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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能拯救中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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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8月6日文章】题：儒家思想能拯救中国的环境吗？（作者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联盟秘书长彭马田）这可能是世界上有记录以来有关生态问题的最古老论述。大约2300年前，中国哲学家孟子就强调指出，人类活动会对周围自然界造成影响。
　　孟子日：“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在当代中国，要想一睹该国几乎任何一地之“性”几乎都已不可能。中国何以再现自然界之性呢。答案或许会令人感到意外，那就是运用该国最古老的哲学和宗教思想。
　　上个月提出了一个有关儒家思想和教义的新的重大研究成果。中国儒家学者有史以来第一次就环境问题作出论述。学者对具有破坏性的中国当代发展的基本原理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人类要发挥关爱、而非破坏作用的观点。
　　这种论述认为，世界当前需要的是在精神层面持一种基于儒家价值观的人文主义：“孟子提醒我们，儒家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是：这个世界是我们从祖先手中传承的宝贵遗产。”
　　一项主要研究主张保护众生的儒家思潮的科研计划即将启动。这会促使人们行动起来。最重要的是，这会催生看待自然界的方法论，有可能对雾霾、受污染的江河以及人们的拥有欲、创造欲和自身状态产生长期积极影响。
　　这表明，儒家思想实际上在恢复其作为中国国家哲学的地位。儒家思想不断为预计中国领导人今后所持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在道德依据上提供灵感。更重要的是，它将与近20年来一直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的道家现行主要教义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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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白彤东：儒家拯救中国、拯救世界
关键字：儒家思想,儒家,中国,世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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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拯救中国、拯救世界
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某种意义上好像是从儒家立场提出对中国改革前景的一个想法。既然讲儒家的立场，就要讲什么是儒家，儒家的内涵是什么。其实，2000多年来，儒家内部一直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纷争，不同的解释之间差得会很远。所以，刚刚也提到了现在有一种倾向，有些人认为非得按自己那一套来才是真的儒家。我自己倒不认为。我觉得，儒家它能存在2000多年，是因为它不断在变，然后不断在调整，但应该有些根本的东西。这个根本的东西是什么，不同的人认识是不一样的。所以，与其说自己的儒家是真的儒家，还不如把自己的立场讲清。
1.我理解的儒家是什么儒家？
首先，我理解的儒家是普世的。关于蒋庆的论证，按我的理解（当然可能我理解有问题），他论证是说，因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而中国是儒教文化的国家，所以中国不能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中国要搞一套以儒教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经常有人说蒋庆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但是按我的理解，蒋庆恰恰违反了原始儒家孔孟的想法，因为孔孟从来没有说为鲁国人、为邹国人建立一套东西，而是为华夏人。孔孟的华夏指的是文明的概念。并且，孔子讲过搬到九夷去住的话，君子去了以后何陋之有，所以他这套想法连蛮夷也是适用的。也就是说，孔孟有一种普世的情怀在里面。把儒家等同于一套中国的特殊东西，恰恰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的结果。以前我们认为儒家是普世的，但受了西方的冲击以后，自己看不起自己，把自己的东西变成了一套特殊性的文化的东西，尤其从负面来讲，儒家不但是一套特殊的文化，而且是一套落后的文化。我想这恰恰是五四以来的话语。有些为儒家辩护的人用了五四以来的话语、批判传统的话语，来讲儒家，我觉得至少有些荒诞。
