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有太多的公知 有太少的知识分子
法治周末高欣
[导读]学者和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就是看到并诊疗这些问题，思考怎样把问题改造好，而不能乱说话，乱说话就把病人医死了。原标题：《郑永年：中国转型社会立法要先行》51岁的郑永年自称是“流动人口”：生于浙江省余姚市，19岁入北大，28岁赴美，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32岁进哈佛做博士后研究，34岁入职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先后任研究员和资深研究员，43岁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主持该校中国政策研究所工作。如今，他已成为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即使研究基地在新加坡，郑永年依然保持着平均几周回国一次的频率，走进农村，感受中国的根基。他说：“我就是从余姚的农民开始做起的。”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悄悄做外国人的时候，他依然在悄悄地做中国人(著名主持人沈冰语)。即使在海外生活多年，郑永年国籍未变。郑永年着力研究当代中国的内部转型与外部关系，思考通往大国之路的危机与重生。他一面热情洋溢地用英文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一面用中文尖锐地指出问题，坦陈建议。与《法治周末》记者的对话，亦聚焦于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的几大关键性问题。这位和蔼聪慧的学者，与许多国人一样，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转型时期的我们，面临什么，又当做些什么。社会立法非常重要法治周末：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社会公平，“十八大”亦有很大一部分谈社会建设问题。在今后几年推进和完善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最应当注重什么？郑永年：我前几年做过统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85%以上的立法都是经济法，社会立法基本上是空白。这几年刚刚意识到，社会管理的概念提出来了。大家现在讲社会管理、社会公平，以及一大堆社会问题，用怎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呢？我觉得要通过法律，社会立法一定要加强。社会建设，不仅仅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社会立法。中国的立法，从社会公正角度来看，有很多方面还不到位。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现在有没有建成，我觉得还是可以探讨的问题。法治周末：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社会立法应当有什么样的大方向呢？郑永年：社会立法非常重要，一方面，政府应当把权力下放给社会，另一方面又要监管社会。经济改革后，政府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但政府又忘了法治建设。成熟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今天为什么市场经济有那么多问题？因为没有法治经济。一方面下放企业权力，企业赚钱了；但另一方面，政府没有有效监管企业，结果各种毒食品、毒奶粉事件都出来了。现在，我们动不动用粗暴的方式去控制社会，引起了社会的反弹。为什么不在法治的构建内去监管社会呢？例如，关于宗教活动、不同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等等，社会立法还是空白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这一块是空白？这是说不过去的。法治周末：所以说还是要法治先行？郑永年：是的。社会管理不是政治控制，管理是法律基础上的管理。如果没有法律规定，什么歪门邪道都可以做了。比如“全能神教”都出来了，人们看了都觉得吓人。发现问题就要用法律去规范，并减少到最低。中国这些问题出现好多年了，但不去规范。“不看到不重视”的鸵鸟政策不行，最后还是会爆发出来的。法治周末：你如何看待法治在一个国家体系中的地位？郑永年：法治是国家制度里最最基本的，是所有其他制度的基础。法治是一个关键性的构架，说它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不能表述其重要性。法治不叫制度，是所有制度化水平达到顶点。人类文明的进展与法治相关，要把人类文明的成果巩固下来，最有效的就是法治，其他的方式都不行。法治周末：就您观察，中国的法治建设有何值得注意的问题？郑永年：对政府来说，现在政治控制过多，法治监管过少。但是法治在很多方面都是缺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政治不平等，非常主观。广东官员和北京官员处理同一个问题可以是不一样的，东部西部也不一样，大家感觉到不公正。法体现社会公平、公正性。有些学者感觉到，政治干预很讨厌，但如果是法，他就觉得自己心里有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法治周末：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是否应当保有自身特点？郑永年：任何法律都是演变的，没有一个法律体系一成不变。一个法律的有效，关键要根据自己的文化来制定法律。法律精神，归根结底体现一种文化精神。文化精神很重要，不能照搬照抄任何一个国家，中西方法治社会不一样。比如西方民主模式，其实西方每个国家都不一样的。任何东西都有共同的方面和特殊的方面，中国法律体系也有普适性，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法律内容要根据中国国情来讲。真正的文化来自草根法治周末：在您的很多著述中，文化都被放在一个根本性的位置。在当代中国内外转型期，文化随着经济“走出去”，收效如何？郑永年：中国文化走出去，政府努力很多年，很使劲，但不给力，困难重重。媒体是一种推销，但你要推销什么？有人说媒体是第四权力，但我觉得，媒体本身也是一个工具。要看这个国家传达什么出去，产品很重要。当中国自身还没有确立一种非常吸引人的核心价值体系与一种能和其他国家共享的价值体系的文化，营销怎样努力，都是不给力的。推销要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运用媒体，比如互联网，建立一种我们自己新的文化出来。法治周末：如何看待这种“新的文化”？郑永年：文化不交流不会发生冲突。交流起来，一方面有好处，互动之下产生新文化，同时冲突也是有的，网络民族主义就是重要表现。法治周末：您提到的互联网，是否在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中承担重要的“推销”作用？郑永年：互联网第一次给了每一个人表达自己的空间。我也一直关注草根阶层，大部分草根阶层是非理性的，但也有些草根阶层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思考。我觉得他们思考的东西，确实比大学里面高高在上的教授更有深度。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态。从积极方面来说，如果我们可以对互联网加以正面监管，尤其是法治，允许它作为一种创造工具，我想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来说，互联网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角色。法治周末：那“产品”方面呢？郑永年：真正的文化不需要政治力量的推动。比如，中国古代文明非常发达，但除了长城是政府推动造的，其他更多是精神上的文化。包括孔子，他来自民间，没有政府帮他。真正的文化来自草根，能反映这个社会的现实，这才是吸引人的。法治周末：在您看来，文化应当是不断与时俱进变化着的？郑永年：文化不是一成不变，比如儒家文化，从孔孟之语到王阳明。新制度的引入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创造一个新文化，不是说从天上掉下来。即使一些因素从西方引进来，肯定要与以前的文化有一个连续性。“五四运动”之后，破坏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但到现在，传统文化越来越浓厚了。这说明文化是破不掉的，文化是你血液的一部分，存在即合理。以前为了革命，把文化用“封建专制”和“落后”4个字就总结了，这是不对的。几千年的文化不是几个革命化的字就能总结的。说这话的人本身可能就是这个文化的产物。法治周末：现在，有些人觉得西方文化都是好的，也有一些人呼唤还原中国传统文化，你怎么看？郑永年：这两点都过于狭隘。“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直就是一个西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也是西化啊，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中国文化。孔家店砸了几十年，还是砸不掉的。但传统文化捡起来，裹小脚、树牌坊等歧视妇女的东西，现在还能保存吗？一定要根据不同时代的变化。中国传统《易经》说，世界万物都在变化，唯独“变”是不变的。文化的“化”是动态，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延续下去，生生不息。