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直属央企 ,“9年福利管理经验”,“企业客户近85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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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称个税税制框架30年未变无法调节收入分配
专家称个税税制框架30年未变无法调节收入分配
　　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建言个税草案》，以下是节目实录：
　　主持人：晚上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在上个月，是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公布，全国人大在网站上就这一草案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这个草案吸引了无数的眼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人大收到的意见就超过22万条。这个数字超过以往20部法律草案的总和，成为向公众征集意见以来意见最多的一项草案。个税征收多少起征点合适？应该怎如何来征收？这些都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各方人士也可以说是看法各异，我们随机做了一个采访。来听一下普通的民众他们怎么说。
　　重庆市民：两千到三千，这个对我们影响特别大，当然北京他们那些地方影响稍微小一点。我想可能对中西部地区我们这些影响大一些。
　　深圳市民：对低收入者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减轻一种负担。
　　大连市民：个税征收，应该根据每个城市不一样，来进行调整。
　　上海市民：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好事情了，毕竟我的负担会小一些。
　　杭州市民：收入刚出来，两千到三千差不多了，所以这样对我们是很有优势的嘛。
　　事实上，此次个税改革最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由现在的每月2000元上调至每月3000元，另外将现行工资薪金所得9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7级，取消15%和40%两档税率，扩大5%和10%两个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应该讲这是一个，在个税改革方面迈出的有明显正面效应的一个步骤。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他认为，此次的个税草案值得肯定。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也有着类似的看法。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贺铿：第一，它确定这个起征点有依据，考虑了许多因素，这是可以的。第二把这个原来的九级分为七级，把最高的两级合并，把最低的两级合并，体现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
　　不过， 在有人为个税草案叫好的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反对的声音。其中一个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简陋，脱节，一个没有经过仔细思考的，甚至于没有经过基本思考的一个税制。
　　记者：我觉得这种评价很苛刻。
　　李稻葵：我认为是实事求是的。我们这个个税体制是1980年推出的。当时推出这个体制，主要是针对外企的高薪人员。30多年过去了，我们只是税制的细节的调整，大的框架没有变。
　　个人所得税1799年诞生于英国，在200多年的时间内迅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开征的一个税种。
　　我国于1980年9月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征税内容包括工资、薪金所得、经营所得以及其他的各类规定的收入和报酬。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同时规定了800元为个税起征点。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把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减除标准从800元调整到1600元。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自日起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在财政部的网站上我们了解到，2010年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4837.17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6%。
　　但是当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只有工资部分由企业代缴代扣，以高额累进的税率在征收。而《个人所得税税法》中明确规定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以及偶然所得部分征收的很少，甚至基本不征收。这使得个税征收范围过窄，甚至有人称现在的个税就是工资税，工薪阶层成为纳税的主体，而高收入者的收入则难以严格征缴。
　　李稻葵：中国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沧海剧变。过去30年相当于西方人走过了150年的历史，150年过去了，它的税制基本框架没有变，难道不荒唐吗？难道我们仅仅在细节方面去追求它，去改进它，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
　　主持人：刚才节目中一些激烈的言辞我们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位学者之口，由此可见李稻葵教授对于个税修正案标准的强烈的不满。但是李稻葵教授的意见只是一家之言，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和财政部财政科学院经所所长贾康则代表另外的一种声音，认为个税草案非常值得肯定的。为什么个税草案的制定会带来如此分明的不同意见呢？我们来看一下。
　　在国家税务总局的官网上我们看到，税收的职能与作用主要是筹集财政收入。调控经济以及调节收入分配。其中，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要在适当提高政府收入同时，更侧重于它发挥优化社会分配的功能，就是要抽肥补瘦。
　　记者：抽肥补瘦，我们抽了那个肥对瘦的人有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要进入公共收入，盘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金库，然后用公共收入的分配使它的资金更多去扶持低端，改善他们生活境遇，增加他们的实际优惠政策。这是一个再分配的循环
　　但是李稻葵认为，按照当前的个税税制缴纳方式，根本无法调节收入分配。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领域的一个最美好的、但是最大的空想就是要通过个人所得税来调节收入
　　记者：您挑战了大多数人的想法
　　李稻葵：这是做不到的
　　记者：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是觉得高收入者应该多收税。我低收入的话，我可能收的税少一点。这样可以缩减这种贫富差距，在您看来这是空想？
　　李稻葵：很多真正的高收入人群面对高税率，会有很多办法去逃避这个税你做不到。反而是那些中低收入的人群他自己没有办法，经济能力不足，逃不了税。你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
　　李稻葵认为，目前个税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的工资收入。在中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开始到2009年一直持续下降，2009年已经下降到40%以下，这两年才有好转。而在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一比例则达到65%-70%。本来劳动收入就是我国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中的短板，却还要征税，但对资本所得却税赋很轻甚至为零，这显然有失公平。
　　李稻葵：我们很高的个人所得税针对工资单的这个税率，事实上并没有达到调节实际收入的效果，因为大量的收入并不表现在工资单上。而事实上我相信我们的收入差距，更多的是体现在工资单之外的收入差距。
　　记者：比如说财产性收入是吗？
　　李稻葵：比如说财产性收入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些不见得完全合法的合理的收入，有的是称之为灰色的或者黑色收入，这部分收入是在工资单里表现不出来的。
　　李稻葵认为正是非工资性收入使得个税对于贫富差距的调整显得力不从心。
　　李稻葵：发达国家的一个新闻记者，有一次跟我约采访，是在年底采访。我去应约之后他不见了，找了一个同事跟我采访。我说为什么呀，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记者，他说他一算在中国待的时候马上接近183天了，要到日本去避税，跑到日本去了。遥控采访。
　　贾康也坦言，由于个税的边际税率达到了45%，很多高收入人群以各种各样的手段避税，个人所得税无法覆盖真正应该覆盖的范围。
　　贾康：如果是一个自己有很大产业的一个富豪，那么他有权决定在我这个企业集团我给自己开多少工资，他可能自己每一个月三千块钱五千块钱账面上就过去了。这样的人个人所得税交多少，也就跟一般我们工薪阶层，一样看起来交几十块钱一百多元钱的个人所得税。但其他的收入呢，应该被个人所得税这样一个制度来覆盖调节那些东西呢，往往调节很不到位。
　　不仅高收入人群自己有办法偷税漏税，个税里还存在着令人费解的设置。个税最开始的征收对象是在华的外籍高薪人士，但是时至今日，普通民众的个税起征点为2000元，而外籍人士的起征额度却是4800元。
　　贾康：我个人认为如果作为一个建议，我觉得应该淡化这样一个区别。因为已经时过境迁，最后是不是应该比照企业所得税，就是不管什么国籍，在中国如果作为一个缴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就应该是一视同仁一套规则。
