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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后是否孩子的国籍是中国国籍？孩子是否会影响到我的移民申请，使移民难上加难？
和一个外国人认识一年，去年准备结婚，他不满中国婚姻年龄，今年九月可以结婚，并准备结婚后开始办理配偶移民。可现在发现已经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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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哪一国国籍要看该国的规定,有的采用血统主义,有的采用出生地主义.移民问题也是一样的.
律所：湖北诤如铁律师事务所 回复时间：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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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抚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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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移民秘籍：移民后保留中国国籍的独家方法 -中国加拿大双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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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五年级, 积分 2408, 距离下一级还需 592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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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方都市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将于今日闭幕，提交会议审议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二审稿)在总则第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有关管理部门信息共享。”这一政策的背景，是日益凸显的双重国籍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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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法学者认为，整治双重国籍乱象的背后，有着政治、经济，乃至反腐败方面的深层次考量。招商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1000万元的富人中，近60%打算或已经完成，但多数还在国内拥有产业，于是双重国籍成其“理想选择”。人民日报此前也曾刊文指出，一些违法违纪分子已经“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双重国籍”。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已多次对双重国籍施以管控，但收效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台”的缺失。目前我国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统是由公安、外交等不同部门分别建立的，各自为政、互难沟通，给隐瞒双重国籍留下了操作空间。
　　双重国籍治理再次得到重视，其治理思路也悄然转变：4月25日，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称，将扩大中国“绿卡”的签发范围。“堵”“疏”并重，成为此轮治理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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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身份两头占好处
　　广东的黄先生一家三口于2006年定居加拿大魁北克，并获得该国国籍。由于在国内还有一家企业和几处房产需要照顾，能否保留中国国籍成为他的一大顾虑。
　　现行《国籍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丧失中国籍，对于需要在国内长期居住的黄先生来讲，意味着诸多不便。不仅每次回国都要在24小时内登记，还有居留时间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在享受金融服务、医保等福利时，“老外”身份会很麻烦。
　　对于那些富豪级移民，隐瞒双重国籍则有惧惮舆论压力的成分：他们常常被指责在国内捞好处，却把财富转移到国外。曾有企业家向媒体承认，“中国人”的身份对他们在国内的事业很有必要。
　　此外，对一般人来讲，国内的福利保障也是很大的诱惑。长沙市公安局一位负责出入境管理的人士向记者分析了保留双重国籍的动机，她认为“美国、加拿大一些国家的福利确实很好，很吸引人，但是有些人又长期生活在国内，就不愿意放弃这边的好处，等于是‘两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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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瞒双国籍的多种手段
　　经朋友支招，黄先生在入籍加拿大后就改了一个洋气的英文名，目的是为保留中国国籍铺路。
　　据介绍，其具体操作是：在入境中国时以加拿大护照办理签证，因为护照名与原来的户籍名不同，就不会被办理签证的中国使领馆发现。对使领馆来讲，黄先生是一个英语不太灵光的加拿大人，而对于国内的公安机关，他是持有身份证的中国公民，外交和公安部门缺乏沟通。
