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科学到近代科学
　　樊洪业
作者简介：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人大复印：《科学技术哲学》2017 年 02 期
原发期刊：《科学文化评论》2016 年第 20163 期 第 5-14 页
　　许良英同志①认为，“科学史的分期，是整个自然科学发展史的纲，是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并就分期的原则和方案做了讨论[1]。虽然他的文章主要讨论的是世界科学史的分期问题，但对我们研究中国科学史分期也是很有启发的。
　　在欧洲18世纪的启蒙思想运动中，人们意识到近代优于古代，开始用“进步”这个观点观察一切。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史研究，并且从学科史建立之初，就出现了“古代”与“近代”之别。
　　对于中国科学史，人们也惯于区分为古代与近代。然而，这古代与近代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其间分界的标准是什么?分界在何时?还都需要加以讨论。
　　关于分期标准
　　一般史学著作在缕述中国各朝各代的历史时，会附带提到那个朝代的科学技术成就，但并不涉及科学史分期问题。有关科学史方面的论著，也很少有专门讨论中国科学史分期问题的文章。
　　刚刚出版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1982)，在分期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该书“前言”写道：“在分期断代的具体处理上，我们采取的原则是：以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阶段性为主，划分为萌芽、积累、奠基、体系形成、提高、高峰、缓滞等若干阶段；同时适当考虑中国历史上惯用的王朝体系的顺序，相互参照。”[2]这一历史分期方法有其独到之处，是一个可贵的尝试，但值得商榷的是，全书虽然以科学技术体系作为主线，但对何谓“科学技术体系”和何以成为“体系”，论述尚不够清晰。
　　科学史，因着眼点的不同，可以分为“内部史”与“外部史”。“内部史”主要是分析科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也涉及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物质手段。“外部史”着重研究科学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尤其是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亚文化群”([3]，页115)，作为一个社会集团来考察时，要研究科学体制的形成与演变，亦称“科学社会史”。
　　这样，在对中国科学史做分期研究时，就应对“内部史”与“外部史”做综合考察，这也与许良英提出的两条分期标准相吻合——主要依据是“自然科学知识的性质和结构”(在各个发展阶段所显示的不同的本质的特点)，次要依据是“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科学同社会的关系)。
　　笔者下决心从事中国近代科学史研究。在寻找它的起点时，梳理了一下中国科学史分期的脉络，写出了一份读书笔记式的文稿。这或许可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些可供分析的视角和线索。
　　历史是一个连续而又呈现阶段性的整体。当我们尝试给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分期界限时，就碰到了如何确认中国近代科学区别于中国古代科学或传统科学的问题，随即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科学就是中国古代科学吗?如何解读“传统科学”呢?
　　世界各地由于地理因素被分割为相对封闭的不同文化圈，不同的文化圈内会形成各自的传统科学，传统科学是连续传承、“传”而“统”之的。它延续的时间长，有它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有它的保守性之所在。从科学史的角度讲“中国古代科学”，在多数情况下，主要也是指中国的“传统科学”，但两者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区别。
　　历史上出现过的东西，并非都能纳入“传统”，中华民族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有了自己的传统科学。传统科学的形成过程，应该同时是一个对“前传统科学”的选择、淘汰过程。传统科学作为科学史上的一个阶段，应该有它孕育、形成、发展、衰亡的历史进程，但在它存在的阶段内，会始终保持其基本特点。传统科学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科学形态。
　　“前传统科学”时期
　　在人类文明史的早期，不仅科学整体未以独立形态存在，科学的各分支学科也不是以独立形态存在的，被我们今天视为“古代科学知识”的那些知识，大多是混沌于一般社会文化知识之中的。
　　世界上不管哪个民族，最早的文化可能都是巫术文化，早期科学萌芽与巫术有不解之缘。
　　原始社会的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原始宗教，有各自的图腾信仰、各自崇拜的自然神和祭祀礼仪。主持祭典的巫师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学识广博的“文化人”。他们有遐想的条件，有对自然界和社会之事进行解释或预测的特权，能广泛接触各种人物，有交流吸收、综合“外来”知识的优越条件。巫师的职责决定了他们的知识结构是“百科全书”式的。
