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1.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立国之本与社会之基。
　　黑格尔在谈到中国“孝敬”问题时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这是说传统中国社会，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这种观察是有道理的。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社会是一种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中国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并未抛弃原始社会的血缘纽带，而是把它与政治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和伦理政治模式。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社会主要由家与国构成，而其中的第三领域或狭义的“社会”并不发达。在周代封邦建国的政治体制中，宗主与受封者的关系，是一种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统一。孝德在周代产生之初，就是亲情与政治的合一，尊祖敬宗的目的就是和睦宗族，加强政治统治效力。台湾学者杨国枢在其《中国人之孝道的概念分析》中指出：“传统的中国不仅是以农立国，而且是以孝立国。”中国人在家孝亲，在朝忠君，而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因此，说孝是中国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的精神基础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font COLOR="#.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这并不是说西方文明与印度文明就没有处理亲子关系的道德，而是说孝是被中华文化特别强调的文化价值观念。在中华文化中，孝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是异质文化所不具备的。“孝”这一辞在英语中没有专门的词对译，勉强以“子女的”与“奉献”两个词来合成翻译“孝”，难以概括“孝”在中国文化中的丰富内涵。这一点也证明了中国孝文化的独特性。
　　3.孝是中华传统道德的百善之先。
　　孝的伦理精神本质是爱、敬、忠、顺。这是一切道德的内在精神源头和基础。一个不从精神上爱、敬父母、从行动上忠、顺父母的人，何谈对他人尽责任。孝确是一切道德的精神实质。
　　孝是“行仁”“行德”之起点。中国家族中的亲情关系是一种合血缘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为一体的东西。中国人的道德感是从这种亲情关系中升华出来的。从孝中生出仁，再从仁民而至爱物。孝因此就被看作是道德感的源头。这种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基本进路，至今仍然延续着。今天的人们还是认为百善孝为先，孝为做人之基本美德。从一个人是否孝，就可以“两岁看小，七岁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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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之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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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是什么关系？这历来是中西方哲学关注的问题。它实际上是理念与伦理现实的关系问题。现代人容易将伦理与道德混同。但实际上伦理与道德存在哲学上的差异。简明地说，伦理重在探讨“人”与“伦”的关系，道德重在探讨“人”与“理”的关系；伦理具有客观性与实在性，而道德具有主观性与个别性。现实生活中，伦理作为“本性上普遍的东西”的理念，与伦理现实之间存在矛盾甚至沖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中西方文明有不同的经验和智慧。中国传统学说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的解答。 礼与仁学说有两个基本概念：礼与仁。如果进行道德哲学分析，那么，礼可以视为伦理尤其是伦理实体的概念，仁则可以视为道德尤其是道德主体的概念。礼与仁，可以说是伦理与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表达。一般认为，儒家学说尤其是道德哲学是以“仁”为核心的。理由有二：其一，礼是的继承，仁是的创造；其二，在儒家论述中，尤其《论语》中，仁出现频率比礼多，地位也更重要。但是更需要思考的是，在礼与仁之间，孔子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是建构一个“礼”的社会，还是“仁”的个体？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个谁更优位的问题？《论语》中的一段话对“礼”与“仁”的关系进行了重要诠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孔子以“仁”说“礼”，以“礼”立“仁”。可见“仁”的根本目标是“礼”，孔子以“复礼”为自己的使命。“复礼”必须“克己”，“克己”就是超越自己的个别性，达到孔子所谓“大人”的“普遍性”。“克己复礼”的过程，就是“仁”的建构过程。从道德哲学角度看，“克己复礼”是一个道德与伦理同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复礼”确实具有目的意义。只是，孔子为了实现“复礼”这一目标，着力解决如何建构“仁”的道德主体这一问题。他对“仁”之于“礼”的意义强调到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会以为“仁”比“礼”更重要。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伦理与道德在孔子体系中的地位，那就是：礼仁同一，伦理与道德合一，伦理优先。孔子的这一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更为具体的阐发和辩证展开。孟子的一段话能够代表儒家关于伦理与道德关系的理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这段话中，最关键的是“人之有道”与“教以人伦”之间的关系。儒家学者关注的是如何防止人“类于禽兽”。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教以人伦”，通过伦理教化，实现人格完善，达到克己复礼的目的。