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微商大众理解的究竟有哪些渠道?　　1、一般普通人说起微商第一印象就是所谓的微信个人朋友圈，通过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商品广告，然后关注自己的、加自己为好友的小伙伴们就可以通过广告的方式联系自己购买自己推销的商品，这种方式是直接跟自己的所有朋友圈进行商品介绍和推荐，也是最令人诟病的一种方式。　　2、微信订阅号和服务号，一般普通人多数接触到的就是订阅号，不花钱，直接可以注册一个;服务号之前必须是企业交300元审核之后才可以开通的;通过微信的订阅号可以分享一些图文并茂的文章，甚至视频、网页都可以，然后想办法让粉丝关注你这个订阅号，当然这种方法多局限于一些稍微懂得互联网的操作的小伙伴操作。　　3、网页分享(我就用微信分享诺伊网博客文章)、淘宝店铺手机页面、微信上的微店、其他APP软件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稍微高点的高手在操作。　　二、微商渠道的各个利弊分析　　刚刚说了微商的操作渠道，多数人多数情况无非就是三种渠道操作，一个是微信朋友圈直接分享广告商品信息给关注、加自己为好友的朋友们，一个是通过微信的订阅号进行分享一些商品广告信息、商品软文文章给自己的粉丝，还一个是通过微信上的微店上货，然后分享到朋友圈，那么其他例如通过网页分享到朋友圈、通过其他独立商城页面分享到朋友圈，还有一些APP软件(这个普通朋友难以操作)，综合起来无非就是两种，一个是通过微信朋友圈的各种分享，一个是通过公众号的信息分享，那么他们都有什么利弊呢?　　1、通过朋友圈分享文章、网页、微店、个人广告信息销售商品的;首先要解决的是信息广告的发布频率和来源(究竟发布什么样的商品广告信息，别人才会看呢，搞笑的、智力的、段子的?都需要考虑)，拼命刷朋友圈的后果是拉黑、删除、屏蔽，所以你发布的广告你的朋友没有看到，你产品卖给谁呢?　　2、一个人最多也就是200个朋友左右，这200个朋友未必所有人都会天天在微信里看你发布广告，同时，这200个朋友即使全部看了你的广告，真正产生成交的又有多少呢，多数是寥寥无几的状态，那么除了第一条里面所说的需要考虑这些商品广告信息的来源、频率之外，还要考虑如何让加你的好友更多，这些好友必须又得是你的潜在客户，比如：你通过一些手段(美女啊、附近户外朋友交友)让一些朋友加你，可是你要卖面膜可真有点难，为什么呢，如果你是美女号，估计男的加你为好友的比较多，想想是这样吧，要卖也得卖一些跟男生有关的，所以，剩下的自己需要考虑和思考了。　　3、即使上面两个问题你解决了，接下来又有难度了，普通朋友购买你的商品，那是因为信任你，认识你，陌生朋友买你的商品，嘿嘿，价格便宜的话，人家也许不在乎，给你个面子，价格稍微贵点的，我想问你，你敢买吗?没有交易担保，人家给你钱了你不发货怎么办?人家要货到付款，你货寄去了，人家不要了，你生气不?本来就是个人的小本生意，这样一折腾下来，哎。。。　　4、上面3条是普通个人的基本常用的操作手法，那么这里说稍微高级一点点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所谓的订阅号，这个时候，可以通过电脑的后台登陆，然后每天可以分享几篇跟商品接近的文章出去，或者广告也行，但是问题来了：①这些文章你要自己写吗?②分享给谁看?;　　先回答第一个，一般微信订阅号都不是自己写文章，都是到处抄，然后修改一下，顺便加上自己商品的广告，可是更严重的问题来了，现在微信可以投诉文章恶意被转载、垃圾广告等相关投诉了，当然你的粉丝数比较少、微信号不知名，没关系，影响不大，可是一旦你的粉丝数多了，别人投诉了，这一定要处理，然后你还敢乱转载和抄袭吗?甚至微信订阅号里有关于恶意引导朋友转载和关注的都会封号，例如：“不转不是中国人”这一类的。　　5、分享给谁看?无论个人微信分享、订阅号分享、还是网站、微博、QQ等等，无一例外的都是要粉丝足够多，你的粉丝不多，做啥都不行，没有流量，就没有人关注，没人关注你的广告信息根本没人看到，没人看到，谁还购买呢?　　