　　主持人：在李稻葵看来，眼下的中国，用个税这种手段来调整收入差距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前草案中采用的的个税征收办法不能起到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的作用，恰恰是因为它的征收办法都以工资收入作为个税征收的依据，因此有争议认为个税有工资税的嫌疑；对于这一点，贾康副所长也表示认同，认为目前的个税方案对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仍然显得力不从心。那么个税方案怎样制定才能更加合理呢？广告之后我们马上连线路透社记者，看欧洲国家如何制定个人所得税。
　　主持人：欢迎回来。继续个税方案的讨论。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正在征求意见中的个税修正草案引发了各方的热烈讨论。支持者认为免征额上调、税率合并都体现了一种进步，值得肯定，而反对者则认为不光调整的力度远远不够，甚至个税制度都要进行彻底的变革才能真正起到调节收入的作用。事实上个税也是世界各个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调节收入的工具，随着时代不同都在进行各自的调整。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个税也成为变化较大的税种之一。那么，西方国家是如何制定个人所得税的呢？中国的赋税水平究竟有多高呢？
　　金伯利
路透社财经评论员
　　金伯利：以俄罗斯为例，实行的是13%的统一税率。因此个税缴纳只占收入的13%。莫斯科市民的平均收入大约是27600欧元，那么每个人的平均个税就是3600欧元。根据是否结婚以及是否有孩子，爱尔兰实行两种不同的税率。对于没有孩子的单身人士，收入不超过33000欧元，其税率是20%，如果超过32000欧元税率就提高至41%；对于那些有孩子的以及已婚人士，税率在20%以内。爱尔兰的平均收入大约是61000欧元，单身人士的个税将达到18000欧元。法国是典型的累进制税率国家，共有五级税率，收入在6000欧元以下的个税为零，而介于欧元之间的税率为5.5%，1之间的税率上升至14%，2欧元之间的税率为30%，而对于收入超过80000欧元的税率是41%。法国的平均收入是51000欧元，每年的平均个税将是15000欧元，。专家认为英国的税收体系不仅复杂而且税率极高，平均收入为56000欧元，每年的个税支出高达22400欧元。
　　这样看来，以各个国家平均工资来计算，俄罗斯人需要缴纳个税的的比例是13%，爱尔兰和法国个税的比例接近30%，英国则接近40%。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0年北京职工的平均工资为50415元，我们按照每个月4500元计算，在2000元起征点的标准下，需要缴纳个税124.8元，占工资的收入不到3%。如果按照3000元起征点计算，则应缴纳税款24.9元，则占工资收入的千分之五。
　　听起来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很低，那么，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如何呢？
　　记者：你觉得现在你缴的税高么
　　北京市民1：还行吧，我觉得。发多的时候扣得就比较多，就觉得高了
　　北京市民2：还行吧，我感觉
　　北京市民3：挺多的，我觉得挺多的。现在物价这么高，什么都在涨。交得差不多能有五分之一吧。
　　北京市民4：我觉得应该再少点
　　北京市民5：我觉得高：，那个20%我觉得挺高的
　　北京市民5：相对来讲应该算重了。
　　个人所得税率看似不高，但老百姓切身感觉并不轻松。这是什么原因呢？
　　李稻葵：他如果去买汽车的话，那么汽车有10%的购置税，还有17%的增值税，捆在一块27%将近30%。如果是买化妆品，又有特殊的消费税，如果是进口的化妆品的话，50%接近50%这种奢侈性的税。如果去买房子，买房子北京市一半以上，一半以上的房价，楼盘价的房价里面是政府土地出让金，还有在房地产交易环节或者针对房地产开发商征收各种各样的税收。所以百姓在各个方面交的税很多。如果把所有这些捆在一块的话，宏观上讲我们的税赋，我相信超过北欧国家的水平，因为我们税种非常多。
　　李稻葵认为，既然个税很难调节收入分配，而综合税收又较重，因此他建议中国应该彻底改革现行的高额累进税制，实行平税制。其实就是单一税制，是指大幅度降低个税税率，同时降低个税的累进幅度，用一个比较平、比较低的税率来征收。
　　李稻葵：第一个原则是宽税基，不管你是奖学金、不管是国家科技特种奖，只要是收入都捆在一块儿。第二件是低税率，低税率的情况下你才能够鼓励大家去积极纳税，如果税率太高的话，它不仅带来很多的高收入阶层的投入劳动投入或者资本投入的这种积极性降低，而且它还会带来偷税漏税的行为。第三句话，就是计负担一定要考虑家庭负担
　　李稻葵告诉我们，世界上各个国家现在税改的方向都是平税制，如俄罗斯，香港，新加坡等地，就连一贯实行高额累进税制的美国，也有7个州开始实行平税制。而俄罗斯在推行13%单一税率的平税制之后，效果非常好。
　　李稻葵：俄罗斯在2001年改革前，它的个人所得税是三档，税率是三档12% 20% 30%。它进行了改革，统一规定为13%，同时大幅度提高起征点，提高了30%左右。这样的改革之后连续三年，每年都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总额超过GDP增长速度，6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的累计的增长。这是很好的例子
　　李稻葵给我们算了这样一笔帐，全国大约有4亿家庭，如果其中10%需要补贴，以每个家庭一年补助1万元计算，则一年需要4000亿，仅占整个财政收入5%。如果按照平税制的征收标准，财政上完全可以通过平税制增加的收入进行补贴。
　　李稻葵：如果能把整个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总额，在宽税基、低税率、计负担的这个条件下能够提升的话，拿出一部分的钱，拿出中间的一小部分的钱，去给真正需要补贴的家庭提供补助，或者做好实物性的福利的补贴。实物性的比如说医疗、比如住房，那这个社会不就更加和谐了吗？记者：但是如果通过累进税率的方式，我是不是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方式，我同样可以通过扩大税基，我通过累进的方式是不是更能够达到这种您所谓的和谐呢？
　　在这个高累进的这个税率的制度下，高收入阶层有各种办法逃税。个人的经营能力，他的在国际境内境外的这种资金的跨境的转移能力，都很强。所以高累进税下实际上不见得能够收得上来很多税
　　但是贺铿不同意李稻葵的观点，他认为平税制也是一种空想。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贺铿：现在不可能，那是空想。
　　记者：他认为我们的累进税制能调节收入分配是一种空想。
　　贺铿：我认为可以，他是不是工资收入高了。你拿4000块钱你也交20%，他拿100万也是交20%，你觉得合不合理。
　　贾康也认为，中国社会不具备李稻葵推行的平税制所实施的社会基础，不能因为平税制在俄罗斯取得成功，在中国就一定会成功。
　　贾康：不能简单的把俄罗斯的单一税制套到中国来。
　　记者：为什么中国不适合
　　贾康：中国现在已经不存在俄罗斯单一税制那种收入压力，他要急于把钱收上来让他能运转，我们没有这种压力。我们现在更急迫适应社会需要，适应转轨需要，适应现在收入分配中间，大家都关心的怎么样抽肥补瘦的需要，发挥个人所得税再分配功能。这是中国明显不同于俄罗斯的地方。
　　贾康还告诉记者，不能因为当前的个税在非工资性收入方面覆盖的不到位，就连可以调节的工资部分也一并废除。更应该在制度上加以完善，将更多类别的收入以高额累进税制的方式纳入个税的征收范围，以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
　　贾康：不能说这个税沦为工资税了这种很极端的判断，它是有认识误区。还是一句话，要创造条件走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而不能总是分类，就是现在工薪收入比较有效的超额累进调节应该覆盖更多非工薪收入部分。
　　无论如何，个税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绝不仅仅靠调高个税起征点或者减少层级就能得出最完美的方案。但减轻民众负担，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公平始终是民众最大的愿望。
　　李稻葵：(应该在)交税的痛苦系数非常低的情况下去交这个税，然后提高社会福利，等到社会福利高到一定水平，到那时候时候跟百姓讲，看国家福利已经提高了，咱们适当提高一点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大家同不同意。至少我们今天不能还没有北欧这么高的福利水平，我们就搞个北欧这么重的以工资为对象的个人所得税。我们不能把这一个税制留给我们的孩子们。如果我们这一代改革不成功，但是为了下一代，我们应该呼吁，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改革方向。
　　半小时观察：
　　个人所得税在很多国家有“社会公平调节器”、“罗宾汉税”之称，也就是说，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是个税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个税不仅仅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更是让财富在老百姓之间进行“二次分配”的一个重要机制。
　　到底是平税制还是累进税制？各路专家争论不休，听上去每一派都能给出充足的理由和合理的逻辑。而纵观世界各国的个税制度，既有平税制也有累进税制。因此很难简单地评价哪种税制是合理的，哪种税制是不合理的。
　　两种税制各有特点，关键是能不能建立起一套相关的国民收入调节系统。我们看到，目前很多国家，如美国、德国、巴西等国家均采用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生活水平来调整个税起征点、税率和征税退税的办法，以期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民众生活的需要。
　　如果仅仅采取形式单一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则很难独自承担起调节收入这样的重任。对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可以说目前我国的税收手段仍不完善。
　　结束语：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您有什么好的线索和建议可以发至我们栏目的QQ83083，稍后，请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据人民网报道 北京市工商局工作人员昨日向记者透露了对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调查进度，称工商局目前正按照中国法律要求，对该企业在香港公司的主体资格进行调查确认。
