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理论研究-理论文萃：《马克思技术批判视野中现代性追问的逻辑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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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技术批判视野中现代性追问的逻辑进程
作者：于春玲 陈凡&&&&&&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5年第10期
网络编辑：时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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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经历了从追求到批判、从宏观辩证批判到微观机制考察的转向，技术批判在促成这种转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在经历了从对现代启蒙原则的先验认同与追求到自觉反思与批判的转变后，确立了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这一历史时期，借助对“劳动”、“生产”、“实践”、“工业”、“工艺”、“分工”等的考察，马克思思考和回答了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的实践和技术的异化等问题，从宏观上分析了现代性的普遍性、困境及其暂时性、现代人的解放以及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微观视角考察了以机器和机器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性”技术，在对技术和资本予以详细解析的基础上，揭示了技术与资本融合互动中现代性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通过技术批判，马克思全面分析和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并形成了系统性的思想，这为我们今天研究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技术批判;技术理性;资本
　　现代性问题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理论焦点，也是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实践课题。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的思考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而展开的，马克思较早关注了这一问题并以“一种开放而伸展的理解文化的方式”[1]来理解现代性。恰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不是从某一领域或层面出发对现代社会精神的概括，也不是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所理解的“现实的偶然性碎片”，[2]它“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概念”，[3]可以将其理解为内蕴着现实矛盾困境与理想价值追求的现代人的整体生存境遇或生活方式。根据这种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便具有了双重维度，即对人之现实生存境遇(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和对人之未来解放状态(共产主义现代性[4])的建构。但就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论题来讲，现代性批判无疑是马克思的基本视阈。
　　然而，马克思并非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现代性批判的视阈，这一视阈是伴随其思想发展特别是对现代技术实践予以观照而逐步形成的。马克思生逢资本主义工业迅猛发展的时代，以机器大工业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技术实践既构成了他的生活背景，也是其哲学思考的重要对象和内容。在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探索中，技术批判[5]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技术使现代性成为可能，塑造并推动着现代性前进”。[6]因此，将“技术”与“现代性”统一起来，在技术批判视野中剖析马克思现代性追问的逻辑进程及思想内涵，是一项值得探索的新课题。
　　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立场的逐步确立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其哲学的宗旨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7]即通过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反思和批判，寻求通往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现实道路。因此，人的现实生存与自由发展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在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探索过程中，现代性批判的视野逐渐明朗起来。
　　马克思是在启蒙思想浸润下成长的，[8]在自觉到现代性存在之前，“自由”、“平等”的现代启蒙精神已成为他哲学探索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这在他中学毕业时写的三篇作文中已有所表现。尽管三篇作文内容大相径庭，但都表达了对人文主义和自由精神的向往与追求。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自由精神的希冀与渴望。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核心成员，马克思在当时已注意到了黑格尔所主张的理性与实在的不统一，他主张变革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批判作为专制制度理论根基的宗教，倡导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博士论文的写作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从表面上看，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的差别，与现实相距甚远。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理论比较，却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提供了理论资源，为人的自由意志作出哲学论证。因此，博士论文可以视为马克思为现代启蒙精神寻求古典哲学渊源的初次探索。
　　在马克思走出校门、步入现实社会之后，博士论文时期所确立的“先验”的现代理性精神及其哲学探索成为他政治批判的理论原则，并逐步发挥实践功能，“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9]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开始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现实，对普鲁士专制制度下的人的不自由、不平等的境况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察。他撰写了一系列政论性文章，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等级代表制及国家和当时社会的基础进行谴责批判，捍卫人民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应该说，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政治批判仍然是在现代理想价值图式比照下针对不合理的德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对现代性的态度仍然是充分肯定并积极追求的，对弘扬现代精神的黑格尔哲学也是基本接受的。但随着在现实中越来越多地遇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0]马克思逐渐对原来持有的哲学信仰发生了怀疑。他开始隐约意识到，法和国家并不是按照理性的原则建立的，相反，它们根源于现实的尘世生活。随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马克思也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反思。
　　1843年3月，《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从社会退回书房，对物质利益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另外，由于受到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开始了系统的批判，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围绕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法哲学进行了批判，其中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新思考和理解。黑格尔将体现理性原则的政治国家视为市民社会的前提，却陷入了无法解释物质利益问题的困境。马克思明确批判黑格尔的观点，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11]马克思赞成黑格尔关于“现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这一说法，并在与传统社会的对比中，看到了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抽象性，开始探索并揭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在传统社会，私人领域都具有政治性质，因而都属于政治领域，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在这里，政治国家作为政治国家是市民的生活和意志的真正的惟一的内容”。[12]在现代社会，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人作为国家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也是相互分离的，政治生活成为超越尘世的生活，奉行个人主义的市民则成为相互冲突的“原子”。但是，马克思不赞成黑格尔通过行政权、立法权来调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从而为普鲁士封建制度作合理论证的做法。在他看来，正是市民社会本身的特点即个人主义原则造成了利益冲突、阶级对抗，而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统一的途径，其实就蕴含在市民社会这个现实基础之中。在这里，马克思已经看到市民社会的局限性，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对现代解放问题的探讨也初露端倪。
