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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共产党人参加的欧洲1848年革命流光溢彩
作者：高放&&&&&&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9月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
摘要：欧洲1948年革命烈火燃遍十八国，历时一年九个月，终于被法、德、奥、俄等国反动势力联合扑灭。这场革命就总体而言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革命，但是由于无产阶级已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场，由于有德国和法国共产党人参加，终于创造了新奇迹。巴黎六月工人起义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武装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率领德国共产党人开展了报刊斗争、群众斗争、议会斗争、武装斗争和法庭斗争，革命失败后他们又系统总结了革命经验，为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留下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和理论财富。
关键词：欧洲1848年革命;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德国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
　　一、欧洲1848年革命的特点、历程、作用和意义
　　1．欧洲1848年革命的新特点
　　近代欧洲多国发生过多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年德国下层贵族起义和农民战争(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称之为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长期斗争中的第一次大决战)、1640年英国革命、1789年法国革命、年西班牙革命等等。这些革命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只出现在某一国，而且相隔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久。欧洲1848年革命从总体上看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民族独立革命，然而与上述这些革命相比较，我认为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的新特点。
　　第一，欧洲1848年革命爆发在欧洲多国，这时资产主义的发展已超脱封建主义社会的框架，开始进入自由资产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金融贵族王朝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促使欧洲多国发生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以求得资本主义更新、更快的发展。所以欧洲1848年革命不是只发生在某一国，而是由意大利首先起义，在短短几个月中迅即形成星火燎原态势，革命烈火燃遍了意、法、德、奥、英、罗、波、匈、捷等18个国家，在欧洲历史上掀起空前未有的全欧性的革命风暴。这种史无前例的革命形势以致马克思于日为他主编的《新莱茵报》撰写新年祝词时昭然预测到“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1849年的前景。”[1]175随后实践表明，1849年欧洲革命已经退潮，既未出现巴黎工人起义，也未发生世界大战。然而，马克思的预言还是含有科学性的。基于他对资本主义深刻矛盾的洞察力，巴黎工人起义还是在事隔22年之后，即1871年爆发了，这就是创建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的巴黎公社的盛举，世界大战也在事隔65年之后发生了，这就是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欧洲1848年革命发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在欧洲多国开始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时欧洲多国除了国内依然存在金融贵族王朝和封建专制主义压迫之外，又增添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开始于19世纪，最早是1810年、1815年和1819年的英国危机，随后是1825年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国际性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1836年又发生同一性质第二次国际性经济危机。1847年4月欧洲金融市场发生一次恐慌，接着引发工业生产过程危机，到10月经济危机达到顶点。关于这次经济危机的具体细节，随后我们还要细述。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1847年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商品的惊人过剩和东印度贸易上的无限度的欺诈。但是还有别的情况促使有关部门的一些十分富有的商行遭到破产”[2]551。可以说正是第三次世界经济周期性危机引发了欧洲1848年革命。欧洲多国新兴资产阶级力求通过革命在政治经济上取得更多更大的统治权与控制权，以摆脱经济危机，达到资本主义更快更顺利的发展。
　　第三，欧洲1848年革命爆发前，欧洲多国工人阶级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它们不再像从前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中那样，只是充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随从和同盟军。它们经过1834年和1836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锻炼，已经有了浴血斗争的经验，已经开始从自在阶级提升为自为阶级，已经初步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所以在革命中能够独立自主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勇于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权益而斗争。这样就使得欧洲1848年革命、特别是法国革命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当法国二月革命后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未能满足工人要求并且继续压迫工人时，巴黎工人就毅然决然于6月间发动工人起义，高呼“民主和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起义虽然遭到镇压，但是工人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却扬眉吐气，响彻云霄。
　　第四，欧洲1848年革命是在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创建启动之初爆发的。马克思、恩格斯立刻率领一大批党员集中在巴黎，拟定了德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策略，赶回德国力求引领革命的航程。同时，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布朗基领导的“中央共和社”组织工人在二月革命后持续开展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该社号召工人和劳动群众为“劳动者的彻底解放”和建立人民自治共和国而奋斗。马克思把布朗基“中央共和社”视为法国共产党，曾经声援布朗基的“共产党”活动。1848年的德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由于有德、法两个共产党参与活动，曾经创造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新奇迹，这在随后还要细述。我们首先从总体上认清了欧洲1848年革命具有以上四个新特点，进而再来考察这场革命的原因和进程。
　　2．欧洲诸国爆发革命的成败历程和具体原因
　　1848年初欧洲接连爆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1月12日，首先在意大利(在奥地利统治下)西西里岛的巴勒摩爆发人民起义；接着，2月24日法国巴黎人民起义，3月13日奥地利维也纳人民起义，3月15日匈牙利佩斯起义(1872以前，布达佩斯分为布达和佩斯两个部分，当时首都是佩斯)，3月18日德国柏林起义和意大利米兰起义。这次革命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波及欧洲18个国家：意大利、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瑞士、西班牙、英国、瑞典、挪威、丹麦、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希腊。革命从西欧扩展到东欧，形成为全欧性的滚滚不息的洪流；以法、德两国为主，中心是在法国。法国之所以成为革命中心，是因为斗争最激烈，影响最重大，出现了二次夺取政权的斗争高潮。这次欧洲革命的时间长达一年又九个月，大体可划为节节进攻和且战且退两个时期：以1848年意大利的一月起义为进攻的起点，以巴黎的六月起义为顶峰，发展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搏斗；然后革命便且战且退，10月维也纳人民再次起义，奥皇仓皇出走，政权转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反动派旋即反攻倒算，11月起义又失败。1849年5月沙俄武装干涉匈牙利，这个月南德护宪起义军奋起战斗，到7月部分队伍被迫撤退到瑞士，余部惨遭杀害，8月威尼斯陷落，9月匈牙利军队守卫的科马罗要塞失守。至此标志着革命完全失败。
　　欧洲1848年多国爆发革命是各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的，有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这次革命具有空前的猛烈性和广泛性。当时欧洲还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资本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起来，正逐步代替封建制度。但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已经突出暴露出来。40年代中期欧洲干旱，年马铃薯及其他农产品的病虫害和歉收造成严重饥荒，于是粮商和交易所大肆投机，物价猛涨，民不聊生。1847年4月从英国开始爆发了工商业危机，随即蔓延到欧洲大陆各国，形成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1847年11月，英国900多家工厂倒闭了200多家，工业产量下降25%，在危机中有30多万人饿死。在法国，1848年与1847年相比，煤产量从550多万吨降到400万吨，铁产量由近60万吨降到47.2万吨，法兰西银行的业务由27亿法郎减到18亿法郎。在业工人工资降低50%－60%。有些地方失业工人占2/3以上，仅巴黎市就有10万工人因失业而流落街头。政府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以致人民拒不使用纸币。柏林在1847年4月爆发“土豆革命”，人民群众因不满土豆价格暴涨，4月21日冲进商店不给钱就把土豆和其他食品抢夺一空。仅仅汉堡一地就发生128起破产事件。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经济危机同政治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说：“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使得到处民怨沸腾。1847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也像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一样，引起了流血冲突。”[3]84恩格斯也说：“1846年和1847年工商业的不景气和农业的歉收引起了1848年的革命。”[4]255