　　北京市工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属于香港企业，其主体资格应由当地公证机构进行公证确认。北京工商局已与香港方面取得联系，根据规定，香港相关部门将进行有关的调查确认，并将认证文件快递至北京。由于此调查属于境外取证，结果不会太快，一旦有结果将及时通报。
　　据了解，此前北京故宫曾对沸沸扬扬的“建福宫花园建私人会所”一事回应，称此举是受委托的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擅自行为。
　　■ 调查
　　运营公司停业整改裁员2/3
　　工商资料显示，2005年，故宫博物院下属单位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甲方)与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乙方)，建立大学生经营故宫宫廷文化公司。该香港公司出资700万，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未出资金。双方股权比例为：故宫文化服务中心35%，香港公司65%。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疑为一家“空壳”公司。
　　有网友爆料，故宫叫停并要求整改后，故宫宫廷文化公司清退大部分员工。
　　前日，建福宫原市场销售总监甄妮证实，建福宫事件被曝光后，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公司，裁员2/3并停业整改。她自己也在5月17日，被公司辞退。
　　甄妮称，故宫宫廷文化公司经营管理建福宫花园当中五处建筑。招待外事贵宾或者其他文博单位的负责人，故宫或者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支付活动成本。其他的一些展览讲座、雅集沙龙，举办一次的成本很大，一场雅集，精益求精的话，花器、御茶、茶器，沉香，茶艺师的费用，民乐的演出等等，不包括场地费，就得要10万左右。他们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个人或者企业资助，“我们不盈利，但也不能赔本，赔本的话，就不能持续发展了。”
　　■ 对话
　　台北故宫：每一分收支 公众都能查到
　　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接受本报专访，谈故宫的定位、安保及商业运营
　　对于民众来说，台北故宫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为民众提供多种服务的教育机构。民众与台北故宫的距离是很近的。
　　藏品安保
　　68万多件藏品45年零失窃
　　新京报：了解北京故宫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吗？
　　周功鑫：展品失窃后，台湾的报道也看得到，我也去了电话，表示对他们的关注。
　　北京故宫，是大宫殿式的管理，不像其他博物馆那样，它管理更加麻烦。而台北故宫1965年完成建设的时候，就是一个现代博物馆的设计，是封闭性的，也没有很多出入口。在建筑上，材料上都很讲究，防震防盗，恒温恒湿的环境，壁面的处理，都很重要。建成开放45年来没有发生失窃。
　　新京报：2008年上任后，你对台北故宫文物进行了大清点，现在藏品有多少件？
　　周功鑫：68万2千1百多件。
　　新京报：展出的藏品有多少？
　　周功鑫：每次展出大概件左右，其他都在库房。我们是轮换展出，不是全部一起轮换，是按照不同题材，不同材质，不同主题来轮换，像瓷器有瓷器的轮换，书画是每三个月一定换。不同专题，有些半年或者一年换一次，所以观众每次来，可能都会有新东西展出。
　　新京报：公众有机会看完全部展品吗？
　　周功鑫：也不容易，有的东西，没有符合的主题，就不会出来。2009年办雍正展时，布展好了以后，有一套玛瑙的漂亮杯，雍正时期造办处做的，我说我没见过，我以为是跟北京故宫借的，后来说是我们自己的，因为不曾展出过。我在台北故宫有30年了，有的东西也不是完全看得到，展品跟着主题出来，不切题的话，就不出来。
　　故宫定位
　　民众与台北故宫的距离很近
　　新京报：你说过要“创造故宫新价值”，这怎么理解？
　　周功鑫：事实上，台北故宫典藏的文物是核心价值，是一个心脏，要透过教育、展览等各种活动，赋予它灵魂，台北故宫才更具有存在的意义。
　　我回来以后，透过活动以及展览，以及借由科技新媒体，让年轻人更接近故宫，让教育活动更多元多样，让展览做的更加形式多变化。展览是教育的工具，教育是博物馆存在的价值。为了让他们愿意来，我们会设计很多活动和展览。
　　新京报：公众和台北故宫之间的理想关系是怎么样的？
　　周功鑫：现在来台北故宫的，很多都是经常来的，带着一家人来，我会看到三代一起来。周末延长开放的时间内，晚上6点半到8点半是免费的，台北的民众周末在这里度过，是来生活的，有这样的现象，我们非常高兴。
　　对于民众来说，台北故宫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为民众提供多种服务的教育机构。民众与台北故宫的距离是很近的。
　　新京报：你说过，用博物馆行销来经营台北故宫，这怎么理解？
　　周功鑫：行销里面讲，好的形象，好的想法，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留下一个美好印象。台北故宫每一项服务，每一项活动展览，每一个人的表现都会影响参观的人。我对同仁们的要求是，怎么样给观众最好的服务。民众有愉悦的经验，他们就会永远记得，还会愿意再来。
　　要让年轻人觉得与台北故宫没有距离，很亲近，让年轻人进得来，看得懂，这也是我们做博物院关心的地方。比如我们借由3D和动漫技术，做《富春山居图》合展，我们就做了一些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作者)的东西，就是要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应对质疑
　　沟通是关键还要有气度
　　新京报：台北故宫有没有遭遇过民众质疑，如何进行危机公关？
　　周功鑫：一般来讲，危机处理，是我们工作者很需要去掌握的。北京故宫事件后，我们知道媒体一定会来问，还是连续的访问，就做了一个说帖，要提供最好最正确的语句。关键就是怎么样在第一时间去沟通，需要耐性，谨慎，还要有气度。
　　前段时间，“立法院”质疑过去两年来，台北故宫接受1亿2千多万新台币的外界捐款，但没有依照财政收支法和预算编列法入账。我们很快回应，这些捐款不会进入台北故宫，而是进入财政，并且每一笔都会按照指定用途使用，各种明细都可查询。
　　新京报：台北故宫还有哪方面的资金收入？
　　周功鑫：我们是公益单位，所有的经费收支，来自政府，也会返回政府。我们门票去年是3亿多新台币，礼品餐饮去年是6.8亿多新台币，扣掉成本人力，还会有一两亿的收入。大部分进入公共财政，一部分进入艺术基金。
　　在台北故宫网站上，你可以很容易查到，详细到雇用了多少人，每一分钱的用途。
　　商业合作
　　外聘评审团审查每件售品
　　新京报：台北故宫与企业的商业合作有哪些形式？
　　周功鑫：有品牌授权，图像授权，合作开发，比如餐饮就属于合作开发。都是长期的合作。我们给与他们(企业)文化方面的训练，提供他们一个文化滋养的平台，他们就会不断有新的，有创意的东西生产出来，通过这样的机制，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
　　我们有一个评审，请院外的设计专家，文创专家，美学的专家，也有行销的专家，通过外面的专家组成评审团。每一件东西进来，要通过他们的审查后，我们才销售。
　　新京报：是否关注故宫建福宫的新闻，台北故宫的场地如何租用？
　　周功鑫：对建福宫新闻不了解。我们是个现代博物院，都是一视同仁，所有人都可以在台北故宫申请包场办活动，比如公司年尾聚餐，周年庆，办PARTY，都可以有。
　　这些钱都是进入公共政府财政。
　　中新社北京5月24日电　中国国务院国资委24日证实，中国华星集团被划入中国国新公司管理。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表示，此举标志着国新公司资产经营工作正式起步。
　　去年底成立的中国国新公司首期注册资本金45亿元人民币。它是配合国资委，优化中央企业布局结构、专门从事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的企业化操作平台。它是资产经营与管理公司，不是生产经营企业，也不是投资公司。
　　为督促中央企业突出主业、优化产业布局，中国官方近年来不断推动央企重组。国新公司成立之前的5年时间里，每年都有约10家规模较小的中央企业并入大型优势企业。华星集团划入国新公司之前，中央企业的数量已由最初的196家下调至121家。
　　但央企重组的速度仍低于预期。按照国务院国资委此前制定的目标，到2010年中央企业的数量应缩减到80到100家。许多人预测，央企重组步伐或将因为国新公司的成立而加快。
　　国务院国资委介绍说，打算划入国新公司的企业，都是不属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且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企业。同时，这些企业与其他大型中央企业的产业关联度不大，它们之间重组的资源优化配置效应不大；或者承担公益性等特殊职能，不宜进入某一家产业型企业的企业。
　　划入国新公司后，具有竞争力的中央企业或者优质业务、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业务，将获得支持。但丧失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或业务板块，国有资本将退出。
　　华星集团成为国新公司“收编”的首家中央企业。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华星集团的前身是华星物产集团，始建于1995年。华星集团经营的业务范围广泛，涉及化工、地产、信息、贸易等多个领域。它还拥有一家从事企业并购重组、委托投资、资产管理、产权经纪、国际贸易等业务的美国全资子公司。
　　邵宁表示，华星集团划入国新公司管理后，国新公司应确保实现重组预期目标，对华星集团实施规范有效管理，注重风险管控。
　　人生如戏。
　　在看到一部讲述金融危机后企业裁员的电影《在云端》时，李梅笑尴尬地联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幕。
　　日上午10点，李梅笑和思科(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科中国”)再度站在法庭上。
　　早在日，在思科中国市场部任市场专员的李突然接到主管上级发出的末位淘汰通牒，“你的业绩表现不好，被评为Bottom 5(末位，倒数5名)，你需要离开公司。”
　　“不是还没有给我做业绩考核评估吗？”
　　“这是公司的决定。”
　　那是她进入思科中国的第8个年头，此后的4年“被裁员”的她一直在维权。
　　她逐层向上投诉，申诉邮件收件人层层升级，从市场经理到中国区市场总监、中国区总裁，最终一直到思科全球CEO约翰·钱伯斯。
　　一开始，她认为考核结果未出炉就进入劳动合同解除程序，违反法律流程，希望公司提供“业绩不好”的明确依据，并能够按照公司规定得到一个PIP(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绩效改进计划)机会。其后，她根据美国加州法律申请公司安排独立律师对其申诉期间公司不给其安排工作、不批准病假的情况做work place harassment(职场冷暴力)调查。