　　弥补这一重大漏洞，正是此次建立统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台的初衷之一。北京理工大学移民法学者刘国福称，驻外使领馆在办理签证后，可将入籍信息、曾用名等身份信息通过统一平台与国内公安机关共享，双重国籍者在办理续签、户籍等活动时就可能被发现。但刘国福也透露，出入境管理法草案二审稿并未规定使领馆应审查核实签证申请者身份，他建议应赋予使领馆这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不过，隐瞒双国籍还有另一种更“保险”的做法，即经由第三国(地区)入境。比如黄先生，就可以加拿大移民身份，申请第三国(地区)签证，然后再持中国护照经由第三国(地区)进入中国。“第三国(地区)”一般被选择在中国香港地区，那里进入中国内地相对容易。这一过程中，第三国(地区)不掌握相关身份信息，因此无从查验。刘国福表示，这一漏洞需与第三国(地区)签订双边协议，通过分享信息才能防范。
　　2000年入籍美国的张女士告诉南都记者，身边也有人疏通了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关系，从而在办理手续时不被揭发。据她的说法，这种情况必须具备一定的人脉才能办到。
　　防止双重国籍的探索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2003年以前，中国公民必须消掉户籍才能获得出国许可，回国后，又需拿着证明把户籍恢复。直到2003年，公安部宣布取消出国、出境1年以上人员注销户口的规定。也正是这一规定，给双重国籍带来方便和可能。
　　随着出国和移民人数勐增，2009年，中国外交部决定正视双重国籍的困扰。当年2月，外交部要求2007年以后更籍的中国移民，在办理中国签证时必须交回原中国护照，并由签证官注销。两本护照名字不一的，则会被记录在案，但国内公安机关并无通畅渠道获取这一信息。
　　除了堵住“更名入境”的漏洞，公安部门也开始在身份查验上发力。从2009年左右开始，人像比对技术被应用到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当中。正是这一年，黄先生到当地公安局办理续签时，遭到工作人员的盘问，双重国籍的身份最终被发现。原来，办理续签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黄先生和当地另一居民的形象高度相似。“照片要是差别大点就好了，比较倒霉。”黄先生说。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公安部门也会对外国人的居留时间作出调整。例如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国停发多次入境签证，并将商务签证或旅游签证的期限，由90天和60天缩短为1个月，这也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做法。
　　部门间配合不力一直是妨碍出入境监管的重要原因，去年1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了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刘国福称，那份草案仅规定公安部、外交部在出境入境事务管理中，应当加强沟通配合，共享管理信息。“这样的说法比较模煳，理论上，管理法不作规定双方也可以进行配合。”刘国福说，二审稿拟建立统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台，双方的合作就有了可操作性。
　　严堵双重国籍的同时，中国应对外籍人员居留问题的手段日渐科学。早在2004年，中国就仿照美国等国家，推出了自己的“绿卡”制度，但因为严格的限制，2011年底批准的人数仅为4752人，而同期常居中国的外国人数量近60万。此次公安部宣布扩大绿卡签发对象，可被视作严堵双重国籍之外的配套措施。
　　监管意愿和技术皆成问题
　　事实上，一味封堵已经被过去的经验证明不能奏效，这既是因为技术手段缺乏，也因为地方担心简单的封堵会造成人才和资金的流失。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博导叶建农曾指出，“双重国籍”正越来越多地成为没人管的“潜规则”现象，“身边很多人，一会儿这个护照，一会儿那个护照。”
　　“除非工作人员特意来查你，不然绝对不会有人知道。”北京市一家移民咨询机构的工作人员向南都记者证实，利用出入境管理程序和国籍制度的漏洞，秘密保留双重国籍的大有人在。
　　对此，长沙市公安局一位负责出入境管理的人士表示，在实际执行中，相关部门对这一现象“态度很暧昧”。她指出，很多外籍人士都以国内户口拥有房产、企业等，“一般都是社会的上层人物”，地方有留住人才和资金的动机，因此“现在态度很暧昧，并没有视为你的中国国籍已经放弃了”。就此来讲，统一的出入境管理信息平台的构建，将不仅仅是技术手段的改进。
　　该人士从工作实践出发，证明此前手段缺乏确实造成无可奈何的局面，她指出，使用不同姓名的两个护照逃避检查，完全有可能。在以前，公安机关对多重户口的问题都束手无策，虽然现在使用人像比对的手段，但是仍然很不成熟，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信息更是没有办法。
　　腐败官员贪官“钻空子”
　　此外，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腐败分子拥有双重国籍，被认为是腐败活动的新动向。正如此前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的，一些违法违纪分子已经“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双重国籍”。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国籍问题，《国籍法》中有专门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和现役军人，不得退出中国国籍。
　　2007年1月，曾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的胡星出逃国外，后经证实，此人除拥有云南、广东的户口及护照，还手持澳门身份证、南太平洋岛国瑙鲁护照等，而且都“人是名非”，与流行的隐瞒手段类似。
　　反腐专家、《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向南都记者表示，双重国籍确实加大了打击贪官外逃的难度，因为国际间在反腐败的对接上存在问题，贪官往往利用假身份资料钻空子。统一的出入境信息管理系统有望改善这一局面。
　　但他也指出，从理论来讲，双重国籍并不对打击腐败造成根本的障碍。《国际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外流腐败资产应通过国际合作返还腐败受害国。不过黄苇町透露，现在国际上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则，即办案国并不百分百返还腐败资产，而是留取一定比例作为办案成本。这意味着，即使追讨成功，也会造成一定损失。
　　我国为何不放开双重国籍?
