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经济学：为什么发达国家不应该大量吸收难民？
本文的作者是米尔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Paul Collier
目前，世界上的难民数量比1945年二战结束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但是直到今天，不论在国际或国内，回应难民问题的公共政策都显得捉襟见肘，令人忧心。政客们显摆着他们的立场——有一厢情愿的同情，也有不留余地的残忍。而从这些不同意见中缺席的，则是私营企业能在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中所起到的角色。
我相信我们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和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使各个跨国企业展现自己实现解决方案的能力。我们要企业做的不是慈善，而是实务——换个词来说，就是工作。工作不仅在短期人道主义救援的责任中起到关键作用，也在危机地区能否稳定的长期前景中至关重要。
救援的责任
首先，让我们来看需求。叙利亚一半的人口——约一千万人——都在这场武装冲突中流离失所。约五百万人因为没有越过边境的物资或机会而成为叙利亚境内的流民，他们处境最为绝望。另五百万人则找到办法离开了叙利亚，去了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多数逃离至这些国家的难民还都滞留在那儿。他们属于第二种有需求的难民——暂且安全，但其正常生活被划上了休止符。最后，因默克尔总理批准难民进入德国，几十万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其中多数是年轻男性。
当这些年轻男性没有半点准备就涌入瑞典和德国时，他们就像任何一群被剥夺了正规社会活动的男青年一样，因为没有了家庭的束缚而转向暴力。尤其当伊斯兰国（ISIS）乘机渗透到他们中去的时候，这个趋势就在欧洲引起了恐慌。结果就是，对准这群人的镁光灯远远超过了那些实际处境更为艰难的叙利亚境内流民。
就瑞典而言，它把自己花在对外援助上的一半预算都用于帮助进入自己国门的难民们。但是，这些人恰恰是难民群体中最不需要援助的一群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身处安全的环境，还因为他们多数为来自于中高等收入家庭的年轻专业人士。他们自我照料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还有，他们在进入欧洲之前就已经在土耳其、黎巴嫩或约旦停留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实际上是移民，而不是难民。那些成功进入瑞典的原难民们将得到政府慷慨的帮助，而其代价则是那些没有经济能力逃出本国的穷人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可见，我们把救援的焦点放在了错误的人群身上。对叙利亚境内的五百万难民们来说，我们除了重新开放关闭的国门以外无法提供什么其它的帮助。但是对那些流离在周边国家的难民们来说，我们能做的则有很多。要填补这个缺口的话，我们需要重新构思相对应的公共政策。
自1945年以来，难民政策就一直使用“关怀的义务”这个思维框架。“关怀”的法律责任由两方承担：一方是难民最先抵达的国家，它必须对其提供庇护；另一方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让难民最先抵达的国家担起这个责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是难民最容易进入的地方，也是在冲突结束之后难民归国的必经之地。
难民署的职责仅在于人道工作——它提供食物和避难所。如果这些难民们只是像二战结束后从纳粹集中营里被放出来的人们一样，只是暂时短时间逃离在外的话，那仅仅提供人道帮助则说得通。可情况并非如此。大多数的难民将会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
我们目前所用的政策——邀请难民进入德国，以及提供他们予食物和避难所——都基于对这波难民潮的完全错误的理解之上。难民并不是自然的移民——与传统移民概念不同的是，他们的目的不是把自己的过去连根拔起，并用新的机遇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相反，大多难民的第一要务是在形势重返和平之际回归自己原有的生活。在那之前，他们将会尽量维护他们的生活常态。
他们所失去的这种常态在根本上是与社群和个人的自主性有关的。为了要在背井离乡的状态下维持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人们就需要物以类聚，重建他们所熟悉的社会环境。但是，因为忽然有了能在德国永久定居的可能性，他们原本的目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对世界各地的贫困人口来说，德国、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有着难以抵抗的吸引力。这些地方不仅能满足人们生理上的舒适，也能满足他们对财富、声誉
和繁华生活的幻想。有些难民们与停放在街头的保时捷合影，并把照片发给亲朋好友们欣赏。
正因很多人都存有这种想法，默克尔总理的邀请才能把“难民”变成“移民”。但是，即便那些原本是难民的人们质变成移民，他们也不会舍弃之前的理想——既要在一个发达国家立足，也要维护原有的生活常态。这个期望恰恰与德政府的意愿背道而驰。官方所提倡的是难民与本国人民的社会融合，让难民去学习如何成为德国人。
​自主性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要保护难民的自主性，他们就需要工作。没有工作，一个人就失去了目的与尊严。如果一群人日复一日地生活在联合国难民营里，一边啃着国际社会所捐献的口粮，一边因为缺乏机会和物资而终日无所事事，那这将是一个侮辱了人类精神的处境。但是，要他们的所在国为他们提供就业也不切实际。这些国家通常本身就不富裕，并且深受失业问题的困扰，所以自然不会考虑给难民提供工作。如果一个国家为了顾及难民的就业而造成了薪水降低、劳动力竞争增加等问题，那真是得不偿失。所以，法律上所存在的“救援的责任”并不包括就业的许可。
​意料之中的是，虽然难民营为难民们提供了生存所需，大多数难民还是宁愿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方非法打工，而他们也知道这种行为触犯了庇护国的法律。在土耳其，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两百万的叙利亚难民只占了土耳其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二。但是在约旦和黎巴嫩，难民对总人口的比例就要高出很多，远远超出了当地经济能够在不打乱现有秩序的条件下而承受的范围。