　　封建主义压迫和民族压迫是1848年革命的主要起因。
　　革命前的意大利在奥地利统治下，国家处于割据状态，政治上分裂为撒丁、伦巴底—威尼斯、托斯坎纳、两西西里、帕尔马、莫登纳、卢加等八个小国。从帕尔马到莫登纳仅有37英里，竟要课税6次。全国成为奥地利倾销商品的市场。因此广大人民要求独立、统一与民主，这样才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
　　革命前的德国，分割为38个邦。虽然1815年成立了德意志邦联，但是各个君主国依旧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其中普鲁士和奥地利是最大的两个邦，互相争夺德意志的霸权。封建专制制度的这种分裂割据状态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振兴。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迅速。可是一个商人要从柏林到瑞士，在德意志境内就必须经过10个邦国，即是要办10次过境手续，要换10次货币，要上10次关税。备受专制主义压迫的人民要求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拥有实权的议会。王国政府被迫于日召开的“联合的邦议会”，只能对立法起谘议作用，只能同意政府增税和发行公债，而无权制定法律。就是这样一个作为专制政府附属品的议会也因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拒不同意拨款而被国王于6月27日遣散。
　　法国1789年革命后，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了法兰西共和国。但是后来君主制曾经三次复辟：第一次是年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第二次是1815年复位的波旁王朝，第三次是1830年上台的奥尔良王朝。君主制三次复辟说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有个较长期的较量过程。奥尔良王朝是金融资产阶级统治，但是上层建筑还是君主制，不过已经不是以前的封建贵族地主君主制，而是资产阶级君主制。共和派资产阶级不满资产阶级的君主制，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扫清道路。广大人民要求参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1847年7月起资产阶级共和派开展宴会运动，参加者成千上万，在宴会上民主共和派抨击王朝政府，要求改革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在下层群众中，革命情绪日益高涨。
　　在东欧各国，除了内部封建专制主义压迫之外，还有外部的民族压迫成为主要矛盾。当时东欧国家处于三个帝国、一个王国的统治之下，这就是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其中，意大利、匈牙利、捷克以及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主要是反对奥地利帝国的统治；波兰除反对奥地利帝国外，还反对俄罗斯和普鲁士；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还反对俄罗斯和土耳其。
　　总之，当时欧洲社会资本主义压迫、封建主义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激化是爆发革命的根本原因。从欧洲社会全局来看，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专制势力的矛盾。从局部来看，某些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开始日益尖锐，如法国和英国；中欧国家这种矛盾也已开始抬头，如德国和奥地利；东欧国家则是民族矛盾更为突出。各国人民大众要求摆脱经济危机、消灭封建制度并谋取生活出路，要求实现共和政体、民主权利、国家统一以及民族独立。欧洲当时像火药库一样，存在革命烈火一触即发之势。
　　为什么革命不早不晚、恰好在1848年初爆发呢?任何历史必然性都要通过偶然性表明出来。年，意大利的教皇换人，新教皇在人民强烈要求下被迫在各小国先后实行一些改革，唯独在西西里亚原封不动。于是在1847年12月间召开的两西西里自由派秘密会议上决定：如果政府在日之前不作任何让步，就要号召全岛居民举行起义。决定遭到政府拒绝后，人民乃如期举事。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决定在2月22日举行宴会并组织示威游行。王朝政府下令禁止，扬言要用武力镇压，资产阶级被吓得不敢动弹，而工人和人民群众却如期聚集宴会地址，在游行中高呼“改革万岁!”等口号。23日政府发出总攻击命令，工人在一夜之间筑起了1500多座街垒进行抵抗。到24日起义工人占领王宫，驱散立法会议，建立了临时政府。维也纳和柏林等地的起义是在法国革命推动之下，也是通过人民与军警的冲突引起的。
　　从上述欧洲1848年革命的背景和原因上可以看出，这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锋芒主要是指向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即使在已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英、法两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东欧一些国家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任务多一个民族解放任务。这次革命局部(在法国)由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巴黎二月起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六月起义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
　　由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勾结，联合镇压了人民大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资产阶级理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工农是其同盟者，但是在1848年革命中为什么资产阶级却未能成为主力军?那是由于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这使得资产阶级异常害怕，所以它宁可投靠封建势力，使革命半途而废。这就决定了1848年革命是沿下降线发展，而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则是沿上升线发展。那时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阶级，工农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威胁它的存在，因而敢于号召工农参加革命，革命是逐步加温的。政权由较温和的政党过渡到较激进的政党。第一步是君主立宪派掌握政权；第二步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吉伦特党人统治，废除了君主制，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三步是资产阶级激进派、雅可宾党人建立了革命专政，这是1789年革命发展的最高点。雅可宾专政时期是红色恐怖时期，严厉镇压了君主派和反革命叛乱，制定了在资产阶级范围内最民主的宪法，铲除了封建制度，解决了土地问题，把革命推向最高峰。与1789年相比1848年是下降线。无产阶级力量大，资产阶级害怕工农，倒向封建势力，由妥协到勾结，联合镇压人民。二月起义胜利后最先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占优势，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六月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优势，实现了卡芬雅克军事独裁专政；1849年由资产阶级君主派掌权，1852年秩序党老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黄袍加身，法兰西帝国又复辟了。终于使法兰西第二帝国取代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而言之，法、德、奥、俄的反动势力在镇压这次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沙皇俄国扮演了欧洲宪兵的角色，组成俄奥联军，出兵匈、波、罗等国，成为扑灭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刽子手。到1849年9月革命火焰终于完全息灭。1848年革命后，君主制度又在欧洲普遍复辟。继1851年法国路易·波拿巴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之后，奥匈帝国又恢复了，匈牙利共和国被镇压了，德国日国王部队解散法兰克福议会，恢复君主专制。意大利又被奥地利占领，罗马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均被摧毁，国家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从50年代初起，如马克思所说：欧洲进入了“反革命狂欢暴饮的时期”[5]61。
　　3．欧洲1848年革命对于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作用
　　这次革命是欧洲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几乎席卷了全欧洲，震动了全世界。一百多年来欧洲1848年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影响重新再现。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俄国十月革命带动，芬兰、德国、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的革命则是第二次欧洲大革命；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东南欧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西欧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则是欧洲第三次大革命。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角度看，欧洲1848年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舞台之后、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共产党建立之后发生的。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这次革命对于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起了以下四方面的历史作用。
