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保门槛提高 导致污染企业“上山下乡”（图） - 中国网山东能源环保 - 中国网 o 山东
城市环保门槛提高 导致污染企业“上山下乡”（图）
【摘要】如今经济正在转型，随着环保门槛越来越高，执法越来越严，一些污染企业在城市待不下去了，变着法子“上山下乡”，工业污染向中西部转移、向农村转移成为突出现象，不少村庄成了新的“生态灾区”。
　　如今经济正在转型，随着环保门槛越来越高，执法越来越严，一些污染企业在城市待不下去了，变着法子&上山下乡&，工业污染向中西部转移、向农村转移成为突出现象，不少村庄成了新的&生态灾区&。随着工业污染积累、迁移，一些乡村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曾经的青山绿水变成秃山黑水，土壤污染，地力下降。
　　为什么一些污染企业纷纷选择了农村作为新的生产基地?这里面当然有城市对污染企业的挤出效应&&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与治理，让部分粗放式生产且日常污染大的企业无法在城市生存。但更大的原因显然是，在少数地方，明知企业污染的危害，但当地官员为了政绩获取和经济总量的需要，亦选择为污染企业大开方便之门，甚至鼓励其前来投资。
　　当对污染企业几乎不设防，那么其纷纷&上山下乡&亦不莫名惊诧。数据显示，全国开展环境整治的村庄比例只有10%，4万个乡镇、近60万个行政村大部分没有环保基础设施，处于&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状态。
　　污染企业在下乡，农村却失去了基本的抵制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这依旧可以被当作环保治理力量孱弱的隐喻。它亦再次地证明，要让环境向好，关键的依旧是源头治理。如何遏止污染企业的&下乡&趋势?那就是必须让地方政府真正成为环境治理的主体，不至于因政绩而轻易放弃原则与底线。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最迫切的，一方面是依据新《环保法》，强化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不力的相应追责;另一方面，则是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转型，令污染企业失去现实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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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工业发展与乡村城市化
一九八七年五月
注：此文被选为1987年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研讨会（成都）论文，后收入会议论文集《中国城市化道路——思考与选择》一书，并发表于《农业经济丛刊》1987年第4辑。
生产责任制后我国农村工业的蓬勃发展，有其社会的必要性和历史的必然性。农村工业具有自己的优势，同时也有与生俱来的劣势和局限性。发挥农村工业的优势，克服其局限性，使我国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真正融为一体，加快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这一切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一、农村工业发展的必然性
我国的农村工业，除少数地方如苏南等以外，一般都是在生产责任制后的最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生产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搞活了农村经济，大批农业劳动力剩余出来，需要在农业外寻找新的生产门路。而此时城市工业管理体制仍然陈旧僵化，一方面其产品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中间留有许多缺口，给农村工业提供了拾遗补缺的机会；另一方面城市工厂本身又缺乏自我扩张和自我繁殖的活力，远不能容纳而是基本排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于是，农村工业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它为农村大批劳动力创造了新的就业门路，为社会提供了一定种类和数量的产品；它使集体农民增加了收入，给国家和政府贡献了税收，以至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即使城市体制搞活以后，现有的、有限数量的城市也不能满足广阔农村的大批劳动者进城办厂的要求。因此，农村工业今后还会发展，数量还会增多，规模还会扩大，农村工业发展的事实本身表明，它的存在、发展和提高有其客观的必然性。
农村工业发展既与农业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又与城市工业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正如不少的同志指出的：农村工业和小城镇的发达兴旺，特别依赖和受惠于工业发展的大中城市，城市工业对于乡村工业是个“巨大的助推器”。正是在大中城市的“影子区”或“幅射带”内，农村工业、小城镇蓬勃发展起来；而没有这些大工业、大中城市的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在技术上、设备、原料、市场、人才、信息等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农村工业的发展和发达便不具有必然性。我国某些内地农村及偏远山区工业并没有发展起来，即是说明在这里发展工业条件还不具备，还不具有必然性。
