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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建“摩天大楼”热潮隐忧
位于上海陆家嘴的上海中心大厦，该建筑高632米，已于2015年8月完工，是目前中国已建成的最高摩天大楼。长江商报消息&部分城市为建摩天大楼设计优厚条件，开发商低价拿地后再高额融资□本报记者&柯美杰中国城市高楼建设热已进入中央层面的引导限制时期。当前，一边是中央新政抑制各地建设摩天大楼的管控，一边是曾经在欧美风靡的高楼建设热潮正在中国一二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猛刮。那么，中国城市为何热衷建高楼，是发展需要还是面子工程？对此，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各地热衷建高楼，开发商能以低价拿地并进行高额融资，这可能是摩天大楼热的深层次原因。目前很多主流媒体都在痛批“城市高楼建设热”，人民日报海外版指出，近年来国内城市楼层高度也不断被刷新，如此建设高楼值得警惕。第一高楼不断刷新2月26日，农民工老韩站在武汉建设大道的一处树荫下，仰望着对面68层的民生银行大厦问同伴：“你说坐在里面是啥感觉？”老韩是湖南岳阳人，来武汉打工6年了，进过最高的楼没超过10层。“新闻上说，上海有个第一高楼，是对面这楼的两倍高，脖子仰断了都看不到顶！”老韩说的上海第一高楼，是去年8月封顶的上海中心大厦。这座高632米、共124层的高档商务楼，不但取代陆家嘴的环球金融中心，刷新上海的天际线轮廓，还成为中国第一高楼，世界第二高楼。但老韩不知道的是上海中心大厦头顶上的“中国第一高楼”这一桂冠并不能保持多久。近年来，摩天大楼在我国遍地开花，争相崛起。一些地方纷纷将摩天大楼的设计高度瞄准区域第一、中国第一，甚至世界第一。660米高的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按计划将于今年建成，届时将取代上海中心大厦中国第一高楼的地位。就在老韩所在的城市武汉，2017年也将有一幢高楼超越上海中心大厦。武汉绿地中心开始设计高度606米，但为超越上海中心大厦，中途又加高30米，2017年建成时将高达636米。而计划838米的湖南长沙“天空城市”一旦成功建成，比目前世界已建成的最高建筑——阿联酋迪拜塔还要高出10米，一度引起舆论哗然。据高楼协会近日发布的年度报告，在2015年，全球共有106座摩天大楼（高逾200米）建成，其中亚洲建成81座，其中中国以建成62座的惊人纪录，连续第八年蝉联冠军，远超其他国家。美国仅建成2座。而在全球新建高楼最多的城市里，印尼的雅加达以7座排在第一，紧随其后的就是中国城市深圳、南京、南宁，都是5座高楼。而在高楼协会发布这份报告的时候，中国还有300座高楼正在建设中，报告也认为，尽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2013年以来增速减缓，但盖高楼的势头还在持续。据高楼协会的预测，2016年，最高的10座楼中有6座仍建在中国。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建筑设计标准，超过100米的建筑就属于超高层建筑。而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高于152米的大楼即属于摩天大楼。据相关专业网站统计，到2020年我国摩天大楼将超过1000座。而美国到2020年不会超过540座，中国摩天大楼的数量将是美国两倍。三四线城市争建纵观全球摩天大楼，多数集中于人口密集、经济高度繁华的国际都市，譬如高楼林立的纽约曼哈顿；譬如中国香港150米以上的大厦多达200多座。反观我国此轮高楼热，其最大特点是从原来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开始向二三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转移。据统计，中国建成、规划、在建的300米以上摩天大楼（非住宅类）共有164座，这164座摩天大楼中，除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重庆等城市外，比如苏州的“东方之门”、贵阳的中天未来方舟、无锡的苏宁广场主楼、东莞的虎门商会大厦、镇江的苏宁广场A塔、常州的现代传媒中心、淮安的雨润国际大厦、烟台世茂海湾1号、柳州的地王国际财富中心等。值得一提的是，江阴市华西村除已建成一幢高328米的空中华西村大楼外，还欲建一座高600米左右的华西龙大楼。长江商报记者梳理发现，除了高度，它们在功能和造价上也极为“相似”：几乎无一例外地涵盖了超豪华五星级酒店、国际5A级写字楼、豪宅及大型购物中心等综合性业态，建筑面积上百万平方米，总投资数十亿元……打出的广告语也如此一致：“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城市发展的标志”等。但一些二三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建设的摩天大楼却并非一帆风顺。苏州“东方之门”因外形酷似秋裤，被外界称为“秋裤楼”，一开始就风波不断，2004年正式奠基，建设进度一拖再拖，其间一度传出资金断裂、出售股权、大楼易主的消息，投资从45亿增加到90亿。“东风之门”建成后将具备高级酒店、酒店式公寓、写字楼、大型商场等多种功能，但整体交付时间从2013年10月、2014年1月、2014年6月，第四度延迟到2015年1月。实际上直到去年才封顶，建设周期长达11年。去年11月初，“东方之门”发布消息称其购物中心将于今年年底试营业，2017年春节前正式开业。建成后能否卖得出去也是一个问题？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该项目2011年开始销售，售价虽然在上涨，但销售并不理想。东方之门已经取得预售证总面积为16.95万平方米，但已经销售的面积仅为4万平方米左右。在2011年和2012年这两年中销售了&20671平方米，2013年销售了10304平方米，2014年销售了2623平方米。