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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剖析为什么儒家＝糟粕和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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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把儒家思想捧上天，奉为圣，有人就把儒家思想的核心归结为：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后来又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实都是一些骗人的把戏。而其真正目的则是要：克己复礼，即极力维护独裁暴政的、反动的西周奴隶制度，所以我们说他是一种反动思想。
　　一、 儒家思想的欺骗性
　　“仁义礼智信”究竟好不好，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方面：就我们普通善良的人来理解，仁，就是仁慈，善良；义，就是义气，正义；礼，就是礼貌、文明；智，就是智慧，聪明；信，就是信用，诚实。概括说就是：“仁义道德”。如果真是这样，我相信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如果他不是傻瓜和缺德，都不会反对。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和落实的结果。
　　如何落实？首先必须有真心诚意，如果一开始就不是真心诚意，那么只能认为是欺骗。其次要看有没有科学合理的方法和措施，如果没有，还是不能落到实处，当然就不会有好的结果，甚至还会是恶的结果。那样说的再好也没有意义，其实也是一种欺骗。
　　那么实际又是怎样的落实和结果那？他们落实的方法就是：克己复礼。而其结果就像鲁迅先生在其《狂人日记》里所说的那样：“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结论是：从其落实方法来看，他们一开始就不是真心诚意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搞复辟，而不是要让人讲“仁义道德”；所以其结果必然是用“仁义道德”的假象掩盖着“吃人”的目的，这不是欺骗又会是什么？
　　第二方面：其实他们对于“仁义礼智信”的解释，从一开始就是与我们这些普通善良人的理解不一样的。《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所以他们讲的仁，并不是我们这些普通善良人所理解的“仁慈，善良”，而是“克己复礼”。他们讲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也不是要求人们不要贪生怕死而伤害正义，为了正义而敢于牺牲自己的性命。而是要求人们在维护“礼”的时候不要贪生怕死，敢于牺牲自己的性命；他们讲的义，也不是我们这些普通善良人所理解的：“义气，正义”。他们讲的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至于智和信，也不是单纯的智慧和信用，而是以克己复“礼”为目的的智和信。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在儒家看来，无论是仁义道德，还是智与信，还是忠恕孝悌，都是为了克己复礼。
　　是什么“礼”？可不是文明礼貌的“礼”，而是“周礼”。
　　那么周礼又是什么东西？《周礼》是西周周公旦为维护西周奴隶制度而约束人们思想行为所著的一部法典，这部法典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被儒家奉为经典。
　　在这部法典中，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及天子帝王的绝对权威，这就确立了中国独裁暴政的奴隶制度。帝王对将相具有决定生死的绝对权威；帝王将相和整个统治阶级对人民大众具有决定生死的绝对权威，不论谁对谁错，君要臣死臣必死；夫要妻亡妻必亡，并最终造成了统治阶级“吃人，”而劳动人民被“吃”的恶果。
　　比如周厉王的暴政使国人怨声载道，周厉王就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国人便不敢议论朝政，即使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打个招呼，只用眼色示意，然后匆匆地走开，才有了“道路以目”这个成语。又比如周幽王时关中一带发生大地震，加以连年旱灾，使民众饥寒交迫、四处流亡，社会动荡不安，国力衰竭。周幽王却不顾人民苦难，任用贪财好利善于逢迎的虢石父主持朝政，变本加厉地对人民加重剥削。周幽王为了取悦褒姒，不惜残害申后及自己亲生的儿子宜臼。甚至用烽火戏诸侯的办法取悦褒姒，致使周王朝灭亡。
　　就是这样的反动制度，就是这样残暴的统治，早就该退出历史舞台，儒家有什么理由要求人民去维护它，恢复它？只好采取欺骗的办法，借用人民对“仁义礼智信”的不同理解来欺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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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周奴隶制的反动性
　　因为奴隶制是由原始部落制度演变而来的，所以因为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使世界上的奴隶制度产生了不同的组织形式。所以世界上奴隶制度并不都是独裁制度，还有产生于西方希腊的民主奴隶制。这就有了比较，如果没有这种比较，西周奴隶制的反动性就很难体现出来。
　　古希腊的奴隶制与中国的奴隶制有很大区别，中国奴隶制是通过各部落之间进行战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在一山不容二虎思想支配下，只有战到只剩一个部落时，才会罢休。所以在中国形成了独裁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而希腊奴隶制国家是阿提卡各部落以雅典为中心逐渐走向联合而形成的，所以希腊奴隶制国家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明显的民主制的特征，雅典政权掌握在九名执政官和贵族会议手里，执政官从贵族中选出，一年一任。贵族会议掌握最高审判权，监督官吏，有权推荐和制裁执政官，成员是终身制。雅典还有公民大会，凡有能力出征的人都能参加。这样一种奴隶制度，尽管还存在许多缺陷，但在当时无疑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政治制度。在此之后，这种制度又经过了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里的改革，使这种民主制度更加合理和完善。梭伦曾经是雅典一个很有声望的人物，有人劝他要当一个终身的独裁者，被他严厉地拒绝了。而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是绝不会发生的。这个事实说明，中国人与希腊人的道德品质从一开始就是存在差距的。