如果说，“工业化”就是由工业发展引起的产业结构、劳动结构的变动，“城市化”就是由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的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那么，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在古代，在工业革命之前，城市就已经存在并且有了相当的发展。一般来说，城市是财富和享乐集中的地方，是王公贵族、封建官僚聚集的地方。城市作为社会的政治中心，为了满足统治者奢侈生活的需要，往往也同时成为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中心。古代的城市化不依赖于工业化，而现代化的城市化都往往与工业化相伴随。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依赖于城市，一方面又创造和发展了城市。工业的发展，机器的采用不仅直接需要人口，而且间接需要人口：众多的聚集的人口为工业提供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使工业成本降低；形成广阔的市场，从而促进消费的发展；加速商品流通，使工业利润提高。工业的集中与人口的聚集使社会服务业得以迅速发展，进一步产生对劳动的需要，现代大城市由此发展起来。马克思揭示的大工业发展的规律是“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工厂不断排斥所需要的工人。而又把这些被排斥的工人重新吸引来执行机器本身所确定的职能。……最终建立在使用机器的基础之上的大工业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过剩人口吸收进来，……这里同样也没有必要更详尽地说明，机器不仅暂时地而且绝对地造成人口过剩的这种趋势怎样在农业中必定取得优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67～568页)
城市化和城市本身，一方面是财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聚集的过程和结果，一方面是人口和劳力聚集的过程和结果。人和物的流动和集结，是城市化过程的实际内容。以此观点来看我国的乡村工业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基本特点：人口和劳力基本不动，“离土不离乡”，只是让工业性生产资料如机器、设备等向农村输入。然而这种特点是否就是优点，则不能笼统断定，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有人把“工业城市化”说成是“资本主义道路”，把“工业乡村化”说成是“社会主义道路”，认为工作的发展是非此即彼，这样未免太绝对了，实际上我国是既发展农村工业，也发展城市工业的，这显然不能用“两条道路”的理论来解释。
有的同志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用来作为“乡村工业化就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根据：“要使这些被排挤出农业的人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集结城市，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然而单引这句话是不完整的。恩格斯在《马尔克》一文的结尾部分中这段话之前强调：新的土地占有制的优越性应该是“不但能保证小农社员得到大规模经营和采用农业机械的全部好处，而且能向他们提供资金去经营(除农业以外)利用蒸汽和水力的大工业”，而在这段话之后紧接着写道：“……只有大规模地利用蒸汽和水力来经营，才能对他们有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63～369页)可见，单单抓住恩格斯的“必须使他们不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这一短语，不仅使引证失去了完整性和准确性，而且造成很大误解。在农村没有大规模经营工业的前提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力完全留在农村对他们未必是有利的，更不能把这种情况提升作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总之，不能无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乡村工业原来多属社队企业。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业的通知”曾明确指出：“农村社队企业集中到乡镇办，可以节省能源、交通、仓库、给水、排污等方面的投资”。社队企业由此成了乡镇企业，乡镇也就成了吸引和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乡镇企业促进了乡镇的繁荣发展，乡镇的繁荣又为企业创办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随着乡镇企业数量的增加，企业素质的改善，向着现代化发展，工业商业经济成分在整个乡镇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以至成为主要，乡镇本身于是开始摆脱农村地位而具有了城市的性质，在实质上行使城市的职能，逐步成为新兴的城市。乡镇原来属于农村，但乡镇的发展不会永远使自己保持原有的规模，停留在农村的水平。乡镇工业最终会发展成为城市工业，而不再是农村工业。恩格斯指出：“在农村中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含有工厂城市的萌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1页)如果我们的政策、体制是放开人口流动的，则一个主工厂及其配套的工厂群落便可能会带动起一个城市的发展。如果囿于过去分割的旧体制而看不到农村工业及小城镇由量变到质变、逐渐否定自身而成为原来对立物的发展转化，就不会对农业工作的前景有正确的预见。这种转化也是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联系的一个方面。
二、农村工业的优势、劣势及局限性
农村工业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巨大而又重要的事实。如果它不能被列入国家计划，那么这不是农村工业的问题，而是国家计划的问题。它被列在“国家计划”之外，既有有利的一面，就是少受旧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同时也有不利的一面，即是享受不到在体制之内的某些“优惠”。我们在研究农村工业的必然性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它的某些劣势和局限性。
