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贴】。话题：说说我的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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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已经忘了大学的第一节是什么课。只记得当时走的很匆。二教门口我被一活物拦下。对，那是一条狗。嘴角并没有因为我手里的烤肠而挂着几条哈喇子，而是摇晃着尾巴，满脸都是好奇，显然是在憧憬着什么。我歪着头，期待答案。 “旺旺旺，C213怎么走？” “你要上课？狗也想上课？”我惊笑。 “怎么了狗也有梦想。” “好吧，跟我走，刚好一个教室。”那节课过的很快，我听的很投入，狗也很认真。老师好像还表扬来着。随后的日子，我时常在教室和食堂碰到那条狗。我严重怀疑，就那渣一样的食堂居然把它养的肥了一圈又一圈。我断定它是不会再去教室听课的，因为现在是五楼。肥胖的躯体早已禁锢了那颗上进的心。 ================ 寒冬里我顶着冷风往教室挪去。 "咦，那不是那条狗吗？怎么一动不动，死了？" “嘿，哥们儿？死了？上课走。”踢了下它那肥胖的躯体。庸懒的抖了抖赘肉：“别逗了，快回去睡觉吧。怕点名？你都快认不清自己了，老师更别说认识了。” ================ 转眼大四毕业了。当我背着行囊回家时又碰到了那条狗。 “回家了？走，我送你。”我没有理由拒绝。一路上我们没有说话，只是在进站口前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看这座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的城市。斜阳把我俩的身影拖得很长，多少次我和它散步在夕阳下，却从未发现身影如此一致。扭过头看看身旁，早已空空。只留下一片纸孤零零的躺在那里。是一首诗：列车轨道的尽头，有绿草滋润着牛羊。我有一个梦想，在草原上平出一块地，造物建房。可我并不知道，蒙古包跟坟冢长得那么像。
——《我有一个梦想》。
以上就是我对我自己的大学不够完善的评价，里面的“我”=“狗”。每个人刚来大学都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规划。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不知丢在哪里。让我们用此贴怀念我们的大学。拾回我们的追求，让自己不至于那么不羁和遗憾。新生们也可以说出自己对大学的憧憬和梦想，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迷失。大胆的说出我的大学，我有我的光明和希望。
大学已过四分之三，混混噩噩，曾经的理想也被消磨得只剩那么一点点，不过，好在还没有消磨殆尽，抓住这最后一点点，在这个学期拼一下，尽可能多的弥补下吧，考研，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挑战
大学的第一年已经结束。感觉时光过的太快了。大一上学期还感觉慢一些。下学期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点啥就结束了。据说转眼间就会大四。回想大二大三。却想不起自己是怎样度过的。
说跑题了。天生爱在外面生活的我。作为一个包头人。来了内蒙古科技大学。可想而知。是有多么的不情愿。最后也只能就这样凑合的过了。说白了我不是一块学习的料。即使学校多么好对于我来说。没有丝毫概念。我只是想去外面的世界。一年过去了。我心里是否还在抵抗这个学校？不。我已经爱上了这里。只因我在这里认识了一群煞笔。
我很确定的一点是 我的大学很不尽人意。没有学生工作。没有认真学习。饱含着一个极端堕落的状态走到现在，两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眨眼即逝。扪心自问 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是一个反比。微博的签名是 “整日浑浑噩噩，毕竟不似少年”。我不知道 曾经那个在书堆中苦学的少年去了哪里。或许已经倒在了理想的路上，或许醉醺醺的去做了一场大梦。但是我确信的是，他在现在，我的大学状态，是不复存在了。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悲伤的格调。高中时候写过一句话。昙花未谢，此生已老。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两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仿佛自己还是在大一刚来的状态，但是却真真切切的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真的。就好比一个人习惯了醉生梦死，当忽然发现已经颓然老去的时候，心里一定是充满了悲哀和遗憾的。我还有时间。大学过去了一半，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该说“已经”还是“仅仅”，仿佛哪个词语都表达不出来我心里的状态。但是 ，我知道的是，自己隐隐有那样一种欲望与期盼 抓住剩下的光阴，不在蹉跎中度过。无论是欺骗自己说两年的放纵只是积累，为了今日起的厚积薄发，还是告诉自己要跟昨日的自我割袍断义，从此振奋向前，我都在追求一个重新起立勇往直前的状态。哪怕找不回高中的自我，也要步入一个新的起点。你呢。朋友。错落有致的其实不是时光，而是我们或软弱或坚强的心态。别和我一样浪费了两年的岁月才幡然醒悟，明天起，做一个最好的自己。跟昨天的自我说再见，跟明日的清晨说早安。
我靠，能不能来点正能量！骚年们，珍惜大学生活，大学是很精彩的，出来走走，参加点课外活动，锻炼自己，拓宽视野，丰富人脉关系，都是财富
大一第一学期还好好学习了……第二学期就堕落了！主要是都水贴吧了！！
过去了的时间后悔都没用，回不去了。而现在，说好了奋斗，努力。。。。能做到嘛？有这个自制力就不会浪费过去的两年了。大学，是会让人失去一些，但我想，我们从中学会的一定比失去的多的多，有得必有失。珍惜就好。
其实我对我的大学充满想象，我想在春天里赏桃花盛开，在夏天里感触离愁，在秋天里放声大歌，在冬天看漫天飞雪。
就那样吧，不好不坏，马上大四了，什么都不想说，作为一个工科学校的文科生，我特么的保持沉默，因为你永远也不能理解在招聘会上，别的专业都要，就特么的不要我们专业的那种感觉，没办法。谁叫我们是为zf服务的了