　　《山海经》作为汇集巫术文化的远古遗存，保留了研究我国原始宗教和巫术科学知识的可贵资料，涉及天文、地理、动植物、矿物、医药、气象、器物的发明制作，等等[4]。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原始宗教从自然崇拜过渡到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进入了“巫史文化”的阶段。其特征是，“原始的全民性的巫术礼仪变而为部分奴隶主所垄断的等级制度的宗教统治法规，原始社会末期的专职巫师变而为奴隶主阶段的宗教政治宰辅”([5]，页33)。
　　从殷墟甲骨文字出土的情况看，出土者超过10万片，出土地点基本上在殷王朝的宫廷所在地，占卜者人数不多，可见当时的文化是高度垄断的。史籍中所谓巫、祝、尹、卜、宗、贞人、史等都属于“巫”这个垄断文化的阶层，或者说“巫”就是这一小批知识分子的总称。(史籍中提到的巫咸、巫彭都是以“巫”冠其名的)。随着事务工作范围的扩展和工作量的增大，巫阶层内部出现了分工。殷王属下有“史”，是管理文书事务的，“卜”则职司占卜断吉凶。“史”所管理的文书事务，实则主要是管理卜辞之类，我们可以把“史”和“卜”看作是“巫”内部的早期分工。到了周代分工更细，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掌握着一代代文化典籍的“史”，在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②，“巫”则反倒被人们用来专指那些占验、方术之类的人。
　　与巫史文化难以断然分割而又值得单独列出的是周代的“王官之学”。
　　周王朝建立后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制度，提出了宗法伦理的等级原则，各级官职(王官)专业分工也更细了。“巫”虽然还联系着“学”，但在宗教政治文化的统一体中，巫的色彩渐趋淡化，“史”、“卜”分工已如前述。在天文方面，周代职官中冯相氏掌天文、历法以辨时序，保章氏则掌天星、辨吉凶、观妖祥。司马迁的祖上就是居史官而“司天”的。与此相应，巫与医也从混沌一体而趋分化，“巫祝”与“医师”属于不同系统的王官。这表明原来包容在“巫”这个统一体内的迷信成分和科学成分已有朝两个方向分离发展的趋势。
　　周代的教育也比商代大大前进了。开始有了正式的学校。这时的教育制度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无论“国学”或“乡学”，教师都由官吏兼任。因为当时的书籍和学习用品工具都掌握在官吏手中，由之形成“学在官府”的局面。当时的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基本上是政治伦理教育，礼乐是王官之学的根本。不过也有数学(“六艺”中有“数”一项，“八政”中有“度”、“量”、“数”、“制”的内容)和百工技艺(“八政”中的“事为”)的教育。
　　周王朝东迁洛阳之后，王室衰微，诸侯抗衡，知识阶层经历了大变动。百家蜂起，诸子争鸣，中国古代文化进入了第一个理性主义时期，后世的一切学术思想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源头。“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了，原来垄断着学术知识的巫、史、王官被新兴的“士”取而代之。
　　传统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按周王朝的制度，贵族的等级阶梯是君、卿、大夫、士，士以下就是庶民了，所以士是贵族中最低的一层。虽然低，既为贵族，就可以受到“王官之学”的教育。在春秋时期，典籍四散、私学兴起，王官之学逐变为诸子百家之学。这个大变局使得学术上出现了大分化、大普及和大发展，也孕育了中国的传统科学。
　　虽然诸子之学并不一定与王官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但诸子之学的胚胎在王官之学中当无疑义。王官之学本来就重伦理轻自然，从科学的角度说，这是诸子之学的先天不足；诸子之学又是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动荡、政治纷争的环境中成长的，“各引一端”“求合于诸侯”，这又是它后天的贫困。先天、后天的条件决定了百家之学是重在政治伦理方面，自然科学口味很淡，尽管如此，春秋战国的诸子之学，却是中国传统科学的起点。
　　《墨经》《庄子》《吕氏春秋》《管子》《考工记》等都录有重要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成果。这时期有了实验方法的萌芽，在名辩思潮中，各家都很注意对基本概念的研究，重视逻辑推理。从社会的角度看，发展科学的承担者——“士”们，基本上为自由职业者(游士)，自由讲学，自由议政，造成了“士志于道”、“道尊于势”的强大舆论和礼贤下士的风气。这样，不仅形成了诸多学派，而且出现过学术中心(如“稷下学”和在吕不韦门下编书)，从经济政策看，士、商比农的地位高。这一切都意味着，当时的中国科学和中国社会都具备着向今日所称“近代科学”方向演变的有利因素。然而，历史没有做出这种选择。
　　藏身在百家之学中的科学，随着“寄主”依附于政治。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从等级君主制演变为绝对君主制。春秋战国的百家典籍，虽遭秦火之劫，但到汉初又出现了诸子之学的短暂复兴。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确立了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也对此前的科学成就做了选择淘汰和新的综合，由此在汉代形成了中国的传统科学。
　　第一，秦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游士时代宣告结束，形成了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阶层。士大夫，一是与宗族紧密结合而士族化，二是与田产紧密结合而地主化。他们不仅是文化(包括科学)的占有者，而且是封建大一统国家的组织者，由此形成了“官方科学”的传统。天文历法与“受命改制”紧紧相连；数学例题大凡为官员从事农政所用；中国历代农书多由官员编纂；“百工”更是直接掌在官家手中(蔡伦造纸即是)，医家虽为官民皆有，毕竟也是皇家的占主导地位，即便是为出世的道家所专擅的炼丹、养生，也都是人世的皇帝和士大夫们所孜孜以求的。