天与理在儒家体系中，对伦理与道德关系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也有不同表述。在孔子是“礼”与“仁”，在孟子是“五伦四德”，董仲舒以后则是“三纲五常”。无论如何演变，伦理与道德始终一体，而且“礼”、“五伦”、“三纲”的伦理，之于“仁”、“四德”、“五常”的道德总是具有优先地位。用现代道德哲学的话语诠释，中国传统道德哲学总是在具体的伦理情境中建构道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不是诉诸西方式自由意志之类的抽象。孔子以后，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尤其是儒家体系中，总有三个结构性元素：伦理性的礼或人伦，道德性的仁或德性，而修养则是它们之间使二者同一的“第三元素”。修养的关键在于“修身养性”。“身”即人的个别性或所谓“单一物”，“性”即人的公共本质或所谓“普遍物”。“性”作为普遍本质为人所共有，因而需要“养”；“身”作为个别的感性存在则潜在某种道德上的危险性，因而有待“修”。“修身养性”的过程，简单说就是克服人的自私，完成人的社会性。可见，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在儒家思想中说是礼仁合一，伦理道德共生，伦理优先。儒家学说以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理想主义，对现实的伦理存在和道德状况采取批判的态度，提出“内圣外王”，“圣”是“王”的前提条件，以此作为对“王者”的道德教训。宋明理学通过儒道释的融合，以“理”或“天理”统摄“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也是伦理与道德统一的一种诠释。到了理学阶段，中国道德哲学核心概念，已经不是“礼”，也不是“仁”，而是“理”。与西方相比，中国没有强大的。但人们一般承认中国伦理尤其儒家伦理的準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伦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也不仅因为作为完成形态的中国传统伦理的宋明理学中已经融合了佛教的因素，宗教参与了中国伦理的历史建构和现实发展，更重要的是，伦理精神本身与宗教有相通之处。伦理必须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所以，中国道德哲学一开始就设置了兼具伦理与宗教意义的“天”的概念。到了宋明理学，形成所谓“天理”概念，标志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完成。“天”与“理”的结合，是伦理与宗教的结合。这种结合不能一般地解释为道德哲学中融合了宗教的因素，而是可以看作中国伦理与宗教在哲学上的文化相通。在西方，伦理的实体被人格化，这就是上帝。在中国，伦理性的实体被哲学地把握和表达，但由于它同样具有某种终极性的意义，同样具有神圣性，因而寄托于集自然、伦理、宗教于一身的“天”的概念以表述和表现。孔子着力于“仁”，坚持“为仁由己”，求“仁”得“仁”，但却认为“仁”是一个精神境界。“伦”的实现，有赖于“精神”的信念和信仰，“伦理”便是所谓“伦”之“理”。因此，不仅实体性的“伦”，而且作为达到“伦”的条件的“精神”，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哲学气息。西方最担忧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上帝，世界将会怎样？”中国自孔子始最担忧的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伦理”与“精神”圆融而成的“伦理精神”，不仅一般地意味着二者的同一性，更重要的是指谓“精神”是“伦理”的条件。二者的同一，是伦理存在与伦理方式、伦理能力的同一。（ 作者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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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化系统的发展轨迹和方向起着调控、制约的作用，价值判断系统的这种调控制约性，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性。
一般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与西方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其差异性在相互参照比较中表现出来，如西方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进取精神……，求真求实的精神旨趣使得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判断总是与事实判断联系在一起，美的东西总是与真实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只有真实的，才是美好的，这种价值取向使得西方文化不断处于永恒的冲动和超越之中；与此相反，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构成中，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观念的体现)，反对人的独立意志和锐意进取，培养人的群体意识、顺从诚敬意识等，此种价值取向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具有很大的惰性，它所寻觅的是一种中庸的、调和的途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价值判断总是与事实判断相脱节，而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相联，契合为一，就是说，美的东西总是与善的东西相联为一体，只有善良的，才是美好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组合形式，导致中西方思想文化中非常不同的内容形式和思维方式：一方是对自然本体的追求，一方是对社会人生的探讨；一方是纯知识体系的建构，一方是道德规范原则的叠加；一方是理论性思想的突破，一方是直观性思维的构想……。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特征十分明显。通过这种简单的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倾向。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这一特征，西方思想家也早有察觉，孟德斯鸠曾说过：“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3]，黑格尔也指出：“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4] 这些论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道德根基和重要的精神支柱。岳母刺字、孔融让梨、桥头拾履，这些传统美德的故事深深刻于中国人的脑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格言，一直激励着中国人建功立业的豪情。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传统的优秀文化与美德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强，重中之重就是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