各地热衷建高楼的秘密对各地已建、在建、规划中的一栋栋摩天大楼，人们不禁发出疑问：建设那么多高楼，是为彰显一个国家的优越感，还是纯粹的形象工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的一些摩天大楼也是被逼或者催生出来的。”经济学家宋清辉说，中国的服务业占比规模很大，而我国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因此不得不向上要空间、要高度。华中科技大学建设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万谦对长江商报记者说：“不可否认中国城市建高楼有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因素，但北上广等地由于大量人口聚集、跨国企业总部入住，确实需要一些摩天大楼。”他认为超高层建筑一般以写字楼、酒店、购物中心的综合体居多，服务对象通常是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只有像银行、保险、咨询、互联网等第三产业十分发达、城市土地资源又十分有限的地方，才需要集约型的高层建筑。万谦说，建摩天大楼从20世纪以来，实际上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普遍做法，在20世纪的美国，摩天大楼被称之为城市的图腾，而中国许多城市在经济发展壮大后，也羡慕美国这些城市。大家希望通过建设摩天大楼成为城市名片，也引起全球的关注。如早期浦东的金茂大厦、现在武汉的绿地中心等莫不过如此。目前，国内二、三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的土地稀缺度和公司密集度，远到不了需要修建四五百米摩天大楼的程度。“但现在三四线城市竟要建造超过500米的洲际金融中心，我认为这种摩天大楼竞赛，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建立地标，动机是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财经评论员陈东海说。我国不少“第一高楼”的背后，却是地方国有资本在支撑：天津117大厦有天津国企海泰控股的身影，南京紫峰大厦的股东之一是南京国资集团，大连、武汉的绿地中心则是上海国有控股企业绿地集团的项目。“开发商根本不用担心回报问题，虽然摩天大楼的高度未必能带来高租金，但有政府在后面做推手，开发商往往能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拿到紧缺的土地资源，以及更加便捷的高额融资。”在宋清辉看来，这可能是摩天大楼热的深层次原因。长江商报记者发现，一些地方政府确实为城市天际线竞争设计了令人瞠目的优厚条件。日，广西柳州市下发了一份“促进超高层建筑项目建设发展的意见”。文件中如是写道：若超高层建筑超过300米，按现行规定计算150米以下部分的容积率，并依此计算土地出让价款，150米以上部分不计土地出让价款。中央新政对城市建筑“大洋怪”说不长江商报消息&摩天大楼的维护、消防等风险不可忽视，专家提醒三四线城市量力而行□本报记者&柯美杰中国各地城市争先恐后建设摩天大楼，但背后隐藏着维护、消防安全等风险不可忽视。“摩天大楼就像奢侈品，有的女性不计成本买奢侈品，但买了之后却没能力打理，风险随之而来。”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万谦对长江商报记者说，摩天大楼背后的风险值得各地警惕，一定要量力而行。针对当前一些城市的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特色缺失和文化传承堪忧等现状，近日中央新政明确“说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建筑八字方针“适用、经济、绿色、美观”，防止片面追求建筑外观形象，强化公共建筑和超限高层建筑设计管理。高层建筑管理维护成本高“高层建筑火灾救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万谦说，消防云梯一般只有100米高，高楼超过这一高度就无法进行救援，除非动用直升机灭火，而现今我国有多少城市消防队配备有直升机？高层逃生的可能几乎为零。而实际上即使配备了直升机，也很难确保万无一失，毕竟航空消防难以提供足够的水量，也难以精确投射。长沙“天空城市”规划一发布就引起外界哗然一片，其中就与其宣称全钢结构有关。在专家们看来，全钢结构其耐火性虽比钢筋混泥土强，但在极端高温条件下会疲软变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建筑耐火性问题。万谦说，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就是钢结构，它在大火中轰然垮塌，使预计的灭火和救人计划全部泡汤。水火无情。在消防隐患之外，面对中国多个城市地下水超采的现状，摩天大楼能否“站稳”成为另一个隐患。万谦认为，摩天大楼基坑工程需要抽取大量地下水，对地质环境有明显影响。“地下水超采可导致地下结构空心化，从而无法承载地表建筑，加剧地陷或地面沉降。也就是说，“长”得越高的城市地面沉降越严重。超高层建筑的管理维护也面临巨大挑战。超高层建筑一般会容纳上万人同时办公，对通风、供电、供暖、给排水、电梯等系统的要求也更高。为了减少高空气流扰动，超高层建筑一般都封闭运行，上海金茂大厦的空气流通和冷暖调节全靠一台功率高达28000千瓦的空调，相当于9000多台一般家用空调的功率总和。如果这台空调出现故障，就意味着全楼上万人都要在闷罐里工作。造价昂贵、动辄近百部的电梯系统，更是维持超高层建筑健康运转的心脏。一旦“掉链子”，后果不堪设想。世界上最高的住宅——414米的阿联酋迪拜“公主塔”，电梯发生故障，住在顶层的富豪不得不爬97层楼才能到家。“即便是清洗每栋高楼10万平方米左右的玻璃幕墙，也是个艰巨的任务。超高层建筑的‘超高’，不仅是对建筑质量的要求，更是对管理品质的要求。它需要一整套现代化、精密化、智能化的运转系统，是传统楼宇管理所无法企及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说。