　　第二，传统科学没有形成整体的科学技术体系③，没有概括出类似于整体“科学”的概念，仍与政治伦理、经济、方技、百工等混杂在“学”、“术”之类的概念中。但它又不像前传统科学那样完全混沌不分，已形成了若干科学分支，有其相应的专门著作和代表人物。
　　以历法为中心的天文学体系。汉代历法经过三次改历(太初、四分、乾象)，形成了完备的历法体系，成为后世历法的范例。以历法为中心，适应制历和占星的需要，天象观测已较齐备，记录趋于精细。浑天说在汉代得以确立、发展，逐渐战胜盖天说，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宇宙结构理论。
　　以《九章算术》为标志的数学体系。它有几个特点：(1)偏重代数与算术；(2)偏重实际应用；(3)以筹算法为基础，重视计算技术。此书成为后世教育的范本，“九章”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数学的代名词。
　　《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构成了中国传统医药学体系。《黄帝内经》建立了医学理论体系，《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神农本草经》奠定了后世本草学的基础。中国医药学循此稳固发展，成为传统科学中的一个特例，甚至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与包围中，它依然独立存在着。
　　战国至西汉年间，关于农业科技的书籍很多，惜多失传。但从残存的辑佚本《氾胜之书》可以确认，在西汉时期已经形成了由农政官员修纂农书的传统，后有《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不绝于世④。
　　以上为传统科学中的四大主流学科分支。
　　此外，化学方面，在汉代有《淮南子》专门论述过“黄白之术”，《周易参同契》则被后世炼丹家奉为经典。
　　张骞出使西域，突破了前人的狭隘地理观念，打通了与西方的联系，这又促成《汉书·地理志》的编纂，成为后代地理志的范本，形成了地理从属于历史的“记述”传统。
　　第三，汉初诸子之学，以儒道两家为盛，但就总的思潮来说，神秘化的阴阳五行学说影响较大。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时将阴阳家列于首位。《汉书·艺文志》载书13269卷，其中有阴阳家书1300卷，约占1/10。阴阳五行说被综合到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中，更成为观象占星、医家论病、炼丹制药等各个方面的“理论基础”。另外，汉代思想家虽然对元气的解释各有不同，但已大体形成元气一元论，成为关于宇宙本体论的认识。阴阳五行说和元气说几与传统科学共始终，使人们用幻想的整体联系代替对客观事物的实际研究。论点既不根据实验事实提出，也不用实验验证，模棱两可，左右逢源，可以模模糊糊地解释一切，却不能提出任何明确的科学预见。不同时期由不同人做过不同的发挥，但从无堪称科学革命的真正发展。
　　第四，与古希腊科学相比较，汉代科学有明显的技术化倾向。天文学以制历为中心，数学侧重计算，技巧和解应用问题，化学是炼丹，对生物的认识则从属于农作和医药。
　　汉代以后至明末这一千五百年，就总体而言，中国科学的理论体系及其依存的社会体制基本上未脱离汉代科学的窠臼，本文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传统科学的。当然，在这一千五百年中，传统科学本身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汉代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基础，四大主流学科为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和农学。天文历法到元初郭守敬等制《授时历》时达到最高水平，整个明代历法是承袭《授时历》的，但明代却无人能够掌握郭守敬的方法。在数学方面，金元之交以“天元术”和“四元术”达到了中国古代数学的最高峰，但在元代没有传播开来，整个明代就把它遗忘了。医学在宋金元时期获得很大发展，在宋代大规模整理、校勘、出版医籍的基础上，出现了金元四大家的争鸣，而明代却没有人对医学理论表现出什么兴趣。汉代科学的重要标志是《太初历》《灵宪》《九章算术》《黄帝内经》《周易参同契》等著作，虽有技术化倾向，但也都有在理论上向纵深发展的潜力。而明代科学的标志是《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即工、农、医药的百科全书式著述，都成于明末。就实质来说，它们是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大总结，记录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同时也可看出，传统科学的技术化倾向愈鲜明，理论方面不仅没有进展，甚至在倒退。
　　另外，从“科学家”的地位看，汉代的司马迁、许商、耿寿昌、杨雄、张衡、王充、张仲景、氾胜之等都是国家官吏。而明代几部代表性科学著作的作者就不大相同了，宋应星、李时珍、程大位、徐霞客都是民间学者，这表明，传统科学的官方色彩已大有改变。
　　中国近代科学的起点
　　对“中国近代科学”，可以有两种歧义的理解，一是“中国近代的科学”，一是“中国的近代科学”。前者之“近代”是社会史分期的概念，后者之“近代”是科学史分期的概念。
　　史学著述和教学课本告诉我们，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即以1840年划界。但科学史分期应主要根据科学本身的特点来划定，不应该强求它与社会史分期的一致。
　　关于世界史的分期界线，偏重政治变革者，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偏重文化者，主张以文艺复兴为分期标志。科学史呢?