所以，一切难点都又回到了起点：如何搞到众多的粉丝?如何搞到优质的内容?　　这还是普通人能够操作的吗?你还以为就凭你那不足100个好友，还有几个不上微信的朋友就能把产品卖给他们吗?　　三、微信朋友圈销售的严重弊端　　朋友圈销售，如果单单是你的个人好友，除了要你的个人好友足够多之外，还有：这一般都是杀熟的生意，你就是不赚钱卖给你朋友，你朋友都会认为你赚钱了;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还有：万一你卖给他的商品出现一点点质量问题，或者售后问题，这朋友以后很难再做下去了。　　而且，你的商品卖给朋友圈第一轮，第二轮朋友为什么还要回头买你的呢?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总不能赚一回钱，下回不做了呢?做生意都是长久的，不是一锤子买卖，否则多少朋友圈都不够你用。　　还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很多普通人都是一股新鲜劲，刚开始又是弄图片，又是写广告语，折腾了十天半个月，没有收获了，也就没有然后了，不了了之了。缺乏恒心和毅力，总以为只要做了，就能有钱赚。　　甚至有一些老板都是这样，我见过一个做五金加工的老板，看到微信火了，也像上去弄，我明白的告诉他：这平台不适合你，为什么呢，因为这平台即使客人购买东西，你朋友购买商品，那也是成品，直接买来用的，你一个加工零配件的、半成品都不到的凑什么热闹呢?你的客户很少通过微信来给你下单，那是生意，不是个人的买卖。　　四、何时微商适合普通大众入手操作呢?　　这里我自己总结的只有一句话：微信何时解决了商品交易平台和商品交易信任问题，何时普通人就能够正儿八经的进入来做生意了;现在微信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可以发布商品的交易平台，而且还是个半闭环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发布了商品不能给所有用户看到，也只能是关注你的粉丝，或者加你为好友的朋友才能看到;交易信任问题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具体可以参与淘宝的担保交易支付宝吧，淘宝若没有支付宝担保交易，普通人们在网上进行的交易也是难上加难。　　五、什么人做微商适合而且还赚了?　　1、一类原来在其他平台本身就已经做过类似的人，本来就在微博上做过，或者做过个人网站，等等懂得手法的人。　　2、另一类是厂商招商代理的，他们只管招这些小卖家代理，进货，而自己赚的盆满钵满，小卖家代理则亏的一塌糊涂，家里堆的货一堆接着一堆。　　3、适合在微信上进行操作的商家，例如：超市、商店、火锅店等等。　　4、多数知名的微信公众号，其实也是个人弄的订阅号，他们赚的不多，也许仅仅是一些广告费。　　最后,所以诺伊网要认真的跟一些朋友说：并不是所有的赚钱的渠道或者方法都适合你，也未必你都能操作，以前在别的平台上有粉丝的人，他们换一个平台依旧有粉丝，因为他们知道如何赚取粉丝、如何利用粉丝进行赚钱，知道如何操作这些平台;就好比后来炒作的一些自媒体一样，站长圈的自媒体多数只懂得自己写文章忽悠一些不懂得网络的朋友，真正的自媒体，已经赚钱的人、而且粉丝量众多的一群人;如：罗辑思维的罗胖子团队、军伍次位面等等，这些都是实力派的自媒体，而不是站长圈里的每天写两篇如何创业、如何推广、如何获取流量的软文就算自媒体了，所以微商不是大坑，只是相对于普通人来说，确实是个大坑，不适合让你连工作都不要、然后再投入一笔对自己来说可观的钱钱进去再一脸悲催的出来，年轻好好努力的、认真的做好自己的工作比你东想西想瞎想要靠谱的多。　　本文来源：深圳seo博客 乡土服务(XiangTu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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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扎旗生活》――袁钟瑞
