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信息/《今天，我们怎样评价中国》
今天，我们怎样评价中国 作　　者：&&著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今天，我们怎样评价中国&时间：&& 字　　数：&152600 开　　本：&16开& I&S&B&N&：&6& 定价：￥28.00
内容简介/《今天，我们怎样评价中国》
这些一事一议的评论，是我作为媒体评论员发出的声音，它们有时候代表一个报刊的立场，有时候是我对21世纪最初十年中国某个角落某件事某个人的看法。我不是拥有真理的圣者，我也不是大言欺世的骗子，我的看法，对这个时代的影响力和杀伤力，差不多就是沧海一声屁，既不醍醐灌顶地警醒世人，亦不妖言惑众地误导世人。 政改的条件，随着领导人政改意识的升腾，民间社会的吁求，以及中国经济力量的增一长，日益成熟。莎士比亚在《裘力斯一凯撒》中借布鲁特斯的口说。世事的起伏本来就是波浪式的，而我们正在希望的海上。我们要是能够乘着高潮，一往直前，就一定可以功成名就；如果我们坐失良机，任由机会从磨磨蹭蹭中流逝，我们将一事无成，悔恨终生。 当金就权力的阶梯，当商人成为从政的热点，当无产阶级政党向有产者敞开怀抱，当私营企业主阶层看到野百合的春天。我们看到了邻居的不幸，我们听到“中国会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的担忧。 他们习惯了面对权贵阶层时的忍耐。软弱，可欺。一旦他们未能表现这些特征，权贵们就会斥责他们是“刁民”。如今，“臣民”正在变“刁民”，“刁民”正在变“公民”，他们的权利意识空前高涨。我们应当尊重这一变化。并将做人的尊严还给穷人。尊重他们也是尊重我们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 有没有文化是一个人是否尊贵的标志，有没有文化也是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象征。可是，追问起来，什么样的人才是有文化的人，什么样的国家才是有文化的国家，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改革中究竟担负着怎样的使命，又鲜有人能够给出清晰的答案。
作者简介/《今天，我们怎样评价中国》
章敬平，法学博士，一个出版过若干非虚构作品的新闻人。1998年本科毕业后，开始以新闻记者的名义谋生于新闻江湖。做过实习记者、记者、首席记者、主笔、专栏作家、部主任、编委、主编的职业历练，让他沮丧地发现：真正优秀的新闻人根本就不是他现在这个样子，而现在的他，已经不再年轻。过去十年，作者撰写的非虚构作品有《》、《拐点：影响未来中国的12个月》（2004年度畅销书排行榜社科类第一名）、《南平寓言》（“2004年关注中国的十本好书”）、《浙江发生了什么：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权变：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中国的自我探索》、《：目击2000年以来中国转型之痛》。
目录/《今天，我们怎样评价中国》
第一章　在妥协中前进 不断政改 仇和的升迁说明了什么 多难何以兴邦 中国已无回头路 对中共十七大的民间期待 《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的背后 自己是管不住自己的 要真理，也要真话 和谐不是权宜之计 第二章　“刀”是斗不过“水”的 “刀”是斗不过“水”的 国家秘密不能让我们感到神秘和恐惧 做一个公开的无畏的选择的时刻到了 “第四条”会否变成美丽的花瓶 为什么误读总是难免的 我们对“交强险”公共决策的质疑 谁来监督法官 中国银监会和“”的游戏 第三章　中国不会成为俄罗斯式的中国 中国会成为俄罗斯式的中国么 掌权者的开放是有条件的 ，可怕的不是金钱 带兵的还是先前的那个老把总 窖藏白银的心理阴影 财富明星们的爸爸妈妈 商业纷争中的“政治牌”是一张臭牌 第四章　在底层：权利意识的觉醒 别以为他们什么都不懂 欢迎商人们“小事搞大”的新思维 反思“冯秉先案” “七成现象”是理性的 还穷人以尊严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 “新希望工程”还缺一半 第五章　的全球化 虚惊一场的全球化 禽流感再次证明了森的正确 谁替中国农民去WTO说话 一趟开不到终点的末班车 遗憾该不该为而发 中国银行的招股说明书说明了什么 日本：你该不该还情于我 未必美国梦，必定世界梦 第六章　漫长的文化改造 现代化的两只手 改造我们的学习 意识形态的偏见 我们热爱《大长今》 反对实用主义英 怀有偏见的人才观 你的纸中包着我的火 江南士绅再出发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第七章　新闻：从云端飞往民间 我们是记者，不是商人，也不是政治家 新媒体的“阴谋论” 孙大午案的舆论向背 在媒体的褒贬中成长 “年度人物”中的小人物 媒体为什么要扒粪 黄万里悲剧的宪政缺陷 “零距离”：让新闻回归民间 结束语中国可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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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光荣榜其实社会一直都没有变过，请理性看待今日之中国！
稍微在网络上看了一下，就又看到了好几篇&痛骂&中国社会的文章，发问者言之凿凿，回复者也气之切切。就像中国GOV杀了他亲娘一样，大有不推翻之誓不为人之势。对此，我只能笑笑。应该说有些内容是属实的，有些内容是瞎扯的，回复者大多是傻的。中国这么大，想挑他的毛病实在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这很正常。如果发问者与回复者真的是对中国感到气愤而非刻意制造话题炒作的话，那么我可以比较负责的告诉他们，别生气了，别担忧了，别操心了，因为这很正常。我们看到什么《非诚勿扰》的脱衣女，看到天价捞尸，看到校园暴力，看到N多的门。。。看到无数的无数，于是我们就悲哀了，愤怒了，于是大骂GOV，大骂GCD，还引起了不少共鸣。但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些人太幼稚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丑恶，你都仔细想想，哪一件是过去没有的？拜金主义历史上没有吗？各种暴力历史上没有吗？SEX事件历史上没有吗？有，全都有。