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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沈从文与若墨医生的故事
来源：腾讯文化
若墨医生事业有成，政治信念坚定，喜欢辩论，另有烟斗不离嘴的嗜好，却对女人没有兴趣。
至于载了一个民族走去的那一只木筏，那一个船长，我很怀疑……”“这就对了。大家就因为有所怀疑，不相信这一个，相信那一个，大家都以为存在的不会比那个不存在的好，及以为后一个应比前一个好，故对未来的抱了希望，对现在的却永远怀疑。其实错了的。革命在试验中，这失败并不是革命的失败，失败在稍前一辈负责的人。一个人的结核病还得三五年静养，这是一个国家，一个那么无办法的国家，三年五年谁会负责可以弄得更好一点？”我简简单单的说：“中国试验了二十年，时间并不很短了！”“我以为时间并不很长。二十年换了多少管理人，你记得那个数目没有？不要向俄国找寻前例，那不能够比拟，人家那只船根本结实许多，一船人也容易对付。他们换了船长以后，还是权力同智慧携手，还是骑在劳动者背上，用鞭子赶着他们，不顾一切向国家资本主义那条大路走去。他们的船改造后走得快一点，稳一点，因为环境好一点！中国羡慕人家成功是无用的，我们打量重新另造，或完全解散仿造，材料同地位全不许可。我们现在只能修补。假若现在船长能具修补决心，能减少阻力，能同知识合作，能想出方法使坐船的各人占据自己那个位置，分配得适当一点，沉静的渡过这一重险恶的伏流，这船不会沉没的。”“可是一切中毒太深，一切太腐烂，太不适用，……”“不然，照医生来说，既然中毒，应当诊断。中毒现象很少遗传的。既诊知前一辈中毒原因，注意后一辈生活，思想的营养，由专家来分配，——一切由专家来分配！”“你相信中国有专家吗？那些在厅里部里的人物算得上专家吗？”“没有就培养他！同养蚕一样完全在功利上去培养他！明知到前一批无望，好好的去注意后一批人，从小学教育起始，严格的来计划，来训练，……”“你相信一切那么容易吗？”医生俨然的说，“我不相信那么容易，但我有这种信仰。我们需要的就是信仰，我们的恐慌失望先就由于心理方面的软弱，我们要这点信仰，才能从信仰中得救！”其实他这点信仰打那儿来的？是很有趣味的。我那时故意轻轻的喊叫起来，“信仰，你是不是说这两个字？医生不能给人开这样一味药，这是那一批依靠叫卖上帝名义而吃饭的人专用口号。你是一个医生，不是一个教徒！信仰本身是纯洁的，但已为一些下流无耻的东西把这两个字弄到泥淖里有了多日，上面只附着有势利同污秽，再不会放出什么光辉了！除了吃教饭的人以外，不是还有一般人也成天在口中喊信仰吗？这信仰有什么意义，什么结论？”医生显然被我窘住了，红脸了，无话可说了，可是烟斗进了口以后随即又抽出来，望到我把头摇摇，“不能同意。”“好的，说你的意思。”“我的意思还是需要信仰，除了信仰用什么权力什么手段才能统一这个民族的方向？要信仰，就是从信仰上给那个处置一切的家长以最大的自由，充分的权力，无上的决断：要信仰！”“是的，我也以为要信仰的。先信仰那个旧的完全不可靠，得换一个新的，彻底换一个新的，从新的基础上，建设新的信仰，一切才有办法，——这是我的信仰！”“这是侥幸，‘侥幸’这个名词不大适用于二十世纪。民族的出路已经不是侥幸可以得到了的。古希腊人的大战，纪元前中国的兵车战，为耸动观听起见，历史上载了许多侥幸成功的记录。现在这名词，业已同‘炼金术’名词一样的把效率魔力完全失去了。”“可是你不说过医生只能诊断现在，无从决定未来吗？为什么先就决定中国完全改造的失败？倘若照你所说，这民族命运将决定到大多数的信仰，很明显的，这点新的信仰就正是一种不可儿戏的旋风，它行将把这民族同更多一些民族卷入里面去，医生，你不能否认这一点，绝不能否认这一点！”“我承认的，这是基督教情绪之转变，其中包含了无望无助的绝叫，包含了近代人类剩余的感情，——就是属于愚昧和夸张彻头彻尾为天国牺牲地面而献身的感情。正因为基督教的衰落，神的解体，因此‘来一个新的’便成了一种新的迷信，这新的迷信综合了世界各民族，成为人类宗教情绪的尾闾。这的确是一种有魄力的迷信，但不是我的信仰！”“你的信仰？”“我的信仰吗？我……”我们两人说到前面一些事情时，两人都兴奋了一点，似乎在吵着的样子，因此使他把驾船的职务也忘却了。这时船正对准了一个指示商船方向的浮标驶去，差不到两丈远近就会同海中那个浮标相碰了，朋友发觉了这种危险，连忙把舵偏开时，船已拢去了许多，在数尺内斜斜的挨过去，两人皆为一种意外情形给楞住了。可是朋友眼见到危险已经过去，再不会发生什么事故，便向我伸伸舌头，装成狡顽的样子，向我还把眼睛挤了一下。“你瞧，一个掌舵的人若尽同坐船的人为一点小事争辩，不注意他的职务所加的责任，行将成一个什么样子！别同掌舵的说道理，掌舵的常常是由于权力占据了那个位置，而不由于道理的，他应当顾及全船的安危，不能听你一个人拘于一隅的意见。你若不满意他的驾船方法，与其用道理来絮聒，不如用流血来争夺。可是为什么中国那么紊乱？就因为二十年来的争夺！来一个新的方法争夺吧，时间放长一点，……历史是其长无尽的一种东西，无数的连环，互相衔接，捶断它，要信仰！”他在说明他的信仰以前，望望海水，似乎担心把话说出会被海上小鱼听去，就微笑着把烟斗塞进自己嘴巴里了。无结果的争辩，一切虽照样的无结果，可是由于这点训练，我的朋友风度实在体面多了。他究竟信仰什么，他并不说，也象没有可说的。他实际上似乎只是信仰我不信仰的东西。