庆祝826专列开通五周年！
我的扎旗生活
日，我揣着仅有的几十元钱，和患难女友孟秀清奔向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在扎鲁特旗香山公社新发屯大队插队当了农民。到了那里，才知道，农民是中国人的底层，草原深处的农民更是中国人的最底层。
那是科尔沁草原深处，大兴安岭的余脉。当年坐火车是知青专列，上午10点从北京站出发，一路上走走停停，第二天上午10点才到通辽。第三天早上坐大卡车向着草原深处开去，那天阴天有小雨，灰蒙蒙的草原，没有一丝美丽，只有望不到边的草地。没有正经公路，车队在坎坷的土路颠簸，我们开始还数着路边的电话线杆，后来数不清了。直到下午终于到了扎鲁特旗的鲁北镇。然后是两天的阴雨，鲁北镇无处可去，土路、土房，在大车店里猫了两天。第六天，天晴了，我们各自坐着自己村里来接我们的大马车，又颠簸了半天，才到了我们的新家――新发屯（五段地）。2008年是我们下乡插队40周年。为迎接40周年返乡纪念活动，我在2007年5月为我们的“情系草原”艺术团写了一首歌并谱了曲。歌词是：
（1）那里的山峦连绵不断，那里的草原浩瀚无边，那里的天空海一样湛蓝，那里的萨日朗（野百合花）芳香绚烂。（2）那里的羊群如珍珠漫撒，那里的庄稼绿海涟涟，那里的骏马奔腾如烟，那里的公路伸展到矿山。（3）那里的小伙儿豪爽强悍，那里的歌声醉人心田，那里的姑娘让我留恋，那里的奶茶香甜浓酽。（副歌）难忘的科尔沁呀，科尔沁草原，心中的扎鲁特呀，扎鲁特群山，我们为你献出了青春，为你梦绕魂牵几十年。
大家唱得很动情，有人听了掉眼泪。
歌声是歌声，旅游是旅游。真的要在这里生活下去，特别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里，孤寂地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需要多大的毅力和耐力啊！
在那里，我干过多少种农活呢？先是割地，后是打场，然后是搂草砍柴。以后是起圈、捣粪、送粪、铡草、种地打磙子、耪地、薅地。1969年是下乡第二年，我在菜园子里干了一年，对于韭菜、茄子、黄瓜、大小葱、大蒜、辣椒、大小白菜、疙瘩白（圆白菜），以及烟叶的种植过程都有了了解。1970年我到大田里干了。农活里最累的是薅地，要求的不是体力而是耐力，蹲在垄沟里拔草间苗，垄沟长达300弓、500弓（每弓是5尺），一眼望不到头，头上是火热的太阳晒，一会儿人就受不了了，由蹲改跪，后来就变成了爬行。这样的活计一般都是小姑娘们干。干集体的活儿，没有几个认真的，“有苗没苗留一条”。可是我不行，很认真，在那儿仔细地分辨哪个是草，哪个是苗，所以跟进的速度极慢，每人薅两条垄，秀清在旁边帮助我薅，队长也帮助我薅，还是最后一个到头。队长发愁地说：“给你找点儿什么活儿呢？下午，有条牛，你把它赶回村去，算你半天工，可是明天你干什么呢？”我早有主意了，跟队长说：“我上大粪场吧，没人跟我争的。”队长惊讶地说：“你干大粪场？干得了吗？”“我干得了，没问题，真的！”真的，我干得了，因为上高中时，我们班跟着崇文区清洁队的时传祥青年班一起掏过两次大粪呢，那3尺高、80斤重的木粪桶背在左肩上，右手拿着长长的粪勺子，走街串巷，逛荡出来的粪汤子溅到脖颈子里，我们都没嫌弃过。
第二天，我到大粪场上班了。大粪场设在村外不远处，旁边有口井。粪场原有一个人，是个50多岁的老实人，叫于潮。我跟老于潮的任务就是挑着两只粪桶到各家各户的厕所便坑里掏出大粪，然后倒入一个个长方形的土坑里，拌上一些土，从旁边的井里打水，倒入土坑，再盖上土，待几天，大粪发酵了，就起出来，堆在旁边待用。这活计很轻松，而且没有人争抢，挑着粪桶走在街上，大姑娘小媳妇都远远地躲着我。我很小心，粪便并不会粘到身上。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夏天。因为这样的活计跟当年随着时传祥干活儿很相似，所以没有什么思想顾虑，只当是劳动锻炼罢了。