　　第一，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要善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要求。第一个共产党在1848年德国革命中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并且积极开展多方面的活动。这一点我们集中在下一节来写。法国虽然还没有建立共产主义政党，但是有原来四季社的成员进行秘密活动。二月革命后工人立即组织了很多俱乐部和其他革命团体。最进步、最有影响的是布朗基领导的“中央共和社”，还有拉斯拜尔的“人民之友俱乐部”，制鞋工人沙瓦利的“兄弟会”等。它们实际上领导了工人运动，独立参加了革命斗争，提出了自己独立的主张，要工人注意社会政治问题。在法国二月革命中，工人们提出了“社会共和国”的口号，虽然其含义还较含糊，但已经比30年代里昂工人起义的主张高出一筹，而且已经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它不是只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不是只要求实现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而是更进一步要求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广大工人要求：实现劳动权和十小时工作制，负责安排工人就业，消灭失业和贫困，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如恩格斯后来所说：法国二月革命中工人怀有“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模糊的社会主义的“预感和憧憬”。[6]509，510在2月24日巴黎起义中工人起先行和骨干作用。起义胜利后，25日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弗朗斯瓦·拉斯拜尔()即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指令临时政府在两小时之内宣布成立共和国，否则他就要带领2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由于工人的强烈要求，在共和国临时政府中有改良派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深受他思想影响的机械工人阿尔伯两个人代表工人参加，任不管部部长。工人们多次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制定劳动法，设立劳动部。为了解决工人就业问题，政府被迫于2月26日决定组织国家工场。28日成立“政府工人委员会”，设在卢森堡宫，又称卢森堡委员会；3月2日下令把工作日定为10－11小时(本来为12－14小时)。3、4、5月，工人们又三次举行示威游行，提出把军队撤出巴黎、组织劳动、援助波兰等要求。5月间当制宪议会表现出敌视无产阶级，不让工人参政时，布朗基和拉斯拜尔等率领工人冲入议会会场，企图把它解散。9月间巴黎工人选举拉斯拜尔为制宪议会议员，12月间巴黎各社会主义俱乐部又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1842年出版《公有法典》名著的空想共产主义者狄·德萨米()也积极投身1848年革命。他参加布朗基领导的“中央共和社”，出版《人权，无产者论坛》报，支持布朗基的革命路线，反对路易·勃朗的改良举措，坚决站在革命工人一边。凡此都说明法国工人及其知识分子在1848年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至于资产阶级在社交场合也不时称呼“同志”。在奥、匈等国，工人的罢工、报刊、团体、群众集会、示威游行、武装起义，在革命中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如前所述，英国的宪章运动在1848年革命中也掀起了第三次高潮，这是英国工人在这次革命中的独立行动。列宁在1915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把1848年6月的宪章运动同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905年的俄国革命并列为“工人走向世界革命”的三大事件。[7]159
　　第二，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结在一起，进行不断革命。法国的二月民主革命发展为六月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虽然被迫接纳两个工人代表为部长，但是两人并无实权；5月10日组成共和国新政府时，连这两个有名无实的工人代表也被排斥出去。5月16日又解散卢森堡委员会，并封闭各革命团体，随即又把工作日延长到12－14小时。6月22日下令解散国家工场，要把工人编入军队或送到外省垦荒。这就激怒了广大工人。当天工人上街游行，并派代表与政府谈判，强烈要求保留国家工场，撤走军队，审判政府委员，解散制宪议会，建立社会共和国。工人们在游行中高呼“全部企业社会化”、“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万岁!”这表明工人已具有较为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工人们还认识到必须用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建立起社会共和国。6月23日一天之内巴黎布满了比过去更加高大而坚固的街垒，集合了约4.5万起义者。这时革命派领袖布朗基、拉斯拜尔等已经被捕，而路易·勃朗、蒲鲁东等改良派首脑反对起义，只有“人权社”支持起义。人权社这个革命团体是由前军官、秘密会社的卓越活动家约·勒·泰·盖尔索济()领导的。他拟定了一个作战计划，准备以四个纵队由工人居住的巴黎东区分进合击，向市中心大举进攻，以便占领市政厅。他还亲自指挥了战斗。恩格斯称赞他是“巷战的最初的组织者”，“第一个街垒战指挥者”。[8]176从6月23日到26日，起义者同政府军激战了四天。24日工人曾经占了绝对优势，队伍冲到市政厅附近。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急忙授予陆军部长卡芬雅克军事独裁大权。他调遣了配备有大炮和燃烧弹的20多万人的精锐部队，包括反动派用金钱收买的流氓无产者2.4万多人组成的别动队，终于把装备简陋的、数量不及它1/4的起义者镇压下去了。恩格斯热情赞扬“巴黎工人作战多么英勇，多么齐心，多么有纪律，多么有军事素养”[8]175，“起义规模的巨大以及起义者的英雄气概、组织迅速和同心同德是令人惊异的。”[8]167起义因寡不敌众，缺少外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缺少科学社会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等原因而失败。但是，它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3]478，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3]101巴黎工人在激战中牺牲3千人，事后有1.1万多人被枪杀，2.5万多人被判处监禁、流放或服役。这众多先烈、先贤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先驱，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树立了第一座丰碑。
　　第三，在革命斗争中要争取各国工人国际主义的支持和联合行动。以往的工人运动由于各国参差不齐，所以配合不是那么紧密。这次在1848年革命高潮中，欧洲许多国家的工人第一次几乎同时都行动起来了。巴黎工人在六月起义发表的宣言中意识到自己行动的国际意义：“如果巴黎带上枷锁，那么全欧洲都要受到奴役。”“我们保卫的事业是全世界的事业!”他们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在德国的《新莱茵报》上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发表了多篇文章声援巴黎工人的革命斗争。8月间维也纳工人运动高潮期间，马克思到维也纳加强国际联系，同各工人组织和民主团体的领导人讨论互相支援的问题，还在第一届维也纳工人联合会上作关于西欧社会关系和工人阶级作用、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报告。1849年6月初，马克思预料法国将发生重大革命事件，作为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从德国的宾根来到巴黎，与法国的各秘密工人组织领导人和社会主义者加强联系。为此他于7月中旬被法国政府当局驱逐到法国西部一个沼泽地去。1849年法国人民开展了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斗争，德国的《新莱茵报》发表了阐明意大利革命道路的文章。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的起义和斗争都得到欧洲许多国家工人广泛的支持。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同法国、英国、匈牙利等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和共同行动的情况，在下一节中还要述及。
　　第四，欧洲1848年革命还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促进了他们从否定社会主义到肯定社会主义的转变。如前所述，在1848年之前，由于社会主义是代表上流社会的种种改良方案的思潮，而共产主义是代表工人阶级的运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自觉地认定了共产主义，摒弃了社会主义。然而在1848年革命中，由于布朗基、路易·勃朗、蒲鲁东等人在工人中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广大工人深受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在革命斗争中响亮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代表工人阶级权益的主张，同时散发各种传单，要求“打破资本统治”，“消灭人剥削人现象”，“合理分配劳动成果”，“实现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巴黎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社会主义却已广为深入工人内心。为了贴近、争取广大工人群众，马克思、恩格斯就不能再对社会主义采取贬斥、排斥的态度，而必须转向接受和认同。为了与各派社会主义者划清界限，马克思于1850年提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新概念。他这样说：“无产阶级就日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过渡阶段。”[3]166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通常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而且更多使用“社会主义”，较少使用“共产主义”。
　　4．欧洲1848年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
　　这次革命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仍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历史意义。