他同我的意见有意相反，我曾说过了，到现在，他一面驾船一面还是一个医生，不过平时他习惯的是疗治人的身体，此时自以为在那里修补我的灵魂罢了。我们的小艇已向外海驶去，我在心里想，换一个同海一样宽泛无边无岸的问题，还是拣选一个其小如船切于本身的问题？我想起了他平时不谈女人的习惯，且看到他这时候的派头，却正象一个陪新夫人度蜜月驾小艇出游的丈夫模样，故我突然问他“是不是打量结婚，预备恋爱”。我相信我清清楚楚看到他那时脸红了一阵，又象吃了一惊的样子。他没有预防这一问，故不答复我，所以我又说：“怎么，你难道是老人吗？取掉你的烟斗，说说你的意见！”他当真把烟斗抓到手上了。“女人有什么可说？在你身边时折磨你的身体，离开你身边时又折磨你的灵魂；她是诗人想象中的上帝，是浪子官能中的上帝。但我们为什么必需一个属于个人的上帝？我们应当工作，有许多事情可作，有许多责任要尽，为一个女人过分消耗时间和精力，那实在是无味得很。”“可是难道不是诗人不是浪子就不需要那么一个上帝吗？我不瞒你，若我象你那么一个人，我就放下我现在这种倾心如你所谓诗人的上帝，找寻那个浪子的上帝去了。再则从女人方面说来，我相信许多女人都欢喜作你那么一个好人的上帝，你自己不相信吗？”“这一点我可用不着信仰了。可是我同你说说我的感想吧。若是有什么人问到我：若墨大夫，你平生最讨厌的什么？我将回答：我讨厌青年会式的教徒，同自作多情的女子。这两种人在我心上都有一个位置，可是却为我用一种鄙视感情保留到心上的。”综合而言，我知道医生存三种不可通融的主张了，就是讨厌前面两样人以外还极端怀疑中国共产党革命。我有一种成见，就是对于这个朋友的爱憎，不大相信得过。我不愿再听下去，听下去伤了我对于女人以及对于几个在印象中还不十分坏的教会朋友的情感。尤其是说到女人，我记起一件事情来了。另外一个朋友昨天还才来了一封信，说到有一个牧师的女儿，不久就要到青岛来，也许还得我为她找寻一个住处。这女人为的是要在青岛休养几个礼拜的胃病，朋友特意把她介绍给我，且告给我这个女人种种好处。朋友意思似乎还正因为明白我几年来在某一方面受了些折磨，把这个女人介绍到青岛来，暗示我一切折磨皆可以从这方面得到取偿。照医生说来，这女人却应当是双料讨人厌烦的东西了。我忽然起了一种好事的感觉，心想等着这女人来时，若果女人是照到朋友所说那样完美的人，机会许可，我将让一个方便机会，把这双料讨厌东西介绍给医生，看看这大夫结果如何。这点动机在好事以外还存了另外一份心事，就是我亲眼看到我的朋友，尽管口上那么厌恶女人，实在生活里，又的的确确需要一个当家的女人，而且这女人同他要好也比同我要好一定强多了，故当时就决定要办好这样一件事，先且不同他说什么。我打算到好几个自以为妙不可言的撮合方法，谁知这些方法到了后来完全不能适用。到了十点左右，两人把小艇驶回船坞，在沙滩上各人留下了一行长长的足印，回到家中时，事情太凑巧了一点，那个牧师女儿××小姐已坐在小客厅中等候我半点钟了。我同了若墨大夫走进客厅时，那牧师女儿正注意到医生给我写的一个条幅，见了我们两人，赶忙回过身来向医生行礼。她错了，她以为医生是主人，却把我当成主人的朋友了。这不能怪他，只能责备我平常对于衣帽实在太疏忽了一点，我那件中学生的蓝布大衫同我那种一见体面女子永远就只想向客厅一角藏躲的乡下人神气，同我住处那个华丽客厅实在就不大相称。我为这个足以自惭的外表，在另一时还被一个陌生拜访者把我当成仆人，问了我许多关于主人近况的话语，使我不知如何回答这关切我的好人。大家都那么习惯于从冠履之间识别对方的身分，因此我也就更容易害羞受窘了。可是当我的医生朋友，让人家知道我就是她所等候的人，我且能够用主人资格介绍医生给这个客人时，也许客厅中气候实在太热了一点，那个新来的客人，脸儿很红了一阵。牧师女儿恰恰如另一朋友在来信上所描写的一样，温柔端静，秀外慧中，像貌性情皆可以使一个同她接近的男子十分幸福。一个男子得到她，便同时把诗人的上帝同浪子的上帝全得到了。不过见面之下我就有了主意，认定这女人同医生第一面的误会，就有了些预兆。若能成为一对，倒是最理想的一对了。我留住了这个牧师女儿在我家中吃了一顿午饭，谈了好些闲话，一面谈话一面我偷偷的去注意医生，看他是不是因为客厅中有一个牧师的女儿，就打量逃走。看来竟象不会逃走的样子，我方放心了。在谈话中医生只默默的含着他的烟斗在一旁听着，我认为他的烟斗若不离开，实在增加了他的岁数，所以还想设法要他去掉烟斗说话。他似乎有点害羞的样子，说的话大不如两人驾船时的英气勃勃。在引导他说话时，我实在很尽了一分气力，比我作别的事困难得多。女人来青岛名为休养胃病，其实还象是看我的！下午我们三人一同出去为她安置住处时，一路上谈到几个熟人的胃病，牙痛病，以及其他各样事情。我就说这位医生朋友如何可以信托。且告她假若需要常常诊察，这位朋友一定很高兴作这件事，而且这事情在朋友作来还如何方便。医生听我说到这些话时，只衔着烟斗，默默的瞧着我，神气时时刻刻象在说：“书呆子，理想家，别作孽，够了，够了，这不是好差事，这不是好差事！”我也明白这不是一件好差事，却相信病人很高兴很欢喜这点建议。女人听我说到这个医生对于胃病有一种专长时，先前似乎还不甚相信得过，望我笑着，一面也望了一下医生。当时我不让医生有所推托，就代为答应了一切，医生听到这话仍然没有把烟斗取去，似乎很不高兴。我也以为或者他当真不大高兴，就因为我自己见着许多女人不大欢喜她时，神气也差不多同我朋友那么一样沉默的。把医生诊病事介绍妥当后，我又很悔我的孟浪，还以为等一会儿一定会被他埋怨了。但女人回旅馆后，医生却说：“这女人的说话同笑，真是一种有毒的危险东西。”