所以我说，人类的社会其实从来没有变过，现在看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件其实自打人类诞生起就已经有了。这和GOV和GCD没有本质的关系，因为任何一个政府之下的社会中，都有这些问题！你敢说美国没有？英国没有？日本没有？有，都有。可是为什么一些人还是会激动？因为他们看到的太多了。信息社会使得信息的传播极为便捷，人类有史以来从没有这么便捷过。所以我们更容易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时刻发生了什么，而这造成了一种错觉：中国过去不这样，现在却这样了，为什么？因为GCD。这就是那些人存在的主要原因了。我很反感那些骂政府和GCD的人，倒不是因为我对政府和GCD多有好感，而是那帮人的言论我实在无法苟同。他们所痛斥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之下都存在，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存在，解决这些问题与否与哪个政府当政其实没有必然联系，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保证说完全消除这些问题。不要因为自己看到了些什么就开始贸然给中国政府下定义了，不要动不动就好像被人杀了爹妈一样。除了这方面的原因外，另一个让我反感他们的原因就是态度不同。我承认中国现在的问题很多，有时候也确实让我不满，但是我从来不赞成大叫什么&推翻GCD&，&否定社会主义&，&让美国管&。因为我所奉行的是迎难而上的精神，我很讨厌有些人通过这些事情否定现在所走的历史路线，我们不该放弃他，而是应该去完善它，因为万事万物都有利弊，特别是那些崇洋媚外的家伙，别以为外国人什么都好！只不过他们想法没让你知道他们的坏罢了！也别以为中国什么都坏，只是你还不知道他有多好罢了。正确的理念应该是中庸的，一切事物都不要看的太极端。有些人的文章明显仇视社会，可我就不了解这是何必呢？有没有仇恨完全取决于自己。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怪谁呢？为什么有的人看到问题会感到痛苦，而有的人看到问题会感到终于有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而兴奋呢？态度不同而已。身为中国人有一点不应该怀疑，那就是忠于祖国，你可以讨厌GCD，讨厌政府，但祖国是至高无上的。一切有利于祖国的事情，我们都该做，反之，都坚决不能做。那些一味叫嚣着激化社会矛盾的家伙，我不觉得他们的做法是有利于祖国的，反而觉得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而对于一些真心感到忧虑悲观的人，虽然他们不是为了散布矛盾而写文章，但太消极了，他们太多的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于是被蒙蔽了。最后我想说，现在的中国是正常的，不要被你所看到的各种丑恶充斥了大脑，因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听到的坏事永远比好事多。再者希望大家永远保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祖国有问题了，我们想到的是去解决它，而不是趁机添油加醋煽动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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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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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凯恩斯活着 他将如何看待今日中国
.cn 日&02:39 人民网-国际金融报
　　如果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泉下有知的话，他一定会因没有赶上中国经济的厚积薄发而大为懊恼。毕竟从没有像中国这般人口众多、还以如此神速的步伐从经济弱国的行列中跃然而出，成长为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的国家。
　　中国能否成功抑制经济过热
　　现今，亚洲、欧洲、美洲甚至非洲都呈现出经济快速增长的趋势。大到世界经济大国美国，小到某个最小的经济最薄弱的国家，无不在中国为控制全球经济过热所作出的探索中受益匪浅。
　　然而，导致5.5亿美元的巨额亏损的中航油事件无疑是中国的安然事件，致使投资者不得不重新评估经济状况，谨慎操作。国外直接投资浪潮的冲击可能会造成中国的经济泡沫。中国努力限制其发展速度，以减少通货膨胀的危险。尽管实现软着陆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考虑到得让广大民众脱贫致富，中国别无选择。
　　中国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
　　近几年，许多亚洲国家还对中国的飞速发展深感忧虑，担心他们所有的商机都会被中国夺走。然而如今看来，中国的发展非但不是坏事，反而为周边邻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音。不过，2005年其他亚洲国家还是需要为保护他们的民族工业而采取一些措施，以防万一，从容应对中国这位强劲的对手。
　　美国也同样如此。如今中国工业在亚洲比美国的更有影响力，例如纺织行业。而且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将会面临中国企业日益强劲的并购。联想集团并购IBM的PC业务只是个开端。
　　除此之外，海啸过后的赈灾救援行动也是考验中国作为亚洲主流力量的重要机会。
　　人民币是否会重新估值
　　许多人认为，2005年人民币重新估值的可能性很大，但中国还是会按照自己认为最可行的方式，冷静地迈出下一步。而美国一方越是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就越会从容考虑，中国政府不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好像在向美国低头。
　　投资者是否会购买中国债券
