业经营体系创新　　去年5月，崇州市迎新土地股份合作社与一家农业科技公司达成合作，合作社以土地经营权折资入股，农业科技公司注入180多万元生产性资金，公开竞聘农业职业经理人从事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经营，这已成为当地转变农业经营方式的众多创新探索之一。　　上世纪90年代末，以“集体所有、均田承包、家庭经营”为特征的农业经营体系在崇州遭遇了“土地细碎、服务缺失”“无农愿耕、种粮断代”“价格与成本两个‘天花板’、环境和资源两道‘紧箍咒’”等突出挑战。　　从大户流转到工商资本下乡，从订单农业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一种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终于从农民的庄稼地里“长”出来了。　　2010年5月，崇州市隆兴镇黎坝村15组30户农民以101.2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探索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当地农技站技术员周维松担任农业职业经理人。　　黎坝村干部回忆，那一年遭遇稻飞虱灾情，周维松对症用药，不但保证了约定产量，每亩还增产50斤，合作社社员笑逐颜开；按照协议，周维松如愿拿到了2.8万元奖金。随着土地股份合作社在崇州全域的快速推开，以此为核心载体的农业经营模式创新逐渐定型。　　多方合作破解经营、种地、服务难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四川省社科院专家深入考察后，将崇州探索总结为“农业共营制”，即以多方合力破解粮食规模经营三大难题。　　为解决“谁来经营”难题，崇州市构建了“理事会+职业经理人+监事会”运行机制，理事会决策“种什么”，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怎样种”，监事会履行监督职责确保农民不失利。　　崇州市农发局农技中心主任刘波介绍，基层探索形成的“除本按比例分红”“保底二次分红”“基本工资+超奖短赔”等灵活多样的分配方式，充分调动了各方参与积极性，目前崇州已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246个，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率达到70%。　　为解决“谁来种地”难题，崇州市独创教育培训、认证管理、政策扶持体系，已培育职业农民近万人；为解决“谁来服务”难题，崇州市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多元合作”的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农业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历时7年探索，崇州“农业共营制”初步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共建、共营、共享、多赢”。　　据当地统计，与传统农户家庭经营相比，2015年崇州农业职业经理人种植的水稻亩均增产约110斤以上，生产成本下降约90元；不含政府补贴，职业经理人每亩平均收益165元，入社农户在收回生产成本后，每亩直接增收约545元。　　再出发：奔着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绿　　“合作社主要解决了粮食标准化、规模化生产问题，但还没有真正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农业职业经理人变成乡镇领导，周维松探索热情不减，他认为“农业共营制”仍面临主导产业产业链不长、市场主体竞争力不强、资源环境约束凸显等突出问题。　　在当地支持下，去年底，隆兴镇青桥、杨柳两家土地股份合作社与成都蜀禾彩农业公司共同组建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蜀禾彩以大米营销网络入股，合作社以社员土地经营权再入股，即以入社土地经营权未来1至3年的股权分红资金入股，以便从加工销售环节分享收益。　　“手把青苗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青桥土地股份合作社理事长任建忠说，现在刚开始插秧，4000亩生态米就已预订近1200亩，稻、鱼加起来，每亩地可增收1800元，“我们全程绿色环保标准化生产，合作社肯定不会用农药化肥，不然稻田鱼都会死。”　　崇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崇州将继续培育壮大农业经营、服务、流通三类主体，相关探索包括土地经营权再入股、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创建国家级农村电商综合示范市等，以进一步深化“农业共营制”改革，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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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农业经营模式调查
　　程国强 罗必良 郭晓鸣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新的主要成果。30多年的实践证明，以“集体所有、均田承包、家庭经营”为特征的农业经营体系，对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土地与劳动力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农业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第一，土地细碎化。农业部数据显示，1986年农户户均经营耕地9.2亩、分散为8.4块；2008年下降到7.4亩、分散为5.7块；2011年全国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12.77亿亩，经营农户2.29亿户，户均仅5.58亩。第二，农户兼业化。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表明，1996年全国农业户中纯农户占62.8%，1999年下降到40%；2008年吉林、黑龙江、安徽、四川、浙江5省该比例只有25.3%，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民已经不以农为主。第三，劳动力弱质化。2011年，在全部从业劳动力中，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已经下降到38.1%。我们对全国931个村庄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2011年51岁以上劳动力占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39.8%，妇女占比则高达69.89%，这表明农民正趋于不以农为业。第四，农业副业化。农业部数据显示，农户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由1985年的75.02%下降到2011年的26.3%。由此可见，大多数农民已经不以农为生。第五，生产非粮化。随着农户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粮食种植具有显著下降的趋势。2011年的问卷调查表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粮食的种植面积占比为74.3%，而转入农地农户的种粮比重则明显减少，为60.2%，这说明农户生产“非粮化”现象日益明显。
