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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校友为什么不愿意给母校捐钱？
麦克斯研究公众号
11月25日，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提出中央高校捐赠配比专项资金项目，引导和激励中央高校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对此，高校应该如何应对？我们曾多次提及美国大学如何做募款工作，但一些中国高校管理者反馈称募款在中国目前的国情和教育体制内操作不易，在中国，大学的募款工作有何特别之处？中国大学募款人员的成功经验有哪些？苏世民学者项目如何成功获得捐赠？据此，我们近期采访了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常务副主任潘庆中教授。简介：潘庆中现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常务副主任，全面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年，潘庆中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合作发展办主任，负责学院的国际、国内合作，以及学院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潘庆中曾在清华做了十年学生，对大学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简介：“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是专门为未来的世界领导者持续提升全球领导力而精心设计的硕士学位项目，旨在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在全球范围选聘优秀师资，为学生提供全方位认识和探索中国与世界的独特机会和终身学习网络以及全球校友平台，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跨文化理解力和全球领导力的提升。苏世民学者项目初创时，美国黑石集团主席、首席执行官及联合创始人苏世民个人向该项目捐赠1亿美元，并发起了全球募款活动，希望再筹集3亿美元，作为项目长久运行基金。这个项目是中国大学迄今为止从境外获得的最大单项慈善捐赠。目前，已有多家企业和个人加入了捐赠的行列。麦可思研究：据我们所知，您之前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已经有多年募款经历。您认为您募款的成功经验有哪些可以给其他高校借鉴？潘庆中：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大概从2002年开始做募款工作，应该说是全国最早在高校中，或者高校的商学院中做募款的。早期，经管学院的两座教学楼，以及聘用教授的经费都从募款中来。那时清华大学和经管学院都是有一定资源的，但是要把资源变成钱，到自己口袋里，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做募款十多年来，我的主要体会是，首先，虽然募款不是做生意，但是做募款得有做生意的执着和勤奋。得多去跑，出去访问，得多见人，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谁是潜在的捐赠者，而且你不出门的话，人家怎么知道你有需求？我们几乎访问了所有我们认为有可能给我们捐赠的个人和企业。而且不能只见一次，你刚认识他的时候，怎么能向他要钱呢？要见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他认可你了，也信任你了，这时候俩人才能谈到捐赠的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其次，校长、院长等领导不仅要重视募款工作，而且要亲自参与募款工作。所谓“重视”，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要真正抽出自己的时间来参与募款。正是清华大学每一位校领导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的工作，募款工作才能进展得这么顺利。在这里我要感谢校前党委书记贺美英教授、前常务副校长杨家庆教授、经管学院前院长赵纯均教授，还有前校长陈吉宁等各位领导的帮助和指导。有大学的支持做后盾，我和钱颖一院长拜访了很多捐赠者。再次，募款要有策略、有重点地做。刚开始做募款的时候，我和当时的院长等领导走访了15所以上美国高校，与他们的副校长或者院长沟通，谈应该如何做募款，但是我觉得美国高校的做法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高校。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高校的募款大部分来自校友。那些捐款的校友，很多都是65岁以上了。然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最早一批校友到今天才毕业30年（清华经管学院于1984年建院），在当时（2002年）才毕业不到20年，很多人还处在养家糊口的状态，没有办法给出大额的捐赠。而且国内大学的校友，这么多年来，没人培育他们捐赠的意识，使他们养成捐赠的习惯。