我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太明白一个端静自爱的男子，当平静的心为女人所扰乱时外表沉默的情形了。我很忠厚的极力避开同他来说到这个女子，他这时是绝不愿有谁来说到这女人的。他害怕别人提到这个名字，却自己将尽在心里念到这个使他灵魂柔软的名字。那牧师女儿呢，我相信她离开我们以后，她一定觉得今天的事情很稀奇，且算得出她的胃病有了那么一个大夫，四个礼拜内一定可以完全治好，心里快乐极了。从此以后这个医生除掉同我划船散步以外多了一件事情。他到约定的时间，总仍然口衔烟斗走到女人住处那边去。到了那边，大约烟斗就不常能够留到嘴边了。似乎正因为胃病最好的治疗是散步。青岛地方许多大路小径又太适宜于散步，因此医生用了一种义务的或道德的理由，陪了他的病人各处散步的事情，也慢慢的来得时间较长次数较多了。青岛地方的五月六月天气是那么好，各处地方是绿荫荫的。各处是不知名的花，天上的云同海中的水时时刻刻在变幻各种颜色，还有那种清柔的，微涩的，使人皮肤润泽，眼目光辉，感情活泼，灵魂柔软的流动空气，一个健康而体面心性又极端正的男子，随同一个秀雅宜人温柔的少女，清晨或黄昏，选择那些无人注意为花包围的小路上，用散步来治疗胃病，这结果，自然慢慢的把某一些人的地位要变更起来的，医生间或有时也许就用不着把烟斗来保护自己的嘴唇，却从另外一个方便上习惯另外一种嗜好了。当那些事情逐日在酝酿中有所不同时，医生在我面前更象年青了一点，但也沉默了一点。女人有时到我住处来，他们反而似乎很生疏的样子。女人走时，朋友就送出去，一个人很迟很迟才回来，回来后又即刻躲到他自己房中去了。两个人都把我当书呆子，因为我那一阵实在就成天上图书馆去抄书。其实我就只为给这朋友的方便，才到图书馆去作事。我从朋友沉默上明白那是什么征候，我不会弄错，我看得十分清楚，却很难受，因为当时无一个人可以同我来谈谈在客观中我所想象到的一切，我需要这样谈话的人，却没有谁可以来同我讨论这件事。我为这件事一个人曾记下了五十页日记，上面也有我一些轻微的忧郁。由于两人不来信托我却隐讳我，医生的态度我真不大能够原谅。到后来，女人有一天到我住处，说是要回北京。医生也说要回北京了。两人恰好是同过北平，同车回去也可减少路上的寂寞，所以我不能留任何一个再住一阵。请他两个人到一个地方去吃了一顿饭，就去为他们买了两张二等车票，送他们上了车。他们上车时我似乎也非常沉默，没有先前的兴致，是不是从别人的生活里我发现了自己的孤立，我自己也不大知道。总而言之我们都似乎因为各人在一种隐约中担心在言语上触着朋友的忌讳，互相说话都少了许多。临走时，两人似乎说了许多话，但我明明白白知道这是装点离别而说的空话，而且是很勉强在那里说的，所以我心里忍受着，几几乎真想窘这医生一次，要把女人来此第一天，我同医生在船上说到关于女人的话重新说说，让他在女人面前唤起一点回忆，红一阵脸。十个星期后医生从北平把用高丽发笺印红花的结婚喜帖寄给我，附上了一封长长的信，说到许多我早已清清楚楚的事情，那种信上字里行间充满了值得回忆的最诚实的友谊。结末却说，“那个说女人同教徒坏话的医生，想不到自己要受那么一种幸福来惩罚自己。”我有点生气，因为这两个人还不明白我早已看得十分清楚，还以为这时来告我，对于我是一种诚实的信托与感谢！我当时把我那五十多页的日记全寄去了，我让他两个人知道我不是书呆子，我处处帮了他们的忙，他们却完全不知道。只是十六个月，这件事就只剩下一个影子保留在我一个人记忆上了。我现在还只那么尽想象中国应当如何重新另造，很严肃的来写一本《黄人之出路》。为了如何就可以把某一些人软弱无力的生活观念改造，如何去输入一个新的强硬结实的人生观到较年青一点的朋友心胸中去，问题太杂，怯于下笔，不能动手了。那些人平时不说什么，不想什么，不写什么，很短的时间里，在沉默中做出来的事，产生出的结果，从我看来总常常是一个哑谜，一种奇迹。在我记忆里，这些朋友用生活造成的奇迹越来越多了。（本文摘自沈从文《沈从文集：边城》）（原标题：沈从文与医生的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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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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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 张兆和, 高青子 　　　　　　主要因《从文家书》的出版，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关系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也有一些论家著文评说，但因取材有限，且多就事论事，因此意义不大。作家个人婚恋对创作有重大影响，这已经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有鉴于此，笔者讨论二人关系，除考证若干史实外，更着重分析二人婚恋对沈从文创作产生的丰富复杂影响。把作品完全看成作家的“自叙传”不免过分，可忽略二者的联系同样非实事求是，折衷的办法，我把它当成理解创作的一个特别的角度。当然还有其他角度，只是这里不去涉及罢了。 　　　　在文人婚恋中，沈从文和张兆和是少有的白头偕老的典范。