表面上来看，德国对难民们发出的邀请可以是解决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因为德国有能力给他们提供工作。但是不要忘记，德国也有完善严谨的劳工法和很高的最低工资。德国的劳动者们挣得多，但他们也回报以极高的生产力。这来自于良好的教育和较长的见习期。然而，这种社会秩序只适合于已经受过教育，并且身怀技能的成年难民。因此，对很多难民来说，德国不一定是那个传说中的“黄金国”，而是一个就业的死胡同。
解决难民就业问题的焦点不应该放在德国境内，而应该放在身处战乱国周边国家的几百万难民身上。难民营不应该是堆积人间悲剧的垃圾场，而应该是能给那儿的居民们提的工作机会、实现社会价值的地方，就像是一座座可以移动的城市。以约旦境内的叙利亚难民们为例，我们来看看这个设想该如何落实。
目前，约有一百万叙利亚难民身处约旦。约旦最大的难民营，扎塔里，仅与一个几乎空旷的工业区相隔几分钟的车程。这个工业区的规模足以为难民营里所有的劳动力提供工作。约旦全国各地有四十多个这样的工业区和很多不同大小的难民营。这些工业区都有可能起到雇用附近难民的作用。
就业策略的核心是把新的制造厂商引进这些工业区，从而给难民和约旦人都创造就业机会。当然，我们要保证有足够的新岗位是分配给约旦人的。不然的话，本地人就会对难民心存怨恨。
除了经济作用，把工业区作为就业策略的核心也有很大的政治作用。工业区的开发在约旦人的眼里将是利大于弊。虽然有的人可能希望所有的新岗位都归约旦人所有，但相比单纯地允许难民在约旦境内找工作，以增加就业机会来帮助难民显然要可行得多。在本国人民自身的利益面前，不论有多少经济研究显示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的竞争能带来双赢的局面，人们还是会极力保护自己作为国民所应有的优待。
像约旦一样，黎巴嫩和土耳其也都尽了收容难民的国际义务。但是相对而言，发达国家并没有担起资助的责任。近年来，很多发达国家的人民已经对叙利亚难民的艰难处境失去了兴趣。他们认为既然难民们已经在周边国家安顿下来了，那这个问题就跟他们没有关系了。目前，约旦就面临着资金短缺的窘境。据政府估算，难民潮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使国债从国家生产总值的60%上升到了90%。
欧洲所面临的叙利亚难民危机迫使各方都重新思考原本的政策。值得称赞的是，约旦政府表示如果国际社会能够慷慨解囊，那约旦将允许大批叙利亚难民在其境内工作。
在工业区提供就业机会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其中必须要有私营企业的参与，而只有跨国公司才有必须的经验。对制造业和一些服务业来说，管理多个海外的制造程序已经成了行业标准。例如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德国公司先后在波兰和土耳其创造了几百万个就业机会。这样的成功也能在约旦实现。
当然，我们不能期望这些公司只投钱而不考虑收益。所以，以难民和约旦本地劳动力所推动的工业区一定要在财政上可行。这比在德国境内帮助难民谋取工作要容易，因为这些公司可以根据当地的市场行情和工人的生产力来制定薪水。
下一步，产品最明显的销路自然就是欧盟。这需要欧盟对市场准入规章做出略微的修改。对此，欧盟在对巴基斯坦地震的紧急贸易对策一事上已经有过了先例。况且，难民危机的紧急程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既然欧洲国家对于减少涌入欧洲的难民数量十分感兴趣，欧盟很有可能在协议中表示接受难民制造的商品。对于在约旦设厂的公司来说，最初的成本比在其它地方运营要高，所以应该有外资来提供津贴。最好的办法是一次性补贴与就业数量相称的金额。
根据世界银行的“经商便利指数”，约旦在189个国家里排名第113。这代表约旦对于商业的政策环境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约旦政府可以借这个独特的机会来进行改革，以此吸引大批跨国公司来约旦投资。实际上，约旦政府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了。
跨国公司所带来的直接就业只是经济发展的开端。这些工作所带来的出口贸易能触发乘数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增长和创造更多的就业。当难民有了工作，他们就有了收入和购物能力。由此会出现一个更大的消费市场，激励更多有创业精神的约旦人和难民在他们所属的社区里进行商业活动，从而创造更多的岗位。
只要有约旦政府的和联合国难民署的鼎力相助，这一切都能成为现实。目前，难民营中出现的小买卖都处于正式的食物分配体制之外，而难民们只能在两个正式食品店中的一个使用代金券来兑换食物。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允许企业雇佣叙利亚难民，那在难民营附近的工业区设厂则对叙利亚企业来说更有吸引力。正如叙利亚的人民，叙利亚的企业也需要庇护所。
​长远前景
不论是多么激烈的暴力冲突——即使是像叙利亚内战这样令人沮丧的事件——也终将结束或逐渐淡去。但这些冲突所留下来的则是千疮百孔的社会和几乎瘫痪的经济。目前为止，不论是从概念上还是体制上，经济复苏和人道主义救援都被看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挑战。我们通常把经济复苏归类为发展问题，所以国际上的发展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只会在冲突平息后才展开工作。
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方案来处理流离者和经济复苏等问题。如果发展机构只考虑冲突过后的社会重建，我们就会错失难民们所带来的独特机遇——难民的聚集让我们可以在冲突还在进行时就开始创造有利于社会重建的条件。
​如果得到足够的支持，以上所描述的难民经济学便可以让难民营成为一个流离中的经济体。一旦和平到来，那些原本在庇护国雇用叙利亚难民的企业就可以随着回家的难民们迁移至叙利亚境内。当然，原庇护国，比如约旦，一定会想让这些企业留下来。幸运的是，这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只要在约旦的运营能够继续盈利，企业就很可能会选择留在那里，同时也在叙利亚设置分公司，因为它们积累了大量有关叙利亚市场的信息。这可以帮助稳定和加快一个国家的战后复苏。
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敞开的大门可能会使叙利亚今后的社会重建变得更加缓慢，而非助它一臂之力，因为能在德国成功留下来的恰恰是那些最年轻、技能最高、经济条件最好的人，而这群人又恰恰是经济复苏最需要的人才。然而，一旦他们进入了德国，他们就或许再也不会回到叙利亚长期居住。很多人为了筹到坐船去欧洲的钱而贱卖了自己在叙利亚的房产，自断了后路。所以，德国的开门政策在无意之间加大了社会重建的难度。