　　据了解，全世界现有90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承认双重国籍，另外一些国家持默认状态，即不承认本国公民的外国籍，也不因此而剥夺其本国籍。中国是少数明令禁止双重国籍的国家。
　　其实，近年来对双重国籍的争论，多是源于对吸引人才、留住财富的焦虑。
　　国务院侨办2011年发布报告称，自1978年以来，中国赴海外留学的107万人中，仅有27 .5万人回国，70%以上流失海外。招商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内地资产1000万元的富人中，近60%打算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
　　鉴于这种情况，民建中央在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党派提案，建议承认双重国籍，并提出让海外移民以公民身份参加人代会和政协会。此后这一话题多次在两会上被代表委员提出，但至今没有积极的回应。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曾撰文称，各国对双重国籍的担心主要是“身份认同”，当两国处于敌对或未建交状态，双重国籍者的效忠问题难以解决。此外还有国家安全、参政议政、人员管辖权等方面的顾虑。不过他指出，各国的实践说明制定具体政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事实上，中国对于双重国籍的顾虑并非政策的和法律的，而是有着一定的政治原因。
　　“中国现在的顾虑，主要是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系。”中国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程希认为，“现在主要的华裔人口还在那里，要是恢复双重国籍，问题还是原来的问题。”
　　中国官方最近一次就此问题表态是在2008年，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许又声彼时表示，“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经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不仅有利于海外华侨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疑虑，增进互信。”
　　更加久远的背景则要追溯到1956年。在当年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以外长身份与印尼签订了解决华侨国籍问题的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海外华侨在一人一国籍的原则下，自愿选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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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的政策。支持。成为移民国家 中国准备好了吗？&&& 据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报告，2008年，在华外国人已经占到中国总人口的大约1％，其中的很多人不仅在中国成家立业，而且还操着京片子、上海话、广东话，融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管理外国人的法律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急剧变化，中国首部移民法有望出台，让更多的“老外”不再见外。&&& 比尔?盖茨移民也不行？&&& 世界杯还能跟移民法扯上关系。&&& 德国队在本届世界杯首战以4比0大胜澳大利亚队后，媒体纷纷评论说，这是德国移民足球的胜利。&&& 日起，德国新国籍法实施生效，新法对原国籍法做了较大的修改与补充，改变了过去单一根据血统原则确定国籍的做法，引入了出生地原则，有限制地承认双重国籍，并且进一步简化了外国人入籍的手续。曾经盛赞日耳曼血统的国度，现在也不得不务实地吸纳外国人，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及产业发展的需要。&&& 德国队23名参赛队员中，有11人是非德国血统球员，这样的“国际化”队伍，给世界杯提供了不少花边新闻，比如，德国国歌奏响时，一字排开的德国队球员中，很多球员紧闭双唇，移民球员中只有波兰移民克洛泽开口唱歌。更加重要的是，移民球员的加入，被认为一扫2000年德国队在欧锦赛上的失败阴影，给德国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球迷在看到德国队的那一场胜利时，还无法预见它之后对塞尔维亚比赛中的尴尬失利，所以，中国的球迷甚至产生了一点不切实际的联想:如果中国足球队中也能出现几个人高马大的移民球员，是否可能涅重生呢？&&& 当然，这个想法只能是幻想，至少，中国法律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一个外国球员想要加入中国籍，他必须放弃原来的国籍。&&& 中国现有的法律尚不能支持移民球员拯救中国足球，不过，正在酝酿中的中国首部移民法，可能已经在考虑，如何让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外国人，更加容易地进入中国并安居乐业。&&& 中国现有关于外国人管理的法律，是诞生于1985年的《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以下简称《外国人管理法》)。这部法律在诞生之初便显得非常粗糙，原因是，那时的中国刚刚走过封闭时代，外国人进入中国渠道单纯而且人数极少，对外国人的管理相对简单。