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在言论受到操纵的社会里，知识就像强喂的猪食
摘自龙应台《野火集》（三十周年纪念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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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的台湾文/龙应台写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
这一篇，写得够辛苦，因为，从环境污染和公共道德一路写来，这已经写到核心问题了，它不得不有很多修辞的策略和论辩的布局。写完了，传真到报社。等着。
我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大口大口喝牛奶，上下楼梯走三步休息一步，像一只喘息不止的野兽，然后接到电话：“没有办法，”那一头说，“这一篇，刊出来一定死。”
这是《野火集》里唯一一篇没上过报的文章。
要出书时，书稿要送印刷厂了，出版人和我面对面发愁：这一篇，收不收进书里？收进去，可能使整个书被查禁销毁，前功尽弃，不收进去，唉，龙应台实在，实在不甘心！
夜很深了，我抬起头，说：“收。”--------------------
今年八月五日电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有一篇关于台湾的报道，题目是“台湾的‘思想特务’”。节译其中两段：
年代也对——正是一九八四年；用的词语也是很奥威尔的味道。去年十月，台北的几个高级人员在军官俱乐部讨论“不法言论的泛滥”。一个官员说：文化战斗务必加强。”另一个说：“污蔑元首的一定要重惩！”这些高阶政府官员所计划进行的，正是奥威尔的“思想特务”所擅长的，那就是以钳制言论来压抑反对者的力量。……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统计，台湾政府的言论控制有转紧的趋向。三年以前平均每年的个案是三十，一九八四年却有一百八十七件取缔言论事件……
要了解这篇报道的意义，我们必须先记得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那本书里所写的“思想特务”是怎么回事。1984年的伦敦，人民的思想与行为百分之百的受政府控制。满街满墙都贴着巨幅的领袖的照片，到处都是警告的标语：“老大哥监视着你。”私人家里都装了电眼与麦克风，个人的一声咳嗽，一个眼神，都逃不过“思想特务”的观察。连写日记，把个人的思想记录下来，都有被抓去判死刑的危险。人民只能够发表政府认可的言论。
《新闻周刊》的记者把台湾与《一九八四》相提并论会使许多人觉得过分；今日的台湾绝对不是奥威尔笔下的恐怖世界，可是不管这两位记者的比喻是否过火，他们的报道中举证历历，有名有姓，而且不失公正：一方面列出台湾政府查封杂志的个案，一方面也解释许多党外刊物确实缺乏专业道德。该篇报道以一位反对人士的话做结论：“我们期望不高，但我们会奋斗到底。”
《新闻周刊》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这样一篇报道直接的就塑造了千百万人对台湾的印象。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最简单的，我们可以不理不睬，假装没事。但这太危险了，台湾的政治处境已经够困难了，再自绝于世界舆论，等于自我流放。或者，我们也可以对《新闻周刊》提出抗议，甚至找这个记者的麻烦，采取一些报复的措施。这，不仅愚蠢而且也办不到。对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请你指出报道中有哪一件不属实？既是事实还有什么“抗议”或“报复”的余地？
第三个可能的应对办法，是从今以后我们努力地“作秀”，保持一个开放民主的“形象”。也就是说，政府一切控制言论的作为——查禁报纸杂志或检查没收书籍等等——都在暗中进行，不让外人发现，外人也就无从报道。在教育水准这样高的台湾，这个保密办法大概是行不通的。更何况，懂得中文、了解台湾的外国人也很多。为民主“作秀”，是骗不了人的。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诚心实意的自我检讨了。我们的言论够不够自由？许多人会马上回答：啊！那比起从前好太多了；台湾一年比一年开放、进步。这我也同意；许多学者能见诸文字的言论是十年前不敢想象的。但是，比“从前”好并不代表“够”了。言论“够不够”自由这个问题其实完全要看人民的“需求”有多少。对自由的需求高于它的现有供给，就是不够；反之，就是够。那么台湾的言论自由“够不够”呢？
显然不够。如果世界人权组织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么每一年平均政府要用各种方式取缔“非法言论”三十次，今年则暴增到近两百次。这种政府与民间冲突的原因，讲白了，就是一个要说话，一个硬不准他说；也就是说，政府所限的言论尺度不令人满意。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写了几篇批判性的文章，学生会关心地问“老师，你不怕被送到绿岛去吗？”这是我的家乡，我对受聘治理的人提出批评与建议，难道不是我的权利？我为什么要到绿岛去？而事实证明，从来也没有任何政府机构骚扰过我，但问题的重点是：为什么要有这种恐惧？给我来信的读者，在发表完意见之后，总是要加上这么一句：我不能用真名，因为“曝光”会带来灾祸。甚至于十五岁的国中生也会说：请为我的身份保密，泄露了不得了。有这种恐惧，表示一个人心里有话想说，但不敢说；说课，怕有后果。换句话说，在现有的言论尺度里他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
那么我们要不要言论自由？这个问题本身大概就是一个忌讳——我们对外称“自由”当然本来就有言论自由，而且是宪法保障的；问“要不要”简直是自打耳光。可是自打耳光总比等着让别人来打要好得多；《新闻周刊》的报道就是一记别人的耳光，清脆而且难堪。在承认我们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之后，许多人又会说：自由开放是个危险的东西；咱们大陆就是这样丢掉的。你看，有些政见发表会上，候选人黑白乱讲，选民偏偏要上当。你看，多少留学生，不是一出去就变了吗？思想言论一开放，台湾的安定稳定就要受到破坏。所以控制言论是必要的。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其实是没有深思的结果。选民“为什么”受哗众取宠的人的迷惑？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去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只能够灌输下来的猪食，是强喂的，而且就那么一种。既然没有多种思想饲料让他自己作选择，他就从来没有机会学子如何去辨别品味，识别良劣。留学生在台湾时由教科书与报纸中对事情形成一种看法，到了海外，突然发现了未经封锁的消息与资料对事情提出完全相反的诠释，他怎么能不惊吓？怎么能不觉得受骗？他的“变”也理所当然。
那么还没有出去的学生呢？有一次我问一位来台教政治学的美籍教授：“你是否觉得台湾的大学生对政治太天真，太容易接受宣传？”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刚好相反！我的研究生非常的cynical——疑世。凡是政府的消息，他们就拒绝相信，凡是政府说是真的，他们就认定是假的。因为对宣传与报道极度不信任，他们反灌输、反宣传的心理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
我不知道这位外籍教授所描述的情况有多普遍，但是不论是否普遍，问题严重的症结还是很清楚地暴露出来：在民智大开、教育普及的今日台湾，封锁消息、控制言论的作法不但达不到安定稳定的目的，而且正收到恶劣的反效果。
如果有人认为思想言论的控制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影响社会其他层面，那他就太天真了。让我们看看培养社会中坚的大学教育。一方面，我们说要作育英才：读社会科学的要学会慎思明辨；对人文艺术的，要格物致知；读自然科学的，更要有锲而不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所谓“慎思明辨”、“格物致知”、“打破沙锅”指的都是同一个原则：对真相、真理全心全意地追求；学问由此而来。
好，这似乎是高等教育一个最基本的精神。问题是，另一个方面，学生到图书馆里翻开英文百科全书，找到“中华民国”或“蒋介石”那几页，发觉“有关单位”已经把一些文字用黑墨一行一行画掉，只留下几行他本来就知道的。他读中国文学史，学到五四运动，想看那个时代的小说，老师却说：是禁书，不能看，没有。他逛书店，抽下一本台湾盗印的英文旅游指南，发觉有一页空白参差不齐，原来指南里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简介没有印出。在课堂上，他可以偶尔问一个存疑已久的问题，老师却说：我们还是不要碰这个题目，不方便。他可以为校刊写篇文章，发表一点意见，训导处去把稿子退回，说：不能登，不能说，你思想有问题。
一方面鼓励学生去努力追求真理真相，一方面又用各种手段防止学生得到某种知识——学生难道是智能不足？我们希冀他不会发现这两种态度间的严重冲突？这种掩藏式的做法不仅暴露出执政者及教育者的虚伪，而且更可笑的，它根本行不通！思考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学生一旦获得这个工具，我们就不可能对他说：你去治学问，但不要碰政治。比如说一个有能力深思经济问题，文学问题的人，他一定也有能力分析政治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执意不让这个学生在政治问题上刨根挖柢，惟一的办法就是根本不教他追求真理的原则和方法，不给他“思考”那个刨根挖柢的工具——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还谈什么教育？
