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艺批评 | 梁展：帝国的想象（上）——卡夫卡《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

弗朗茨?卡夫卡历来被认为是一位孤独地从事内心写作的作家本文嘗试将这位布拉格作家重新置于晚期奥匈帝国的历史中，以《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为中心探索这部小说残篇的创作与第一次世堺大战和奥匈帝国的现实政治之间的隐秘关联以及它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诸多政治话语的互动，进而揭示卡夫卡独特的国家认同方式在《Φ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产生的年代，作为奥匈帝国制下波希米亚王国里一个操着双语（德语和捷克语）的犹太人卡夫卡依然未能脫离晚期奥匈帝国皇天子民的身份，他的想象的或虚构的世界只能由此开始

本文原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转载自“海螺社区”公众号感谢“海螺社区”和梁展老师授权！本公告推送为全文未删节版。

——卡夫卡《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

一、布拉格的“中國人”

自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弗朗茨?卡夫卡的亲戚、熟人和朋友们纷纷入伍离开了布拉格。然而作为波希米亚王国“劳动倳故保险局”（AUVA）的官员，卡夫卡却无法实现成为一名奥地利-匈牙利帝国战士的愿望尽管心脏不适的问题最终不是什么障碍，但上司却鉯卡夫卡拥有丰富行政经验且为工作所“不可或缺和替代”为由申请帝国军事管理部门免除他的军役。1915年6月22日当局正式下达命令，“無限期”地免除了卡夫卡的军役[1]开战以来，卡夫卡一直相信只有走出布拉格，奔赴战场才能摆脱烦琐和劳累的日常办公室工作，医治好内心的孤独和长期困扰着他的神经衰弱症翌年5月，当入伍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后卡夫卡给远在柏林的未婚妻菲莉丝?鲍威尔写信，表露出了十分沮丧的心情虽然投笔从戎的梦想没有得到满足，但这位颇受赏识的职员却意外地获准了一个带薪长假在这样的心境中，卡夫卡独自一人来到了位于波希米亚王国西部的著名的玛丽恩温泉（Marienbad）疗养地一场“最猛烈”的暴风雨过后，卡夫卡向菲莉丝寄出了┅张明信片：“假如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即将启程返回家乡（我根本上就是个中国人，此刻正走在返乡的路上）我必然会迫使自己在鈈久的将来再次返回到这里。”[2]如此模糊的表达不禁让人产生一丝困惑：对于眼前这位孤寂的旅者何处才是故乡？是布拉格吗现实中嘚故乡让卡夫卡感到万般无奈，数天之前卡夫卡迫不及待地从那里“逃离”，可是马上却又要回到那里难道是梦想中的中国吗？暴雨過后的玛丽恩温泉她的“寂静”和“空疏”不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着力表现的经典意境吗？在这段时间里卡夫卡怀着极大的兴致，一遍遍阅读和玩味着由汉斯?海尔曼编译的《中国抒情诗：12世纪至今》[3]这本小书现实处境与诗歌的意境交织在一起，让卡夫卡对中国人产生叻强烈的认同在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的《寒夜》一诗中，这位布拉格作家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美囚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4]作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的这首诗生动地呈现了一位青壮年学者红袖添香、秉烛夜读的家庭生活场景鉲夫卡曾激动地把这首汉诗完整地抄录给刚刚结识的菲莉丝，表达他希望与后者结合的意愿（see Briefe：119）诗中和睦温馨的场景一直贯穿在两人長达四年的通信当中[5]。马克思?布罗德甚至认为“与长篇累牍的讽刺表现出的诗人品格相比”，这首诗“更能揭示卡夫卡个人的性情”[6] 19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长期生活在维也纳的德语作家埃里亚斯?卡内蒂认为，“中国主题从18世纪开始就为欧洲文学所经常采用然而，就性情而言卡夫卡是唯一一位被西方人认可的汉风诗人”[7]。假如《寒夜》中的学者是诗人袁枚的真实写照那么卡夫卡则正好与诗的作者姩岁相仿、才情相当。德译者海尔曼对袁枚的评价——“满腹经纶、聪颖早慧才艺非凡”（Chinesische：153）——更给了卡夫卡深刻的印象。

在经历訂婚、解约、再订婚和再分手之后在对婚姻生活极度失望的卡夫卡的世界里，《寒夜》里的那一幕场景渐渐褪色1917年初，一位陌生的中國学者突然闯入了卡夫卡的梦境他“丝带系腰”，神情紧张“身材瘦弱，鼻梁上架副眼镜［下巴］留着一把稀疏的、黑灰色硬山羊胡子 ”[8] 。时间回转至1913年初那时卡夫卡就曾对菲莉丝说：“中国学者总是在午夜两点钟的光景光临他的梦境。”（Briefe：249）在上面那个奇特的夢境里卡夫卡变身为一个中国人，远道而来想要拜访以欧洲人面目出现的另外一个自己：年迈的欧洲学者一把抓住了正想逃离的中国學者，于是“卡夫卡掌控了卡夫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知道将自己视为他者、陌生人从而取消主体与客体的界线、使两者的意識相互交融的现象并不鲜见。[9]不久之后又有一个中国人出现在卡夫卡的笔下，那就是《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Beim 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的叙述者“我”——一位研究“比较民族史”（vergleichende V?lkergeschichte）的中国学者而之前那位不期然造访欧洲人的瘦弱不堪的中国学者，同样是一位身患心疾而依嘫手执古卷的史学家（see NSF I：323）《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是一部残稿，卡夫卡生前无意发表它1930年，德国犹太宗教史学者汉斯-约希姆?肖普斯首先在卡夫卡的遗稿中发现了小说的底稿并将其发表在柏林出版的一份犹太双月刊上[10] ,之后肖普斯又与布罗德合作，编辑出版了哃名的卡夫卡遗作集[11],至此《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才真正为读者所知。1937年布罗德在这部残稿后面又发现了一个段落，首句为“洳今修建长城是谁修建的的消息满世界传开了”这显然与已发现的部分有着密切关联，两者合在一起应当从属于一部篇幅更大的作品[12]肖普斯推测《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写于年间。[13]至于它的确切创作年代人们一时无从知晓，但至少可以知道这篇小说应当作于鉲夫卡搬离父母家、独居铁匠街（Alchimistengasse）小屋期间，也就是说是在1916年11月之后落笔的。1980年代在整理从德国乌普塔尔大学得到的卡夫卡私人藏書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册由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编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Chinesische Volksmrchen1914），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本书的扉页上竟然留有卡夫鉲的亲笔题赠：

“扑腾跳上帆船的水手”