1929年8月，沈从文受聘到中国公学任教，认识当时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张兆和，遂展开爱情攻势。开始时，这攻势因张兆和的羞涩和态度不明朗进展不大，后有胡适居中穿针引线，沈从文终于如愿以偿。1933年寒假，沈从文与张兆和订婚，日，二人在北京结婚。正如结婚所选日期的寓意一样，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后生活虽起过一些涟漪，但始终相敬如宾，共同走完了漫长的岁月。喜欢咀嚼文人轶事的读者从这段婚恋中找不到很多的“故事”和“传奇”，不免会失望，但这段婚恋在沈从文内心掀起的风暴，以及它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却“好戏”连台，美不胜收。一句话，它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一 　　　　沈从文在湘西曾钟情于一个马姓女子，结果被她的弟弟骗走一笔巨款。他刚从湘西来到北京时，在很短暂的时期对丁玲流露过爱慕，但不了了之。1928年在上海，小道消息盛传他和丁玲、胡也频“大被而眠”，那不过是把三人的友谊曲解罢了。一个身体健全的青年人，渴望性爱是极正常的事；沈从文初入都市，有强烈的挫折感，把性爱当成逃避所，因此就有更迫切的需求。沈从文写过像《旧梦》、《篁君日记》、《长夏》、《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等情色作品，表现青年男子的冶游和性经历。虽然沈从文把自己打扮得像个道中“老手”，但在见到张兆和时之前，在两性经验方面幻想多于亲历，是可以肯定的。况且，性与爱情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与张兆和相识，沈从文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初恋。 　　　　沈从文意识到，自己找的是一个陪伴终生的女子，而张兆和是理想的任选。他的激情被调动起来，全身心投入到恋爱中，而张兆和也与沈从文小说创作发生了密切联系。 　　　　张兆和相貌清秀，肤色微黑，在张家姊妹中排行第三。这种体貌特征和亲族关系被沈从文一再利用。他的小说《三三》（1931）写一个乡间小女子朦胧的初恋，小女子名叫三三。三三是否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小说未见交代，于是这个奇怪的名字就只能从张兆和的排行来解释。可以作为补充论据的是婚后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许多书信都称她为“三三”。《边城》中的翠翠，皮肤“黑黑”，《长河》中的夭夭是“黑而俏”，都取张兆和的肤色特点。沈从文还有给亲近之人写故事的习惯。《阿丽丝中国游记》第一卷后序中说，写这部作品是“给我的小妹看，让她看了好到在家病中的母亲面前去说说，使老人开开心。”沈从文在追忆《月下小景》故事集写作缘起时这样写道：“我有个亲戚张小五，……又喜欢给人说故事，又喜欢逼人说故事。我想让他明白一二千年以前的人，说故事的已知道怎样来说故事，就把这些佛经记载，为他选出若干篇，加以改造，如今这本书，便是这故事一小部分。”[1] 这些小说的篇末，大都附有“为张家小五辑自XX经”字样，可见所言不虚。给张兆和的五弟张寰和写故事可谓醉翁之意，全在取悦张兆和。沈从文另一篇小说《灯》（1930）中，叙述人给一个穿青衣的女子讲关于灯的故事，故事令青衣女子感动，遂成就了叙述人的爱情。虽然我们不能妄加测算，那女子的原型就是张兆和，但其格局与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时的情形却是一致的。张兆和有时也以人物形象进入到沈从文的小说中。《贤贤》（1932）中的贤贤以九妹为原型，但故事的起因却是贤贤的哥哥（指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恋爱。作为知名作家，哥嫂的婚恋被无聊者议论，引起贤贤不快。《三个女性》（1933年8）是献给大海和美丽女子的抒情诗。其中三个女性，“高壮健全具男子型穿白色长袍的女子”蒲静隐射丁玲，“年约十六，身材秀雅，穿浅绿色教会中学制服的女子”仪青是九妹，“年约二十，黑脸长眉活泼快乐着紫色衣裙”的黑凤则指张兆和。三个女子在海滨玩耍，被美丽景色所感动，都想把这种对美的惊讶、颂扬和爱表达出来。黑凤觉得要认识美、接近美，就只有沉默一个办法，这与张兆和谦逊、娴静的性格是相合的。黑凤一边和另两个女子笑闹，另一方面她不忘作为主人的责任，天色已晚，她提醒大家回家。回到住处，黑凤收到未婚夫电报，说XX（指丁玲）已死。黑凤听了久久不能释怀，她在心中默默怀念XX，称赞她是“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 　　　　除了上述张兆和与沈从文小说联系的一些直观材料外，还有一些作品隐约透露了恋爱中的沈从文微妙的心曲。《燥》（1931）中的懋力是一个求婚者的形象，他深恋着那个有着“黑黑的脸”，“黑黑的眉毛，黑黑的眼睛”的女子，乘火车长途跋涉来求婚。但在上海的旅馆住下后，他因为女子略乏热情的信函而变得疑虑重重，他担心求婚被拒，在房间里焦躁不安，在街上也魂不守舍。