而且，按照当时的中国国力，很少有外国人期待获得中国的永久居留权，所以在当时看来，“移民”的含义仅限于中国人移民海外。&&& 事实上，在2004年以前，中国不存在外国人“移民”，获得“长期居留证”的外国人，最多也只能得到5年的签证期。2004年，中国开始向外国人发放“永久居留证”，这个证件被通俗地称为“中国绿卡”，不过，申请“中国绿卡”的条件非常苛刻。“在《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外国人永久居留办法》)颁布一年以后，只有649人得到‘中国绿卡’，跟澳大利亚每年12万人获得永久居留权相比，这个数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说。&&& 中国第一个得到“绿卡”的外国人，是今年6月8日刚刚去世的美国人寒春。寒春是一位传奇人物，她出生在美国，与杨振宁是大学同学，是美国参与首批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少数女科学家之一。1948年，寒春与学农牧专业的丈夫阳早一起，追随理想来到中国延安，此后，他们一直留在中国养殖奶牛，致力于改善中国的奶牛养殖业。&&& 2004年颁布实施的《外国人永久居留办法》，第一次为外国人移民中国提供了机会，但是，这个窗口只开向对中国“有突出贡献”的人。对于在华的大多数外国人而言，“中国绿卡”的门槛实在是太高了。“按照现有法律的规定，就算比尔?盖茨想要单纯靠投资移民中国，也不行。”刘国福教授解释说，关于投资移民，《外国人永久居留办法》中规定：“在中国直接投资，连续三年投资情况稳定且纳税记录良好。”也就是说，除了投资达到一定数额，还要负责资金的运转和经营，如果比尔?盖茨仅仅想出钱却不愿意在中国经营一家公司，那么他就不能获得“中国绿卡”。&&& 中国社会在25年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外国人入境人数今非昔比。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统计，2008年，外国人出入境共计4800多万人次，2007年，在华常住外国人53万多人。而且，外国人在华从事的职业、留在中国居住的理由也越来越多样，之前的《外国人管理法》无法预见今天的变化，所以，学界向全国人大多次呼吁，中国需要一部适合中国现状的移民法。&&& 只想做个普通的中国人&&& 国际社会对于移民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移民被认为是跨国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穷人。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移民是指以地球公民身份在全世界寻找个人和事业发展机会的人。&&& 中国首部移民法的起草鲜有新闻，直到今年5月，才有官方媒体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企业人类学委员会主席张继焦透露，中国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酝酿起草一部与国际移民有关的法规，以推动中国更好地应对由人口输出国向移民接受国的转变。&&& 事实上，公安部“移民法”起草小组早已在2004年成立，6年间草案一直在讨论和修改中，目前已经进行到第三次征求意见稿。由于“移民法”的起草和讨论限制在政府系统，特别是公安系统内部，没有向学界和社会正式公开，所以大众新闻媒体，难以得到这部法律草案的具体信息。&&& 尽管如此，很多移民法学者还是通过学术论坛、撰写论文等方式，发表了他们对中国移民法的建议。&&& 国际社会对于移民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移民被认为是跨国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穷人。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移民是指以地球公民身份在全世界寻找个人和事业发展机会的人。&&& 刘国福认为，只要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发展差距，移民就不会消除。移民问题的本质是社会一体化。而移民国家就是指有大量外国移民进入寻求生存和发展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伴随中国的发展，中国在未来成为新移民国家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很多国家早已开始通过修改移民政策，以提高对“优质”移民的吸引力，而中国的出入境管理法规，显然完全不能预见到如今各国争夺“优质”移民的态势。&&& 芬兰人吴明娜上世纪90年代初从芬兰到北京留学，普通话是北方味儿的。在经过4年的学习以后，吴明娜被芬兰一家机械公司聘用，让她负责开拓中国市场。她的公司生产一种专业的机械挂钩，之前在中国没有任何同类产品，这家公司进入后，才培育了这种专业产品的中国市场。&&& 在中国已经生活20年的吴明娜，完全把上海当作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只有在休假时才回到芬兰探望母亲。从感情上讲，吴明娜早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过，从法律上说，她仍然是一个因工作而暂时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如果没有工作，她就不能得到工作签证。&&& 吴明娜告诉笔者，她的理想是，再干上几年，然后短暂地“退休”，买一辆便宜的桑塔纳周游中国，途中写一些文章介绍中国，或者去研究中国的风俗人情。“我喜欢写作，要知道，现在还有很多外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以前。我很向往那样的生活。”吴明娜描绘的图景十分诱人，不过，由于她无法达到“中国绿卡”的要求，而工作签证又必须与工作挂钩，所以，这个图景目前只能是幻想。