提供就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策略，也能弥补人道救援现有的不足。目前的救援资金依赖于非常规化的临时捐赠。这样的捐赠基于政治需求——只有当民间对外援的呼声强烈之时，政客们才有拨款救援的群众基础。但这样的模式存在着根本上的弊病，因为难民问题是长久性问题，它很快就会失去新闻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让“工作”成为人道救援的核心，那难民的需求将得不到可持续性的解决。
经济策略与人道救援之间或与还存在着另一种较为微妙的反馈机制——商业的培育可以给予难民们精神上的支撑，赋予他们个人和群体的目的感。最后，当我们用就业而改善了目前处于纷争的国家的未来前景，我们也能让其周围庇护国的未来经济更加稳定。
数十年来，政府一直都以政府主导的方法来制定政策。但是，政府不够灵敏，也不能很有效地与其它政府达成共识。就算在最有利的情形下，它们也不及私营企业的创造力。国际难民政策刚好反映了这个问题——它起源于一九四零年代，而当时的跨国私营企业寥寥无几，所以没有人会把它们当作答案的一部分。
有如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全球契约所展示的那样，跨国企业的领导者们十分清楚他们并不处于国际公共政策体制之内。难民危机是燃眉之急，我们需要企业的参与，但我们要给企业一个清楚的角色。公共机关可以继续给难民们发毛毯、做培训，而跨国企业要做的则是只有它们才能做的事——使难民们融入全球生产链，从而实现他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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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当下对欧洲难民的报道沉浸在“灾难美学”中，那如果我们用更理性一些的经济学角度看看这一问题，又会怎样呢？
　　经济学难免会让我们去衡量：每个难民背后，成本怎样？收益又几何？而这一切的讨论都得从一个叙利亚难民的出逃开始。
　　【出逃成本：4000欧元】
　　难民出逃需要相对较高的经济成本，有能力寻求安全与自由的难民至少要付得起约4000欧元（约3万元人民币）的“偷渡费”。
　　因为大多数难民采取偷渡方式出逃，如果选择最常见的坐船，那么地中海蛇头集团至少要先收取1000美元的“登船费”，这个价格近两年因难民激增而不断上涨。
　　蛇头集团已经高度“专业化”，收了定金和登船费后，还有各种纷繁复杂的费用。平均下来，横跨地中海的难民每人可能需要为此支付美元。
　　这笔费用对叙利亚难民来说，可能需要举家之力才能勉强凑齐。而对大发横财的蛇头来说，偷渡已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为了多赚钱，蛇头会想办法在一艘小船里安置数百人，常常“一趟下来，就是百万富翁”。
　　【安置花费：1.2万欧元】
　　安全对偷渡的叙利亚难民来说是个奢侈品，那些生存下来的“幸运儿”，很可能选择在希腊或意大利上岸。
　　但希腊、意大利等国并不是难民理想的目的地。希腊目前经济状况不佳，失业率在欧盟成员国中排名最高，年轻人中四分之一找不到工作。意大利虽然是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但在难民安置上已经不堪重负。
　　难民最向往的去处是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以及高福利的北欧国家如瑞典。德国政府估计，2015年将德国将迎来80万难民。瑞典的难民政策相当慷慨,去年该国接收8万名庇护申请人，按人数计在欧洲仅次于德国，按人口比例计是欧洲第一。
　　欧盟对难民安置有哪些经济支持？日前，欧洲议会紧急投票通过了一项难民转移安置计划。12万入境意大利、希腊和匈牙利的难民，将由欧盟成员国参考人口规模、国内生产总值、难民申请数量、失业率等权重强制性分摊接收。
　　欧盟规定，成员国每接收一名转移安置的难民，可获得6000欧元的补助；无法参与接收难民的成员国，可能会被要求向欧盟作出最高占国内生产总值0.002%的财务补偿。
　　但欧盟给的6000欧元远远不够。德国地方政府估计，包括住宿、饮食、零花钱、医疗和管理成本，在市政层面，当前平均每个难民每年将耗费1.2万至1.3万欧元。这样一来，2015年难民危机将耗费德国100亿欧元。
　　【难民的潜在价值】
　　对于难民，欧洲各国叫苦不迭，都将其看成巨大负担。其实，难民也带来机会。
　　英国《卫报》的数字显示，已经到欧洲的20万的难民人数，只占欧洲总人口(7.4亿)的0.027%。如果难民人数达到100万，则约占欧洲总人口0.135%。欧洲接纳这些难民，并不可能消耗太多的福利，至于拖垮欧洲国家的福利体系的说法，就更不太可能。
　　同时，“欧洲应当欢迎难民”的声音在欧洲知名媒体上频频传出，个中原因除了人道主义因素，更多是经济学上的战略考量：对于日益“老化”的欧洲来说，年轻人比例高、生育率高的难民群体可以成为补充劳动力的重要来源。
　　欧洲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人口老龄化。根据联合国的预计，为了在2025年前维持当前的退休人员/劳动人口比率，西欧移民比率需要比当前水平提升7到8倍。
　　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出生率已达到人类历史的最低水平。美国皮尤研究中心预计，2050年，这些国家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将在65岁以上。据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统计，德国每年至少需要输入35万人才能维持稳定的劳动力。
　　德国《明镜》周刊甚至有题目为《德国公司把难民当作一个机会》的文章称，德国商界看来，难民到来，可以促进公司成长，保证长期繁荣。
　　因此，对可能需要花费百亿欧元的德国来说，解决难民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或许非常划算。正如欧洲媒体描述说：有抱负的年轻工人突然间涌入德国，好像受到了带着神灯的精灵的召唤。（记者梁淋淋、赵小娜，编辑乔继红、金GG，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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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长江学者：“只有一种经济学”吗？应彻底反思我国高校“经济学美国化”的严重现象
时间： 00:00:15&&
长江学者：&只有一种经济学&吗？
&&应彻底反思我国高校&经济学美国化&的严重现象
原编者按：<span style="mso-spacerun:'yes';font-family:楷体;font-size:12.0000mso-font-kerning:1.年3月31日，国家教育部经学校推荐、通讯评审、会议答辩、人选公示、评审委员会审定、聘任合同签订等程序，确定了440人为2016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青年学者。研究领域为&经济思想史&的人民大学教授贾根良进入&长江学者&名单。