　　李梅笑称自己现在的职业是“自我维权者”。然而在思科公司看来，这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不断挑战管理层，就一些问题一再纠缠”。
　　最终，双方两度对薄公堂。
　　一审结果是，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判决思科中国恢复李梅笑的劳动关系。但此后不久，公司以泄密为由再度与其解除劳动关系。这场个人与跨国企业的劳资纠纷，从内部申诉走向外部司法程序，而中国的劳动仲裁机构和《劳动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一切都要从2007年5月说起，从AMD跳槽到思科的王妩蓉出任思科中国市场总监，提出重新树立思科品牌知名度的口号，“隔几天就有同事发出‘告别邮件’，5月以来已有5名市场部同事离职”。
　　李梅笑与思科签署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属于思科中国正式编制员工(regular headcount)、且拥有公司期权，这种合同更像是外企的“铁饭碗”。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雇主要解雇员工，必须要找出员工刑事犯罪、严重犯错或者造成公司重大损失的理由，否则如果员工方不提出取消合同，雇主方都必须将合同履行下去”，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吴冬律师说。
　　然而，日李梅笑却收到直接上司小M的末位通牒。
　　“我的业绩评估报告前几天刚提交上去，结果还要10月才出来，怎么一下子就通知我变成了末位？”李梅笑说。
　　李邮件回复小M说，“请告诉我把我放到末位的依据”，并将邮件抄送给对接的HR。
　　据李梅笑回忆，四五天后，HR找到她，希望其尽快签署MSA协议(mutual separation agreement，双方自愿解约合同) ，“如果你同意自愿解约，你的末位记录就可以被抹掉了，还能够得到公司的经济补偿，你很快就可以重新开始新的职业生涯了，这样对你、对公司伤害都是最小的”。
　　然而她不仅拒绝这一要求，还继续追问工作表现不好的具体原因。
　　即便如此，她仍然进入了劳动关系终止流程，部门会议也无法参加。
　　关于这场劳资纠纷，思科中国公司后来在写给卢湾区人民法院的说明材料中称，“2007年下半年思科中国市场部进行了彻底改组，在改组中，一部分岗位被取消，同时设立了一些新岗位，李梅笑所属岗位级别为7级，新岗位级别为10级，李梅笑所属岗位在改组后不存在，李梅笑不能胜任原来7级岗位，更无法胜任改组后的新岗位”。
　　李梅笑对本报记者否认了公司在提出解除合同时曾提出过改组的相关事宜。
　　事实上，这种通过改组调整级别来裁员的情况，在外企较为常见。
　　2007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很多跨国企业纷纷以无薪假期或者换岗签订新合同的方式悄悄进行着人力成本的缩减，在华外企“软裁员”的报道就曾隔三差五的出现在新闻纸上。
　　层层“上访”
　　2007年7月底，思科中国市场部门的最高领导人王妩蓉对李梅笑发出了通牒，在与李梅笑单独电话会议时她提出：“即使你不接受自愿解约协议，事情仍然会发生，并且会变得更加难堪”，李回忆说。
　　固执的李梅笑仍坚持没有签署MSA协议领取赔偿，并找到了专门处理员工矛盾的员工关系部抛出几项疑问：“绩效考核评估流程尚未出炉，就把我定为Bottom 5是不是不符合流程？无论是思科内部规章制度，还是中国《劳动法》，即便绩效考核不合格，还应该提出警告，并进入绩效改进计划，而不是直接进入劳动关系终止流程。”
　　这段申诉期间，她仍需去单位上班，却没有任何工作任务，且股权和奖金已经停止发放。
　　日，她的绩效考核成绩终于出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思科市场部的考核内容是，员工组织的市场活动多少转变为销售机会和销售额，与年初时的目标进行比较，进行量化的考评。然而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许多外企一样，这种绩效评估大多是在老板和下属之间进行的，一般由直属上级给团队的成员打分。
　　“虽然说有分数，但是这一评估还是相对较为主观的，有弹性的，所以要和上级搞好关系。”另一曾经在外企任职的女士对本报记者直言这是外企的职场潜规则。
　　当时，国内新《劳动法》尚未出台，思科公司也尚未成立工会，李梅笑无法像思科美国总部员工一样通过工会来解决问题，只能通过个体方式层层发邮件来进行申诉。
　　李梅笑给当时的中国区总裁林正刚写邮件，指出公司在解除其劳动合同上的“流程错误”，并根据美国加州法律申请了职场冷暴力调查，不过这场申诉以华东区总经理向其核实情况告终。
　　于是，李梅笑继续给全球人力资源副总裁Brian Schipper写投诉邮件，再度提出流程问题，并再度申请公司进行职场冷暴力调查。
　　直到日，她接到公司通知，由第三方律师事务所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对此进行独立调查。并且经过李梅笑反复争取，公司最终同意进行口头汇报调查结果，其中包括“流程错误”、“所有的事实依据没有构成一个基础，以证明终止劳动关系是合理的”等。
　　“如果思科总部的员工遇到同样情况，你们怎么处理？”在仍未等到PIP计划后，李梅笑写邮件给思科CEO钱伯斯时说。
　　李梅笑回忆这段层层“上访”的经历说：“我感受到文明规则下的冷酷”。
　　两次解聘
　　日，思科中国的员工关系部以“由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且与您经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为由，发送信函要求解除双方雇佣关系并即日生效。
　　这场内部解决未果的纠纷，最终走向劳动仲裁和司法程序。
　　在李梅笑向上海市卢湾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恢复劳动关系后，仲裁部门很快要求思科中国恢复李的劳动关系。虽然日，思科中国向上海市卢湾区法院上诉，表示不服仲裁委的判决。但是2009年3月，法院仍然支持恢复劳动关系。
　　吴冬律师解释说，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仲裁机关、司法部门对公司内部重组造成合同解除的审查标准非常严格，“这种调整不能是企业部
　　门的调整，必须是企业伤筋动骨的内部重组，必须大的经济环境或者企业全球战略重组导致的整体架构变化，否则都会被驳回”。
　　吴冬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来讲，《劳动法》和仲裁部门是站在员工一方的，“中国提请劳动仲裁的是员工方居多，说明员工认为《劳动法》对其更有帮助。”
　　甚至不少外企觉得中国《劳动法》的严苛规定，限制了他们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新《劳动法》出台后，对员工的保护越来越严格了，大多数外企特别是大公司在解除合同时都宁可多给一点补偿，避免造成舆论影响”，一名外企HR对本报记者说。
　　然而，司法和仲裁部门的劝合并未能帮助李梅笑恢复工作。
　　2009年5月，刚回到思科公司报到的李梅笑接到公司通知停职调查。2009年6月一份“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快递到李梅笑家中，思科以“发送电子邮件泄露公司商业机密”为由再次将李开除。
　　此次，仲裁部门并未站在李梅笑这一边。于是双方再次站在了法庭上，直到庭审时，李梅笑依然认为思科公司仅仅以硬盘上的数据无法证明“泄密”，代理律师周宾卿认为硬盘数据非常容易修改，希望思科提供服务器上发送的证明。
　　但思科方面的代理律师指出，“由于思科邮件服务器系统结构复杂，数据庞大，不具备相应检索能力”。
　　对于此事，思科中国公关部向本报申明称，“鉴于此为公司内部事务并涉及正在进行的诉讼，思科公司对于个别的人事问题和个人诉讼事项不作评论”。
　　从公司内部申诉，到后来走向劳动仲裁并诉诸法律，李梅笑整整花了4年时间，与那些安静离开的同事相比，李梅笑的坚持，对于在将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看得很重的白领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吴冬律师认为“这是博弈的过程，大企业有法务部门和团队，员工个人与大企业相比还是弱者，所以大多数人趋利避害，很少会选择和组织抗争”。
　　“不愿意背着末位的标签离开，一方面是觉得尊严尽失，另一方面这一标签将会对继续求职造成影响”，李梅笑对本报记者说。
　　 今天上午，国家发改委、司法部、文化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及专家做客中国网络电视台，围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分别从经济、民主法治、文化、社会等方面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规划司副巡视员周南表示，通常，如果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我们就称之为“老龄化社会”。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目前65岁以上人口约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可以说，我们是“未富先老”。这无论是对社会养老能力、养老保障体系，还是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都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将采取综合性措施。一方面，积极完善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全面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逐步推进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另一方面，针对养老服务的薄弱环节，编制实施《“十二五”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建立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城乡养老服务供给。同时，还要合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探索弹性退休制度。
　　周南表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解决养老问题不仅需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也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国家将从加强准入与退出管理、完善建设和服务标准、加强服务监管等方面规范和发展养老市场。
　　最近，网络上爆出拉手网华东大区200多人的团队集体“私奔”窝窝团。此前，“千团大战”比拼的都是资本，都在看谁的代言明星腕大，看谁的电视广告投的多，现在却开始了人才比拼，的确有些耐人寻味。
