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和懋：金融监管改革的学术思想基础，黄元御学术思想探析 - 家业家居资讯站
家业家居资讯站
&&&&&& & 正文 &
巫和懋：金融监管改革的学术思想基础
时间: 08:18
点击:1815次
来自:网络原创
作者:经济金融网
导读： ★巫和懋，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年担任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秘书长。
★在经济学理论的意义上，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充分必要根据是“市场失灵”，即因为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存在等原因，自由的市场不能有效地实现资源的配置时…
★巫和懋，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年担任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秘书长。★在经济学理论的意义上，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充分必要根据是“市场失灵”，即因为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存在等原因，自由的市场不能有效地实现资源的配置时，则必须由政府实行一定程度的监管，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在当前的金融风暴中，上述“市场失灵”的问题又成为讨论的重心，从而衍生出相应的监督改革主张。 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实践的学术基础 （1）金融体系中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 自信息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起来以后，对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广泛研究成为对金融监管最为直接的理论依据。在传统的基于完全信息的金融经济学中，自由市场被认为是最能够有效分散风险、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但是，如果存在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在纯粹理论层面上便无法实现最有效的风险分担，在应用理论层面上便会导致如内幕交易、经理人的道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确认和解决，也成为当前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要求进一步的信息透明化，限制各种道德风险行为的理论基础。 （2）协调失败和“低价销售的外部性”。 在金融市场理论中，一个普遍被观察到的问题是在协调失败的情况下，多重均衡中“较坏”的均衡，如对金融机构的挤兑可能会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单个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的挤兑会对后继的挤兑造成负外部性，从而实现“较坏”的均衡。后继的研究则指出，如果投资者能够对经济的基本面或者银行获得更为准确的信息，则有可能避免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挤兑的出现，这也成为对金融机构进行更为严格和明确的信息披露的监管的基础之一。 另一方面，传统的对银行的挤兑理论也在金融风暴中大面积扩展至其他的金融机构，如贝尔斯登在最后一周内遭遇的流动性剧减和抛售。对单个投资者和对冲基金来说，持有与资产负债期限不相匹配的高杠杆头寸而将自己暴露于流动性螺旋式的风险是理性的，但是，这一行为的社会成本却非常高。这是因为，每个投机者将未来价格视为既定的，从而没有考虑抛售资产会迫使其他投机者同样进行抛售，进而会损害其他投机者的利益。这一问题在金融理论中被称为“低价销售的外部性”，也是在金融体系监管的思想中对银行业务进行监管的主要理论原因。美国2010年7月出台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与欧盟提议的改革方案都在此意义上更明确地规定了对银行和一般金融机构业务的监管。 （3）金融市场的公共产品理论。 在一般的监管理论意义上，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另一个基础在于金融市场和金融风暴的公共产品性质。在大规模金融风暴中，破产或损失对于单个投资者或金融企业的损失较小，但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极大的破坏，因此破产或损失带有负公共产品的属性；另外，单个投资者或金融企业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低风险性的收益较低，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于整体经济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稳定金融体系本身具有正公共产品的属性。在此基础上，改革方向应该在监管中尽可能让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活动中的利益结构得到改变，以使得它们有更多的激励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激励相容”）。在新推出的美国改革方案和提议中的欧盟方案作了一些改革，像对大型金融机构收费，或要求资产证券化发行者持有一定比例的产品，可能会收到一定效果，但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仍相当不足。 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实践与学界思想可能的冲突之处 （1）对“系统性风险”缺乏准确定义和学术基础。 不论是美国的金融改革方案还是欧盟的《欧盟方案》，改革方案均提出了“系统风险”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概念，如美国赋予新成立的金融监督委员会（FSOC）更多的权力，使其能够认定和管理那些一旦倒闭，便会因为其较大的规模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连带关系而对整体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威胁的大型金融企业。但是，在运作中，将由委员会成员投票认定“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对于“系统风险”和这类“系统重要性”的金融企业的属性和判断标准并没有清晰的描述，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一概念的可操作性，并被认为可能导致美国金融监督委员会权力的滥用或不作为。在《欧盟方案》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该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现有的金融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对“系统风险”的准确定义，也还没有明确的理论说明，为何较大的规模、债务水准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连带关系会将个体风险放大为系统风险。