正能量路过，，貌似没挂科，，还自己考了美容师，按摩师，营养师，护士资格证，英语四级，其次就是玩扑克了，，，在大学的每个角落里都有我们为地而坐打扑克的身影，，，
说到这个心碎了。　　　　-----我颠倒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身影。～
岁月让梦想成为了永久的珍藏品！
岁月你别催，该来的我不推。
玩了两年，睡了两年，
致我逝去的四年大学。-.-
我的大学总感觉很悲剧
马上要一个人四年了
嘿嘿……我的大学都过了两年啦，除了校选貌似还没挂科，自己考了教师资格证，英语四级，英语六级和普通话开学才知道结果，别的没啦，平时就是和舍友一起逛学校，图书馆借书玩，一起去各大超市买吃的，有空的时候找几个朋友去ktv玩，节假日没事就和男朋友舍友同学出去旅游一下下，生活就这样没啥大事偶尔一些小事，至于社会实践，惭愧得很，就那么一两次，兼职吧也就那么两三次，嘿……对了，一次一等一次二等奖学金……估计这也是我们广大屌丝的生活吧
刚上大学的时候总是告诫自己奋斗，努力吧，但是时光磨平了一切，一无所有，貌似很颓废了，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学习的人，再有一年也得离开了，学弟学妹们，努力吧，做自己喜欢的事，积极向上，
我的大学。最开学的莫过于遇见了她，她比我小一届，追她追了没几天就答应我了。然后很幸运的是我四级英语裸考过了。计算机二级看了点书，考了2次也过了。最遗憾的是到现在没拿奖学金，所以还剩2年了，奋斗吧。六级英语，四级计算机and 她。2年后我来挖坟。
好像没什么好说的，反正就这么过去了，没什么不一样的
大学让我变了。。
大学生活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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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生活片段
首发于2004年
1、考大学去 &
1977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最要好的几个中学同学在一起庆祝我们的21周岁生日－－应该庆祝的20周岁，因为适逢国丧，禁止娱乐活动，所以只好延到21周岁。
&那天晚上我们在外滩的东风饭店，我花了半个月的工资请客。酒足饭饱之后，又一起到“东宫”（沪东工人文化宫）看“革命杂技”。深夜在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决定要去报名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年的7、8月份就已经传开了，我们中有一个同学早就开始复习，也力劝我一起参加。可是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绝对是一个比不上“工人阶级”响亮的称呼；另外，大学毕业生48元5角的工资，实在比我们当时满师所挣的36元、以及在这4年里可以看得到增加的工资并不具有什么诱惑力，因此尽管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当年中学里成绩最优秀的，可是绝大多数对高考都不感兴趣。
&不过就在这9月头上，我出了一个坠落事故，差点摔死，在这生日的夜晚，感觉自己所在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实在工作太危险，还是改换一下比较好。
&决心下了以后，从第二天开始就把家里过去哥哥姐姐的老课本（自己的课本早就扔掉了）拿出来，每天晚上花4、5个小时做数学题目。没有为了参加高考请过一天假。
&报名以前，我所在的局为了防止过多的报名，自行组织了一次测试。记得那次测试的成绩挺不错，增强了信心。不过12月份就要考试了，自己觉得从来没有学过的物理、化学实在是来不及了，还是报考相对容易的文科算了。从此“一失足遗成千古恨”。
&上海那年高考似乎是在12月初，记得到考场的时候，门口有大批的围观市民在那里对进入考场的人品头论足。两天考下来，数学、史地都考得很得意，尤其是在回来的公共汽车上，好多人在打听“我国最近发现的大油田”那个题目，只有我是答出了“华北油田”，不由心中窃喜。考完后就去看了一场电影《女跳水队员》。
77年高考仍然沿袭了60年代以来的传统，高考成绩是不公布的。所以一直等到录取通知下来，才真正松了口气。
&虽然号称是“77级”，但实际上到学校报到是在1978年的2月。这样就开始了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的生活。
77级以及后来的78级、79级，堪称共和国高教史上空前绝后的几届大学生。这里集中了太多的十几年沉积下来的“读书种子”，很多同学在进大学前已经是作家、编辑、记者、书法家、摄影家，等等，有了很多发表的作品，已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尤其是在这十多年里培养出自己的看问题的眼光，有自己独立的立场。
&我当然不在其内。像我这样70年代毕业的中学生，连个完整的小学都没有读过，在这个年级里只是小字辈。比我更小的还有74、75、76届中学毕业生（上海从我们这一届中学生开始把中学的学制改为4年制，而1977年考虑到恢复高考的因素，把预定在1977年毕业的77届中学生延长一年，因此参加首届高考的年纪最小的学生是76届中学生），在整个年级里人数很少，属于“追随者群体”。
&年级里自然成为核心的，是“老三届”，即66、67、68三届高中生，他们已届“而立之年”，政治上、思想上已经很成熟。而66、67、68、69初中生，则构成了年级的中坚。
&在一个寝室里，年纪最大的和年纪最小的，相差至少10岁。在学习上、生活上，年纪大的老三届同学很自然的就成为领导者，实际上起到了我们现在学校里设立的“导师”的作用。
&记得我们年级里有一位66届高中生，原来在农场的时候就通读过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后来上调到中学当老师，给全市的“工人理论队伍”做过学习6篇马列原著的辅导。他对《资本论》非常熟悉，有一次在闲谈时，他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说起过的一个观点：居住条件恶劣导致道德败坏，并用他当年所在中学为例，说是因为学生家庭居住困难，造成学生里性过错发生率非常高，每个班级都有打胎的女生。
