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现象 - 简书
浅析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现象
近年来，执掌公器者揣着城市扩大内需之梦，大量低价收购农民集体土地，任自挥霍，自建鬼城、空心城无数，将农民从自饱的田园里赶上混凝钢筋之楼，强行改变其生活、消费习惯（如自产粮、菜变为花钱购买），令弱势者苦不堪言。若就政策初衷而言，难道上楼后，比农业效率更高的产业就顷刻立地而生？与城市同等水平的公共产品就自然落下了？答案显而易见，这种靠行政级别进行资源配置，严重违反经济自然规律的“摊大饼式”的城市化举措，无疑是效率低下的、浪费资源的。笔者数年前曾在大别山范围地区两座小型城镇（建制镇级）做过志愿者，主街道上稀疏的人群和数量众多的综合性超市形成强烈对比，至今记忆犹新。公共产品的落后导致青、壮人口逐渐向大中型城市（县级、地级、省级）聚集，消费需求不高的老幼留在乡、村，诸如超市、饭店之类的服务产业自然发展缓慢甚至多半中道而亡。反观这个庞大国家的另一极，那些靠行政手段进行资源配置的北上广等大型一二线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即便如此，仍有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奔着时尚的生活方式和更好的公共服务，从全国四方汇聚于此，一边是门可罗雀的超市衰象，一边是饱和臃肿的城市景观。怪不得这个时代的诗人们常常吟唱“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出城之外是荒凉”。现实凋敝，不妨借鉴于史：按照学者赵冈先生的分类，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行政区划的治所，比如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级的行政中心，这一类城市的政治意义比较强烈，是全国性的行政网点。第二类则是都城、州治、府治、县志以外基于经济因素自然形成的市镇。前者称之为城郡，后者称之为市镇。汉代王符《潜夫论》载：“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此处郡县就是行政治所，而所谓市邑正是现代所言的商业性市集，就是市镇。论城市化或城镇化必先正其名，“市”者商业之聚集，“镇”者行政之治所。本文借用文贯中先生《政府主导城市化恶化了城乡收入差》一文中“内生型城市”、“外生型城市”的概念，来分别论述中国历史上的两大类城市。城郡由于政治意义浓厚，生发之故多源于政治、军事需求，我们将之称为“外生型城市”；市镇由于商业意义浓厚，生发之故多为经济自由的自然结果，我们将之称为“内生型城市”。中国历史上的外生型城市我们向古追溯，有明确文献、文物资料记载的城市样貌可以定在周初立国行分封之时，周人由于人口数量所限，无法在广大范围内有效行使统治，故而将族人、功臣、亲近的部落分封至各地，“以藩屏周”。上百诸侯带领各自所辖户族前往各地行武装殖民，以此立城，征服者居于城中，被征服者居于城外，始有国鄙之别，城内为国，城外为鄙。由此之后的两千年，周之城郡作为行政中枢的政治性地位并未消失，一直是层级制下的行政网点（官署、治所）。这类城市的形成，“与由小村镇扩展到城市的自然发展过程迥然不同。”周朝的城郡功能规划计划性较强，《管子.大匡》载：“凡仕者近宫，不仕者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这即是按职业划分居住区域。城墙起到保护作用，将诸如野兽之险阻挡在外，国人由于享受“特权”，可以在城中进行务农，而当地被征服的土著则被阻挡在城墙之外，从事狩猎、捕鱼之业。掌握手工业生产的专业氏族及工商业者也都居住在城中，城内由政府按“一城一市”的统一原则开设商品交易市场，国鄙之人皆在此进行买卖，从商者被纳入行政体系，享有官员资格。春秋城市管理之制与周相同，国鄙之分相当严格，城乡人口不得自由流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度越高，城市化进程越通畅，反之，由于户籍种种限制，城市很难快速成长。种种政治性原因，这个时期的城市规模都偏小。及至战国，国鄙之分逐渐淡化，城外土著开始有进城居住改操他业者，此时法令上已赋予人民迁徙之自由。这个时期，各地诸侯为争疆域，战火迭起，毁城之事时有发生，但由于人力资源未受到限制，城郡有着源源无穷的再生力量，被毁之城可以在短期内重生。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由于城乡之樊篱渐去，城郡人口逐渐增多，为此而扩池之事时有发生。有一点值得注意，这类被毁又再建之城虽然得力于自由迁徙的人民，但其仍然来源于统治者的意志，故而此类城市仍然是传统意义上带有行政色彩的外生型城市，与内生型城市区别。由此而下，及至两宋，中国传统城市的外生型特征基本没有发生过变化，下面以长安为典型，撮其利弊概述之：秦国丞相范睢尝言咸阳地理：“秦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此霸王业。” 张良也曾向刘邦进言：“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很显然，古代君王多选关中为立都之所，主要看中其天然的地理优势：关中西北南三面有天然之险，西有陇山绵延，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及晋西南三地，再兼有黄河通流，实乃自古兵家垂涎之地。此地易守难攻，退可以山河为阻，在交通要到处立关而守，进可东下中原号令群雄，直取天下。此为军事之利。历史上城市的发展受到限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粮食无法靠进口的时代，农业部门的余粮率决定非农人口的多少（城市工商业人口）。咸阳粮食之需求主要靠渭河平原，对于大型城市的粮食供应而言，此一地区面积过于狭小，难以自给自足。从当时的交通运力来看，此地运输又十分困难，山路崎岖，水路多难，渭水等渠，或是水急滩多，或是流程过短，漕运十分不利。此为城市发展严重之弊。虽然如此，由秦至唐，仍然无数帝王、枭雄迷恋于此，欲罢不能。据历史学家分析，此地数朝为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每立新业之后，各朝需要取得前朝法统之传承。除粮食受到限制之外，及至唐代，关中地区自然资源不足的问题一一凸显。