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到底实际会怎样才重要，不要臆想性的。中国有太少的知识分子法治周末：您在论述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时也提到，知识分子要承担公共责任？郑永年：权力、经济要承担公共责任，知识也要承担公共责任。公共知识分子要讲自己的公共责任。所以自律还是需要，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讲的。学者和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医生的职责是把病医好，这是底线。把病医好，需要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来理解病人、理解这个病。学者也一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就是看到并诊疗这些问题，思考怎样把问题改造好，而不能乱说话，乱说话就把病人医死了。所以我说，中国有太多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太少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还没做好的情况下，大家都抢着去做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法治周末：这方面是否需要政府来介入、监管呢？郑永年：政府监管不了，你永远要比政府聪明。所以要自律，要靠自己来承担责任，要考虑到公共责任。这也是人类文明的积累。人之为人，就是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法治周末：具体到您自身，有何力推的东西或关注的焦点？郑永年：我自己关注学术性和政策性两方面研究。从学术领域来说，我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全球化、国家转型、共产党的转型、中国社会的转型，关注这方面的一些热点问题、与现实相关的问题。我写些报纸文章仅仅是业余爱好，更多实践是在写自己的专著。报纸文章把学术研究和政策思考结合起来，通俗地表达出来而已。法治周末：对于当代中国内外部转型，您如何理解？郑永年：我首先看到中国那么多问题，然后如何去理解它们？我就把这些问题放在转型的构架内加以理解。这个转型是世界所有国家所面临的，不仅是中国，美国、英国、欧洲、日本等国家都曾经面临这个问题，现在还在面临。法治周末：您的研究基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能否介绍一下研究所的发展与研究的关注点？郑永年：我们这个研究所很有意思，它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本来叫做东亚哲学研究所。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经济起飞之后，面临很多社会道德的问题，政府于是决定要把儒家和道德教育引入，成立这个研究所，把新儒家学者都请到这里，做研究。1990年新加坡跟中国建交以后，研究所的阶段性任务也完成了，开始要关注当代中国，就改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情况。1997年再次改名为东亚研究所，经国会批准，变成一个法定机构，挂靠在国大。但我们是独立自治的，政府出钱，我们独立操作。现在，我们主要做东亚当代政治经济社会这一大块，主要是中国，也包括日本、朝鲜半岛等，以及东亚国际关系，等等。法治周末：东亚研究所对于中国财富转移，富人、官员移民一直有所关注。现在您持怎样一种思考？郑永年：这个很重要。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财富出走的情况，还要对中国本身的社会结构进行研究。我们创造的财富留不住，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怎样保护财富？我们觉得还是要有法治。现在关于怎么保护财富的法律没有，其他相关法律也有，但是执行很差。外交大众化有很多麻烦法治周末：在经济、文化、财富都纷纷“走出去”的历史时期，冲突便不免发生。对于钓鱼岛事件，您如何看待？郑永年：以前的外交是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国家间秘密的妥协与讨价还价，有了网络就永远不可能这样了。外交民主化以后，就不叫外交了。如果当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有了互联网，那就访不成了。钓鱼岛事件中，公众参与有积极的一面，但政府的空间越来越小，各个国家都是这样。试想，如果当年中俄、中越边界谈判有了微博，那这个谈判肯定谈不成。以前外交的主要角色是主权国家，如果现在变成社会群体，那就有很多麻烦。当然，这也是一个必然现象，但对所有国家的外交都是一个挑战。我们以后的外交该怎么做？国家间的谈判是双方都妥协，而一旦民主化，就可能没法妥协，因为有更多角色参与到外交过程中。现在我想，钓鱼岛共同开发的条件还是可以的。中日之间，为了人不能居住的一个小岛，发生一些小冲突有可能，但一场大战争，我想没有可能性。现在中日政府都比较weak(弱)，越弱就越诉求于民族主义，而强大的政府则不需要民族主义。法治周末：这种外交的大众化，除了对钓鱼岛事件本身，是否对中美关系也有着直接的影响？郑永年：中美关系的直接影响就是外交的大众化，这种公共外交是麻烦的。法治周末：也许是因为，许多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是，“我们又没有挑战你，你干嘛要跑过来？”是不是美国看中国与中国看美国，二者在定位上有一些误差？郑永年：误差很大。美国的理解是威慑中国，即防止中国做一些对美国国家利益不利的事情；中国的理解是围堵，不让我发展了。这个是很大的误区。这也是因为两国没有信任，意识形态、价值观都不同，现在这种信任又跌至最低。但客观理解，美国还是威慑，不是围堵。如果是围堵，那是美国以前对前苏联的态度，两国除了核武器对峙外，什么关系都没有。但中美有很多利益，围堵中国也是围堵自己。美国重返亚洲，其实是国际地缘政治变化的原因。地缘政治战略重心紧跟经济重心，哪一个地方成为经济重心，那么所有国家的战略就跟到这个地区。亚太地区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都是经济重心。现在，中国老二、日本老三、印度在成长、印尼也很大、还有东盟，战略重心当然要跑到这边来，很自然，因为有利可图啊。所以我想强调的是，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要看到这一点。国际社会有点像黑社会，美国老大、中国老二。老大和老二的关系有两种，一是老大要老二承担更多责任，老大少干活儿、位置坐得越久；二是老大要防止老二挑战自己的位置，找一些手段来制约老二的行为，所以用台湾、西藏、南海等所有问题来制约你。我是比较乐观的，中国承担越多的国际责任，美国越离不开中国，中美合作的空间远远大于冲突的空间。法治周末：除去美国，东南亚国家也有各自想法。对此您有何思考？郑永年：主权国家都在追求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这是正常的。大家都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不免发生冲突。对东南亚国家来讲，中美和平共处，是他们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只要南海问题上，美国不明确选边站的话，问题就不会超出控制。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但可以管理和控制。就像钓鱼岛，战争只能解决谁实际控制，可是对方不会承认。但是，可以管理起来，不让它公开冲突。法治周末：南海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性在哪里？郑永年：中国周边，只要与水有关的地方，就有很多问题。南海是历史老问题，最近几年凸显出来，有美国的因素，也更与我们自己的利益资本走出去有着必然关系。南海不仅仅是主权问题，更是未来中国的生命线。一旦失去南海，中国海洋地缘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中国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内陆国家。海洋地缘是指能够促成或阻碍一国成为海洋国家的地缘政治条件。对中国来说，主要是东海、南海、印度洋。现在看来，这所有领域，中国都面临巨大挑战。东海有非常牢固的美日韩同盟；印度洋顾名思义，是印度的势力范围，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因此，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希望在于南海。现在，在南海航道问题上，好像话语权在西方一边，但我觉得，实际上这应当是中国的话语。这个话语权是中国有关方面不作为，让渡给其他国家的。南海航道的安全，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正常运作。南海发生问题，可以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直接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至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民生促民主法治周末：南海问题凸显，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的高增长阶段是否已经过去？郑永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增长阶段。如果在今后20年能维持六到七的中速增长，中国就可以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如果马上进入低增长阶段，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就像菲律宾、泰国等。