农村工业比起城市国营工业来具有两大优势：一是体制比较灵活。旧体制下的国营工业，生产资料属全民或国家所有，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职工利益直接关系不大；说是“国营”，其实是“官办”，领导管理体制是行政性质而不是商业经营性质，厂长经理是国家官员而非企业家。与此相比，农村工业无论集体所有或个人所有，企业经营好坏与经营者利益直接关联，企业主要是商业经营性质，经济体制比国营企业显得灵活；二是劳动力价格便宜。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农村劳动力资源尤其丰富；但仅是丰富还不是优势，只有劳动力价格便宜，活劳动耗费少，成本低，才是现实的经济优势。农村企业职工工资较低，一般吃住在家，不要厂里提供宿舍住房，劳保福利、退休待遇也较国营工厂为低。这对工人自身当然并不理想，但对企业生产却是经济优势；企业可以减轻负担而专心于生产和自身发展。这两条优势是一般国营企业难以比拟的。
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工业设备简陋，甚至用的就是城里大厂淘汰下来的机器，技术落后，交通不便，信息欠灵。显然，这是乡村工业的弱点，也是其劣势。原料来源及产品市场狭窄，则是农村工业的局限性。而这些劣势及局限性是农村工业与生俱来的，是本身固有的。努力更新改造陈旧设备，尽量提高技术水平，千方百计扩大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改变这种劣势。苏南地区的农村工业比较发达，这即意味着它们的局限性或者本来就小（有利条件较多），或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克服；而这些地方的农村工业也只有先进性，并不能代表全国乡镇企业的普遍情况和平均水平；农村工业的发展前景也不等于是现在的实际水平。什么时候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相比，设备不陈旧了，技术不落后了，交通同样方便了，市场同样广阔了，农村工业的局限性也就没有了。此时的“农村工业”也就末必再是农村工业了。
如果我们进一步设想，以农村工业的灵活体制，加上廉价的劳动力价格，而处在城市的优越环境，那这种工业是否更有生命力、能更上一层楼呢？乡村工业的优势加上城市工业的优势而各除其劣势，不就都如虎添翼了吗？
恩格斯谈到乡村工业时，说的是必须“大规模利用蒸汽和水力”。我们现在有了电力，是否恩格斯提出的原则就不成立了呢？从目前看，我国电力供应严重不足，虽然农村大部分都接上了电网，但农村停电是常有的事。农村供电时断时续，给农村工业带来很大经济损失；对于供电正常的大中城市的工业，这显然是一种很大的局限性。
再以交通运输来说，现在可以说“乡乡都有了公路”，但一大部分农村没有公路而只有土路。公路运输要有汽车、拖拉机，需要烧汽油、柴油，而农村汽车、柴油供应严重不足，正式供应渠道不能满足需要，常常要高价通过不正当渠道购买。况且公路毕竟不如铁路，连接各大中城市的铁路才称得上交通运输的大动脉，是乡间的公路、土路所不可比拟的。交通的不便、欠发达，显然是农村工业发展的又一局限性。
农村工业接近原料产地，可以就近加工农副产品，这是农村工业的一个优点，同时也是一种局限性。河北省定县东旺村罐头厂设计能力年产千吨罐头，本村就种植果树，原料产地可谓接近，可机器一开动，本地水果远远不足；再加上收购价格偏低，当地群众并不肯把果品交给本村加工厂，罐头厂不得不到几千里外的四川调进柑桔来加工。运输业的发展终将冲破“原料产地”的局限性。运输业所创造的新的生产力可能绰绰有余地超出那种依靠当地的原料或燃料所节省的劳动。而得发达的运输业之益最多的，显然是交通发达的城市而不是偏远的农村。
“乡村工业的广泛发展，使工业与农业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乡村工业细小分散，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一旦有污染问题，既难以发现，更难得到有效的治理。大量报道告诉我们，乡村工业已经污染了“乡村的清新空气和洁净的水”，使得人类生存环境的“后院”也不再是安全保险的了。这种潜在的危险已经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严重关注。他们向全社会强烈呼吁对此统不能等闲视之。(见日《人民日报》；又见费孝通：《小城镇大大问题》，《了望》1984年第2—5期；许涤新：《农业生态经济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84年第7期；华培新：《救救黄埔江》，《新观察》1985年第16期等)
“乡村工业企业基本上都是小型企业，与城市企业相比，乡村企业虽然经济实力较弱，竞争能力较差，但小有小的好处，即经营灵活，船小好调头。”乡村工业规模小，资金少，因而经济实力弱，竞争能力差，致命的局限性导致了致使的弱点。办企业必须讲求经济效益，然而乡镇企业中经济效益高的，一是经营规模较大，二是劳动力较多，固定资产占用多，(日《专业户经营报》头版：《我国乡镇企业总数已达六百万个》)而绝不是相反。“船小好调头”，即是说小型企业容易改产。但“好调头”是长处，“船小”总是弱点；在充满风浪的江河里常调头的小船，不仅速度减慢，时间耽误，而且确有翻沉的危险；对于小厂，改产总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甚至导致破产。小船常调头，总不如大船开足马力一直向前更安全、更迅速些。乡村企业在商品生产竞争中关停并转，正说明它们处境艰难，穷于应付。这在商品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绝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尽量提高每一个企业的经济效益，尽量避免企业关停并转造成的经济损失，这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要真正了解农村工业，还须要联系城市大工业进行比较。恩格期曾经批评杜林的下述设想为幼稚观念：把农村的酿酒业、制糖业作为城乡矛盾的缓冲剂；工业在全国的分布取决于将来的某些发展以及生产必需直接依靠原料的开采；农业与工业的结合仅仅是为了“社会的需要”，即使这样做违反经济上的考虑，造成经济上的牺牲。恩格斯指出：消灭旧的分工及城乡分离的因素存在于现代大工业生产中；“必须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中，从它目前的现实状况中，特别是从那个成为大工业发源地并唯一地使大工业获得标准发展的国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业，这样就不会想到把现代科学主义庸俗化，并使它堕落为杜林先生的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337页)恩格斯的这段话实在值得我们三思。即以我国来说，上海宝山钢厂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任何所谓乡村工业所不可比拟的。当然，两者的作用是不能互相代替的，但决不能因此就连乡村工业的局限性也看不到了。