&说来惭愧，我对《资本论》一点不熟，可是对于这一段却是看到过的，而且后来在工作中也亲眼观察到这样的情况。于是我们两个谈的非常投机，引得旁边的同学也听得津津有味，大概回到寝室里还加油加酱的传说了一通。于是就有阶级斗争观念强的同学去揭发我们在谈论不健康的事情，立即被警惕性更高的学校领导作为年纪大的同学在“腐蚀”我们年轻一代的纯洁心灵的典型事例。指导员来找我谈话，企图要我来做个重要旁证，开导我出面来揭发这件事，可是我平时一贯习惯于胡说八道，对于这次交谈实在是一时想不起来，一口否认有这件事。耐心的指导员足足缠了我一个小时，最终只好悻悻作罢。不过后来还是在大会上不点名的把这件事说了又说。那位同学经历过的政治风浪太多了，对此只是冷笑而已。不久他就考上了另一个大学的研究生（首次报考研究生时允许在读的77级大学生报考），离开了我们班级。
3、睡在上铺的兄弟
&大学里睡在我上铺的同学，确实被大家称呼为我的兄弟。
&我们年纪差不多，我略大一岁多。两个人都比较高而瘦，都戴眼镜，两个人都喜欢打球，篮球、排球是最爱，每到下午四点，我们就会一个个寝室吵过去把人轰到操场上去和我们打球。我们一起晨跑，一起吃早饭，一起到教室上课，经常穿一样的工作服，经常一起参加各种课余活动，尤其是当学校球队的拉拉队。因此大家都说我们是兄弟。
&上铺兄弟只比我高一点，但是分开看总被人认为他比我高很多。暑假里在学校里住着没事，拿皮尺测量身体各部位比例，才发现我的这位兄弟身材无比的完美，所有的重要比例关系全部都符合0.618的黄金分割率：小腿与大腿，腿长与身长，肩宽与腰身，头身比更是希腊英雄雕像的1:8。一张清秀的脸，大嘴大眼，棱角分明的五官，笑起来带有很多的天真。怪不得每天晚饭后沿丽娃河散步时有那么多的女生朝我们看，原来我只是个可怜的陪衬人！
&上铺兄弟原来是在农场工作的，进大学以前书读得少一点，和我一样，在我们这个积累了十年读书种子的年级里，感觉压力很大。他的用功之道是开夜车，可是按照我们寝室里专制的、比我们大十岁的老班长立下的严格规矩，十点半以后寝室必须熄灯，有要开夜车的，必须在十点以前漱洗完毕，半夜回来不得开灯、不得发出声响，只能摸黑钻被窝睡觉。上铺兄弟往往是在晚饭后不知不觉的倒在我的铺上睡过去了，等到十点我们开始漱洗才醒来，于是匆忙弄一下，就上教室去用功了。很惨的一次是他忘了钥匙，半夜里打门，老班长一怒之下将他的铺盖从气窗里扔了出去。
&上铺兄弟另一件经常要被骂的事情是，他比较邋遢，袜子、内裤换下来就一扔，直到积累到无可替换时才发狠洗一通。而我们这个寝室在老班长的带领下是清洁模范寝室，就连床底下的鞋子都是放在专门命我钉成的架子上不着地的成一溜，怎能容忍如此邋遢，经常发出警告威胁，处罚他多做一天的“奴隶”，为全寝室打开水、搞卫生。
&上铺兄弟也是个多情种子，中学里就有了女朋友。在到农场的日子里，分配在上海工厂工作的女友默默的支持他，终于熬到恢复高考的那一天。可是大学里，上铺兄弟又受到了另一个女同学的强烈吸引。那位女生是个矮个子，圆脸圆眼，一看就是个灵活的上海姑娘。人又是极其聪明，写得一手好字，虽然不像上铺兄弟那样经常练字，但一到书法比赛，拿奖的必定是那位女生。上铺兄弟陷入了感情危机，那个女生则勇敢地追求。有一次我从上铺兄弟那里拿了一本《邓肯自传》来看，发现里面有很多地方都划有提示的符号和线段，是那位女生对上铺兄弟的鼓励。终于上铺兄弟终止了与中学女友的感情关系，和这位大学同学走到了一起。
&毕业的时候，那位女生顺利考取了研究生，而非常勤奋努力的上铺兄弟却是名落孙山，被发配到一个中学去教书，而他是不适合于教书这一行的：虽然身材高大精干，可是在人多的场合他很容易脸红，讲话的声音微微发抖，在讲台上的动作完全失去了在球场上的潇洒，显得僵硬而笨拙。为此他发愤要走学术研究之路，在毕业后的一年里，他的论文登在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不久就考取了那位女生所在学校的研究生。而我也在这个学校就读，于是我们又到了一起，不过不再是上下铺的近距离了。
&研究生毕业，我们全都留校任教，只是在两个不同的系。我们几乎同时间结了婚，同时间做了父亲。他在学校里搞到了一间房子，于是他的家就成为我们在学校里聚会的场所，有多少夜晚是在那间15平米的小房间里一起聊天度过的。
&作为我们大学里100个人的年级里唯一成功的一对情人，他们俩是年级的骄傲。不过后来女生下决心要到美国去读书，在做了母亲后，自学英语（大学里我们都是学日语的），考托福，准备材料，终于得到了奖学金，越洋而去。我那上铺的兄弟也随之跟随而去。
&从断断续续的通信中，我得知他和我一样没有语言的天分，英语始终不行，无法进入美国大学，带了孩子，又没有办法靠读书维持。于是将原来为小家庭练出的烹调本领发挥为存身之道，先是为中餐馆打工，后来就自己开了中餐馆。而女生则硕士、博士一路读得不亦乐乎。开始时来信总是两个人都写一点的，后来就只有上铺兄弟的了，再后来就是没有信了。
&十几年过去了。我听来往于中美之间的同学说起，这对患难夫妻的缘分已经到了头。男的去了加拿大，女的博士毕业后到了一个美国大学教书，他们的女儿是由女方带领。不久听说女生已经和一个老外结婚。
20世纪最后一年里我有个公差到了美国，只有上铺兄弟的电话，他却不能进到美国来和我碰头。我们一边看着电视里的NBA决赛转播，一边打电话，谈了两三个小时。
&过了一年，上铺兄弟突然回到了上海，说是有人给他在国内找了个女朋友，在上海来会面。十多年不见，当我们在一个饭店里碰头时，他那个大腹便便的样子简直让我吃惊。他还是很关心国内的学术动态，也有回到学校的想法，可是学校当局对他们的情况也很熟悉，知道他并没有一张美国的文凭，婉言拒绝他的归来。上铺兄弟只得悻悻离去，继续加拿大的打工生涯。
&前几年收到了那位女生、上铺兄弟的前妻寄来的书，是她的博士论文。在她的附信里，简单的说到了她和我上铺兄弟爱情的结晶－－他们女儿的情况，这个女孩看来是继承了他们两个的优秀基因，考取了麻省理工学院，学生物基因工程，还是学生歌剧团的台柱子。不过她没有提到我那上铺的兄弟。
&一个本分的读书人，命运的播弄使他在地球的另一边打工。我知道这也是很好的生活道路，不过我还是想念上铺的兄弟在我们很穷的时候在他那小房间里高谈阔论的日子。
&感谢网络，近几年和上铺兄弟在网络上取得了联系，他现在的家庭非常圆满，有了一个漂亮乖巧的儿子。几乎天天上网聊天，距离似乎仍然只有上下铺之间的那几十厘米……
&进了大学少不了的就是坐堂上课。不过说实在的，我大概从两年级开始，就很少到教室听课了。所以现在以己度人，我给学生上课也几乎从来不点名，总是一开始就宣布允许逃课，允许看其他书，但不允许交谈影响其他同学。
&为什么要逃课？理由也是很简单：如果任课教师并没有给我什么启发，我为什么要在教室里熬时间？如果是给我启发的好教授，那么我是绝对不放弃的。