法治周末：如何保持这种中速增长？郑永年：中速增长是有希望的，但是需要改革。中国之前的经济改革是主体，下一阶段的主体改革应该是社会改革。现在，最关键的改革并不是经济，也不是民主化，而是承上启下的社会改革。东亚模式就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从经验上说是比较好的。法治周末：社会改革具体可有哪些措施？郑永年：从西方历史经验来看，一个是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二是劳动收入的提高。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是这么来的。人均GDP1000美元可以开放，人均GDP10000美元也可以开放，但前者的民主和后者的民主完全两码事。前者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后者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好的民主都需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怎么产生？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革。法治周末：那又当如何看待并避免成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郑永年：依我看，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结果，前提是低度民主陷阱。现在，大部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比如菲律宾、泰国。这两个国家是上世纪60年代的榜样，又有民主、又有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亚洲希望，而今，谁都想避免这种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在不应当民主化的时候引入了西方式民主化。西方民主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的民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阶级都还没有，还是种族、部落，更没有法制，过早引入民主，导致了无穷的社会冲突，没有人去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大家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一旦今天“民主”了，那么我想，很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民主。中国需要民主，这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需要什么样的民主。低收入民主，从世界经验来看，很可能是个劣质民主。法治周末：中国的民主化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郑永年：下一阶段，我建议是以民生促民主，中国这个民族还有好的希望。如果以民主促民生，两者都会没有。当然很多人听了会不高兴，但这是我自己对历史观察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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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知识分子批判
作者：雨夹雪
日，乌有之乡上发出了黎阳老师的《文匪治国国必不国》一文，提出了“自古文人皆文匪”这一重要论断。我对于黎阳老师的“自古文人皆文匪”是坚决支持的，今天我想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主要是消极影响，进行一下简要的分析。仅是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浅见，想必错误不少，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批评指正。
一、什么是知识分子　　
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知识分子。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
知识分子批判作者：雨夹雪日，乌有之乡上发出了黎阳老师的《文匪治国国必不国》一文，提出了“自古文人皆文匪”这一重要论断。我对于黎阳老师的“自古文人皆文匪”是坚决支持的，今天我想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主要是消极影响，进行一下简要的分析。仅是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浅见，想必错误不少，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批评指正。一、什么是知识分子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知识分子。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教师、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简单地说，知识分子就是脑力劳动者。主义的阶级概念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团。阶级具有基于共同的经济地位而产生政治倾向的一致性；基于共同的生活方式而产生心理习惯的相似性；以及基于共同的历史命运而产生理想追求的聚合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各个阶级，各自都是这样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基本相同的社会成员所组成的。阶级是一个地位概念，不是一个职业概念。仅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地主阶级、自耕农阶级、佃农阶级绝不仅指这三种职业，而是指在租佃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剥削者、个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封建社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大作坊主和大商人应该属于地主阶级，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应该属于自耕农阶级，没有生产资料的手工业者则应该属于佃农阶级。而据国内学术界的定义，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不是按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划分的，而是按文化程度和职业划分的。显然，这种划分是极其不科学的。因为两个人文化程度和职业近似，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可能差异很大，像一个乡村代课教师和一个名牌大学校长，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属于一个阶级吗？因此要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必须准确定位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毛主席曾把半半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毛，认为他们附在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其实就是把半半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分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包括直接依附帝国主义的知识分子和通过依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间接依附帝国主义的知识分子）、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今天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同样要对知识分子准确定位。不同社会下知识分子的阶级性是不同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脑力劳动者数量很少，从事脑力劳动是剥削阶级的特权，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社会前期，脑力劳动者数量增加，部分个体劳动者也可能从事脑力劳动，这就出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脑力劳动者数量进一步增加，这就出现了白领工人这一特殊的群体，白领工人应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无论在哪个社会，知识分子中起主导作用的上层都属于剥削阶级的一部分。下文还将详细介绍。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了哪些作用呢？积极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科技文化起了一些总结作用。