其次，我关心的是儒家政治的层面。我觉得，海外新儒家更多的是一个民主的拉拉队，基本上接受的都是西方的整个一套政治安排，他们只是在为西方的一套政治安排提供一个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
最后，我理解的儒家更像诸子竞争中的儒家。因为现在的世界没有一个官方定的正统的经学，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可能不太同意经学的复兴。我虽然很同情经学的复兴，我也希望它的复兴更强一些，但是我想，广义的经学的进路可能是很难的。因为，经学首先要有经，要有国家定出来的经。而现在没有国家定出来的经，所以，你不能说这是因为经里边说的，所以是对的。你必须跟别人说，你不信我这个东西也可以，我可以论证这个东西，从你的角度出发也是好的。这种儒家更像诸子竞争时候的儒家，就是说，你是墨家也好，杨朱也好，从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的道理出发，我来论证你的东西是有问题的，而我的是更好的。这是我自己对儒家的理解。
2.从政治角度来看，儒家能提供什么正面的建议，包括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呢？
在阐述建设性建议之前，我想先说一点，我觉得儒家应该也能够去拥抱自由、法治和宪政。有人从儒家角度批评自由、法治、宪政这些是西方的东西。我觉得，自由、法治和宪政背后讲的道理不是非要有什么西方个人主义这些东西，而其实是可以建筑在一些很简单的、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的道理上面的。比如，刚才盛洪教授讲到谏官制度，谏官制度是很好的一个儒家制度，而谏官制度的前提实际上就是言论自由，并且要有言论保障。所以，如果儒家支持谏官制度，那么他就要让谏官的生命有保障和对谏官言论自由的保护。并且，儒家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民意要充分地表达出来。民意的充分表达也是要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一个法治的、人权的基础上。其实，从儒家角度出发，完全可以认同类似言论自由这样的自由民主宪政的、人权的安排。一般地讲，我认为儒家能够接受，并且也应该接受这套自由与宪政的安排。
在接受一些从西方发源出来的，但是跟儒家思想也可以吻合的一些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儒家有没有什么正面的建设性的贡献。对整个自由民主安排里边的一人一票，儒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儒家虽然讲“天听自我民听”，但是也讲了“劳心者治人”这样的说法，所以，按我的理解，精英思想是我所理解的儒家传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精神、一个根本性的东西，是不能变的东西。儒家是有很强的精英的侧面。那么，我们应该去进一步想象，基于儒家义理的理想政体应该是怎样的。
在儒家的理想政体下，民意要充分表达出来，政府要为人民负责，并要因此被问责。孟子讲得很清楚，如果一个王不干王该干的事的话，杀掉他不叫弑君，那叫“诛一夫”。同时，政治决定要有儒家讲的“大人”、士人君子的因素，所以我自己讲了很多年，我理解的儒家理想的政体是一个混合政体，可以通过一人一票选出民意代表，并且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意代表，他代表的就是“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意，把民意表达出来。但另外一方面，还要有一个立法机构的分支，表达出士人对政治的干预。对儒家士人的选拔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曾经有过考试的方式。当然，考试的方式肯定不能适用于当代了，因为在中华帝国末年的时候，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科举考试也已经变得越来越随意。现在靠考试来选拔“上议院”的议员的问题，看现在的公务员就能看出来。可以搞的，可能是选举资格的考试。下议院、民议院表达民意，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按一人一票来选。要进入上议院这种精英院，必须通过考试才能有投票的资格，或者通过一定的考试才能有候选的资格。
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通过一层一层递进的选举，村一级直选，然后往上的话，有直选的代表民意的，还有间接的由下一级的立法议员去间接选举这样一种成分。还有比如包括让连任两届的退休省长，如果其支持率平均在40%以上，并且没有犯罪，也可以进入上议院。我想这就是儒家讲的一个混合政体。