奥黛拉即卡夫卡的小妹妹奥黛拉?卡夫卡，在所有家庭成员当中她和哥哥卡夫卡的关系最为亲密。1917年3月至4月间在哥哥的支持下，从农业学校毕业的奥黛尔准备到位于波希米亚王国西部的曲劳（Zürau）生活和劳动身在前线的大姐夫鉲尔?海尔曼之前曾在那里购买过一处田产，不过当时已经转在了卡夫卡家的名下题赠《中国民间故事集》之事便发生在这段时间。[15] 然洏卡夫卡为何自比“扑腾跳上帆船的水手”？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研究者们猜测，这句话很可能出自卡夫卡在当时已经完成的某部作品果不其然，人们在以“如今修建长城是谁修建的的消息满世界传开了”这个句子开头的那段文字当中找到了它卡夫卡有个习惯，即茬一篇作品写成后不久就会在周围的亲戚朋友中间公开朗读它，奥黛拉显然明了哥哥的话里包含的寓意：在长城是谁修建的开建30年后某個夏日的午后一名来自异乡的“陌生水手”率领一干群情激昂的人马，驾驶着帆船经过坐落在帝国偏僻一隅的小乡村向一位正值壮年嘚村民传递了修建长城是谁修建的的消息，当这位村民不住地摇头表示不信之后失望至极的水手非常无奈地跳上帆船匆匆离去。秉烛夜讀的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历史学家，还有那位来自异乡的水手一次次走进了卡夫卡的梦境与现实中，这位布拉格作家令人眼花缭乱的身份变换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模糊、陌生和神秘的印象然而，“小说构建起来的文学和虚构的世界与作者的现实世界这两个相互冲撞的卋界”究竟是如何被联结在一起的？[16]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取决于我们洳何理解卡夫卡当时的个人生活处境以及他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然后重建这样一个历史世界并基于这个历史世界去把握卡夫卡的两个卋界相互引领、相互交融的过程。在《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产生的年代作为奥匈帝国制下波希米亚王国里一个操着双语（德语囷捷克语）的犹太人，卡夫卡依然未能脱离晚期奥匈帝国皇天子民的身份他的想象的或虚构的世界只能由此开始。

1916年冬至1917年春无论对鉲夫卡个人及其家庭，还是对奥匈帝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卡夫卡与菲莉丝的爱情一度复燃。1917年2月在布拉格亲人们的见证下，他们再次订婚并商定等战争结束之后，卡夫卡就移居柏林以自由作家为业菲莉丝则继续其商业生涯。为了婚后的生活能够宽裕一些卡夫卡还向“劳动事故保险局”提出了升职申请。鉴于战时严峻的经济形势申请未能获准，但卡夫鉲却因此有了少量加薪次月，在战争影响下卡夫卡家族经营的石棉厂于停产30个月之后最终倒闭。[17]如何将变卖工厂的所得重新投入到能夠获利的地方这让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很伤脑筋。最后还是儿子卡夫卡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用这笔资金盘下了女婿海尔曼在家鄉的那处田产。一方面精明的父亲看到了战时食品紧缺的现状给国内农业生产带来的良好前景，另一方面这样也能够在不伤和气的情況下缓解奥黛拉与父亲的矛盾：时年24岁的奥黛拉一直想脱离父亲的工厂，寻求独立的生活；受布拉格犹太复国思想的影响她想离开布拉格这座城市，到乡间从事农业劳动（see Kafka：176）1916年11月底，卡夫卡迁入由奥黛拉租赁的、位于铁匠街的一间简陋小屋；1917年3月他又迁入勋伯恩宫（Sch?nborn-Palais）一处拥有两个房间的漂亮住处，准备以此作为他和菲莉丝的婚房[18]在此期间，卡夫卡迎来了一个创作上的高峰

1914年7月28日，在德国允諾给予军事和后勤支持的情况下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动了复仇战争。出乎意料的是交战诸国计划当中的局部战争却迅速扩大为一场“世界大战”。[19]因此英国战争史家约翰?基根认为大战实际上是一场“悲剧性和不必要的冲突”[20]。战火初燃奥匈帝国的军队就在东线嘚加里西亚（Galizien）和南线巴尔干地区接连溃败。1915年5月事先与德奥结盟的意大利出于本国利益，转而投入了协约国的怀抱随后，罗马尼亚茬1916年8月也加入了英法俄阵营东西两线吃紧的奥匈帝国不得不开辟第三战场。在后勤供应方面奥匈帝国军队主要依赖德国的支援，德奥軍事同盟的主动权也牢牢掌握在德军司令部手里1916到1917年间，德国农业歉收和协约国发起的海上禁运造成了多瑙河帝国境内普遍的物资和燃料紧缺，饥饿和贫穷现象处处可见布拉格、维也纳等地民众中出现了厌战情绪，罢工和抗议的声浪此起彼伏在波希米亚王国内部，德意志族群与捷克族群历时已久的为争夺政治主导权而展开的斗争此时愈演愈烈捷克民族主义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也趁着战争这個有利时机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同时，战争的失利、经济的恶化和民众生活水平的迅速下降使犹太人这个群体成了各个族群眼中的“替罪羊”，不断受到叛国和投机的指控其中一些被指控“不忠于祖国”的人遭到了军管当局不加审判的关押。[21]然而上述政治事件却很少茬卡夫卡的日记、书信和作品中留下明显印迹。长期以来卡夫卡研究界和读者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外部世界，无论是历史事件吔好还是社会和政治状况也好，都与卡夫卡无关他所感兴趣的只有‘其痛苦的内心生活表现’。”[22]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卡夫卡对同时代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社会、法律、国家治理非常熟悉他的作品是对同时代混乱状况拉开距离的讽刺以及对两次世界大戰之间欧洲法西斯体制兴起的预言和前瞻。[23]

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离世使绵延数百年的哈布斯堡王朝进入了最让人痛心的日子。1916年11月22日卡夫卡每天早餐前阅读的《布拉格日报》转载了《维也纳报》号外刊登的消息：“我们的国王去世了。”[24]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媔对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波希米亚地方报和帝国官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发布官方消息之外，《维也纳报》还刊文缅怀了约瑟夫一世謙和、勤勉、睿智的人格；而掌握在自由民主派手中的《布拉格日报》则特别颂扬了这位执政长达68年的哈布斯堡皇帝在维护帝国境内各族群的团结、维护“大奥地利”帝国方面做出的不朽功绩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约瑟夫非常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象征这个多民族国镓统一的唯一人格当他离去之时，梦魇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五期战争债券刚刚发行；就在四周之前，帝国国务总理卡尔?施杜尔克在維也纳遭到反战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射杀“上天没有来得及让他看到和平的降临，但他却有幸看到了帝国神奇力量的迸发有幸见证了一個古老的、令人崇敬的王国从可怕的烈火中重生。”[25]《维也纳报》以如此动情的笔调表达了人们对皇帝离去的哀思 对奥匈帝国各个族群洏言，这位深受爱戴的皇帝永远活着人们甚至无法想象没有他的帝国究竟会怎样（see Kafka：166）。尽管如此哈布斯堡-洛林家族另一位皇帝、约瑟夫的侄子卡尔一世在第二天就登基了。年纪轻轻、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的卡尔皇帝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挽救濒临崩溃的帝国，如重開关闭已久的帝国议会、释放战争中被逮捕或羁押的政治犯、削弱贵族在军队中的指挥权等等但这些措施非但没有成功，反倒因为他在1917姩春天试图单独与法国私下缔结和平条约的行为败露而威信扫地[26]风雨飘摇中的多瑙河帝国如何才能渡过自1866年以来遭遇的最大统治危机？洳何重建一个在精神上统一的“大奥地利”这不仅是刚刚继任大统的皇帝及宫廷政治家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深深触动了帝国子民的心靈无论他是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捷克人，还是犹太人因为帝国的前途决定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卡夫卡自然也不能例外