一、&西方经济学&支配全球遭受严正质疑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正统经济学界鲜为人知的海曼&明斯基名声大噪，&明基时刻&的概念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理论界和政策制定部门。明斯基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属于备受西方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排挤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与其具有共同命运的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还包括西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的流派，如新熊彼特经济学、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社会政治经济学和替代性教规经济学等。在这些西方非正统经济学中，究竟还有多少明斯基式的人物一直被埋没?明斯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者?&明斯基时刻&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西方正统经济学长期打压非正统经济学的不正常状况，而且也折射出我国经济学界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即缺乏多元主义的科学精神。
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课程设置的变化，见证了主张废弃&西方经济学&概念的目的所在：除了经济学专业外，我国许多高校包括国际经济学和财政金融等在内的财经类专业，在本科课程设置中取消了&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许多高校在理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考试中，使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西方正统经济学在中国高校的支配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然而，令废弃&西方经济学&概念的提倡者始料未及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资本论》受到追捧，明斯基和皮凯蒂名声大振，长期被压制和被边缘化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开始进入西方国家公众的视野。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对西方正统经济学严重缺陷的众多质疑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新一轮&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所谓&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 (the post-autisitic economics movement)是指2000年由法国学生发起，并在法国、英国和 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广泛影响的经济学教育改革运动，学生们使用精神病学的一个术语痛斥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自闭症&，指责其已经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的许多重要经济问题，呼吁经济学发展的多元化、批判性思考和对真实世界的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再次风起云涌。2009年，亿万富翁 乔治&索罗斯有感于发达国家高等学校中讲授的经济学课程已不适应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出资成立了&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其中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改革经济学课程设置，编写新的经济学教科书。 日，哈佛大学大约70名学生在著名教授雷戈里&曼昆讲授的经济学课程上，通过罢课并发表《哈佛学生致曼昆的公开信》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正统经济学根深蒂固的偏见、 脱离现实和缺乏批判性思考的强烈不满。2012年，德国学生发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学教育改革请愿活动，这一活动很快就扩散到了世界各地，在许多国家涌现出了众多的&后危机经济学社团&、&重新思考经济学联盟&等学生社团组织。日，来 自19个国家的42个学生团体发起成立了 &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一年之 后，这一组织就已发展为31个国家的82个学生社团。
新一轮&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再次直指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例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后危机经济学社团&在其2014年的调研报告《经济学、教育与无 知&&曼彻斯特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中指出，曼彻斯特大学将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提升为经济学唯一的学习对象，其他经济学流派如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奥地 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经济学等在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几乎是完全缺乏的，这种状况扼杀、损害和压制了对于经济学的认知至关重要的创新、创造力和建设性的批判，违背了曼彻斯特大学自己的教育指导方针。