　　中国正筹划向海外投资者出售价值438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这无疑是个一举两得的好机会，不但可以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而且还能改进中国内部脆弱的金融系统。然而由于中国在这方面的法律系统不够健全，缺乏业内分析评估人士，而且操作上也缺乏透明度，使得投资者面对如此之高的赌注难免心有余悸。
　　关于印度经济的崛起
　　印度是亚洲另一股正在萌生的强势力量，虽然被认为是中国的竞争对手，但两者合作却能为对方带来更多的利益。假若凯恩斯，这个曾被美国《时代》周刊推崇为20世纪最重要人物之一的经济学家认为，“东西对抗”是上个千禧年中最有看头的大事，那么“东东对抗”大概将会成为这个千禧年的看点了。
　　2005年，印度经济的发展趋势将会比去年更受瞩目。而那些因为只看重中国而忽略印度拥有的庞大的英语人群，以及充满活力、实力强劲的企业家的印度市场的投资商们，一定会为他们的失策而深感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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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如何理解中国今日的基督教？
Mon Aug 25 16:59:00 CST 2014
| 浏览(31)
理解当代中国基督教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统计数据的缺乏或不确切。与传教时代以注重保存历史文献资料而著称的传教士和差会不同，关于当前中国基督教权威统计数据的缺乏以及对之解读的分歧之大，足以引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然而，正因为后传教时代的中美宗教互动，尤其是在宗教民调领域的合作，中美或中外之间的“方法论差距”和“信徒人数差距”正在明显缩小。
据目前中外学界都比较认可的数据，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在2300万至4000万的区间，或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7%至2.9%。另据国家宗教事务局2012年6月发表的数据，我国现有经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近13.9万处，其中基督教教堂、聚会点约5.6万处。因此单就数量而言，中国基督教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有了较迅速甚至是超常规的增长。
然而，除了绝对数量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与过去相比还是有较大差别。在1949年之前，从整体上讲基督教在中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具有“三高”的特点：
“一高”指教育与神学训练程度高。基督教会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也是中国高等院校的模板。基督教教会大学以及神学院校不仅为基督教在华生根落户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思想库”和“人才库”。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的传教策略中，教会教育始终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
“二高”指社会参与程度高。1949年前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接触面极广，教会通过各种福音事工以及教育、医疗和慈善机构不仅下达社会底层，而且上至社会高层和政治，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要时期和事件中均扮演过重要角色。基督教内部有高端或精英路线与低端或普罗路线之争，这实际上都增加了基督教的社会参与度、接触面和影响力。
“三高”指国际化程度高。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是国际基督教运动的组成部分，在思想、经济和组织机构上均深受西方基督教会的影响和实际掌控。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基督教会的自主性提高，并渐次登上国际舞台，对普世基督教运动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赵紫宸出任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主席和韦卓民获得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路思义世界基督教教席的殊荣为标志，中国基督教会在当时全世界的所谓后进教会中，或至少在东亚地区，在基督教组织和思想建设的整体水准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与此同时，上述“三高”现象所反映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基督教会对西方差会的“高度依赖”。这实质上是中国基督教内所谓中西新教权力建制和中西共管模式的致命伤之一，造成了阻碍中国基督教本地化的种种严重后果，如：教会直接宣教事业与辅教事业（如教育、医疗和慈善等事业）“头轻脚重”，后者“喧宾夺主”；教会机构过于庞大，难以实现自养，也难以摆脱“洋教”色彩；经济、机构和神学上对西方差会的依赖也导致中国基督教会就整体而言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等等，这些都使基督教在中国所取得的种种成绩大打折扣。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多年来，中国基督教会的社会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的这种处境可以用“三个边缘化”来加以归纳：
“第一个边缘化”指在神学和宗教学术研究上的边缘化。中国基督教神学和宗教研究发端于基督教会及其所属的教会和神学院校。不过，由于国家实行“政教分离”，20世纪50年代初教会教育机构国有化，中国基督教会完全退出了教育领域，正式神学教育也奄奄一息并一度完全中断，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逐步恢复。因此，1949年后中国基督教神学和宗教研究的重心发生位移，先转移至台、港教会和学术界，改革开放以来又重回大陆学术界而非教会界，使向来对神学和宗教研究难能置喙的学术界对教会界取得了较大的甚至压倒性的优势。