从《沈从文全集》所收相关书信看，这正是沈从文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1932年，沈从文求婚成功。从此，焦躁被喜悦的心绪取代，沈从文在其后写的一系列作品，大唱爱情的赞歌。《春》（1932）写一个青年医科大学生和一个美丽女子的互诉衷肠的那个美妙时刻。男子为巨大的幸福所淹没，用诗、用沉默、用语无伦次的“疯话”赞美着女子，女子巧妙地鼓励并陶醉于男子的情话。一点小小误会，让男子担心唾手可及的幸福，他无端怀疑起女子的父亲可能横加干涉。女子笑男子太笨，对现实毫无察觉，她暗示他，父亲已经应许，这令男子重新找回了信心，“感到宇宙的完全”。这场爱情的飨宴安置在春天的花园里，蓝天白云，鲜花百灵将爱情装点得诗意盎然。《若墨医生》（1932）的故事发生在青岛海滨。若墨医生事业有成，政治信念坚定，喜欢辩论，另有烟斗不离嘴的嗜好，却对女人没有兴趣。叙述人“我”想到一个牧师的女儿将要到青岛来养病，起意成全他们的好事。虽然若墨医生认为女人“在你身边时折磨你的身体，离开你身边时又折磨你的灵魂”，没有一样好处，但异性天然的吸引力，加上这女子“温柔端静，秀外慧中”，以及青岛海云花草气候的相宜，没有多久就坠入情网。若墨医生的向爱情“投降”，隐含了即将成家的沈从文对自己处境甜蜜的“无奈感”和辩解：没有人能够抵挡世间最美好的爱情的力量。 　　　　由于爱情成功所催生出来的一组最优秀的作品是《月下小景》故事集。我曾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过这中国现代唯一的一部框架故事集。[2] 《月下小景》故事的本事绝大多数取自佛经，沈从文加以铺陈点化而成。沈从文在《湘行书简》（日）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月下小景》不坏”，用字顶得体，发展也好，铺叙也好。尤其是对话。人那么聪明！二十多岁写的。”他对张兆和承认：“这文章的写成，同《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了你！写《龙朱》时因为要爱一个人，却无机会来爱，那作品中的女人便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写《月下小景》时，你却在我身边了。前一篇男子聪明点，后一篇女子聪明点。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3] 《龙朱》、《神巫之爱》等写于沈从文认识张兆和之前，是他渴望爱情而又无从恋爱的见证，侧重展示男子的高贵丰仪，《月下小景》故事集写于爱情成功之时，女性的魅力和男子的为爱而屈服成为一种普遍的情形。例如其中的《扇陀》叙述一得道仙人，因下雨摔跤，迁怒于波罗蒂长国，诅咒它三年不雨。干旱事关国计民生，国王大臣想出种种办法，皆不奏效。国中有一名叫扇陀的女子，“荣华惊人”，“巨富百万”，她献上了“美人计”。扇陀带五百华贵香车，携五百绝色美女，来到仙人所住森林，采花捉蝶，鼓乐沐浴。仙人初不以为意，但不足一月，就逐渐露出“呆相”。扇陀又进一步引诱，扇陀怡然就范。仙人因近色而法力智慧皆失，咒语终得解除。《爱欲》颂扬女子的美貌、聪明以及贞洁和痴情。《女人》中的男主人公感叹“女子不是上帝，就是魔鬼，若不是有一分特别长处，就肯定是有一种特别魔力”，否则，为什么她们令男人爱得如醉如痴？这些作品的基调是明朗、快乐的，只有一个陶醉于爱情幸福之中的男子才能写出这样灿烂的华章。 　　　　二 　　　　1933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携手踏进了婚姻的殿堂。这年深秋，沈从文开始写他的代表作《边城》，于1934年初春完成。 　　　　《边城》是沈从文新婚蜜月的产物，但这是一部相当客观化的作品，其中人事心曲，应该和沈从文婚姻生活扯不上具体联系。关于其中翠翠的原型，沈从文提到过三个，《水云》中写道：“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见到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还指出另一个翠翠的原型，即辰州河街绒线铺中那个白脸俊俏的女子。沈从文指认的三个人物原型中，张兆和除在肤色和性情上与翠翠相近外，身份、家世及命运等都相距甚远，她们的联系不是根本性的。其实张兆和的影响是在另外的方面：因为婚姻，沈从文在表现情爱上变得节制、温雅，翠翠的爱意萌动，二老的追求，都相当含蓄，一切发乎情止乎礼仪，它失去了《月下小景》等结婚之前的作品中那种张扬和肉感。 　　　　关于《边城》与沈从文婚姻的联系，值得重视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新婚蜜月里，为什么《边城》是一部悲剧作品？沈从文曾经抱怨亲近的朋友和读者不大理解他“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那么这部客观化的作品背后到底隐藏了沈从文什么样的秘密呢？他自己在《水云》中作了交代，说《边城》是他将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什么又是沈从文“受压抑的梦”？