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里，正统经济学支配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育的状况并非个例，正如《国际学生对经济学多元化的呼吁书》指出的，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学生们看来，这种状况在民主社会中是不正常的，&并非仅有世界经济 处在危机之中。经济学教学也同样处于危机之中，并且此危机所殃及的范围远在象牙 塔之外。今日之所教塑造了明日执政者的头脑，因此也塑造了我们栖身的社会。&& 归根到底，经济学的多元化教育是健康的公共辩论的必需品，她是民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呼吁：&不同校园，同一心愿，我们期盼，经济学课程能有所改变&。
二、西方经济学何以支配西方？资本动用国家力量消灭非正统经济学
如果了解经济思想史，我们就会知道，目前西方国家的正统经济学是在19世纪末&边际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继英法古典经济学之后，在欧美国家相继诞生了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 (包括数理经济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老制度学派、熊彼特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19 世纪90年代，马歇尔通过综合&边际革命&的成果，创建了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在美国也得到了发展。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初期的英国和美国已经取得了正统经济学的地位，但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界总体上仍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重大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当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在美国产生的麦卡锡主义对西方非正统经济学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前后五年里，其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信奉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正统经济学家借助麦卡锡主义打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他非正统经济学流派，通过动用国家力量、商业团体力量和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精英阶层等，使得非正统经济学家在大学中得不到雇佣，即使被雇佣也容易被开除。
直到1970年之后，西方正统经济学动用国家力量打击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行为才退居间接角色，而在这时，通过大学的科研绩效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或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特别是通过期刊等级评价等职业力量对非正统经济学的排挤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SSCI即所谓的&权威期刊&实际上只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阵地，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这就导致对存在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相关大学系科的学术评价很低;为了提高评估绩效，这些大学在招聘、晋升、研究战略等决策上不得不歧视从事非正统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直至驱逐这些非正统经济学研究者，这导致了非正统经济学在欧美国家绝大多数名牌大学的消失。
但是，非正统经济学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这种艰难环境中还是生存下来了。在度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灭绝性危机后，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在60年代重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并在以后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派，如60年代末产生了生态马克思主义，70年代产生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法国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80年代产生了新熊彼特学派和女性主义经济学，21世纪初产生了替代性教规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冷战的结束，经济学多元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的兴起，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对正统经济学理论根基的打击，以及非正统经济学家更加积极的学术组织活动，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迅速壮大，弗雷德里克&李甚至用&涌现&这个词形容非正统经济学从1990年到2006年 期间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界所取得的长足发展。
三、抵制我国&经济学现代化就是美国化&刻不容缓