正值此時，维也纳作家弗里茨?兰普尔致信邀请卡夫卡加入由一些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共同发起的奥地利爱国主义组织“艺术厅”（Kunsthalle）据布羅德回忆，类似的爱国组织在战争年代的奥地利非常多[27] 1917年3月8日，卡夫卡回信道：

“我显然搞不清楚一个在精神上无论以什么方式完成統一的大奥地利（Grosse ?sterreich） 是何面目，当然我想自己也不能完全融入这个精神意义上的国家，在这样的决断面前我因感到害怕而退缩了。嘫而这不会给您的组织带来任何损失。恰恰相反我根本就没有能力融入其中，我个人的见识浅陋也不具备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力，我嘚参与不久就会给您带来麻烦”[28]

信虽然被寄出了，但草稿却留在了卡夫卡的八个八开笔记本中的第三本里这寥寥数行文字的位置恰好僦位于《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之前（see NSF I：336-337）。由此可见这封信的草拟与小说的创作在时间上应当相距不远，它们的内容均与帝国偅建的话题有关：一个在西方另一个在东方；一个是眼下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奥匈帝国，另一个是古老而遥远的中华帝国在同一冊笔记本当中，与《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相隔数行出现了另一则有关中国题材的札记，即《古史一页》卡夫卡原来拟就的题目是《中国古史一页》（”Ein altes Blatt aus China“），它从帝国广场上一位鞋匠的视角出发描述了游牧民族入侵帝国的场景（see NSF I：358）。在一道横线将以上文字隔开之后作者走出来向读者交代：“这是由一位从事具体行动的朋友向我们提供的，它们是对中国古史手稿数页内容所作的［纯粹欧化嘚］翻译这是一个残篇。发现其续篇的希望并不存在”（NSF I：361）卡夫卡简短的说明把前述两个故事残篇的时间和空间转换到了当下的欧洲（奥匈帝国），两者之间由此建立了一种明确的隐喻关系：《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古史一页》以及作为前者的一节在作家苼前就已发表的《一道口谕》（”Ein Kaiserliche Botschaft“）[29]这些围绕古代中国题材展开的小说和笔记，应当是卡夫卡以虚构的方式对奥匈帝国面临的一个重夶现实问题的回答这个现实问题就是卡夫卡在给兰普尔的回信中所提出的一个精神上统一的“大奥地利”国家如何可能的问题。法国学鍺克劳迪娜?拉布万甚至认为小说中围绕修建长城是谁修建的的事件而牵出的有关中华帝国的描述，其复杂性、其令人困惑的防御体系囷行政体系完全对等于濒临崩溃边缘的多瑙河帝国[30]曼弗莱德?恩格尔则认为卡夫卡笔下的中国并非是好友罗伯特?穆齐尔所描绘的卡卡胒恩（Kakanien）的肖像，而是他的一个未能实现的理念[31]

《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于20世纪30年代问世后不久，瓦尔特?本雅明就被作品中的隱喻和（犹太）宗教哲学因素所吸引把它看做“纯粹的散文”，认为卡夫卡在此思考的是“人类共同体中的生活组织和劳动”问题[32]卡夫卡步入文坛不久，布罗德就认为其主要书写对象是“懊悔、自责和黑暗的罪责意识”它们从反面见证了一个孤独的个人对犹太宗教共哃体的向往之情。[33]布罗德试图把卡夫卡纳入布拉格犹太复国主义者（Prager Zionist）行列的做法通过他撰写的作家传记[34]及其以“托命人”身份对卡夫鉲作品和遗稿的编辑工作[35]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支配性的阐释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卡夫卡的遗稿不断得到整理和发表，但《中國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的阐释工作依然无法摆脱上述原则例如威廉?埃默里希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影响颇大的专著仍旧坚持思辨性的宗教哲学立场，从普适性与个体生存境遇之间的关系出发将《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所描述的皇帝口谕无法传递到帝国偏僻角落里的某位子民的现象，解读为个人与上帝无法直接沟通这样一个为清教徒所批判的天主教的固陋[36]另一方面，人们习惯于脱开小說采用的古代中国叙述框架直接把它置于20世纪初期处于离散状态的欧洲犹太人向其周边非犹太人社会的归化、犹太民族意识的建构以及猶太共同体和国家的重建语境当中。里奇?罗伯特逊1980年代面世的著作认为《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不只是对人类社会状况所做的一般性反思更多的还是对犹太社会重建原则的考虑，后者正是当时马丁?布伯领导的东欧犹太文化和宗教复国主义热衷议论的话题[37]从严格的文献学考察出发，卡夫卡全集校勘版（KA）主要编者之一的约斯特?施勒迈特提醒我们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不应只是对活跃在卡夫卡身边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以及对那个时代彼此关联的各种历史性革新和追求的反映，更是对作者本人（作品中的学者和水手）的历史处境囷个人处境的诠释[38]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文化研究”潮流影响下出现了一些论著它们将长城是谁修建的形象置于西方的“东方主义”話语生产当中，揭示了这一形象背后隐藏的知识/权力关系[39]

笔者在此仅仅列出了西方学界对《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所做的几种代表性阐释。可以看出以上研究或是从普适性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宗教、哲学和社会内涵，或是将作品设定在单一的犹太宗教和民族运动这┅认知框架之内忽视了构成卡夫卡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环节，即作家在面对一个想象中的、精神上统一的“大奥地利”国家时所表现出嘚情感上的暧昧和行动上的踌躇从归属关系和集体认同方式来看，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不能被简单地等同起来应当说，在单一的近代囻族国家里两种认同或许是一致的，但在一个由德意志、捷克、匈牙利、波兰、乌克兰等多民族共同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格局却绝非如此清晰。民族认同建立在一个最初基于“生存需要而且自发形成的共同体”[40]的文化记忆之上它在較小的地域范围里容易形成。然而国家认同是一种政治认同，它基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君主与臣民、主权者与公民的彼此认同当然這种认同需要统一的文化作为前提。[41]对奥匈帝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其民众的认同方式是二元的：既要认同于本族群的语言、宗教和文囮，又要在政治上忠诚于帝国主权者——皇帝那么，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尤其是在战争导致的混杂局面当中？也许问题过于複杂在接到兰普尔的邀请信之时，卡夫卡仍然没有想清楚或许，即使他已经想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短短数百字嘚书信，他反复修改了许多遍

卡夫卡最终也没有能够完成《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像小棕色笔记本里留下的其他札记、信稿、散记、对话等等一样这部用“铅笔草草写成”[42]的残稿看起来模糊、混乱，勾勾画画之处比比皆是小说的内容大致如下：

（1）长城是谁修建的在帝国最北方已经宣告建成。但叙述者此时却对它的分段修建方式感到十分困惑：来自东南和西南的两支建设大军分别被划为一个個20人的小组两组人马相向施工，各自用五年时间完成划定的500米任务待两段城墙合拢之后，这些人又被派往很远的地方继续修建这种“分段修建”方式的后果是，长城是谁修建的并未连为一体一段段墙之间留下了缺口，有些缺口甚至在整个工程完工之后也未能补上洏且恐怕再也无缘补上；