沈从文说，它们是“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水云》写于1942年，是对自己年十年间情感和写作历程的辩护书，关于《边城》的解释带有浓重的弗洛伊德味道：幸福而平静的婚姻生活无法完全消耗心灵积淤的激情能量，通过《边城》将其宣泄出来，这符合厨川白村关于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说法。可是《月下小景》也是一种宣泄，为什么它是喜剧而《边城》是悲剧？沈从文进一步解释：“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于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4] 话虽然含蓄，但意思是明白的：《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水云》中许多交代有事后追认的味道，有些话未必属实，关于沈从文写作《边城》时陷入婚外恋，就没有其他材料提供旁证；相反，其间写的《湘行书简》，浸透着对张兆和的关爱。但浪漫的爱情走向实际的婚姻，沈从文在精神上逐渐生出厌倦疲乏的心绪，是肯定的；同时，令沈从文动心的其他女子可能已经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边城》中人事处处透着“不巧”和“偶然”，是不是对婚姻的追悔的反映？退一步看，《边城》是一个预言：沈从文心灵的风暴就要开始了。 　　　　三 　　　　沈从文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韵秀，笔名高青子。沈从文与高青子初次相见的具体时间难以确认，但应该在1933年8月以后，最迟不会晚于1935年8月。沈从文刚开始认识高青子时，她是沈从文的亲戚，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沈从文有事去熊希龄在西山的别墅，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双方交谈，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月后，他们又一次相见，高青子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沈从文发现，这是她格外仿自己一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装束。当他把这点秘密看破，而对方亦察觉了自己的秘密被看破时，双方有略微的尴尬和不安，随即有所会心，他们的交往开始了。高青子的装束是仿沈从文小说《第四》里的女主人公，那篇小说中，叙述人“我”在汽车站与一个“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面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的女子邂逅并相爱，演绎出一段悲剧故事。高青子的做法其实在沈从文的小说《灯》里已有先例。这篇小说中，叙述人“我”给一个青衣女子讲关于一盏灯的故事，故事中出现一个蓝衣女子。故事令青衣女子感动，她第二日“为凑成那故事”，改穿蓝衣来访叙述人，叙述人“我”梦想成真。在现实中，高青子也因此感动了沈从文。 　　　　能够佐证二人关系细节的还有高青子写的一篇小说《紫》。这篇小说发表于1935年末的《国闻周报》13卷4期。小说从八妹的角度，叙述哥哥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哥哥有未婚妻珊，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遇到并爱上一个名字叫璇青，穿紫衣，有着“西班牙风”的美丽女子。男子在两个男子间徘徊，一个将订婚且相爱，另一个引为红颜知己。哥哥与璇青相互吸引，但又都知道他们无法逾越业已形成的局面，激情与克制，逃避与牵挂，种种矛盾情形营造出一幕幕异常美丽的心灵风景。小说中人物关系及其命运和沈从文当时的处境是相当吻合的。此外，小说中的许多细节也证明了与沈从文的联系：“璇青”这个名字，令人联想到是沈从文常用的笔名“璇若”与高青子的拼合；八妹与她的哥哥让人想到沈从文与九妹；故事在上海、青岛、北京、天津等地辗转，与沈从文的经历大体一致；小说中以紫色为媒，分明是针对如前所述的沈从文小说《第四》；人物提到某人一本以青岛为背景的小说，其中有一句“流星来去自有她的方向，不用人知道”，此语出自沈从文的《凤子》；哥哥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忘怀紫衣女子时，搬出了现代心理学家葛理斯的著作，以为这是“力比多”使然，这深合沈从文的见解。其他再如喜用的流星比喻，笑是“咕咕的笑”，都透着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在《水云》中提到帮这个“偶然”修改文字，应该就是这一篇；而且小说是在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发表的。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关系在家庭中掀起了波澜。