会否陷入“劳伦斯魔咒”？“高楼建成之日，即是市场衰退之时。”这是德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著名的“摩天大楼指数”论，又被成为“劳伦斯魔咒”。中国城市大规模建设摩天大楼，会否陷入“劳伦斯魔咒”？经济分析人士指出，各地兴建摩天大楼，往往都是在信贷宽松、投资激亢时动工，在数年建设后，可能会遭遇经济向低谷回落的危机，导致烂尾工程或者大楼空置，造成资源浪费、经济损失。“上世纪90年代巨人大厦的流产、2011年迪拜大厦的危机，就是劳伦斯魔咒的例证。”财经评论员陈东海说。但更多专家认为这在中国不会上演。“‘劳伦斯魔咒’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的一些城市完全具备建设摩天大楼的实力和能力。”经济学家宋清辉说，经济学上并无一个判断经济发展衰退的模型，中国经济本身的增速在全球属于一枝独秀，目前仍然是全球最高的，对全球经济贡献也是最大的。他认为盲目建设摩天大楼确实有可能会将中国经济拖向深渊，但是若在建设之前做足前期准备工作，并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项目总体策划，建设摩天大楼总体而言可能利大于弊。在国内不少成功转型的城市，核心CBD的迁移往往都是由摩天大楼推动的。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周毕文认为，摩天大楼热是泡沫化的产物，在他看来，等到人们思维回归理性的时候，就不会再建这种高楼了。万谦也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城市建设摩天大楼应该会越来越理性，但这股热潮肯定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国一二线城市，相当长时间内还会建设大量摩天大楼，而且相对风险较小。”他担心的是三四线城市不顾自身实力建大楼，可能会陷入“劳伦斯魔咒”，“搞得不好，就会砸进去。”在他看来，只有一个地方经济高速发展才能建摩天大楼并可带动经济继续发展，如果经济本身发展不好，欲通过建摩天大楼来拉动经济，则会受到市场惩罚。万谦提醒中国地方政府，如果把摩天大楼比作人参，只有人体健康则能起到补身体的作用，反之如果人体虚，人参可能就是送命的毒药。摩天大楼与城市经济发展关系也一样。建筑设计拒绝“大洋怪”目前中国城市规划随意性很大，而规划在城市建设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是城市建设的蓝图和法律。所有的城市建设包括市政基础设施、城市广场、社区街道、景观绿化等建设，都应纳入城市规划的行列中。然而在中国城市建设中，城市规划经常被改变。不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近日印发，有望改变这一局面。这是时隔37年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配套文件，通过一个个破解城市发展难题的“实招”和“时间表”，勾画了“十三五”乃至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发展的具体“路线图”。《意见》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在规划建设、批准、执行上戴上了“紧箍咒”。如《意见》要求依法加强规划编制和审批管理，严格执行城乡规划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创新规划理念，改进规划方法，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增强规划的前瞻性、严肃性和连续性，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针对目前城市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等乱象丛生，特色缺失，文化传承堪忧的现象，《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建筑设计管理，要按照按照“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突出建筑使用功能以及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环保，防止片面追求建筑外观形象。强化公共建筑和超限高层建筑设计管理，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后评估制度。倡导开展建筑评论，促进建筑设计理念的交融和升华。万谦说，《意见》是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相当长时间内的纲领性文件，特别是提出了“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对当前建设设计管理有现实意义。之前我国城市建设是“适用、经济，（可能）美观”的原则，这次加上了绿色这一概念并去掉可能两字，强调了建筑设计管理的绿色特征，意味着未来建筑要注重长期使用及综合考虑，不能只顾眼前。他认为《意见》虽很难抑制住各地建设摩天大楼的热情，但能促进各地摩天大楼建设得更加科学、合理。全国十大摩天楼工程名称楼高完工时间平安国际金融中心660米2016武汉·绿地中心636米2017上海中心大厦632米2015天津罗斯洛克国际金融中心600米2016天津高银117大厦597米2014贵阳中天未来方舟540米规划广州周大福中心539.2米2010天津周大福滨海中心530米2010深圳佳兆业环球金融中心518米预备大连·绿地中心518米奠基/ 快天下重庆晋升新一线城市！快来看2016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发布时间： 22:38:08 3年过去了。