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高考取消英语，会有什么后果？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苗柔柔】
近两天笔者一连看到两条和英语学习有关的新闻，《教育部最新数据：中国孩子为学英语每年耗费1637亿元，浪费5292小时》，和《。
笔者在中国的义务教育时期学了英语，然后在大学学法语，接着到法国进入专业学习，同时加强法语学习。后来当老师教学生法语，导游、翻译、咨询顾问也都做过。可以说，笔者在不同阶段对外语相关领域都略有涉足。
笔者的意见是：外语学习在义务教育时期是必须的，不是该不该学外语，而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需要学外语；从大学到以后的阶段不能一刀切，而是应该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求，分别对待。
为什么要求在公立义务教育时期必须学外语？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是外交、科技、旅游等方面的第一世界语，这个状况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改变。中国人想要和国际沟通，学习吸收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向外国介绍推广中国，都绕不开这个槛。
公立义务教育的目的是要给予所有的中国青少年必要的教育，使他们掌握基础的知识结构，建立完整的科学观，从而能够正确地了解、分析和判断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既然英语是了解世界的必要工具，那么义务教育就有责任要给所有的中国青少年普及基础的英语教育。
二，义务教育有责任向中国所有青少年给予公平的教育。“必要的”和“公平的”，这两个限定词缺一不可，它们的指向是所有中国青少年，不能主观或客观地造成部分人的教育缺失。既然当前社会越“向上走”，就越难完全脱离英语，那么义务教育阶段取消英语，只能导致人们从公立以外的地方弥补，它就必然走向商业的、小范围的、富人有穷人无的方向，等于变相剥夺了大多数人的英语教育权，拉大了小部分人和大部分人的教育差别，缩小了底层学生向上发展的通道，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来和上层的差距很难改变。
即使义务教育不取消英语，从必修改为选修，也会使部分家庭出于种种原因，或不忍孩子太辛苦，或觉得没必要，或家庭需要更多亲子时间，而放弃英语课程，造成孩子接受教育的缺失，不利于未来成长和发展。
某位人大代表一方面认为中小学的孩子们花在英语学习中的时间太多了，建议高考取消英语科目，必修改选修，一方面自己却大建双语幼儿园和外国语小学，其言行相悖之因，各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笔者虽然赞成适度地减轻学习负担，鼓励扩大眼界和促进创新思维，但不赞成大力推行所谓的轻松教育。学习从来都是艰苦的事，大量孩子小时候根本用不上的文理知识都需要反复背诵练习才能掌握，但是“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些话不是白说的。
就算父母能够遗下大笔财产，也难保孩子将来不会坐吃山空。那些认为中国教育太苦太累、移民到国外的家长，最好还是祈祷你们的孩子将来能够偏居一隅，竞争时最好不要碰到在国内历经千锤百炼的孩子们。
三，就教育水平而言，至少在基础教育方面，笔者不认为哪个国家能够媲美中国，尤其是外语教育。因为只有中国老师才明白中国学生学外语的迷惑和困难点在哪里，也只有中国老师才能让中国学生清晰、全面、彻底地了解外语的语法和结构。
四，所谓的“哑巴英语”，其实是在中国这个缺乏外语实践的环境里，学生没有很多机会练习和改正口语而已，这是外语学习的通病，最烦动不动就被扣上“中国式”的帽子了。就像笔者曾教过的外国学生，学了四五年中文，也只会说“你好”、“多少钱”、“我学了五年中文”而已。
有一年笔者接受了一批中国留学生，他们高中毕业后在国内基本学完了语法来法国，同时还有一个提早一年来法，在语言学校学过的中国学生插班。在课堂上，老师们一致认为那个插班的学生更好，因为他听得懂、说得出，而我们的学生初来乍到，语言还跟不上。但是一到考试，成绩却大出老师们所料。
那个插班的学生笔试一团糟，语法问题一塌糊涂。原来他在国内完全没学过语法，来法后只能在语言学校听老师用法语讲语法，听得懵懵懂懂，问也问不明白，全靠自己私下揣摩，也只能似是而非了。倒是口语听力因为有大量机会练习，能够用个六七分。后来还是花了大量时间再从头请我补语法课。
五，笔者在法国学习后的成果，最大的收获不是学校教的知识，而是明白了怎么去理解另一种思维、行事和社会运作方式。世界多种多样，不是都按照你的逻辑来的。从小学外语，也可以让孩子接触和体会不同的表达体系和方式，学会感觉别样的世界，不要让大脑固化在一种思维模式里。
所以，中国公立义务教育，是国家给予中国学生最好的礼物之一，保证了他们获得不亚于富人阶层教育的利益，对于下层还有中层家庭，都极为宝贵，不能轻易更改和放弃。
到了大学时期，根据专业不同，需要外语的专业要求英语等级考试，而诸如中国古文、教育史等没有硬性要求外语的专业，学生完全可以自主决定要不要选修。学习毕竟是个人的事，有需求才有动力，有用处才有收益。有了义务教育基本的英语素养“保底”就行，花了许多时间精力钱财，学了过多的英语用不上也是浪费。如果学生觉得需要，或者以后工作用得上了，他自然就会去钻研。
笔者不赞成让孩子过小过早开始学外语，也不赞成为了学外语把孩子送到什么国际学校。外语学得好坏从来不在于你有多早接触它，而是在于你是否能够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反复运用。