　　世界史意义上的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而非在中国。西方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中，曾发生过科学革命。古希腊传统科学经历中世纪的曲折演变为近代科学，其起点标志是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提出日心说，与托勒密的地心说相对垒。对这个180度的大转变，史称“哥白尼革命”。而哥白尼学说的观点得以在中国传播是在18世纪末，较为系统介绍哥白尼日心说的译著《读天》(原本为赫歇尔著的《天文学纲要》，由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刊行于1859年。
　　最早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明末改历时介绍到中国来的是第谷体系。第谷本在哥白尼之后，第谷体系是在哥白尼学说和圣经之间调和的产物。哥白尼学说的传入中国，并没有引发中国科学的质变。虽然它也受到过非难和抵制，但不仅没有像在西方那样“惊天动地”，甚至它引起的波澜也并不比第谷理论在华引起的波澜为大。哥白尼日心说是作为“西学”的一项新知识介绍到中国来，而不是作为“科学革命”输入到中国来。为西方科学史划出近代分界线的标志，不能照搬用来划定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分期标志。
　　李约瑟在分析中国科学的发展阶段时指出：“在耶稣会教士进入中国后，中国的科学便和全世界的科学汇成一体了。虽然18世纪和19世纪，因为受到历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抑制科学发展的那种因素的影响，这种融汇进行得很慢，可是已不易分辨出中国思想家和观察家所做贡献的特殊风格了。”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下限是到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为止([6]，页318)。
　　张孟闻先生写有《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一书，该书讲中国近代科学是从1582年利玛窦入华讲起[7]。日本的科学史家汤浅光朝在《科学文化史年表》中处理中国近代科学史部分，也是以1582年为起点([8]，页170)，笔者接受这一观点。
　　世界史上的近代科学以发表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为起点标志，与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举出1607年刊行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为中国近代科学史起点的标志。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我们说以耶稣会士入华传播西方科学作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起点，是指相对于中国传统科学而言，开始发生质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科学马上就完全失掉了自己的地位。世界近代科学史以1543年为起点，但哥白尼学说并未由此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到了16世纪后半叶和17世纪，依靠用望远镜观测等获得的新知识，才真正动摇了旧的宇宙论。至于这场科学革命的完成，则以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文明的成果，而非近代科学的成果。但是，《几何原本》作为原始科学结构的“晶种”，对近代科学结构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9]，页34-48)。在中国的传统数学中，起示范作用的是《九章算术》，它是与《几何原本》根本不同的数学体系。《几何原本》在中国的翻译刊行，不仅很快在改造传统的天文历法体系上发挥了作用，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它也对清代中期传统科学的“复兴”(乾嘉学派)有重要影响。
　　容闳()为祖国的近代化奔波了一生，而又终于客死异域。他在晚年用英文写了一本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后被节译为中文本时，译者改其名为《西学东渐记》。书中与“西学东渐”有关的，主要是指容闳发动和经办的中国政府首次选派少年赴美留学的事业。后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引用“西学东渐”一词，泛指16世纪以来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西方科学”最早的流脉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巴比伦的文明，而最重要的源头是古希腊的传统科学。文艺复兴以后，西欧成为近代科学的中心，正是因为上有对古希腊科学传统的继承。中国近代科学史，不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继承，而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的结果。
　　1982年初，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筹划召开“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笔者参与会议组织工作，同时也为协助金观涛先生撰写会议论文做些资料工作。其间，“恶补”了一阵子科学史知识，并决定把中国近代科学史确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会议于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与会者关注的重点在“落后原因”，对“中国近代科学”起于何时并无讨论。
　　时值许良英先生关于世界科学史分期的文章发表不久，我拜读之后颇受启发，遂潜心探究。受益于郭宝钧[10]、余英时[11]、薮内清[12]、杜石然等史学大家的著作，我渐有所得，于1983年写成此稿。后来一事接一事，一年又一年，这个稿子就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今年因病困扰，打算重新安排一下今后的工作，在整理多年积累的资料时，“突然”发现了它。
　　回想当年，而立之年无所立，不惑之年惑却多。年届四十，史学功底甚薄，尚踯躅于科学史殿堂之外。这份文稿，不过是为确定自己研究方向时的读书习作。起步于斯，由近代而现代，不觉已过去30余年。再读旧稿，有些文字已感陌生，但因眼疾所限，无力逐一核对文献，有失学术规范之处，已无法弥补。当年不知天高地厚，恣意纵横，文中的懵懂幼稚之处，只能见笑于方家了。
　　文稿当年冠题为“中国科学史分期问题刍议”，此次发表时删除了西学东渐以后的部分(原稿中的这一部分论述与个人近年研究之结果已有较大差别，且非原稿论述之重点)，故改题为“从传统科学到近代科学”。其他部分，大多保存了旧稿之原貌。