　　这样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促成了雅典在当时的经济繁荣，确立了他在爱琴海的霸主地位，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里却涌现出许多世界性的优秀人物，如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莫克利特、著名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等等。自然的，也产生了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样的唯心主义人物。这两个人物的出现，虽然没有能够给希腊民主制度造成过大的恶劣影响，但却给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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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中国西周奴隶制度，其反动性集中表现在《周礼》这部法典中。
　　首先是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及天子帝王的绝对权威，这就确立了中国独裁暴政的奴隶制度。嫡长子继承制体现了一家独裁的世袭制度，因为独裁，一方面具有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害怕别人挑战他们的权威，所以必然实施暴政。贵贱等级制度使人完全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必然形成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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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名目繁多，细致入微，庞大复杂的典籍制度，像一根巨大的精神绳索，把中华民族死死地捆在独裁暴政这根耻辱柱上，使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衰落，使中国人民永远不得翻身。
　　《周礼》细到什么程度？细到夫妻房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姿势也要规定出来。《周礼》把男女从说亲到嫁娶成婚，分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七个环节，对每个环节都进行了细化，作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其中第七礼是：敦伦，要求新婚夫妇依礼行房事，必须男俯女仰，以合天覆地载之理。
　　第三是不切实际，劳民伤财，甚至摧残生命的祭祀活动。
　　天子祭祀天神，受祀的天神不仅多，而且有尊卑之别。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等等，等等。
　　血祭，又称红祭或生血祭，宰杀牛、羊、马等动物作为牺牲敬献给神灵；血祭中还有一种“大红祭”，是指杀活人作为牺牲以祀神。据史书记载，在各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曾有杀活人用来祭祀。战国魏文侯时期，邺县官吏每年都要给河神娶媳妇，就是用活人祭祀。所以才有了西门豹斗河神的故事。
　　一些县级官吏都可以这样任意摧残生命，不仅人吃人，而且河神也要吃人，这样一个吃人的世界，还谈什么仁义道德。
　　第四是捏造了与西方反动势力一样的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世界。
　　代表希腊反动势力的柏拉图为了欺骗人民而写了《理想国》一书，书中充满幻想，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了他们那一套独裁暴政的治国理论。
　　而中国的《周礼》同样充满幻想，集中体现在他对国家行政规划的表述： 　　国都地点的选择要通过“土圭”找到地中，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在行政区划上，王者要以王城为中心，如方千里为王畿，王畿之外有“九畿”。由《周礼?夏官?大司马》相关描述可知九畿的分布，是以方千里的王畿为中心，其余四周的五千里之地，依次划分为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等九层，大小相套，依次迭远。在居民组织上也像《理想国》一样进行了不切实际的安排，还有农田规划、道路系统等严格的丈尺规定。如果你读过《理想国》这本书就会感到惊叹，他们的设想是多么的相像和充满了滑稽可笑的无稽之谈。“地中”在哪里？即使现代人也无法找到。整齐划一的九畿制度、居民组织、沟洫道路，别说古代中国，就是移山填海的大跃进时代也没有实现过。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奴隶制的独裁与暴政，与希腊奴隶制的民主与进步相比，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反动本质。而儒家思想却对这种反动的末落耿耿于怀，极力要求克己复礼，只能说明其本质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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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儒家思想与独裁暴政臭味相投
　　问题的关键却在于，由于希腊人的聪明才智，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处死，而柏拉图的《理想国》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所以并没有给希腊造成多大的危害。只是由于后来英国莫尔和德国马克思这两个大骗子的出现，才把《理想国》从垃圾堆里捡回来，清洗一翻，再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然后用他继续坑害世界。
　　而中国的《周礼》则完全不同。由于中国出了一个孔圣人，一眼就看出中国的独裁暴政就需要《周礼》这样一根大绳索，把人民的思想紧紧地捆绑起来，才会服服帖帖地听从统治阶级的任何指挥，政治稳定了，统治阶级稳定了。皇上可以尽情地寻欢作乐，三宫六院还不够，还要四处寻花问柳，龙幸天下美女。大臣们可以大胆地搜刮民财，抢男霸女，无恶不作。这就是他们的仁义道德。