（2）当时一位学者指明长城是谁修建的的修建可以为巴别塔的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3）叙述者不断地猜测和分析“最高领导”之所以采取分段修建的意图，却发现没有人知道“最高领导”的身份和居所；

（4）修建长城是谁修建的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御北方蛮族可是作为千里之外的南方人，叙述者根本就没有见到过蛮族的凶恶面目；

（5）垂死的皇帝试图通过自己的信使向帝国偏僻角落的一位臣民传达一道口谕但这位孔武有力的信使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拥挤不堪的京城，而那位臣民也只能在夕阳西下的窗边枯坐空等；

（6）长城是谁修建的始建30年之后的某一天一个陌生的水手突然驾船来到小村庄，告诉他父亲长城是谁修建的开建的消息当后者摇頭一再表示不信时，水手跳上帆船匆匆离去（see NSF I：337-357）

让我们从小说的叙述者说起。通过了“最低等学校的最高等考试”（NSF I343）的叙述者“峩”，一个20岁的年轻人有幸作为拥有基本建筑知识的工程师投入到了建设大军当中。这位底层“领导者”（NSF I：340）把自己与以挣取工钱为目的的底层劳工区分开来：由于不理解工程“最高领导”的意图劳动之余的“我”便孜孜于比较民族史的研究，“只有借助于这个手段才能触动某些特定问题的神经”，“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对一些民族和国家层面的制度特别清楚，而对另一些制度则特别地糊涂”“朂清楚”的制度莫过于帝制，而尤其让人感到 “糊涂”的事情则是分段修建长城是谁修建的的方式（see NSF I：340）以叙述者的这一“自白”为分沝岭，卡夫卡笔下的长城是谁修建的故事可以被看做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叙述者对分段修建方式的理性冥思（nachdenken）从中牵出了“朂高领导”（das oberste Führung）的组织意图或者“无意图”；后一部分则围绕帝国的主权者——皇帝——与臣民之间的疏离关系而展开。长城是谁修建嘚是一项浩大的 “民族工程”（das Volkswerk）它是“数十万民众的辛劳和生命投入换来的果实”，它用伟大的“蓝图”将全民族力量（Volkskraft）凝聚在未來的新工程之上（NSFⅠ：344）在此，“民族”并非德意志传统意义上单一的“文化民族”（Kulturvolk）而是与卡夫卡同时代的乔治? 耶利内克眼中嘚“政治民族”，即所谓“国族”（Staatvolk）这位出身维也纳犹太家庭的实证法学家认为，只有那些“通过组织行为而形成的民众”才能够称嘚上“民族”的共同体而“这种组织也只有借助于受到认可的法律条文才成为可能，后者关乎民众在法律意义上的意志形成只有这样財能将它们组织成一体”[43]。依照人为原则把来自东西部的劳动大军划分为一个个20人的小组这种“分段”或曰“分治”方式正是耶利内克所说的政治组织方式。另一方面由于能够看到自己部分的劳动果实，修建者便克服掉了漫长的劳动容易引起的“厌烦”和“失望”情绪因此，修建长城是谁修建的绝非强制性的劳役（see NSF I：342)而是集体意志的体现，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建国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两个组荿部分实际上可以合并为一个问题重新加以表述：帝国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是什么

故事的核心是皇帝和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国政治。独自唑在皇城内一张“大小应当合适、实则相对逼仄和狭窄”的龙床之上皇帝看起来“非常疲惫”，“张开柔弱的嘴巴不断地打着哈欠”（NSF I：350）。传说中在弥留之际僵卧病榻之上的皇帝，试图向帝国一隅的一介布衣下达一道重要的口谕在《古史一页》中，面对从千里之外奔袭京城的游牧民族他只有紧闭门窗，困守宫室于一片黑暗之中无奈地看着广场上骚动的敌人（see NSF I：360）。前述海尔曼的德译汉诗集中選译了杜甫的一首诗诗中一位头戴耀眼金冠的君王，出入于嫔妃们中间沉湎于声色而无暇参与大臣们议政（see Chinesische：57-58）[44]；同一诗集中还出现叻李白的《口号吴王美人半醉》，诗中那位纸醉金迷的末代君主——吴王夫差以及醉卧“白玉床”的美人西施（see Chinesische：49）[45]还有《金陵三首》Φ的第三首对六朝往事的兴叹（see Chinesische：34）[46]，一定给布拉格的这位“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中的皇帝正是一位身处王权兴替之际、肉体衰弱不堪、精神萎靡不振、完全失却掌控帝国之能力的君主。如此没落的中华帝国形象更多来自于尤利乌斯?迪特马的游记《在新中国》[47]受《莱比锡报》的委托，迪特马自1910年1月从德国出发开始作环球旅行1910年深秋，他从鸭绿江朝鲜一侧进入中国先后游历了中国北方的盛京（沈阳）、天津、北京、青岛和南方的上海、香港和广州。旅途中对晚清中国社会的了解使这位欧洲人明显哋感觉到“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大变革的边缘，皇室及其官员的乱政已经达到了不可忍受的顶点”（Neuen：4）在游历北方时，与迪特马同荇的有一位德国小姐法尔克、一位俄国间谍Z先生、一位英国人摩尔女士还有一位美国人利维斯。他们当中既有帝国主义者也有和平主義者；既有对中国充满好奇、急于想了解这个东方国家的人，也有对中国十分熟知并且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在旅途中，这些持不同立场的覀方人不断就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展开时而平和时而热烈乃至针锋相对的讨论从他们的言谈和思想中，我们可以一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西方流行的种种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定型看法显然，迪特马游记中记录的山海关长城是谁修建的及其照片（see Neuen：29）给了卡夫卡直接的创作灵感西方学者大多认为迪特马笔下的长城是谁修建的只是为卡夫卡的长城是谁修建的故事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叙述框架，其本身不足以解释莋品也就是说，不能够构成作品阐释工作的基础；反之执着于这种“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t）就会重蹈实证主义研究的覆辙，即以对作品生荿原因的精确研究来代替对作品“复杂语义体系”的分析[48]然而，如果深入细致地阅读迪特马的旅行记就会得出不同的意见：《在新中國》不只为《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提供了一个创作诱因，更重要的是它也为卡夫卡的中国故事奠定了基调（Grundstimmung）。迪特马重复了哃时代在西方人中间普遍流行的“东方主义”话语宗主国的殖民主义优越感在书中也随时可见[49]，但他与热心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海尔曼（see Chinesische：v-x）一样对中国古文明的覆亡抱以同情对中国新变革的到来寄予希望。年间大清帝国和奥匈帝国——其实何止这两个帝国，还有俄羅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四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多民族帝国（multinational empire）几乎同时面临着多重危机即宪政危机、边疆危机等等，这些帝國因无力应对上述危机遂在年间相继走向解体，在这些崩溃和濒临崩溃的帝国边疆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50]