　　这些问题表明，若今后我国农业劳动力素质、农业经营规模等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底线需求，那么与之相关的农业现代设施装备、科技应用、产品质量、务农收益与从农热情等，就可能越来越难以为继，最终将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乃至整个农业现代化建设。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的“崇州试验”
　　崇州作为四川成都的农业大县和粮食主产区，近年来其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基本上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如2012年，该市常住人口67万，其中农村劳动力36.95万人，但外出务工人员高达73.4%。由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流动，农业“边缘化”的现象愈加突出。农业发展不仅要面对“谁来种地”的现实问题，更要应对“种怎样的地”和“怎样种地”的深层难题。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崇州市用4年时间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实践，已初步形成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1）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2）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3）建立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打造“一站式”的农业服务超市平台，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服务超市”三位一体的农业经营模式，我们简称之为“农业共营制”模式。其主要特征为：
　　创新培育机制，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一是开展培训。采取自愿报名与乡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依托培训中心和实训基地，通过交流学习、现场指导等方式，进行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等专业技能培训。二是制订标准与规制，对符合农业职业经理评定标准的人员全市统一颁发《农业职业经理人资格证书》。持证经理人可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村级农技推广站等竞聘上岗，并享有相关扶持政策。三是强化管理。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才库、农业职业经理人考核机制，采取动态管理，实行准入及退出机制。四是扶持激励。制定对农业职业经理人在产业、科技、社保、金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与激励机制，如享有水稻规模种植补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补贴、持证信用贷款与贴息扶持等。
　　农业职业经理人的产生，有效解决了“谁来种地”和“科学种地”问题。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约90元（如果算上农户生产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下降幅度将达40%）。目前，崇州市已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1410人，通过竞争上岗的有767人，初步建立起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尊重农民意愿，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崇州市运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资折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作为合作社社员，可直接参与理事会及监事会选举、农业生产计划安排、成本预算以及利益分配方案等决策过程，成为经营管理的实际决策者和控制者，并承担生产成本出资；理事会代表全体社员公开招聘农业职业经理人，同农业职业经理人签订经营合同，对产量指标、生产费用、奖赔规定等进行约定；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怎样种地”，提出具体生产计划与预算方案、产量指标等，交由理事会组织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按照方案执行。生产支出由农业职业经理人提出申请，理事长和监事长共同审签列支入账，农资和农机具的放置、申领、使用和处理，实行专人负责，及时公示，接受社员和监事会监督。
　　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之间按约实行除本分红的分配方式，即除去生产成本之后，盈余按1:2:7比例分配。其中，10%作为合作社公积金、风险金和工作经费，20%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佣金，70%用于农户的土地入股分红，形成了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迄今，崇州市共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361个，入社土地面积21.33万亩，入社农户9.46万户，农业组织化程度达56.48%。
　　强化社会化服务，建立“一站式”服务超市。崇州坚持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原则，整合公益性农业服务资源，同时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组建综合性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完善了公益性与经营性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分片区建立农业服务超市，搭建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全程机械化、农资配送、专业育秧（苗）、病虫防治、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贮、“粮食银行”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所有服务项目、内容、标准、价格，均实现公开公示、明码标价，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对耕、种、管、收、卖等环节多样化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对接。