　　于是，儒家思想也成了统治阶级的法宝，借助于统治阶级的特权，把它捧上了天，奉为了神，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也变成了圣人。
　　儒家思想不仅为反动的奴隶制度鸣冤叫屈，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王道衰落,社会无序的阶段，并大肆叫嚣克己复礼。而且也成为后来封建制度的思想基础。儒家思想之所以为封建统治者所吹捧，主要在于儒家的忠君思想，与封建独裁暴政臭味相投。
　　儒家忠君思想集中表现在《论语.季氏》所记载:“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即孔子认为只能由君主掌握“礼乐征伐”这些手段，才是天下有道；否则就是天下无道。天下无道时，如果由诸侯决定“礼乐征伐”，经过十代还不垮台的就很少了；如果由大夫决定，经过五代还不垮台的就很少了。如果由陪臣决定，经过三代还不垮台的就很少了。天下有道，国家政权就不会落在大夫手中。天下有道，老百姓也就不会议论国家政治了。
　　也就是说只能由君主统治国家；诸侯、大夫、陪臣只有谏言的义务，而必须服从君主的决定，不管这些决定多么荒唐、残暴；而民则连议论国事的自由也没有了，否则就是天下无道。所以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有莫谈国事的习俗。在某些人看来，谁要奢谈国事，那就是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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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忠君思想还体现在论语八佾第三，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这里，君使臣以礼的“礼”，并不是礼貌、礼节的礼，而是周礼，就是用周礼来约束臣和民，所以有人说“君使臣以礼”体现民本思想，是完全不正确的。而“臣事君以忠”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但是忠不忠，有时候很难说的清楚，同样一件事情，你这样理解是忠，那样理解，可能就是不忠。在这种情况下，由谁说了算，当然是君，所以这里体现的就是忠君。还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里是说从小教育孩子孝顺父母就是为了忠君不犯上作乱。可见，忠君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思想，其他思想都是为忠君思想服务的。
　　当然儒家思想中也有不同的声音，这就是孟子所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这样的说法，就会让统治者感到窝火和讨厌，如齐宣王听了他这样的议论，便“勃然变乎色”；而后世明太祖朱元璋也对他的“暴君放伐”论和“民贵君轻”说大为恼火，要把他的牌位逐出孔庙。后来的吹儒派便企图以此作为借口来否认儒家的忠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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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抵赖是毫无用处的。
　　一方面，在孔孟之道中，孔是主帅，孟是副帅，副帅自然要服从主帅。
　　另一方面，虽然孟子与孔子在某些具体方面有说法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在主体方面，他和孔子一样主张克己复礼，主张“人治”，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主张“无君子，莫治野人”，这就说明他始终只是把“民”作为治理的对象、客体，而非主体。治理的主体只是君主。所以鲁迅先生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那都是为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
　　第三方面，如果把这样的议论放在独裁暴政这种总的体制当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朝庭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力量并不在于他是有道还是无道，当君主力量强大时，即使君再昏庸无道，也没办法阻止他的残暴，那么“易位”根本就是空谈；当君主力量软弱时，即使他很开明，也不能阻止邪恶势力对他的判逆，反而使这句话成为恶人篡位的借口。这样可能造成如下两种结果，一是这个昏君易位给那个昏君，使易位失去意义；二是明君易位给昏君，实得其反。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什么好听的说法，而在于你所支持的那种制度本身是否具有这种功能，能否使你这种好听的说法得以实现，如果根本不可能实现，那就是在骗人。比如马邪教说他们的社会要实现“各取所需，按需分配”“人人平等”的美好理想，可是在实践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其实就是骗人的鬼话。
　　正是因为儒家这种卑鄙无耻的忠君思想与封建帝王的个人利益相一致，与封建的独裁暴政臭味相投，才会受到后来封建统治者的无限吹捧和神化。所以才会有西汉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在先秦儒家“五伦”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而这种反动思想的直接渊源就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观念。而孟子更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规范。董仲舒按照 “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最为主要，并且存在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君、父、夫体现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这样一来,君权、父权、夫权就被神化为天赋的权力,既然是天赋权力,当然就是绝对权力。到了宋代，儒家思想更加入了程朱理学。理学强调天人合一，君权、父权、夫权是天授的，不容违抗；鼓吹存天理灭人欲。 　　