&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教授（绝大多数还是副教授和讲师）里有一些思想很僵化，拿着发黄的、不知哪一年备课的讲义稿来照本宣科。记得我所在系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给我们上课，开口闭口拉长了调子讲“马～～～克思～主义～史学”，那高亢、尖锐的常州音调实在太刺激我的神经，第一节课一下课我就逃亡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好老师是很多的。
&给我们上世界古代史古希腊、古罗马那一段课程的，是孙道天教授（当时是副教授）。他身材高大，高鼻深目，一表人才，一口东北腔的普通话，音调浑厚。他只是带几本外文原版书，往讲台上一放，就开讲，事件、人物、分析如滔滔江河灌将下来，一下子就把学生带到那遥远的国度和年代。尤其是他会脱离当时硬性的意识形态史学理论，提出很多自己的观点。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古希腊城邦国家形成时期海外殖民的重要因素的分析，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时划分选区的政治意义的分析，都是受用至今。
&第一个学期来给我们上《历史文选》的是王春瑜教授（当时还是讲师）。他原来是复旦大学周予同先生的研究生，参加过这本教材的编写。后来不知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刚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允许上课，而且也只能上这门“技术性”的课程。他对这本教材（当时我们用的是个油印讲义）实在是太熟悉了，一上台，就用他那浓厚的苏北口音开讲“时甲子昧爽，王朝至牧野……”。100个学生坐在下面，他的音量不大，又习惯于不看着学生讲话，大家未免听得很吃力。
&下课后，一些同学就对他提意见，意思是：我们这个年级古汉语程度是比较高的，请老师不必一字一句解释，可以另外讲些内容。王老师也不说，照样讲完。到了第二次上课，他带了本线装书来，请年级里的一位书法家同学，把一段古文抄在黑板上，要大家当场抄写，并断句、翻译为白话文。才两节课的时间，整整一篇《史记?庄周列传》。到了下一次，他把我们所有的作业都带来了，说：“这个是《史记.庄周列传》嘛，还不算难的嘛，不过你们还是没有一个人全部做对的嘛。”然后就逐句解说一遍，可是其中有一句他一时也想不出适当的翻译句子，很自然的自嘲道：“这个倒也是蛮难的嘛！”大家哄堂大笑。
&以后他也确实就不再按照这本书来讲了，而是给我们讲如何使用文史工具书，如何查人名，如何查事件，如何查制度，如何查年代，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当时还根本没有这样的书可看，所以他的课我是一节也没有逃过。
&王老师上课经常有妙语。有一次讲到编名人词典的往往喜欢把自己也编进去，“实际上方圆5里没有人知道他是哪个”。还有一次讲到某著名学者，死在文革里，他就顺口来一句评论：“这个文化大革命嘛，就是该死的把不该死的给整死了。”这是在1978年上半年，政治口号是“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搞一次”的时候，大家听了都不敢有反应，他倒是泰然自若。大概也是有警惕性高的同学汇报上去了，下一节课，我们的指导员就来旁听了。王老师还是照讲不误。不久就传出消息，说他要调北京工作了。
&下一个学期确实王老师调走了，来给我们上《历史文选》的是一位姚先生，我听了一节课后就“开路”了，因为同时有一门我更感兴趣的课程。
&那门课程是哲学系的“基督教”。上课的教授是刚从牢里放出来不久的徐怀启先生，据说是中国当时唯一在世的梵蒂冈神学博士。记得开始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冯契先有一个讲话：说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反面的东西也可以听一下云云。被当作反面教员的徐先生，坐在台上，面无表情。他个子很瘦小，穿一件旧中山装，架着一副黄黄的赛璐珞镜架、还用胶布粘一只脚的眼镜。经常从袖子里挖出块手帕来拧鼻涕，看上去实在是有点委琐。可是当他一讲到基督教的精义，眼睛就从镜片后放射出光芒，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当时还没有接触过《圣经》，徐先生的课实在是一场启蒙。他从一神教的发韧开始，从比较犹太教的“选民中心说”，来阐述基督教的“救赎中心说”，而且强调了保罗对于创立基督教哲学的重大贡献。我听得半懂不懂。可惜徐先生的课只讲了四、五次就结束。以后听说他招收研究生后才半年就病逝了，我们听的实际上是他唯一给本科生开的课程。
&大学里给我启发最大的是王家范老师。他上的是中国古代史后半段，宋元明清。王老师当时好象还是讲师，他的脚不方便，但是脚步却很灵活，一上课就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妙语连珠。记得他开讲是元朝，一上来就脱手画一个蒙古高原的地势图，点出蒙古部落的分布，成吉思汗的统一。以后在讲元朝灭宋时，也是画地图来显示元军的大迂回战略，令人印象深刻。
&王老师当时算是搞“农民战争史”的，这在当时“阶级斗争史观”意识形态统治下无可避免。但是他在讲课时，再三强调推动历史发展的是“合力”，是几个阶级、几大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是他自己的发挥了。
&王老师上课很重视史料的分析，他往往不说某某事如何如何，而是说某某书是如何记载的，某某书又是如何记载的，由此推定某某事或许是如何如何的。我真正开始接触原始史料、阅读并分析原始史料，完全是受王老师课程的启发。
&给我们上世界现代史的是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出名的李巨廉老师。不过我逃课很多，后来考试只得了个“中”－－那个学期我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学都是“中”，开了个“三中全会”。20多年过去，我们回校搞活动，李老师在讲话的时候还为当年打分太紧给我们道歉。