有人把人类的一切科技文化成果统统说成是个别知识分子的天才创造，这十分荒谬。没有劳动人民生产出各种生活资料，脑力劳动者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明创造；没有劳动人民的体力劳动，只有脑力劳动者的设计，不会创造出任何文明成果；没有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脑力劳动者也就丧失了科学文化的丰富的创造源泉。可以说，劳动人民长期实践作了99%的工作，知识分子只是作了最后1%的工作。另一方面，少数知识分子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转向劳动人民。像鲁迅先生写《二心集》，就是明确要和剥削阶级决裂，转向劳动人民。消极作用有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对科技文化的垄断窒息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其次，参加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带到了革命队伍中，起了破坏瓦解革命运动的作用。最后，散布种种谬论，麻痹劳动人民，把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社会结构合理化，使整个人类在“温水煮青蛙”中走向毁灭。两相比较，消极作用明显大于积极作用。下文还要具体分析。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产品出现了剩余，集体劳动逐渐被个体劳动所取代，由此产生了私有制。原来由全体成年男女参加的氏族议事会，逐步变为由全体成年男子参加，再变为各大家族的族长组成。族长们变成了剥削阶级，同时也变成了特权阶级，其他成员变成了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家庭或者家族最早的剥削单位。不同阶级之间出现了斗争，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化就出现了国家来对人民进行有效的统治。剥削阶级亦特权阶级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地位进一步确立，原始社会也就结束了。进入奴隶社会后，随之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后，从事脑力劳动就成为奴隶主的特权，奴隶则被剥夺了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权利。奴隶主脱离体力劳动，把体力劳动看作是卑贱的事。他们还利用自己所占有的科学文化知识，加强对奴隶的统治。这样，就形成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阶级的产生使生产资料由公有转为少数人所有，国家的产生使社会管理的权力由公有转为少数人所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使科学文化教育的权利由公有转为少数人所有。这样，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掌握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和掌握经济权力的剥削者三位一体，共同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社会结构最终形成。这一社会结构也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贯穿阶级社会的始终。（当然，当代社会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掌握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是指官僚和知识分子的上层。像今天官僚达2400万，占就业人口的17﹪，其中掌握政治权力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普通官僚和白领工人类似，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科学文化教育的权利始终由剥削阶级垄断，像中国封建社会识字率属于比较高的，也只有5%。因此，奴隶社会的知识分子属于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和劳动人民是根本对立的。在现实中，官僚、知识分子和剥削者往往三位一体，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往往既是官僚，又是知识分子，也是地主。其中，固然有一些知识分子生活窘迫，像范进之类。但是，一方面他们较之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已经算高的了，劳动人民根本读不起书，另一方面即使他们生活窘迫，也仍然不愿意和劳动人民在一起，一旦有机会咸鱼翻身（如中举），马上会凶恶的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不会因为曾生活窘迫而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因此，这些人仍然属于剥削阶级一部分。y在不同文明形态中，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反动的程度是不同的。（这里的“反动”指的是和劳动人民根本对立，不是没有进步作用。阶级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进步，但是绝不意味剥削压迫本身也是进步，更不意味剥削压迫越重越好。相反，在阶级社会，剥削压迫越轻越是进步。）仅以中国和欧洲为例，欧洲的文化体系是以宗教神权为核心的，中国的文化体系是以宗法观念为核心的。简单地说，欧洲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神棍，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伪君子。（神棍和伪君子不是说知识分子的品质恶劣，而是说他们宣传的学说本身是谬论，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剥削压迫的作用。）两者比较，欧洲的知识分子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为反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尽管是伪君子，但是总还要或多或少的以“仁义”、“民本”来掩盖剥削压迫；欧洲的神棍则更加不讲理，把初夜权、异端裁判所等种种匪夷所思的罪恶统统说成是神的旨意。结果，欧洲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呈现以商品奴隶制和农奴制为代表的极为残酷的剥削压迫，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呈现以宗族奴隶制和租佃制为代表的相对温和的剥削压迫。但是两者都是剥削压迫，中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在为剥削压迫服务这一点上只有程度之别，并无本质不同。不同文明形态中知识分子都是和劳动人民根本对立的。顺便说一句，建立在剥削压迫基础上的社会如果不能及时废除剥削压迫必然会灭亡。因为剥削阶级总是千方百计的把剥削压迫最大化，不断增长的剥削压迫最终必然超出劳动人民能够承受的程度导致社会崩溃。欧洲盛极一时的爱琴、希腊、罗马等文明最终相继因为过度残酷的剥削压迫而毁灭，时间均不过1000年左右。中华文明因为剥削压迫相对温和，所以尽管出现了多次王朝更迭，但是文明毁灭、民族灭亡的情况始终没有出现，延续了5000年之久。不过，即使是剥削压迫相对温和的社会如果不能及时废除剥削压迫同样必然灭亡，只是延续的时间久些。中华文明从宋代已经开始出现衰象，进入清代更是气息奄奄，如果不能及时废除剥削压迫，迟早会步爱琴、希腊、罗马等文明的后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个别知识分子同样可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转向劳动人民。奴隶社会的奴隶起义和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多以宗教组织动员。这些起义的宗教领袖，像中国的张角、韩山童、，欧洲的闵采尔等人尽管属于知识分子，但是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的。他们尽管不可避免的受到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最终即使成功夺取政权也难免蜕化变质，但是主要方面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这些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转向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显然是极少数，他们的存在不能改变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和劳动人民是根本对立的这一事实。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二战以前）1．“普世价值”的出现和知识分子反动性的加强人类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知识分子的状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端就是，接下来又发生启蒙运动。