“第二个边缘化”指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基督教会曾经是中国社会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之一。然而像退出教育领域一样，1949年后中国基督教会也全面退出了医疗、慈善、媒体等公共领域。近10多年来基督教会虽获准举办了一些小规模的医疗、慈善、养老和幼儿教育机构，开展如防治艾滋病等项目，参与扶贫赈灾救援等活动，但教会的社会影响力仍相当有限。
“第三个边缘化”指在国际基督教界被边缘化。20世纪50年代初切断与西方教会的联系被视为是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的一项主要使命，中国基督教会也因此与西方教会隔绝。改革开放后尽管中国基督教与普世教会重新建立了关系，比如1991年重新加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并且与世界福音派联盟等也建立了关系，但其国际地位却明显下降，并且不充分具备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
不过近年来中国基督教会出现了若干新趋势，这些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基督教会上述边缘化的处境，并且有可能较大地提升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正面作用：
“第一个趋势”可称为多元化趋势。这种趋势有多种表现：一是教会存在形式的多样化;二是教会内部的非集权化和民主化；三是基督教徒成分的多样化；四是基督教分布状况的多样化。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空前规模的流动，宗教信徒也随之大量迁徙。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基督教的主要流向有两个：一是从乡村到城市；二是从东部（沿海）到西部。所有这些都提高了基督教的社会覆盖面和能见度，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教会内部、教会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张力。
“第二个趋势”可称为学术化趋势。一方面中国基督教内部的知识化趋势，表现于基督教会自身文化程度的提高，出现“文化基督徒”、大学生团契等群体现象，选派基督教领袖、牧师和神学院教师到国内著名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到国外著名神学院校进修和攻读学位已成为常态。不过包括基督教神学院在内的宗教院校因不属于国民教育体系，它们提供教育和颁授的学位得不到社会认可，成为目前制约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中国基督教会在“神学思想建设”或“自我神学”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一方面，世俗大学和研究机构无论在神学还是在宗教研究上都扮演着主角。有学者把中国基督教神学研究分为教会神学、汉语神学和学术神学三个板块，其中教会神学基本立足于教会和神学院，而汉语神学和学术神学则主要寄身于高校和研究机构。基于世俗机构的汉语神学和学术神学远较教会神学发达，为中国基督教研究扩大了生存空间，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及宗教研究，不过也招致“有学而无神”和“有神学而无教会”的批评。目前，中国高校包括基督教研究在内的宗教研究渐成学术热点，提升了在整个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并且为中国基督教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和教育资源。
“第三个趋势”可称为社会化趋势。目前，中国基督教的社会服务事工已逐步朝专业化、制度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较大提升了其公共形象。就国内背景而言，对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视，也已经开始在政府部门的发展战略中有所体现。2012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与中央其他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为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提供政策指导和框架性“准入”规定，而拟议中的“宗教慈善法”则将为包括基督教会在内的宗教团体进入公共慈善领域提供更大空间和制度保障。当前主流基督教会对社会的参与，主要还是通过较少争议的社会服务和关怀、文化建设和伦理示范等途径，正如中国著名宗教学者卓新平所言，在其社会功能方面，中国基督教会需要“先做仆人后作先知”。
中国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基督教在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迅速发展后，到上世纪末已经进入缓慢发展期，或者说已经到了“发展的极限”。在今后的若干年里，中国基督教的绝对信徒人数还会有所增加，但总人口的比例却可能不会大幅提高，显然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已需要从目前的“数量阶段”向“质量阶段”过渡。在后一阶段，中国基督教更加需要强身固本，在教会牧养、神学教育、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对外交流等领域全面提高其事工的质量。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
本文转自中国民族宗教报2014年8月5日第6版。原文链接：/zgmzb/html//content_1004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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