在一般的金融经济学理论中，系统风险一般定义为不能通过资产多样化而分散的个体风险，但是这是一个理论定义，并不是一个操作性的定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各种因子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一般也都支持，在资产多样化的过程中，个体风险能够被有效地分散，而不应作为系统风险的一部分，但对系统风险本身的研究仍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因而，在现有的金融学理论中，对此轮金融监管体制中最为核心的“系统性风险”监管部分依然缺乏有效的学术支持。 在这一方面，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对于规模过大、杠杆水平过高和业务关联性高的大型金融企业而言，本应具有更大的风险分散能力。但是由于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与传统的资产多样化并不相同，而且这些企业的业务过于庞杂，且业务之间本身又具有相关性，使得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多地积聚于这些大型金融企业内部，而并未实现风险分散的效果。此外，资产证券化过程及场外交易又大大引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此让金融市场参与者无法识别风险或利用理性的决策来分散风险。因此，控制这类大型企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地实现风险分散的效果。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开始的一些初步研究中，这些观点通过一些不同的模型从不同的侧面得到了展现，但是至今在学术思想中依然缺乏系统的对系统风险的共识。 另外一些对于系统风险的描述来源于对资产选择理论的“模型外部性”的反思。这些研究认为，因为大多数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都按照马科维茨的资产选择理论进行资产配置，所以，即使原本的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和资产是独立的，但也因为大家使用共同的模型而形成了风险的高度相关，而大型金融企业的存在则更在这一意义上促成了系统性风险的产生。但是，这类研究也没有明确地提出对系统性风险的辨识和监管方法。 在实际操作方面，也有学术理论对基于中央银行的“系统性风险”防控提出质疑。如对《白皮书》和《欧盟方案》中要求中央银行系统对“系统性风险”承担更多判断和监管责任。但很多早期和近期的研究均指出，中央银行系统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本身就是高风险任务，会向金融市场中引入新的系统性风险，同时，在当前，这也可能干扰美联储执行复苏实体经济的核心使命。另外，这种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担忧，是否应扩展至“反垄断法”中对金融机构并购趋向严格，甚或鼓励拆分，才能减少“大而不能倒”的机构数目，但如何制定合理可操作的准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疑问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当前的金融改革还缺乏明确的理论支持，金融监管当局本来能否真正控制“系统性风险”除将面临实务的考验外，也将面临理论的挑战。 （2）对激励相容问题缺乏明确的解决之道。 全面改革理应顾及各方利益，让监管者、金融机构和消费者各方面都有诱因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激励相容”）。当前美国和欧盟的改革方案都做了一些变革（如前所述），但仍然远为不足。这也牵涉到现有经济理论的不足之处：如何设计一套机制让大部分参与者都有诱因去维护一个与私人利益较远的市场秩序，一直是经济理论中的难题。 以信用评级机构为例，美国提出的改革方案其实没能提出具体的系统性整治方案，以后仍难建立信用评级的权威性与可信度，这些实务上遭遇的困难，其根源仍在学术理论的缺乏。又如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监管者讯息必然有所不及，如何让大型金融机构本身负起责任，做好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治理，如何对监管者进行监管等对监管实务与学术思潮仍是重要的挑战。 （3）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和效率市场理论的冲突。 在金融经济学理论中，“金融创新”和完全市场理论的主要含义在于，通过向金融市场中引入更多类型的证券产品，会让金融市场更有可能实现有效率的风险分担和资源配置。因此，当前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普遍要求的对金融市场微观主体的限制，如对衍生品交易的严格规范和限制过高杠杆率的金融企业的卖空行为等，被认为是与“金融创新”和完全市场理论相违背的，因为这些监管手段实际上相当于减少了在金融市场上流动和交易的证券数目，有可能会对整体金融市场的效率造成负面影响。另外，在从实体经济中恢复的期间，这些限制也被认为可能会减少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从而对整体经济复苏有不利影响。 对这一观点的辩护主要来源于对“冗余证券”的检验和对信息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摩擦和市场不完整性的辨认。在理论上，“冗余证券”主要是指可以由其他资产通过资产组合而完全复制其成本收益的资产，因此是不需要在证券市场上单独存在的。如果这类经由资产证券化或表外交易而产生的金融资产确实属于“冗余证券”，而且其复杂性和信息的不透明性又确实存在，那么对于金融市场的效率性便确实具有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受到监管。不过，在理论上，当前的实证检验主要局限于对市场有效性的检验，即只能在宏观层次上进行检验，而无法检验单个证券是否为“冗余证券”，因此也很难为对过于复杂的交易策略进行限制这样的金融监管政策提供基础和标准。 从学术思潮的角度来看，过度的监管限制会造成市场创新不足，也将影响金融市场的健全发展，而对如何平衡金融创新的空间与金融监管的范围还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 三、结语 总而言之，全球金融风暴揭露出很多现有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的根本不足之处，对金融学术思想与实务两方面都提出了巨大挑战。美国新出台的金融改革方案和各国提议中的方案都只提出了部分解答，如何通盘且深入寻求较完整的解决方案，仍然是金融学术未来的努力方向。 摘自中国经济学年会策划图书《改革与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图书简介全明星阵容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首度披露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风险、动力、政策与挑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了吗？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潜力和动力在哪里？“十三五”时期如何实现改革的全方位突破？在我国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和“‘十三五’规划建议”发布之际，中国未来改革和经济发展趋势备受各界人士关注。