第一，由于水源不广，又首都人口众多，水质变咸，口感极差，河川淤塞导致生态逐步恶化；第二，古代薪柴需求较高，此地人口长期居高不下，森林被砍殆尽，唐中叶时薪柴严重缺乏；第三，由于水利灌溉工程的日渐衰败，粮食危机日益严重，不能自足唯求外输，三门峡两处险滩漕运之瓶颈，一直困扰着唐王朝的执政者，有唐一代始终处于缺粮的威胁下。由此，长安开元盛世之盛况终于在藩镇林立之下宣告落幕，“纸香墨飞，词赋满江”再也不是这个城市的主题。到清末，西安城人口只有11万了。由此观之，此地若非政治、军事因素考虑，实在不适合建设大型城市。以靠政治性因素而起家的长安城，对比西欧中世纪后逐渐靠工商业聚集而成的城市，无疑是稳定性极差的城市化方式，一遇朝代变迁，数百年商业积累尽毁，经济中心随政治中心而移，一向是中国古代的常态，城市化代价太大。中国历史上的内生型城市两宋时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分水岭，与前代相比，政府的管制逐渐减少，作为根据经济需求而自然聚集的市镇（market towns）开始逐渐增多，我们将之称为内生型城市，与前文的外生型城市（城郡）相区别。两宋以前之政府对于县级以下的商业市集有着严格的限制，唐代法令更是明文禁止，惮于政府之威，这类商业市集只能处于半地下状态，定期开市，或在阳日，或在阴日，这种集市形式在唐代称之为“草市”，种种政策限制使之只能维持在一定规模，难以发展。宋代取消了县级以下不得设市的禁令，很多自然形成的乡村集市始如雨后春笋，因取得了合法地位，选地合理，资源配置自由，故而日渐扩展，很多不起眼的乡村小镇开始发展成人口众多的地方商业中心，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被政府“破格”为县治或是州治。这类市镇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在时间上发于两宋，兴于明清。剧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一文统计：“江南地区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境内宋代、明代、清代的市镇数量分别为：71、346、479”。这类市镇的兴起主要源于农村副业的发展，两宋开始，人口增加导致农户拥有土地的平均面积日益减少，这种情况在江南地区更是普遍，从事农业耕种的人再怎么“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无法自饱了，故而以副业助农业的情况逐渐增多，又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要低于城市手工业者，城市工商业资本开始向农村聚集。以明清江南地区为例，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从事棉纺、丝织这两种副业，生产出来的纺织品虽然当地没法吸纳，但是经由销售商直接销往他地或海外，为之带来了勃勃商机。这类市镇有一个特点，它的人口往往要大大高于上层行政治所的人口数量，也就是说它的规模大小由其本身市场活动范围及经济实力而决定的，与上层县治没有层级关系。以浙江海宁为例，宣统年间海宁城区（此时行政级别为州治所）的人口为36000，而其辖区内的硖石镇竟有人口75000之众。另外，这类市镇生产出的纺织品并非运往上级行政治所，而是直接运往外地。这足以说明，这类小城镇是摆脱传统城市发展轨道的纯靠经济因素聚集发展而成的内生型城市。另外，长江三角洲的密集水道与长江、运河、淮河相连，这些小城镇内部也是河港盈街，从而将这些商品是便捷的方式运往全国各地，这是内生型城市的自然特征。按照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而言，当商业发展与生产水平到达一定极限，专业分工可以解决这个瓶颈。分工能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使每个人专门从事某项作业，可以节省与其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时间，分工也有利于发明创造和改进工具。当江南地区的副业农户们逐渐专业化之后，劳动效率提高，市场扩大，他们开始发现以此营生已足够温饱，故而开始放弃了粮食种植，专心生产、销售，赢利再投资扩大生产，很多都以此致富，也带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一个地区的富裕必然导致人口聚集，增加出来的人口也肯定会刺激当地消费，日常民用暂且不说，仅就商业谈判所用的茶楼、酒馆、邸店而言，就可以带动相当数量的就业人口。这印证了经济增长促进人口聚集，人口增长再反向促进经济的规律。从经验上看，任何一个天然市镇，只要在规模上、政策上不受到政府的限制都可以扩大到附近城郡的规模，江南诸镇的发展模式正是遵循了这种规律，从而达到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空前盛况。小结：“城”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城”之渐宽促成人口聚集，从而提高“市”的效率和规模，“市”之发展、扩大再反向提高城市的规模，两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由此方为城市形成、成长之显像，诸家言之为“城市化”。城市化是聚集效应的结果，“集聚效应”是指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经济效果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地区靠近的向心力，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企业和居民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由价格信号指导通过自由市场交易逐步实现。由此，市场不断在变化，最优资源组织也在企业与个人的决策下不断变化，包括企业的规模效益程度、创新的资源需求、企业间的分工协作等等。城市化本身即是各种要素出于逐利需求，在某具有区位优势的空间不断自动聚集的过程。“若企业和人口在某空间的聚集是纯粹出于自愿、逐利的动机，那么这就可以称之为内生型城市化”，若政府主导、由地方官员的行政命令推进城市化，那么这种外向型城市化必然持续导致诸如征地补偿不公、环境污染等各种矛盾爆发。