新一线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当我们决定再次为中国城市排名，其实是在解答这两个问题。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首次提出了“新一线”城市的概念，“行政级别和GDP并不能恰当地反映城市的商业魅力和经济增长潜力”。我们走访了285家大公司，用访谈和问卷的方式考察了它们与不同城市的连接程度，用类似Google搜索的PageRank的思路为中国城市分级。变的东西似乎很多。2013年，许多城市还没有万达广场，PM2.5刚成为常识，“爆买”这个词还没诞生。但现在，这些事物我们似乎已经习惯。2013年，我们预言15个城市将成为新的一线城市，目的是告诉公司：是时候到这些城市去了。而现在，这句话已经失去价值了，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么做。如果考察星巴克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历年开店数量，你会发现，它在一线城市都会先经历3到5年——有时甚至更长——的缓慢增长期，这时它主要在整个市区分散布局，然后突然开始爆发，增加在中心城区的开店密度。大概是在2010年，上海、北京开始进入“转角又遇星巴克”的阶段。而新一线城市中的领先者，比如成都、杭州，如今正在经历这个爆发过程。我们在过去3年撰写了49篇大公司新一线报告，涵盖酒店、零售、制造业、电影、汽车等行业。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变化，大公司不再说“新一线很重要，我们要进入”，它们的逻辑变成了：我们不仅要去新一线，而且要把那里当做一线城市经营。这种区别，对单个公司来说只是经营策略的正常延续，但从城市的角度观察，那就意味着新一线城市的优势将更明显。在我们与公司的交谈中，成都、杭州、武汉在商业策略中的地位越来越接近北上广深。总部位于法国的迪卡侬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零售商之一，以类似大卖场的形式出售各个运动门类的器械、服装和装备。2011年的时候，迪卡侬在中国只有37家商场，而到2015年年底，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66家。迪卡侬在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开店数在2013年时超过了一线城市。当年，迪卡侬和万科达成战略合作，迪卡侬用租赁或定制的方式进入万科的住宅或商业地产项目中。在这个合作框架下开在沈阳的首家门店，只用两个月就敲定了细节。在法国，一个常见的迪卡侬商场是这样的：自己买地，面积足够大，大多在郊区。这样做的好处是能留出足够大的运动体验空间和停车空间，也使得迪卡侬成为了欧洲人去郊区度周末的好去处。不过迪卡侬发现，在中国，即使周末，人们也愿意往市中心跑。显然，在市中心买下上万平方米的土地并不容易，与地产商合作，才能帮助它快速扩张。迪卡侬需要速度。“我们开店需要土地资源，你知道，市中心的土地资源是很稀缺的。”迪卡侬大中华区副总裁、西区总经理孙瑜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与星巴克类似，迪卡侬正在努力增加大城市的商场密度。去年，迪卡侬开始尝试一种仅在中国开设的小型商场——Decathlon sMall。相比常规迪卡侬商场不小于4000平方米的面积，它的面积在1500平方米左右，最主要的合作方有万达广场、银泰、华润万象城等。这种变通，你同样能在宝马4S店，或电影院线的扩张中看到。它的本质是，再也没有公司可以掉以轻心了，只有细节专业、花心思理解中国消费者才能做好生意。按照迪卡侬的计划，到2020年，中国将有120个城市拥有迪卡侬商场，这也许意味着这里将成为它在全球的第一大市场。阿迪达斯近期发布了一个截至2020年的大中华区规划，它在中国市场设定了23个“核心城市”——除了北上广深、香港和台北，其余17个分别为天津、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南京、杭州、厦门、武汉、长沙、济南、青岛、郑州、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和许多零售公司一样，阿迪达斯不愿透露它选择这些城市的精确指标，它认为具体的城市战略算得上是自己在中国核心的竞争力之一。阿迪达斯中国区总经理高嘉礼曾对媒体表示，2011年阿迪达斯在中国选择了50个城市，他们考察了每个城市的核心商圈，了解这些商圈都有哪些品牌，绘制出品牌地图，同时分析人流量、消费者的类型及其购买的主要品牌，评估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当时的调研结论是，销售渠道需要下沉。为此阿迪达斯推出了“通向2015计划”，将线下零售店从550个城市扩展至1400个，新增2500家门店。同时阿迪达斯也开始对不同级别的城市实施差异化策略。高嘉礼会参加每两周一次的“开店委员会”会议，确定在某个区域或城市开哪种层次的店——中档价位、更偏生活休闲的NEO在一到六线城市都能开店，而女子专卖店或跑步专门店只开在一线和二线城市。现在它更聚焦了。阿迪达斯目前在23个核心城市的业务总量已经占到大中华区市场50%以上，未来它还将集中在这些城市投入资源，提升销售量。高嘉礼相信，这是“一种事半功倍的策略”，因为这些城市拥有极强的辐射能力。“大城市就像灯塔，它引领着消费者的升级。”高嘉礼说。过去3年，所有公司都在谈论中国的消费升级。它们起初只是惊讶于消费者的购买力，但就像2015年第48期的封面报道《来自新一线的10亿消费者》里说的，相比绝对金额，消费结构和理念的变化影响更为深远。公司们不再小心翼翼，担心“这里的消费者或许不理解我们的价值”。它们尽情地把自己的品牌、价值观连同那些“宇宙旗舰店”一起输入新一线城市。那里的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远超想象。过去两年，浮潜面罩和滑雪镜这两种运动装备在迪卡侬的成都商场里热销，甚至卖断了货。但问题是，它们在成都本地完全用不上。