　　第一，1848年革命严重打击了封建主义。有的国家一度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除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之外，1849年2月还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有的虽然没有推翻君主制，但是王朝政府被迫让步，召开议会，颁布宪法，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如德国的法兰克福议会及其通过的帝国宪法；或者被迫废除封建义务，如奥地利1848年9月帝国会议通过以赎买的办法废止封建赋税，赎金数目为农民每年交赋的20倍，这样就加速了农奴制的消灭。许多措施尽管不彻底，然而人民多少得到一点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对君权和封建剥削作了一些限制，从上而下作了点滴改革。东欧一些国家一度曾取得民族独立，实现民主权利。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匈牙利独立宣言”，成立匈牙利共和国，脱离奥地利帝国，科苏特被选为国家元首。奥地利迫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压力，曾允许捷克斯洛伐克成立责任内阁，实现语言平等，并免除劳役。罗马尼亚的蒙特尼亚公国曾制定宪法，宣告成立共和国，脱离奥地利。虽然这些成果未能巩固，后来封建专制势力又反攻倒算，但是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乃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因此封建专制势力不得不作出让步，让资本主义逐步发展起来。马克思有一句名言：“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3]25，这表现为德国和意大利后来从上而下实现了民族统一，缓慢进行民主改革，终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奥地利、法兰西也是在保留君主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法国在1870年以后才巩固了共和制)。后来俄国、日本等也都是由封建君主制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在1848年革命打击下世界上出现了不同于美国那种从下而上革命，立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另一条通过君主立宪制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第二，1848年革命暴露了资产阶级虚伪、残忍和卑鄙的本性。法国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胜利之初曾经以充满柔情蜜意的花言巧语来欺骗工人，说什么“共和国政府负责保证工人能够依靠劳动生活，它负责保证所有公民都有工作”[9]77，“工人问题是最重大的问题，共和国政府没有比这个更崇高和更庄严的任务”[10]245。事实证明临时政府的诺言不过是一纸空头支票。5月15日当巴黎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之时，政府却下令逮捕了布朗基等工人领袖，随即颁布了一系列“残忍的法律”(马克思语)，禁止街头集会，封闭民主团体，解散国家工场。在六月斗争中资产阶级更进而发射霰弹炸开无产阶级的躯体，把巴黎的马路淹没在工人的血泊之中。如果说法国的资产阶级以暴君的面貌出现，实现了反革命；那么德国资产阶级则是“以奴婢的身分出现，并为自己暴君的利益而实行反革命。”“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11]316它从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戴皇冠的代表人物握手言欢。它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如马克思所生动地描绘的：它“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初次勃发的青春激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风烛残年的需求；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权柄时的形象。”[3]76英国资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表现出自己特有的绅士派头，起初它对革命表现出胆战心惊，后来“为了排遣对于英国来说是一种平常的沉寂，开始将革命当做一场戏来消遣，后来就有点背叛革命，后来又向革命卖弄风情，最后，靠革命大发其财。”[12]256各国资产阶级的充分表演给工人阶级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思想教育课。
　　第三，1848年革命给了以前的“这些喧嚣一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形式以致命的打击。”[13]306鼓吹封建社会主义的法国贵族和德国容克地主的一些代表人物，这时都偃旗息鼓，收起了社会主义假招牌，赤膊上阵用刺刀镇压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革命中又玩弄一些新花样。路易·勃朗在革命前就鼓吹建立社会工场作为“健全的劳动组织”，由工人选出代表经营管理。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国家工场和卢森堡委员会。政府要该委员会“担负起关心劳动人民状况的实际与专门的使命。”特任命路易·勃朗为该委员会主席，工人阿尔伯为副主席。这个委员会一再号召工人不要“过于急躁”，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主张“逐步用和平方式、稳步地消灭无产者阶级”[10]246－247，其具体办法不外是发行无期公债赎回铁道和矿山，集中保险事业，由国家贷款大办工人协作社，把其利润分给全体劳动者，“使纠纷、战争和革命永远不可能发生”[10]249。实际上卢森堡委员会在调解劳资矛盾时，往往是偏袒资方。马克思把它比喻为“社会主义的礼拜堂”，并说：“这个礼拜堂的两个最高祭司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让巴黎无产阶级有工作可做。”可是“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行政权”[3]87；他们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3]102。然而解散卢森堡委员会和国家工场的法令，以及随之而来的枪杀工人的炮声却把狮子唤醒。本人是排字工人成分的改良派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在二月革命后创办《人民代表者报》，鼓吹兴建“人民银行”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主张为人民银行筹集股金100万股，每股5法郎，共计500万法郎；然后无息贷给工人办工厂，自产自销产品，分配全部所得，从而摆脱剥削。当他的计划被国民议会否决后，就自己动手召股。果然有1.2万人第一批认购股票。人民银行于日宣告建立，可是还来不及开张，就在4月12日被迫关闭。因为路易·波拿巴上台后政局迅速恶化，蒲鲁东本人又以报刊案件的文字罪被判三年监禁。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了。好多人仍然沉湎于“爱”的梦幻之中，否认民主革命，害怕暴力革命，于是纷纷远离革命，躲进自己渺小的安乐窝去了。有的人在革命中坚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敌视无产阶级。例如大名鼎鼎的格律恩，当上了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他在《科伦日报》和《特利尔日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认为“这是一个学派的炮制品，而不是人民心声的反映”，其中提出的一系列要求都是荒谬的，一旦实现就会导致“无限的专制暴政、生产停滞、饿殍遍野，贫困的平等”。另外一些人加入沙佩尔—维利希宗派集团，反对德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路线，如赫斯。还有一些人投入反动派怀抱，如库尔曼成为奥地利政府的密探。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1848年革命期间也在巴黎散发自己的作品，鼓吹通过和平道路逐步改造社会，对革命泼了冷水。布朗基派虽然坚持共产主义，坚持革命斗争，但是不善于联系、发动与组织群众，不善于隐蔽自己。二月革命后他刚出狱，就英勇领导工人开展斗争。5月26日因带头参加巴黎工人大游行又被捕，被判10年徒刑，无法再起作用。布朗基派因群龙无首，难以集聚团队的威力。总之，革命的洪流冲刷了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更显出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犹如鹤立鸡群，独显高大。
　　第四，1848年革命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经受了巨大的考验和锻炼，使他们丢掉了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幻想，增长了革命见识，提高了阶级觉悟，积累了政治经验。第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大量论著来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武装全党和无产阶级。1848年革命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是异常丰富的。他们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著作中着重论述了以下几点。第一，无产阶级应如何对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既不能拒绝参加民主革命、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在民主革命中充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附庸，放弃社会主义前途；而要积极参加民主革命，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3]193，这样才能争取贯彻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不断革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逐步发展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特点一般是两头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等)。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要善于联合广大的中间阶级，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阶级。在当时条件下农民就是最广大的中间阶级。法国工人的六月起义的失败就是因为农民轻信反动政府的欺骗，所以马克思在总结法国革命经验时强调指出：如果无产阶级得不到与农民一起合唱，那么“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3]573德国的革命也因为缺少农民的支持而失败，所以马克思认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14]131这里用“合唱”和“再版”的形象说法说明了同盟军的重要性。第三，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不仅需要国内的同盟军，而且需要国际主义的团结。这一方面要求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配合行动；另一方面要求无产阶级大力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马克思从1848年工人斗争的失败中深切认识到：“只要工人还是奴隶，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3]104恩格斯也指出：“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15]391第四，无产阶级要善于采取各种斗争形式来求得自身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其核心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级采取了罢工、示威游行、议会斗争、创办报刊、组织社团等多种斗争形式。