与儒家混合政体相对，立法机构完全靠一人一票选出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人一票经常会有的意识形态的背景。这种意识形态认为个人至上、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由此进一步导致了一种反精英、反政府的倾向。这样一种倾向导致整个政治的恶化，包括把选举理解为去恶，导致污名政治。就是说，在选举中重要的不是要显示我有多好，而是要展现对方有多坏。这是从文化的层面来讲。第二个问题是从具体的制度上来讲，一人一票只给投票人以政治决定权，但是现在很多大国的政治事务跟非投票人是有关系的。比如将来的人，财政赤字就是花将来的人的钱。环境问题也跟将来人和外国人相关。没有投票权的这些人就没法对政治决策有干预。第三个问题是投票人中间强势对弱势也是有压制的，所以那些后民主国家，没有自由宪政的国家，民主化的同时经常发生种族清洗，强势把弱势给清洗干净。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一种想法，这种想法的出发点是，每个人都为个人私利去投票，平均出来就是一个公益。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讲，选民哪怕对个人私利的判断都是不清楚的，他们没法按自己个人利益投票。这种狭隘的理性投票是人民做不到的。将这些问题加到一块，只靠一人一票作为一个政治合法性和政治决定的最终来源，就有了问题。也许儒家的混合政体能对它做一个修正。
最后，关于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的内部改良，刚才任锋提到说西方也有，中国也有的审议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就是说让选民群体对政治好好讨论一下再去投票。但我认为这套东西行不通，因为这一套东西的前提是，必须是一个小群体才能有一个充分的对政治的讨论和理解。这种审议式民主，包括社群主义、共和主义的这种变革办法，都必须要有小群体作前提。而现在的国家都是大国，在大国情况下，村一级直选没有问题，高了以后直选就开始有问题，因为群体太大了，群体利益超出了个人判断，也无法展开深入讨论。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儒家在内政上的改革建议是更好的。
谈到中国改革，现在中国的开明派一讲政治改革都是讲普选，讲一人一票。但是按我的理解，在整个西方自由民主的一套安排里面，普选是最有问题的一个东西。而宪政恰恰是自由民主里边最应该接受的一个东西。所以从中国的政治改革来讲，用我自己的话就说，应该是拥抱自由宪政，修正一人一票，或者修正大众普选。我想这是对中国自己的政治改革的一个建议。
3.儒家关于国家认同和国际关系会有什么建议？
每个国家都要有一个国家内在凝聚的办法。广土众民的国家内在凝聚这样的问题，儒家在先秦时也面对过。面对类似的问题，西方的民族国家是通过想象的民族去整合一个国家，凝聚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的凝聚办法产生了很多问题。
西方这种办法整合的民族国家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排他性就意味着，如果一个新成立的民族国家内部有异民族的话，就要把这个异民族清洗出去。并且，民族国家是对内王道，对外霸道，对外没有任何的原则，为了国家利益可以不顾一切。中国近百年来也是按照西方的这个思路凝聚国家，这使得中国面临很大的问题：中国崛起了以后，一再强调自己是和平崛起，但为什么别人不相信？我觉得，别人不相信，是因为中国一百多年来就是要变成民族国家，用的都是民族国家的语言，比如“主权神圣不容侵犯”，“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等等。在世界上，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先富强再复仇的历史。儒家当然也讲过复仇，但是儒家那个复仇是以直报怨，它是有原则的，它不是以怨报怨。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国际上提高中国形象，包括让世界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就需要改变民族国家语言。
从国家认同和国际关系来讲，儒家也有一套说法，这套说法比当代流行的民族国家说法更有前途。中国历史上不是靠民族来整合国家，而是靠整个一套儒家文教的体系来整合国家。非要以民族整合国家，中国内部这么多所谓少数民族，很难避免不断地出现民族冲突。从内部的民族关系到国际关系，我想，都要回到儒家的理想。关于儒家理想，刚才义虎兄提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我觉得义虎兄的解释好像变成了国家利益优先的一个意思。但是，“内其国而外诸夏”的“国”，是诸夏之一。“诸夏”就意味着它们符合夏的标准。翻译成现代语言的话，就是说，要符合基本的文明标准，才会是诸夏的一员。如果不是诸夏一员的话，这个原则是不适用的。所以，作为儒家理想的国家，首先是要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我觉得，文明国家的概念现在更广一些了，它应该有基本的自由保障，基本的法治，基本的宪政，包括儒家一些基本的恻隐之心，以及对他人的一种关爱。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讲“内其国而外诸夏”。儒家的“夏”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是说你是中国人了就是华夏，你是中国人也不一定是华夏。我想这也是儒家的一个观点。儒家有一套对国家的热爱，但对国家的热爱是有仁义的仁做限制的。我们可以国家利益优先，但是不能为了国家利益，不顾仁义、不顾一切地去侵犯他人的利益。所以可以说，儒家有一种弱的爱国主义，不是民族国家那种排他式、侵略式的爱国主义。