所以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如果是现在进行募款工作，校友并不能成为重点。概括说来，就是要先“抓大放小”。然后我们是“先国外，后国内”，就是先得找国外的机构和个人募款，这相对容易，国外的捐赠一带动，国内可能就捐了，这是我们当时的策略。现在此消彼长，国内的捐赠也开始起来了，特别是过去的七八年，所以我们募款的方向也会随之变化。麦可思研究：清华大学，或者说清华经管学院，因为有更好的社会声誉，会不会募款工作比一般大学更加容易做？潘庆中：恰恰相反，更难做。人家会说清华有那么多资源，居然也缺钱啊？每个人都觉得你很容易要到钱，所以他就不给你捐赠了。我们设身处地来想，假如你是捐款人，比如说拿出1万块钱来捐，你肯定会捐给那个你认为最需要的人。所有人都不给名校捐，所以名校募款是最难的。希望小学募款最容易，因为大家都觉得捐给它的边际效益最好，比如我捐100块钱，就可以改善一个孩子一个月的伙食，那是多大的投入产出比啊。所以对于清华这样的名校来说，募款就变成了最大的挑战，你必须说服募款对象，让他相信你的确需要这笔捐赠。麦可思研究：十年前来自校友的募捐非常少，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好转？潘庆中：有一点好转，参与捐赠的校友多起来了，我觉得这就是好的结果——校友认识到这一点了，他觉得我有能力的时候应该回馈母校，因为母校对我的人生有很多帮助。特别是过去那个年代，国内的大学实际上对很多孩子都是很有帮助的，让孩子们靠读大学改变了命运。校友捐赠还是需要宣传的，宣传工作做好之后，就会有明显的进步。现在虽然参与的人多了，但是捐赠的金额还比较少，特别是千万级别的捐赠，经常一两年才能出一回。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张磊，没给中国大学捐款，而是捐了888万美元给耶鲁（硕士就读的学校），因为他觉得耶鲁对其人生的影响很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大学培养学生的时候就应该让学生更多地受益，而不仅仅是让学生入了大学的门而已。我们要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将来他才会给你捐款。但是校友捐赠是可以期待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大学应该早做准备，做好校友工作。链接张磊这样回应社会大众对其捐款的质疑：“耶鲁管理学院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金融或企业家精神，还有给予的精神。我创办的公司名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就是以横贯耶鲁管理学院的一条道路命名的。”他的捐款将主要用于耶鲁管理学院新校区的建设。另外一部分作为奖学金，提供给“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国际关系计划项目，以及资助耶鲁各种和中国有关的活动。（新华网，）麦可思研究：您认为，目前中国高校募款有什么可以改进和提升的地方？潘庆中：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高校的观念可能还没转变过来。美国的大学，校长、院长的第一要务就是募款，他要是没募到款，可能很快就得辞职。举个例子，我有一次和几位老师去麻省理工学院见一位院长，我们早上见的他，他说中午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了，因为他要从波士顿飞旧金山，晚上要跟旧金山的一位捐赠者一起在机场吃饭，吃完饭以后他在机场的酒店过完夜，第二天一早再回来。你想，他用6个小时飞过去就为了吃顿饭，睡一觉，再用6个小时飞回来，就是募款去了。这些校长、院长、知名教授每天有那么多事要做，但是募款这件事他觉得比别的事都重要。中国大学有些校长和院长的观念还没转变过来，觉得“管人要钱”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这种想法一定要改变。第二个是选对人去做这件事。这个太重要了，如果人选不对的话，职位给他了，但他不知道怎么做。要建立专业的募款队伍。美国大学早已有职业化的募款团队，甚至一个学院有30多人专门做募款。但是中国高校还没有，即使清华经管学院已经是国内做得很好的了，专门做募款的人，连我在内也只有三位。这里所说的募款人选，并不一定非得有相关的经验。因为在中国高校，这还是一项新的工作。我刚开始做募款的时候也没经验，当时国内也没有人可以培训这个，国外的经验又不能照搬。刚开始的前3个月，我就见了100个有可能捐钱的人，这就是学习和体验的过程。所有人都是这样起步的。这和做企业的道理一样，我经常跟企业家接触，他们成功的第一要点就是勤奋，没有别的。钱颖一院长也是学者，也从来没做过募款。有一回我们一起坐很久的飞机，去美国一个“深山沟”里见募款对象，因为美国很多年纪大的富豪都像隐士一样住在偏僻的地方。钱院长在路上说，你看咱俩多辛苦啊，咱们做事有什么秘诀？没什么秘诀，我们就比别人勤奋一点就行了。募款工作成功的秘诀，并不在于有多少相关的经验，第一就是要勤奋。这真的就是特别简单的道理，但是很多人都忘了这一点，别人说“我这笔钱可能不想捐”，你要是就这样放弃了，这件事就结束了。但是你要是勤奋的话，一次一次去找他，可能最后就成功了。这其中的技巧就和谈恋爱一样，你们得建立信任，有了信任了，多了解了，才能有感情，有感情了以后，才能“谈婚论嫁”，才能把他的钱跟你的钱看成是一样的。