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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信息举报电话:我的中学时代（初中篇）(上）
[说明]《我的中学时代（初中篇）》是2005年底写成的一篇长篇回忆文章，全文收在我的第一本书《知暖集》中，后又节选了一部分收入我的散文集《文丰居随笔》中，但从未发到我的博客上。当时，我连电脑都不会，更不用说博客了。考虑到我的博友大都没看到我的书，为让大家看到我刚开始文学创作时写的东西，拟陆续将未发博的文章发到博客上。
我的中学时代
（初中篇）
我的中学时代开始于1952年秋季，1958年暑假结束。初、高中都在潍坊一中就读，我在这所学校整整住了六年。
六年，在人的短暂一生中，差不多占去了十分之一，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在小学，我由儿童变成少年；在中学，我又由少年变成了青年。完成前一个变化时，虽在上学，却一直住家里，是笼罩在母亲的照拂呵护中完成的；离开了家乡，到城里上学，学校就接替了母亲的职责，像母亲一样抚育我完成了后一个变化。所以我说，“母校”这个词，太贴切了，创造这个词的人真值得佩服！
照理说，有“母”就应该有子女，无子女何从言“母”？可惜，发明“母校”这词的人没有同时发明出一个相应的词来。没有专用词，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凡称一所学校为“母校”的人，都应该是这所学校的“子女”，我正是我母校——潍坊一中的儿子。
在我进入以怀旧为精神生活内容的年龄段后，对在母校的那段时光的回忆，竟然成了我常有的功课。每当想起那段生活，心里就觉得是那样的温馨，那样的熨帖，还真有点儿子思念母亲的感觉。
我要用我的一支拙笔，把对那段生活回忆的片断定格在这里。
秋季始业，是从1952年开始的。这一年，我提前半年在石沟河小学毕业，很顺利地考取了很难考的潍坊一中。当时考学的情景，至今还依稀记得不少。
是如何报名的，我已记不很清，只记得在一中校本部那座作了学校图书馆的孔庙大殿的后面，设了一长排桌子，那就是报名处。可报的学校有一中、二中、三中，还有一所合作干校。合作干校我是不想报的，在一、二、三中之间，我没怎么考虑就报了一中。当时光想一中定然会比二中三中好，却没有考虑学校越好越难考的问题。
当时报名，是拿着小学毕业文凭自己去报的，原来的学校好像不管这些事。考试也是这样，连个带队的老师也没有。
印象很清晰的是考试那天的情景。准考证好像是报名时就拿到了，上面有考试时间和地点。到了考试的那一天，早早吃了饭，背上小书包，约上本村的伙伴，就向潍县城进发了。书包里有钢笔、墨水之类，还有父亲特为给买的一个带“翅”的“杠子头”火烧。三十华里路，在开考前就早早地就到了。
到了潍县城一看，只见满城是我这样的考学的小学生。见过雨后的蚂蚁阵吗？黑黑的一片，全是忙碌着的蚂蚁，那天的潍县城就和蚂蚁阵差不多。一群群如蚁的学生穿行在大街小巷间，步履匆匆地寻找着自己考试的地方。参加考试的学生，不光是潍坊当地的，潍坊周围各县，连广饶、沂水很远地方的都来了，所以人才那么多。考场分散在全城的各个角落，学校的教室不用说，礼堂、戏院、电影院、教堂，凡是能利用的场所都成了考场。
我是在胡家牌坊街西首路北的中苏友协礼堂里考的。所谓考场，并不像现在的考场，没有桌子凳子，礼堂里只有一排排排椅。那排椅，椅面还不是板的，是木条条的那种，人蹲在椅旁，卷子放在木条条上答题，得不时移动着卷子，让正答的题落在一条木条的面上才行。好像是考三门，有语文、算术、常识，上午考两门，中午喝着给准备的开水，吃了那个“杠子头”。下午又考完了一门，完事大吉，就把考试的事撂在脑后，一路上和同伴说说笑笑背着书包回家了。
当时的心理很怪，考完了就没事了，并不怎么想考上考不上的问题，也不怎么盼着发榜。没怎么盼，发榜的日子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那时不像现在下录取通知书，而是自己去看榜。
那一天，我又和本村的伙伴去了潍县城。我报的是一中，自然要到一中看榜。进了一中本部的大门，大门里偏东是一个南北长几十米的狭长的广场，广场东边是一面几十米长的墙，榜就贴在那面长墙上。这一年一中共招收了八个初中班，两个高中班，高中班的榜不在这里，这里贴着的是初中生的录取名单。八个班，四百来个名字，长长地排了二三十米长，高高地贴在那里。一进校门，老远就看见那长长的白纸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了。
我来到的时候，广场上已是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人。人们站在那榜的下面，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目光在那榜上扫描着。有的突然把目光收回，脸上绽放出得意的笑容；有的来回阅读着榜上的名字，表情越来越严肃，渐渐显出绝望的神色，但不甘心，又从头再慢慢看一遍，最后竟然不顾场合地哭将起来。
我从榜的开头看，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数了数，是在第四十名上。看到自己榜上有名，这才有闲心观看内容那么丰富生动的“考生看榜图”。
这一年是解放后教育大发展的一年，各县都成立了中学，但那是那年秋天的事，我考中学时好像（只是好像，很不确切）全昌潍地区就只有潍坊一、二、三中招生，所以特别难考。我印象中是十六个人取一个，最近听葛伟堂老同学说，是二十二三个人取一个。在小学毕业前，我小学的老师曾议论谁能考上中学，有的老师说到我的名字，另外的老师摇着头说：“他不行，光耍，考不上！”结果我们小学就考上了我自己，以后扩招，才又考上了俩。
开学的情景也至今历历在目。记得那天我带着上学用的东西，来到校本部，把东西放下，然后到看榜的那个小广场集合。几百人被一位老师整成了长长的一个横队，齐刷刷地面向东站在广场的西边。一位老师手拿册子点名，点到谁谁答一声“到”，然后出列到队前的空地上站着，点够了一个班的人数，就由一位老师（这老师是班主任）把这个班的人整队带到别处，然后再点下一班。依次点下去，直到把全部学生点完。点名的顺序就是班次的顺序，依次为一班、二班、三班……
我们鸦雀无声地站在那里，屏住呼吸等待点名。
“王明章！”
“——到！”
我竟然是停了一会儿才答那声“到”的。太没有思想准备了！谁会想到第一个就叫到我的名字？我至今也不知我是怎么走到众人前边的，只记得在几百双目光的攒射下，我很害羞，无端地觉得自己是个被捉住了的小偷在当街示众似的。
我们那一届是潍坊一中的初十二级，于是我就成了初十二级一班的一名学生。
遍布城里的校舍