乡村工业资金缺乏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发展的根本限制。讲求产品质量、更新陈旧设备、提高生产技术，缺乏资金就诸事难成。乡村工业的发展，一是从外部吸收资金，二是从内部积累资金；从外部吸收又分从上边——“国家”和从下边——社会、民间两方面。如果国家不能以大量资金支持农村工业，则从下边向群众集资必然削弱农村其他各业的发展。而且，资金积累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企业内部，来自资金利润，来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劳动价格论的基本原理。剩余价值是资金积累的唯一源泉，企业利润是扣除物质耗费和活劳动耗费后纯粹的经济效益。作为企业，满足社会需要与创造较高的利润既是对立的，更是统一的。只有满足社会和市场的生产才能创造较高的利润，只有赢利而不是亏损的企业才有可能扩大再生产，更多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企业有机构成高、资金雄厚、利润率高是经济优势；相反，企业有机构成低、资金短缺、利润率低便受很大限制。乡村工业发展便是要冲破这些限制。发达的乡村工业是冲破了这些限制，而关停破产的企业，必然是终究没有冲破这些限制。
最后，无论是社队工业还是乡镇工业，在吸收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产面，其作用的范围都是有限的。社队工业只能在社队微观经济内部起到平衡劳动者的生产率和个人收入的作用，乡镇工业一般只能在比较狭隘的地区中观经济范围内起到这种作用。工业发达的社队、乡镇能够致富，但不是每个社队、乡镇都有发展工业的条件；工业发达的区县能够改变穷困面貌，但不是每个区县的工业都能发达。象江苏无锡那样条件优越的区县在全国毕竟是少数；它的工业再发达，也解决不了西北贫困地区人民经济翻身、脱贫致富的问题。要在宏观上解决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生产水平不平衡的问题，还应该有另外的办法；如果国家不是把现代化工业兴建在内陆贫困地区，即将资金朝着占有资金水平低的劳动者输送，建立新兴城市以促进农村及整个社会的发展，那么，仅靠地方举办的农村工业就不能完全代替人口在宏观范围内向着资金聚集的地方流动、参加进城市工业这一可能的途径的作用。
三、也谈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
在僵化的旧经济体制下，国营工业和集体农业互相割裂，国营工业实行垄断经营，农民不能分享工业发展带来的利益，农民总结出“无工不富”的道理，在生产责任制实行后自己也搞起农村工业，成为独立于国营工业之外的“第二工业体系”，在工业发展较发达的农村集体内部，实行工作利润返还，以工补农，真正实现了工农一家。是陈旧僵化的经济体制使这个本来应该在宏观经济中贯彻的原则没有能够实现，这种经济体制不改革，农民就要坚持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乡村工业的发展就是不可阻挡的。由此确可导致城乡差别的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工业化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途径。
城乡差别归根结底是城乡生产力水平的差别，是乡城劳动者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差别，可以有两种基本途径：其一是劳动力进入城市；其二是资金由城市流向农村。现行的粮食关系、户口管理体制既然严重阻碍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第一条道路通行困难，则举办农村工业，将资金投放农村显然成为主要途径，这即是乡村工业化。从这种意义上说，乡村工业化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但这绝不是唯一途径。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必将冲破城乡分割的僵化局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将打破自然经济、宗法经济、行会主义、地方主义的种种限制，引起劳动力、资金的更大灵活性的流动，经济体制的改革将使我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在乡村工业化的途径之外，发现缩小城乡差别的另外途径。
从根本上说，城乡差别的缩小以至消灭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尤其是这样。发展生产力的关键是讲求生产效率、经济效益；缩小城乡差别的实质是讲求社会公平、社会效益。这两者既是相对的，又是统一的。经济利益本身也是社会效益。以提高效益求公平，则公平存，以牺牲效益求公平则公平亡。如果同样的资金、设备投放知农村发展乡村工业比城市建厂经济效益更高，则乡村工业的发展就不仅是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途径，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途径，而且是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最佳途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则这条途径就不一定是最佳的，我们不应满足于这样一条并非确定是最佳的途径，我们的任务是作进一步的探讨。
既然城市工业是农村工业的巨大推进器，则发展城市工业，从而加强对乡村工业的推动力，就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之嫌。