现在西方国家也吸收了一些已往民族国家的教训，主张人权高于主权。但是，他们的“人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人权高于主权”背后是一种近似于墨家“兼爱”的这样一个概念。而儒家恰恰是要辟杨墨，它要在自私式的民族国家与过分兼爱的“人权高于主权”之间找到一个中道。所以，从内政到外交，儒家都有一套说法，这套说法比当今流行的那些主流的说法可能更好一些，对中国、对世界都会更好一些。
4.如何在中国社会重建儒家传统？
在中国社会重建儒家传统，首先的一点就是教育。现在有些人很担心中国政府支持儒家，会利用儒家。但是，与其自保清高，然后彻底地拒绝参与政治，变成道德上很纯粹、实践上很无关的这样一个流派，不如选择积极参与政治。因为你担心的事是被政府利用，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澄清儒家的立场，不要让政府利用、歪曲儒家立场。并且，尤其是儒家传统受压制和摧残一百多年以后，政府的适当的参与我觉得是挺好的。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恢复传统的办法，就是增强中小学文言文的比例，多讲中国传统的东西。传统是多元的，除了讲儒家，还可以讲道家，讲佛教。如果这能够实现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正面的机制，就像以前中国通过科举把儒家真正植根到人心里边去一样，传统需要有一个制度保障。
刚才提到在民间恢复传统。在民间恢复传统很重要的一点是恢复儒家的敬天法祖，恢复祭祀。儒家以前的整个一套设施跟当时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有关系。现在有人想回到农业社会，我觉得是回不去了。虽然回不去了，但不等于没法在工业社会、流动社会里面做儒家这套东西。这当然需要创造性地重建。比如说，现在全面恢复以流动缓慢的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宗族是不太可能了，但是，以前宗族的祭祀可以在小家庭里恢复。每一个家庭里可以找一块小地方，放上祖宗牌位，写上家谱。儒家通过家谱表达出来的，是让人去慎终追远，从而有一种长期的考虑，防止人们去做那些短视的行为。这种以小家庭为单元的祭祀就是根据现代工业流动社会的特点进行调整的例子。还有，比如现在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那如果是独生女的话，女性的祖宗牌位要带到夫家去，一起被供着。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改革，我想都是可以慢慢去调整、适应、重建的东西。
国家层面，比如，我们应该把北京的所谓的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恢复成中华社稷和中华人民共同的宗庙所在，而国家领导应该恢复比如天坛祭天的仪式，给人民做有所敬畏的榜样，等等。
任锋：关于盛老师讲的谏议制度，我在方法论上有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的确在限权问题上能找到它和西方宪政制度的一些共通之处，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其实，通过大量的历史经验和材料的重新理解，我们还要有一个清醒的意识，就是说，谏议文化里面有没有一些更丰富、更深化的宪政理念、宪政精神？比如说限权，我们一般太多地注意到谏诤制度对君主的限制，但是实际上，谏诤制度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于宰执政体、高级大臣的限制。我看了很多的例子，比如说《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边，宰相的任命下来，如果是不当的话，御史就会出来阻击，宰相候选人特别想当，御史说我要撕麻，把你的宰相任命书给撕掉，这个宰相候选人灰溜溜就偃旗息鼓了。像这个例子针对的就不仅仅是君主一人。我们过去因为受到反君主专制过度的影响，过于强调了反一人，其实，谏议制度还要限制任何具有权力的人，而不仅仅是君主。
在宪制的层面，除了明确的显性制度以外，还有很多的惯例、故事都在支撑着这样一种谏议和谏诤的文化，有很多“故事”成例宣扬的就是宪典意义上的理念。比如说，御史台尊则君主尊，君主尊则国尊。有一则材料说，有小黄门遇到御史台不避路，结果御史台告到君主那儿，君主把小黄门给揍一顿，说御史台尊则君主尊，你居然敢藐视御史台。像这种理念，就不仅仅是限制君权了，而是把谏议乃国之元气的这种理念透露在这种一样宪制和宪章中。这后面的理念不太完全是限权和限一人的。盛老师提出了谏议文化，的确是非常深刻的。