从乡下一步登天似地来到城里上学，所进的又是这样一所规模宏大的老校，刚入学时曾下决心好好度过这难得的中学时光。开始上课后，在自己面前展现开的又是那样丰富多彩的知识的海洋，于是就认真地学起来。但不久自己那种“耍着玩着学”的积习又抬头了。好在初中课程简单一些，也还能学个说得过去的水平。学习是天天有的事，却又是平平淡淡的事，现在回忆那段生活，有关学习的事可写的并不多，倒是学习以外的事，还能记得不少。
我上初中那段时间，电影院里正上映三四十年代的那几部旧片，《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天涯歌女》、《夜半歌声》，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周璇那妙不可言的歌声飘荡在大街小巷上。一天，我们正走在新华影剧院前的大街上，耳畔又飘来了《马路天使》里的歌声，一个同学说：
“马路天使？我看咱们就是马路天使。”
“不，咱是‘马路学生’！”另一个同学说。
“马路”就是大街，对！我们一天到晚走在马路上，不正是“马路学生”吗？
清晨一早，我们就整队从西门里宿舍跑过整条邓发街到东门里校本部做早操，做完操再跑过半条邓发街到“大十字口”西旁的校分部上早自习。早、午、晚三顿饭都要过大街到食堂就餐，课间操、课外活动都要到校本部，下了晚自习再经过邓发街西段回宿舍就寝。每天每天，我们都要穿梭似地在那条邓发街上走七八个来回，把走在马路上的时间加起来，大约不少于两节课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生活，差不多有两成是在马路上度过的。
“马路学生”，自有走在马路上的乐趣。
每天几次经过新华影剧院门前，影院门楣上那大幅的电影海报画,及时告诉你正在演什么电影,所以那几年虽然不是每片必看,却是每片都知。那些年电影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看电影、谈电影、欣赏电影海报、阅读《大众电影》，成了我们的精神大餐。
还有那些戏报，穷学生虽看不起戏，却从那上面知道了很多戏名、角名。
从“新华影剧院”那斗大的名家手笔，到各老字号那不俗的招牌，还有每天更新的毛笔手书戏报，天天都向我进行着书法熏陶。
那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每天犒劳着我们的眼睛，至今我还记得那特大个儿的月饼，只知其名未觌其物的鱼翅、海参，地理课上学过的“金华火腿”等等，都在这里见到了实物。
从校本部到分院那段街上，路南有个文化馆，经常有书画展；路北有个小小的阅览室。只要不是整队路过，一般走到那里要进去看一眼。
还有大街上那各色人等，从衣衫褴褛的乞丐，到衣冠楚楚的阔人，什么人也能看到。一个显然经过精心打扮仍脱不掉“庄户味”留一条长长的独辫的年轻女子，成了我们回到宿舍后的笑谈对象。
言而总之，马路不单是走路的地方，也是我们的课堂，我们每天流动着在这课堂里上课。
饥饿的夜晚
但这些马路学生是饥饿的。永远忘不了那下了晚自习往宿舍走那半条街的情景。
当时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寄宿生，家境都很困难，有限的一点粮食大都“统购”了去做伟大事业去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家里吃野菜树叶子，省出一点粮让我们背到学校换饭票。那一点点粮票省了又省，大家都不舍得放开肚皮吃饱。进食量不足，再加上饭菜质量差，不顶时候，到下晚自习时，早已饥肠辘辘了。
走出校门，门两旁有几家卖吃的的，有火烧铺，有粥铺，还有一家煮地瓜铺。意志坚强者，忍着饥饿，扬长而去；意志不那么坚强又囊中充实一点的天天晚上要吃上一点。
我意志不算不坚强，又加上囊中老是处于羞涩状态，很少吃，一出校门就放开大步赶快走，连往那发出香味的地方看一眼都不看，到了宿舍赶快钻被窝睡觉，睡着了就不知道饿了。可有一天晚上，特别饿，我照旧用“意志战胜法”放开大步向宿舍走去，走了几十步，意志的防线崩溃了，只好又返回来花五分钱买了个煮地瓜，一边走着一边吃，一会儿就全在肚里了。我偶尔买点吃，一般不买火烧，太贵，也不喝粥，那东西得坐在那里喝，又“心急喝不得热黏粥”，耽搁时间，我一般是买一个煮地瓜，便宜，还能边走边吃，吃、走两不误。那时邓发街西段路灯似有若无，黑影中在大街上吃东西，也不用考虑观瞻问题。
在西门里“张宅”住了两年，其间有许多事还存留在记忆里，事虽意义不大，却很有趣，不妨择三二件写在这里。
当时学校雇了一位老者看门，兼司学生的晨起晚睡事宜。那时没有悬钟电铃，连手摇铃都没有，到了该起床或熄灯时，那老人就口吹一哨，前后院地转，“嘟——嘟——”声间隔着“起床了！起床了——”的吆喝声。那老人五六十岁，个儿不高，满脸胡子，对我们这些孩子很亲切，可能是姓李，我们很亲切地叫他“李大爷”。听到他的“哨令”，我们就赶快行动，不好意思烦他督促。
冬季昼短夜长，早晨六点钟起床时，还是满天星斗。那天，我们突然被李大爷的哨声和吆喝声惊醒，一个个揉着惺忪的睡眼打着呵欠，赶忙穿衣裳。就在我们把衣裳穿好准备列队出操时，突然又听李大爷大声吆喝着向我们院跑来，“同学们！我吹差了哨了！再睡吧！对不起了，孩子们！再睡吧！接着睡吧！……”于是我们嘟囔着重又脱掉衣裳睡下，瞬时又满屋鼾声，我却是迟迟没有入睡，我在想李大爷为什么吹差了哨子。以后我见到他，问那天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把马蹄表的大针当成小针、小针当成大针了。他本来是给表定了时的，他一觉醒来，一看表已经过了起床时间，他以为是定时装置失灵了，就赶紧吹了哨子。吹完哨回去再看那表，原来才一点多钟……以后我读过一篇大概是契诃夫的小说，忘记小说名了，写一个扳道岔的老铁路工人，恍惚间把道岔扳错了，造成了重大事故。我印象中老把李大爷与契诃夫塑造的那个老工人重叠在一起。
前边说听到李大爷的哨音我们就起床，其实“起床”一词不确，我们没有“床”可“起”，应该说是“起铺”。我们住的那长条状的倒座大屋子里靠南墙是一溜地铺，我们就头顶南墙睡在这长长的通铺上。因为没有南门南窗，屋里阴暗潮湿。这一年秋天，阴雨连绵了多少日子，屋里更潮湿了。一天，我们回到宿舍，向铺上一看，南墙根堆积着一大摊泥皮，一片片大小不等的一面涂着白石灰的泥片，堆了老厚的一摊，那位置正是我睡觉放头的地方。抬头一看，那白墙上出现了一片大大的不规则形的黑墙，像某一个国家的地图。
“好险啊！这要是夜间……”
“王，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后福”遥不可知，先避免眼前之祸吧！要是夜间趁我们睡熟的时候再落下一些来呢！于是，大家纷纷倒过头来，头朝北脚朝南睡下——泥皮砸在脚上毕竟没有砸在头上那么严重。