由于剥削阶级的官僚军事机器愈益庞大，并且用暴力镇压人民，因此“应当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1]38，马克思形象地认定“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应当通过革命把旧的官僚军事机器“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14]352为了镇压六月起义，法国资产阶级公开宣布“卡芬雅克专政”；德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讨好封建阶级，却讳言“专政”，说什么“政府没有实行专政，它也不可能实行专政，它不愿意实行专政”。马克思当即指出：“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3]69他在总结法、德革命的这些经验时，进一步把原先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提法提炼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简明公式。他认为自己在理论上所增加的新内容就是指明了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4]106。我们理应认清：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无产阶级民主为前提；如果只是极少数领导人的专政，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蜕变为极少数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只是达到每个人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个宏伟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如果滥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则会造成新的奴役，反而达不到目标。总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1848年革命中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又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新发展。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参与、指引欧洲1848年革命中是否也犯有错误呢?对于这个敏感的问题，以往在国际共运史教学和教材中是避而不谈，讳莫若深的。我在这里摘引一段我从列宁著作中细心查找到的权威性说明。列宁于1907年发表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俄译本序言中这样写道：“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为共和国捐躯’，——恩格斯回忆他年间参加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情绪时这样称呼那个时代)，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16]728列宁在这里所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的这三点错误，表明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当时在实践中也还带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成分。我们不必为尊者讳，但是也不能苛求先哲。革命家总是热望革命事业能够早日完成。这也表明把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长期探索、不断改进、曲折前进的历程。
　　综上所述，从欧洲1848年革命对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四个方面的作用和这一场革命四个方面的重大历史意义可以看出，革命虽败犹成，成果累累，熠熠生辉，流光溢彩，长久映照。
　　二、共产党在德国1848年革命中的纲领、策略和活动
　　1．制定纲领、策略，反对两种错误倾
　　向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刚在1847年6月创立、1848年2月刚发表党纲《共产党宣言》，就迎来了欧洲1848年革命。如上所述，这场震撼欧洲的大革命，从全局来看是反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德国就更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国虽然于年最早在欧洲爆发过第一次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下层土地贵族起义和农民战争)，但是革命失败后在300多年之中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全国仍然处于君主专制统治和地方割据统治之下。德国革命者既然在海外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就不能不回国投身革命，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代表无产阶级深深打下自己的烙印。
　　日巴黎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意识到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席卷欧洲大陆，因此立即作出决议：把中央委员会的全权授予最强有力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大约27日，布鲁塞尔方面接到通知后就代行中央委员会职权。同盟的领导人都积极参加布鲁塞尔共和派的武装起义，马克思还慷慨解囊来武装工人。他们不是已被比利时政府逮捕和驱逐，就是随时都有遭到迫害的危险。这样中央委员会就难以在布鲁塞尔立足并开展工作。同时鉴于巴黎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于是中央委员会于3月3日作出决议：将中央委员会迁往巴黎，解散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授权马克思独自实现中央对全盟一切事务的领导，并委托他亲自选择人员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可是当晚马克思即被逮捕，拘留18小时后被押送到法国边境，然后到达巴黎。3月6日，他就在德国侨民大会上演说，号召他们参加巴黎工人的革命斗争，或者单个回国参加革命，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伯恩施太德等人准备组织义勇军打回德国的冒险计划，因为革命不能靠外部武力“强行输入”。要是那样做，就是“把革命当做儿戏”，“就等于破坏德国的革命，加强各邦政府，并且使义勇军徒手去受德国军队摆布”[6]239。8日，他参加同盟四个巴黎支部的联席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德国工人俱乐部，作为外围群众组织，便于开展活动。3月11日，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委员有马克思、沙佩尔、鲍威尔、恩格斯、莫尔、沃尔弗6人，马克思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从3月下旬到4月初，中央委员会鉴于德国革命也已爆发，乃组织三四百名德国工人(大部分是同盟盟员)分别单个返回德国参加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并于3月21日至29日之间为同盟起草了纲领文件《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以下简称《要求》)，立即以传单形式印发出来，连同新从伦敦运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一起分发给回国的德国工人。
　　《要求》包括17条，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在政治方面，要求“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年满21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给人民代表发薪金以便于工人有可能出席会议，武装全体人民；在经济方面，要求无偿地废除徭役租、代役租和什一税等封建义务，封建地产和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铁路、运河、轮船等一切运输工具全部归国家所有并无偿地由无产阶级支配，限制继承权，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在文教方面，彻底实行政教分离，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要求》是把《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尤其是把其中十大纲领，同德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要求》中的好些条款甚至同十大纲领是完全一致的。《要求》是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第一个纲领。它表明共产党要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宣传自己的独立纲领以求尽量贯彻实现无产阶级的独立要求。它表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要求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尽量限制资本主义并且努力捍卫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权益。《要求》除了由从巴黎返国的工人带回散发外，还于4月初在《柏林阅报室》、《特利尔日报》等好多家民主报纸上发表，随后又印成传单和小册子广为散发，争取让广大民众了解德国共产党的具体主张。
　　4月上旬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沙佩尔、沃尔弗、德朗克和瓦劳等人分赴德国各城市组织新的同盟支部和公开的工人团体。大约4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也离开巴黎回国。8日路经美因兹，同当地盟员讨论如何发展工人教育协会等问题，瓦劳旋即担任该协会主席，后来又当上市长。11日他们到达莱茵省省会科伦，决定以此作为推动全国革命的基地。因为科伦是莱茵省的省会，而该省靠近法国，经受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实行过拿破仑法典，有较充分的民主自由和现代化的工业，在各方面都居于全国之首。鉴于全国大约只有30个支部或小组以及只有二三百名盟员分散在各地，组织很薄弱，一时难以通过组织系统对全国革命发挥强大领导作用，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决定让各地盟员各别参加民主运动和民主团体，成为运动和团体的左翼，把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尽量通过合法斗争争取并提高群众，来推进民主革命，以便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革命作准备。这就是同盟中央当时采取的策略路线。