在一个百般禁忌的社会里，我也怀疑会有真正伟大艺术作品的产生。艺术创作，是一种竞技。在自由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能竭尽所能地去发展他的才智；作家们没有他不敢写的题材，画家没有他不敢画的意象，评家没有他不能攻击的对象，剧作者没有他不可表现的理念。只有在这种尽情发挥、全面竞技的情况下，才可能创造出真正尖端、真正伟大的作品来。而台湾的艺术家则是在层层束缚中创作，像一圈困在窄池里的青蛙。有太多太多的书禁读，太多太多的题材作家不敢写、歌手不敢唱、画家不敢画；写了成禁书，唱了成禁歌，画了成禁画。于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在一个许可的小范围里发挥有限的想象。我曾经问一位电视编剧：“为什么这么多历史剧？”他的答案很简单：“为了安全。”这种情况就像运动员绑着一条腿，单足赛跑。我们如何期待伟大的中国作品？
十年来，台湾在言论尺度上的放宽大概是每个公民都能感觉到的。党外刊物有些言论虽然很缺专业水准，却正可以用来证明台湾的民主在不断地茁长中。也因为这种很明显的进步，《新闻周刊》把台湾比作奥威尔的警察统治世界就显得过分。但是过分归过分，有许多事实是我们所无法否认的。与其作情绪上的反应，不如利用这个“清脆的耳光”来作一番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需求？
在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中，不容许“莫须有”的白色恐惧存在。我们要用理性，还有面对事实的勇气，去取代恐惧。是深省的时候了。&&&&&欢迎关注凤凰网读书频道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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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凯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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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自龙应台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演讲
　　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
　　文学：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为什么需要文学？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我想，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分子，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
　　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三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地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
　　明月夜，短松岗。
　　这短短70个字，它带给我们什么？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么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时，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后的纵深，那么，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于“实”。
　　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彷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
　　就我个人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夜晚降临，星星出来了，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
　　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何闰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 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
　　他问的是：天为什么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划分？日月附着在什么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么排列？为什么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么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么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借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着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后。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真正的枯萎，干的，死掉的草。很难看。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干掉，枯干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对于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40岁之后，才发觉自己的不足。
　　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40岁之后，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于：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坐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坐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做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后，对于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60％都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
　　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账。”
　　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后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侍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就是韩非子的《五蠹》。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道德多么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穿的是粗布衣服，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予的特权，他有终身俸禄、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所以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之后，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后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
　　我想，文学、哲学跟史学的关系是：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在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种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
　　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后，更进一步认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于：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25年之后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气风发的你们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后对世界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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