&三年级有门选修课程《西方史学史》，我倒是一节不拉的听完的。因为几乎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书好看。开课的郭圣铭先生讲话有点结巴，上课时他的中文表述很难有完整的流畅的句子，可是英文却是很流利。很多同学都没有坚持到底，我却是全部听完的－－而且只是旁听，没有参加考试拿个成绩。
&多少年过去了，实际上老师们上课的内容大多忘记了，倒是老师上课时不经意之间的一句题外话、一个事例、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仍然记忆犹新，在打这段文字的时候仍然会在眼前浮现出来。人的记忆实在是太奇怪了。
5、衣食住行
77级大学生在生活上还是保持着太多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我们寝室7个人，衣架上总是7件工作服，床底下是7双翻毛高帮劳动皮鞋。上课时拿在手里做笔记的也是“工作手册”。工作服是我们上课的服装，也是打球时的运动服，直到每周末回家，才换其他的衣服。
&师范学校是供应饭的，17元5毛的伙食补贴，开始时只发饭票，不发现金；而且是统一开伙，没有挑选。记得刚进学校时，天天的菜肴都是橡皮鱼，有个女同学吃这个皮肤过敏，脸上起了大片红疙瘩。后来才逐步改善，有几个菜可以挑选。再后来就改为发放现金了。
&我们住在第一学生宿舍，三楼是女生，一、二楼住男生。这个宿舍楼已经是很老了，唯一的好处是离上课的文史楼才一步之遥，非常方便。开始的一两年里，很多教师带着家属住在这栋楼里，就住在我们的隔壁或者是对门。因此晚上也不强制断电熄灯。
&我们寝室的朝向是正北，一年四季晒不到太阳，冬天窗上的冰花往往终日不化。我们在这样的房间里一住4年，没有改善过。不过我们寝室是个模范寝室，每天都打扫得很干净，所有的鞋子都放置在床底下班长命我钉的一长条木板上，衣服都必须洗干净，有公共的书架，有毛巾架，墙面上贴着大幅的地图。每晚10点半自觉熄灯，在这以后回到寝室的，不许发出任何声响，悄悄爬进蚊帐睡觉。早上起床，一般是我带头，因为作为体育委员，我要带大家晨跑。不过两年级以后就改为每天一个人做“奴隶”，起早为大家买来两大热水瓶的豆浆，以及14个大包子，还要去打满所有的热水瓶。
&作息时间还是很有规律的：中午大家一般都午睡一小会，而我则是利用这个时候看书、做笔记。下午如果没有课的，到了4点就熬不住了，于是就要把各个寝室的人轰出去，到操场上去打球。打到5点多吃饭、擦身，开始晚自习。记得刚进学校时，有两个同学晚饭后去打了一会乒乓球，还被指导员批评一通。以后就没有这么紧张，大家比较随意了。
&洗衣服全部都是自己的事，没有洗衣房的设施（三年级时才有了一个，是在教师宿舍区）。被褥也都是自己洗，然后互相帮助绞干，晾在宿舍下面的架子上，到下午干了以后，铺上棉絮，就在架子上缝起被子来。
&当时工龄在5年以上的同学都是带薪的，而我们就只有伙食补贴。每年寝室里搞几次会餐，到了秋天时节，就要吃大闸蟹。到曹家渡的农贸市场上买蟹，由一个同学拿到家里煮了带过来，大家打几斤黄酒，吃一个晚上，一般每人可以吃三个。当时大闸蟹才一两块钱一斤，穷学生还吃得起。还有是秋天可以吃毛蛤，很便宜，买上一大盆，略微洗一下，放在热水龙头下冲，壳稍有张开就行，拿到寝室里就着黄酒大吃一顿，每个人才花几毛钱。自从83（84？）年肝炎大爆发后，这样价廉物美的聚餐就再也不可能了。
6、爱情悲喜剧
&报到的时候，我们寝室的一位老三届是从产科医院直接来的，妻子刚生了一个女儿。
&在我们这样年龄结构的年级，入学教育居然强调“在校期间不得谈恋爱”。这当然是荒唐的。大多数同学在入学前不是结了婚，就是已经有了女朋友。
&不过到了大学，社会位置变化了，感情也往往发生变化了，尤其是对于当年在农村的“小芳”们。一时间，出现了不少爱情悲情活报剧。有的来到丽娃桥头寻死觅活，有的堵住宿舍门口骂街，有的把当年的隐私照片信件在食堂里公布，更多的是到学校领导那里控告“陈世美”。在当时的环境里，这件事情完全不被认为是私人事情，有个同学就是在组织以党票为条件压力下，维持了与“小芳”的婚约－－不过现在两口子在美国据说是模范夫妻。
&我们年级里女生很少，只占到1/5。而下一个年级78级100个人只有6个女生。其中漂亮伶俐点的当然都成为众多男生争夺的对象。而当时谈恋爱一般都是比较隐蔽的，比如我们这个学校靠着上海西面最大的公园，同学谈恋爱却都是舍近求远，要到上海最东边的浦东公园去约会。结果有两对同时在浦东公园撞见，赶紧互相告诫保密。
&谈归谈，谈成的几乎是没有。因为同学们大多不是初恋，预计共同生活的现实考虑远远超过了情感的热度。尤其是中学毕业届数6字当头的同学，都已是要该成家的时候了，对于7字头的学妹的追求往往是理性的选择，过于直露的表白，失败的几率很大。
&当年谈恋爱这种现实考虑是现在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我的这些同学们还是很有点激情的，我后来到了现在教书的这个大学里读研究生的时候，同寝室的一位同学，那恋爱谈的真叫一个绝：他和女朋友一起参加77年高考，因为分数较低被调剂到其他学校，情愿不去，又接下去联袂参加78年的高考，得以高中，进了同一个班级。他们两个考虑到日后分配之类的现实问题，居然伪装为刚刚认识的普通同学关系达4年之久，直到最后大家都拿了单位的报到单，才向全班同学表露他们的关系。要知道这只是个30多人的小班级，这样小的空间里能够如此隐蔽的搞地下恋爱，简直就是地下工作者的高手。初次得知他们的这项伟绩时，我随口说了句：“那你们一定是每周在浦东公园约会。”他们惊谔的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的同学还是很有点激情的。我们寝室里有一位中学毕业届数6字当头的同学，看上了同班一位7字头的学妹，于是就勇往直前的开始了追求。上课时总坐靠近那位学妹的座位，一大早起来和这位学妹一起读外语，有事没事就找她讨论问题。我们寝室的窗口可以看到女生的宿舍，有一晚他坐在桌前，抬头望着女生宿舍的窗口，不由口中喃喃道：“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花。”－－这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的一句台词。我们忍俊不住，大笑了一通。
&一位老资格的老三届同学用利德尔.哈特《战略论》一书的名言开导他：“在战场上和情场上，间接进攻路线都是正确的。你要追求这位学妹，那就要注意争取她的周围的人们的支持，尤其是她的寝室同学，现在你只对她一人大献殷勤，对其他女生不理不睬，她即使对你有了好感，也经不起回到寝室后那些女生对你的中伤。”
这套大道理没有能够说服这位痴情的同学，猛烈的正面追求继续进行。不过结果是悲剧性的，那位女生果然没有对他发展什么关系，倒是对班级里另一位老三届同学很有点意思。两个学期后，我的那位执着的同学终于死了心，与这位女同学恢复了普通的同学关系。以后他们一起上硕士、一起读博士，却一直没有产生感情的火花，分别成家，一直保持着好同学的联系。