迪卡侬的产品以囊括几乎所有运动项目著称。但销售主力还是健身、跑步、游泳、球类运动等大众运动。潜水和滑雪，这两个品类过去在销量统计里都被忽略不计，如今，却成为迪卡侬在成都不可忽略的“长尾”。不过孙瑜可以明确解释潜水和滑雪在成都流行的原因，“这两种运动都与度假旅游密切相关，而那些最有名的度假胜地，成都双流机场都有直飞航班。现在，在假期飞去毛里求斯玩浮潜，对成都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按照飞常准提供的数据，成都双流机场共有53条国际航线，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广州。这是个绝妙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公司人、公司和城市三者如何互相激发，变得更好。成都人的收入快速增长，并且愿意把更多的钱花在吃穿玩乐上；看到机会的大公司纷纷涌入，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城市本身则提供了升级空间，并且吸引更多的公司和公司人。同样的正循环，也在重庆、长沙、武汉、厦门和杭州等城市发生，隐秘而深刻地改变着这些城市。如果不是Uber，闻一龙可能不会回到杭州。18岁时他从杭州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之后进入密歇根大学深造。在拿到机械工程和工程管理两个专业的硕士学位后，他成了奔驰美国公司的一名研发工程师。这大概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所能企盼的完美结局——如无意外，他可以在美国定居、拿到绿卡，时常去欧洲出差。闻一龙也想过回国发展，不过似乎找不到一个足以PK掉这种生活的机会。2014年，他看到了Uber招募杭州团队的消息，决定应聘。7轮面试之后，他成为了Uber杭州的运营经理。就这样，闻一龙回国了。和大多数Uber员工一样，闻一龙将这解释为自己内心的不安分和对创业的向往。他喜欢在奔驰的工作，但坐在大公司的办公室里，很难有做成一件事的快感——在Uber内部，这些气质被统称为“Uberness”。“父母是三重强烈反对。不理解我为什么回国，也不理解我居然回到杭州而不是上海，更不理解为什么要加入一个前景不明、包括我在内只有3个人的团队。”闻一龙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接下来则是典型的Uber式励志故事。闻一龙过上了每天睡6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工作的生活。在杭州的出色表现让他被派去开拓南京市场，之后是合肥。他把这两个城市先后做成了Uber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城市。“父母当初反对更多是担心我。他们当然希望儿子能在身边，生怕我在这里没有好的发展。”闻一龙说，现在他是Uber苏皖大区总经理的。高晖负责Uber中国城市总经理（GM）的招聘工作。城市GM是Uber在每个城市的领导者，全权负责该城市的所有战略。因此城市GM的招聘极为严格，候选者大多来自投行或咨询机构，需要通过7轮面试。而另一方面，正快速扩张的Uber也亟需人才。截至目前Uber在中国进入了大约50个城市，到今年年底这个数字将变成100个。“但我们不会降低城市GM的招聘条件。”高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不过Uber还是尽可能地做了调整，它把原本在美国需要半年的GM招聘流程压缩到两三个月，还加快了内部提拔的速度。闻一龙是2014年下半年加入Uber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已轮转了3个城市，职位从运营经理升到城市GM，又成为大区总经理。“虽然很困难，但Uber至少能吸引一些出色的公司人离开北上广深，在过去，有这样意愿的人极少。”秦青是一名猎头，她正在帮助Uber华东区招聘城市GM和战略分析师。人才，可能是新一线城市需要跨越的最大鸿沟。它只能随着消费和经济的升级逐渐改善。无论如何，新一线城市已经开始吸引Uber这样的公司，而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把令人兴奋的年轻人带回来。这几个故事或许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重新为中国城市排名。因为一切都变了——城市变了，公司变了，公司人变了。而评估这些变化的方式也变得更精准了。闻一龙认为Uber在新一线城市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移动互联网已经充分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我刚回到杭州，发现连烧卖铺也接受支付宝支付，我还以为这是阿里巴巴的总部设在杭州的缘故。后来去了南京和合肥，才发觉好像每个城市都这样。”闻一龙说。这也是我们选择大量互联网平台数据的原因。这些公司正在改变中国的城市生活，因而它们本身也能反映和代表更多。在2015年的年轻人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中，我们首次使用了9家互联网公司的数据。数据让我们把之前通过访谈、问卷调查获得的判断和推测落到了实处。这让我们有信心，用完整、直观和具有指向性的数据来评估城市。此次我们针对338个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收集了160个品牌的门店分布和14家互联网公司的用户数据，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5个维度，重新评估了中国城市的商业魅力。其中，前两个指标更多关心的是公司与城市。商业资源集聚度里包含了消费类品牌、摩天大楼和人口等数据，它大致描述了一个城市有多“大”。规模仍然是评估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指标。