笔者见过一个美国来华的小孩，五岁半来华时，英语已经谙熟，在中国待了四年，回去英语不会说了，这还是英语是母语的情况。中国孩子学外语再早，进再好的国际学校，家长能保证这种外语学习持之不断、循序渐进吗？能保证孩子不需要高考、不进入公立义务教育体系吗？否则学前班进得再早，国际学校念得再好，一进入公立学校，你都得按照公立学校的进度和水平来，以前花钱再多，一两年后也和普通学生相差无几了。当然，语言才能出众或家长肯花大价钱保持水平远超公立教育水平的少数人例外。
同样，笔者也不赞成全民外语。外语只是一种工具，必然有人用得上，有人用不上。义务教育的英语可以保证应付不时之需，但强迫用不上的人过多地学外语就是浪费。
笔者曾参加一个报告会，主讲是一位参加过世贸谈判的老同志，大谈中国缺乏外语人才，谈判中遇到了多少困难。但他的建议却是中国应该推广全民外语，街道大妈都要学。笔者当时就很想问：“您以为街道大妈七天学五小时，一年学二百天就能当外贸翻译吗？”中国缺的是高精尖外语人才，半瓶子晃荡的水平一抓一大把，每年近千万人接受外语专门训练，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指望街道大妈解决吗？
中国需要专门培养高精尖人才，吸引集中喜爱外语、需要外语的人加强训练，达到专业水平，满足高端的翻译需求。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一个高级翻译能翻的内容，一百个初级学生也翻不出来，在这个领域，数量是改变不了质量问题的。
总之，英语应该学，必须学，但掌握基础就好。大学教育根据不同需求不同对待。以外语为职业的人精通，以外语为工具的人熟练，不需要外语的人不强求，各取所需才好。除了奥运会、世博会之类国际大型活动搞搞宣传，不需要街道大妈人人学外语（当然自己愿意，当个人兴趣的除外）。现在的各种翻译软件、手机APP多得是，水平也不比初学者差，至少词汇量是杠杠的。与其全民学外语还不如全民手机安装翻译软件多快好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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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建议，高考取消英语科目，把中小学生的英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
　　李代表在走访中发现，中小学生每天在学英语上付出了相当多的时间，尽管如此，我国青少年学习英语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大量学生在经过了10年以上英语学习之后，依然无法熟练使用英语交流，也无法阅读英文书籍和文献。”
　　而且，对于大多数不以英语为职业技能的人，英语只是高考的“敲门砖”，离开校园后迅速遗忘，曾经为学英语而付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成为一种资源浪费。
　　对此，李光宇建议改变英语“高考必考、中小学必修”的地位，将英语学科从高考必考学科改为选考，从中小学生必修课改为选修课，提升学习效率，减轻学习负担。
　　提案一出，立刻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进入讨论之前，让我们走进历史，回顾一下英语教育在中国的百年变迁。
　　英语教育在中国的
　　百年变迁史
　　从开眼看世界、洋务运动开始，到现在人大代表提议弱化英语在教育中的地位，中国的英语教育，经历了清朝、民国及新中国三个时代，中间又有多个历史阶段，漫漫170余年，其起伏与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其命运也是国家与社会变迁的一种映射。
　　挨揍后开始学英语
　　从康熙时期，俄国就在北京驻有使团，俄国也派出留学生在清朝学习汉语并教授中国人俄语。
　　同一时期，英法美列强还在遥远的广州，根本不能获得进入内地的机会。有机会和有意向学习英语的，也只有基督徒和少数商人、买办等。这种对比的根本原因也主要在于沙俄和中国陆地接壤，英夷远在万里重洋之外，传统重塞防远甚于海防的封建王朝，自然不会重视英美国家，也不会学习其语言。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组织当地懂英语者翻译从澳门得到的外国材料，开始“开眼看世界”，但这种探求非常原始和初级，不知己更不知彼的清朝自然惨败。
　　因为没有英语教育就没有英语人才，所以在特殊历史时期下就产生了特殊的人，比如“洋泾浜”英语教育的鼻祖穆炳元，他本是清军水手出身。鸦片战争中在定海之战中成为俘虏，然后向英国水手学习英语。后来成为翻译。然后他在上海经商时，垄断海上贸易，成为上海头号外贸巨商。穆炳元挣钱之余，还广收学徒教授英语，学生中有后来的美商大买办王筱亭。从教英语又挣大钱这个角度说，俞敏洪简直就是清末的穆炳元。
　　由于缺乏外语人才，更造成了中英之间一桩公案，间接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根据《南京条约》，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等通商口岸。但清朝在广州的地方官员却咬定条约文字上开放的是“港口”，不包括城墙之内的广州城，英方人员只能在港口做生意，不能进城。而英方则认为，所谓“口岸”（port），并不只限于港口设施，开放的范围是包括广州城在内的。
　　双方争执不下，围绕入城问题斗争了良久。香港总督兼远东特使包令爵士（John Bowring）到任后，立志解决此问题，但依然无法让英国国民入广州城。最终借口“亚罗号”事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包令在英国是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代表，主张宪政、民权等。但满脑子理想主义的他到了远东来，发现一切理论都无计可施，只能诉诸炮舰政策。
　　之后英国干脆在《天津条约》中明确规定：自今以后， 遇到有文辞辩论之处， 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敦促中国加强英语教育。而中国自身也终于在惨败中吸取教训，开始洋务运动，大规模培养外语人才。