那时候捐款不就容易了吗？这其中的道理需要去好好体会。另外，不能以为光做对外宣传，或是打广告就能募款，必须要一对一地去做。麦可思研究：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不同于一般的奖助学金的募款，它在中国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如何向募款对象阐述项目的意义和价值，以使他们能慷慨解囊？潘庆中：首先我会把苏世民学者项目的意义说清楚，大家都是培养人才，苏世民学者项目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为未来的世界培养leader（领导者），或者说人才。这个意义很明确，越简短越好，最好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其次，要向对方说清楚我们的需求。我们会面对很多国内、国外的慈善家，他们很清楚你找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你要做一个款项用途的list（清单），比如支持一个学生一年的奖学金需要多少钱，组织学生参加一个社会活动需要多少钱，一个田野调查需要多少钱。就像你买苹果手机，商家会把配置一一写清楚，让你知道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麦可思研究：在募款时有什么策略和需要注意的地方？潘庆中：每一笔捐赠都是出自善心和对教育事业的支持，但善心的背后他也需要做一些事情。比如，国外的很多个人捐赠是出自纪念的目的，就像斯坦福大学，捐赠者是为了纪念他的儿子，才成立了斯坦福大学，全家把钱都拿进去了。有很多奖学金也都是表示纪念的，比如说纪念他的太太，或者其他亲人，这也是捐赠者的一个目的。所以，募款不能太“学究气”和理想化，我们要积极培养和维护与募捐人的关系，要做好对捐赠者的反馈和服务。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让捐赠者了解到我们出色的办学质量和标准，让捐赠者觉得他们捐的钱花得值。我们感谢每一位捐赠者对教育事业的无私贡献和支持，因此，我们还要对每一笔捐赠资金进行监管，确保过程的公正和透明，确保每一笔钱都用在了刀刃上。麦可思研究：大学募款与学院募款会有不一样吗？潘庆中：从捐款的一方来讲，很多人更愿意捐给大学，为什么？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捐钱的人他是有需求的，大学可以提供给他更多的资源。所以大学应该首先来做募款工作。大学募得款项，再给各个学院来使用，这比学院自己出去募款要容易很多。当然，学院也是可以自己出去募款的，但大学先做好这个工作，会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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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何鲜有回馈 李法明 画
　　日，复旦大学校友、中国泛海控股集团董事长卢志强通过泛海公益基金会，向复旦大学整体捐赠人民币7亿元，创下了复旦大学校友单笔及累计捐赠金额的纪录也为自己赢得“中国好校友”美誉。
　　校友捐赠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工作，是大学彰显其办学实力与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1980年至今，我国高校累计接收校友捐赠总额为人民币171亿元，而美国大学校友捐赠，仅2013年一年就达90亿美元。相去甚远的募款数额，意味着什么？面对“办学缺钱”，我国大学所做的基本还是向政府要钱，缺乏激活公共资源的自觉与努力。
　　捐款也有“互联网+”
　　在发动校友捐款方面，复旦大学走在了国内高校的前列。在复旦大学官网首页，记者注意到“捐赠”链接，点开后是“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网页。其中，校友捐赠是一个专门的网页链接。进入“校友年度捐赠”网页后可以发现，该网页与一些电商平台的购物模式非常相似，注册、登录、捐款车、我的捐款、我的积分……
　　复旦大学的校友捐赠，引入了电子商务的逻辑。捐款校友可以轻松自如地捐款，捐款成功后，还可以查询所捐项目的进展，管理自己的捐赠记录等。
　　“它就像一个商品，你可以选中它、添加进捐赠车，选择捐赠份数，再提交订单付款，像在电商平台买东西一样简单，让校友随时随地与母校互动。”复旦大学校友会副秘书长章晓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但即便如此，其在发动校友捐款的广泛度上仍有局限。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李然(化名)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并不知道学校推出了类似电商的校友捐款平台。据透露，她身边的同学对此知道的也不多。
　　“有人在朋友圈看到过相关推送，我也看到过捐款事宜的推送，但没有点开看。”李然说。
　　由于2015年是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年，加之师生校友齐心合力，积极捐赠母校，捐赠总额一举突破10亿元。仅卢志强一人，捐款额就达7亿元。由于今年的爆发式增长，复旦大学一举超越中国人民大学，位列大学校友捐赠榜第4名。而在去年，复旦大学校友捐款仅为0.83亿元，位列捐赠榜第24名。