&年级里的爱情悲喜剧发生实际后果的非常少，唯一成功的一对，就是我在“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一贴里写到的。非常遗憾的是，这一对最终还是分了手。
7、学习与研究 &
77级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实在是非常的惊人。记得刚进学校时，有个同学的豪言壮语是要在大学里学习6门外语（最后好象一门还不怎么好），有的同学则表示要背诵四书五经（这是真做到了的，至少是四书）。
&入学后每门课程的教师都被我们的学习热情折服，一堂课结束后，和教师讨论问题的总是有一大批同学，弄得老师疲于应付。
&有一个学期教我们世界近代史的尤天然老师布置大家写一个作业，结果收上去的几乎全都是5、6000字以上的正式论文，最长的有3万字。有的同学主要依靠英文原版材料研究英国的“掘土派”的，有的是写拿破仑军事改革的，有的是写法国革命文学的，如此等等，题目没有一个是重复的。记得我写的是比较18世纪英法两国不同的科技发展路线及原因。尤天然老师仔细看了一个寒假，直到第二个学期才给我们打成绩，并特意来讲评了一次。20多年后我们回校时，他还记得这件事，说我们当时可把他害苦了。
&我这样逃课的同学不在少数，但是都是去看书自学的。我们这个年级的大多数同学都在那个不能读书的时候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很习惯做读书笔记、做资料卡片。
&很多老三届同学在班级里实际上起到了导师的作用。我们班级的一位同学，每月至少看4部长篇小说，平时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很少上课。可是学习效率高得出奇，每门功课都是“优”，哪怕体育课也是“优”。平时对于学术问题的讨论，老三届同学往往都是最后的总结者。到了第二个学期末，允许我们这一届本科直接考研究生，100个人的班级一下子就考取了10个，大多数是老三届同学。
&当时教师对于学生的关心和耐心是现在的教授们要汗颜的。记得第一个学期我接触到了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资料，对于秦国的国有奴隶现象非常感兴趣，写了一篇论文给任课的林增根老师。他仔细给我改了文章，耐心对我交代写论文的规矩，居然连着给我改了三稿！而我最终也不敢拿出去投稿。
&两年级开始就有同学陆续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我们这一届学生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很多老问题被发现了新的意义，而更多的新的课题被提了出来。
&记得王春瑜老师写了篇《万岁考》，我们的一个同学认为他写得还不全，写了文章和他商榷。当时他已经调到北京了，还特意帮助发表了这篇文章。
&有一个同学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专门写了有关“人的利己性”对于社会历史的影响，可惜不能发表。
&有两个同学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历代的气候条件，写了论文，认为气候变为干旱的时期是游牧民族入侵、入主中原的高发期。
&我和另一个同学花了近两个学期的时间，仔细翻阅各类史书，试图统计中国历代官员与人民的比例，制成图表，来分析历史上的“官冗”现象。我们把历代官民的比例表发表在我们系的黑板报上，而黑板报的编辑又在另一角刊登了当时报刊上发表的干部与群众的比例，结果被学校宣传部长批评是搞“影射史学”。
&有的同学研究华侨史，有的同学研究军事史，还有一批同学开始研究文革，十几个人花了很多时间搞了个文化大革命的大事年表（记得搞到1969年就毕业了）。
&由于受金观涛那篇“超稳定结构”文章的影响，有一阵子我还很迷控制论，写过一些以控制论分析中国古代制度的文章，认为实际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是个很难稳定的控制模式。
&研究的成果要公开发表在学术刊物上毕竟是难的，我们就自己办了不少油印的杂志，自己写稿，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自己装订，供同学们交流。4年里好象出过不少这样的杂志，现在没有一个同学是收集完整的。
&当然并非全部同学都是对学术感兴趣，也不是都对历史感兴趣。当时的专业就这么几个，很多同学是误入历史专业的。到现在20多年过去，真正还在历史专业的研究者才1/5都不到，而成为学术界有影响的权威学者的，才几个人。更多的同学转了行。
8、风潮与风波 &
77级进入大学以后，层层布置、人人过关式的“运动”基本不再有了。但是在社会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下，学校里的“小运动”还是不断。既有学生自动发起的“风潮”，也有上级意图整肃学生而导致的“风波”。
&（1）为了看场电影的罢课
&刚进学校不久，我所在的系就闹了一次罢课。起因非常的微不足道：因为学校布置理科院系的学生观看“内部参考片”《阿波罗登月》，而文科不安排。
&大概从1972年开始，中央内部布置了记录片以及科教片厂，组织编辑了一批各行各业的内部参考片，以科技为主，每个行业拍一部，影片来源是驻各国的使馆弄来的外国电视片、记录片、科教片，由中国人给它整一整，编成一部。组织各单位的“革命干部与群众”观看。记得在单位的时候看过有关建筑业的、邮政自动化的、卫星通讯的片子，以及这部《阿波罗登月》。
&我们不少同学没有看过这些片子，听说这件事后就酝酿要罢课抗议。记得某日上午的课程上，突然有人建议罢课，到校长党委办公室去抗议，于是大家伙也就一窝蜂的涌出了教室，来到领导们办公的小楼，在走廊里如同没头苍蝇般的乱窜一通，终于得到了校方的让步，安排文科学生也观看这部片子。大家也就充满了胜利感的回去上课了。
&观看的时候我就发觉这部片子的拷贝已经是非常旧了，颜色暗淡，画面模糊，看来使用过度。后来学校当局彻底想通了，各系安排看科教片时，不再严格区分专业，大礼堂里每晚放映，谁要看就进去看，门口没有控制收票的。结果反而是不大有人观看。记得有一次晚自习前去伙房打开水，见礼堂里正在放映片子，坐进去看了一晚上，那是有关核武器的科教片。