这两次“思想解放”尽管没有改变知识分子的知识主要是人文学科方面的情况，但是极大的加强了知识分子反动性。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剥削压迫还是掩盖在道德和宗教的面纱之下，步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剥削压迫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包括五大支柱，即自由、平等、人道、民主、法治。所谓自由，就是自由竞争，让一无所有的工人和家财万贯的资本家竞争，如果竞争不过，必须甘心忍受剥削压迫不许反抗，谁如果反抗就是破坏了自由；所谓平等，就是机会均等，每人有1%的机会剥削压迫别人，有99%的机会被剥削压迫，谁如果要消灭剥削压迫就是破坏了平等；所谓人道，就是要宽容资本家的罪行，无论资本家如何对待你都绝对不容许暴力反抗，如果暴力反抗就是破坏了人道；所谓民主，就是投票选举，选举需要巨额财富支持，靠一小撮资本家巨额财富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人显然不可能为工人服务，工人如果推翻靠一小撮资本家巨额财富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人就是破坏了民主；所谓法治，就是把资本家制定的维护资本家利益的法律说成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工人如果违反就是破坏了法治。一句话，普世价值就是剥削压迫神圣不可侵犯。如果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文匪”，那么，那些信奉弱肉强食的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甚至连文匪都不如。没有一个土匪会一面抢劫一面说：“抢劫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我有抢劫你的自由，你也有抢劫我的自由。我抢劫你而不是你抢劫我的责任完全在于你太笨，和我毫无关系。我抢劫促使你锻炼自己，是为你好。如果任何一个人不容许我抢劫，就是侵犯了普世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公敌。” “普世价值”出现表明知识分子丧失了最后一点良心和羞耻感。“普世价值”出现以后，、种族灭绝、奴隶贸易、鸦片贸易等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罪行得以畅通无阻。2．理工科知识分子的出现和作用工业革命以后，理工科迅速崛起，理工科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理工科原来不受重视，具有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地位低下，和劳动人民差不多，或者本身就是劳动人民。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人物瓦特是工人出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代表人物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如果让他们去考四级、六级、托福、雅思不可能通过。但是正是这样的人有生产实践经验，和劳动人民接近，拥有劳动人民的智慧做后盾，因此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能够把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技术总结起来，促成了科技的巨大飞跃。但是，理工科知识分子的出现本身也是对劳动人民的又一次掠夺。如果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使人文学科知识由公有转为少数人所有，那么理工科知识分子的出现使自然科学知识也由劳动人民手中转入少数人手中。理工科知识分子把人类的一切科技成果统统说成是个别知识分子的天才创造，甚至设置所谓“专利权”把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科技成果变成个别知识分子的私有财产，这必然严重阻碍科技发展。一方面阻碍科技交流。像牛顿和莱布尼茨在微分发明权上争执不下，使英国拒绝使用莱布尼茨的微分符号导致数学落后。另一方面导致理工科知识分子脱离群众，丧失科技的创造源泉。像年轻时地位低下，结果发明了许多东西，有了一大堆“专利”之后，自以为这些发明都是个人的天才创造，宣称“不要向我提任何建议，任何建议也超越不了我的思维”，结果再没有什么重大发明了。同时，理工科知识分子的出现，自然科学知识由劳动人民手中转入少数人手中，必然导致科技的发展走上邪路，一总之，理工科知识分子尽管对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技术起了总结作用，但是把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科技成果变成个别知识分子的私有财产，严重阻碍了科技发展，又狂妄自大不可一世，导致科技的发展走上了邪路，其消极作用更为严重。3．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现和作用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剥削阶级垄断科学文化教育的权利的局面开始被打破，知识分子的队伍迅速扩大。不过直到以前，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中仍然是极少数，地位明显高于工人农民。因此就整个知识分子的队伍而言，并未出现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下层地位介于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类似个体劳动者，属于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位类似个体劳动者，具有劳动者和私有者的双重地位，作为劳动者，在思想上倾向于被剥削阶级，作为私有者，又倾向于剥削阶级，极易受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在斗争中既具有革命性，同时也存在政治上的动摇性、斗争中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他们虽然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一旦他们的私利得到满足时，就会放弃革命，同时，在革命中常犯形左实右的急躁病。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动力之一，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在实践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文化水平较高，常常掌握革命领导权。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西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要根源，他们大力宣扬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破坏了革命。最终，通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过渡，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被卖身投靠的“成功人士”篡夺，遭到了严重挫折。在中国，先后出现了陈独秀、王明为代表右倾和形左实右的严重错误重要思想根源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较小有很大关系。尽管中国革命胜利了，但是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尚未肃清。总的来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革命的贡献虽然不容抹煞，但是危害却更为严重。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些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转向劳动人民。许多革命者，包括和也可以说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他们的存在不能代表知识分子队伍的整体状况。四、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带有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双重属性。消灭剥削阶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使命。消灭剥削阶级决不仅仅指消灭资本家，也包括消灭官僚和知识分子。前文已经说过，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掌握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和掌握经济权力的剥削者三位一体，共同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社会结构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贯穿阶级社会的始终。