　　1862年，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人才学校京师同文馆成立。在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Wade，著名汉学家，威妥玛拼音的发明者）的帮助下，清政府请圣公会英籍传教士包尔腾（John Burdon）担任首任总教习，英文馆也成为其中的第一个外语系。英语开始就受到明显重视，和清朝两次均遭遇当时世界第一强国――英国的痛击有关。曾在同文馆教过英语的名人还包括后来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将万国公法翻译成中文的丁韪良（William Martin）、大量翻译科技类书籍的傅兰雅（John Fryer）、《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Hosea Morse）等。
　　除了同文馆外，全国各地陆续兴办起一批新式学校。这些学校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以培养翻译人才为办学宗旨，如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等。而另一批培养专门军事科技类人才的学校如天津电报学堂、南京矿物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都选英语为主要或第一外语课。大量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
　　同文馆等重在精英教育，局限性较强。真正让英语教育接到地气的，还是外国的教会学校。清朝末年， 教会学校逐步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教会学校的一大突出特点是强调英语教学。课堂上，不仅外籍教师用英语授课，中国教师也要用英文授课。近代能产生大量在中西学都有作为的人文社科研究者，和这种教学环境是分不开的。
　　民国的英语教育
　　从清朝到民国，中国开始自发地将英语教育推向基层。被称为“壬戌学制”民国初期教育体制规定，在条件允许的地方，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开设外语（英语和日语），每周三课时，中学的外语为必修课，每周六至九课时，大学预科必修外语（英语），并可兼修第二外语（德语或法语）。
　　“壬戌学制”中，英语教育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学年制改为学分制的一段时期内，英语学分在初中和高中的教学分量中均居首位，通常与国文并列甚至超过国文。
　　对于专业英语教育教学，民国教育部也给予了特别重视，1913 年，其颁布了《大学规程》，对该类别的学习科目做出了明确规定，指出专业英语教育应当包括“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英国史”、“文学概念”、“中国文学史”、“希腊文学史”、“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等11 门课程。
　　即使在抗战时期，尽管由于战争导致教育事业受到破坏，英语教育一度从必修变成选修，但重要性依然不减。许多中学英语教学时数往往占到总学时的15%―20%，每周少则四节，多则五六节，成为仅次于国文的主要课程。许多县立中学的英语课程均由曾经留洋的留学生担任，其中不少人还拥有学士学位。而在大学阶段，英语更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因为许多课程都是留洋或外国教授采用全英文教材直接讲授的。
　　从何炳棣等人的自传可以看出，尽管民国时期的青年人没有电子词典、美剧等辅助工具，但南开中学等精英学校外教水平普遍很高，并且中国籍老师中不少也有显赫的英语教育背景，所以很多学生的英语功底既扎实也有很强的实用性。
纵观民国时期英语教育，一大特色是众多名人直接参与，包括林语堂、朱光潜、梁实秋、潘家洵、辜鸿铭、钱钟书等。其中林语堂更是直接编撰了《开明初中英语读本》，朱光潜和梁实秋编写了大学英语教材。这些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显赫的名人在民国时期都曾是英语老师，相比之下现在虽说重视英语，但说到教英语的只能想到许国璋、俞敏洪、李阳。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的西南联大，它的大一英文课是全校学生的必修课，课本中收录了众多文化和教育大家的作品，其语言难度也非今日的四级六级考试可以衡量，正是这种优秀的英文课本，才给学生打下了深厚的语言和人文基础，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许渊冲、邓稼先、钱学森等一批在国际舞台上熠熠生辉的卓越人才。
　　英语老师一度改教俄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英语教育一度陷入尴尬的境地。自1952年开始，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群众运动，一时间，学习敌人的语言就是不爱国的表现。因此，英语逐渐从课堂上消失。到了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各行各业迅速兴起了向苏联学习的高潮。俄语教育备受重视，一股俄语学习的热潮随之兴起。从中学到大学，俄语几乎成为唯一的外国语，全国高校一度只剩下9个英语教学点。到1954 年，教育部干脆通知从本年度秋季开始，初中不再开设英语课，已经开设的一律停止，初中英语教师转入其他学科，或改教高中俄语。