&实际上文科看的很多片子倒是理科不能看的。比如作为资料片，当时集中看了《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军阀》等所谓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资料片。还连续放映了《解放》等片子，作为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料片。本系有时还有放映外文原版片作为教学参考片的。比如记得看过一部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的传记长片，还有是英国人拍的历史仿真片－－大约是他们中学历史课的参考片，中世纪的农村生活，城堡的生活等等。后来换了学校读研究生时，仍然时常有这样的机会。记得写《战争风云》的赫尔曼?沃克带了那部电视剧长片来学校宣传过，他当时并不知道这部小说已经全部翻译为中文，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2）有关“洋跃进”的风波
&刚进学校没多少时候，就是五届人大召开，全校新生拉到上海的人民广场上听闭幕式的拉线广播，到广播里宣布“欢呼雀跃3分钟”后，再去南京路游行了一通。
&在这届人大上，英明领袖提出了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久铺天盖地的宣传学习材料发下来，在政治学习的时候要求大家领会掌握。
&我们的一个同学在班级黑板报上发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好象标题是“口号与目标
诺言与现实”，说建国以来让人民激动的口号太多了，比如1958年的“赶英超美”云云，但往往都是实现不了，挫伤人民的热情和积极性。现在中国的人均GTP是100多美圆，按照现在的规划，年增长10%，到本世纪末也不过是人均1、2000美圆，只不过相当于现在的墨西哥、巴西之类国家的水平，哪里算是什么现代化国家？
&黑板报是上午更新的，当天中午学校里那位嗅觉很敏锐的宣传部长就亲自来看了这篇文章。本周布置全年级大讨论，要求大家树立信心。结果是没有人发言，被逼发言的，就说支持那篇文章。那个部长弄了个好大没趣。
&部长要求那个同学把文章拿出来，刊登到校刊的一个角落里，那一版的大部分版面则是另一个兄弟学校的同学写的歌颂文章。显然是把那个同学的文章当做反面教材。宣传部长还加了编者按，要求进一步开展讨论。
&好在不久以后，风声就不对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传达以后，宣传部长就哑火了。那个同学理直气壮的去领了校刊的稿费。
（3）“人体艺术”讲座的风波
&我们有一位同学是西洋艺术史爱好者，后来曾经考取南大西洋艺术史的研究生，因为家庭原因重新回到本年级来读本科。
&有一次他发起搞一个西方人体艺术史的讲座，自己辛辛苦苦收集了几百张图片，制作成幻灯片。同学们替他出了海报。到了讲座的那天，原来定的大阶梯教室根本就坐不下，只好临时转移到大礼堂，放下银幕，他一边讲，一边放映幻灯，足足讲了3个多小时，在校园里轰动一时。
&自然这又引起了指导员和校领导的注意。于是又开始找谈话，从未经组织批准，到传播低级趣味，一大堆帽子扣下来，要这个同学做检讨，并且要肃清影响。大会小会里都要批评这件事。不过这种政治压力和6、7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我们那个同学就是顶住不检讨，也没有人跳出来揭发批判，再加上不久人体艺术被正式允许，校方才无计可施。最后的批评是因为某个教学楼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一幅淫秽的涂鸦，那就是这个讲座“社会影响不好”的证据了。
（4）“人才学”讲座风波
&大概是在三年级的时候，有个叫雷祯孝的贵州老大学生自己创立了一门“人才学”的学科，红极一时，到很多地方办讲座。有一天晚上到我们学校来讲座，大礼堂座无虚席，他一口气讲了4个多小时，演讲效果极佳。
&我们很多同学都没有去听。听到回来的同学赞不绝口，不禁有点后悔，于是有的就通过团委（邀请单位）搞来了录音，在课余时间听一听。
&有位老三届同学听着听着突发奇想：把这个演讲翻印出来给大家看不是更好？于是他就找了我们几个7字头的同学，放弃周日回家时间，集中全年级的盒式录音机，每人分一盘磁带，把这个报告整理为文字。又向已经离开上海的雷祯孝联系，请求允许我们整理他的讲座。
&要委托学校打印社打印，就要钱。于是我们就先在校内做海报，预收油印的工本费，将来凭收据拿讲稿。这件事情没有料到非常红火，收到了太多的预定单。很多同学一定就是几十册，拿出去分给家人、朋友。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是，原来手摇油印机一张打印蜡纸最多印个5、600张，这次居然印了上千张，大大节约了成本。最后总共大约印了7000份，装订成册，流向社会。我们也获得了意料之外的一些结余的费用，得以转用在我们自己办的学生学术刊物上。
&对于这个“人才学”，当局的态度好象不统一，有人认为不错，加以支持，否则也就不会有雷祯孝周游各高校演讲的事情发生。不过还有一些人明显是反对的，不久上海的一张大报就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批评这个报告里“自我设计、自我成才”是鼓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校方当然也要闻风而动，可是邀请人是团委，是学校自己批准的，这就没有办法弄。于是就追查我们这些这次演讲的整理者。不过实际上我们这次整理也是得到团委的允许的，校方只好从我们“擅自扩大散发范围”、以及收取费用中“有经济问题”这两大题目着手来搞。要不是老三届同学们想得周到，在整个过程中留下了完整的单据，所有的经手人都有签名为证，大概就会背上个黑锅了。
（5）马哲罢考的风波
&我们年级有一位开顶风船角色的同学，他是老三届的，在农村插队时，就曾撰文批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而惹祸上身，好在他所在的公社、大队领导保护，只是落得个不得上调、不得入党、不得提干的内部控制结论。
&两年级时，开始上马哲课程，教材是60年代后所有高校都使用的艾思奇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位同学一开课就向任课的周文彬老师提出：他根本就反对这本书的观点，所以不打算来上课。周老师也不置可否。到了考试的时候，他又提出不参加考试，周老师劝他：总要到场，有个交代。于是他带了在插队时对于艾思奇这本书所做的一大摞批判为主的读书笔记，来到考场，等到规定的15分钟一到，在我们一片惊异的目光中，起身离去。