这就是我刚上初中时的生活条件！
从天而降的绣花鞋
还有一次，我们回到宿舍一看，只见铺上散落着一大摊灰不溜秋的东西。我们捡起来拂掉灰尘一看，这才知道是一些身着旧时装束的青年男女的照片、几只尖尖的三寸金莲绣花鞋、一些旧式的信封，里面装着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好像还有手帕一类女子用品。向上一看，纸糊的花天棚已经大面积脱落，那天棚纸像一块幕布一样斜挂在露出来的苇条龙骨上。这也是天阴潮湿作的孽，那发潮的天棚纸已经承受不住百年的重量了。
我们住的“张宅”留下了许多类似旧言情小说那样的故事，当时知道一些，现在大都忘却了，只记得张大人已死多年，小辈几房为一件事争执不下。家务事无人能断，相持日久之下，突然想起在哪个被遗忘了的角落里还住着大人的一个小妾，最后请那平日无人理睬的“小娘”发了话，事情这才了断。
不过，我们住的房子显然不是那个小妾的“角落”。我们的寝室是四五间相通的大房子，原有隔断墙隔成一个个套间,这些套间很可能原是小姐少妇们的“闺阁”、“绣房”。现在隔断墙打掉了,南北墙上还留着痕迹，在最靠里的一间天棚还在,那些从天而降物原先就在那上面。当年那些少艾在把相片、书信、绣花鞋暗藏在天棚上时，该有多少幽怨凄惋的故事也同时藏在了上面！她们如何能想到尘封的秘事多少年后会暴露在一群少男的面前！可惜当时年少的我们缺乏研究的兴趣，那个物落其铺的同学更是觉得晦气，褥单兜着那些秽物——其实是些很有价值的“文物”，一股脑儿抖到垃圾箱里去了。
听取鼾声一片
在郭宅街宿舍住时，还有件近乎恶作剧的事至今不忘。在那所古宅里，大概有七八个寝室，每室都有三两个打鼾太响的同学。到了初三年级，人们的神经变得脆弱起来，尤其是那些已有了神经衰弱征兆的同学不堪其扰，彻夜难眠。实在不行了，就去动一动那打鼾者，鼾声暂歇，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时间太短，还不等你入睡，就又鼾声大作了。就又起来，把打鼾者彻底弄醒，惹得打鼾人大怒，致有为此打起来的。
一天，几个舍长找到我，叫我想办法。打鼾是各人的生理现象，无法用思想工作解决，我有什么办法？有一个舍长提出一法：把打鼾人集中到一间寝室里。正好有一间稍小一点的寝室可以利用，我说可以作作动员，看行不行。没想到那些“雷公”竟然通情达理，工作作成了，他们集中到那间小屋里去了，从此各室天下太平。有趣的是，那小屋在去厕所的路边，我们夜间起来小便，走到那里，闻见里面比夏天的池塘还热闹，隔窗可“听取鼾声一片”了。
“你上厕所没看看那屋子还有没有上盖？”
此举不但解决了睡觉问题，还为生活平添了一种笑料。
我上初中的时候，正是可着劲儿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时候，连一些生活方式，也大有“苏化”的倾向，譬如人人跳舞，就是这样。
中国孩子，原本都不知舞蹈为何物，突然间却人人成了舞者。课间操时间、课外活动时间、午晚饭后，甚至课间十分钟，都要跳舞，谁不跳，被视为“表现不积极”“落后”，甚至是“不守纪律”。有的同学实在不愿跳那舞，一到时候就钻进厕所里不出来，宁愿在那里面闻臭味。
这些年从电视上看到一些东欧国家歌舞团来我国演出，他们跳的那些民间舞，基本上就是我们当年跳的那些，只不过人家更舞台化、更艺术罢了。记得有两人互相以一手贴在对方后腰，另一手向斜上方高举，跳着转圈圈的一种；有许多人拉手围成一个圆圈，跳着向前使圈缩小，再跳着后退使圈变大的一种，当时我不怀好意地给这种舞起了个名字叫“热胀冷缩舞”。还有别的，大概共有五六种，轮换着跳。没有乐器伴奏，都是一齐唱着跳。共有五六首舞曲，跳什么舞唱什么曲是一定的。到现在我还会哼那几支曲子。
看苏联电影
说起学习苏联，凡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过来的人，都还不会忘记那时的一些情景。当时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胸前都有个小牌牌儿，有点像团徽，比团徽小点，那是“中苏友好协会”会徽，人人未经过任何仪式，集体自动成了会员，都戴上了那牌儿。那时潍坊市的中苏友协总部在胡家牌坊街一个有广场有礼堂的大院里，那正是我考学当考场的地方。当时有个话儿叫“一党二团三工会儿，中苏友协没有事儿”。别看“没有事儿”，它的普及性、活动的经常性并不次，上面说的人人跳舞，大概就是中苏友协倡导的。除了跳舞，还有大看苏联电影、大唱苏联歌曲。
那舞，咱中国人跳着别扭；苏联电影，大家却都爱看。十月革命后，由于列宁的提倡，苏联的电影事业发展得早，发展得快，艺术水平相当高。而当时中国人还没来得及拍出足够数量的影片，西方国家的影片又不往国内介绍，所以还把电影当新鲜儿的中国人就看了大量的苏联片子，学生当然看的更多。除到电影院看，学校自己购置有16寸的放映机，有专职的放映员，到了星期六晚上就在操场里挂起银幕放起来，只要不回家，就准时去看电影，而看的片子十有八块是苏联影片。
到现在还有印象的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苏联功勋演员史楚金塑造的列宁既形似又神似，十分成功，到现在片中的台词“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还活跃在人们的语言中。另外印象深刻的是《夏伯阳》、《青年近卫军》、《乡村女教师》、《区委书记》等。苏联的优秀影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两个人的车站》、《办公室的故事》、《雁南飞》等等是以后看的，上初中时还没有这些好影片。苏联根据俄罗斯名著拍的片子，当时好像只看过《复活》、《底层》，像《苦难的历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静静的顿河》等等那时还没有，倒是根据莎士比亚名剧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根据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作品拍的《牛虻》在那时上映过，尤其是《牛虻》，可说是轰动一时。
唱苏联歌曲
苏联歌曲的影响面并不小于苏联电影。当时差不多人人都会唱几支苏联歌，即便五音不那么全的人，嘴里也在哼哼着那些旋律。苏联歌的风格有点像中国歌却又不同于中国歌，旋律开张明丽，韵味绵软而悠扬，又仿佛蒙着一层略带忧郁的薄雾，既明快又略有点儿苍凉。那风格极能触动青年学生的心弦。那很合口味的曲调，再加上轻松优美的歌词，所以大家都喜欢，都爱唱。像《卡秋莎》、《红莓花儿开》、《小路》、《山楂树》、《共青团之歌》等等，是大家唱的最多的几首。以后流行起来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当时似乎还没流行开。