　　1844年2月，马克思和卢格一起创办了《德法年鉴》。在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从追求现代性向批判现代性的彻底转变”。[13]《论犹太人问题》是为了批驳布鲁诺·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观点而写。鲍威尔把犹太人解放归结为宗教解放，并且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淆起来。马克思反对这种把世俗问题归结为神学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强调要“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束缚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束缚”，[14]并将人的解放与宗教解放的关系问题转变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的解放按其彻底程度可区分为两种：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政治解放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使人在政治生活中摆脱了封建等级压迫而成为自由平等的公民，却同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把人变成利己主义的私人。在这里，马克思揭示出，现代解放的实质是一种政治解放，摆脱了压迫的政治解放让压迫持续存在，还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人类解放是在继续废除现代社会一切异化关系基础上实现的人的全面解放。马克思认为，彻底的宗教解放是与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犹太人的解放不是从犹太教中解放出来，而是从犹太教赖以存在的世俗基础即“自私自利”的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这种犹太精神，本质上就是现代精神，是一种满足“实际需要的世界观”。因此，“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15]马克思也进一步看到了自由、平等、安全等现代抽象人权的现实局限性，即“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16]可见，马克思此时已不再秉持现代启蒙原则或以传统社会作对比来观照和批判现实，而是对现代启蒙原则本身进行反思并批判，确立了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立场。
　　在《导言》中，马克思继续探讨了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问题。《导言》关注的是德国人的解放问题，但就“德国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17]这一点来说，又具有现代性批判的一般意义。马克思认为，就德国来讲，要实现人的解放，需要将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统一起来。理论批判的对象是德国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虽然这种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18]但它“置现实的人于不顾”，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和现代国家机体本身的缺陷。理论批判的实质就是消灭这种思辨、抽象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使哲学成为关注现实的人的学说，成为“此岸世界的真理”。从这样的学说出发，必然要求以“尘世的批判”取代对“天国的批判”，“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9]亦即诉诸实践批判：彻底的革命。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作为“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是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最合适人选，是实现现代人的解放的现实依靠力量。
　　可见，此时马克思在经历了从对现代启蒙原则的先验认同与追求到自觉反思与批判的转变之后，已经初步确立了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立场和一些基本原则。然而，此时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还存在两大局限：(1)这种现代性批判主要还是着眼于德国自身的发展，尚未形成立足于世界历史视野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批判；(2)这种现代性批判仍是针对“副本”的批判，还未真正展开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原本”批判。要克服这两大局限，就必须深入到现代社会内部，发现并剖析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及内在机理，这就必然诉诸对现代技术实践或者说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活动的考察。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20]对工业问题的分析伴随着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转向，这一转向是从1844年前后开始的。
　　二、技术的介入与现代性的宏观辩证批判
　　1843年底，出于对现实社会研究的需要，马克思开始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技术问题也进入了马克思的视野。马克思这一时期经济学研究的文本主要包括摘录和批注亚当·斯密、李嘉图、李斯特、麦克库洛赫、穆勒等人的经济学著作的7本笔记(统称《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斯密和李斯特关于分工问题的论述，但对这些论述中所包含的分工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思想，却关注不够，他还“批评李斯特重视分工与生产力的种种细节”。[21]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关注度明显提高了，开始从分工和生产的角度思考技术与现代社会异化现象的关系。他指出，“分工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22]生产和交换则使人成为彼此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和手段。这些思想在《手稿》中得到了更为完整和详尽的阐述。[23]
　　《手稿》意味着马克思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宏观批判。之所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是因为在此之前，促使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思考的主要因素是德国自身的现实境况，而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表现出对现代社会人的整体生存境遇及其根源的关注与探索。这一转变依赖于马克思理论思考上的两个重要进展：一是世界历史意识的产生，二是对人的类本质的追问。这两个方面均与技术[24]密切相关。
　　马克思对基于现代性批判的“世界历史”的思想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虽然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使用“世界历史”一词，并开始显现出一种世界历史意识，[25]但马克思已然发现，利己主义的个人、自由和民主的虚伪性、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政治的压迫等这些问题并非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所存在的问题，而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整体生存境遇。将人类带入到这种普遍境遇中来的，恰恰是工业(技术活动)这样一种现实的、世界历史性的活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对历史运动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强调历史应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现实的历史是人的现实活动创造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6]而在现代社会，劳动的现实形态是工业，或者说，“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是借助工业的劳动，“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27]可见，借助于工业化技术的视角，马克思开始确立一种世界历史意识。虽然这种世界历史意识还不是唯物史观，但却为如何理解现代社会以及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见解。