　　俄语独大并未持久，其退潮甚至早于中苏蜜月期的结束。1956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会上指出: “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规划， 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到1956年年底，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数量回升到23 所，学生2500余人。
　　英语的复潮在20世纪60年代进一步加快，1961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方案》(草案)， 规定了编写英语课本的进程。方案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主张课本应包含有关英语国家的风俗，包含更多的寓言、简短故事、神话及原版作品的选段。1962年，英语就被正式列为高考科目，《全日制中学英语》课本得以在当年出版。1964年，教育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制订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提出：“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学习英语的人数要大量增加。”
　　那时的英语教育还是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虽然俄语不再是唯一，但苏式教育理念被保留下来，导致新中国的英语教学和过去相比有了较大不同，如此之类的问题一直被人诟病。“文革”时期自然是一片混乱，中国的英语教育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
　　改革开放英语“一家独尊”
　　随着改革开放，英语教育迅速复苏。1977年高考英语就是选考项目。1978年，教育部下发《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高考全国统一命题，考外语科目。当时规定外语科目成绩虽然暂不记分、仅作参考，但从此外语成为高考必考科目之一。1979 年，教育部提出小学外语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在重点小学和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小学逐步开设，整顿和恢复“文革”期间原有的11 所外国语学校。从1979 年起到1983 年，高考中外语成绩分别按10%、30%、50%、70% 和100% 记入总分。
　　1987年，国家教委公布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大纲和样题，并首次举行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这就是令后世大学学子头疼万分的英语四六级问题的开始，1989年，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首次举行。
　　1992年，教育部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英、俄、日语教学大纲，在统一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前提下，鼓励各个地方高校和个人编写教材，出现了一纲多本的现象。2001年，教育部决定把小学英语课程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壬戌学制”开始，80年过去，英语教学又重回到了小学课堂，而到了这个时候，早已进入了英语教育遍地开花结果、商机无限的时代了。
　　小编观点：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我国的英语教育可以说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与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密切相连，与国家战略人才的培养密不可分。洋为中用的文化载体首要的就是外语学习。所以那些近现代中国的人文社科大家和“两弹一星”元勋都至少精通并可以熟练运用一门外语，甚至对外国的语言与文化都有深刻研究。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中国的对外交流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英语教育要实现更大的超越是时代的要求，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手段与工具。
　　李光宇之所以有这样的提案，并且据说有八成网友赞成这一提案，正折射出当下语言教学的不尽如人意，以及各种英语考试让广大学子苦不堪言的社会现状。我们先别忙着反驳它如何“仓促且鲁莽”，恐怕更应该反思的是我们以往英语教育应试化的失误，使英语学习局限在死记硬背和题海作战中，背离了教育的本义，学生无法从中感受到语言、文学与文化学习的乐趣。今天的英语教育界人士，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提升英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让广大学子爱上英语学习，让英语教育能够在今天提倡的全人教育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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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关于“取消高考英语”的建议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同时他还建议把中小学的英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随即，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表示取消英语考试这个建议有点仓促，但他也提出应降低英语在高考中的比重，或者降低英语在高考中的难度。