　　对于人才流动，没什么好说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能对于这200名拉手网前员工，窝窝团可以给他们更大的发展空间，更自由的创业平台，更好的职业前景，以及更高的收入，所以他们选择了集体跳槽。然而在这场团购网人才大规模流动的背后却意味着“千团大战”回归理性，也意味着团购网进入更高级别的竞争：人才之争。
　　对于独立团购网来说，最缺少的是网站流量和品牌知名度。在资本的推动下，很多团购网希望借助电视广告这种大面积权威媒体实现自身品牌的提升，也吸引更多的网民来团购。然而这些创业型企业的资源、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如果过多的向“炒作”倾斜，必然会在团购产品质量、团购服务等方面出现漏洞。
　　而且这种资本的大规模投入，必然会带来运作资金的捉襟见肘，会让人感觉到企业存在严重的泡沫和不理性，也会影响到员工的收入和对企业的信心。在创业期，马云曾表示：“员工第一、客户第二，股东第三。”如果没有一个有凝聚力的团队，即使再多的资本投入，最终没有好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用户，都是白费心机。
　　所以对于这种烧钱式的“千团大战”我一直持鄙视态度，而窝窝团创始人徐茂栋一直都坚持“以商超的模式去经营团购网”，只有全心全意的做好团购产品和服务才是关键。与其拿出那么多钱去做广告，还不如用来为客户提供更可靠的消费保障，为员工提供更可观的收入，让他们更认真的投入工作，为他们勾画更加光明的蓝图，让他们用心找到好的团购项目，提供优秀的团购服务。
　　团购网大规模的人才流动，或许可以给当前火热的“千团大战”浇上一盆冷水，让团购网之间的比拼回归理性。目前，团购网已经成为“人口密集型”行业，要大规模的拓展本地化，就必须要大规模的招人，员工规模不亚于全国性的物流公司，所以人才短缺是必然的。从长远来看，抢到优秀的人才，要比烧钱请明星代言的投入更有价值。
　　因此，人才大战是团购网之争的高级模式，决定着团购网的未来，而广告战只是一场没有技术含量的资本比拼。
　　 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正在征求意见。草案征集意见期间，网易财经针对个税调整等相关问题调查了国内百名经济学家。
　　调查对象包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贾康、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等在内的经济学家共100名。经济学家们对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设置、税率级次和级距的调整是等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
　　七成经济学家认为免征额设置过低
　　关于个税免征额应该拟定为多少，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争议。按照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拟由2000元升为3000元。这意味着，一名纳税者在扣除三险一金后，如果月收入为3000元，按照现行的纳税方式，他每月应纳的75元税可以免除。
　　尽管免征额的提高会直接降低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但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可免征额3000元的设置。百名经济学者中，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王建、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恒等在内的28名认为此免征额的设置比较合理，而剩余的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3000元并不合理。数据显示，在100名经济学家中，69%认为此次免征额设置的过低，应该提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等经济学家均持此观点。只有2位认为免征额设置的较高。
　　超半数经济学家赞同免征额5000元
　　对免征额具体数值的界定，不同经济学家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有2位经济学家希望免征额保持现有的2000元的现状，另有包含郑新立在内的24位经济学家希望免征额定在3000元。除上述26位经济学家外，其余经济学家皆希望免征额能够有所提高。数据显示，有8名经济学家认为免征额设置在4000元较为合理，另有包括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教授李子奈在内的55位经济学家认为应将免征额设置在5000元，与此同时，有11位经济学家认为10000元的免征额才是最合理的。
　　四成经济学家认为5级税率较合适
　　除免征额外，个税税率结构的调整同样备受关注。按照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将由现行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减为7级。针对这项税率结构的调整，调查结果显示，有14位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现行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的设置已经比较合理，而认为税率调整为7级比较合理的有28名经济学家。除此之外，剩余经济学家不认可上述两种税率结构调整模式，包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博客)、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在内的39位经济学家认为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应该调整为5级。
　　六成学者不赞同扩大45%税率覆盖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供的税率结构调整方案，为让高收入群体多纳税，个人所得税扩大了最高税率45%的覆盖范围，将现行适用40%税率的应纳税所得额，相反，为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税负，除直接提高免征额外，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还扩大了5%和10%两个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针对此项调整，网易财经的调查结果显示，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博客)等38位经济学家赞同扩大最高税率45%覆盖范围，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等57位经济学家并不认可此项调整。
　　郑新立等部分专家建议最高税率降至30%
　　其中数名经济学家提出了进一步降低最高税率的建议。例如，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前所长苏海南建议将最高税率降至35%-40%，并扩大对非劳动收入的征收。郑新立表示，则建议降至30%，称“应该30%到顶”，以此来减少中等收入阶层的负担。
　　而对是否认为应扩大低税率覆盖范围的问题，网易财经的调查结果显示，有76位经济学家赞同1-3级税率应在改革草案的基础上再适当降低，一级税率下调至2%，二、三级税率分别下调5%。另有19位经济学家不赞成将1-3级税率结构再进一步降低。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作用有限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供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思路中，免征额的调整以及税率结构的变化皆是为了让高收入人群多缴税，让低收入者少纳税，以达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
　　但网易财经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参与调查的经济学者认为目前的个税改革草案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发挥的实际效果有限，将收效微弱。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者高达66位，包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等。另有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龚六堂等21位经济学家认为个人所得税本就不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包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内的8位经济学家认为新个税草案能对收入分配起到明显调节作用。
　　57%经济学家认为个税应按家庭征收
　　网易调查显示，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还可以做出更大的调整，而这种调整不仅仅涉及免征额和税率结构。
　　调查显示，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闽榕等38位经济学家认为个人所得税改革应体现地区差异，而另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武常岐、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57位经济学家认为个人所得税改革应参照家庭赡养系数，除此之外，另有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金祥荣、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学彬、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前所长曾国祥等49位经济学家认为应该提高投资回报征税比率，降低工资征税比率。尽管专家普遍认为个人所得税改革可以做出上述变动，但也有包括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在内的13位经济学家认为上述改革目前暂无法实现。
　　70%的人不赞同采用平税制
　　在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期间，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税制设置比较繁琐，因此应该采用平税制代替我国现行的超额累进税率的税制设置方式。