本文提出&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目的在于倡导经济学多元化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学界加强对这种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使之成为抵抗&西方经济学&支配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更有借鉴价值的西方经济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西方经济学&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反映和描述，它建立了市场经济中经济规律的理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来说，需要认真学习、吸收和借鉴。但正如德国演化经济学界的元老乌尔里 希&维特指出的，(作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鼻祖的)边际革命确立的是一种倒退的、牛顿主义的和反历史的经济学主流，在西方经济理论界，针对&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的非现实的和歪曲的描述等许多重大缺陷，一直就存在着大量的批判，而我国经济学界很少有人对此关注，对于&西方经济学&很有用的流行观念也一直缺乏反思。
然而，既然&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西方经济学& 更有价值，那么，为什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呢&&盲目追随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潮流声势浩大，但&西方政治经济 学&却很少有人研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当西方正统经济学通过政府力量和大学科研绩效评估制度将&西方政治经济学&边缘化之后，除了我国的极少数学者外，我国在大规模引进西方经济理论时，人们注意到的就只能是&西方经济学&了。
另一方面，&历史终结论&对我国引进西方经济理论的支配性影响。在冷战时期，由于东西方的对抗，高度集中的苏式政治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正统经济学都走向了极端和教条。冷战的结束导致了苏式政治经济学的终结，但作为其对立一极的西方自由市场大获全胜，结果，西方正统经济学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成为了&伦敦城唯一的游戏&，其支配性影响比冷战时期更甚。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前，在我国兴起的&只有一种经济学，这就是现代经济学&的思潮就是美籍日裔政治学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经济理论界迟到的翻版。
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东欧的剧变使福山欢欣鼓舞，他欢呼美国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完美的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虽然福山早已承认了这种&历史终结论&的错误，但经济理论界的&历史终结论&在我国却一直没有得到反思。2006年，笔者在 《中国经济学革命论》一文中指出：
【实际上，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胜利，而是它陷入终结危机的开端&。1999年成立的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 (ICAPE)就是反思经济学中&历史终结论&的先声。它在成立之初就指出，由于正统经济学在美国的统治地位，在美国，&以至于很难发现不追随正统宗旨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实际上，美国大学的所有经济系都已被经济学是什么、应该怎样研究经济学的单&观点所控制，通常伴随着深奥的数学技术，(自由)市场理论的论证已成为该专业绝对必需的东西，深奥的证明而不是社会目标赢得了更响亮的掌声。在美国所确立的这种专业取向，经过某种时滞，正扩散到欧洲和日本，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各种丰富的经济思想传统的生存危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部分来自于这种事实：许多经济学家在美国受到训练，然后带着他们所吸收的新古典主义精神，回到本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追随美国模式，这些国家在专业人员的招募、提升、薪金和奖赏等方面正转向新古典的和数学化的理论标准。虽然这并没有完全被完成，但在欧洲和亚洲，同质化方法论的统一的相同过程正在稳步地被推进。】
显而易见，在我国经济学界出现的&只有一种经济学，这就是现代经济学&的错误思潮就是上述所谓&经济学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美国化就是新古典化，新古典化就是数学化&这种潮流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经济学界特别是高等学校的经济学院已经到了对经济学美国化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
在我国，目前仍存在着一种企图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模式彻底改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强大力量，加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不仅是抵消这种力量并推动中国经济学多元化发展的有效措施，而且也是加强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种重要途径，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中国经济学多元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如果要加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就必须对我国高等学校的西方经济理论的课程设置进行改革。
萨缪尔森有句名言：&只要让我编写一个国家的经济学教材，我才不在乎是谁制定法律!&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萨缪尔森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经济理论范式在国家意识形态功能上的重要性。