网易进行的“高考该取消英语考试吗？”投票显示，支持取消英语考试的占到63.6%
中国青年报微信报道了一份网络上的投票，表示赞成高考取消英语科目的网友比例高达82%。
而中国青年报在微信平台做的调查显示，不支持高考取消英语科目者略多于支持者。（截止日）
那么除了英语高考必考、取消英语高考，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
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的观点是：英语，列为“高考选考科目”为宜。
那么您以为如何呢？（文末可投票）
我们再简单介绍英语的高考必考、取消高考、高考选考：
2014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规定，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的关联度，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组成。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计入总成绩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
不同于以往的是外语为学生提供两次考试的机会，取最高分。专家分析，英语一年两考突破了“一考定终身”，但是，从浙江省试行的结果看，好像并未实现以上目的。英语没有注重平时积累，反而是由过去一次的考前集中突击，变成了两次考前集中突击。
李光宇代表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走访中部省会城市发现，小学生大约每天要花1小时学英语，初中生1.5小时，高中生2小时。大量学生在经过10年以上英语学习之后，依然无法熟练使用英语交流，也无法阅读英文书籍和文献。支持高考取消英语考试的一些人也表示，当下的英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应付高考、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职称考试等各种考试的需要，而非出于教育和引导人们使用英语这一语言工具的目的。
不过，俞敏洪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即使在美国、欧洲等国家，孩子们都有第二外语（课程）的考试。这标志着现在的世界不再是孤立的世界，学习英语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需求。
与此同时，评论作者杨朝清认为，“高考取消英语”的初衷，在于给中小学生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运动锻炼、发展兴趣爱好、休息和睡眠。然而，这样的想法只是看上去美好，却很难落到实处。高考作为一种纵向的社会流动渠道，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希望与梦想。即使“高考取消英语”，中小学生依然会在其他科目、其他考试上进行激烈的“分数争夺战”。小编以为，正是这样的原因，才出现了网上流传的“浙江高考是一场闹剧”系列文章。
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王宗平教授在其新浪微博发表观点，认为将英语列为“高考选考科目”为宜，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1. 国外高考（必考）考第二语言的国家很少；
2. 目前中小学几乎所有课程都是“必修课”（包括音体美），所以改英语“必修”为“选修”不妥；
3. 2014年国务院“高考改革方案”（国发【2014】35号）已经明确规定“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各150分）。
今后将“英语列为高考选考科目”，比较符合国情，也能兼顾到各方的“利益”诉求！
比如，对于有出国留学意向或因报考专业需要的学生可以选考英语，而对于今后并不打算从事外语方面工作的同学可以不考英语。不选考英语不等于不学英语。
再比如，选考英语，同选考物理、生物、化学、历史、政治、地理一样，更有利于教育公平。有人认为，城乡之间英语水平的差异大于其他任何科目。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一直存在，但英语这个学科的特殊性拉大了这种差距。对于更偏远的学生来说，即便有着语言天赋，英语也是其一大难关。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来说，即便语言天赋不佳，答题“套路”也能基本满足分数需要。
ps：小编有些忌妒英语，因为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的通知中规定外语的总课时数占6%～8%，低于体育（体育与健康）的10%～11%，但学生们平均每天至少有1个小时用来学习英语。小编还有点生气，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学习之，没问题，但只学习了人家的语言，却没有学会人家先进的教育理念，比如对体育教育的认可和重视。每天学习外语，12年后没能掌握一门语言技能，如果每天至少一小时的体育锻炼，12年后至少能学会并熟练掌握一到两项运动技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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