健康、良性的城市大多是以商业行为为初始条件而不断聚集形成的有机体，它的过往历史、地貌特征、风俗等有机元素组成了这个鲜活的生命体，而非靠政府养着的城市规划师，机械的图上作业乃能完成，更不是行政命令主观而为。城市像人一样，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体貌特征。欧洲城市之肇始皆发于贸易通道之枢纽，有货方有商→市→城。商者逐利，市者交易，城者保护，“市”的主角是个人和企业，而政府仅是“城”的守夜人，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而非经济建设，这是欧洲古代城市的内生型、自发型特征。欧美城市化之进程多重于“商”，而中国古代的城市多是集政治、经济、军事因素的多功能型城市。《政府主导城市化恶化了城乡收入差》，作者：文贯中《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作者：赵冈。西汉时在咸阳旧址不远处建城为都，名曰长安。《集聚经济学》，作者：藤田昌久（Fujita Masahisa）、雅克.弗朗科斯.蒂斯（Jacques.Francois.Thisse）
猛然发现，自己喜欢的历史人物，几乎全是悲情英雄。基于资源约束的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轨迹与特征--《系统管理学报》2015年06期
基于资源约束的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轨迹与特征
【摘要】：建立资源约束条件下当代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模型,应用非线性回归拟合并模拟出发展轨迹,分析当代中国城市化速度和加速度的特征。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轨迹呈"S"型曲线;速度呈倒"U"型曲线,于2003年达到顶峰,且平均速度比以往其他时期更快;加速度不断减小且在2003年达到零值。之所以出现这些新特征,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推力和资源约束对城市化的阻力双重作用。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基金】：
【分类号】：F299.2【正文快照】：
城市化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必然趋势,是迈向文明社会的重要过程,其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1]。按照目前的主流观点,中国城市化发展历程从时间上可划分为古代(清朝以前)、近代(清末民初~1949年建国)、现代(20世纪50年代初~80年代末)、当代(20世纪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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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5号《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对中国古代城市化率的变化情况有如下统计：
请指出南宋时期城市化率程度最高的原因是①国家统一，社会稳定　
②坊市界限被打破　③政府不再限制商业发展　
④商业发展的推动A.①②
据所学知识，③政府不再限制商业的发展的说法错误，因为政府对商业的发展总体上是控制的，但不是不再限制。根据材料中的表格所提供的朝代，与南宋进行比较不难发现，①② 是城市化率程度最高的原因。
试题“《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对中国古代城市化率的变化情况...”；主要考察你对
等知识点的理解。
中国古代常以左右来区分人或事物的远近尊卑。唐宋时期都是左官高于右官，到了元代，不但转变为以右官居上，而且发展到连科考取士也分左右榜，蒙古人列入右榜，汉人则在左榜。而到了明朝，又恢复了尚左的传统。据此得出的结论不正确的是　
A．左右观的变化具有时代特征
　B．左右观与其民族文化相关
　C．左右观的变化体现社会进步
　D．左右观是等级社会的产物
某同学找来《康雍乾三朝实录》、《论军机处的本质》、《清代中英内阁制度的比较》等参考资料，计划写一篇小论文。下列最可能成为这篇论文题目的是
A．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B．明清的君主专制 C．清代君主专制统治的强化
D．浅议中国古代职官的变化
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当代史学家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律作了如下总结：皇帝从资历较浅、地位不高的心腹近侍或仆从中选拔一些人来承担政务，逐渐演变成正式的辅政机构，当这些辅政机构和官员的权力较重时，皇帝又从更为亲宠的近侍或仆从中另选一些人来承担政务，有意架空原有的辅政机构和官员，剥夺其实权，仅保留虚衔或使之变为荣誉职称，然后又进行下一轮的循环……每一次循环的结果，都使得中枢机构原权力更分散，皇帝的权力更加强。这种不断地转移与分散，是君主专制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
材料二 中国的专制主义……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请回答：（1）材料一中所述的“君主专制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反映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哪一对基本矛盾？根据所学知识，概述西汉、隋唐、宋、元几个时期中枢权力体系的主要变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根据所学知识，明清之际的哪些史实能够反映材料二中“但是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对此你如何评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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