　　2016年7月
　　注释：
　　①补注：许先生是我们的前辈，我们本应尊称其为“先生”或“老师”，但他希望我们称他为“同志”，而且我看到过他为此称呼的事而大发脾气。他被打成右派多年，失去了“同志”的称呼，因此在一段时间里特别在乎这一点。
　　②后世学者评价这段文化史时，有“六经皆史”、“古学出于史官”、“史掌古代学术的大部分”、“五经者，周史之大宗；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等等议论，“史”几乎成了“学”的代名词。
　　③补注：虽然若干学科有各自长短不一的发展的历史，但直至19世纪下半叶随着诸多学科的高度分化和迅速发展，才有“Science”(科学)这个概念的流行，成为用以概括各门科学的综合性名词，也只有在此时可以认定有了“科学体系”。至于“科学技术体系”，应该是在形成“工业实验室”体制、技术科学或工程科学高度发展以后的事情。
　　④补注：原稿中只列了前三者为三大主流学科，席泽宗先生阅后建议补入农学为四大主流学科，此次加入以表达对席先生的怀念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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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希腊的传统科学和中国古代科学一样，与以观察、实验、推理为基础的近代科学不属同一范畴，不可能直接产生近代科学。有人认为，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是逻辑性很强的科学著作，牛顿深受其推理方法的影响。事实上，牛顿、莱布尼茨和他们的先辈为适应当时运动学、弹道学、光学和天文学的需要，大胆冲破欧几里得关于严密性的要求，发明了微积分。在微积分建立以后，反对者正是那些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束缚的人。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虽然是按《几何原本》的模式写的，但那只是形式。牛顿自己曾经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中国传统文化里逻辑学的确不发达，但逻辑和语法一样，是从人们的思维活动中抽象出来的。正如许多人没有学过语法也会说话一样，中国古代逻辑学不发达，不等于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再者，逻辑的严密性并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性。托马斯?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对上帝的存在做出了五大证明。难道上帝真的存在吗?与此相反，作为近代科学开始的一系列新发现，却不是用逻辑推演出来的。如果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还用了传统的逻辑论证，维萨留斯则完全使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伽利略对木星卫星的发现，都与三段论法毫无关系。伽利略认为，在物理学中，基本原理必须来自观察和实验，逻辑和数学只是实验数据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对实验目标的追求。这正是近代科学方法的精髓。再看看希腊人是怎么说的。柏拉图认为：“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不必去思考昼夜长短、日月运动以及其他天体的任何事物。在建立真理时，考虑这样多的事业是愚蠢的。天文学和几何学一样，如果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方法研究问题，那就要把星空抛在一边。”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主要是社会原因。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并有可能转变为近代科学。这一时期的科学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这些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堉《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在短短六十多年中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然而遗憾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和英国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l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科学发展的进程。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这时是一个机遇。但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失去了。【小题1】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A．牛顿的数学理论，突破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束缚，没受到其推理方法的影响。B．托马斯?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证明上帝的存在，但结论却是错误的。C．近代科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观察和实验，而不是数学和逻辑。D．明末是我国历史上科学研究的辉煌时期，很多研究成果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小题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向是A．用希腊传统科学和中国古代科学比较，是用来说明古代科学和近代科学不属同一范畴。B．哥白尼和伽利略都是欧洲近代科学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根本不同的。C．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人重视数学化和定量化的描述，其研究接近近代实验科学。D．希腊和中国的古代科学因不重视观察和实验，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并没积极作用。【小题3】请列举“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3分）【小题4】下面这句话是传统科学论者所言还是近代科学论者所言？请简述理由?(3分)“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不必去思考昼夜长短、日月运动以及其他天体的任何事物。天文学和几何学一样，如果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方法研究问题，那就要把星空抛在一边。”