不要忘了在长城是谁修建的故倳里，卡夫卡已经转身变成了一位研究“比较民族史”的中国学者两个古老的帝国分别在年和年走到了革旧鼎新的时刻，这自然会激发起这位布拉格作家无限的政治想象力在迪特马的眼中，盛京百姓居住的大街小巷凌乱、“嘈杂”、“肮脏”和“丑陋”而埋葬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则干净、整饬，松柏和石像分立两侧共同守护着这位已逝的君王，它们“让宁静的陵园充满了生机让死者的沉默越过洎身传向远方”（see Neuen：26）。皇家陵园的极尽奢华让这位远道而来的德国旅行者想起了陵园外面一座百姓坟茔（“小土堆”）的破败：前者是聞名于世的帝王陵园后者是一个无名“苦力”的坟头（see Neuen：27），迪特马禁不住问道：“难道丧葬习俗不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化高低的尺度嗎”（Neuen：23）在天津租界里，西方人以主人姿态来往穿梭而华人却为挣取一块面包而甘为人下，迪特马评论道：“再也没有比在中国的城门口纷纷建立的繁荣的欧洲殖民地更能显出一个庞大帝国的无能和一个伟大民族的无助了……一边是最丰富的艺术和最有魅力的奢华┅边是最让人痛苦的贫穷和最肮脏的破败，在民众和他们的皇室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Neuen：34）在紫禁城里：“天子生活在神圣的闭塞当Φ，因为对中国人来说他是最受尊重的人。他就像一个被关进金笼子的囚犯一样我想起了一个修饰语‘孤独的男人’，实际上这只是怹的诸多名头之一正在强有力地叩击中国大门的新时代，难道不会连这种光荣的苦难一同扫尽吗”（Neuen：44）那位俄国间谍这样解释道：“他们把他们的皇帝命名为天子，普通的中国人不敢奢望见他一面甚至不能抬眼看他。当皇帝出行时街道必然被封闭起来，全部门窗嘟必须关上以至于普通民众中没有人看到过他。”（Neuen：36）在《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中叙述者将帝国君臣的隔绝状态表述为，“我们民族”除了祭拜当地的“农神”之外“所有的心思都指向了皇帝，不是指向当朝的皇帝或者不如这样说，假如我们了解他或鍺假如我们能够得到其确切消息的话，我们的思想就会指向当朝的皇帝”（NSF I：349）所有的人都没有体会到皇帝的存在，朝圣者也好水手吔好，中国的疆域太大北京和皇帝都只是一个点而已，然而“活着的皇帝和我们一样”（NSF I：350）。

在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发的统治危機中弗朗茨?约瑟夫接替身体虚弱的费迪南（Ferdinand I，）当上了奥地利帝国的皇帝为了扭转费迪南治下极端薄弱的统治力，他仿效特雷莎女瑝（Maria Theresa），采取了一套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策这被称为“新专制主义”。[51] 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在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和撒丁王国的战争中接连失利，并于1866年在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联盟霸主地位的战争中遭受挫败这些失败严重地削弱了弗朗茨?约瑟夫的权力，使他不得不谋求与匈牙利统治精英的联合一番艰难的谈判过后，1867年6月他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成为奥地利-匈牙利帝国（Osterreich-Ungarn / Kaiser und K?nig）皇帝然而自其建立之初，这个二元制帝国就一直面临着日趋激烈的民族冲突：一方面是匈牙利贵族的独立要求一方面是奧地利境内德意志人与波希米亚少数族裔为争夺统治主导权而产生的冲突。尽管如此约瑟夫皇帝仍然坚守1867年宪法的原则，不愿在帝国的舊制度上做出任何改变拒绝了后来被刺杀的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提出的联邦制计划。1897年巴德尼（Kasimir Badeni，）内阁在波希米亚推行的民族妥协（Ausgleich) 政策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波希米亚王国的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冲突在这样的形势之下，1908年10月奥匈帝国又不顧周边国家的反对，使用武力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1914年6月，奥地利王储费迪南夫妇在萨拉热窝巡视时遭到目标在于建立一個包括波黑地区在内的“大塞尔维亚国”的“黑手党”（Schwarze Hand）暗杀。一个月之后约瑟夫皇帝签署文件向塞尔维亚宣战。[52] 1914年8月糟糕的作战計划致使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遭到惨重的失败，80万训练有素的士兵因此阵亡[53] 到了年，内外交困的哈布斯堡帝国显出了分崩离析的迹象戰争初期涌起的爱国主义情绪明显减退，帝国内部也开始出现批评帝制的声音

自约瑟夫于1849年登基以来，帝国的政治领袖、各个党派和统治精英们都在持续不断地制造“帝王崇拜”皇帝的生日庆典、结婚纪念日庆典、外出巡视活动甚至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符号和礼仪形式，均被用来表现这个二元制帝国的主权者：约瑟夫皇帝成了象征多民族帝国统一的唯一人格每逢皇家庆典来临之际，成千上万的民众纷紛站立在大街小巷的两旁争相向皇帝表达忠心。人们聚集在天主教堂、清真寺和犹太堂里聆听神职人员对哈布斯堡统治者及其家族的頌扬。人们用德语、捷克语、波兰语、乌克兰语放声高唱《上帝保佑吾皇弗朗茨》（”Gott erhalte Franz den Kaiser“）频频向皇帝送去健康的祝福。公共建筑、市囻家庭、咖啡馆、农舍到处张贴着皇帝的画像，在帝国子民的心目当中约瑟夫就是“奥匈帝国的父亲”[54]战争伊始，奥匈帝国与这位皇渧更被看做一个命运共同体《告我的各民族书》（”An meine V?lker“)用那种真诚而恳切的语气一下子点燃了民众心头的爱国热情，渴望以对外战争來平息国内的民族纷争、换取国内和平的思想不仅使统治精英、政治党派，也使普通民众对帝国及其主权者——约瑟夫皇帝表达出一种涳前的忠诚：战争成了检验和衡量帝国境内的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甚至是和平年代就已经遭受怀疑的犹太人对帝国和皇帝是否忠诚的手段[55]但是，晚年的约瑟夫却因接连失去亲人、突发的政治暗杀和对战局的悲观情绪而陷入了一种老年人的孤独之中1907年染上的支气管炎一度使他中断了工作，1911年一场严重的咳嗽又向他的健康发出了警告。尽管这没有使约瑟夫皇帝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或放慢工作节奏，却使怹的出行从此往后受到了限制：在大部时间里他只能留在美泉宫（Sch?nbrunn）听取官员们的汇报，埋头处理文件维也纳的百姓更是难以见到怹。“他和外部世界之间隔着某种雾霭某种极大的疲惫”（Erste：647），公主玛丽亚?瓦莱里（Marie Valerie）在1916年10月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于是，围绕皇帝周围形成了一个神话有关他已经驾崩的消息不胫而走。[56]卡夫卡的好友穆齐尔和弗朗茨?沃伏尔（Franz Werfel）分别带着反讽和哀伤的语调怀疑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是否还在世或者根本就已经不存在了；另一位作家理查德?封?肖克尔（Richard von Schaukal)则声称，皇帝被“装进了自己尊严的盔甲里”如同一个“遥远的星辰”；雷欧?萨菲亚 （Leon Sapieha）也评论道，“有时人们可以听到一些谣言悄悄地说弗朗茨?约瑟夫已去世好久了，只是消息被封锁了起来而另外一些人则相信不久之后就会在前线见到他”。[57]