城市枢纽性描述的是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它类似于高嘉礼所说的辐射力。在中国，不少新一线城市都是一个商业资源的“枢纽站”，它承接一线城市的资源，同时拥有广阔的腹地市场。另外3个指标则聚焦在人上。城市人活跃度的数据是最庞杂的，包括了交通、移动设备和职场的活跃度数据。我们相信，一个好的城市，它的市民应该是“不安分”的。闻一龙和他的同事多少可以代表这种状态。生活方式多样性测量的是一个城市有多好玩。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好”，意味着顾客群的质量更高，这显然是大公司更优的市场选择。未来可塑性勾勒的则是城市的潜力。当然，年轻人是永远的主题，我们选择了一些有趣而极具指向性的数据，来描述这个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最终，依照这5个维度平均加权计算后，我们评出了新的中国城市分级榜单。如果参与到所有指标计算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线城市地位依然不可动摇。而15个新一线城市依次是：成都、杭州、武汉、天津、南京、重庆、西安、长沙、青岛、沈阳、大连、厦门、苏州、宁波、无锡。这份信息量颇大的排名有太多值得解读的结果。相比2013年的榜单，苏州和宁波新晋入榜，福州和济南则降为二线城市。北京、上海依然是遥遥领先的超级城市，而成都、杭州、武汉正在迅速接近“第一集团”。这对城市来说不啻为一个提醒。一线城市的数量是有限的。迪卡侬在成都的故事其实是在提示我们，好的城市会越变越好。而反过来，如果在这个节点掉队，失去公司和公司人的青睐，可能就难以扳回了。对于在二线城市中仍然靠后的省会或“重点城市”，以及正被追赶的一线城市来说，时间不多了。闻一龙评价说，这两年他对杭州的了解超过了当初的18年。“过去对故乡的印象不过是家人、亲戚、学校周边的建筑。现在我知道了杭州的政府、公司经营者、普通职员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他们有太多不同，但有一点完全一样：他们都想变得更好。”一切都变了，但有一点没变——在中国的城市里，聚集了数以亿计想要变得更好的人。也是这一点，让人对中国的城市充满希望。A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的本义就是聚集，聚集产生连接，创新由此诞生。商业资源集聚度是2013年我们提出“新一线”概念的本源。它来源于Google搜索的原理PageRank——越多的链接指向某个网页，它的重要性就越强，就越应该被放在前排。同样，越多的商业公司进入了一个城市，说明这个城市越重要，然后就会有更多的公司进入这个城市。这次我们投入了更多去挖掘相关数据——160个商业品牌在各个城市的门店数、餐厅和影院数量、超高层建筑数量以及最基础的城市GDP和常住人口数据。通常在描述一个城市有多大时，GDP和常住人口数据是被用得最多的。但我们赋予了商业数据更大的权重——它们能更直观地描述一个城市真正的容量。一个城市所拥有的餐厅、便利店、商业综合体、摩天大楼，这是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实体，而且它们是自然生长的。如果有10家店开在同一条街道，证明这个街道有利可图。延伸到城市也是如此。公司总是倾向于进入一个已经被证明有需求的市场。当一家地产公司决定开发新项目，或是一个服装品牌为旗舰店选址时，这些精细的数据更能帮助它们决策。“成都和杭州的消费者与北京、上海的不属于同一种类型，但是在能力和档次上是相似的。”为一些外资品牌进入中国提供咨询的SmithStreet公司的咨询经理戴清清说。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的进化也将遵循马太效应——大城市会越来越大——我们没有使用地理面积来衡量城市的大小，而是引入了超高层建筑数量的数据。当代的城市应该是立体的，摩天大楼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个城市的容积、效率和发达程度，它是一种更高级的城市形态。一座好的摩天大楼甚至就是个小城市——全球第二高楼上海中心在建造之初就如此标榜自己。“如果城市不能向高空扩展，它就得向周围扩展，而土地是有限的。”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写道。B城市枢纽性一座城市的辐射能力越来越被看重。大城市给周边城市带去的是商品、资金、人才、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这种辐射可以是通过高速公路、高铁和航线，也可以通过网络或人与人的交流。从数据的角度看，一个城市的“辐射量”是很难计算的。但是我们可以测量这个城市向周边的辐射是否容易，也就是所谓的“枢纽性”。在这一维度中，我们分析了航空和铁路客运数据，物流的通达性，以及商业门店的区域占比等数据。你可以发现，这些数据兼顾了质和量，也涵盖交通、商业和物流等涉及城际沟通的领域。显然，枢纽性与集聚度之间关系紧密。你可以尝试将枢纽性与集聚度的排名两相比较。一个真正的大城市，辐射和集聚会互相促进。经济学者陆铭在《空间的力量》一书中提出，如果要形成一个都市圈，那么它的中心城市应该在吸纳资源的同时，也将资源辐射出去。根据陆铭的研究，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市圈在这方面更健康。这并不奇怪，港口城市总是更容易孕育都市圈，它的集聚度与枢纽性都是自然形成，而非人为约束的。一个与周围城市交流便利的中心城市，可以与周边城市产生“1+12”的效果。“我们为轻奢品牌做调研时，会去看一个城市的‘邻居’怎么样，比如周边的县级市。这也是为什么除了上海、北京，我们经常为公司推荐成都的原因——它有足够好的辐射性。”SmithStreet公司的咨询经理戴清清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成都、重庆、西安、武汉这些中西部城市在这个维度中表现出色。它们在各自区域优势明显，又是枢纽城市，承担着与周边城市及其他区域乃至全球的大城市连接的责任。