&这件事当然又引起校方的高度关注，据说下达指示：课程成绩要做零分处理，一定要这位同学补考。然后作为典型事例予以通报。
&令校方想不到的是，周文彬老师真的仔细阅读了那位同学的笔记，给了他一个“优”。
&现在这位同学的这些读书笔记冠之以一个《新概念哲学》的书名正式出版了，可惜现在的读者很难想象当时批判艾思奇这套庸俗哲学所需要的勇气及代价。
（6）直选人大代表的风波
77级经历的最大的一场风波是81年直选人大代表。
81年起基层人大代表开始直选，允许自行提出候选人，30人以上可以推选候选人。大学一般分为教师和学生两个选区，这样一来，学生里就有可能自己选出一个区县的人大代表。
&这个改革在当时很被看重，学生们很真诚的相信这是民主改革的开端，很认真的参与这场政治活动。很多同学愿意推出那位开顶风船角色的同学，不过考虑到被校方接受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年级里很快达成共识，推出那位高考第一名的老三届同学为候选人。
&同时，在河西的另一个文科大系也推出了他们的候选人，并且席卷了河西的不少理科专业－－理科学生对此的积极性远逊于文科，并不积极去推出自己专业的同学。而且据说校方支持这位候选人。
&终于决定由两位候选人来一次公开辩论，在大礼堂进行。我们系主要由老三届同学组成的选举班子制订了严密的辩论和宣传的计划，辩论获得了意料之中的胜利。我们的那位候选人顺利当选。
&不过实际上第二年我们就离校了，人大代表的那位同学做了一届以后就结束了政治生涯，到美国去进一步发展了。
9、变幻的大王旗下
&套一句现在的俗话，风波与风潮都是社会大环境的产物。
&我们所在的这个学校，在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极左思潮的坚强壁垒。书记是一个真正的（？）左派，后来是上海第一个被上峰抛出来给群众批斗的局级干部，也是首批跳楼身亡的死难者。当我们进校时，老的党工干部会指着连接校园与家属院的一条道路，告诉我们，这条路两侧的花圃，都是老书记亲手栽的。当年老书记每天一大早就扫这条路，扫完就整理这些花圃。当我们对食堂提意见，党工干部也会拿老书记时代的故事教育我们：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本校有一位党员饿得受不了，到自由市场“黑市”上买了油条吃，就被老书记在全校党员大会上批评，当场站起来做检查。
&老书记的门徒们在我们进校后仍然在管理着这个学校。勤奋的指导员们孜孜不倦地收集着同学们的言论，分析着各种动向，总是试图找出动向后面的可以落实到人的起因。进校不久，年久失修的教学楼要粉刷，动员了所有的学生来当泥水匠。后来我们毕业前后，丽娃河开始明显发臭，对付之道居然也是发动全校学生来挖河泥，于是几个星期里，河道两侧飘扬的彩旗（为了这次伟大的共产主义义务劳动而点缀的）下一堆堆黑泥一直在散发恶臭。
&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于老书记叱咤风云的时候了。
&胡福明那篇“真理标准”的文章，我们在《光明日报》（那时我们寝室里自费订了参考、光明、文汇、人民4种报纸）上看到时，并没有特别注意。后来听说军报转载了，就觉得大有来头。不久，后来冠名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政治大变动开始了，一直不可怀疑的事情终于是可以怀疑了，错误果然是任何人、即使是伟人也会犯的了。“继续革命”的大革命终于被否定了，是“内乱”了。去广阔天地的青年们开始雪崩般的回到城市。街头大字报越来越多是关于政治问题的思考，而不再是简单的“打倒”。
&记忆里77级大学生并没有作为一个团体去参与这场逐渐有变为真正群众运动可能的社会风潮，不过个人去参与的应该是不少的。一时没有了方向的校方开始并没有很多的干涉，在尘埃落定后，城头的旗帜鲜明了，才一如既往的发挥组织力量，来反击“某某化”，来贯彻一贯始终的原则。
&无论如何，学术领域里的禁忌开始大大的褪色了。记得有一个同学在我们自己办的刊物上写过一篇《新民主主义万岁》的文章，开始从另一种可能性来设想共和国的历史。控制论、系统论、文化人类学等等理论学说都是可以一说的。突如其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吸引了我们的阅读注意力。有一阵子，寝室同学会算准时间一个个轮班到阅览室去看大型文学杂志。
&风气在转变当中。记得进校不久，老校长刘佛年刚访问法国回来，给我们做了次报告。他没有什么书面的稿子，完全是随便发挥。当老先生讲到，塞纳河边的咖啡馆还和过去他留学时一样，他眯缝起眼睛的那种神往的样子，和一本正经的大会报告实在是巨大的反差。
&一个冬天的早晨，来上课的尤天然老师用他那好听的嗓音，带点激动的音调告诉我们：中美已经正式建交。全班同学一致鼓掌不止。
&有一年在纪念“一二九”的大会上，新来的一位书记，当年的浙江“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亲自给我们做报告。他也是完全撇开稿子，谈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我们惊讶的听到，他当时根本不是党员，绝大多数的学生领袖、运动的发起人都是自发的，没有接到过我们教科书上所说的无所不在的领导者的任何指示，而且那时的执政者还亲自出来接见他们。在学潮结束后，还派人来关照他们，资助留学或为国家效力。这是我听书记报告最认真的一次，也是最有收获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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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似乎都在改变，而实际上并没有一切都改变。到了毕业的时候，我们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我们很多同学后来在考研、调换单位等等人生的关头，我们才发现在我们的档案里有一些让接收单位大皱眉头的内容，比如我的就是“非某某某主义的观点较多”，这就是在为自己“小孩子嘴上无遮拦”付出代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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