　　由于受费尔巴哈等人的影响，人本学的逻辑和话语在《手稿》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马克思对人的抽象类本质的思考，这构成了其现代性追问的重要理论基础。既然现代人面临着一种普遍的生存境遇，那么这种境遇得以形成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根源是什么?从理论上说，这必定源于人类某种共同的、普遍的本质，马克思借鉴费尔巴哈的说法，将其称之为“类本质”。在他看来，人的类本质是劳动，是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类通过这种生命活动而直观、创造和发展自己。在这里，马克思已将劳动作为“技术活动”的意蕴揭示出来，他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8]就是说，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人的“对象性”或“对象意识”，这种对象意识使得人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生活区分开，从而能够审视自己的活动和生活。正是由于这一点，人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然而，这仅仅是就理论领域来讲的。在实践领域，人与对象的区分正是通过人改造世界的活动即技术活动来完成的。在此意义上，技术活动是确证人的本质的更基础更直观的方式。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背离其本真含义而成为异化劳动，这是造成现代人生存困境的现实根源。[29]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是《手稿》的核心思想，其中包含着对技术的大量思考。马克思借助这些思考揭示了现代性的普遍性、现代性的困境及其暂时性。
　　事实上，关于现代性的困境问题，马克思是通过对异化劳动(技术异化)的批判揭示出来的。技术异化在今天已然成为人的生存现实：技术的过度使用在给人类带来富足与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原本受制于人的技术似乎获得了“主体性”而反过来控制了人，使人性受压抑，爱和创造力在衰退；迅猛发展的技术不断冲击着人类社会传统的伦理价值观，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当时就已极富预见性地洞悉了技术异化对人之生存的影响，揭示出技术与人的疏离。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本来是人的类本质活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0]通过技术，人可以直观自身，使自己的丰富本质得以展现和提升，使人的生活真正成为一种“类”生活。然而，在现代社会，技术的本质发生了异化，技术沦为单纯的工具和手段，沦为只具有“效用性”的行为或活动。由此，人们也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技术。在异化的技术活动中，人也全面异化了。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层层递进地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状态：人与技术活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越多，得到的越少；人与技术活动过程本身相异化，技术越进步、越机巧，工人越野蛮、越愚笨；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通过技术活动不但没有使自己的丰富本质得以展现和发展，反而使“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导致了人的本质的丧失；上述几种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31]这种异化表现为现代人作为孤立的“原子”式存在的利己主义和视他人为异己、非法存在的排他意识。因而，马克思强调，现代性的悖论及其所造成的人的生存困境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必将随着对私有财产的扬弃而终结。因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从根本上说是对现实生产即异化的技术活动的扬弃，只有扬弃了技术的异化，即技术摆脱了私有财产的束缚进而摆脱了单纯的“效用性”维度而成为人的类本质活动，技术所担当的终结现代性困境、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展现。
　　马克思写作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及与恩格斯合写于年的《形态》，标志着作为现代性批判之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的形成。在《提纲》中，马克思纠正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哲学割裂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道德实践与技术实践的关系的做法，批判他们“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32]而蔑视技术的、经济的活动(他们将其理解为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因而造成了对实践内涵的褊狭理解。马克思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3]这其中自然包括了创造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技术活动。这样，马克思就把实践概念理解为一个涵盖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统一的概念，确立了完整的实践观，[34]同时也明确了新哲学的目的和功能。正是借助于对实践的这种理解，马克思才能在《形态》中将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及其实践活动(而非理论、观念的活动)看做历史的前提和基础，从而阐明了意识形态与现实历史的关系，确立了唯物史观，为现代性批判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原则。
　　《形态》理论思考的着眼点仍然是现代人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35]现代德国哲学家只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他们的哲学作为现代意识形态，恰恰是德国现实状况在观念领域的保守呈现。人们不仅不能通过这种哲学来实现解放，相反，现代人解放的首要前提，就是破除人们头脑中的“迷信”，揭露意识形态(现代德国哲学)的虚假性，认清意识形态与现实历史的关系。这正是马克思写作《形态》的主旨，也是唯物史观通过《形态》得以确立的根本所在。在《形态》中，马克思对“现实历史”[36]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其中每一分析都和技术紧密相关。
　　首先，现实历史是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创造的历史。《形态》对于“人”的理解，一方面延续了《手稿》中基于“类本质”思考所作的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分，区分的标志就是“生产”这一技术活动。当然，“生产”并非只是关涉主体—客体关系的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活动和方式，马克思强调指出：“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37]也就是说，通过生产，人的现实历史或者说现实生活状况得以形成和展现。另一方面，马克思把“现实的人”[38]作为新哲学的出发点而与作为旧哲学出发点的“抽象的人”相区别。所谓“现实的人”，就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亦即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或技术实践(在现代社会的基本形式是工业)的人。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现实历史或人的现实生活就是人、技术、历史的内在的、具体的统一。
　　其次，现实历史是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结果。在《形态》中，马克思对技术的分析并非只局限于“生产”、“工业”等范畴，事实上，他对技术进行了更为具体而深入的思考，这集中体现为对分工问题的关注。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正是借助于对分工的考察和分析：“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9]他还举例说：“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40]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现实历史即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41]技术特别是分工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促成的生产力和人的交往方式的变化是世界历史得以形成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最后，现实历史是现代意识形态产生、形成并陷入困境的根源。诚如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乔治·马尔库什对马克思的解读：“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经验的共同的、有意义的世界的建构，并不表现为(个人的或先验的)意识的成就，而是表现为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结果。”[42]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这一历史前提出发，马克思明确指出了意识和生活的关系：“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3]他进一步考察了意识的起源，揭示了分工在意识形态产生和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分工起初是“自然地”形成的分工，真正的分工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开始的，因为，“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44]也就是说，分工即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使得意识形态得以形成，获得“独立”外观并开始“构造”世界。然而，德国的哲学家或意识形态家却忘记了这一历史的过程，把意识看成是可以独立存在甚至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例如，现代资产阶级将一些思想如自由、平等原则普遍化为某种“绝对精神”，将其幻化成唯一合乎理性的东西，从而制造出“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假象。这也正是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视野揭示现代意识形态的虚伪性的原因所在。此外，马克思还揭示出：由于分工所导致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的对立必然引发意识形态与生产力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矛盾，并且，只要分工存在，这些矛盾就不会消失。这种内在于现代精神原则自身的矛盾性正是现代性的困境所在。