　　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农业服务超市6个，分别联结22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或大户（共拥有大中型农机具320台/套），从业人员662人）、16个植保专业服务组织（拥有植保机械700余台/套），6个劳务合作社（从业人员1000多人），以及工厂化育秧中心2个、集中育秧基地10个，服务面积达14.63万亩。
　　多元主体实现“共建、共营、共享”
　　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共建共营”。“农业共营制”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坚持农户的主体地位，稳定了家庭承包权，盘活了土地经营权，通过经营权的进一步细分与重新配置，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构建和共同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体系。其意义在于，一是破解当前土地细碎、经营分散的难题，实现土地的集中连片和规模化，有效解决“种怎样的地”的问题；二是使土地经营的决策权控制在农户手中，农户共同进行生产经营决策与监督执行，确保耕地不撂荒，防止出现土地流转的非农化和非粮化问题；三是通过经营权中的产权细分和业务外包，促进农业分工与专业化，有效解决了“谁来种地”“如何种地”以及科学种地的问题。
　　经营收益实现“共营共享”。土地的集中、现代生产力要素的聚集及能人的参与经营，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的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与合作剩余，形成“共营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与分享机制。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户在扣除生产成本之后能够获得70%的剩余纯收入分红；二是农业职业经理人享有超产部分20%的佣金、规模经营的政策性奖励以及城市社保；三是土地股份合作社提取超产部分10%的公积金，享受相应的专项政策扶持，促进壮大集体经济；四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承接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外包获得业务收入并服务规模经济。据统计，2012年，职业经理人每亩收益150元（不含政府补贴），平均年收入4.5万元；合作社公积金平均每亩提取75元左右；入社农户在收回生产成本后，每亩直接增收约525元（不含政府补贴）。
　　经营目标实现“共营多赢”。从微观层面看，“农业共营制”保证了各个参与主体的权益，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其中，农民走出小农经济，参与社会化分工，是具有农业经营决策权的真正主体；合作社通过经营计划与社员监督，规避合作风险，提高共同经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职业经理人通过企业家经营与规模经营，实现创业增收；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专业化与生产性服务外包，实现农业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型为服务规模经营。从宏观层面看，“农业共营制”使耕地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使粮食生产能力得到提高，农民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农业生产力水平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总体上实现了微观主体经营目标与国家宏观政策目标“激励相容”的多赢局面。
责任编辑：王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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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新模式推动现代农业走向高端
&&& 初秋的成都平原，瓜果飘香、稻穗金黄。在四川省崇州市桤泉乡，一座座设施农业大棚里，“喝”牛奶长大、用生态方法灭虫的新鲜有机蔬菜逗人喜爱；生态养鱼池里鱼儿戏水；养猪场内的猪受到最严格的卫生保护……这里的优质农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文井源”。与这些优质农产品相配套的“乐活新农村”吸引着游人前来一探究竟。
&&&&如何帮助规模经营基地提升产品的档次和质量？怎样让业主与农民之间实现利益有效联结？能否推动整个区域内现代农业走向高端？近年来，崇州市在推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过程中面对着这一系列问题，探索出了现代农业“1+3”模式，即“一个公共营销品牌+农业科技推广机制+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农民利益联结机制”。在这一模式下，这里的农产品高调步入高端市场。
&&&&公共品牌让优质农产品抱团闯市场
&&&&在位于崇州市三元街的崇州文井源品牌推广有限责任公司专卖店里，记者看到，有机蔬菜、健康猪肉、富硒大米、山林鸡蛋等各种有机食品琳琅满目，店门口处的文井源生产基地模型还再现了这些优质农产品生产的环境和场景。“文井源”在成都城区和崇州市设了10余家专卖店，尽管店里的各种农产品比市场普遍高出2~3倍，可依然门庭若市。店内销售员告诉记者，节假日时，销量能达到上万元。
&&&&“文井源”正是崇州市为本市高端农产品搭建的公共品牌，该品牌可供农产品生产企业或农户免费使用，唯一的条件则是必须达到“文井源”的“准入”标准。
&&&&目前“文井源”有粮、油、生猪、禽蛋和蔬菜五大类农产品，每一种产品标准均达到或高于国家有机食品标准，每一种产品可以追溯整个生产环节的详细信息。而且“文井源”产品全部采用专卖连锁经营，开展直销配送和超市配送。
&&&&崇州市农发局有关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文井源’产品实行会员制，会员可以到‘文井源’基地去体验健康、快乐、环保、可持续的‘乐活’农业。我们倡导的‘乐活’新农村既包括农业生产基地、农民新居、村容村貌、还有产业发展，是围绕着有机生态农业全链条建设的新农村。我们借此实现了一三产业的互动发展，给新农村建设增加了更深的内涵。”
&&&&作为崇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文井源”公共品牌建设旨在整合全市农产品资源，并通过品牌打造，带动和促进区域内农产品不断走向高端，并倡导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典范，从而实现一、三产业互动发展。