　　4月间在科伦成立了三个民主团体，即科伦民主协会、科伦工人联合会和科伦工人业主联合会。许多盟员都参加进去开展活动。民主协会的成员有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资产者。盟员加入旨在影响其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并促使小资产阶级分子采取坚决行动，揭露资产阶级的动摇和政府的卖国政策。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盟员，前后四个主席也一直是由盟员担任。工人协会的会员曾由300人增至5000人。科伦三个民主团体于6月间联合成立了中央委员会，负责在各组织之间保持联系并配合行动。由它发起，8月中旬在科伦召开了第一届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者有17个民主团体的代表，会上决定在工人和农民中开展工作。会后马克思到柏林、维也纳活动，以便加强同各该国民主团体和工人组织的联系。8月28日他参加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会议，在发言中他强调要像巴黎六月起义一样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不要局限于政府内阁的更迭。8月30日他在维也纳第一届工人联合会会议上论述了西欧的社会关系和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科伦民主协会9月7日在练马场召开有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9月13日在弗兰肯广场召开有6000人参加的民众大会，科伦各民主团体9月17日又在沃林根(科伦附近)召开有8000人参加的民众大会，表达人民的革命民主要求，号召建立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同盟盟员还在很多地方的民主团体、工人团体(工人联合会、工人兄弟会)、农民团体以至体育团体中起骨干先锋作用。
　　在民主团体和工人团体中存在着正确和错误两种指导思想的斗争。1848年革命爆发后不久，魏特林又从美国返回德国，他也参加了科伦民主协会，并且继续鼓吹他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观点，不要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而号召无产阶级追随他立即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直接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在8月4日科伦民主协会全体会议讨论魏特林发言的时候，尖锐批评了魏特林把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截然分开的论点，阐明了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两者的区别性和密切相关性，指出了魏特林对德国民主革命任务的无知，论证了无产阶级为什么要积极参加民主革命，将来才能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的一席谈对于继续肃清魏特林的影响很有帮助。1849年革命失败后魏特林悲观失望，又回到美国。在衣阿华州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曾推举他为主席，大力进行共产主义实验；随后他又主办《工人共和国》周报，继续宣传其共产主义。他急于实现的空想共产主义终成泡影。他晚年转向研究语言学、天文学和机器发明。1871年病故于纽约，享年63岁。魏特林主义在德国仍有支持者。安·哥特沙克()在科伦当过8年医生，在工人和贫民中深孚众望。他是同盟科伦支部的领导人之一，4月间发起组织科伦工人联合会，并担任主席。他也忽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推行宗派主义策略，抵制国民议会的议员选举，在选举中反对支持民主派的候选人，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并且主张立即建立禁止不劳而食的“工人共和国”。他认为饥饿不允许工人等待，不允许工人把解放自己的任务搁置来日。哥特沙克的言词非常激进，而斗争的方法却非常保守。他反对武装起义，只要工人向政府呈递请愿书，只要采取合法斗争。他还支持有手工业者偏见的一些要求。例如要求取消在拘留所和军队中组织手工业生产，以免社会上的手工业者破产。他的这些主张颇有社会影响。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科伦工人联合会在6月底开始有了转变。从秋天起，它在农民中也开展鼓动工作，并在郊区组织了民主团体和工人联合会，散发《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等文件，还同外地的工人联合会建立联系。同哥特沙克的分歧是党内同志间认识上的分歧。当他被敌人逮捕受审时，马克思还在报上著文为其辩护。[17]151－1611848年冬，哥特沙克及其追随者企图分裂科伦工人联合会，大肆攻击马克思主办的《新莱茵报》煽动工人参与革命斗争，然而没有得到大多数会员支持。联合会的领导人马克思、沙佩尔等及时进行了联合会改组工作。日，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决定不承认哥特沙克宗派集团的《自由、劳动》是联合会的机关报，恢复出版《自由、博爱、劳动》作为机关报；2月25日通过新会章，把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作为联合会的主要任务；2月28日选举沙佩尔为联合会主席。到4月29日，联合会就公开谴责哥特沙克的分裂行径和他对马克思的攻击。
　　不仅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而且以波尔恩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也给革命造成危害。波尔恩()，原系中学生，当过排字工人，曾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积极活动的同盟盟员，回国后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他在工人兄弟会的正式文告中把《共产党宣言》的革命观点同行会意识、保护关税、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蒲鲁东的“合作社”等等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工人的革命意识。在实际活动中，只限于组织工会和合作社，热衷于经济罢工和经济改良，而忘掉了政治斗争。所以当反动派的进攻迫使工人兄弟会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时，好多落后群众都离开他们而去，终于使战斗偃旗息鼓。
　　2．创办革命报纸，参加议会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4月间回到科伦后立即着手筹办大型的政治日报。日《新莱茵报》(这个名称无疑是对1842年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的更新)创刊号问世，报纸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7个编委全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马克思亲自出任总编辑，还有恩格斯、沃尔弗、德朗克等人任编委。报纸曾发行份。它对内积极宣传《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的主张，尤其是坚持德国要成为统一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方案，这个方案是拥立一个“民主的普鲁士皇帝”或建立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它对外支持各国的革命运动，声援巴黎、布拉格、维也纳等地的起义和波兰的反俄民族解放斗争，号召欧洲革命者行动起来对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支柱——沙皇俄国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因为俄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是当时欧洲革命的莫大威胁。
　　报纸无情揭露容克贵族老爷们的贪婪和残暴，深刻批判法兰克福议会中资产阶级的怯懦和妥协，猛烈抨击普鲁士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反革命政变阴谋，热烈号召人民拒绝纳税、准备起义但又要防止过早的发动。报纸鲜明的革命立场，使它经常受到各种打击。报纸刚出版时只拥有很少的股份资本，创刊号面世后就有一半股东退出，而到月底竟一个也不留。马克思只好靠订户的报费和自己以及同事们掏钱勉强维持。马克思等人曾两次被控受审：一次被控侮辱检察官，另一次被控煽动叛乱。他们在传讯中和法庭上慷慨陈词，据理驳斥，并且当众戳穿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普鲁士政府，终于被宣判无罪，取得胜利。9月26日科伦实行戒严后，报纸被迫一度停刊，至10月12日才复刊。普鲁士政府还一直不承认马克思的“国籍”，不给予公民权，并且处心积虑要把他驱逐出国。到1849年5月马克思终于被驱逐，恩格斯等其他编委也遭到迫害，于是《新莱茵报》不得不在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出最后一期第301号。编辑部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新莱茵报》在将近一年的革命风雨中始终挺立战斗，贯彻同盟的纲领，传达同盟的指示，宣传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并成为人民的喉舌。它是革命时期“党的机关报”[18]589；它既是德国民主派的机关报，又是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除了《新莱茵报》外，还有同盟盟员主编的科伦工人联合会机关报《自由、博爱、劳动》等在革命运动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资产阶级议会是共产党人可以用来揭露敌人、争取群众、维护人民权益的另一个重要阵地。1848年柏林三月起义后，国王被迫于5月间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全德国民议会，其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力图与封建势力妥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持反对派态度，但势单力薄，又不够彻底。所以法兰克福议会实际上是“清谈馆”、“老太婆会议”，不可能解决革命中提出的任何实质性问题。即便如此，无产阶级的代表如果能够打进去，还是可以起一点积极作用的。教员出身的威·沃尔弗()自从1849年5月《新莱茵报》停刊后(他曾任该报编辑)，正好接受布勒斯劳的委任状，要他接替臭名昭著的施滕策尔充当议会议员。就这样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人议员。和那些“议会迷”不同，他善于利用议会讲坛进行合法斗争。例如，5月26日议会讨论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的《告德国人民书》时，沃尔弗当场提出：这份名为告人民书的宣言“完全不符合目前的情况”，“太软弱无力”，“写得很糟糕”。他主张在宣言中应该“直截了当地宣布帝国摄政王这个人民的主要叛徒不受法律保护。”他声若洪钟的发言响彻受惊的议会殿堂。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主席胆战心惊地打断他的发言。他提出抗议，表示仍然要代表人民讲话，誓作人民的喉舌。在议会这次激烈争论之后的几天，由于害怕帝国摄政王及其政府干预，法兰克福议会的一部分议员乃转移到斯图加特去继续工作。在斯图加特，沃尔弗还是继续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战斗，直到7月间议会被军队驱散为止。他最早为共产党人应该如何用革命精神参加议会斗争树立了榜样。1867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1卷时特别在扉页上写明：“献给我的难以忘怀的朋友勇敢的踏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威廉·沃尔弗”，以示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3．英勇战斗，站在武装起义最前列