当时我们唱的苏联歌，大部分是根据苏联诗人伊萨柯夫斯基的诗作谱成的。于是，我们几个同学爱屋及乌地喜欢上了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我到书店买了本《伊萨柯夫斯基诗选》读起来。那洗练清新的语言，那浓浓的抒情味，深深地吸引着我，可说是爱不释手。我对新诗的爱好，就是以读伊萨柯夫斯基为起点的。为更好地理解他的诗，我连他的《论写诗的技巧》也买了来读。
读苏俄文学作品
初中时读苏俄文学作品成了风气，往往是谁借到了一本苏联或俄罗斯小说读着好，还没读完，就有人约好读完了去还书时跟着去借，有时一本书后面会排一长串人。一本特好的书往往在一个班里转一学期出不了班。一本书几个同学读完了，很自然地就会形成不拘形式的讨论会，或就人物或就情节随时随地地讨论起来，有时还会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的。
当时看的苏俄小说，大都至今还有印象，因为那些书写得太棒了。我十分崇拜俄罗斯这个民族，崇拜她能异峰突起的勃发力，崇敬她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十九世纪之前，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文学可言，进入十九世纪出了个普希金之后，突然俄罗斯的天空群星璀璨，一下子蜂拥出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等一大批作家，而且都是世界级大作家。尔后苏联时期又出现了萧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等，同样是世界一流的大作家。他们为人类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使全人类世世代代歆享不尽。
我们当时虽然不像现在的中学生那么紧张，可我们毕竟是学生，课得上，作业得作，集体活动得参加，拿出可以看小说的时间不是很多，读书的时间全凭“挤”和“偷”。所谓“挤”，譬如挤午睡，我曾用三个午睡时间读完了《上尉的女儿》；所谓“偷”，一是晚上吹熄灯哨后偷偷跑出来到路灯底下读，二是课堂上用课本掩着小说，把课内当成课外阅读时间了。有时读得入了迷，老师走到跟前了，还未察觉，少不得要把书“没收”了去。好歹把书要回后，又故态复萌，在课堂上偷偷接着上面的茬读。
尽管又是挤又是偷的，但读书时间还是有限，觉着读的苏俄作品不老少，实际上并不是太多。果戈里的两部代表作《死魂灵》、《钦差大臣》算是读了，普希金也就只读了他的《上尉的女儿》《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一些抒情诗，其它的就没读。三个托尔斯泰，只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安娜·卡列妮娜》、《战争与和平》和阿·尼·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明知道是名著，可部头太大，没敢读。三个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就只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萧洛霍夫只读了他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也只看了看电影知道了大体情节就算了。高尔基，有那么些名著，就只认真读了一下《母亲》和《底层》。
一些不朽的伟大作品没读，倒是一些二三流乃至末流的苏联作品读了一些，时间用得有点可惜。像《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大学生》、《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茹尔宾一家》等等虽算不上是一流作品，却也不错，读了也就读了；像《卓娅和舒拉》、《古丽娅的道路》、《海鸥》，意思好，但浅薄，读读也可以；而如《金星英雄》这种粉饰太平内容一般写作技巧又很低劣之作，却花去了我一个暑假的时间，实在疼人。当时母校规定，寒暑假准许学生多借几本书，这一年暑假我把巴巴耶夫的《金星英雄》上中下三大册借到手，在家看起来。好歹读完了，没读出怎么好来，若不从“开卷有益”的角度说，可说是白浪费了时间。把宝贵的时间这样浪费在这上面了，也是许多名著未读的一个原因。
当时读得最有味我们几个同学议论最多的，倒还不是《日日夜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是阿札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和微拉&#8729;凯特玲斯卡娅的《勇敢》。前者写苏德战争开始后为支援前线在西伯利亚修输油管道的故事，后者写青年人在远东建共青城的故事，两部作品都洋溢着一股青春的话力，写作技巧也属上乘，很招我们那个年龄段的人喜欢。
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好些人不喜欢，我却喜欢上了。短诗《开会迷》不用说读了，他的长诗《好！》、《列宁》我也读得津津有味。我喜欢“楼梯诗”的跌宕起伏，喜欢那种诗所表达的激情。由于读马雅可夫斯基喜欢上了这种诗歌形式，以后贺敬之用这种形式写出的《放声歌唱》等“中国楼梯”我也爱爬。
“曙光社”
数学上有“合并同类项”这个概念，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这个概念。时间一久，志趣相同的同学就慢慢“合并”到一起了。爱好美术的参加了美术小组，爱好音乐的，没有什么小组可参加，却老有那么几个人凑在一起或唱歌或弄乐器。我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读书，随时随地地讨论读过的书，渐渐地就成了一个小团体。这小团体的边缘并不清晰，成员不是很固定，有的同学时而是时而不是，有的似是似不是，核心是齐国恩、葛伟堂和我三个人。
忘了是谁提议的了，“我们何不出个刊物？”于是我们仨就出了本手抄的小刊物。“发刊辞”好像是我写的，齐国恩写的是个小说《铁路上的死尸》，较长，第一期先刊出一部分，后边再连载，葛好像写的是一篇散文，我是一篇关于一本书的评论文章，还有我们写的诗歌等等。同时参加了美术小组的我担任了“美编”，画了封面和插图。刊物编好了，就缺个刊名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统一起意见来，最后我们决定去请语文老师起名并题写刊名。几位老师议论了一下，可能是受封面画上有初升太阳的启发，一位老师说；“就叫‘曙光’吧！”由最长于书法的一位老师在封面上提写了两个正楷字。当时我们三人对刊名和那两个正楷字都不是很满意，但也只好这样了。