在《改革与未来》一书中，二十多位高等学府和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回顾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逻辑和理念，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精彩研判。该书是“’十三五’规划建议”发布后深入解读未来发展机遇、挑战和前景的重磅之作，有助于读者看清中国经济走势，把握未来，赢得先机。主编海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经济学年会创会理事长，经济金融网（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创始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创始人之一并获得“终身成就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曾获得“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入选“改革开放三十年影响深圳三十个经济人物”。副主编巫和懋，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年担任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秘书长；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和经济学硕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Arrow），台湾大学经济学学士；曾在斯坦福大学、范德堡大学、杜兰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教；曾担任台湾大学特聘教授、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目录第一章　改革的历史与未来 中国的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邹至庄 中国改革：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田国强 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理念与方向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易纲 未来五到十年的中国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曙光 历史、现实、经济学 ——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王一江 第二章　全面改革的逻辑 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反思与重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 中国未来二十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海闻 市场化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的影响——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陈志武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 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机遇、挑战和前景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张燕生 金融监管改革的学术思想基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巫和懋 第三章　新常态与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 刘遵义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樊纲 中国经济失去了增长动力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 中国经济如何持续追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卢锋 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黄益平 第四章　问题与挑战 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视角下的经济危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樊纲 人力资本投资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巫和懋 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路径与逻辑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易纲 如何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黄益平 国际标准的修订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许宪春 性别比例经济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晓波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基本结论——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 甘犁 从温州金融改革看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张雪春 第五章　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 人民币和上海在未来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中国的梦想抑或现实?——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 胡永泰 新一届政府领导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海闻 全球化与中国的金融深化：矛盾、风险与机遇——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中国研究副总裁 肖耿 未来十年将保持7%左右的增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晓西编后记面对金融市场资产配置风口你准备好了吗？改变你一生投资理念的前沿课程即将开启▼北大汇丰全球资产配置论坛即将开启，点击”阅读原文”一览为快。相关资源推荐
作者其它资源推荐
【pdf】黄元御学术思想浅析的用户评论
12345678910工具类服务
编辑部专用服务
作者专用服务
黄元御与张景岳学术思想的比较研究
作者单位：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哈尔滨 150040
母体文献：
首届全国中医药博士后论坛论文集
会议名称：
首届全国中医药博士后论坛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主办单位：
中国中医科学院
在线出版日期：