工农结合、城乡融合，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是一种需要为之奋斗的理想状。马克思、恩格思确曾认为：“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2页)”但是，它的实现却要通过破坏自然经济的工农不分、城乡不分才有可能，需要经过工农对立、城乡对立的曲折运动过程，并以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条件，以社会分工的消灭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确曾主张“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同上第543页)但这又要以“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为条件，(同上第3卷第336页)而工业的合理分布又以经济效益为标准，以经济效益高为目标，以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配合为条件。即以我国的人口颁来说，东南人口密、西北人口衡，对此有些人往往喜欢用“不平衡”、“不合理”等词句来批评，好象说要使西北人口同东南一样密才算平衡、合理；确实，从东北的瑷珲到西南的腾冲作一直线，分全国为两部分，西北半壁的面积占全国面积的54%，其人口五十年前仅占全国人口的4%，最近也不过6%；东南半壁只占全国面积的36%，而其人口五十年前就占全国的96%，最近仍然占94%，其变动是很小的，综合自然、生态、经济、社会历史、现实等种种原因来分析，这种分析的差别是合理的，这种分布是平衡的。(胡焕庸文，《人口研究》1985年第4期)不讲条件，要求人口在全国简单绝对地平均分布，则必是形成如同自然经济下村社居民那样的一盘散沙；要求工业也这样分布，那就根本谈不到经济效益，至少会造成经济上的巨大牺牲。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断定说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分配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只有当有人企图‘从现有关系出发’，预先规定一种应该借以来解决现有社会中所特有的某种对立的形式，那才是空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3页)马克思则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资本论》第1卷第390页)我们现在要发展商品生产，要扩大社会分工，然而却反对城乡的分离，这显然是矛盾的。如果说，现有的城乡是在城乡“对立的运动”中发展起来的，那么只要这种运动还未发展到尽头，它就还要发展下去，而不会中途停顿，更不会向后倒退。新的城乡统一要靠对立的发展来达到。如果把我国目前的乡村工业作为现代工业发展的楷模，把这未曾发展起来年工业“幼芽”看成未来工业发展的方向，把发展乡村工业作为我国工业化“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如果真正这样实行了，绕过了城市的发展阶段，自己以为是走了直路，但若因此牺牲了经济效益，延缓了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直路-仍然不能算是最佳途径。社会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弯路倒可能是最容易走的、能较快地达到目的地的最佳途径。
四、加速城市化，促进工业化，迈开社会经济发展的新一步
1984年，全国乡镇企业总数是606万个，从业人员5208万人，总产值1709亿元，平均每个企业有8.6人，产值2.82万元，平均每人产值3281元，企业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是显而易见的，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同年百元销售收入占用资金76元，比上年增长10.1%，产品库存平均占到定额流动资金的40%左右，百元资金实现的纯利只有16元，百元产值实现纯利12.5元，都低于前五年中的任何一年，全年乡村两级的亏损企业为6万个，比上年增加1.8万个，亏损金额6.8亿元，平均每个企业亏损1.13万元，总计比上年增加3亿元。(《乡镇企业的整顿与发展》，日《人民日报》)在数字和事实面前，任何掩饰和谥美之辞都显得苍白无力。乡镇企业面临严峻的经济紧缩形势的考验，这是不能回避的。
一百多年前，法国的工业和英国相比，“英国工厂种单个工人使用的工作机和动力机，从而他在同一时间内所加工的原料，都比法国工人多得多。因此，英国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大得多，……英国企业数比法国少得多。在英国，一个企业平均雇用的工人人数比法国多得多，尽管在法国雇用的工人总数比英国多，然而和企业数相比所多的比数却很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35页)有人把法国工业的特征恰当地描述为土地占用制的结果。“因为法国是地产分散的国家，是小土地占有的国家，所以它是工业分散的国家，小工场国家。”(同上第133页)把工业分散和土地占用分散联系起来，我国的乡镇企业数量大，规模大，也正是由我国的土地分散状况决定的。近三亿农民耕种约二十亿亩的土地，每人平均不过六、七亩。据1985年初对全国农区户的调查，平均每户承包耕地8.35亩，分割为9.7块，平均每块0.86亩，农村工业的低生产率正是与农业的低生产率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要改变农村的工业分散的状况，必须同时改变农业土地使用分散的状况，而这两种改变单单局限在农村内部是不能实现的，必须与社会的另一部门—城市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说，整个社会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整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城市的发展。“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有农村，占统治地位，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及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资本论》第3卷第916页)十亿人口八亿在农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而改变这种国情，却是社会经济发展、丙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和必须趋势。加速乡村城市化过程，中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任务，看不到我国国情的发展变化与认不清现实的国情一样，都会导致犯历史性的错误。