　　《形态》还详细考察了技术特别是分工[45]在推动现代性产生和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分析了分工所推动的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的相互作用，他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46]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分工的发展促成了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更替，也促成了人们交往形式的历史变化。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是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也是推动现代性发展的根本动力。此外，马克思还分析了分工和私有制基础上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以及由于分工造成的现代社会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对立。这标志着，马克思对现代性特征的揭示开始从一种宏观视阈的哲学思辨，转向微观的层面并过渡到实践性的分析。例如，通过揭示分工，马克思客观描述了早期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特征：采取机器生产以实行最广泛的分工；竞争普遍化；大工业控制商业，资本变为工业资本，流通加速，资本集中；竞争使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意识形态具有虚伪性；建立现代大工业城市，城市战胜乡村(城市化)；生产力高度发展使得私有制成了他们发展的桎梏；民族的特殊性消灭(全球化)；等等。
　　这种基于世界历史的分析为马克思进一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面上的现代性批判奠定了基础。在专门为批判蒲鲁东而写作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作了透彻的分析。蒲鲁东在批判私有制、寻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改革方案的过程中，试图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蒲鲁东详细地阐述了对分工的理解。在他看来，经济进化的序幕是由分工揭开的，分工是存在于任何国家和时代的永恒的规律。分工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好的方面是促进平等的实现，坏的方面是造成了贫困。机器的出现将消除分工坏的方面、保存好的方面，从而解决这一矛盾。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以范畴代替现实历史运动、以“自由意志”决定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做法，进一步揭示了现代技术的本质及其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针对蒲鲁东关于分工、机器、工厂等问题上的抽象思辨和逻辑混乱，马克思再次概述了分工的历史，言简意赅且更为清晰地说明了工场手工业的形成、机器和自动工厂的出现，[47]明晰了分工、机器和现代工厂的历史顺序和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出传统分工技术与现代分工技术的区别，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48]他也进一步分析了现代技术特别是机器技术的本质：“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49]至于应用机器的自动工厂，也并非是工人权威的恢复，而是加剧了对工人的统治。当然，马克思对现代技术并不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是强调了现代技术为人的未来发展提供条件：“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50]这和否定现代技术、主张退回到中世纪手工业的蒲鲁东是完全不同的。
　　通过对蒲鲁东的批判，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蒲鲁东虽然看到了现代性的困境并尝试从政治经济学视角予以考察，但由于他的抽象方法和唯心史观，“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51]使他无法对提出的问题作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也就不能深入剖析经济现象进而揭示现代社会的本质和内在机理。这使马克思更为深切地意识到，应从微观视角研究现代经济现象乃至现代性。这促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并由此使得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后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进一步展开对资本和工资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初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揭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与劳动利益一致”的谎言，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阐述这些思想的过程中，马克思再次强调了技术在现代性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资本不断增殖的冲动所推动的技术革新与技术扩散的交替进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和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起草的第一个政治纲领，也是其现代性批判的全面展开。在这篇纲领性文件中，马克思总结了之前关于现代性的思考，并以宣言的形式公开阐明了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现代社会的阶级状况、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性的矛盾和困境以及现代人走出困境、获得解放的必然性等问题。其中，关于技术与现代文化矛盾的思考，是《宣言》的一大亮点。马克思在充分肯定技术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推动人类整体文化进步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了现代技术所造成的人的生存困境和一系列文化悖论：现代机器大工业在斩断各种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的同时，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关系，抹去了一切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带来了社会的激荡变革和内心的动荡不安，带来了人对金钱、商品、资本即物的崇拜，也带来了人自身发展的理性化、片面化和抽象化，“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52]它使人陷入道德缺失、人性沦丧、精神异化的困境。这就是现代技术进步所造成的文化矛盾，也是现代人所面对的生存现实。在《宣言》中，马克思回答了人们关于共产主义的种种疑问，批判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所代表的现代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的曲解，进一步表明了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和立场。
　　综上，从《手稿》到《宣言》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通过对技术的关注和思考，展开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批判并逐步意识到：只有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技术进行微观考察，才能真正揭示现代性的深刻内涵、内在发生机制及未来走向，从而解决人的现实生存与未来发展的问题。于是，在其后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了对技术的详解和对现代性的微观机制考察。
　　三、技术的详解与现代性的微观机制考察
　　《资本论》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成熟。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时期，马克思借助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详细考察中，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充分体现出《资本论》思考中“技术”与“现代性”的统一与融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之一是机器生产，机器为大工业生产提供了最适合的技术保障。阐明机器生产的历史、本质及其应用的前提和后果，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条件。为此，马克思对现代技术体系予以充分、细致的考察和详尽的说明，其技术思考的微观视角[53]十分鲜明。然而，正如“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54]并非马克思全部哲学的最终目的一样，他对技术的关注和思考，也并非出于对技术本身的兴趣，而是为了揭示现代性的本质和内在机理，以此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探索出路。因此，对技术问题的分析始终伴随着对现代性问题的追问，即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分析，以及怎样摆脱这一境遇的思考。可见，要真正领会《资本论》的现代性思想，理清“技术”与“现代性”的关系至关重要。当然，这里还离不开一个关键词：资本。