张兆和当时刚生了长子龙朱，正在医院里，这一消息给她以很大打击。1997年笔者访问张兆和先生时，她对此事仍耿耿于怀。她承认高青子长得很美，当时与沈从文关系密切。亲友们曾居中劝解，而且有人给高青子介绍对象，希望他们的关系就此了结。张兆和说，翻译家罗念生就是一个“对象”的人选。沈从文性格不是刚烈、果断的那一种，并且他深爱张兆和。他情感上受高青子吸引，但理智把他坚定地留在张兆和身边。这种“灵魂的出轨”没有导致家庭破裂，但给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沈从文的著名小说《八骏图》就是这场婚姻危机的第一个明显反映。小说的主人公达士先生（沈从文自己）到青岛大学任教，结识教授甲乙丙丁等，他发现这些教授性情嗜好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有病，这病症是性压抑。达士有未婚妻，他以唯一一个精神健康者自居，热心为同事诊治病症，排遣郁结。一个学期结束，达士即将南下与未婚妻团聚，不料一个漂亮女人的一封短简，一行写在沙滩上的字迹，竟把达士留了下来。小说结尾讽刺道：“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病离开海，不易痊愈的，应当用海来治疗。” 　　　　有意思的是，在《水云》中，沈从文把这篇作品的写作时间提前到青岛时期（），说由于这部作品以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一些教授为原型，引起不满，他因此离开了那里：“《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的教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两年前偶然写成的一个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继续共事下去。……我到了北平。”[5]实际上，这篇作品写于月间，发表于当年的《文学》5卷2期上，1935年12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因为时间距写《水云》并不远，“误记”不大可能。沈从文在这里卖的是什么“关子”，只要认真读一读作品就知道了。 　　　　《八骏图》中引诱达士先生的那个女子，其原型是赵太侔的夫人，南社成员，青岛大学校花的俞姗。《水云》中她也作为一个“偶然”出现。沈从文可能被俞姗的美貌短暂吸引过，但没有证据显示二人之间有特别的关系，相反，沈从文称这女子是“受过北平高等学校教育上海高等时髦教育的女人”，“大观园里拿花荷包的人物”，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因此，沈从文让已有未婚妻的达士先生在青岛受到这女子的引诱，反映的却是自己在北京时的处境，金介甫说：“沈让达士先生来做一件他自己做不了的事”，就是这个意思。沈从文把已经有未婚妻的达士先生受其他女人引诱写成理性无法控制的无奈之举，是性本能使然，又把与高青子的关系错接在俞姗头上，以此来为自己辩解和掩护。 　　　　与高青子的接近导致沈从文家庭出现裂痕，并促使他思考婚姻本身对创作的影响。《自杀》（1935）写心理学教授刘习舜和太太之间几乎无事的烦恼。教授刚为学生讲过“爱和惊讶”的心理学问题，加之遇到数年前一对出名夫妇自杀后所留遗孤，触景生情，情绪低落。妻子追问根由，教授无言以对。小说极含蓄地暗示，日常凡俗琐事将激情消磨殆尽，失去了“惊讶”，夫妻恩爱的质量降低了。写于1936年的《主妇》写一对夫妇在结婚三周年时各自的意识流，对激情让位给常识，理想在日常生活面前黯淡后婚姻应该如何维持进行了反思。妻子回忆婚恋经过和婚后生活，感到一切都安稳幸福，然而幸福对男子并不是一切，男主人公洞察到潜藏着的婚姻危机：随着疲乏的产生，“惊讶”和“美”消失了；对婚姻的忠诚束缚了想象和激情。他爱妻子，但这爱不能容纳他全部的精神。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但又认为“既不能超凡入圣，成一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就得克制自己，尊重一个事实。既无意高飞，就必须剪除翅翼。”可是，这克制却不得不以牺牲创作为代价，他不由得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生的理想，是感情的节制恰到好处，还是情感的放肆无边无涯？” 　　　　沈从文自己就被这矛盾折磨着，走完了三十年代最后几年的创作历程。 　　　　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在同年8月，离开北平，南下武汉、长沙，1938年4月，经贵阳到达昆明。张兆和产后不久，身体虚弱，没有与沈从文同行，直到1938年11月，张兆和才携二子辗转与沈从文在昆明团聚。1939年5月，由于敌机空袭，沈从文一家搬到呈贡乡下。高青子这时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昆明后，沈从文和高青子的交往更加密切。在情感（偶然）和理智的矛盾中，情感占了上风，他的倍受争议的作品《看虹录》就是放纵情感的产物。小说叙述人是一个作家身份的男子，他在深夜去探访自己的情人。