在&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的思潮支配下，我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育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美国大学的同质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西方发达国家&样，&西方政治经济学&在我国高等学校的西方经济理论的教学中也几乎是不存在的。2000年爆发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和近年来的&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都强烈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进入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经济学课程体系。我国在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在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本科核心课程中开设&西方政治经济学&课程，甚至像目前已有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一样，在硕士生教育中设置&西方政治经济学&专业。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西方经济理论教学的课程设置是西方正统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辉格史观发挥支配性影响的产物。简单地说，辉格史观就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编纂历史并指导人们行为的历史观。在辉格史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学界和科学史学界已经遭到批判的情况下，战后以来，辉格史观仍一直支配着西方经济学界，萨缪尔森就是这种历史观的倡导者，直到《剑桥经济学杂志》在2014年第3期出版的&整期专刊对其进行批判。当西方正统经济学支配了美欧国家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后，萨缪尔森在1987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就提出了经济思想史应该站在胜利者的角度来编写。萨缪尔森说到做到，在他有关经济学的谱系图中，经济学中只存在一种从亚当&斯密到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他的眼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旁枝末节，而美国学派、历史学派、老制度学派和熊彼特经济学等另一种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他的经济学谱系图中则消失了。
受上述辉格史观的支配性影响，我国高等学校西方经济理论的教学设置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三门课程。&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讲授的只是作为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只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教材中增加了部分的非正统经济学流派，这是一种有关西方经济理论只存在一种理论传统的&连续性一多元化假定&：&只有少数异端观点丰富了(正统&&引者所加)经济学的话语，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而那些没有(对正统经济学&&引者所加)做出贡献的观点理所当然要消失。&而且，据笔者调查，由于课时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这门课程在还没有讲到非正统经济学流派时就结束了。在这种有关西方经济理论的课程设置中，作为一种与西方正统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育中消失了。
因此，笔者建议对我国高等学校西方经济理论的本科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压缩&西方经济学&课时，增加&西方政治经济学&作为与&西方经济学&并列的核心课程，这是西方经济理论教学多元化的内在要求。在许多大学的经济学院，本科课程中开设了以数学为基础的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没有考虑到服务于学生的实际需要，因为大量的财经类本科学生毕业后并不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没有必要学习更高深的数学和这些中级西方经济学课程。因此，这两门课程都应该取消，同时取消&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课程，将西方正统经济学流派的讲授合并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取消的这三门的1/3-1/2课时分配给&西方政治经济学&，1/2-2/3用于加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
(二）加强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重要途径
首先，在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中开设&西方政治经济学&核心课程可以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中的地位。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所指出的，&确切无疑的是，关于如何超越静态结构的课程&&也许是唯一重要的课程&&来源于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凡勃伦和熊彼特的经济学说深受马克思影响，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可以使学生们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进行比较，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更好地 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奥哈拉将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代发展的内在联系。然而，正如老制度主义者的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指出的，以凡勃伦为代表的老制度主义虽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在笔者看来，霍奇逊的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其他流派。