　　毫无疑问，“资本”是《资本论》的核心范畴，也是现代性本质的、内在的规定。马克思认为，资本与现代性紧密相关。一方面，资本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意，只有从资本这一范畴出发，认识到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才能揭示现代性所包含的一系列矛盾和悖论。另一方面，资本不等于现代性，资本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在《形态》中，马克思曾将资本区分为“等级资本”和“现代资本”。[55]“现代资本”或“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与自然形成的由住房和手工劳动工具为主要内容、与占有者的特定劳动联系在一起的等级资本不同，其主要特征是以货币计算，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媒介，与劳动相分离或对立，可以增加活动资本的数量。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探究的是“现代资本”。[56]
　　作为现代性的本质规定，资本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表现为以物的形态存在的商品、货币和生产资料，也在更深层次上表现为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57]而以拜物教为核心的现代意识形态则是资本在观念层面的表现。不管是哪种形态的资本，都必然地体现其本质。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资本的本性就是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即无止境地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58]增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工人的劳动则异化为追求增殖的手段。这就造成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59]
　　马克思认为，资本不仅是现代性的本质，更是现代性的根源。正是在资本增殖冲动的推动下，现代社会才得以从传统社会的母体中挣脱出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然而，资本对现代性的推动无法通过自身完成，只有借助于一些中介因素，才能发挥其动力作用。技术就是其中最重要且最基本的“助力”因素。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现代技术与生产紧密结合并迅猛发展的根源所在，它“总是按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原则有条件地选择和开发技术”，[60]没有资本增殖需求的驱动，就不会有现代生产过程中的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以及相应的技术革命和现代社会的巨大变革。然而，如果只有资本增殖的需求，没有技术来助推的话，资本的充分增殖就无法实现。此外，没有现代技术体系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就不会有商品的极大丰富和人的高度“物化”；没有建立在现代技术体系基础上的高效、精密的管理体制和精于计算、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追求效率的价值观的推动，就没有充分发展的现代性。可以说，现代性的生成是在资本和技术的“合谋”下完成的，是技术与资本融合互动、相互促进、彼此助推的结果。
　　那么，技术究竟如何在与资本的融合互动中推动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呢?对此，马克思考察并揭示了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首先，技术与资本的融合互动推动了现代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形成。《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考察是从分析“商品”这一范畴开始的。作为现代社会的细胞的“商品”与传统社会的“商品”相比，不仅存在着量的差别，也具有不同的质，这就是：在现代社会，商品和货币可以转化为资本，而转化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一方面是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购买劳动力进行生产，通过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实现价值增殖。实现了增值的货币就转化为资本。可见，资本形成的同时，其增殖的本性和冲动就已显现出来。而资本一旦形成，就开始了与科学技术的密切合作，充分发挥技术在现代生产方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技术与资本的相互作用下，资本主义经历了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建立起现代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变化以外，始终只是由于劳动工具的革命”。[61]
　　马克思对现代技术的考察从分析“协作”开始。所谓协作，是“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62]“这个起点是和资本本身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63]也就是说，与依靠个人经验和技能、个体独立进行的传统技术不同，现代技术从一开始就隶属于资本，与资本紧密结合，以协作为标志。技术(协作)聚集资本，使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劳动力)在空间上集结，使一部分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节约了生产资料，减少了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协作还能够更好地发挥人的社会性，使集体发挥出比部分力量总和还要大的力量。这些都更有利于资本的增殖。“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64]此外，协作还有利于强化竞争、振奋精力，这种文化效应也有利于提高生产力。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是现代工业的典型形态，真正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特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分工的考察进一步具体化，揭示了分工的内在机理。马克思认为，分工使生产过程得到科学的分解，使每个工人从事一种局部职能，由于每天不断地从事同一种操作，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效率相应提高。另外，劳动流程的紧密衔接使变换操作的空隙缩小，劳动强度增大。同时，分工也使劳动工具专门化、简化和多样化。这些都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资本增殖。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则使现代技术的量化、规范化特征进一步发展和表现出来，增强了协作的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不仅使社会总体工人的不同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这些器官的数量大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小组的相对人数或相对量，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在发展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组成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65]而这种发展的动力始终是为了减少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在这一自觉原则的支配下，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开始生产和使用机器。
　　通过对机器的分析，马克思考察了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进程。机器以及机器体系是适合资本主义的技术基础，也是现代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关键所在。只有在大机器生产中，生产过程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66]这种生产方式在自动工厂中获得最典型的表现。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67]这里的劳动资料指的就是机器。马克思认为，机器虽然产生于工场手工业，但恰恰是借助于机器，大工业才得以推翻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建立起与自身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技术基础。这是因为，随着机器规模的扩大、工具机的日益复杂、自动化体系的日益发展，必然要求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取代了个人的力量和技巧，机器大工业时代到来了。可见，机器体系作为现代技术的表征形式，体现着一个完善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形成。更为关键的是，在大工业时代，在机器体系发展的助推下，资本增殖的欲望、能力大大加强，速度得以迅猛提高。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更确切地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在加速资本自行增殖的同时，其自身作为资本主义劳动资料的最后形态，也在日益资本化，“变成了由资本本身规定的并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68]资本化的机器体系成为自身有生命的机体而占有和支配活劳动，工人的劳动则失去了生命活动的意味而仅仅成为价值增殖活动的一个环节，这就必然造成工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变革。
　　其次，技术与资本的融合互动推动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形成。马克思认为，资本推动下的技术“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69]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机器和大工业”一章，马克思专门用一节分析了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揭示了技术与资本的互动对工人生活的影响。马克思主要考察了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工作日的延长、劳动疆亿等诸多问题，并由此对时间和空间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揭示了机器技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深层影响。马克思认为，时间和空间作为人之存在的基本形式，构成了人的生活方式的外在尺度和内在规定，资本奴役下的现代技术造成了人的生存空间的压缩和自由时间被侵吞并最终导致人的精神生活的全面异化。