相关检索词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06BAH03B01）(C)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摘 要 范源濂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通过研究西方义务教育的发展状况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形成了其义务教育思想体系，包括对义务教育内涵的阐发、对义务教育列入宪法的思考以及推进义务教育实施的策略。范源濂的义务教育思想迄今对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仍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范源濂 义务教育 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ki.kjdks. 　　Abstract Fan Yuanlian is a famous educator in modern China，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western compulsory education's development and combination with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he formed his compulsory education thought system， including the connota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thinking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which should be written into the constitu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Fan Yuanlian's compulsory education thought still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of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today. 　　Key words Fan Yuanlian； compulsory education； education thought 　　范源濂（）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曾三度出任教育总长，终身服务于我国教育事业。少年时期的范源濂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戊戌维新时期考入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受梁启超之邀东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接受了系统的近代师范教育。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范源濂被任命为教育部次长。7月，因蔡元培不满袁世凯专政辞职，范源濂便继任教育总长一职。1913年1月辞去教育总长职务。1916年7月，袁世凯复辟失败，范源濂第二次出任教育总长。1920年8月范源濂第三次出任教育总长，但在任职半年间感慨中国教育已处于绝境，于1921年4月再次离职。1924年1月，范源濂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1927年7月改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同年12月23日，范源濂于天津病逝。 　　1 范源濂义务教育思想提出的原因 　　1.1 社会变革的大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在经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天平天国起义的震荡后被迫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教育也开始走向近代化。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空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华民族整体意义上的觉醒，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强烈要求维新变法；慈禧太后被迫宣布实行的“新政”也未能挽救穷途末路的清政府，革命开始取代改良。革命的浪潮迅速波及教育，中国近代的新型知识分子提出以教育振兴中华的新思想。范源濂在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时代变革后，更是坚定了“教育救国”的信念。范源濂在《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落后是因为国力太弱，而“教育为培养国力之要务，今之从事于此者，果能前述四端，及时努力，则救至危之时局，发无限之国光，其尚有一日之望欤”。①范源濂的义务教育思想正是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之下滋生和发展的，义务教育是提升国民素质的有效途径，是教育救国的一个方面。 　　1.2 对基础教育的关注 　　民国初，我国教育界分别存在着以蔡元培和范源濂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教育主张：一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张优先发展高等教育；二是以范源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张优先发展基础教育。蔡元培认为，没有好的大学，中小学的师资就无法得到保证。而范源濂则认为，小学若是不办好，就没有好的中学，而中学若是不办好，就没有好的大学。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教育后，范源濂指出，我国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正是在于“专在去人才为官吏，全不顾及国民之基础教育”，只有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才能普遍提高国民素质，从而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打下良好基础。范源濂还从人的身心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阐述了发展基础教育的必要性。从人的身心发展的角度看，“人之幼时，如璞玉待雕琢，良种待播种，最适合开发各种潜能，从而帮助学生健全发展”，②范源濂将人的幼年比作待雕琢的璞玉和待播种的良种，认为此时的儿童最具可塑性，而基础教育此时能为学生的健全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基础教育是“强固民志，伸张国力”的有效途径。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而义务教育又是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因此，范源濂特别强调要普及发展义务教育，并提出将义务教育写进宪法。他的这一主张在1923年得以实现，《中华民国宪法》首次将义务教育写进宪法，加快了中国近代义务教育发展的进程。 　　1.3 外国义务教育思想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范源濂受邀前往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就基本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曾仿照欧美，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并强制推行义务教育。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大增并不断发展壮大，甲午中日战争日本的胜利充分说明了优先发展普通教育的重要性。范源濂在日本的见闻也使他深刻意识到，只有变革教育，尤其是大力发展义务教育，才能一改中国封建腐朽的面貌，才能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范源濂十分欣赏日本教育家福泽渝吉，认为他奠定了日本国民教育的根基，使日本从此走上富强之路。1918年5月，范源濂还同严修一起赴美，从多个方面对美国的教育进行考察。后期范源濂又多次赴欧美进行教育考察和学习。可以说，范源濂的义务教育思想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发展和创新。