对于处在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阶段的农村，对于它们的发展变动，绝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作机械的理解。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绝不意味着必定是现有的每个村庄的人口都原地不动，原地建设，每个村庄有同步扩大，同步发展，在永远保持80%农村人品前提下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各个地区、各个村庄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发展是还会平衡的，某些村庄集镇可能由于具备必要和条件而逐步发展，吸收资金和人口，扩建成为城市；而另一些村庄由于缺乏必须的条件而减少人口，趋于缩小，甚至重新成为田园。社会发展的规律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多，农村人口不仅相对减少甚至绝对减少。留在农村的人口虽然数量少了，但生产水平提高了，接按或达到城市人口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劳动方式改变了，摆脱了繁重粗笨的体力劳动而成为机械化生产的主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这才是农村繁荣富裕的根本标志。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要求城市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列宁总结俄国的历史经验时，不仅指出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的巨大意义，而且指出：“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164页)
斯大林肯定地认为：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8页)城市的发展将消平城乡差别，而这首先要求大量乡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
早在1945年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也明确指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页)
我们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可以和资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这不同处应该在于：不是在农民破产之后被迫不得已地流入城市，而应该是有计划有、和平地和自然地向城市转移，而不应该是永远保持农村人口的绝大比重。甚至到本世纪末也改变。实际上，苏联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就是这样做的。
“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无产阶级导师站在历史高度所揭示的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和普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已被世界各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和现实所已经证明和正在证明着。从1950年以来的30多年间，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都是呈下降的趋势，唯独我国是基本不变甚至上升的，因而与世界水平存在着悬殊的、逐渐拉大的差距。在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浪潮的时候，我国第二次产业革命进行得还很不彻底。在世界乡村城市化的巨大变迁中，我们必须加快自己的步伐，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
回顾过去，我国农村滞留下大量的过剩人口与劳动力；当前，从我国国情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出发，在农村生产责任实行后，在积极调整劳动分配，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调整城乡人口结构已成当务之急，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成为城市人口，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趋势已经出现：展望末来，乡村城市化北朝鲜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互相汇合，汹涌澎湃。在这股洪流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城市人口控制的闸门此际只能高高提起，使人口沿着计划的渠道顺畅下泄，否则，一味阻挡下去，若俟洪峰漫过大堤，必将造成毁灭性的泛滥之灾。正如我国已经把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改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一样，也应及早地把消极限制人口进城的“基本国策”改为积极促进人口进城的基本国策，每个城市都应该为加速人国的乡村城市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样，我国的乡村城市化必将出现崭新的局面。
六十多年前，列宁曾经把俄国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电气化……和水电站等等的马上”。(《列宁选集》第4卷第711页)以求在世界大地上驰骋；今日的中国，若把农村比作躯体，把城市比作翅膀，则必须减小减轻臃肿笨拙的躯体，增大增强瘦小软弱的翅膀，才能实现在地球高阔的天空中腾飞。“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这里”。(《列宁选集》第4卷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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