　　法兰克福议会在它存在的一年多时间内吵吵嚷嚷，无所作为。它的主要“业绩”是在日通过了帝国宪法。这一宪法规定德国为统一的帝国，在德意志联邦内的一切国家都属于这个帝国，只是各自保持自主权。即使是这样一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宪法，王朝政府还是拒不承认。这就促使国内阶级斗争重新趋于激化。4月28日普鲁士政府竟然宣布帝国宪法是无政府主义的。萨克森国王藐视帝国宪法，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出任首相，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于是5月3－8日在首府德累斯顿爆发了武装起义。资产阶级袖手旁观，小资产阶级畏首畏尾，只有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街垒战中英勇冲杀。好多参加战斗的同盟盟员壮烈牺牲，只有极少数人幸免于难。起义虽然遭到镇压，却为5－7月间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发生的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斗争揭开了序幕。在这次斗争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充当领导，农民积极参加，无产阶级仍然作为主力站在战斗最前列。5月上旬，萨克森、莱茵、威斯特伐里亚、普法尔茨、巴登等地纷纷爆发人民起义。5月11日恩格斯回到爱北斐特参加起义。他被委派领导构筑防御工事和安装大炮工作，并检查全部街垒。政府当局随即下令逮捕他，因此他被迫隐藏起来。5月下旬马克思、恩格斯来到巴登、普法尔茨，力图使起义军开往法兰克福，将全德国民议会置于起义军影响之下，然而遭到领导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拒绝。6月2日马克思作为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前往巴黎，以便同法国革命者取得联系。恩格斯则于6月13日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其中有一支是由同盟科伦支部主席奥古斯特·维利希()领导的。他毕业于柏林武备学校，后来被派往炮兵团任职，中尉军衔，有一定的军事才能。有好些同盟盟员参加了起义军。恩格斯于6月19日出任维利希的副官，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参加了四次战斗，并担负特别复杂和危险的攻击指挥任务。7月12日起义失败后，恩格斯随最后一批起义军撤到瑞士境内，经意大利转到英国。后来他又悉心研究军事问题并撰写了大批军事著作，成为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家。在起义中许多盟员英勇苦战，有的血溅沙场，为国捐躯。同盟中央委员莫尔曾被普法尔茨炮兵队召募担任炮手，多次出生入死四处奔波，尔后在维利希部队的伯桑松工人连投身战斗，不幸在牟尔克河战役中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原土地测量员、同盟盟员、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家约翰·约瑟夫·严森()，也因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被枪杀。他们是第一代第一批共产党人中血溅沙场的先烈。
　　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后期活动和同盟的被迫解散
　　1．改组同盟组织，重新制定策略方针
　　1849年7月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是年德国革命的最后一战。革命失败后，1849年8月共产主义者同盟进入它活动的后期，直到1852年11月宣布解散。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的其他领导人先后逃离德国，重新云集伦敦。从7月初到9月中旬在伦敦重新组织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沙佩尔、鲍威尔、施拉姆、埃卡留斯、普芬德、维利希、弗伦克尔、列曼10个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19]311，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建立后，立即着手改组同盟，写信或派人到英、德、法、比、瑞士等国重新建立基层组织，在美国的纽约也建立了新的支部。为了总结革命经验，分析新的形势，提高全党水平，指导全党工作，同盟中央决定于1850年初筹办新的刊物，定名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由马克思担任主编，于3月6日在汉堡出版第一期。该刊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刊物，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它是《新莱茵报》的继续。在《出版启事》中指出：杂志虽然不能像报纸那样每日都干预运动，“不过杂志也有杂志的优点，它能够更广泛地研究各种事件，只谈最主要的问题。”[20]3该刊预定每月出版一期，马克思、恩格斯最初估计新的革命高潮可能不久到来，所以打算逐步改为周刊和日报。但是实际上未能如愿，杂志总共只出版了6期。大部分文章都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同盟骨干沃尔弗、魏德迈、埃卡留斯等人撰写的。马克思的《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等总结法、德革命经验的名著都是在该刊上连载的。除了这份杂志外，各地同盟组织还创办了好多种报刊。例如，魏德迈在纽约筹办了《革命》周刊，马克思的力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作为该刊的单行本出版的。
　　为了在新形势下明确斗争方向和方针，同盟中央委员会还多次开会研究，并于1850年3月和6月委托马克思、恩格斯执笔写了两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秘密散发到各地，以统一全党思想。前一篇着重总结德国年革命，批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强调要把同盟建设成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出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新的民主革命高潮中的策略。后一篇报告同盟在各国建立组织的情况，并就策略和组织问题作了说明，号召盟员抓紧时机，加紧活动。
　　这两篇告同盟书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民主革命的策略路线。当时所讲的策略包括三方面内容，即对待各阶级的态度和方针，对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规定，对革命发展进程的估计和对策。鉴于在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过于分散软弱，所以同盟中央提出：“工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3]189，也就是要加强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为此无产阶级就要竭力揭露自由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妥协、勾结的叛卖行径，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同时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3]191。关于行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发展进程，同盟中央预计将经历几个阶段：无产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共同反对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联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握政权，工人“应当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3]197，彻底消灭封建制度，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方面地触动现存的社会制度，极力把民主派的温和主张引伸到对私有制的直接打击；然后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而具体地提出并论述了“不断革命”的口号[3]199。他们指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3]192。1850年初，马克思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教育协会里讲解《共产党宣言》时更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在完全确立以前，要经过四个阶段。”在当前，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进行反对王权的斗争；当小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共产党采取反对派的立场，“然后便是建立社会共和国，继之以社会共产主义共和国，最后让位于纯粹的共产主义共和国”。在革命不断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无产阶级政党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武装的与和平的，秘密的与合法的，从上而下的与从下而上的。如建立工人俱乐部，借以加强和发展工人政党；在选举国民会议代表中保持工人自己的独立性，力争使工人候选人当选；成立革命工人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即市议会和工人委员会，以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并立；建立无产阶级近卫军和独立军团，准备进行武装斗争；要求把没收归国家所有的封建地产变成工人农场；要求实行累进税，而且累进率极大，能使大资本覆灭。除了论述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策略路线之外，在后一篇告同盟书中还说明了同盟加强对外联络的工作方针。中央专门派人“跟法国人、英国人和匈牙利的最革命政党建立了联盟。”[20]365－366法国布朗基派跟同盟保持着经常联系，并把迎接法国革命的重要准备工作委托给同盟代表去做。同盟还帮助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分子同妥协分子决裂；同匈牙利流亡者政党保持密切联系，因为那里有一批杰出军人可供同盟调配使用。这一对外工作方针，不仅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而且当时是预计革命将在西欧主要国家几乎同时发生、先后取得胜利。在《告同盟书》中明确指出：即将开始的德国革命的第一幕，将在“法国取得直接胜利同步上演，因而第一幕的进展一定会大大加速。”[3]199为了推动世界革命，同盟还同布朗基派、宪章派的代表于1850年4月在伦敦达成了一项有关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签署了共有六项条款的原则协定。其中指明：“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21]605这里把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作为方法、道路和目标联结在一起；而且在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组织的正式文献中第一次明确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把它看作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协议还表明，“必须使共产主义革命政党的一切派别加强团结合作”[21]605，才能够促进协会宗旨的实现。后来运动的发展表明这些设想均不切实际，都未能实现。