　　空间作为人类发展的重要条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资本虽然借助科技的力量建立起世界性的普遍联系而使生活空间得到拓展，但也同时造成新的障碍。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资本积聚的基础上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是这样，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更是如此：“只有使用大量工人，机器体系才能发生作用，而对资本来说，工人的积聚，正如我们看到的，是资本的历史前提之一。机器体系的出现，不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是为了把现有的大量劳动力压缩到必要的限度。只有在劳动能力大量存在的地方，机器体系才会出现。”[70]也就是说，一方面这种积聚是由机器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工人和生产资料的积聚程度越高，就越能够降低厂房、仓库等费用，实现节约。生产集聚的结果是造成工人生存空间的压缩，使工人生产和生活环境恶化。机器生产所实现的生产资料的节约是和浪费劳动力及剥夺正常劳动条件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引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资料来说明工人恶劣的生产环境以及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必须在长得不近情理而且每一个间隙都迅速地互相衔接起来的时间内保持站立的姿势……这里还得加上低矮、拥挤、满是尘土的或潮湿的工作室，肮脏而闷热的空气，以及不断地出汗。”[71]马克思的这一空间思想深刻启发了后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哈维(David Harvey)、卡斯泰尔斯(Manuel Castells)等人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发展出空间批判理论。例如，哈维的空间生产批判就是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展开的。
　　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而自由时间更是人类发展的基础。自由时间包括人的闲暇时间和从事高级活动如科学、艺术的时间，因而是真正决定人的发展的时间。资本使用机器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同时也侵吞了工人的自由时间，减少了人从事闲暇生活和高级活动的时间。马克思指出，各种产品在本质上都是客观化的劳动，它们的价值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劳动时间是由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构成，而必要劳动时间的存在以创造剩余劳动时间为条件。资本采用机器的目的不是为了减少劳动，而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创造剩余劳动，即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以，机器的使用除了使资本因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实现物质上的剥削，还进一步侵占了工人的自由时间。可见，资本家的自由时间是建立在工人过度劳动基础上的，“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72]而工厂制度的形成则使资本家对工人自由时间的侵占合法化：“工厂制度的特点是，它本身显示出剩余价值的真正本质。在这里，剩余劳动，从而劳动时间问题成了决定性的东西。但是，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随着资本侵入这里，剩余劳动时间成了对工人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侵占。”[73]不仅如此，机器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代替成年男子劳动，造成儿童受教育和游戏的时间被剥夺，妇女做家务的时间被夺取。由于母亲没有时间照顾孩子，造成儿童死亡率升高。这些都进一步挤占了人的自由时间和发展空间。
　　工人生活空间的压缩和自由时间的剥夺，再加上机器生产本身的特点，最终导致人的精神生活全面异化。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人的生活就已呈现出异化状态。资本统治下的技术通过分工协作，把工人聚集为“总体工人”，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组织化”的内在联系。与“总体工人”对应的“局部工人”，作为社会生产机构的一部分而片面发展。在机器大工业时期，异化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成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机器劳动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完全屈从于机器的劳动极大地损害了工人的神经系统，把劳动变成单调、乏味、无意识、无内容的呆板活动，不让肉体上和精神上有任何活动的余地，造成智力的荒废和创造力的萎缩；机器劳动使工人的知识、技能和思想成为多余，教育也因此变得可有可无，工厂大量使用童工使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这就造成教育的缺失和教育环境的恶化；机器劳动由于侵占了工人的自由时间而使工人的理论思维活动和艺术活动减少，审美越来越背离精神发展的目的和超越性本质，服从资本逻辑的精神生产本身也异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74]这些导致了工人审美层次的降低；机器劳动使工人成为机器体系上一个没有生命和情感的零部件，冰冷的资本逻辑代替了生命的价值和情感的依恋，造成了人的情感冷漠以及人与人之间对立的尖锐化；机器劳动压缩了工人的劳动空间，使工人们不分男女老少聚集在一个劳动场所，不可避免地相互接近，再加上精神的麻木和教育的缺失，导致工人道德感的丧失和道德的堕落。这种机器生产恰如鲍曼所批判的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官僚制度，对于效率的追求非常刻板且在道德上异常盲目。[75]
　　最后，技术与资本的融合互动造成了现代性的矛盾困境并决定其未来走向。一方面，技术完全服从于资本增殖的目的，单纯服务于资本的运作，其结果是自身发生本质异化和价值悖谬，造成现代人陷入技术化生存的困境。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本来是人的类本质活动，是人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形式和历史的存在方式。通过技术，人可以直观自身，使自己的丰富本质得到展现，使人的生活真正成为一种“类”生活。技术的价值具有完整性，既提供人之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也动态地生成着人的文化本质；既满足人之现实生存的感性需求，亦指向人类不断超越的价值理想。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的技术只关注物的增值，不再关注人本身以及人的存在状况，技术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与人的本质无关的异己存在。技术的价值发生了分裂，技术的物质价值、功能价值和现实价值过度彰显，其精神价值、生存价值和理想价值却被遮蔽乃至失落，“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76]
　　异化的技术成为一种理性、一种规则而贯穿于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全部生活被技术逻辑所操控。被技术理性所操控的生活是一种单向度的生活：人丧失了反思性、超越性的维度而成为严格遵循算计和实用规则的技术的奴隶，在对自然界和人自身的疯狂索取与“订造”中最终沦为丧失主体地位的单纯的“持存物”，存在的真正意义被遗忘了。这也就是被海德格尔称之为“座架”的技术所造成的现代人的普遍生存境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工人的生活实践出发，专门考察了“生产性技术(产业技术)”。马克思看到，资本的增殖发生在生产领域而非流通领域，作为资本增殖手段的技术，自然主要表现为“生产性技术”。“生产性技术”从表象上看是作为资本物质表现形式的技术，以机器和机器体系为主要内容。但从深层次上看，技术不仅仅是“生产性技术”，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以机器为核心的现代生产的工具、手段和资料，也不只是将现代生产要素(包括工具、机器、设备等物质要素和技巧、技能、经验、知识等智能要素)结合并运作的工艺、方法和过程，而是作为一种普遍的规则和体系纳入到现代人的整个生产和生活当中，“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77]成为资本和现代性的内在机理。
　　马克思还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揭示了“技术理性”的内涵。他指出，技术已经作为一种规则和机制贯穿到管理当中，形成了现代的组织制度模式即工厂制度：“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78]这种工厂制度的“技术理性”进一步发展就成为后来福柯所说的规训权力：“由于有了这种监督技术，权力‘物理学’对肉体的控制遵循着光学和力学法则而运作。”[79]当然，福柯讲的规训权力技术主要是微观层面的、弥散性的，通过渗透于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达到对人的惩戒与控制，这和马克思所分析的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中形成的“‘主人’的权力”[80]是有区别的。但就技术作为一种理性或规则对人的操控这一点来讲，两种“权力技术”的内涵又具有一致性。另外，技术也已经开始显现出“意识形态”特征，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表现出这种理解：那种“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的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81]总之，技术已经作为一种规则和理性渗透于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而造成人的技术化生存困境。在马克思之后，西方的一些哲学家对技术理性作了更为深刻的分析，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最具代表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理性区分为主观理性(工具理性)和客观理性，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的滥觞消解了人生存的价值基础，造成对自然和人的双重奴役。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在英国哲学家罗斯·阿比奈特看来，法兰克福学派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分析正是建立在马克思思想基础之上的，“在这个工具理性的概念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与马克思对资本和技术之间关系的理解不一致的”。[82]