　　所谓平税制，实质是单一税率，具体操作是大幅度降低个税税率，同时降低个税的累进幅度，用一个比较平、比较低的税率来征税。目前，俄罗斯、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爱尔兰都施行了简单的平税制度，它们的最高税率在15%左右甚至更低。
　　据了解，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设置采用超额累进税率，根据工资应纳税所得额的不同，设置不同的税率，每超过一个规定的额度，超过部分的税率就提高一点。有分析人士指出，这种繁琐的税率设置，为纳税人提供了避税动机，不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本身的功能。
　　因此，网易财经也对此问题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罗国三、陈志武等25位经济学家赞同用平税制取代累进制税率设置，但有包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成勋、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微博）等70%的经济学家不赞成这种改革方式。
　　此次经济学家调查范围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湖北、广东、厦门、福建等地，涉及范围较广。
　　记者从5日在山东青岛召开的全国事业单位公开就业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将于2012年在全国各级各类事业单位实现“全覆盖”。
　　新华网北京5月24日电 随着事业单位改革整体部署的出台，事业单位改革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我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超过3000万。1995年，我国启动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如今这项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那么，事业单位改革涉及哪些方面？改革进展如何？改革后事业单位职工又将何去何从？
　　分类改革：市场公益各归其位
　　所谓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就是让事业单位真正回归到公益属性，使行政类和经营类事业单位回归到本来属性。具体看，对于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将把其职能划归至行政机构或将其转变为行政机构；对于经营性的事业单位，将其转变为企业，推向市场。
　　现在，这项改革正稳步推进，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比如，一大批经营性科研院所已经在几年前完成转制，变身为企业，部分科研院所还成为上市公司；去年，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全部完成转企改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人表示，分类改革是一项长期工作，有关部门将按照分类指导、分类推进、分级组织、分类实施的原则稳步实施。
　　招聘改革：公开招聘将实现全覆盖
　　近几年，事业单位招聘中信息不公开、程序不透明、暗箱操作的事件时有发生，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实施公开招聘制度。
　　为此，中组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专门下发文件，明确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规定权限严格履行招聘方案核准备案职责。
　　我国自2006年实施规范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目前全国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达到1100多万人，实际聘用154万多人。通过公开招聘，事业单位进人引入了公平竞争机制，把住了人员进口关，提高了新进人员的整体素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表示，今后事业单位新进人员，除确需使用其他方法选拔任用人员外，都要实行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将于2012年在全国各级各类事业单位实现全覆盖。
　　用人制度改革：今年全部实现聘用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的《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2010年我国聘用制度推行范围继续扩大，全国事业单位签订聘用合同人员的比例达到90％。与此同时，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工作稳步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方案核准率为80％以上，全国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启动岗位设置工作。
　　实行聘用制和岗位管理，目前是创新事业单位管理体制，转变用人机制，整合人才资源，充分调动事业单位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2011年我国将推进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建设，积极推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出台，研究制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奖励、申诉、竞聘上岗等单项规定。2011年，我国将全面完成事业单位聘用制推行工作。
　　职称改革：按类别逐步实施
　　我国现有专业技术人才4500多万人，职称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构建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社会和业内认可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　　2009年，吉林、山东、陕西的部分地市开展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这项改革与事业单位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相衔接，符合教师求职特点，统一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充分调动了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积极性。
　　改革后，这些地方建立起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务制度，分为初级职务、中级职务和高级职务，其中初级设员级和助理级，高级设副高级和正高级，职称分为三级教师、二级教师、一级教师、高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
　　今年，我国将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启动工程系列职称制度改革试点，同时研究提出会计、技校、中专等其他职称系列的改革意见。
　　工资改革：绩效工资全面推开
　　我国的事业单位收入分配改革始于2006年，事业单位随即实行了岗位绩效工作制度，工作人员的收入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构成。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人表示，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2009年基本兑现到位，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抓紧实施，部分省份基本兑现，其他事业单位正按照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稳慎推进的原则，实施绩效工资。同时，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工作稳步推进。
　　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也在同步推进。2009年，我国出台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方案，目前正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省市开展试点。
　　5月20日上午，德州市宁津县宁津宾馆，一辆帕萨特警车前引，两辆大客车鱼贯而出。透过宽大的客车车窗，100多张年轻的脸庞写满青春。这群还没毕业的大学生，没想到与企业的供需见面会受到警车开路、管吃管住的“优待”。局外人更不会想到，如果他们到企业就职，还会纳入宁津事业编制，每月领取企业、财政双份工资。五年后，如果不愿在企业就职，可安排进机关事业单位（新华网日）。
　　可以理解，政府为吸引人而创新一些特别优待措施。毕竟人才对于企业的发展，或者地区发展都有重要作用。但这些特别优待措施不是随意而为的，它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如果是为了长远发展，如果承认权力之外，制度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的话，什么创新也好，都不能以破坏甚至践踏制度为手段。要对制度进行创新，起码要以一种更长效的制度取代现有制度，或者至少以取得多数人的共识为前提。如果这些都没有，所谓的创新，只能是权力粗暴式创新。
　　德州市宁津县5月20日的这场“联姻”会，其中，“双薪双管双用”机制为其主要的宣传点，“双管”是指对所引进的在企业工作毕业生，人事关系落在县直机关事业单位，纳入事业编制。人才安置、考核等由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工作和生活由用人企业负责。“双薪”是指人才除享受企业工资报酬外，每月还享受财政发放的事业人员工资。此外，毕业生在企业服务期限为5年，期满后可以安排到县乡机关事业单位，此为“双用”。当年引进指导计划为30人，后来发展到165人。