　　2．反对盲动和分裂，在法庭上坚持斗争
　　同盟的上述策略方针在贯彻执行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有沙佩尔、维利希等少数人犯了急性病，不能对客观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进行冷静的全面分析，主张“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多数人不同意这样盲动。马克思本来预计德国革命很快又会到来，但是从1850年起西欧经济开始繁荣和工农革命情绪低落的事实使他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暂时已不能指望有新的革命运动高涨，“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20]514德国工人为了改变现存制度并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22]369于是这两部分人就在八、九月间举行的多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意见分歧未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解决，终于导致同盟的分裂。在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严肃指出：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发表了一些跟《告同盟书》和《共产党宣言》相抵触的观点。“他们用阿谀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他们不得不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20]618少数派不仅坚持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观点，而且攻击《共产党宣言》的维护者为“反动分子”，企图用这种方法使他们威信扫地。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马克思提议：把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科伦，由科伦区部委员会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即由医生丹尼尔斯、雪茄烟工人勒泽尔、记者毕尔格尔斯等人组成)；在伦敦组织两个区部，让两种观点不同的人分属两个区部，彼此不发生关系。这个组织措施的用意显然是考虑到：在国内领导工作的同志比较容易从国内现实情况出发，判断究竟哪一种观点、哪一种策略才符合德国的实际；准备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使党内的认识趋于一致。中央委员会在表决这一提案时，以六比四多数票通过。沙佩尔等人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在会上提出抗议，会后他们四个人另立中央委员会，组织宗派集团，并于9月17日开会决定派人回国游说科伦等支部，承认他们的中央委员会，还拉拢法国布朗基派、英国宪章派的一些人，力图把多数派开除出盟。于是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于10月间拒绝了布朗基派和宪章派关于共同讨论“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行动方针的要求，实际上结束了三派的合作；并于11月11日通过他们所在的伦敦区部建议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把犯有严重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错误并且从事分裂活动的沙佩尔和维利希开除出盟。科伦的中央委员会当即发表《告同盟书》，谴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行为，并决定把他们开除出党。中央又派四个特使分赴各地视察工作，并带去新章程，积极开展秘密工作。当今重新总结这段同盟分裂的历史，我认为维利希、沙佩尔因坚持错误政治观点又另立中央在组织上分裂党，理应受到处分，但是立即把他们开除党籍未免过火。按党章第38条规定，开除党籍必须经过代表大会，“只能由代表大会决定”。即便当时因情况紧急未能召开代表大会，还可以采取给以“暂令离盟”轻一点的处分，以观后效。由于过头过火的处分，使他们二人更加坚持己见。在近一年多中他们继续大肆活动，纠合一些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扬言要发动革命推翻政府。这促使普鲁士反动政府更加严密搜捕共产党人。这样就导致随后发生的科伦审判案。到1852年7月沙佩尔开始认错悔过，并与维利希划清界限。维利希成为孤家寡人后于1853年侨居美国，还参与美国内战，指挥部队打击南方奴隶主，1878年68岁客死异国他乡。沙佩尔于1859年又回到革命队伍，马克思推荐他担任伦敦工人教育协会领导人，1865年他还当选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他是勇于改过的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德国反动政府在1849年革命失败后加紧迫害同盟。1850年12月迫使《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停刊，同时极力搜捕同盟的地下组织。日，同盟密使诺特荣克(，原是裁缝)在莱比锡车站被拘禁，继而许多领导人被捕，科伦中央委员会遭到破坏。警察当局还采取派遣内奸打入党内的办法来窃取情报。警探舍尔瓦尔打入维利希—沙佩尔集团领导的巴黎支部，他还被选入三人委员会；警探基伯里赫甚至当上了同盟斯特拉斯堡支部的主席；警探希尔施也混入伦敦区部，被查清面目后，当即被清除出去。反动派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策划、炮制伪证，于日到11月12日在科伦开庭审讯共产党人。多数共产党人在法庭上揭露了警察当局的阴谋，驳斥了他们虚构的谰言，宣传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威武不能屈的忠贞气节，维护了共产党人的荣誉。只有个别人经不起考验而叛变。结果因证据不足，有4个人被宣告无罪；诺特荣克等7人被判处6年、5年或3年徒刑。
　　科伦审判案使共产党人遭到沉重打击。在革命失败、转入低潮时期后，由于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和党内的分裂，党已经难以继续开展有组织的活动。马克思乃建议同盟于日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它存在的五年半时间内，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即1847年6月至1848年2月的创建时期，1848年2月至1849年7月的革命时期，以及1849年8月以后的改组时期。它的广大党员在街垒中、战场上、议会里、法庭内以及在创办报刊、建立社团、联络群众等各项工作中都站在最前列，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献身。它拥有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第一流的领袖以及他们起草的党纲、修订的党章、主编的党报党刊。它拥有沃尔弗、普芬德、魏德迈等等一批优秀的领导骨干和分布在德、英、法、瑞士、比利时等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组织系统和机构。它由开初的秘密宣传团体发展成为在革命高潮中进行公开政治斗争的组织。它虽然只有约400名盟员，组织尚不健全，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理应作为第一个共产党载入史册。它最初把科学共产主义从书本上、信念中的理论变成了群众性的实践运动，在德、英、法等国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它又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为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在它解散之后，“它的各个单独的成员仍然继续不声不响地”[23]407辛勤耕耘，准备着迎接新春到来的土壤。
　　在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即到1895年恩格斯已75岁高龄之时，他是怎样重新认识那段峥嵘的斗争岁月呢?他于月间写成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有一段令人登高望远洞察历史的名言。他这样说：1848年时我们很多人都以为可以用“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消灭资产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产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6]5401848年不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具备，而且主观条件也不成熟，工人阶级数量与质量都不足，共产党刚建立，队伍还很小，马克思对德国革命将是暴力革命、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等预测都未能兑现。但是恩格斯到晚年并没有完全否定1848年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而是充分肯定1848年革命以来由于科学社会主义者坚持不懈的奋斗，所以“现在则是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6]541”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对1848年革命的历史功绩作了更加具体、更加坚实的论述。他这样说：“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亚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个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45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个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3]26恩格斯于1890年曾经指望《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本的出版将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预兆，可是至今又已相隔一百多年，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依然任重道远。可见世界社会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伟大变革是多么艰巨、长期的奋斗历程。欧洲1848年革命可以说是第一代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发动的大进攻，它虽然惨遭失败，损失巨大，但是它又使无产阶级共产党人饱受磨练，吃一堑长一智，更加提高了对社会主义道路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更加坚定地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持续不断地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艰苦卓绝地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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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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