这种枢纽优势一旦建立很难被撼动，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与集聚度一起，组成了一个城市的禀赋。而要让这种禀赋完全发挥出来，除了更加自由、开放的商业体系，让城市里的人变得更好同样重要，这也是我们之后3个维度所讨论的故事。C城市人活跃度在大城市的宣传片里，你肯定见过被加速成一条条光带的城市车流，它往往被用来展现一个城市的活力。但这可能只是表象——让这些汽车变成光带的，是里面的人。“快乐的城市是液态的。”我们曾下过这样一个判断。它的意思是，城市里的元素应该不停流动。这大概就是城市人活跃度这一维度想要表达的观念。它的指标会显得有些分散：滴滴出行的渗透率、移动设备的活跃度、地铁的通达度、京东的订单指数和领英（LinkedIn）的活跃用户。这几个指标涵盖了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我们希望从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展示一个活跃着的城市的状态。那里的人们总是在移动、交谈，总是在寻求改变。中国内地已开通地铁的城市有23个，这里主要考量它们的地铁运营时长，这大概等同于一个城市醒着的时间。同理，来自TalkingData的移动设备活跃数据，也就是人们的手机处于使用状态的比例，也是为了分析这种苏醒状态。地铁是最准时、最有效的交通方式，因而完善的地铁网络成了城市吸引年轻人的必要条件。与此类似，减少出行中等待时间的叫车软件和更便捷的电商购买渠道，也是大城市中追求效率的年轻人更偏爱的工具。有必要解释一下领英的数据。一个活跃的领英用户通常每月都会更新自己的简历，或是结交新的人脉。这群人被认为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提升有更高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不安分的人。我们喜欢这个具有强烈指向性的数据，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向上的状态。一个城市有多“不安分”，这是我们想要用这一维度描述的状态。杭州是这一维度中排名最靠前的新一线城市，得分甚至超过上海。与北京类似，杭州聚集了很多不安分的人。过去，人们更多想要去杭州过一种休闲的生活，现在你会更经常地听到年轻人想去这座城市开始一段充满挑战的生活。而对于公司来说，苏醒与不安分的人群意味着机会。毕竟，人们只有醒着的时候才花钱。D生活方式多样性在去年的年轻人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中，我们使用了大量互联网平台的数据来定义适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维度延续了这一思路。一座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好”，或者说更“好玩”，往往意味着客群的质量更高，这显然是对大公司有吸引力的。厦门在这一维度里排名第一，这是一个符合常识的结论。如果你到厦门去，就会理解这个城市确实适合吃喝玩乐。我们在这个维度中整合了来自滴滴出行、去哪儿、咕咚运动、时光网、优酷、淘宝等互联网平台的用户数据，也加上了部分线下实体门店的数据。与年轻人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不同，我们测量的不是各个指标的绝对数量，而是各种生活方式的类型是否丰富。对于个人来说，我们也并不提倡每个人都要尝试各种休闲方式，但是好的城市应该具备足够的选择余地，并且能让人们较容易地找到同好。上海、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在这份榜单中没有领先的一个原因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客观上抑制了多样性。我们曾经报道过独立音乐在大城市的困境，因为房租、乐队外流等原因，不少live house正在关门。它们逐渐挪到了类似厦门或者郑州这样更容易生存的城市。对于新一线，甚至规模更小的城市来说，这是个好机会。这些城市里的年轻人还未被定型，还在尝试多种可能性。人们经常会谈论纽约的布鲁克林，或者东京的吉祥寺，那里远离繁华中心，但生活成本更低，更受年轻人欢迎，因此孕育了不少创意文化。而整个柏林可能都是这样的氛围，相比德国其他大城市，柏林并不算最发达，整个城市也没有被商铺塞满，但这反而给年轻人留出了空间。如果一整个城市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它应该珍惜，在走向繁华的过程中小心保护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有助于形成“气质”“魅力”这种不太好言说的优势，这将帮助城市获得不一般的商业地位。E未来可塑性让我们来谈论下年轻人到底为什么重要。对城市而言，年轻人可不是一群二十年后要变成主管、经理或专家的人，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未来的不确定，也就是所谓的可塑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最后一个维度里使用了一些也许不全面、但十分有指向性的数据来描绘一个城市的潜力：高校数量、36氪创业指数、知乎活跃度、nice标签数、领英活跃度、消费性格和空气质量。它们可以反映一个城市对充满可塑性的年轻人有多大吸引力。大学的重要性不用多说，它可能是一些新一线城市吸引年轻人的最大砝码。而36氪的数据关注的是创业公司。也许几百家创业公司产生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一家汽车工厂，但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愿意进入创业公司的人——他们可能是最渴望改善自我的一群人。当然，创业公司对于一座城市的价值也未必没有想象空间，看看阿里巴巴就知道了。