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学习和研究 &西方政治经济学&，可以深刻地体验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大叙事和历史洞察力的强大魅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以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学派为例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这两个学派发展的基础，但其理论创新也受到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影响。调节学派吸收了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者卡尔多的经济理论成果，并从熊彼特经济学、波拉尼的经济学说和法国年鉴学派中汲取灵感，从而创立了调节学派。197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戈登在论文集《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中发表的《漫漫滑行道上的升与降》一文标志着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学派的诞生。该学派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学、长波理论和熊彼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创立的。
最后，通过综合&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早在2003年，笔者在南开大学政 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会议上就提出过这种观点，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文章中也表达过这种设想，这就是：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丰硕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更加丰富，并将大大增强解释现实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例如，老制度学派政治经济学在制度、技术和金融问题，&新熊彼特学派&在技术、中观经济学和产业政策，奥地利学派在&主观知识&、彻底的不确定性和市场过程理论，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性别、家庭和种族，后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财政、货币金融和宏观经济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完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被吸收进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思想来源。
但是，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界，人们除了对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较重视外，对&西方政治经济学&没有多大兴趣，研究的人也很少。几年前，笔者在相关学术会议上曾对这种现象提出过批评：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理论进行比较时，比较的对象只是&西方经济学&，而对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许多共同基础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却视而不见;一些学者在撰写政治经济学史的时候，写的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史&也视而不见，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成了 &孤家寡人&，失去了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在当代发展的联系，创新的思想源泉必然会越来越枯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重视&西方经济学&，轻视甚至与西方正统经济学家站在一起鄙视&西方政治经济学&，这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利，而且对我国经济科学的总体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的失策。近年来，&西方政治经济学&引起了国内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重视，《政治经济学评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给予了很大支持，这些都是很好的开端，但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样，&西方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博大精深的，没有长期的研究，也是无法掌握其精髓的。
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创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能停留在综合&西方政治经济学&成果上，必须要有所创新，要有所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因此，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是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整个过程中都要牢记在心的。只有以中国问题为导向，我们才能通过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做出重要的理论创新，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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