如果仅仅消灭掌握经济权力的剥削者，不消灭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掌握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复辟就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消灭知识分子决不是肉体消灭，而是消灭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特权，消灭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拥有特权的社会结构，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使知识分子成为和工人、农民一样的普通职业。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消灭掌握经济权力的资本家一般比较早，这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并未消灭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和掌握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只是减少了他们的特权，社会主义社会厂长经理也没有和工人完全平等。在官僚、知识分子和厂长经理享有特权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也是不完全的，工人、农民和官僚、知识分子、厂长经理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份额事实上并不相同。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享有特权的官僚、知识分子和厂长经理带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双重属性。这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没有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只是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剥削和压迫，使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受到了一次重大冲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阶级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反复的、尖锐的，官僚、知识分子和厂长经理购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事实上，官僚、厂长经理也是脑力劳动者，实践中他们和知识分子也经常相互转化，宽泛一点说也可以算是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改造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重要任务。毛主席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思想，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造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即“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工农群众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在建国以后，毛主席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多次思想改造，并进行过下放工作让知识分子体会工人农民的生活。应该说，毛主席的方针是对待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方针。如果不依靠工人农民搞“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之类专家治国的方针，给予知识分子种种特权，知识分子会利用已经享有的特权不断扩大特权，最终复辟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把知识分子彻底清算、严厉惩处、斩尽杀绝，也不利于实现工农群众知识化，不利于社会发展。只有一方面坚定不移的依靠工人农民，不搞专家治国，防止知识分子复辟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坚定不移的给知识分子出路，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使其走工农化的道路，并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工农知识分子队伍，逐步实现工农群众知识化，才能使社会主义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事实上，毛主席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促使科技文化迅速发展，取得了“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巨大成就，同时，工农群众知识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国1979年25岁以上未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例估计为38％，而被某些人一再吹嘘的1979年25岁以上未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例估计为48％，中国的工农群众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如果坚持毛主席时代的政策，几代人以后完全可以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并逐渐消灭知识分子残存的特权，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实现共产主义。五、当前知识分子的状况及其前景1．当前知识分子的状况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掌握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上层反动性空前加强，不仅把剥削压迫为中心“普世价值”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而且还强行向其他国家推广，谁不搞剥削压迫，谁就是“侵犯人权（其实是侵犯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权）”，犯了“反人类罪（工人农民当然不属于‘人类’，像不少‘大师’就把下放期间过得比工人农民还稍好些的生活称为‘非人生活’）”，应该用武力干涉。把不搞剥削压迫作为侵略的进口，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时对科技的垄断的恶果已经充分暴露，生产力发展陷于停滞。近三十年来，整个人类社会没有一项重大发明，只有对过去发明的修补。像光纤通信不过是把电话线从铜电缆改为光纤，怎么能和有没有电话相比？数字电视不过是提高了电视清晰度，怎么能和有没有电视相比？这表明，把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科技成果变成个别知识分子的私有财产的行径，已经窒息了劳动人民的想象力、创造力，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教育的普及，同时工业农业发展停滞，大批劳动力转入服务业，使知识分子队伍急剧扩大，出现了白领工人。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白领工人数量已经大大超过蓝领工人。白领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地位和蓝领工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收入可能还不如蓝领工人，数量最多也最有代表性的是售货员和推销员，这些人号称知识分子，其实也要从事一部分体力劳动。但是就白领工人的思想状态来看，和知识分子工农化差着十万八千里，他们尽管地位和蓝领工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内心深处仍然看不起蓝领工人，普遍惧怕革命威胁自己暂时尚可勉强维持的生活。他们一般信奉改良主义，支持社会民主党。近年来，社会民主党人宣传“第三条道路”，主旨是要改造福利国家，即消减社会福利，和右翼政党已经毫无区别。但是白领工人仍然惧怕革命，只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右翼政党中选一个消减社会福利幅度较小的，就欣欣然自以为取得了重大胜利。当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自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特别是自1978年起，知识分子在党内地位日益提高，歪曲改革方向，先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随后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甚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左派”等等一系列明显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当前状况的论断，忽视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大搞被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批评的专家治国路线。