青少年是和谐社会的未来建设者，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近年来，我们的教育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重知识传授，轻思想培养，使部分青少年缺乏社会责任感。可喜的是，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市商业幼儿园在全市率先开展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活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育资源运用到教学中，对孩子们开展基础的伦理道德教育。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我市在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广泛开展了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活动，每年“六一”期间都要举行“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万名儿童集中诵读活动，目的就是要在全市掀起学习传统经典、弘扬传统美德的热潮，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提升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还要把传统美德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结合起来。社会主义荣辱观赋予传统美德新的时代内涵，有了质的升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广大青少年来说，知荣明耻的目的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自觉地把“八荣八耻”的基本要求落实到日常学习生活之中，落实到为校园添光彩、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在实践中感受真情、领悟崇高、体验光荣。
让我们以徐光春书记的批示为契机，迅速在全市掀起弘扬传统文化、倡树传统美德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高潮，不断提升道德水平，为构建和谐漯河作出积极贡献！
伦理道德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根由。
在伦理型的价值取向观念涵摄下，人们的一切事实判断活动都被纳入伦理道德规范模式中，人们复杂的思想、行为活动都必须符合伦理道德标准，并由此做出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等道德性判断。于是乎，无论是客观事物、认知主体；还是社会现象、历史事实；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还是艺术的、道德的、观念的……，统统打上了伦理道德的印记，用伦理道德的原则可以包容一切，解释一切，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重伦理的价值取向导致中国人过分重视伦理道德修养，所谓“独善其身”、“慎独”、“洁身自好”等，一直是中国人道德情操培养中最主要的修养方式。重伦理的价值取向还对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格、风俗习惯、心理素质、价值观念等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中国人已习惯于用道德的眼光评判衡量一切，它不是外在的强迫，而是内心的自觉。伦理道德至上的观念已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人们只须循此而为，而无须探究其根由。社会只有采取这种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道德评价方式，才能维系正常的人际关系和起码的心理平衡，若有人敢站出来反对此原则并身体力行，那么，在每一个中国人眼里，他不是“疯子”，便是尼采式的“狂人”，其结果必将是一场人生悲剧，湮没在封建?理道德的泥潭里化为乌有。伦理道德观念似一张硕大无朋的网络，覆盖、湮没、吞噬了一切，一切真实的不加雕饰的东西在这张大网面前都变得枯竭死亡。伦理型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国人一直憩息在自我设计的道德世界里度过一生，这种价值取向对主体的全面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对主体所造成的影响远是一个大课题，非区区本文所能言明和涵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探讨也远没有终结，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的主体意识、主体价值进一步觉醒，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对待传统文化，我们不能采取“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也不能采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或“中西互为体用”的思维方法，而应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待传统文化，要采取批判地继承、综合创新的办法，努力寻求其向现代社会、现代价值观念转换的有效途径，使现代中国在面临挑战的21世纪，能够充分吸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成果，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世界不同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思想，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思想的精华及合理的成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深入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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