&&& “我向中国政府纳了16年的税，我的公司为中国员工提供了100多个就业岗位，为什么我还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中国欠缺外国人在华职业分类的统计数据，不过，像吴明娜这样的外企管理者，在在华外国人中一定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刘国福认为，在一些国家的移民政策里，像吴明娜这样的人，可以申请技术移民或者创业移民，因为她有出色的管理能力，而且她经营的公司为所在国创造了税收和就业岗位。&&& 英国人唐大为同样深感缺少归属感。唐大为7年前来到上海，一直在医药领域的国际知名公司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他在上海买了一处石库门房子安家，女儿也在上海上学。但跟吴明娜一样，唐大为必须每年办理一次工作签证的续签，而且，因为他的公司注册在苏州，女儿的签证跟着父亲，所以，他的女儿每年也要跟着唐大为跑一趟苏州去办签证。&&& “给人的感觉是，不鼓励我们留在中国。”因为来上海之前在香港工作了7年，唐大为对两地移民政策的差异深有体会。在香港工作满7年以后，唐大为获得了香港永久性居民证，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同样工作生活了7年，他在上海仍然是一个外国人。“等我女儿长到20岁的时候，难道她还不能成为中国的永久居民？”设想女儿的未来，唐大为和太太觉得很疑惑，女儿一出生就生活在上海，但按照目前的法规，她到20岁时应该还是一个外国人。&&& 刘国福表示，吸引人才和资金，是所有国家制定移民法的最主要目的之一，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争夺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竞争中，中国的移民法，也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让中国的移民政策更加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中国不缺人，但是缺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中国现在不缺资金，但是不能保证永远不缺资金。”&&& 过去有一些观点认为，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没有必要鼓励外国移民的进入。但事实上，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看来，人口的多少与移民政策并不是简单的关联，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以及新加坡这样人口稠密的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依然在大力吸引它们需要的外国移民。&&& 2008年，共有79200名外国人获得新加坡永久居民权，20500人申请新加坡公民权获得批准。20年间，约五分之二的新加坡人口是新来者。最近热议的中国精英移民海外的现象，也正好证明了其他国家移民政策的吸引力，刘国福认为，人才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中国还没有一套完善的移民政策，来适应这种竞争的环境。“中国需要切实落实《全国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在未来10年，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制度，吸引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工作，论证和制订我国的‘技术移民法’。”刘国富说。&&& “老外”们的对策&&& 《外国人管理法》颁布实施的25年里，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份越来越多样。&&& 最近德国志愿者卢安克的身份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这位德国人在广西贫困山区义务支教十多年。半年前接受央视《面对面》节目采访后，卢安克的经历和身份受到关注，一度传出他可能因不具备合法身份而离开中国的消息。&&& 为了应对25年未变的管理制度，“老外”们也各显其能，各有自己的对策。&&& 一位在中国担任跨国公司经理的外国人告诉笔者，他的很多朋友，是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长年生活在中国。这些西方人有雇用菲律宾佣人的习惯，但问题是，菲律宾保姆是无法获得中国签证的。所以，雇主只好把菲律宾佣人当作“工程师”、“顾问”、“翻译”招进自己的公司，以获得签证，当然，她们从未去她们签证上的岗位工作过，真正的工作场所是经理家的厨房。&&& 还有一种常见的“对策”，是佯装留学生，以赢得在中国找工作的时间。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国内很多大学都可以为外国人提供这种服务，只要交纳学费，就可以给予外国留学生身份，让“留学生”获得留学签证，但这些“留学生”其实从不上学，而是利用一年、两年的时间在中国寻找工作。事实上，一些真正在中国留学的学生，由于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也要利用这种“假留学”的方式，争取到找工作的时间。&&& 尽管类似的“对策”，严格意义上违反了《外国人管理法》，但这类现象也给新移民法带来启示―――看待外国人的眼光，是时候改变了。关于留学生签证，刘国福发表了一些建议。他认为，看待留学生签证，不能只考虑教育出口和文化输出，还要考虑吸纳人才，具体来说，要分析留学生签证与工作签证、永居签证、入籍的关系。&&& 他的一些具体提议是，为了加强留学生对当地社会的了解，减轻经济负担，应该允许留学生在留学期间有工作的权利，每周工作15小时或者20小时，假期可以全职工作。