&&&&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文井源”品牌的价值已经大幅提升。然而这样一个综合性农产品公共品牌又是依靠什么打造和壮大的呢？
&&&&在高端品牌背后，是崇州市以专家大院为核心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机制，以农业劳务、农业机具、农业基地管理专业化服务为核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和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为核心的农民利益联结机制，这三大机制在帮助广大业主提高现代农业生产能力的同时兼顾保障农民利益，解决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中最急需、最急迫的关键问题，增强了崇州农产品的整体品牌实力。
&&&&农业科技推广机制打造科技“集散地”
&&&&在“文井源”基地旁边，是一座古香古色的安静庭院，在农忙时节这里又是最热闹的一处地方，这就是2008年成立的“崇州农业科技专家大院”。
&&&&与其他一些地方的专家大院不同的是，崇州市专家大院采用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由财政投入科技资金，用于公益性科技推广应用，如测土配方施肥、实用技术培训及公共科技平台建设等；同时依托技术支撑单位，运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开展“订单”项目。该院还探索出了专家、企业和农民利益的有效联结机制，让专家、企业实现“双赢”。以富硒米生产技术为例，四川省农科院水稻专家团队为崇州市国家粮食储备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新品种、新技术、生产方案修订、种植咨询和现场指导等，完成约定内容后，企业每销售1斤大米，提取0.03元给予专家，提取0.02元给予专家大院，作为科技服务和新项目开发费用。
&&&&两年多以来，专家大院先后为崇州市引进中试农作物新品种168个，中试熟化新品种40个，引进示范推广农牧业等新技术20多项，推出高端农产品100余个，带动种植果蔬1万多亩、推广富硒水稻种植6000亩、水稻机播秧3000多亩、辣椒秋延栽培技术3500亩、推广红提避雨栽培700亩，同时开展技术培训10次共547人次，建成蔬菜育苗中心、标准化蔬菜大棚1060亩。
&&&&今后，崇州市还将依靠农、科、教互动发展模式，将专家大院打造成成都乃至四川省的现代农业科技“集散地”。
&&&&社会化服务机制让生产省时省力
&&&&文井现代农业基地管理有限公司、三官农机服务公司、三官农业劳务合作社……走进江源镇崇福村，村委会门口几块大牌子特别醒目。“多亏有农业基地管理公司，我们只管安心投资，什么都不操心了！”基地业主——明绿农业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明绿农业公司尝到的“甜头”只是崇州市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着成都市不断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这“三个集中”，尤其是灾后重建农民集中居住后，腾出了大片土地，农业发展基地化、集约化、园区化进程越来越快。针对随之出现的土地规模经营业主、企业遇到的“三难”（招工难、用工难、管工难）、“三缺”（缺技术、缺农机、缺管理），土地流转农民的“三无”（无技术、无组织、无活干）等新情况、新问题，崇州市大胆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农业劳务、农业机具、农业基地管理等社会化、专业化服务，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先后组建了多个农业劳务合作社，专门提供农业劳动力用工服务；组建了大地农业服务公司、三官农机服务公司等，提供农业机具专业化服务；同时引进了文井现代农业基地管理公司，形成了农业基地一条龙服务的“酒店管理”模式。
&&&&据悉，目前崇州市已有30多家土地规模经营业主、企业与各农业劳务合作社签订了农业劳务服务协议，协议用工520多人，社员年稳定务工在220天以上，人均年务工收入达8000多元；农机专业服务公司已拥有农机具26台(套)，农机机手人均年收入1.8万元以上，实现农机专业服务收入8.72万元；接受“酒店式管理”的基地也达到了1200亩，服务总收入60万元，为企业和业主减少生产性支出28万元。
&&&&农民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崇州市跟全国其他农业大市一样面临着既要保证农产品供给又要实现增收的双重任务。但现实中种粮比较效益低却防碍着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企业也不愿意介入粮食种植。参加了土地合作社的崇州农民对此却不再有顾虑了。
&&&&在崇州市农发局的引导下，桤泉镇生建村22户农户自愿以124.97亩承包地入股，隆兴镇杨柳村30户农户自愿以95.57亩承包地入股，分别组建了怡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股份合作社和杨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股份合作社，采取“龙头企业+土地合作社”的经营模式，与粮食储备公司签订优质大米种植收购协议，在该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实施粮食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
&&&&杨柳土地合作社股东、隆兴镇梨坝村农妇高艳春对记者说：“以前土地流转出去，一签就是很多年，中途想收回很麻烦，如果不流转，又担心家里的老人种不好地，所以种的都是懒庄稼。现在合作社有能人来种田，我们就不担心了。我和老公在外面打工，每月还能挣四五千元。”
&&&&合作社对入股土地面积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测、确权颁证的面积为依据，每0.01亩为1股，入股期限初定为1年，年终在提取10%公积金和风险基金后再按股分红。为了提高生产经营能力，两社均聘请能人管理业务，怡顺合作社聘请崇州市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的技术员杨福明为经理，杨柳合作社则聘请隆兴镇农技站的技术员周维松为经理，分别制定了“水稻+食用菌+榨菜”和“水稻+食用菌+小麦育种”的种植模式。
&&&&而对崇州市整个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来说，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不仅维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探索推进粮食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新模式，促进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效解决了土地流转经营地租偏高和规模经营企业（业主）经营难的问题，从而激活了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成功实现了农民土地从资源到资本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