　　然而，国内高校对社会募捐并不重视、不透明，正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大多数重点大学，只想着争取国家经费，并不重视社会募捐”。
　　造富能力不差，却鲜有校友回馈
　　据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2015年12月底发布的《2016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显示，1980年至今，全国高校累计接收校友捐赠总额达171亿元，共有30所高校突破1亿元。其中，北京大学校友捐赠突破21亿元，居全国高校首位，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校友捐款超10亿元，分列第2、第3名。
　　但与美国大学相比，我国大学校友捐赠规模仍然相对较小。数据显示，2011年耶鲁大学校友捐款7亿美元，2010年哈佛大学校友捐款6亿美元。
　　艾瑞深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南大学蔡言厚教授曾指出，大学接受校友捐赠的多少与其教书育人水平、校园文化、办学理念和校友的商业成就及母校情结等有直接的关系，造富能力强的大学才可能培养出更多创富能力强的校友，毕业生校友回馈母校的能力才越大。
　　另一方面，我国高校的造富能力并不差，2014年仅清华、北大两校培养的亿万富翁就分别达到132位和125位。问题在于，一些富豪在选择捐款时，并不会把国内高校作为首选。
　　2010年初，耶鲁大学2002届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赠888万美元，但这一举动却遭到相当一部分网友非议。原因在于，张磊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网友质疑，为什么不捐给中国的人大，而选择美国的耶鲁。
　　无独有偶，2014年9月，香港企业家陈启宗、陈乐宗兄弟承诺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款3.5亿美元，这是哈佛创校以来收到的最大单笔捐赠金额。同一年，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分别向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各捐1500万美元。虽然陈启宗、潘石屹并非哈佛或耶鲁校友，但选择美国高校而非中国高校捐赠，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美国高校吸引捐赠的能力。
　　不容忽视的教育差距和文化差异
　　在解释为什么给耶鲁捐赠时，张磊说：“耶鲁管理学院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一点也不夸张。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金融或企业家精神，还有给予的精神。”
　　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宋秋蓉研究员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像耶鲁之类的一些美国顶尖大学，会注重培养学生的服务和奉献意识。学校会向学生灌输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观念，而不仅仅是让个人生活得更好。
　　“美国一些顶尖大学对学生的培养，甚至已经超越为国家服务，而上升到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的境界，强调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宋秋蓉如是说。
　　张磊还透露，自己创办的高瓴资本，是以耶鲁的捐赠基金作为初期投资运作起来的。“耶鲁在公司初期运作期间投资帮了很大的忙。”
　　相比我国高校在学生毕业之后就对毕业生不管不问，美国高校不但学生在校期间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毕业之后，也会通过校友会组织，持续关注校友的事业发展。
　　据宋秋蓉介绍，美国大学对于捐赠经费的透明化管理，也是吸引校友乃至社会捐赠的因素之一。美国大学在网上会随时公布经费的使用情况，让捐赠者明白捐赠款是如何使用的。相比之下，我国的捐赠经费使用的透明度不像美国那么高。“如果没有向社会和捐赠者公布捐赠款是怎么使用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捐赠者的积极性。”
　　“在海外，捐钱就是捐钱。但在内地就复杂很多，牵涉很多麻烦。”陈启宗也曾透露，这些“麻烦”包括官僚主义、贪腐及分配不公等问题。
　　教育上的差距之外，文化差异是另一个校友捐赠凸显出的问题。
　　美国大学有校友捐赠的传统，数据显示哈佛大学校友捐赠率高达近50%，而校友捐赠率最高的普林斯顿大学则高达近70%。富豪、明星、政客，在积累了巨额资产后，都有可能会向母校捐赠。
　　在宋秋蓉看来，美国教育中校友捐赠、社会捐赠的传统来自于长久以来的文化积淀。
　　再则，美国有民间办教育的传统，而中国人认为办教育主要是政府的事。美国人热心公益，因为他们认为公益事业与自己的利益一致；中国人“私”、“散”的观念根深蒂固，一般民众并不热心公益。这同样是我国与美国在文化观念上的不同。