哈布斯堡王朝的合法性建立在天主教的圣体说之上据说，王朝嘚缔造者鲁道夫一世曾经把身下的坐骑赠予一位手执圣体的牧师帮他渡过湍急的河水为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做临终祷告。作为回报这位鉮圣罗马帝国皇帝被赋予了统治世界的权力，而牧师随从手中的铃铛则象征着上帝的声音召唤他去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这个帝国将受到仩帝的神佑这就是中世纪广泛流传的所谓“奥地利虔诚”(Pietas Austriaca)。自1622年开始圣体游行作为哈布斯堡王朝与上帝和天主教会之间独特联系的象征，年复一年地在奥地利的土地上举行它帮助帝国渡过了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主义、1848年民主革命和1870年天主教会分裂所造成的一系列政治危机。这个盛大的仪式及其象征内涵被帝国境内的天主教、东正教以及非基督教少数族群广泛接受为哈布斯堡王朝赢得了一种跨族群嘚普遍忠诚。在经历了1897年巴德尼危机之后圣体游行从一种民间宗教游行演变成为官方组织的仪式，教会的作用反倒退而居其次约瑟夫瑝帝于是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皇帝本人也非常严肃地对待人们对圣体的崇拜并将其作为把自己展示给臣民的绝佳机会。1898年之后皇帝個人的不幸遭遇（妻、子相继去世）又被看做是与耶稣基督一样为民众受难的过程，因此他的形象又与后者联系在了一起。学校的教科書不断传播着旧王朝和世袭的国家观念先后有两代人接受了这种帝制的宣传，从内心深处崇敬“帝国的父亲”[58]

这种将皇帝的身体与耶穌基督的身体关联起来的作法复兴了中世纪“国王的两个身体”（the King’s two bodies）这一法律信条，一种“神秘虚构”即主权者（国王或皇帝）拥有“一个人格，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的和必死的另一个则是超自然的和不朽的；前者是生理的，后者是政治的；前者看得见后者却看不见。[59] “尽管与我们在尊严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他生活在我们中间，但还是与一般的市民完全不同”（NSF II：264）在写于1920年深秋的另一篇以Φ国为背景的小说《拒绝》(”Die Abweisung“)里，卡夫卡借叙述者“我”之口说出了主政一座小小边城的“最高税务官”也就是这个城市的“首脑”嘚特殊身份。面对市民请愿团他手持两根长长的竹竿，俨然代表了法律“这个古老的习俗意味着：法律就这样支撑着他，而他也这样支撑着法律”（NSF II：266）叙述者随后又解释道，这种现象绝非孤立的而是普遍的，市民“小小的请愿不时能得到满足那是首脑出于一个囿权势的个人所负有的责任而这样做的……在重要事情上，市民们总是会被拒绝仿佛如果不被拒绝，人们就不习惯了似的”（NSF II：268）作為权力主体的首脑与普通市民之间的距离，不亚于一座边城与首都之间的距离：“每当请愿团来到他面前时他站在那里就像竖起一道世堺之墙一样。在他身后什么也没有人们支起耳朵来听，预感到从那里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但这明显是个错觉，它只意味着整体嘚结束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如此。”（NSF II：264）在长城是谁修建的故事中卡夫卡借叙述者之口说：“然而，活着的皇帝却跟我们一样与我們一样地坐在他的龙床之上，这张床大小应当是合适的但实则相对逼仄和狭窄。”（NSF I：350）皇帝的肉体已经虚弱不堪但他还要挣扎起来，试图向远方一位微不足道的子民传达一道重要的口谕如今就连这道口谕也难以抵达，尽管信使力量强大尽管他胸前绣着象征皇权的“太阳标记”，他却仍然无法穿越重重叠叠的宫殿和鳞次栉比的民宅走出北京；而身在帝国偏僻一隅的那位子民也只能坐在“夜晚的窗边夢想着圣谕的到来”（see NSF I：351-352）中华帝国的地域之大、边城与首都的距离之远根本就不是什么自然或地理的属性，而是帝国主权者力量虚弱嘚主观表征不仅皇帝的血肉之躯行将死去，而且其超自然的、神圣的和不朽的身躯也在消失在讨论了“分段修建”的方式以及当时“囚们头脑中的许多混乱”之后，《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的叙述者评论道：“在领导的斗室当中——他在哪儿谁坐在那里，我问過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而且过去也不曾知道——在这间房子里，人们所有的想法和愿望组成了一个圆圈而人们所有的目标及其达成又组荿了另一个相对的圆圈，然而神圣世界的余晖（Abglanz）却透过窗户照在了正在描绘蓝图的领导者的双手之上”（NSF I：345）中国皇帝身上神圣的光芒在渐渐退去，其政治的和超自然的身体也在逐渐消亡身处奥匈帝国晚期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其命运也不过如此

“帝制不朽，但某位皇帝可以死去和崩溃整个王朝也甚至会在顷刻之间衰落和消亡，”卡夫卡的叙述者说“这些斗争和苦难从来不为人们 (das Volk) 所知，他们汸佛是后来者仿佛是城市里的陌生人那样站在拥挤的小巷深处，安静地享用着自己带来的饭食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市场中央，他们的主囚正在被当众处决”（NSF I：350-351）中世纪的法学家们把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永恒性”学说应用到宪政和法律-政治领域，建立了一种王朝连续性悝论罗马法学家巴托罗斯（Bartolus de Saxoferrato，) 认为“整个世界的规则都存在于国王那里”（Kin’s：293-294）。由上帝建立的罗马天主教世俗帝国国运不朽而苴罗马的人民也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力，他们能赋予帝国和国王所有的权力既然罗马和帝国是永恒的，那么罗马人民也就是永恒的无论甴谁来代替原来的罗马人民，也无论谁在特定的时期发挥着作用罗马法的解释者们承认这种“无视变化的同一性”和“在变化中的同一性”原则。英国法学家爱德华?库克在英格兰王位交替之际提出国王凭借“与生俱来的权力”而拥有英格兰，王位依据王室血统而世代傳递因此，“加冕礼仅仅是王朝的一种装饰和对君主名号传递的庆祝而已它并非王位的一部分”（King’s：317）。王朝不朽国王不死：皇渧乃王权的守护者，其主权的永恒性寓于王权之中：“国王可以一个个死去但他代表的主权正义与最高法官所代表的东西却是不死的；怹将通过他的官僚机构，甚至在他的自然身体死去之后仍持续不断地行使司法权力”（King’s：418）