　　另一方面，遵循技术规则的资本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增殖能力和速度，在促进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自身无法克服的现代性矛盾。首要的矛盾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不断积累并激化。资本使用机器实现了大规模的生产，产品却不再与劳动者的直接需要相联系，物质的极大丰富与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和工人的贫困并存；机器本身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而资本使用机器却延长了工作日，增加了劳动强度，造成了工人的过度劳累和健康受损；资本增殖和扩张的欲望要求技术持续不断的革新，可是处在机器工厂及技术化的社会机制中的人越来越丧失了创新能力和适应新技术条件的能力；资本的不断增殖和不断积累与技术不断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造成的过剩劳动力同时并存；资本越是借助现代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工人劳动的社会结合程度就越高，规模也越大，与此同时，分工和专业的固定化却在加强。这一矛盾的展开就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理性化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性、偶然性、任意性和非理性之间的矛盾。
　　现代性的矛盾还通过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人的现实存在与未来发展等一系列关系表现出来。资本使用机器促进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增强了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但是也造成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无限度攫取与浪费，加重了自然对人的奴役；工人的劳动由于创造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发展，社会却反过来以资本逻辑剥夺了人的自由时间和发展空间而抑制了个人的发展，“社会是由于构成社会物质基础的劳动群众得不到发展而发展的，也就是在对立中发展的”。[83]资本借助技术造成了人的生理心理机能的畸形化、人的片面发展，这与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和人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是相悖的。这些矛盾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终陷入无法继续发展的困境。
　　然而，马克思对此并不抱悲观态度，在他看来，技术与资本的融合互动在造成现代性矛盾困境的同时，也带来了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普遍的社会交往、个性与偶然性的充分发展，这些恰恰又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到来准备了条件——“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84]他也指出了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特征，一方面“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另一方面“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85]新的生产方式意味着技术与资本的分离，摆脱了资本奴役的技术在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担当，“机器体系不再是资本时，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86]
　　总之，借助政治经济学的微观视角，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技术与资本融合互动中现代性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马克思视资本为现代性之“源”，视技术为资本的“助力”及现代性的内在机理。现代技术在资本奴役下发生价值悖谬而沦为盈利的工具；遵循技术逻辑的资本提高了自身的增殖能力和速度而加剧了统治。资本与技术的互动在造成一系列现代性悖论即人的全面异化的同时，也现实地生成着扬弃异化的否定性力量。当然，《资本论》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终结。在晚年的一系列笔记中，马克思继续着对现代性的思考。随着转向对东方社会的关注，他的现代性思想也实现了从“发生学”到“传播学”的转向，探讨了东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引进以及技术形态转变与现代文化转型的关系等问题，充分肯定了技术在东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关注经历了从追求到批判、从宏观辩证批判到微观机制分析、从“发生学”考察到“传播学”探索的转向，技术批判在促成这种转向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借助于对技术的批判，马克思实现了对现代性的根本揭示和全面分析，并形成了系统性的思想，这些思想将为我们研究今天的现代性问题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深入，“技术”与“现代性”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历史的进程。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的异化等各种问题，现代人所曾体验的大屠杀的经历和核武器的风险，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精神与肉体、理想与现实、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倒退、民主与专制、理性与非理性、主体性与反主体性等各种矛盾和对抗，无不与技术密切相关。面对技术的异化与现代性的各种矛盾困境，人们不禁一再追问：它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技术在现代性的形成与发展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重构现代性的现实路径将如何生成?技术该以何种方式推动现代性的重构?韦伯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卢卡奇对技术与理性发展导致的物化现象的揭示，雅斯贝尔斯对科技时代人之生存境遇的悲悯，弗洛姆对现代人的深层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的分析，海德格尔基于人之生存境遇对技术本质的追问，法兰克福学派从科技发展与理性演变的层次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等等，都包含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马克思所开启的这一论题还会被持续关注并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获得新的阐释。
　　注释：
　　[1]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页。
　　[2]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导言”，第11页。
　　[3]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4]关于现代性是否会终结，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从马克思对待现代性的基本立场(辩证批判)来看，他没有把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目的不是为了终结现代性，而是为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积极建构一种可称之为“共产主义现代性”的新的现代性。本文重在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与分析，因此文中的“现代性”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现代性”。
　　[5]总体上看，马克思对现代技术持批判立场。当然，如同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一样，马克思对技术的批判亦非对技术的彻底否定，而是基于摆脱现实的技术异化、建构未来新技术形态的深刻反思与分析。
　　[6]张成岗：《论技术与现代性的割裂与融通》，《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5期。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8]马克思的出生地特里尔城毗邻法国，法国的启蒙思想、人文精神较早在这里传播。马克思的父亲、岳父以及中学时期的一些教师，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他们也影响了马克思，使自由、平等观念作为一种“先验”观念植根于马克思的头脑中。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13]罗骞：《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页。