窗外雪意盎然，室内炉火温馨，心灵间早有的默契使他们愿意在这美妙气氛中放纵自己，在一种含蓄的引诱和趋就中，二人向对方献出自己的身体。小说中有性描写，有对女性身体的细致刻划，但都十分含蓄隐晦，一切使用意象。这篇小说发表后并不见看好，朋友不理解这种神秘高深的东西，左翼批评家则指责他写色情，但近几年，它却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被看成沈从文在40年代小说艺术试验的代表作。翻译家金提证实，小说中写到的房间，就是沈从文在昆明的家，[6] 其中的女子，在性情、服饰、举止等方面都取自高青子，读者只要对比一下沈从文在《水云》中对那个“偶然”的描写，相信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当然，更权威的说明还是来自沈从文自己，他提到了自己在《看虹录》中的“屈服”：“火炉边柔和灯光中，是能生长一切的，尤其是那个名为‘感情’或‘爱情’的东西。……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我真业已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漩涡里去。”[7] 　　　　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关系没有一直维持下去。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这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的多。当情感退潮，理性又回到了沈从文身上，高青子也选择了退出沈从文的生活，这时间大约在1942年。沈从文写道：“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带有一点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就到别一地方去了。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的烦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8] 这里沈从文提到的高青子写的故事就是《紫》。那篇小说的结尾，璇青像流星匆匆划过天空，不知所终，现在，高青子也永远离开了。 　　　　同名小说《主妇》（1946）是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而作，也是对自己十余年来情感历程的总结。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作家，他希望写一篇作品，以作为纪念。夜色已很深，妻子心疼他的身体，不断来催促休息。他在感动中枯坐了一夜，终于一无所获。这时他不由幻想：“可有一种奇迹，我能不必熬夜，从从容容完成五本十本书，而这些书既能平衡我对于生命所抱的幻念，不至于相反带我到疯狂中？对于主妇，又能从书中得到一种满足，以为系由她的鼓励督促下产生？”他为这平衡理性与情感矛盾的念头发狂，在天明时一人向滇池走去。他想到了自杀以挣脱矛盾，但理智告诉他：“我得回家”，于是他回到了家里；当他在妻子素朴美丽的微笑中，他的心却仿佛仍听到远方有“呼唤招邀声”。他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并未解决，新的诱惑一旦出现，他又会振翅而飞。 　　　　这篇小说中，沈从文对给妻子造成的伤害表示了极大的歉意，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他的态度十分诚恳：“和自己的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他甚至将家庭责任上升到“公民意识”的高度：“我得从作公民意识上，凡事与主妇合作，来应付那个真正战争所加给一家人的危险、困难，以及长久持家生活折磨所引起的疲乏。”尽管在小说中，人物情感与理性的矛盾仍没有彻底解决，但在现实生活中，出于对主妇和全家的责任，他选择了一种庸常的生活，并且从这种庸常的生活中有了新的收获：他“发现了节制的美丽”，“忠诚的美丽”，“勇气与明智的美丽”，重新找回了“尊严和骄傲”，“平衡感和安全感”。 　　　　沈从文熟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并深深折服，他与张兆和的关系对其创作的影响，也可以用弗洛伊德理论加以理解：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是“苦闷的象征”。应该看到，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恋，无论春和景明，还是狂风骤雨，对他的创作影响都是巨大的，并且这种影响总是正面的。逃离也吧，归依也罢，沈从文总能将这种内在的生命能量化作一篇篇精美的作品。沈从文从张兆和受惠之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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