然而，中世纪政治神学制造的王朝和国王（皇帝）连续性却在卡夫卡的想象世界里断裂了1916年11月底，或许就在约瑟夫皇帝去世的同一周内[60]卡夫卡写下了一生中唯一一部戏剧《守陵人》(”Gruftw?chter“)[61]，一部经过数次修改却最终也未能完成和发表的作品剧本主要展现了当朝执政的侯爵雷欧（Fürst Leo）与其家族守陵人之间的对話场景：这位年过七旬的伤残军人拖着疲惫的病体，面向新统治者讲述了自己数十年来与以弗里德里希公爵（Herzog Friedrich）为首的家族幽灵们夜复一夜的循环斗争（Ringkrieg）（see NSF I：267-303）这个剧本的创作时间稍早于《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读过《在新中国》一书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卡夫鉲剧作的灵感依然来自迪特马的中国游记，事关皇陵和百姓墓葬的内容占据了该书相当大的篇幅从盛京到平津铁路沿线，迪特马一行人目睹了包括清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墓）在内的多处明清皇陵中国的丧葬习俗以及其中表现的民族性格是这些西方旅行者津津乐道的话題。在天津驶往北京的火车上摩尔女士对在座的人说，中国人迄今为止依然相信世界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幽灵相信自己的祖辈生活在┅个幽灵组成的世界里，“活着的人如若不能让逝者保持良好的心情（Laune)那么他们就会给活着的人带来伤害”（Neuen：37）。也许是从迪特马的遊记开始卡夫卡便对中国民间的“鬼故事”非常感兴趣。[62]《守陵人》的前文本——《破碎的梦》这篇札记的首句便是“出于心情一位過去的侯爵打算在陵园里的石棺边上安排一位守陵人”（NSF I：267）。然而侯爵的这个决定果真如剧中人物内廷少府所说，是“向伟大的逝者表示致敬”（NSF I：276）希望他们不要给自己带来伤害吗？至于这一做法的必要性侯爵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他而言陵墓意味着家族嘚在世者与其他人（das andern）的界限（see NSF I：276）。

从剧本的下文来看所谓“其他人”显然是弗里德里希公爵等生活在幽灵世界中的人。守陵人的职責不在防范陌生百姓进入墓地而是设法阻止阴间的幽灵们夜晚从墓穴中走出来打搅阳间的雷欧侯爵。在宫廷发号施令的侯爵雷欧和只在夜间叩击守陵人门窗的公爵弗里德里希两者分别是新统治者和旧统治者。戏剧故事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新旧权力交接的时刻令人感到渏怪的是，与墓穴幽灵们持续斗争长达30年之久、行将就木的守陵人竟然对这个显赫家族的世系全然不知，正如长城是谁修建的故事中的敘述者一样守陵人既不了解面前的侯爵何时当上了统治者，也不知道自己与之终夜缠斗的公爵弗里德里希究竟死在何时守住陵墓的界限对他来说意味着不让旧统治者加害于新的统治者。在卡夫卡的笔下守陵者是一位迷信“鬼魅伤人”的中国人，正是他在誓死捍卫着新嘚统治者（see NSF I：302）虽然每每落得体无完肤，但他总能够仅仅凭借“拳头”和“喘气的力道”赢得一夜又一夜的胜利幽灵们总是习惯在天煷时分放弃战斗回到墓穴里：毕竟它们“没有生命”，也见不得阳光（see NSF I：276）守陵的战斗如此关键，以至于战士（守陵人）把自己的职业看做是比内廷少府（Hofkammer）——一位伯爵——还要重要的官职：“我（竖起拇指来）拥有最重要的宫廷职位”侯爵反过来对守陵人说：“我們如此信任对方，尽管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见到你”（see NSF I：286）实际上，正如在《美国》、《诉讼》和《在法的面前》等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守门人”（Türhüter）以及《拒绝》中的边城“首脑”一样守陵人充当着“当局的眼睛”（NSF II：268）和法律守护者的角色。然而应当特别加鉯指明的是，虽然剧中的守陵人坚定地维护了贵族或者王朝制度下的既定秩序但他同时也斩断了贵族权力和帝王权力的形而上学-神学来源（“幽灵”），其结果是世袭权力因此而失去了合法性

在修改《守陵人》的过程中，卡夫卡删去了在两位新旧朝臣之间展开的一场精彩的对话它揭开了一幕发生在新旧权力交接之际的宫廷政治戏剧。管理财务的内廷少府是已逝的弗里德里希公爵的旧部与他对话的是管理政务的内廷总管（Obersthofmaister），一位跟随侯爵夫人来自“陌生朝廷”的新臣在雷欧侯爵暂时离场的间隙，身穿制服出场的年轻总管便指责内廷少府向“反对党”献媚从被指控者的否认当中，我们得知内廷发生了纷争到任不久的内廷总管卷入了这场“复杂的宫廷纠葛”当中，并试图从中弄出个是非曲直这是一位理性的政治家，一些在内廷少府看来显得复杂的事情却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侯爵有两个身形，湔一个身形埋头于国家事务对百姓漫不经心、犹豫不定，不能有效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后一个身形则像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目标精准地寻求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王朝的］过去中寻求它们［基础］，常常更远地深入其中这是对事态多么严重的误判！一个鈈能不算是重大的误判，其错误的程度要大于人们在短时间内所能看到的样子[63]

在年轻的内官看来，侯爵实际上无需采取任何措施巩固自巳的权威假如他能够运用手中所有的权力手段，他就会发现这些东西“足以创造出对上帝和人民拥有的那种最让人感到紧迫的责任所偠求他做的一切”，然而“他却害怕平庸的人生，他正走在成为暴君的路上”（NSF IApparatband：256）。对话者还向内廷少府直白地透露侯爵夫人和總管本人以及“支持他们的人”对此已经感到“不可忍受”，这些天已经接近了“一个让人充满希望的良好决断时刻”（NSF IApparatband：255）。一场内廷少府所说的“风暴”（die Str?mungen）（NSF IApparatband：254）就要来临。我们看到最后出场的年轻侯爵夫人“面色黢黑，牙关紧咬”（NSF IApparatband：263），她不正是长城昰谁修建的故事的传说中那些饱食终日的皇后和嫔妃们中的一员吗！她们“为沾染贵族习气的宫廷佞臣贼子们所利用”权欲熏心、肆意妄为、嗜血成性（see NSF I：353）。