那时，我们渐渐有一些现代文学史知识了，知道了有“创造社”、“太阳社”等等文学社团，于是原先没有名字的我们这个小团体就有了“曙光社”的名堂，我好像还荣任了“社长”，齐、葛分任了正副“总编”。整个过程我们自己知道是小孩子“过家家”，却又一本正经地去做。刊物只出了两期，“创刊号”紧跟着就是“终刊号”。出这刊物又得撰稿，又得编辑，又得抄写，太费时间。主要是凭兴趣观点干这件事，一旦兴趣得到了满足，也就渐渐淡下来，于是就停刊了。办这小刊物虽然是闹着玩的事，却对我有着长远的影响。1994年我内退后应朋友之邀，到北京参与了建设部为迎接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举行而办的大型画报《中华锦绣》的创刊和编辑，担任了编辑部主任的角色，这显然与在初中时编那两期《曙光》有种内在的联系。可惜“曙光”微露之后，接下来就只是晚霞一抹了。
追悼会上的笑声
在我上初中的那几年里，中苏还没度完“蜜月”，远未到交恶的时候，那时的斯大林不光苏联人如赫鲁晓夫者称之为“父亲”，连咱中国人也把他当成了“老的”。初中时我还没读那本精心涂抹成的《联共（布）党史》，对斯大林还缺乏理性上的认识，只以那幅身着戎装怀抱扎蝴蝶结的小女孩儿的画儿做建立对斯大林感情的基础，这基础未免有点过于柔弱。
日，斯大林突然死了，噩耗传来，人们震悼不已。3月8日，在潍坊体育场举行大型的追悼会。当时的体育场在东关南门外，遇有大型的活动都在那里举行，我曾作为运动会团体操表演者的一分子，在那个场子里随着我校教体育的巩显斌老师特别洪亮的口令做过广播体操。斯大林追悼会也在这里举行，满满的一体育场，大概有几万人。参加的有社会各界，好像主要是几个中学的学生。
我们以比做广播操稍密的队列站在那里。追悼会开始了，主席台上发出了“默哀三分钟”“默哀起——”的口令。那时人太死板，三分钟就三分钟，不会偷工减料，时间一长，难免出事。果然，离我不太远的地方突然“嘣”的一声发出一个巨大的屁响，在人们都在垂首默哀万籁俱寂的时刻格外显得响亮。一声屁响，引出一片笑声。开始是“嗤—嗤—嗤—”，接着是“哈—哈—哈—”，继而是“嗬—嗬—嗬—”，笑跟流行性感冒一样，是会传染的，笑的人越来越多，笑声越来越大，终于笑成了一大片。我站在场子的西南面，离主席台较远，我向周围看了看，见整个西南部的人都在笑。这种笑跟演员“笑场”一样，越想憋住不笑，越憋不住，笑声一直在会场一隅持续到默哀结束、致悼词致了有个时候了，才由带队的老师好容易制止住。
这时，距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揭露斯大林杀人罪恶的秘密报告还有整整三年时间，斯大林的杀人魔王嘴脸还未被人们知晓，追悼会上的笑声绝不是因死了个暴君而笑逐颜开，更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而纯粹是一种“生理现象”，是一种不能自我控制的面部肌肉运动。当然，如果那时有如丧考妣之痛，再响的屁也不至于引发笑声，关键是对斯大林并无感情。是啊，遥远的异国他乡死了个外国老头儿，与我何干？对这些十多岁的孩子来说，虽不像鲁迅诗曰“默哀三分钟，心里想拳经”，却也并不在想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死者，闻屁响而失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过了多少年后，我渐渐知道了斯大林搞大清洗大开杀戒，几百万干部、军官死在他的屠刀之下，搞集体农庄又杀了几百万农民，若算上苏德战争开始时由于他的麻痹大意导致德军打到莫斯科城下死的人，死在这个暴君手里的苏联人有一两千万，苏联共总才多少人！若当时就知道这些，那笑声就不是纯肌肉运动了。不过斯大林也有值得我们感念的地方，那就是有鉴于他屠刀上的血光过于刺眼，我们换上了软刀子。
门窗密闭的洋房
潍坊二中是美国人建的一所学校，上世纪五十年代，校内还是一色的洋房洋楼。1954年春的一天，突然叫我们当学生团干部的到二中的一座洋房子里去开会。记得那洋房在学校深处，其南墙是半圆形的，窗是落地的大窗，窗上有落地窗帘，窗帘都拉得严严的。窗外和门口站了好几个不是学生的人，他们的眼在巡察着什么。我进去时里边已站满了人，人们在互相小声询问着开什么会，谁也不知道，那气氛十分神秘，大家预感到有什么严重事情要发生，心里有种不祥的感觉。
会开始了，先有人宣布了几条纪律，一、不准记录，二、不得外传，三、……气氛更加神秘，我们的心在怦怦地跳了！
接着有人向我们宣布中央关于高、饶事件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高岗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在搞反党活动，被揪住了，高岗自杀了，那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云云。
“中国的贝利亚！”我心中暗暗说。
几个月前，刚听到了苏联的二号人物、内务部长贝利亚反党叛国被处决的消息，这不，中国也出了个这样的大官！令人震惊！
贝利亚有叛国一条该死的罪状，高岗为什么该死，没听明白。反正是毛主席给他定的罪，不会错的，屈不了他。
至今想来，还是想不通，活动着要当党中央副主席就是反党吗？那文件上有“过去的功劳一笔抹煞”这样的话，要说功劳，高岗和刘志丹是原陕北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毛主席领着经过二万五千里已疲惫不堪的红军到达陕北，还不是幸有高刘的接纳才立住了脚？以后高岗到东北去当了军政总头儿，也是功不可没，应该说高岗是新中国的奠基人之一。这样的人，怎么就因为想把官当得再大一点就“一笔抹煞”“死有余辜”了呢？
——这些话今天说说没有关系，若放在以前，那还了得！1959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那次北戴河会议上，不是把李志彤写的《刘志丹》说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而导致作者死于非命并株连了数百人吗？据说就是因为小说涉嫌为高岗说了好话。