　　表面上看,作为“五常”的仁、义、礼、智、信成为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但是由于君权、父权、夫权是天赋的绝对权力。那么所谓仁、义、礼、智、信的法则只适用于臣、子、妻对君、父、夫的行为约束，而君、父、夫对臣、子、妻的行为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而且在实践中就是这么做的。
　　比如中国特有的后妃制度，据《礼记?昏义》记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就是说按照礼制，皇帝的嫔妃应该以121人为限，然而实际上这种限制根本没有用处。到了秦时，后宫姬妾超过千人；到了汉代多达两万；而隋炀帝更开民间选美之风，后宫人数难以胜数。但是在欧洲的帝王，妻妾成群的只是极少数。
　　双比如，儒家也在表面上要求君主对民众施“仁政”，否则“彼可取而代之”。然而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量“取而代之”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暴力政变，下去的是暴君，上来的还是暴君，甚至更暴。比如后梁开国皇帝朱温，虽然他推翻了当时混乱的唐朝，但却让乱世更乱，被认为是南北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最黑暗的年代，史称五代十国。那时军阀混战，战乱不断，文人倍受歧视，死伤无数，百姓更是困苦不堪，一直持续到宋朝的建立。甚至还有昏君把明君赶下台的情况，比如隋文帝杨坚本来是隋朝开国明君。在位期间统一了严重分裂百年以上的南北朝时代，开创先进的选官制度，发展文化经济，国家逐渐强盛。甚至被西方人尊为“圣人可汗”。可是他的儿子杨广却在杨坚病重期间调戏其宠妃，事情败露以后，又包围皇宫，弑父杀兄，夺取帝位。篡位之后便命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征发百万民工筑长城、修御道、开凿京杭大运河。劳民伤财，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杨广还喜好出巡塞北、江南，要求一路上的官吏进献珍馐美食，弄得沿途百姓民不聊生。他先后发动三次对高丽的战争，哀鸿遍野，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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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利用农民起义进行的混战，实际都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权力游戏罢了，还有什么“等贵贱、均贫富”、施“仁政”、宽刑罚的口号，只不过用来装饰门面、为自己能够“一呼百应”找个的借口罢了。比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借助农民起义取得政权，然后便捏造胡惟庸、蓝玉案件，进行大肆屠杀三万多人，徐达、常遇春等开国功臣一个不剩。而根本目的却是废除丞相制度，然后大权独榄，集皇权、相权于一身。
　　中国封建社会的剥削阶级用两种方法统治劳动人民，一种是暴力强迫，一种是儒家思想的欺骗。把民从小在家里就培养训练成为奴才，从小就把人训练的只懂得顺从不知道反抗，这种奴才型的人对君王也不敢反抗，这就是孝顺思想的最终目的。
　　所以我们看一种思想的进步与反动，必须从本质上去看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干什么？最终的必然结果是什么？而绝不能去看他们那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根本就是骗人的口号。对于儒家思想来说，其根本目的是要维护反动的独裁暴政，最终结果就是要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紧紧地捆绑起来，以便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任意统治和宰割。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的生存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迎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读儒家的书，崇拜儒家人物，才有可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
　　而在西方，虽然有许多国家都曾实行政教合一的反动制度，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都曾被宗教迷信的绳索紧紧地捆绑起来。但是他们能够及时醒悟，及时对这种反动制度进行反抗并取得胜利，而民主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这样的结果，当然有他的历史渊源，因为早在2400多年以前的古希腊，就已经形成了民主制的奴隶制度，而在那时的中国，也曾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意识形态。但是由于后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把中国这种民主意识扼杀在了摇篮里。
　　在民主制度下，升官发财并不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通过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能力，也可以发财治富。因为人有各种特长，有的人善于当官，就去当官；有的人善于文学，就去搞文学；有的人善于搞经济，就去搞经济；有的人善于进行科学研究，就去搞科学研究。所以有许多西方人不是寄希望于升官发财，而是要在生产经营和科学技术上进行探索和研究。所以像工业革命这样的事情，只能在英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产生，而不可能在中国产生。所以中国在近代史上的经济落后，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经济落后的结果，必然就要被动挨打，并且在挨打时，只有失败，不可能胜利，所以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认为儒家思想就是一种反动思想。是他，把中华民族坑害的好苦，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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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