【小题1】A【小题2】B【小题3】从科学发展的规律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观察、实验、推理为基础的特点。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说，清军入关，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科学发展无从谈起；康熙盛世，由于制定了错误政策，错失科学发展良机。（科学发展规律1分，社会发展规律2分）【小题4】传统科学论者所言。理由：传统科学强调数学和逻辑，近代科学强调观察、实验、推理；文句强调的恰是“把星空抛在一边”，认为天文学和几何学一样无需观察和实验。（原文是,再看看希腊人是怎么说的。柏拉图认为：“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不必去思考昼夜长短、日月运动以及其他天体的任何事物。在建立真理时，考虑这样多的事业是愚蠢的。天文学和几何学一样，如果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方法研究问题，那就要把星空抛在一边。”)（观点1分，理由2分）
解析【小题1】无【小题2】无【小题3】无【小题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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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 书法美学意象差异的形成 探寻书法美学意象差异的形成原因，应该追溯到时代美学潮流。六朝书法家多为门阀士族，以登临山水、留恋诗酒之余为书，耳闻丝竹管弦、郎侬唱和的靡靡艳歌，目睹山明水秀、鸟语花香的绮丽风光，再将所感受到的社会风貌和自然景物亦即客观事物的优美形象融入书法，自然“以流美为能”；唐人自北朝以来历经战火兵祸之乱，整个社会长期存在的金戈铁马的尚武精神熏陶熔铸了大批有名或无名的书法家的美学思想。他们与关陇健儿朝夕相处（或书法家本人就是其中一员），对后者那种质朴豪放的性格和威武强健的形象久已耳濡目染，加之习见深峻的山泽，广阔的原野，天苍苍，野茫茫，胡马嘶风，悲笳动月，旌旗耀目，佛像凌空，其阔大的气势、粗犷线条、强劲的节奏、豪迈的风度、威严的姿态，经过形象思维的感受、提炼而融入书法艺术，自然会使传统的书法形象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而形成唐代书法特有之雄峻坚实的风格。初唐时代审美兴趣重心的回归，更促使了唐代书法家自主意识的颖露和唐代书法美学模式的建立。当然，打破六朝权威的迷信，并不意味着对江南先进文明与文化遗产的全面排斥和简单否定。如张怀瓘对右军各体书法，还以推崇居多，仅就草书、章书二体提出异议，可见还是以继承为主。但这勇敢的不同意见却如春雷惊蛰，向世人宣告着美学领域的复苏。“若所见与诸子雷同，则何烦所论？……见与不见，一也。”这种以其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令人茅塞顿开的美学鉴赏与批评标准，振奋着昔日不遗余力地推崇六朝模式今朝却非打破六朝框架不能求得自身之发展的唐人精神，鼓励和引导着唐人向那似乎已由前人走得烂熟其实还是尚未可知的领域去开拓和探索。 根据原文对书法美学意象差异形成的最根本原因表述准确的一项是（&& ） A．书法家出身背景不同，六朝书法家多为门阀士族，唐朝书法家多与关陇健儿有联系。 B．书法家的美学主张不同，六朝书法家“以流美为能”，唐朝书法家推崇雄峻坚实的美。 C．书法家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不同的社会背景影响了书法家的美学思想。 D．后世书法家追求一种标新立异惊世骇俗的美学鉴赏与批评标准。 下列对“初唐时代审美兴趣重心的回归”这句话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初唐的审美思想出现对柔糜香软醉生梦死的南朝之风的扬弃，转而崇尚雄峻坚实的壮美风格。 Ｂ．初唐的审美思想经历了一段对南朝之风的背离之后，又走上继承其风韵和美的传统之路。 Ｃ．初唐的审美思想打破六朝权威迷信，走出靡靡艳歌式的框架，崇尚质朴豪放和威武强健。 D．初唐的审美思想融入了时代内涵，向那似乎已由前人走得烂熟其实还是尚未可知的领域去开拓和探索。 根据原文所提供的信息，以下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社会生活是影响书法家的审美思想，影响其不同审美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 B．张怀瓘对王羲之各体书法的评价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整个社会审美思潮的一种体现。 C．张怀瓘对王羲之各体书法的评价，敢于向权威挑战，具有振醒沉闷，开启审美思想新的一页的意义。 D．唐人为了求得自身发展，不惜标新立异惊世骇俗，彻底否定六朝审美范式，走自己的创新&&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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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 经济学家们常常以“荷兰病”来警示经济和发展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过分依赖的危险性。 荷兰是上世纪5 0年代因发现海岸线盛藏臣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的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至上世纪8 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在我国，煤炭资源省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煤炭产量，除了增加煤炭的输出，还将与煤炭相关的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及深加工、大型坑口发电厂等作为鼓励发展的产业，享受含税用户优惠电价和各种税费减免，结果就是以煤为主，产业结构单一。而市场本身也会强化产业结构单一问题。因此。煤炭资源省份可能过分依赖煤炭产业而降低其综合抗风险能力。当煤炭资源枯竭时。其经济将陷入困境，这就是通常比喻的“荷兰痛”和“资源诅咒”。 煤炭资源输出并不一定就有“荷兰病”，问题的关键是产业结构单一。此外， “荷兰病”多发生于小国，这也证实了产业结构单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是一个大国，& “荷兰病”即使有，也只能是局部问题，煤炭资源省份患病了，还会有中央政府帮助。& 当然，这不等于煤炭资源省份不用为此担心。 事实上，如果煤炭资源省份现在不未雨绸缪，他们的麻烦会远远超过“荷兰病”可能带来的问题。由于近年煤价上涨和煤炭需求快速增长，这些省份煤炭扩展的财力充足，加上东部发达地区对高耗能产业在环保、资源等方面的限制，资金纷纷向这些煤炭资源省份转移，增量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与煤炭相关、高能耗、也是高污染的行业。