对那次“洋房会议”我还有点今天说说谅无大碍的疑问：就这样一件当不了人人皆知的事，何必搞得那么神秘兮兮的呢？记得1959年彭德怀坏了事，这么神秘了一次；1973年林彪摔死又是弄神弄鬼地大搞神秘化，以至林彪死了一两月了，开会时人们还在“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我觉得我们的一些人不把事情搞神秘一点，就不够劲似的。也许是凡事不光明正大惯了的原因才这样。
如果把我们国家比喻成一个大池塘，那作为一名初中学生的我，就是池塘边角上露在水面上的一茎细弱的水草，每当池塘里掀起波浪，波浪层层扩展开去变成圈圈涟漪，总能波及到水边，使我这细草微微晃动一番,对风浪略略有所感知。
在我上初中的三年中，我们国家的“水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但也有“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批判《红楼梦研究》”、“反胡风运动”等事件像巨石投到水面上一样，激起过轩然大波。这些政治风浪，我这棵水边的小草，都通过传来的波纹有所知觉，特别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感触更深一些。当时全国掀起了反胡风、抓胡风分子声势浩大的运动，报纸上铺天盖地满是反胡风的文章。那时我们几个同学都早已培养起了读报习惯，对报纸上批判胡风和胡风分子的文章都很爱读，尤其是那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我们最感兴趣，读了又读，越读越生气，以至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义愤填膺了。
反胡风运动，实际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向知识分子使出的第一路杀手锏，是随后而来的“反右”“文革”的预演，对咱们的国家的危害是怎么估价也不会过分的。但就这样一场国家民族的大灾难，当时我们却热烈拥护、坚决支持。原因是：这是伟大领袖发动的，不会有错。那三批材料，都是胡风的私人信件，伟大领袖无限上纲地加上了按语，立时变成了“反革命”罪证。这三批材料，成了以私人信件定罪的先例；而材料的按语，则开了无限上纲定人以罪的先河。这一切，我们当然不会知道，只一味欣赏那些按语的犀利深刻，以胡风那些信件来满足好奇心。
对“三批材料”我们几个人不光欣赏，还如法炮制，“效”起“尤”来。
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给我们提供了效尤的机会。这时，已到了1955年暑期，老师的那点破事终于东窗事发，弄到哪里挨整去了。我们几个突然心血来潮，咱何不也整出三批材料来？于是由老齐执笔，我们把老师课堂上平日说话中有“问题”的只言片语搜寻出来，学着胡风材料的样子，一条条列出来，也学着加了一条条按语，无非是些上纲上线危言耸听的空话。三批材料整理好了，由我通过团委交上去了。不知这所谓的“材料”是不是给老师挨整雪上加霜了，不管加没加霜，我们这实际上是在落井下石，尽管我们有闹着玩的成分，但人掉到井里去了，能往井里扔石头玩吗？看来，在那种以整人为能事的时代，人很容易变成些落井下石的人，往井里扔了石头，还自认为是革命行动。
我的“干部”生涯
“干部”一词来源于日语，在我国，通常指担任公职者，又指担任一定领导工作的人。学生干部显然不是前者，与后者庶几近之，但也没有多少领导权，只能说是为学生服务的学生头儿。
没想到一生为民的我，“干部”身份却差不多如影随形地陪伴了我的整个中小学时代。
火爆的竞选
从我开蒙上学的第一天，我就当上了班长。1948年春家乡解放，我的母校石沟河小学解散，我失学在家，就在这期间，我们村开始发展团员，成立团支部（当时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成了我们村第一任团支部书记，不久又成了乡总支副书记。1950年我复学进入张友家完小，一年后转入石沟河完小，我一直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当时全校只有一个团支部，连老师中的团员都属于这个支部。在张友家上高小时，我还被选为县团代会代表、县人大代表，到当时潍县县委县政府所在地“望留”参加过几次团代会和人代会，人代会上我是全体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分班点名第一个就点着我的原因了。那天在校本部小广场上，我们十二级一班的同学点齐后，就由班主任杜老师整队把我们带到分院我们的教室里，然后宣布我为班长，进入中学的第一天，我又当上了“干部”。
开学不久的一天课外活动时间，我正在教室里割纸钉本子（当时本子都是自己买纸钉），突然来了高年级的几个男生和女生，他们拿着纸笔，来问我小学时的情况。我当时不知道这叫“采访”，也不知他们问这些干什么，就有问必答地把我以前担任什么，如何带领青年人参加镇反、土改、动参等运动跟他们说了，看来他们对我的回答是满意的。以后又来过几拨，也是问的那些内容。
又过了几天，全校的团员四五百人，集合到校本部南院，就是伸到新华影剧院西边的那个院子，举行团总支改选竞选大会。不知道别的年级的候选人是怎样竞选的，这一次集会是专为我们初十二级的候选人竞选。我一进那个院子，就见屋檐上、墙上挂了许多横幅，上边用大字赫然写着我和另一个姓曹的同学的名字，“请选王&&！”“请选曹&&！”“&&&是最佳人选！”这样的字样十分戗眼。大会开始了，先叫我和曹同学到前面台上自报了一下家门。前面说过，那一排隔出了一个南院的房子是老屋，有“拔台子”，正好做了“主席台”。在我俩“登台亮相”之后，分别有人对我俩做了介绍，然后就开始竞选辩论。“拥王派”和“拥曹派”纷纷登台发言，言辞越来越激烈，声调越来越高昂，有的竟然是声嘶力竭了，气氛异常火爆。
我到现在记得两个人的发言：一个是这之前到我们教室采访过我的那个高年级的女生，她没有像别的同学说我的“辉煌历史”，而是讲的“采访记”。她说那天去采访我，我一边割纸钉本，一边大大方方地回答他们的询问，小小年纪，竟然那样稳沉从容云云。我坐在下面听着，回想那天，我确实没怎么害怕，也没有扭捏之态，这可能与我打小当“孩子头”有一定锻炼有关，在我没觉着有什么特别之处，却让那位女同学当成了很能拉选票的一个发言内容。另一个发言者是个愣头愣脑的男生，他从台子的一边背着块板子上去，口吐唾沫星子地大声说了些应该选我的理由后，突然背转身来，大家这才看清他背的原来是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大大的三个字——王明章。他把一条胳臂从小黑板的一端弯转过来，一根指头指着我的名字，把头别转过来，大声地说：“就选这个！就选这个！大家看清了，就选这个！”