结果那些专家除了让自己致富了之外，不仅没有把国家治理好，甚至连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没有做好。在人文学科方面，像把错译为“常凯申”之类的笑话层出不穷，一个博士生全文照抄畅销书《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竟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3000名专家历时8年，耗资无数竟然就是从日文和台湾繁体字照抄了44个汉字给人民增加一点不便，除了宣扬“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之类歪理邪说什么也干不了。理工科知识分子也一样，原本计划80年代实现的2003年才实现，耽误了20年，原本计划90年代实现的大飞机估计2020年才能实现，要耽误近30年，核心技术大多依赖进口。教育界种种令人发指的恶行层出不穷，像前些天70多岁教授骗钱骗色的丑闻等。知识分子下层的大学生尽管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现状，其地位和工人农民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收入可能还不如工人农民，对社会极为不满，但是内心深处仍然看不起工人农民，而且经过了多年教育特别是大学4年“普世价值”的洗脑，大多数人把社会的一切阴暗面都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认为全盘西化才是出路，却不想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整天向我们推销“普世价值”，难道是希望中国学习“普世价值”强大起来和它们竞争吗？总之，当前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都不容乐观。知识分子上层反动性空前加强，下层尽管地位和工人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受到几千年来的剥削文化影响和上层知识分子舆论与教育的洗脑，仍然没有与工农相结合，仍然是保守甚至反动的。当然，无论中外，像黎阳老师和张宏良老师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是存在的，但是绝对不是主流。2．知识分子的前景当前知识分子有两种前景：一种是知识分子下层的白领工人觉醒，联合中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与工农革命打破上层垄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舆论的操纵和对文化权力的垄断，与工农相结合，走一条毛主席指出的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的道路，最终逐渐消灭知识分子残存的特权，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在这其中，中国应该率先废止专家治国的政策，恢复毛主席时代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路线，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使其走工农化的道路，如可以把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樊刚等人下放到通钢和通钢工人一样待遇，同时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工农知识分子队伍，为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另一种是继续用“普世价值”进行洗脑和自我洗脑，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把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社会结构合理化，继续搞“温水煮青蛙”，不断加强剥削压迫，直到最终超出劳动人民能够承受的程度导致社会崩溃为止。不过和爱琴、希腊、罗马等文明灭亡不同，这一次人类社会已经了，社会崩溃决不仅仅是某个文明、某个民族的灭亡，而是全人类的灭亡。最后想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下层知识分子说一句：这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是我们明知道这条路的尽头是死地，却仍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一起搂抱著滚下去。我们号称知识分子，难道真的愚蠢到没有看出来我们现在走得这条路的尽头是死地吗？让我们一起来努力，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吧，趁现在还不算太晚！附言：对于“自古文人皆文匪”的讨论之我见日，乌有之乡上发出了黎阳老师的《文匪治国国必不国》一文，提出了“自古文人皆文匪”这一重要论断，宛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轩然大波。一部分人热烈拥护，令一部分人则强烈反对，甚至上纲上线到“不仅荒谬而且极其反动！”、“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取消中国优秀”、“民族虚无主义”、“劣等”、“中华民族劣等”、“欲亡其国，先亡其史”等。我认为，这场对于“自古文人皆文匪”的讨论是十分及时、十分必要的。毛主席指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对于知识分子问题这一重要问题，讨论激烈一点是好事。对于“自古文人皆文匪”的讨论宛如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躲在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下的各色人等，让人民群众看出了这些人的真面目。我对于黎阳老师的“自古文人皆文匪”是坚决支持的，还曾和反对黎阳老师的“自古文人皆文匪”的人在网上辩论过一晚上。可以说，黎阳老师说出了我想说而没有敢完全说出的心里话（我在《漫谈阶级斗争与社会发展》一文中稍有涉及，但是并没有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展开论述）。本来想再系统的论述一下，但是最近韩国接连发生了之死和“罗老号”发射失败等重大事件，我认为必须借此机会揭开“汉江奇迹”的画皮，毛主席指出：“资本主义不臭，社会主义就不香”，如果不揭开“汉江奇迹”下掩盖的韩国的丑陋真相，也显示不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朝鲜的优越，因此连续写了《：一个破碎的自由主义幻梦》、《可笑的韩国和英雄的朝鲜：记“罗老号”的“部分成功”》等文，耽误了一些时间。加上知识分子问题比较复杂，我个人水平有限，不是一句两句说的清楚的，结果就一直拖了下来。在这期间，我发了一个《坚决支持黎阳老师的“自古文人皆文匪”》的跟贴（全文附后），简要阐述了一下自己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两点建议。有人引用我的两点建议，用来帮助说明黎阳老师“‘自古文人皆文匪’没有阶级分析”，“很容易得到‘中华民族劣等论’”的观点。我觉得，这样做不大合适，因为我的跟贴就是支持黎阳老师的“自古文人皆文匪”的观点的。我的第一点建议是：“应该更明确的区分知识分子阶级和某一个具体的知识分子。所有承认工人农民比知识分子更高贵，肯走和工人农民结合的道路，虚心向工人农民学习的文人都不是文匪。”所谓“更明确”只是希望黎阳老师把知识分子阶级和某一个具体的知识分子区分的更清楚，不是“‘自古文人皆文匪’没有阶级分析”，《文匪治国国必不国》文中是有阶级分析的，而且我还特别说明阶级分析是黎阳老师的长项。黎阳老师的《“自古文人皆文匪”与阶级分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古今中外，就用这一条标准衡量一切：靠什么为生？靠剥削吃饭，那就是匪。靠为剥削阶级服务吃饭，就是靠为匪服务吃饭，同样是匪。自食其力不沾剥削，也不为剥削阶级服务，那就不沾匪”。我完全赞成黎阳 老师的看法。就我个人的理解，“自食其力不沾剥削”，不是一定要放弃脑力劳动专门从事体力劳动，而是收入水平和工人农民接近，同时承认工人农民比知识分子更高贵，肯走和工人农民结合的道路，虚心向工人农民学习。例如黎阳老师坚决站在工人农民一边，为工人农民服务，显然是“不沾匪”的。但是，像黎阳老师这样“不沾匪”的文人确实不多，即使在左派内部。当前的左派除了马门列夫等少数人是工人出身以外，大多数人属于知识分子，仍然需要思想改造。就我个人来说，虽然勉强算是个脑力劳动者，但是月工资很少，而且随时面临失业的危险。尽管我的工资水平比通刚工人还是高的多，但是我想“自食其力不沾剥削”应该算是差不多了。 “不为剥削阶级服务”则做的还很不够。我今年23岁，在前几年也曾一度受过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樊刚等人的种种“理论”的影响，可以说完全是“文匪”或“后备文匪”。后来读了一些这些人的相关材料，发现这些人不说人话，不办人事才逐渐转变。尽管我近几年一直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力求使自己站在工人农民的立场上，但是毛主席批评的“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至今仍然存在不少，黎阳老师所说的“一私二懒三贪四假五散六傲七蛮八懦九诈十赖十一鄙十二劣”的“文匪本性”，我一项也没有完全克服。