　　“双薪双管双用”只是一种临时性制度，该项制度是“宁津县新任县委书记孙起生到任3周后”首次提出的，可以想象，这种临时性制度的实施对长期以来的财经、事业编制制度是怎样一种破坏，3周即提出，显然也难以取得多数人的共识。并且，这种临时制度变动极大。破坏长期以来的制度，一是会给权力带来更大的操作空间，这是产生腐败的最大的根源。二是会带来更多人的不适。不排除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想干一番事业，从而提出用人的创新之举，但出发点好，不等于制度实施起来就好。
　　现实就有人提出质疑：“目前，事业单位一般来说都实行的是公开招聘，笔试、面试等各环节缺一不可。但宁津的双薪双管机制，却让事业单位进人绕开了公开招考环节，也没有最后公示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自行招人的重点企业，经营者有没有为子女或他人谋取事业编的可能性？有没有政府领导通过这种方式，为他人谋取事业编制的空间？”创新给权力带来更大的操作空间，从权力需要监督的角度讲是不合理的。
　　不得不说，现实中存在很多类似的权力粗暴式的创新。人们很难分辨其中的好坏，因为它建立在道德自律的基础上。如果自始至终存在权力自律的话，当然，不用担心因操作空间增大而导致腐败。这样的临时制度还因设计成本低而具有合理性。但事实是权力难以自律，特别是面临越来越多的诱惑时，特别是当权力与现实的社会需要相冲突时。合理的创新应该是以任务完成为目标，以限制权力为手段，以相关知识为基。
　　之所以很多类似德州宁津县的创新之举，是因为一则操作起来方便，少数人说了算，不需要什么程度，也减少了一些成本，二则制度监督不到位，权力顺势而为，三则人们确实认识不到其中的危害，即使认识到了，也迫于无奈而接受。创新当然为达到某种目的，但达到目的的过程也很重要，不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德州宁津县的创新之举，只照顾到了权力的适用，完全没有考虑过程的合理及制度的维护。这样的所谓创新，注定是要失败的。
　　事业单位改革其路线和脉络已渐渐清晰。从日前媒体披露的消息看，中央计划在2015年完成分类工作，在2020年建立新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人保部今年也在制定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方案和人事管理条例。这项涉及126万家机构，4000万的人改革是中国未来10年改革的重点，也事关中国社会体制转型的成败。
　　事业单位如何分类推进？政府与其的职能和关系如何理顺？事业单位运行和管理的有效知识该如何获得？又如何保证改革的技术性支撑条件的供给？这些问题需要一一厘清。
　　事业单位的改革分类具有优先性
　　按照一般划分，事业单位有四类，就是政府党政部门的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包括新闻出版、文艺演出团体等）、公共卫生机构和社会公益机构。80年代之前都是政府大包大揽，一个结果就是低水平，没有分类管理。实际上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四类事业单位开始发生分流，主要是政策导向的分流。
　　首先是学校，最初的分类比较混乱，义务性教育的事业单位的改革也变成了企业性的改革，尽管有义务教育法，但读小学中学都得付钱。而大学一方面是全民所有，实际上是部分资助，一些大学开始逐渐成立自己的基金会、董事会，开始有一些分类改革的迹象。
　　最明显、推进最迅速、后来问题也最严重的就是公立医院，用工商企业管理的办法进行改革。之后相应的改革逐渐扩展到文艺演出团体和新闻出版部门。当时的所谓分类改革总的前提是市场化导致的。这个时候的改革基本上是凭感觉，没有学理根据，简单可以命名为“市场化的退出性改革”。
　　到了新世纪之后，事业单位改革的思路开始逐渐清晰。所谓“清晰”，就是根据社会职能，把现在的的事业单位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类。将承担行政职能的变为行政机构；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转为企业；保留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同时，将事业单位的区分为两大类，公益一类和公益二类，公益一类是全额资助，公益二类是半额资助，或者是市场化运作。基本上确定了直接行使行政职能的，应该把它还原于他作为行政机构的一部分，比如说计量机构，审计机构，会计机构，甚至有些承担行政职能的科学研究单位。
　　但这个分类还是有些模糊，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它们是属于科学院系统和中宣部系统，就应该把他剥离开来，作为行政机构，或者党支部机构的一部分。但是目前这一点其实还没有明确。另一方面就是政府重要的科研单位应该剥离。这个科研单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党和政府的政策研究室，政策研究室里面承担行政职能的应该划归为行政机构，没有承当行政职能的应该由政府或者政党来出资购买他们的研究成果。现在附属于政府系统的社会科学院系统，非常庞大，是政府全额拨款、半额拨款养起来，而由财政负担最重要的集群之一，应还其事业单位本来面目。
　　教育部门里头像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应该变成一种收费教育。收费教育不等于说政府对这种事业机构就不承担基本资助，因为这些机构承担着两个任务，一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劳动者。二就是它们要承担基础性的科学和技术研究，都应该通过政府强有力的资助。而应该把应用性学科、应用性社会科学、应用性技术的研究推向市场，让市场来购买。
　　第三是医疗部门，基础的公共卫生医疗必须由政府提供，基本的医疗和基本的药品制度，国家必须公布。对公立医院中的两种职能要做一个区分，一个是作为事业单位的公共职能，一个是作为医疗单位的市场职能，基本的一个划分就是：有病看得起，有钱看得好，有病看得起就是政府要承担的基本责任，有钱看得好就是市场划分。公立医疗系统，公共卫生系统，防疫站这些系统必须把它们的职能清晰化。
　　对新闻出版部门也要有一个划分，中国现在没有国家电视台，好像是个市场化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如果它是国家电视台的话，那么对不起，不能进行商业运营，通过行政拨款承担传递国家声音的责任。现在报纸也应该做一个区分，哪些报纸反映国家意志，哪些报纸反映社会意志，哪些报纸反映市场意志，应该逐渐进行分流，而不是一个笼统的新闻出版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同样对于文艺演出团体来说也是如此，现在非常庞大，有政党系统的，有属于政府系统的，有属于军队系统的，有社会组织化的，均要细分归类。
　　再一个就是公益慈善组织，其承担的社会自治职能和事业机构职能，应该要区分。目前把它们分为了两类，一种是非政府组织，一种是非营利性组织，对非营利性组织现在作为事业单位的管理已经是放开登记，这个是壹基金做出的一个贡献。而承担社会职能的同时又承担政府的部分职能的这些公民自治组织，怎么去管理？那么真正要管办分离，都需要清晰化。
　　因此，事业单位的改革分类具有优先性。原因在于它明确了政事分离改革的纳入范围和排斥范围，使政府划分清楚其跟事业单位的边际界限在哪。同时，分类有助于对事业单位的精细化管理。原来这个政事合一的粗放化管理，导致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握不住，第一就是成本效益比。对事业单位投入很大，收获如何不清楚。中国现在对高校天文数字的投入，大学盲目扩张的欠款政府也大包大揽。中国研究机构发表的论文占世界第二位，仅仅次于美国，但文章引用率，这个是最重要的指标，是在世界排100位之后，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
　　选择性改革要凸显中间力量
　　分类后怎么推进也涉及到几个方面。政事分离的改革，首先政府部门的自身成长和事业单位的自身成长有一个磨合过程，不是一刀切就有成效的。现在的改革可能太急。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事业单位承担的责任没有办法走入社会，党和国家政府的意志和社会的意志是脱钩的，缺少中间力量，社会的无序化使得事业单位的改革变成一个重要的杠杆。二是政府部门和事业部门的相互混淆，这个职能的混淆导致了国家权力本身的涣散，管理的行政成本的高昂和财政负担的沉重，行政效益却评估不了。
　　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自己怎么去成长？对政府来讲，首先就是要放开原来的行政性控制，要克己，要收手。这种行政性控制对政府部门来说是有好处的。比如对于科研来说，领导意志可以马上转化为研究，以一种学理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对教育主管部门来说，它们可以优先获得优质教育，作为下属的教育机构必须接受领导的指令，或者其介绍的这个社会关系。同时要让事业单位相对独立，当然这也不是瞬间就能形成的。
　　这个改革必须是一个渐进的推进过程。对于相对成熟的能够独立的事业单位，如果能够真正自收自支，又能够在法律政策控制下发挥公共职能的话，让它市场化。譬如说新闻出版、文艺演出机构，大学等。而更多的是要在细化分类的基础上，进行试点。试点的好处是政府部门、事业部门和社会公益部门之间职能的清理，不至于引起紊乱，能够摸索出一套事业单位有效运转的法律条件、政策条件、财政条件、事业单位规则性运转的组织条件、事业单位运转内部的磨合条件以及事业单位发挥不同职能分流的习性。
　　譬如说，政府部门很强势的，经济又比较发达的华东地区，可否选一些大学，来做一个试点性改革，能不能让它更独立，通过大学的董事会运作，实行校长负责制，而不用教育部的政策意志来管理。通过试错、比较，有一定的参照性，逐渐摸索出一套有效的运行体制。
　　这样的政事分离改革起码能建立三个共识。一个共识是合理的政事分离的制度是一种什么制度，这种共识是要通过试错来建立的，不是通过行政意志来给定的。二是有效率的和公平的事业单位的运作结构和管理状态和收支情形是一种什么情形。三是对原有制度可能存在的某种优势，我们让它在既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凸显出来。
　　市场化运作成熟，公众的市场接受程度高，而市场运作绩效也非常明显的事业单位，要毫不犹豫地继续推向市场，而且不仅是要推向国内市场，应该是勇于推向国际市场。比如说现在相对成熟的演出机构，新闻出版机构，甚至大学，中国要办国际化大学，而不仅仅是国内扩大招生。
　　第二是在选择性改革里头，要抓住两端，凸显中间力量，一方面该市场化绝对市场化，另一方面就是要把该还给行政机构的坚决还给行政机构。
　　在这个两端范围内就是由政府杠杆能够撬动的事业单位的运作，要去清晰地划分，哪些应该放出去？哪些应该资助？怎么资助？全额还是差额？譬如说社会公益部门，社会慈善组织，它有庞大的社会捐助，那你的管理运作经费应该占多少比例？上海的卢湾区不是就有一顿饭万元吗？后来他就说不是来自于捐助，那不是来自于捐助来自于哪里？这就需要在我们要做出全面的评估。在这个全面评估的基础上，抓住两端，逐渐使得中间最庞大的作为事业单位的运作变得规范化，而不是作为行政机构或者市场机构来进行运作。