那激烈火爆的竞选场面，我第一次看到，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使我联想到美国的选举、台湾的“选战”，我不敢说是好是歹，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通过这么一呼隆，选举人就对候选人有所了解了。1949年我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其实不是“选”而是“定”，连过场也没走，不知什么人定了我是代表我就是代表。1993年我又当了市（县级市）人大代表，这一次倒是走了过场，煞有介事地进行了差额选举，我当候选人，可是我连面都没露，选民大多不知我是何许人，就选上了，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另外，通过那次竞选活动，我还想到，建国初期人们的思想是活跃的，自由的，西方的一些作法还是可以拿来用用的，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
通过这么一竞选，我被选为团总支委员，分工担任组织委员，同时兼任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不久，总支升格为团委，我改任团委宣传委员兼班团支书，从初一一直干到高三。
我的“作为”
现在常在一些公文中看到“不作为”这个字眼，意思是一个人，主要是负有责任的官员，该干的事不干，该起的作用不起，“占着茅坑不拉屎”，这就是“不作为”。回想我在中学时担任团干部，还不是只蹲在茅坑上“不作为”，而是有所“作为”的。但那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印象已经模糊，尚残存在记忆中的几件，写在下面。
当总支组织委员，主要负责发展团员的工作，自然要作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作了些什么，全忘了。近与初中同班老同学葛伟堂叙旧，他说到齐国恩、毛国杰两同学入团的事，说再没见过那么正规、隆重的入团仪式，至今他印象清晰。他这一说，我也约略记起来了。那是有别班团干部列席的我班团支部的一次活动，好像是该有的能想得到的步骤都有了，的确在学校里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新颖。拒绝平淡俗套，让平常的事也带上一点声色，喜欢给内容找到一种合适的形式，这好像是我这个人当时就有以后也并未全无的一个特点。
团总支升格为团委后，我改任团委宣传委员，似乎这更适合我。我的一项具体工作是办《学声报》。在我入学之前母校就有很像样的黑板报，各班的都叫《生活报》，校园里的大黑板上办的则是全校性的壁报，一直名《学声报》，名字很好听，办的水平也不低，每一期我都是带着赞赏、佩服的目光予以关注的。没想到不久办报的任务落到了我肩上。开始，我有些打怵。我们是一所完中，从初一到高三，各个年级都有，我才个初一学生，能行吗？在这位置上，不行也得行，不能说“草鸡”话了。生性不服输的我，和学生会的宣传委员一起，重组了编委会，认真地办起来了。办了几期，没想到听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叫好声，都说《学声报》有了新面貌。报上刊登了不少好文章，尤其是我们班擅长美术的李述之同学画了不少讽刺学校里不良现象的漫画，反响很好，校领导讲话都引用漫画内容作例子。我参加工作当了老师后很长时间负责辅导学生办黑板报、油印报，好像都是当时那项工作的延续，不过我们那时却没有老师辅导，完全是学生自己办。
大概是初二的一天，班里的一个女生突然找到我，说她要退学，我大吃一惊。我一直兼着班团支书，同学们对我似乎有一种有了什么难事愿找我谈谈的信赖。这女生品行很好，学习也不错，为什么要不念了？我问她原因，怎么也不说，只说不想念书了。我当时想，你不念走就是了，为何找我说？找我说就说明你不想退学，肯定是有难处想取得我的帮助。再说，为什么不找班主任老师说呢？我被她对我的信任感动了，决心以一个团支部书记的身份帮助她。第二天我找到她，耐心地打消她女孩子羞于出口的心理，她终于说了原因。原来她家是很贫的城市贫民，家里只有母亲，靠母亲给人家浆洗缝补衣服生活，家境的困难已经让她无力念书了，却又在给学校老师送洗好的衣服时，发生了一件让她无法再念下去的事，实在无法了，才求助于我。我主要从眼前挫折与远大前途这方面开导于她，对支部里的同学只说了她家庭困难无力上学的事，大家凑了些钱，在保护她自尊心的情况下给予了一些帮助。并向班主任很机巧地汇报了这个同学家里困难想退学大家给予帮助的事。从此那同学像变了个人似的，有精神了，学习成绩步步上升。到毕业时，以很不错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
像这样我自己努力并以团组织的力量帮助同学的事，还有一些。我后来读了王蒙的《青春万岁》，看了根据那小说拍的电影以后，觉得他有点像在写我们。我们班也有特贫困的同学，也有信基督教的同学，作品中那几个类型的同学我们差不多都有。王蒙写的正是刚解放的一所城市中学里同学们的事，同一类学校，同一个时代，必然有大同小异的生活，只不过在王蒙笔下是经过提炼加工的生活，我记忆里的情景是原生态的生活，或说只是些生活的素材罢了。我多少有点像那小说中的主人公，只不过我是男生。
教室里，把课桌凳拉向四周，中间留出空场。一会儿，一双农村老大爷和老大娘来到空场中间，坐在小板凳上念叨起在外上学的儿子来。正念叨着，儿子作推门状来到老人面前。老大爷问：
“你怎么回来了？今日是礼拜啊，还是星期天？”
一片笑声。……
这是我们班在演自编的小剧。
当时农村在实行粮食“统购”政策，我们同学大都来自农村，每次回家看到父母那满脸菜色，自己却要带粮上学，于心不忍，有点人心浮动，有的甚至想辍学回家。针对这种情况，团支部和班主任老师商量着要作同学们这方面的思想工作。思想问题起因是家中父母，还得从父母的角度解决问题，于是我们决定编演这出小剧。那剧情接下去是儿子向父母提出要辍学，父母一听大怒，说比起旧社会逃荒要饭来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把儿子批评了一顿，硬是撵回了学校。编剧是齐国恩、葛伟堂和我，饰演老头儿的是我，另两个角色是谁演的，忘了。剧本水平一般，演技更在一般水平以下，但反响却很热烈，小剧成了同学们谈论的话题。同学们情绪越来越稳定，没有一个辍学的，不知是不是这自编自演的小剧起了作用。