这使当地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受到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我们比较熟悉地把忽视资源成本和环境污染理解为不可持续发展，是不计成本的发展。因为，如果加上资源成本和环境治理费用、人的健康和医疗费用，l0％的GDP增长是要大打折扣的。严重的则有可能是经济的负增长。 当然，矿业可以给当地的就业和基础设施带来好处，但是矿业活动对环境有潜在的危害，如造成水土流失，使农业人口失去生计，而这些人往往都是穷人。另外，煤炭资源输出所带来的财富往往大多外流。 有两点必须强调，首先，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运行会强化本已单一的产业结构，资源型省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由市场自发推动。其二，煤炭资源省份不能在煤炭资源枯竭的时候才开始寻找发展接续产业，而应该在煤炭兴盛时期就着手产业的多元化，思考在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对“荷兰病”这一概念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是指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的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 B、是指我国煤炭资源省份过分依赖煤炭产业而降低综合抗风险能力，使经济陷入困境。 C、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经济和发展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过分依赖的危险性。 D、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过分依赖某种相对率富的自然资源最终拖累经济发展的现象。 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煤炭资源省份以煤为主，产业结构单一，主要由于煤炭生产、输出和发展高耗能产业都受到了政府在电价和各种税费方面的优惠。 B、东部发达地区在环保、资源等方面限制高耗能产业，纷纷将大部分资金投向煤炭资源省份的与煤炭相关、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 C、煤炭资源省份即使患“荷兰病”，也不是资源输出的必然结果，而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况且就全国来说，只是局部问题。 D、如果加上资源成本和环境治理费用、人的健康和医疗费用，会使GDP增长的10％大打折扣，严重的则有可能是经济的负增长。 依据原文的信息，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煤炭资源省份应该未雨绸缪，保护住自己的资源，将更多的煤炭资源留给子孙后代，以更好地保证可持续发展。 B．煤炭资源输出所带来的财富往往大多外流，当资源枯竭时，留下来的很可能是一 个没有资源、又没有良好自然环境的地方。 C．煤炭资源省份应该在煤炭资源还未桔竭之前，由政府强制进行经济转型，这时有足够的资金，便于进行经济转型投资。 D．不可持续发展既耗费资源，又破坏环境，而取得的经济效益不过是剥夺了子孙该有的东西，或是把债务留给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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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 傅介子，北地人也，因从军为官。先是龟兹、楼兰皆尝杀汉使者。元凤中，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因诏令责楼兰、龟兹国。 介子至楼兰，责其王教匈奴遮杀汉使：“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过至诸国，何为不言？”王谢服，言：①“匈奴使属过，当至乌孙，道过龟兹。”介子至龟兹，复责龟兹王，王亦服罪。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龟兹言：“匈奴使者从乌孙还，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诛斩匈奴使者。还奏事，诏拜介子为中郎，迁平乐监。 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覆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大将军曰：“龟兹道远，且之于楼兰”于是，白遣之。 介子与士卒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②即出黄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列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贵族左右皆散走。③遂持王首还诣阙，公卿将军议者咸嘉其功。上乃封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士刺王者皆补侍郎。&&&&&&&&&&&&&&&&&&&&&&&&&&&&&&&&&&&&&& 　　　　 (节选自《汉书??傅介子传》) 下列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责其王教匈奴遮杀汉使&&&&& 遮：拦截 B．王谢服&&&&&&&&&&&&&&&&&&& 谢：感激 C．于是，白遣之&&&&&&&&&&&&& 遣：派遣 D．介子与士卒赍金币&&&&&&&&& 赍：携带 与“龟兹道远，且之于楼兰”中的“之”字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A．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愿往刺之 B．臣之壮也，犹不如人 C．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 D．辍耕之垄上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介子认为龟兹、楼兰杀害过汉朝的使者，有损大汉威严，于是在元凤年间，他以骏马监的身份，请求出使大宛，依照诏令指责楼兰、龟兹国。 B．介子到了楼兰，以事实为依据指责楼兰教唆匈奴拦截杀害汉朝使者，楼兰王谢罪表示顺服。 C．介子路过楼兰时，发现楼兰王对身边的人没有防范之心，容易得手，于是请求前去刺杀他，想以此展示国威，表现了他对大汉的忠心。 D．