　　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提倡”。第一提倡“越线”，这是一种冒险的管理，是一种冒险的改革，就是超出现在大学管理的办法，新闻出版管理的办法。没有“越线”，就没有政事有效分离的可能，所以事业单位的成长一定要鼓励冒险。像南方科技大学，从校长到学生，因为他们愿意“越线”，他们具有承担风险的意识。在教育部没有批准入学，没有下拨计划性的学位比例下，南方科技大学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没有学历的准备。这个“越线”的收益是可能为中国的公立大学的改革趟出一条路来。所以事业单位的改革要鼓励“越线”。
　　其次，大面积的范围内要鼓励“踩线”。事业单位的改革要在政策法规，行政规章，组织章程，社会功能等边界上大胆探索，但是不要违规，不要“越线”，要是大家都像南方科技大学那样，教育部的宏观管理都没有办法进行，事业单位的改革也就不符合从试点到广泛推广这个渐进过程。鼓励“踩线”就是在规定的职能范围内可以大胆地进行创新，比如说演艺部门去市场化扩大收益，新闻出版部门怎么样出版更具有创造性的作品而符合公众需求，大学怎么办成真正期待的一流大学，教授只服从学术原则等。
　　第三就是鼓励“守规”，这个相对比较保守，但并不等于是鼓励裹脚不前。在这种思路里，一部分人、一部分机构愿意居守在现有体制下来进行微观性的改革，这个微观性的改革不激动人心，比如说公立医疗机构来调整这个医药怎么分家，内部主治医师，主任医生，副主任医生，副主治医师，医生，护士，护理之间，怎样通过一个更合理的、更公平的分配手段来进行内部机制调整，而外部也不跟政府脱钩，还是服从行政指令。
　　这种守规的微观调整也是有收益的。最大的收益是事业单位内部组织的合理化。现在事业单位内部组织的合理化是个大问题。事业单位内部组成人员首先要服从微观规则，在新闻出版里头，记者要有记者的职业道德，编辑要有编辑的职业道德，同时要追求卓越。对大学教授来说除了遵守学术的原则，有一些职业规则也必须遵守，起码不能对学生表示蔑视，最重要的是要能进行知识创造，认真传播知识。
　　在政事分离改革中，大开大合的改革非常具有政治上的恢弘气势，但这个是不必提倡过度的，这种改革越多，绩效质量越低。守规的改革，踩线的改革，越线的改革相互配合，逐渐摸索。争取用10年、20年的时间，把政事分离的改革完成。
　　要保证技术性手段的供给充分
　　最后一个要谈的是政事分离的改革技术性手段的供给，怎么让它不至于短缺。技术性手段有哪几个方面？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法律手段，法律要精细化。比如新闻出版法的供给啊，必须要跟进，而这种跟进不是像我们原来的法律是道义条款、政治条款，而是可操作的条款。其次，公共政策水平要提高，一定要进行分类管理，哪些该资助？怎么资助？必须要打破人脉关系和组织依附性，必须有一个公开的、可信的公共决策保障。
　　更具体的作为政事分离的技术性的条件，第一是竞争性财政拨付体系的建立，这是很关键的，尤其是对差额性资助，甚至自收自支部门的有限性资助，怎么建立一个公开机制，引入专家水平？比如上海市政府不能说它的决策研究经费就只给上海社科院，华东师大、复旦大学也有同样的研究机构，各方要来竞争。这块的供给是严重短缺，围标、套标流行。广东对此提供了一些经验，财政厅引入专家机制，进行竞争性拨款的申请，然后进行评估，打分。
　　第二是要引进审计、会计机制，这快的供给目前严重不足。这是所谓服务业不发达造成的一个政事分离改革的一个技术性缺口。会计基本跟不上，审计是抽样审计，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的“两本账”现象，证明我们的会计水平是很低的。“两本账”现象就是做假账。中央部门有自己的小金库，那事业单位也会跟着模仿。一些应该拿来履行社会职能，或应该拿来支持组织运转的资金，结果成了事业单位从业者个体的福利。会计的水准、道德状态，会计的技术手段的运作在此就变成了非常关键的问题。
　　审计制度必须要普遍化，开支必须要合理。事业单位的自身组织力量不足和管理规则不严，是事业单位乱开支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对34家“985”大学的审计，最后发现开支非常乱，而国家资助的课题研究经费，因为控制手段短缺，只能是硬性规定，哪些准报，哪些不准报。所以有些人开玩笑说，有些教授报的账如果严格来对付的话，他这几年每天24小时都要在车上，报的油费才能够得到解释。这样的审计只能是结果性审计，跟预先性的财务控制没有对接，而结果性审计的抽样性审计使得对事业单位财政绩效的控制能力又很低。
　　第三是事业单位部门的三种评估体制要建立起来。比如说对全额拨款和差额拨款的部门，要建立行政评估体制。大学里头，有所谓的“2+7”，北大清华总的说来是第一团队，南大、复旦等七所是第二梯队，两者的拨款差距很大。而属于“985”的相当多的第三个梯队的拨款，有的有拨款，有的没有，还有省属大学，他们就很不愤。那就要评估，北大、清华的产出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准。不能说这个大学因为地位重要，或者受到领导的重视，行政拨款就有倾斜性，这实际上等于是在养懒虫。同时，对于所有事业单位来说要建立行业评比。同行评比是关键的，也是最权威的，而只有免于行政评估的同业评估，才能使一个同业中受尊重的事业单位的机构能够凸显出其地位。最后是要建立社会评估机制，哪怕这个社会评估机制不准确，但它是作为一种社会公众意志的反映。社会评估机制的中立性必须要有保障，行政机构不能去打击社会机构评价，比如说武书连搞的大学排名，很多人都说要把它关掉，实际上应该去优化它，哪个学校不服，觉得把它的排名排低了，你自己也可以搞评价机构，相互竞争呗，最后搞的排名才有公信力。
　　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昨日发布《2011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报告称，2011年的大学生就业压力总体上趋于缓和。同时，2011年大学生就业呈现出新的特点——期望月薪猛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期望月薪都增加了一倍左右。
　　调查报告指出，大学生就业压力趋于缓和的原因包括：就业时去基层等艰苦岗位工作的态度更加灵活，以个人发展为导向而选择工作地，国家政策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影响等。
　　期望月薪涨一倍
　　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熊汉忠博士分析2011年的调查结果，其中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猛涨的“期望月薪”。熊汉忠说，与2010年相比，2011年不同人群的总体期望月薪都有了明显提高，除了专科生增加幅度相对较小（500元）外，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期望月薪都增加了一倍左右。
　　“这个结果有些出乎意料，大学生就业的期望月薪略偏高，与实际月薪不一定相符，但总体还算正常。”熊汉忠分析，如此高的期望月薪涨幅，从侧面说明了物价、房价等生活成本的急剧上涨影响到了大学生的就业与薪金期望。他认为，2011年走出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逐渐回暖，中国经济也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增长，国内就业形势较去年有所改观，甚至部分人才市场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加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也针对提高职工薪金待遇问题提出了若干方案，普遍的期望薪金上涨也在情理之中。
　　“考研热”降温
　　最新版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显示，前些年的“考研热”今年没那么热了。调查显示：仅有13%的被调查者倾向于毕业后选择考研，这一比例甚至低于选择自主压力的比例（21%）。熊汉忠分析，一方面，“高压硕士”现象让更多大学生在选择上做出了调整；另一方面，近年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就业与创业的，使更多倾向于在毕业后选择直接或自主创业。
　　熊汉忠说，“高压硕士”现象产生于一些本科生毕业后为了回避踏入社会而“被考研”，他们往往自我定位不清晰，缺乏明确的职业发展规划，读研之后实际就业能力未必比本科生有显著提高。可作为佐证的是，本次调查显示，在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四类被调查人群中，硕士学历的人群压力感受最强烈，尤其是硕士的情绪指标最突出；其次是专科生与博士生、本科生。而且，连续三年的调查显示，硕士学历的者感受到的始终最高。
　　期望月薪表
　　2011年
　　本科生：元
　　硕士生：元
　　博士生：元
　　2010年
　　本科生：2500元
　　硕士生：元
　　博士生：元
　　■深度分析
　　往届待业生成“就业困难户”
　　今年的调查报告里出现了一个新词——“就业困难户”，指的是往届毕业而尚未找到工作的人群，他们的各项就业压力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人群。在压力源调查中，这类人群的社会压力源得分明显偏高，表明他们在就业过程中可能为社会所忽视。一方面，他们不能像应届毕业生那样享受到相应的就业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没有及时找到工作的社会价值感也相应较低。
　　熊汉忠说，往往因为自身就业能力相对较弱，也有可能因其他原因错过了最佳就业机会，这类人群就业更不容易，成为典型的“就业困难户”。
　　选工作地 发展机会为首选
　　调查显示，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期望在省会城市以及计划单列市这样的二线城市工作，只有两成被调查者选择在直辖市工作；选择地级市、县级市、乡镇以及其他地点工作的分别为23%、6%、1.2%、2.4%。
　　超过一半（54.6%）的被调查者以“个人发展机会”作为选择工作地的主要标准，其次是生活成本（17%），只有2%的被调查者把“竞争激烈程度”作为考虑的主要因素。这表明，求职者更看重的是适合自身发展的机会，而不是害怕竞争或单纯追求生活的舒适。“这种看重个人发展的内心需求，对于求职者的长远成长无疑是有利的。”熊汉忠分析。
　　《财富》杂志2011年中国500强企业排行榜昨天发榜，中石化以1.91万亿元收入排名第一，中石油排名第二、中国移动排名第三(详见榜单)。上榜500强企业的总收入达18.9万亿元，占全国GDP的47%。
　　榜单显示，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资本依然牢牢把控着500强公司的绝对份额。与上一年相比，本次榜单的入围营业收入门槛提高了12亿元。500强企业的总收入达18.9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38%，占全国GDP的47%。中国农业银行等45家公司今年首次上榜，所有上榜公司中只有9家出现亏损。榜单还显示，在最赚钱的40家公司中，工商银行、中石油、建设银行名列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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