自那之后，演剧成了我们班同学们喜爱的一种寓教于乐、自娱自乐、丰富生活的形式。记得曾排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印象最深的是于新英和张玉芹演的那出朝鲜族小舞剧。细高俊秀的张玉芹上穿白褂蓝坎肩，下穿白裤，打扮成一个朝鲜族翩翩少年。于新英身穿自胸上部开始下垂的朝鲜长裙，在庞洪科的二胡伴奏下，两人蹁跹起舞，演绎出一段典雅的故事，优美极了！张玉芹同学初中毕业后在东关一所小学当了老师，我高中时为一项社会调查去见过她，一见她就想起那个朝鲜少年来。于新英好像是考取了一所中专，再未谋面。庞洪科是自寿光来的同学，多才多艺，晚饭后那段闲散时间常听到他那悦耳的二胡声，他的大幅铅笔素描《马克思与恩格斯》至今清晰在目。不知以后他干什么去了，多半是成了有名气的文艺人才。我则通过编演小剧，有了对这门艺术的爱好。到高中时为配合“反右”，我们自编自演过《六教授会议》，我担任主角章伯钧。为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我们班排演了当时的名剧《新局长到来之前》，我饰主角牛科长，至今老同学见了面，还少不了要提起当年我塑造的那个笑料百出的舞台形象。
大概是在我刚进入初三的时候，团中央召开了“三中全会”，是第几届的三中全会，我忘了。从团地委、团市委到学校团委，都必须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那精神，主要是要青年人敢想、敢说、敢干，要有远大的理想，不平凡的抱负。我们班团支部一伙人，本来就不想成为平平常常的人，都在不自量力地设计着自己的未来，一贯彻敢想敢干的精神，觉得“正中下怀”，于是我们为配合全会精神的贯彻，想了说了干了许多事情，现在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四十年后来相会”的主题班会。
在新校理化实验室东头那个大房间里，我们班的同学都坐在那里,还有各年级各班的团支书及学校团委的同学。当班长杨会堂宣布班会开始，时光已是四十年后，十几个两鬓染霜的学者、教授、作家、画家、工程师、劳动英雄、政府官员等等次第登场，每来一个，会议主持人就介绍一下他的身份，然后是阔别多年的“老同学”重聚首后的握手寒暄，接下来就是各人介绍自己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并且把自己的“著作”、“勋章”、“奖状”一类足能代表自己成就的东西作了展示……最后又回到现实中来，由我讲“这是我们的理想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经过不懈的努力，未必不会变成现实”这些意思。主题班会的大体开法就是这样。之后，各班同学对我们的班会可说是毁誉参半，誉之者说设想大胆，符合三中全会精神，形式也新颖；毁之者一是说“这哪像班会！这不是演戏吗？”，二是说“敢想，也太敢想了！别是作梦吧！”
这班会的形式和内容是我和齐国恩想出来的，并向团委作了汇报，取得了团委的支持，所以才开成了个“现场会”（当时还没有这个名堂）。过了若干年后，出现了一首由谷建芬谱曲的很有名的歌曲《二十年后来相会》，这歌曲的意思，连同名字都与我们的班会相同，真是“所见略同”了。这就是我！“班会”也好，“演戏”也罢，这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的性格的外在表现。遗憾的是“四十年”早已过去了，也还没有“来相会”，即便相会，头上也没有那么些当年虚拟的光环，真叫别班的同学说着了，那只是“作梦”罢了。
我的“作为”得到了肯定
由于我作团干部不是应应付付地去作，再是我把我的性格熔铸到了我的工作中，让作的事情有一点声色，所以我得到了一些肯定。大概还没上初二，我就被选为市团代会代表，到破败的潍县城隍庙那儿参加过几次团代会。每次会都要开好几天，和一些高年级的代表在一起大长见识，至今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中有好几人被选为留苏学生，成了卓有建树的科学家修瑞娟的同学。
一天，团委张老师通知我，叫我几点到邓发街中段的一所房子去见一个人。那人叫岳征谋，忘了是市里还是地区里的一个不小的干部，那大领导要召见我。见大官，尤其是让我自己去，我有点怵头。又一想，他和我一样都是个人，他能吃了我！我就去了。到那里，那位大官又是叫我坐下，又是给我倒水，很亲切，我也就不紧张了。他问我都作了些什么工作，什么工作是怎样作的，我就像回答老师提问似的，一一做了回答，他频频地点着头，偶尔在本子上记一点什么，最后说我干得不错，要再接再厉，就叫我回来了。以后听说，接见我的这位岳征谋，后来当了德州地委书记，最后官至何位，我就不知道了。
我在大街上快步走着，边走边寻思：这是要干什么？平白地误了我两节课！
不久，团地委少儿学生部部长王培江同志找我了。培江同志是我校团委负责老师高丽娟老师的爱人，极朴实亲切的一个人。他找我是叫我把我们团支部的工作写成一份材料，说团地委的一个什么会要用。他那些日子好像是“蹲”在我们分校，帮我起草、修改、定稿，一连多少天，每到课外活动时间就叫我去一间西厢屋里，他和我俩，对付那稿子，直到他觉得满意了才算完。
又过了一些日子，叫我去开会了。那会是在和平路南端靠火车站不远的路西一个废旧的工厂里开的。那会不是什么代表会，好像是个全地区团的工作会议。我到了那里，并不叫我参加会听报告，只叫我在一间房子里修改我写的那稿子，说要叫我照那稿子在大会上发言。我写的那文章，照今天的叫法就是“材料”，当时还没有这名堂。自文革后我为县里和学校里写过大量材料，成了小有名气的“材料手”，没想到我初中时写的那东西，竟是我写的第一份“材料”。记得团地委的一个叫于方红的领导看了我的稿子，提出几个地方叫我照他的意思改。见那于方红随身带着一本《浮士德》，令我肃然起敬。
大概是第三天，叫我到大会上发言了。发言的有两人，除我，还有益都师范的陈洪文同学。那人个儿不高，黑黑的脸上有挤破的粉刺疙瘩子，口才很好，发言到最后，说他学校已决定保送他去师范学院，说他不愿意当中学教师，“当小学老师可以摸弄着孩子的头，当中学老师就不能摸弄了”，一边说，一边手做摸孩子头状，引得全场一片笑声。我就不行了，只是照本宣科地把我费好多天写的那稿子念完了。也有掌声，但反响不那么热烈，我第一次对着麦克风发言，紧张，始终没放开。记得没有发言稿只在会上露了露面简单说了几句的还有一个大个子女生，叫康桂欣，也是一中学生，刚在全省运动会上拿了女子跳高、铁饼、标枪三项冠军。
那个会上，既没有表彰，也没有奖励，我和陈洪文还有那个为潍坊争来了荣誉的康桂欣，什么名堂也没给，只发了发言算了，好像当时还不兴以后兴起的那一套。要放在现在，还不得捧回个大奖状，高考还要降多少分录取！在那场合发发言，我也就觉得是对我作了那么些工作的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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