　　2 范源濂的主要义务教育思想 　　2.1 义务教育的内涵 　　近代义务教育思想起源于欧洲，中国近代义务教育始于清末。20世纪初，科举制度被废除，义务教育思想由西方引入中国。我国教育法规第一次对义务教育的规定见于1903年清政府制定的《奏定初等小学章程》。其第二条规定：“外国通例，初等小学堂，全国人民均应入学，名为强迫教育；”在清政府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和 1907年颁布的《强迫教育试行条例》中均不断提及实行义务教育，然而限于中国当时的境况并未施行。1913 年，范源濂《论义务教育当规定与宪法》一文发表，文中对义务教育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解释。他指出义务教育就是国民必须接受的强迫教育。范源濂强调，“义务”的含义有三：一是儿童的父母或其监护人有保证儿童就学的义务； 二是各地方团体有筹款设学收容其地学龄儿童就学的义务；三是所有学龄期儿童除特殊残疾外都有就学的义务。范源濂也明确地指出，教育不仅仅是受教育者的权利，更是受教育者、家庭所应承担的义务。 　　2.2 义务教育立法 　　范源濂义务教育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要求将义务教育写进宪法，认为义务教育规定于宪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义务教育非规定于宪法，则人民公私国家之观念不易革之使新也。”③范源濂认为，我国国民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积重难返，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家族利益为重，只知道自己的子女为自己所有，殊不知其子女更是国家和社会的一分子。只有将义务教育写进宪法才能使人们不再囿于家庭的概念而形成国家观念。其次，“义务教育非规定于宪法，不足以增强法律之实施力也。”④我国国民已经形成轻视法令的不良之风，且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习俗又各不相同，加上交通不畅，导致义务教育难于普及，只有将义务教育列于宪法，以人民拥护宪法之热心助推义务教育的发展，借助法律的力量推动义务教育的实施与普及。最后，“义务教育非规定与宪法， 不足以追先进之前踪而挽国势于将来也。”⑤在范源濂看来，现今的富强之邦无一例外，都拥有发达的教育，而各种教育又都是以国民教育为根基。而如今我国的贫弱只能靠教育来解救，没有强大的教育为支撑，我国的繁荣兴旺定然毫无希望。因此，他希望通过将义务教育列于宪法来普及义务教育，以此提高综合国力，改变国运。 　　2.3 义务教育实施策略 　　虽然范源濂已经提出将义务教育规定于宪法，但要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还要做到：“（一）为父母及其代理者应负使儿童就学之责。（二）公立小学校免收学费。（三）凡地方自治团体，应筹备设学之经费，如实不敷，应由国库补助之是也。”⑥首先，父母及监护人要切实履行使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只有当家庭、学校和国家都能切实履行各自的责任，义务教育才能得到良好的落实。其次，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居多，缴纳学费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着实是一种负担，为保证义务教育的落实，范源濂看到义务教育免费的重大意义。《小学校令》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中分别规定城镇乡立小学的经费由城镇乡或学校联合担任、对城镇乡立初等小学校不征收学费。虽然在当时的中国不具备义务教育免费的条件，但范源濂能够深刻洞察到免费性对于义务教育实施的保障作用实属不易。 　　3 对范源濂义务教育思想的评价 　　总体上看，范源濂先生的义务教育思想既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范源濂看到了义务教育对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并指出教育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号召受教育者、家庭、学校和国家共同承担教育的义务；提出将义务教育规定于宪法，以此保障义务教育的顺利开展和实施。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范源濂关于义务教育立法的观点在是极为先进的甚至走在世界前列，虽然欧美等国的教育十分发达，但并没有将义务教育列入宪法。同时，范源濂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创新，试图将西方义务教育先进理念与中国教育的现状结合，探索适合中国的义务教育发展之路。 　　然而，范源濂的义务教育思想反映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理念，企图在不触及现有统治的情况下通过教育来达到改良社会、提升国力的目的，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同时，虽然范源濂为义务教育的普及做了很多努力，但限于时代条件和混乱的社会现实，他提出的关于义务教育的主张大都在实践中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例如，范源濂先生所提倡的所有适龄儿童接受教育及义务教育免费的思想，由于当时人们观念的腐朽以及北洋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匮乏而并未实现。 　　4 结语 　　历经时代的变革和交替，不变的是范源濂先生对教育的一片热忱。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时局动荡的年代，范源濂先生抱定施行义务教育的信念，提出了众多的教育改革主张并躬行实践，积极推进中国近代的义务教育。范源濂的义务教育思想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对我国近代义务教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注释 　　①③④⑤⑥陈元晖.中国近代史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733，734，734，732. 　　② 常超.略论范源濂教育思想及其历史价值[J].兰台世界，2014（8）：126-127.
欢迎转载：
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