盛洪：在中国传统中，整个谏议制度肯定不仅是针对皇帝的。既然对皇帝都可以批评，皇帝都可以被纠正，对别人，包括内阁、六部、宦官、特务机关等，都可以纠正。在我看来，谏议制度其实就是在维护宪政。从宪政角度去看谏官们的行为，他们是在非常强有力地、积极地来维护宪政。谏议制度的作用真是不比现在西方议会的作用小。而我现在觉得非常可悲的一点是，中国人，包括我们这些强调儒家传统、强调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人，应该说对谏议制度关注得都不够。其实我自己看了资料后感到很震惊，我过去只知道李世民跟魏徵，这是一个经典，但是，历史上比李世民跟魏徵的故事对抗更激烈的事情非常之多。在我看来，谏官们有一种宪政自觉。其实，这套制度跟西方的议会还不是很相近。可惜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过去的整个政治资源根本不屑一顾，不屑一提。所以我觉得，首先我得先挖掘它，然后再更进一步地阐发它。而且我觉得，谏议制度与现代的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可以有某种互补和互相对接的关系。
吴重庆：齐义虎刚才说现代社会出了很大问题，世态也有问题，心态也有问题，总之就是列到现代化的几个问题，什么科学主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而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都是毛泽东反对很厉害的。还有，齐义虎说改革是用市场来吞噬社会，文革是用政治吞噬社会。现在有人在提人民社会的概念，《开放时代》最近一期的专题就是“人民社会VS公民社会”。我想问，被政治吞噬的这个社会也许是一个社会，但是它有没有让另外一个社会起来，就像王绍光教授说的“人民社会”？
齐义虎：关于“人民社会”，我觉得“人民”和“公民”是同样抽象和笼统的一个概念，因为你没有办法确定谁是人民，同时忽视了人民之间的内部差异性。比如，人民是一种自在的存在还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一盘散沙的群众算不算人民？所以我觉得，与其用“人民社会”这样一个含混的概念，还不如恢复“四民社会”这样一个更为贴切的传统称呼。士农工商，职业分途，四民协作，伦理本位，这样更清晰明确，也更好把握。而且从组织原则上看，“人民社会”的阶级性不如“四民社会”的伦理性合乎自然。阶级是一种分化对抗的关系，伦理则是一种聚合联谊的关系。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社会分工，四民的职业分途与伦理的差序格局经纬交织，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各安其位、和谐相处，避免走向分化与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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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能拯救中国环境？
08:14:46 来源：新华国际
[提要]&&大约2300年前，中国哲学家孟子就强调指出，人类活动会对周围自然界造成影响。这种论述认为，世界当前需要的是在精神层面持一种基于儒家价值观的人文主义：“孟子提醒我们，儒家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是：这个世界是我们从祖先手中传承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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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日：“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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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论述认为，世界当前需要的是在精神层面持一种基于儒家价值观的人文主义：“孟子提醒我们，儒家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是：这个世界是我们从祖先手中传承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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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明，儒家思想实际上在恢复其作为中国国家哲学的地位。儒家思想不断为预计中国领导人今后所持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在道德依据上提供灵感。更重要的是，它将与近20年来一直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的道家现行主要教义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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