介子刺杀楼兰分设计诱惑、秘密会谈、实施刺杀三个阶段，刺杀过程中集中表现了他的智慧和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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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 王昙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财，昙首唯取图书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马属。从府公修复洛阳园陵，与从弟球俱诣宋武帝，帝曰：“并膏粱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昙首答曰：“既从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时谢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悦。及至彭城，大会戏马台，赋诗，昙首文先成。帝问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门户何寄？”帝大笑。昙首有智局，喜愠不见于色，闺门内雍雍如也。自非禄赐，一毫不受于人。为文帝镇西长史，武帝谓文帝曰：“昙首辅相才也，汝可每事谘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统，议者皆致疑，昙首与到彦之、从兄华并劝上行，上犹未许。昙首固陈，并言天人符应。上乃下，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台所遣百官众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参军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户外，不解带者累旬。及即位，以昙首为侍中，领骁骑将军，容子为右军将军。诛徐羡之等及平谢晦，皆昙首及华力也。自谢晦平后，上欲封昙首等，会??集，举酒劝之，因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出诏以示之。昙首曰：“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陛下虽欲私臣，当如直史何？”封事遂寝。时弘录尚书事，又为扬州刺史。昙首为上所亲委，任兼两宫。彭城王义康与弘并录，意常怏怏，又欲得扬州。以昙首居中分其权任，愈不悦。昙首固乞吴郡，文帝曰：“岂有欲建大厦而遣其栋梁？贤兄比屡称疾，固辞州任，将来若相申许，此处非卿而谁？”时弘久疾，屡逊位，不许。义康谓宾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讵合卧临？”昙首劝弘减府兵力之半，以配义康，乃悦。七年卒，时年三十七。子僧绰嗣。论曰：王昙首之才器，王僧绰之忠直，其世禄不替也，岂徒然哉！ &&&&&&&&&&&&&&&&&&&&&&&&&&&&&&&&&&&&&&&&&&&& （节选自《南史??列传二十二》） 下列句中，加点字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 &&& A①喜愠不见于色&&&&&&&&&&&&& B ①昙首为上所亲委
　　②生孩六月，慈父见背&&&&&&&& ②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 &&& C①昙首固乞吴郡 &&&&&&&&&&& D ①以配义康，乃悦 ②固一世之雄也&&&&&&&&& &&&& ②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 以下各组句子中，全都直接表明王昙首“才器”的一组是 ①大会戏马台，赋诗，昙首文先成　　②昙首有智局，喜愠不见于色 ③自非禄赐，一毫不受于人　　　　　④昙首辅相才也，汝可每事谘之 ⑤岂有欲建大厦而遣其栋梁　　　　　⑥昙首劝弘减府兵力之半，以配义康 A．①③⑤&& B．②④⑥&& C．①②⑥&& D．③④⑤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王昙首幼年就有素淡的志趣，兄弟分财物，他只要图书；虽是富贵世家，却能屈志从军，充分体现了“仁者必有勇”的儒家修养。 B．王昙首与其堂兄王华一方面积极劝说宋文帝继承皇位，并昼夜保护文帝的安全；另一方面竭力铲除徐羡之等人，并平定谢晦之乱。 C．王昙首“建功”却不“自傲”，虽然文帝称自己仰仗王昙首兄弟之力才得登基，但王昙首认为不能借国家的灾祸，作为自身的幸运。 D．皇上非常重用王昙首，打算让王昙首接任王弘之位，但王昙首顾全大局，不仅自己坚持请求到吴郡任职，还劝说王弘分兵给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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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 戏剧的真实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戏剧的真实，其基本品质之一是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悦。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 戏剧的真实，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源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引人向善的。现代戏剧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悦，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悦。 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剧就没有脊梁骨了。 对文中“戏剧的真实”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真实是戏剧的基础，是戏剧的生命。所谓真实，其实是让观众信以为真。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谈不上什么真实了。 B．戏剧的真实要表现真实的人生，是需要用理性来直接表达的。包含着是非判断，并用来影响观众，让观众加深对人生的体悟。 C．戏剧的真实是要引人向善的，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但决不能不分是非善恶。 D．戏剧的真实，应当有感染人的力量、有思想上的力度，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 以下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真实是戏剧的重要因素，它在艺术真善美的统一体中应排在第一位。 B．戏剧反映的是艺术家理性的、审美化了的东西，让观众就自身经历而引起联想，使戏剧虽假犹真。 C．品格高尚的娱乐是要引人向善的，其表现形式是情感与理智的结合，不能有细琐的、卑微的内容。 D．现代戏剧的脊梁骨就是指作品的思想力度和深度。 戏剧观众获得审美愉悦的条件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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