　　由于儒家思想的本质是反动的，这就决定了儒家思想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而不是精华。有人说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那就等于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糟粕。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糟粕主流的影响，所以中国经济必然要落后。
　　但是落后并不等于一无是处。落后只是从总体上来说与先进国家相比较的落后的，这与其在某些个别方面、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也会有一些亮点，是并不矛盾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是由政治制度一个因素来决定，而是由自然环境、人的智慧、社会制度三个因素来决定。而且就政治制度来说，即使是独裁暴政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也不是完全反对经济发展，关键要看是否能够遇到一位明君，如果能够遇到一位明君，也会带领人民发展经济。当然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明君很少很少，所以亮点也就很少很少。当然即使明君鼓励发展经济，也是有前提条件的：经济的发展必须是对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有利。如果经济发展与他们的统治地位相矛盾，他们就会阻止经济发展，从而对经济发展起着破坏作用。
　　在中国，自然环境和人的智慧都不差。
　　自然环境不必多言，地大物博，气候条件好，这是众所周知的。
　　人的智慧与气候条件中的气温密切相关，有关科学试验结果表明，中国人的智商水平在全世界都是一流的。一名英国教授在他的《不同种族的智力差异：进化分析》一书中绘制了一张“世界IQ地图”，他将世界分为不同地区，并分别分析了每个地区人种的平均智商。中国、朝鲜和日本人的平均智商达到105，为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社会制度下，也会在某些个别方面、个别历史时期，创造一些历史奇迹，很不奇怪。就像班里那些数学很差的学生，偶尔也会做出一些数学题来。所以这些历史奇迹，并不是儒家思想和反动制度的结果，而是中国自然环境与人的智慧的结果。相反地，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和反动制度的恶劣影响，所以才使中国只在某些个别方面、个别历史时期，创造很少很少的历史奇迹。否则，中国人就会创造更多更多的历史奇迹，工业革命就不是在英国，而是在中国。中国就会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而不是西方的英美国，更不是东方的日本。日本人当然也聪明，但是他们国家小，人口少，在这方面没法与中国相比。如果人均GDP相同，你说是中国强大，还是日本强大，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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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有主流地位。但是其他非主流思想也是存在的，也要发挥作用的，有时作用还很大。比如道家，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是与儒家不分上下的。道家崇尚自然，强调无为而治，要求统治者不要束缚人民的思想，压抑人们的天性，要让他们获得充分的自由和生活。虽然这种进步思想很少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所以后来不具有主导地位，但是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还是具有重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儒家与道家所研究的对象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儒家主要研究社会治理，而道家主要研究自然现象。所以，中国反动的社会制度是受儒家反动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是受道家进步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老子首创天道自然无为学说，他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还明确提出“道法自然”，意思是说，自然有自己的规律性，人们只能顺应自然规律，这就是无为。庄子继承了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认为，“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人只能顺应自然，不可能改变自然。而荀子更批判改造了老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发展和丰富了“天道自然”的思想。克服了老庄无为思想的消极因素。
　　所以中国的四大发明是得益于道家思想，而不是得益于儒家思想。
　　比如火药的研究和发明，就是开始于古代道家的炼丹术，当然炼丹术的目的和动机都是荒谬和可笑的，但是它的实验方法还是利用了许多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虽然炼丹家对火药并不感兴趣。但是火药的配方被军事家所利用，就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只看中国，不看世界。
　　在古代社会，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不是只有中国，四大文明古国，至少还有三个国家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其实也不是只有四大文明古国，还有更多。在西亚还有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亚述帝国、赫梯；在地中海沿岸还有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些国家都有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如历法的计算，恒星天区的划分和名称，数学的基础知识和十进制记数法、阿拉伯数字，轮车技术、邮递技术、杠杆技术等等，都是古代人类文明成果。