　　“在校友捐赠方面，美国大学做得很好，非常值得我们反思。”宋秋蓉说道。(记者 朱林)
　　【编辑:叶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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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陷校园贷，信用卡过度透支……近年来，大学生消费和信贷方面的事件层出不穷。归根到底，是很多大学生并未树立健康合理的消费观念。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2000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55.3％的受访大学生每月生活费为元。77.8％的受访大学生称身边透支消费普遍。关于大学生超前消费的原因，63.7％的受访者认为是受超前消费观影响，62.0％的受访者直言是攀比心虚荣心作祟。88.5％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亟须树立正确消费观。
　　小编整理并收集了来自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报告，并重新编排绘制成图。
　　注：校园司令制图只反映数据收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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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没有了财政供养，中国大学靠什么生存--不默生主——王贵成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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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冬夏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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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财政供养，中国大学靠什么生存
没有了财政供养，中国大学靠什么生存 & & & & & & & & & & & & & & & 王贵成/文　 没有了财政供养，中国大学还怎么生存？这并非我一时的杞人忧天，而是在听了香港大学荣休教授程介明的一席话后突然冒出的一个想法。程教授说:“未来，全世界高校都将面临‘办学缺钱’的困境，公共资金只是教育所需社会资源中的较小部分，只有调动起能支持教育发展的所有资源，才能共同支撑起一个规模庞大、由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共同构成的高教体系。”众所周知，我们中国的大学总是由国家财政大包大揽，一向活的非常滋润。但世上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谁也逃不脱盛极必衰乐极生悲的自然铁律。万一有一天中国财政出现问题，还不要说没有了财政供养，就是财政供养大幅缩水，中国大学的生存还真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大学的募款能力非常差。 & 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大学募款的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5年岁末，中国泛海控股集团董事长卢志强凭借一笔给母校复旦大学的7亿元“豪捐”，收获了“中国好校友”的网络评价；几天后，《2016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大学社会捐赠总额突破750亿元，清华大学以101.82亿元的累积捐赠额位居榜首。 &表面上看，中国大学的募款能力似乎不差，动辄几亿元、甚至上百亿元，但若跳出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视野，与国外大学加以比较，就会反衬出中国大学募款的无力。就拿中国人一直不感冒的美国来说，云南大学高教研究院教授是这样罗志敏介绍的，“据美国教育资助委员会最新发布的报告，美国高校仅在2014财年就获得各种捐赠总值374.5亿美元。虽然近几年美国经济不景气，但这仍比上年增加了10.8%。” &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国大学社会捐赠总额才突破了750亿元，这可是好多年才取得的骄人成绩，而人家美国高校在近几年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仅在2014财年就获得各种捐赠总值374.5亿美元，同样是大学，募款能力的差距为什么就这么大呢？ & 说起来，这似乎也怨不得中国大学。因为国内高校在财政供养的温柔乡里睡久了，反正学校有的是财政公共拨款，捐赠只是锦上添花，有没有都行。在这种“不差钱”的思维惯性作祟下，中国大学自然对社会募捐重视不起来。　两年前，有从事募款的教育基金会的国内大学大约是400余家。