留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允许留学生毕业后无条件地在一定期限内在当地找工作，无条件签发12个月的留学生工作签证。鼓励留学生毕业后申请永久居留，不论是留学生工作签证期间找到了工作，申请技术移民或者雇主担保移民，还是没有找到合适工作而离境，以后申请独立技术移民，都可以因其获得过当地学历，而予以优先考虑。申请入籍时，因其获得过当地学历，而免除入籍考试的要求等。&&& 很多发达国家都专门针对外国留学生制定政策，以吸引优秀的留学生留在国内，这也是中国学生对于留学海外趋之若鹜的原因―――留学意味着海外就业和海外定居的可能性。&&& 不过，管理法规落伍给中国管理部门带来最大困扰的，是“三非”问题。刘国福教授介绍，“三非”是指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像广州、深圳、义乌等沿海发达城市和商品集散地，吸引了大量非发达国家的淘金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合法的入境和居留身份，扰乱了中国的社会秩序。&&& “移民法就是要通盘考虑出境、入境、居留、边检、驱逐、入籍、难民、融入、跨国犯罪等人员跨国流动各个环节，以及各环节间联系等移民问题，全面地规范人员的跨国流动。其中的移民融入、入境条件、移民担保、入境后续服务、外国人法律地位和入籍条件等一系列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调整。我国目前的法律在这方面的规范非常薄弱。”&&& 所有国家的移民政策，都是为了让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人进入本国，同时将无利于国家发展的人拒之门外。刘国福表示：“中国需要严肃处理非法外国人和肇事者，加强管控和强化治安，这样才能彰显中国法律的权威，也才能进一步多渠道地引导外国人积极、合法地融入中国社会或者自动返回来源国。”&&& 移民政策是个精细活&&& 中国漫长的国境线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注定了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外国人问题。&&& 2009年，缅甸政府军与果敢当地武装爆发冲突，3万多缅甸边民为了躲避战事，涌入云南。中国该怎样对待这些躲避战事的边民，还是缺乏法律依据。刘国福介绍说，中国处理边民问题，之前多是用个案处理的方法，缺少统一的规范。&&& 1977年~1978年，20多万越南边民也曾涌入中国，他们被允许在中国永久避难，并被200多个国营农场接纳。&&& 刘国福认为，缺少处理边民的法律依据，既不利于中国系统地、一如既往地处理类似事件，也不利于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理解中国的做法，甚至为其指责中国留下口实。他认为，认定为“难民”本身就需要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中国这方面的法规，还非常粗糙。&&& 刘国福表示，移民问题是一个需要精细操作的工作，但是目前，不论是对于难民问题，还是已经合法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相关的法规都远远不够精细。即便是取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他们在中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也没有详细的规定。&&& “我认为对待外国人应该遵循这样一些原则:促进发展、增进融合、维护安全、保护人权。中国的移民法也应该围绕实现这些原则来制定。”刘国福说，缺少便于操作的精细规定，让外国人的融入显得非常困难。吴明娜告诉笔者，她的一位朋友曾经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这位芬兰人热爱中国，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普通公立学校，让孩子像一般中国孩子一样成长。但按照规定，外籍学生只能进入接纳外籍学生的国际学校，无法进入一般公立学校。&&& 与中国的规定相比，很多国家在促进外国人融入当地社会上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外国人满足在日本连续居住10年以上等条件后，就可以申请成为日本永住民，永住民除了不具备参政权以外，其他权益和享受的社会保障、福利，与日本籍人没有差别。现在，很多华人的后代虽然并没有入籍，但他们进入当地学校，与当地孩子一起长大，已经完全认同日本的文化、生活习惯和价值观。&&& 刘国福介绍说，世界各国的移民政策都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而中国的法规还远远落后，甚至尚不能对境内外国人做初步的分类。在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信息中，只有出入境人数总量、外国人出入境人数最多的几个国家排名等几项简单的内容。&&& 有消息称，正在征求意见中的《公民和外国人出境入境管理法》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如果一次性获得通过，最快有可能在明年年初颁布，当然，如果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因意见较多出现反复，也可能还需要等上3至5年。目前的消息显示，这部法律将不会以“移民法”的名称出现，但刘国福等学界人士仍然在呼吁，出入境管理法应该向“移民法”过渡。&&& ―――摘自《新民周刊》&&& 《中国国门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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