　　古希腊德谟克利特还提出原子理论,认为宇宙间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无限的原子在无限的虚空中运动,原子按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各种物体,原子分离,物体也就消灭。与现代原子理论的基本原理非常接近。还有天文学的本轮均论说；阿波罗尼乌斯圆锥曲线论；阿基米德浮力定律；数学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等等。直到1606年，明朝进士徐光启才把欧几里得的著作《原本》翻译成《几何原本》出版，成为我国近代数学的奠基之作；
　　阿拉伯国家也有许多成就，在数学方面有花拉子模《代数学》；在天文学修正体系黄赤交角的数据，修正了托勒密体系，首次提出地球说。在地理学方面实测子午线1度的长度，；在化学方面将天平引入实验，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将化学从炼金术发展成为应用化学。
　　到了15世纪以后，欧洲人的科学发现和技术革命就更是没法比了。在天文学有日心说、行星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对太阳系和银河系的初步认识、射电天文学、对太阳发光发热机理的解释、关于恒星和太阳系乃至宇宙演化的假说等。在地学方面有麦哲龙航海地球一周，证明了地的球形；再从考察岩石的成因开始，产生了大陆漂移、海底扩张的学说，直到板块构造理论；在力学方面从自由落体定律和牛顿运动三定律开始，产生了理论力学、流体力学、材料力学等分支学科，并且产生了力学革命的相对论；物理学方面探究了热的本质，发现了热力学的三个定律；发现了电和磁并相互转化的关系；探讨了光的特性和本质。由于对热辐射和光电效应的研究导致了量子说的产生，并最终建立了量子力学。对电子和放射性的研究导致了原子核物理学乃至基本粒子物理学的产生。在化学研究方面，重建了元素的概念，认识了燃烧现象，并用原子-分子学说解释了化学反应，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和元素的放射性衰变，有机化学和量子化学得到了发展和应用。生物学在个体研究方面从认识人体结构开始，发现了血液循环、细胞，进而探究了基因、染色体和生物大分子，认识了核酸的结构，发现了遗传密码，还实施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并开始了对脑的研究；在群体研究方面确立了分类体系，提出了进化论，探讨了生物进化的动力、模式和机制。另外，由于微生物的发现，诞生了微生物学。数学的主要成就是微积分、非欧几何学、线性代数、概率论和运筹学，以及对数学基础的新认识。在工业革命时期，凯伊发明飞梭；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海斯发明水力纺纱机，阿克莱特仿制并在曼彻斯特建第一家棉纺厂；克隆普敦又发明了骡机，后被改良成自动棉纺纱机；卡特莱特发明动力织布机，并建第一座动力织布机工厂；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蒸汽机的出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大发展。美国人富尔顿发明了汽船，后被英国仿制；1765年英国开始使用铁轨，并架设铁桥；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在英国的第一条铁路上试车成功，1844年，英国铁路已经长达2235英里。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机器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创造巨大生产力，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面对这样一些科学技术成果，我们中国人还好意思拿出所谓的“四大发明”来炫耀？真是丢死人了。欧洲人的成就，本该由我们中国人来创造，可是由于儒家的反动思想把我们中国人紧紧地捆绑起来，不允许我们进行思索，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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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欧洲，情况却完全不同。
　　从13世纪开始，欧洲人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宪章运动使英国于1215年订立了限制王室绝对权力的政治性授权文件，1225年首次成为英国法律， 1297年的英文版本至今仍然是英格兰威尔士的有效法律。《大宪章》的主旨就是一条：君权必须受到限制。延及后代，大凡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所有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任何个体的人身自由、财产必须得到保障，巧取与豪夺，皆为违法。言论、思想不受限制。《大宪章》奠定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历史基础，进入17 世纪以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更推翻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更加先进的民主制度，并促进了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也影响到整个欧洲的社会变革，才会使欧洲的科学技术走在世界近代史的最前列。
　　而在当时的中国，《大宪章》是绝对不可思议的。就是因为儒家思想维护下的君王独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百姓，乃至官僚、贵族，生死权利，都在皇家。就在《大宪章》落地生根之时，中国处于历史上民权尽失的南宋、元、明时代，且不说元代统治者把民众作为战利品的奴隶看待，即使明朝集权，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朱元璋登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开杀戒，屠杀大臣，然后取消宰相制度，从此大权独揽，皇权在体制上，不再受任何约束。
　　到了清朝，问题就更严重了。满人入关后，皇室更加注重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发展到了最高峰。首先是康熙皇帝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本。为了清政权的稳定，清朝初期便开始大兴“文字狱”，从康熙到雍正、乾隆，都利用“文字狱”大开杀戒，或者借题发挥，或者无中生有，只要他们看着不顺眼，就要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大量的科技书籍也成为禁书，或者被烧毁，或者被埋藏，比如《天工开物》和《几何原本》这样的科技书籍也是遭禁的范围。满清王朝就是这样借助儒家思想这根绳索把中国人民紧紧地捆绑起来，把明朝末年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统统踩死，将中国反动的封建社会又延长了二百多年。