消费性格是一个简单而有趣的数据，我们选取了一些消费数据模拟了该城市的周均消费，以此除以城市的周均可支配收入。这个结果得出的比值越大，我们就认为这个城市的人更愿意提前消费。提前消费的欲望，大致可以解释为对好商品的向往。这意味着这个城市的消费升级将会更快，对新品牌、新事物的接受也会更快。新一线城市，以及部分二三线城市都在消费潜力的维度中排名靠前。这对公司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它们津津乐道的渠道下沉似乎更可能成功了。在衡量年轻人聚集度时，我们用了知乎和nice的用户数据。问答社区知乎聚集了一批喜爱分享见解和知识的年轻人，而另一些追逐潮流的年轻人在nice上用给图片贴标签的方式来标记喜爱的事物，或是逗趣和吐槽。这两个平台指向的，不是所有年轻人，而是那些爱分享、活泼好动的年轻人，他们的魅力正是在于不可预测性。这些年轻人自己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想、怎么做，但他们总会带来惊喜。好城市就是这样。想看更多清晰的数据图表，可点击“阅读原文”，获得原版报告的PDF版！（此处有流量预警）中国城市分级完整名单（包含338个城市）一线城市（4个）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新一线城市（15个）成都市杭州市武汉市天津市南京市重庆市西安市长沙市青岛市沈阳市大连市厦门市苏州市宁波市无锡市二线城市（30个）福州市合肥市郑州市哈尔滨市佛山市济南市东莞市昆明市太原市南昌市南宁市温州市石家庄市长春市泉州市贵阳市常州市珠海市金华市烟台市海口市惠州市乌鲁木齐市徐州市嘉兴市潍坊市洛阳市南通市扬州市汕头市三线城市（70个）兰州市桂林市三亚市呼和浩特市绍兴市泰州市银川市中山市保定市西宁市芜湖市赣州市绵阳市漳州市莆田市威海市邯郸市临沂市唐山市台州市宜昌市湖州市包头市济宁市盐城市鞍山市廊坊市衡阳市秦皇岛市吉林市大庆市淮安市丽江市揭阳市荆州市连云港市张家口市遵义市上饶市龙岩市衢州市赤峰市湛江市运城市鄂尔多斯市岳阳市安阳市株洲市镇江市淄博市郴州市南平市齐齐哈尔市常德市柳州市咸阳市南充市泸州市蚌埠市邢台市舟山市宝鸡市德阳市抚顺市宜宾市宜春市怀化市榆林市梅州市呼伦贝尔市四线城市（90个）临汾市南阳市新乡市肇庆市丹东市德州市菏泽市江门市黄山市渭南市营口市娄底市九江市永州市邵阳市清远市大同市枣庄市北海市丽水市孝感市沧州市马鞍山市聊城市三明市开封市锦州市汉中市商丘市泰安市通辽市牡丹江市曲靖市东营市韶关市拉萨市襄阳市湘潭市盘锦市驻马店市酒泉市安庆市宁德市四平市晋中市滁州市衡水市佳木斯市茂名市十堰市宿迁市潮州市承德市葫芦岛市黄冈市本溪市绥化市萍乡市许昌市日照市铁岭市大理白族自治州淮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咸宁市信阳市吕梁市辽阳市朝阳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达州市益阳市平顶山市六安市延安市梧州市白山市阜阳市铜陵市河源市玉溪市黄石市通化市百色市乐山市抚州市钦州市阳江市池州市广元市五线城市（129个）滨州市阳泉市周口市遂宁市吉安市长治市铜仁市鹤岗市攀枝花市昭通市云浮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焦作市凉山彝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广安市新余市锡林郭勒盟宣城市兴安盟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眉山市巴彦淖尔市双鸭山市景德镇市鸡西市三门峡市宿州市汕尾市阜新市张掖市玉林市乌兰察布市鹰潭市黑河市伊春市贵港市漯河市晋城市克拉玛依市随州市保山市濮阳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嘉峪关市六盘水市乌海市自贡市松原市内江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鹤壁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安顺市资阳市鄂州市忻州市荆门市淮北市毕节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防城港市天水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石嘴山市安康市亳州市昌吉回族自治州普洱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白城市贺州市哈密市来宾市庆阳市河池市张家界市雅安市辽源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朔州市临沧市白银市塔城地区莱芜市迪庆藏族自治州喀什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克苏地区武威市巴中市平凉市商洛市七台河市金昌市中卫市阿勒泰地区铜川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吴忠市固原市吐鲁番市阿拉善盟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定西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陇南市大兴安岭地区崇左市日喀则市临夏回族自治州林芝市海东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田地区昌都市儋州市甘南藏族自治州山南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阿里地区那曲地区黄南藏族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三沙市来源：第一财经周刊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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