按全国2000多所大学来算，这实在有点太少了。况且这400多家还是家良莠不齐，和其他职能部门比，不少学校教育基金会被边缘了，真正专业的没多少，只有个别名校做得还算红火，其余很多压根就没有募款意识。难怪有人说，与欧美名校比，中国大学还处在募款的“初级阶段”。这有数据为证。在2015年8月，76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公布的2014年度决算情况中，清华、浙大、北大和上海交大年度决算均超过百亿元，但其收入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收入和事业收入，捐赠收入占比极小。据报道，进入2015年8月份后各大部属高校陆续公布了2014年度决算情况。根据目前76所部属高校公开的决算数据，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这四所年度决算进“百亿俱乐部”的大学位居前列。在第一梯队中，清华大学以年度决算175.6亿元、年度收入123.6亿元稳居第一。呵呵，只要背靠财政供养这颗大树，钱不够再向学生多收点学费，中国的大学就不差钱了，这样的大学校长当的多么滋润啊！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直言，国内“大多数重点大学，只想着争取国家经费，并不重视社会募捐。即便是获得了，在回报捐赠者以及用好募捐方面，也时常引发争议，比如学校回报给捐赠者冠名，学校和企业间进行利益交换、使用捐赠经费不透明等。”而反观世界各国名校，就没有中国大学这样的幸运了，能否获得大笔捐赠是检验校长领导力的重要标准，以致募款成了当今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校长最核心的工作之一。在美国大学，校长、院长的第一要务就是募款，他要是没募到款，可能就得辞职；就连中国香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港大校长每周都会专门利用一个下午与学校筹款团队讨论工作。社会捐赠也早已成为世界各大名校办学经费的重要支撑。就拿哈佛大学来说吧，在其去年公布的收入来源里，60%来自项目支持，30%来自学费，剩下10%全部来自捐赠。 & 曾任港大副校长的程介明从事募款工作多年，他的话发人深省:“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传统的高校财政模式已难以为继。当教育发展遇到很多机会的时候，只有财政拨款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四处找钱’必将成为高校常态。”“这也有助于大学实现‘公币范式’向‘开拓范式’的转变。公币范式下，资源指导计划，高校往往少钱少干、没钱不干，预算就是极限；开拓范式下，有助于大学用梦想开创局面，让社会分担使命。” & 事实上，在如今众多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中，募款能力早已成为重要一项；教育部此前公布的“985”工程大学三期评价体系中，也新增了“学校获得捐款在学校经费中所占比例”这一指标。 & 当激活公共资源成为共识，中国大学将该如何补上“募款”这一课呢？　首先要转变观念。为大学募款并不是一件低三下四的事情，正如程介明坚持认为的观点那样：“募款不是伸手乞讨、不是委托，更不是买卖，而是让社会认同大学使命的过程，是一种共同理念的碰撞，一种‘强强伙伴’关系的建构。”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世纪90年代末，为适应全球信息技术的发展，港大想给每个学生配一台手提电脑，这笔昂贵的开支只能通过筹款完成。“我们先后找了几家电脑供货商，谈的时候从‘改变世界的学习形态’入手，这就不是一场简单的筹款，而是梦想的实现了。”　其次，当下国内大学要做好募款工作，还要有一支会塑造项目的专业团队，程介明这样认为:“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最好是有着一定学术地位或者公信力的学术人员，最忌讳的就是随便找几个人就出去筹款，这一定不会成功。要知道，每一笔筹款都是你代表一个大学与社会达成合作的过程。”　还有就是必不可少的募款技巧。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陆登庭总结过三个筹款秘诀，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每年一度的校友返校庆祝大会前，站在会场入口同校友们逐一握手寒暄，笑容可掬地给每人送去几句亲切问候。” “一定要做好捐赠人的联络和维护工作，千万不能‘有枣没枣，想起来才打一竿子’。从这个角度讲，基金会和校友会应该是募款的绝佳搭档。”程介明对此深以为是：“还要经常性地组织一些联络活动。在做募款工作时，我使用最多的领带颜色是红色和黑色，红色用来参加生日会，黑色参加丧礼。只有先和捐赠人成为朋友，才有进一步达成共识的可能。” &当然了，知易行难，让习惯了财政供养的中国大学一下子学会自己去募款觅食，似乎也是不太现实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募款这一课中国大学要尽早补上，否则，一味地依赖财政供养，未来中国大学的生存还真是一个大问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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