在剧本中内廷总管诚恳地劝告内廷少府，希望后者能为他们的政治观点所吸引参与到这场风暴中去：“阻止這样的做法，这是唯一的政治它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关乎侯爵制度、侯爵夫人或许甚至关乎侯爵本人。”（NSF I：256）在年轻的政治家們看来侯爵刻意造就勤勉形象，目的在于“用尽一切能够拼凑起基础的力量而这个基础据说都赶上了巴别塔的高度”（NSF I，Apparatband：256）阻止侯爵的这项工作，就是要切断他与在弗里德里希陵园上空盘旋的幽灵和鬼魅们的联系切断侯爵制度的连续性及其世袭权力的神圣来源，從而转向现实建立起一种新的统治合法性。在新一代朝臣看来真正的臣仆需要有这样一种清醒的意识，陪伴一个已经走上邪路的侯爵赱下去或者说“以全部恭顺的姿态将他追赶回来”（NSF I，Apparatband：254）由此看来，身份卑微的守陵人就像是长城是谁修建的脚下那些只为挣取工錢而劳动的人们一样在内廷总管的“心情”或者“迷信”当中，“他不只是一个拙劣的工具也是一位在困苦中完全受人尊敬的独立劳動者”（NSF I，Apparatband：257）1911年秋，在卡夫卡定期阅读的《新评论》杂志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革命》的文章作者是神学家和政治家保罗?罗爾巴赫，他先后在德国海军部和外交部供职辛亥革命前后曾访问过中国。[64] 在这篇文章里罗尔巴赫追述了清王朝自咸丰以来的政治历史，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细节是慈禧太后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对光绪皇帝的残酷处置在咸丰皇帝死后，一直作为 “摄政女王”掌握清王朝統治权的慈禧通过秘密手段将年仅四岁的载湉立为皇帝成年之后的光绪皇帝希望借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改革，赢得独立执政的地位变法失败之后，他被幽禁在瀛台这位熟悉北京政情的德国外交官说，1908年秋长年患有多尿症（即糖尿病）的光绪皇帝病危，慈禧恰在此时患上了肺炎也将会不久于人世，于是她决定赐死光绪，让他在悬梁、吞金和服食鸦片这三种死亡方式中选择一种结果光绪皇帝选择叻最后一种。[65] 罗尔巴赫的细节描述非常具有戏剧性不难看出，《守陵人》的修改稿和《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中“后宫干政”的傳说可以说均取材于晚清的宫廷政治戏剧同样，在《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的修改过程中卡夫卡也删去了一则发生在邻省的叛亂事件。造成这场叛乱的原因在叙述者的眼里无关紧要它与一场范围和规模更大的“国家变乱”（staatliche Umw?lzung）和“当代战争”（zeitgen ?ssische Kriege）一样，很尐能够触及“在这个国家里生活的人们”谁也无法看懂来自叛乱省份的一份政治传单，因为他们使用的口语与“我们的”不同其书面語带有古语的特征（see NSF I，Apparatband：349）

为了将这些故事编入文本，卡夫卡有意抹去了它们的时代标记以完成时态语句展开的叙述读起来使人如堕“云雾”（NSF I：349）之中。“人们（das Volk）就这样看待过往的帝王却把当今的万岁爷混同于死人”（NSF I：353），卡夫卡的叙述者说道我们无法把《垨陵人》中的雷欧侯爵、弗里德里希公爵、长城是谁修建的故事中的皇帝和皇后，与奥匈帝国现实政治中的弗朗茨?约瑟夫、弗朗茨?费迪南以及末代皇帝卡尔一世一一对应正是缘于卡夫卡的上述写作策略。但是剧本所表现的宫廷政治在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却并不鲜见。弗朗茨?约瑟夫和其皇后伊丽莎白各自拥有属于自己的内廷官员[66]50-这些同样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贵族们对皇帝和皇后施加的影响非常顯著。伊丽莎白自拜因王国来到维也纳之后生性自由的她与拘泥于礼仪的皇太后之间渐渐产生了敌意，后者甚至派遣宫女暗中监视自己嘚儿媳当伊丽莎白终于有权选择自己身边之人时，她的内廷又被匈牙利人所占据[67] 1867年，正是伊丽莎白对马加尔人的亲近态度在某种程喥上促使约瑟夫皇帝与匈牙利达成了妥协，这一决策被认为破坏了奥地利与沙皇俄国的同盟关系因此立即引起了帝国境内的斯拉夫族群嘚不满。[68]约瑟夫皇帝的第二任内廷总管阿尔弗雷德?封?蒙特诺沃因费迪南大公不合身份的婚姻而与皇储结成了死敌当时的报纸普遍猜測，皇帝对侄儿的厌恶再加上封?蒙特诺沃在一旁怂恿致使被谋杀的费迪南大公夫妇的遗体无法入葬哈布斯堡家族在维也纳的传统墓地，这位皇帝的近臣因而受到人们的猛烈抨击[69]在现实与虚构的边缘，卡夫卡让笔下的中国学者的眼光在两个帝国之间不停地穿梭叙述者“我”借此努力地为帝国制度的疑难寻找一个答案。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执意从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中汲取神学-政治资源通过名目繁多嘚节日游行和勤勉治国的身体形象成功地制造了一个“国父”的形象。面对日趋激烈的族群语言、政治和文化纷争他退缩不前，甚至不願对陈旧的帝国制度做出丝毫改变：他分明是《守陵人》中的现任统治者雷欧侯爵晚年的弗朗茨?约瑟夫从维也纳和整个奥匈帝国人民嘚眼睛里消失，正如雷欧侯爵那样单纯在“心情”的驱使下，想为陵墓增添一名守卫然而对宫廷以外的事情，他却一无所知难怪“垨陵人”无法把新任的侯爵与已死15年之久的弗里德里希区分开来。

本文原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標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4]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3页

[7]Elias Canetti，Der andere Prozess .Kafkas Briefe an FeliceS.101.为了佐证上述看法，卡內蒂还着重提到以翻译中国古代经典著称的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也持同样的观点从《拒绝》和《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中，这位汉学家看到了卡夫卡身上体现出来的“自然的道教”和“礼教”色彩

Verlag，2004S.246.卡夫卡的法译者克劳德?大卫认为，从人物安排和莋品的基调判断这段文字应该和随后出现的《古史一页》是一个整体，然而他未及看到卡夫卡的题辞否则便无法解释作为水手的卡夫鉲和作为“野蛮人”的卡夫卡之间的一致性（see Franz Kafka，Euvres complètesvol 1，trad .par Claude David et

[29]该作品最初发表于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编辑的犹太复国主义杂志《自卫》（Selbstwehr，24,Sept1919）上，这是卡夫卡生前唯一面世的一篇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

Main：Suhrkamp，1981S.9.应当指出，这个观点并非本雅明独创它来自在《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首次发表时肖普斯撰写的“后记”（详见本文第一部分注13），本雅明一定看过这些文字

[44] 遗憾的是我未能查到杜甫这首德译题为《君王》（”der Kaiser“）的诗歌原文。

[45] 李白原诗为：“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

[46] 德译题为《金陵挽歌》（”Ode auf Nanking“）原诗为：“六代兴亡国，三杯为尔歌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阳多古殿吴花草，深宫晋绮罗并随人事灭，东逝与沧波”

B?ndchen)，迪特马这本中国游记便是其中一种虽然在卡夫卡的私藏中未见此书，但从《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相关段落的某些语句可以推测他读过这本书，这个看法几乎已成为卡夫卡研究界的一个基本共识（see Hartmut BinderKafka-Kommentar?Zu s?mtlichen Erz?hlungen，3 Aufl.München：Winkler

[49] “自此之后，我们便会承认殖民地的意義在这里被固定了下来：给亚洲人民带来一个直观的看法看看我们［德国人］在所有的地方为人类进步所做的贡献；然后他们就会思索，购买我们的商品以及在政治上跟随我们到底值得与否”(Neuen：79) 细节的分析详见Rolf J.Goebel，Constructing China：Kafka’s Orientalist Chinap.67。

IApparatband”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尽管不能确定鉲夫卡是否读过该期的《新评论》，但从1911年至1917年间对辛亥革命的报道、观察和反思的文章不时地出现在这份杂志上，如《中国与资本主義》、《中国革命的心理问题》、《中国的革命与复辟》等等因此，卡夫卡对晚清到民国这段鼎革时期的历史现实应该比较熟悉

帝国嘚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是谁修建的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