　　这二百多年，一下子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身后。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就是在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不是被中国人很好地利用，而在西方人那里，达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中国在军用火器的道路上被西方远远甩在了身后。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满洲人在入关之后，一直担心汉人的火器制造会威胁其统治地位，所以禁止地方自行研制新炮，禁止百姓学习火器铸造技术。以至于鸦片战争暴发以后才发现，我们用的火炮尚不及明末时的水平。结果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火药变成了屠杀自己武器。所以才会有中国近代史的百年耻辱，这就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与落后的封建主义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儒家反动思想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也由此而得出结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而绝非精华。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那就只能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糟粕，而非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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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有人说：“老祖宗好歹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世界的顶级强国，你把责任推给老祖宗，还要不要脸？”甚至在李纯武、严志梁等编著的《简明世界通史》一书中也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封建社会形成和上升时期，中国一直走在前列”。
　　我认为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任何依据。
　　第一，我们当然必须承认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曾经有过贡献，有过辉煌，但是这些贡献和辉煌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是完全不成比例的。更不存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世界的顶级强国”的说法。当然李纯武先生的范围只包括“封建社会形成和上升时期”。但是只有封建社会的形成是走世界的前列，而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中国就开始落后了。
　　所有的依据，在上面都已经说过了，此不赘述。
　　第二，这些贡献都是中国人民在与儒家思想和独裁暴政不断斗争和反抗中实现的，所以不是儒家思想和独裁暴政的功劳，而是人民智慧的结果。
　　第三，就封建社会的形成来讲，中国确实走在世界的前列，所以在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即使中国有所成就，也是应该的，正常的。但是结果并非如此。那是因为，虽然都是封建制度，但是中国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制度也是有区别的，就像中国的奴隶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一样，西方具有一定的民主成分，而中国没有。在这个历史时期中，西方偶尔也会有独裁暴政，而中国偶尔也会出现明君，所以会体现为中国在某一个别时期的经济繁荣，而且这种繁荣只是与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而言的，至于是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领先，那就不一定的了。
　　第四，只从疆域面积来说，最让中国人骄傲的就是元朝和清朝。元朝时期，其疆土包括俄罗斯大部疆域、莫斯科和基辅，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直逼奥地利的维也纳，南面直达越南的北部。然而元朝强大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吗？当然不是的，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中国被蒙古帝国所吞并，中国的宋朝灭亡了，中华民族成为蒙古帝国的亡国奴，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而不是骄傲。
　　清朝前期，因为受到儒家思想毒害还不深，所以才会强大。但是到了后期，因为受到儒家思想毒害越来越深，所以国家越来越落后了。与此同时，满清帝国与蒙古帝国一样，都是异族对中华民族的入侵和吞并，使中华民族成为亡国奴，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而不是骄傲。
　　第五，到了满清王朝，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已经进入更加先进科学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依然顽地坚持封建制度。所以在以后的二百多年当中，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一落千丈，没法相比了。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本来有了一点希望，可是又被军阀割据、抗日战争所中断，后来又被红党篡夺了革命政权，把中国引上一条马邪教的邪路，使中国更加灾难深重，国家腐败无能，人民痛苦不堪。