我既希望工人农民起来革命，又害怕工人农民起来革命威胁自己暂时尚可勉强维持的生活；明知那些人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利益，还总是对他们抱有幻想。应该说，今天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文匪”，仍然需要向黎阳老师学习，长期改造思想。如果能在十年八年内消除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彻底和“文匪”决裂，就很不错了。今后我一直没有改造好自己，表面上站在工人农民的立场上，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看不起工人农民的思想也完全可能。而且，今天我站在左派立场上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生活不如意，如果他们给我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樊刚等人一样很高的地位和巨额的财富，说不定我就被他们收买过去了，完全变成了“文匪”。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希望黎阳老师和各位朋友一定要拿出鲁迅先生的痛打落水狗精神，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大多数左派朋友可能比我强得多，但是完全站在工人农民的立场上，彻底消除了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不需要继续改造思想的恐怕寥寥无几，这恐怕就是黎阳老师的“自古文人皆文匪”遭到广泛反对的根源吧？我的第二点建议是：“应该更明确的指出‘自古文人皆文匪’的现象不仅是中国，外国同样‘自古文人皆文匪’。西方的文人比中国文人更为反动，今天那些信奉弱肉强食的普世价值的文人甚至连文匪都不如。” 所谓“更明确”也不是“很容易得到‘中华民族劣等论’”。众所周知，黎阳老师在批判普世价值方面堪称先锋人物，《文匪治国国必不国》文中也有批判普世价值的内容。黎阳老师的《“自古文人皆文匪”与阶级分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不说‘西方的文人比中国文人更为反动’，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我在讨论中国文人问题，没工夫也没篇幅离开主题去囊括一切。这跟‘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国际接轨’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我完全赞成黎阳老师的看法，《文匪治国国必不国》一文篇幅已经很长了，如果再加上一段“外国同样‘自古文人皆文匪’”之类囊括一切的话，的确也不合适。希望黎阳老师尽快写出“外国同样‘自古文人皆文匪’”的相关文章。有人认为《文匪治国国必不国》一文“即便真的被自己人捣鼓臭了，也比被我们的敌人捣鼓臭了的好。为何这样讲，被自己人捣鼓臭了，蒙羞的是黎阳一个人，如果我们一致通过，这篇文章被敌人捣鼓臭了，那蒙羞的就是整个阵营”。我是不同意的。无论承不承认，黎阳老师和张宏良老师的确是当前左派阵营的两面红旗，左派阵营中水平、影响堪比这两位老师的寥寥无几。黎阳老师和张宏良老师蒙羞，整个阵营也不会有什么光彩。当前左派阵营的处境众所周知，像我本人也受过严重的打击，黎阳老师和张宏良老师作为当前左派阵营的两面红旗，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难道我们还要在背后捅一刀吗？毛主席指出：“小局要服从大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当前，敌人千方百计的力图把黎阳老师和张宏良老师捣鼓臭，我们维护黎阳老师和张宏良老师的威信是大局，与黎阳老师和张宏良老师的分歧是小局，我们必须本着这一原则处理与黎阳老师和张宏良老师的分歧。当然，是不是黎阳老师就没有一点错误，对于黎阳老师就不能批评了呢？也不是，黎阳老师说的很清楚“如果我错了，我决不忌讳认错。比如我2006年写的《朝鲜的核武器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就错了。叶劲松写文章批评我的立场和出发点。事实证明人家的批评是对的，我的观点是错的。我对人家只有尊重，一点也不觉得人家对我的批评有什么不对”。但是善意的批评和恶毒攻击谩骂是两回事，我们可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决不能上纲上线，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黎阳老师。上纲上线到“不仅荒谬而且极其反动！”、“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取消中国优秀”、“民族虚无主义”、“劣等”、“中华民族劣等”、“欲亡其国，先亡其史”等难道还算是同志式的善意的批评吗？而且，黎阳老师的水平比我们大多数人高的多，至少对于我来说，即使十个我也比不上半个黎阳老师。如果我们与黎阳老师和张宏良老师发生分歧时，我们错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我们错了，也应该决不忌讳认错，接受黎阳老师和张宏良老师的批评。附：坚决支持黎阳老师的“自古文人皆文匪” 。文人或曰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历来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进入阶级社会后，随之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后，从事脑力劳动就成为剥削阶级的特权，被剥削阶级则被剥夺了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权利。剥削阶级脱离体力劳动，把体力劳动看作是卑贱的事。他们还利用自己所占有的科学文化知识，加强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这样，就形成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使知识分子一产生就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奴隶社会的知识分子属于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属于封建地主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无论古今中外，整个阶级社会的知识分子始终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虽然不排除个别知识分子站在劳动人民一边，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掌握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和掌握经济权力的剥削者（指直接剥削者）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他们和劳动人民是根本对立的。在现实中，官僚、知识分子和剥削者往往三位一体，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往往既是官僚，又是知识分子，也是地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官僚、知识分子和资本家三位一体的现象更加普遍。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掌握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和掌握经济权力的剥削者三位一体，共同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欺骗愚弄劳动人民，其反动性较之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掌握经济权力的剥削者毫不逊色。“自古文人皆文匪”的文人指的是知识分子阶级，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文人。判断一个具体的文人或曰知识分子是否反动，一个基本的标志就是敢不敢承认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是反动的，敢不敢承认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掌握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和掌握经济权力的剥削者（指直接剥削者）构成了一个共同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利益共同体，敢不敢承认工人农民比知识分子更高贵。例如黎阳老师，公开宣称“自古文人皆文匪”标志着和知识分子阶级的决裂，显然是不属于文匪一类，这和毛主席和富农阶级决裂是完全一致的。所有认为知识分子高人一等，不肯向工人农民学习的文人皆文匪。最后向黎阳老师提两点建议：第一，应该更明确的区分知识分子阶级和某一个具体的知识分子。所有承认工人农民比知识分子更高贵，肯走和工人农民结合的道路，虚心向工人农民学习的文人都不是文匪。第二，应该更明确的指出“自古文人皆文匪”的现象不仅是中国，外国同样“自古文人皆文匪”。西方的文人比中国文人更为反动，今天那些信奉弱肉强食的普世价值的文人甚至连文匪都不如。总之，黎阳老师应该更明确的强调阶级分析（这也是黎阳老师的长项），更明确的把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反对文化复古主义结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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