　　[21]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9页。
　　[23]关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手稿》的写作顺序，在学界是有争议的。笔者在此不作探讨。不管写作的顺序如何，显而易见的是，《手稿》对技术与现代性的思考和研究更为完整、细致。
　　[24]马克思很少使用“技术”一词，但不能因此否认他的技术思想，其实，马克思对技术的思考，蕴含在他关于劳动、工业、工艺、生产、分工、机器、机器体系等问题的论述中，有待于我们从中发现并予以整理和阐释。上述概念也可以视为“技术”的代名词。在马克思那里，技术的含义是极其丰富的，并随着其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期，马克思思考技术的视角和侧重点有所区别，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但总体上看，不管哪一个时期，马克思对技术的理解都是与对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的，本质上将其视为人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形式、历史的存在方式或文化形式。《手稿》是马克思思考技术问题的开端，在这里，技术是以“工业(劳动的现实形态)”这一形式进入马克思的视野，这意味着，相较于此前抽象的“副本”批判，对“工业”这一技术实践的发现和倚重能够引领马克思切入现代市民社会内部并进行现实剖析。当然，此时马克思对“工业”的认识还是笼统的，尚未展开对其丰富内涵和内在机理的分析。
　　[25]事实上，早在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同时期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已经开始了对世界历史的关注，并通过研究和对比不同国家和时期的历史来揭示所有制、阶级和国家法的关系。但此时，“历史”还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分析问题的基本视野。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自觉地将历史本身作为对象，思考历史的本质，试图揭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的内在联系，并以此为基础观照人类整体生存境遇。这实则标志着一种世界历史意识的产生。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
　　[29]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在《手稿》中更愿意把异化劳动看成私有财产的原因而非结果：他是在早已目睹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存在并将其视为现代性的表征之后，在进一步探索现代性根源的思想进程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但马克思有时候也肯定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将摆脱异化劳动的途径诉诸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可以说，马克思其实更强调的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在人的现实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164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5页。
　　[34]关于马克思实践观的内涵及其对西方哲学实践观的超越，参见于春玲、闫丛海：《技术实践：哲学的观照及嬗变》，《东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
　　[36]在《形态》中，马克思用以表达这一含义的概念有很多，如“现实的历史”、“现实生活”、“生活过程”、“现实生活过程”、“生活的历史过程”、“能动的生活过程”等等，都含有“人的现实生存境遇”之意。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
　　[38]在《形态》中，马克思还使用了“现实的个人”、“现实中的个人”、“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现实的历史的人”、“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等表述方式，均可作“现实的人”来理解。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541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
　　[42]乔治·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李大强、李斌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4页。
　　[45]事实上，马克思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并非只谈到分工，他还强调了生产工具的重要作用，例如，他探讨了私有制与生产工具的关系，强调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来划分阶级。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
　　[47]马克思在这里也初步考察了工场手工业中分工和协作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历史。在《资本论》第1卷第13章，马克思用较大篇幅详细而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29页。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28页。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30页。
　　[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7页。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
　　[53]这里所说的微观视角或微观转向，并不意味着对此前的宏观视角的彻底放弃。事实上，马克思对技术的批判始终与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紧密相联，服从和服务于其追求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具有一以贯之的整体性视野。《资本论》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仅仅停留在宏观视野对技术作笼统把握，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技术活动的内部，对技术作了更为具体、细致、深入的分析，从而达到对现代性内在机制的揭示，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微观解析。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5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8页。
　　[56]因此，本文所谈的“资本”主要指的是“现代资本”。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2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7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9页。
　　[60]王伯鲁：《马克思技术思想纲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21页。
　　[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74页。
　　[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89页。
　　[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81～382页。
　　[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0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27页。
　　[6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4页。
　　[6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43页。
　　[7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3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27页。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32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6页。
　　[75]参见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7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37页。
　　[7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0页。
　　[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88页。
　　[79]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00页。
　　[8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87页。
　　[8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8页。
　　[82]罗斯·阿比奈特：《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技术与社会变革》，王维先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14页。
　　[8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62页。
　　[8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61页。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4页。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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