　　第六，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在经济领域里逐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才会有了现在的经济大发展。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因为的自然环境和人的智慧都很不错，所以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下去，我们中华民族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因为我们在政治领域里还是坚持错误的社会制度，所以才会有那么我腐败，我们的国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马邪教的反动本质，与之彻底决裂，才能使我们的祖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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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什么要批判儒家反动思想
　　有人说我们批判儒家思想就是不尊重老祖宗，这是完全错误的。
　　尊重老祖宗当然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对老祖宗的错误耿耿于怀，百年不忘，千年不忘。毕竟是老祖宗，即使有错误，还是要尊重的。
　　但是究竟怎么做，才算尊重老祖宗？难道说，如果明明知道老祖宗确实错了，还要按照错的办，结果使我们的民族远远地落后了，被动挨打，倍受欺侮。男人被打骂，女人被强奸，被强征为慰安妇，这就是尊重？相反地，如果我们要纠正老祖宗的错误，选择正确的道路，发展我们的经济，强健我们的民族，就是不尊重？我想这也太无理了吧。
　　事实上，这种老祖宗至高无上的思维就是我们的民族无法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都按老祖宗的来，现在中国还是奴隶社会。就拿现在来说吧，正是我们的先辈选择了公有制这条错误的道路，他们真的很愚蠢，可是他们又很顽固，不承认他们的错误，我们又该怎样尊重他们那？
　　而且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在经过了60多年的试验以后，中国人民逐步认识到了马邪教的反动本质，这使长期受到马邪教毒害的中国人非常困惑，而真正科学合理的资本主义思想又被马邪教说的一无是处，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固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不良形象。所以使中国人产生了信仰危机。在这样危机的时刻，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又把儒家思想从死灰里扒出来，大肆宣扬，企图使其继续毒害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继续忍受独裁暴政的剥削和压迫，继续落后软弱无能，然后再来一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略、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难道这是中国人民可以容忍的吗？所以我们中国人民必须努力提高思想觉悟，认清儒家思想的反动本质，彻底批判儒家反动思想，把他扫进中国历史的垃圾堆。
　　当然有些人还在外国举办什么孔夫学院，大肆宣扬儒家反动思想。这当然是件大好事。如果他们办的很成功，都用儒家思想把西方人毒害了，让他们的社会变成独裁暴政的社会，然后他们的经济很快地落后了，而我们却强大起来，那样我们复仇的机会就来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些在外国大肆宣扬儒家思想的人就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中国人民将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历史功绩，可以像孔圣人一样把他们供奉起来。
　　然而我更相信那些外国人不会像中国人这么傻瓜，所以这个目标肯定不能实现。他们只不过欺骗那些同样也是傻瓜的外人，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钱财而已。因为外国也会有傻瓜，只不过比中国少了一些而已。比如英国人也有傻瓜，所以也有红党，只不过只有2万多党员，而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党却有600多万党员，是红党的近300多倍。并且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长期在大选中获胜，成为英国的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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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楼主能读懂《论语》、《大学》等原著吗？读完过没有？莫妄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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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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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知道历代祖师，高僧大德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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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就是修行，就是禅定。
楼主所转贴，愤青所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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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无大势至菩萨摩诃萨
南无大势至菩萨摩诃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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