日，我们坐着大马车进村的时候，我们受到了社员和小学生的夹道欢迎。他们想的是：“北京人长得啥模样？穿什么衣服？”看到了，觉得很失望，北京人也是平常人！我当时想的却是：“啥时候我能把行李再扛出这个村？”
新发屯这个村很穷。插队当年，集体户25人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大家一起出工，挣的工分大家平分。从9月份到11月份，3个月每人挣了10元钱。第二年开始各人挣各人的工分了。我在菜园子里工分有保证，一年下来挣了3300多分，但每个劳动日（10个工分）的价值不过两毛多钱，除去口粮钱和菜钱，所剩无几。国家给每个知青290元安家费，包括发给每人一套棉衣裤。第一年国家管我们的口粮，到香山粮站去领，从1969年10月起，我们变成了真正的农民，口粮要自己挣工分换了，口粮标准是每人每年650斤（社员是360-420斤，我们在那里那些年，多数年份是受灾减产，吃返销粮就只有320斤）。集体户很快就散了，我把自己的口粮拿到大队书记宁井江家搭伙一阵子，其他知青也只能各顾各了。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单遇顶头风。这年冬天，我和秀清想去沈阳过春节。公社卫生院有个刘大夫，他给我15元钱，托我到通辽帮他买一双翻毛皮鞋。我们到通辽，刚好赶上一家商店在卖15元一双的翻毛皮鞋，人们拥挤着抢购。我举着15元钱就往上拱。秀清在后面喊“把钱包给我”，我说“没关系”。我的钱包就在外衣上口袋，敞着口（小偷称之为“天窗”）。结果呢，鞋没买到，低头一看，钱包没有了！
那钱包里有什么呢？210斤全国通用粮票和20多元钱！在那个城市里吃粮定量的时代，这是多么大的损失！我自然后悔没有听秀清的话，可是秀清一句埋怨的话也没说，反而不住地安慰我。我希望她骂我，她说你也不愿意丢钱包啊，反正已经丢了，埋怨有什么用。这时，我才了解了秀清的宽阔胸怀和深切的爱，我无地自容。
住在通辽的大姨家。大姨家也很困难，一个寡妇带着5个未成年的孩子。大姨向我要粮票，我说丢了，大姨不信――搁谁也不信，210斤全国通用粮票就丢了？在大姨家待不下去了，到了沈阳。姐姐也向我要粮票，我说丢了，姐姐也不信！没有理由在姐姐家待下去了，我们只好又回到通辽。秀清接到家里寄到大姨家的信，她回北京了，我只好一个人回到新发屯过春节。那个春节，凄凄，惨惨，戚戚。可是，任何坏事都蕴含着好事，那年冬天我跟着大队会计一起“算总账”，学会了打算盘，加减乘除都会了，这对我后来在供销社和粮站工作有极大的帮助。腊月里，各家社员杀猪都请大队干部去吃杀猪菜，我住在大队部（那里暖和，知青都回京了，集体户里没有人，冷），自然跟着大队干部各家去吃，一冬天跟社员们混得特别熟了。
1970年8月，公社党委开门整风，从每村抽调一名知青，我去了。别的知青在会议上，还像在文革中冲锋陷阵，批这个，批那个，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只写诸如《好汉不夸当年勇，斗私批修立新功》之类的不针对任何具体人的小评论，大概贴了有七八篇吧，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当时我并无特别的想法，只是觉得对情况不了解，没有乱发言乱批判的权利，而且认为农村的干部跟中央级的“走资派”比起来，能有多大的事？
开门整风结束后，公社党委抽调了10名知青到双龙泉大队蹲点，搞“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对贪污、浪费，还有一个反什么，忘记了），其实就是以“抓革命”为名去“促生产”。不久，8个知青回自己的村了，只有我和另一个女知青李蕴清留下来。我给村里的赤脚医生王振德写苦难家史，李蕴清给大队支部书记潘旺写苦难家史，然后由永乐村的一个女知青万绿江把两份家史画成连环画，由双龙泉的两个女知青张晓莹、裘玉虹当讲解员，给社员们宣讲。我赶着小驴车，拉着张和裘，到过几个大队和牧铺，倒也自在。
这年冬天，第一次面向知青的招工开始了。是扎鲁特旗的黄花山煤矿招工。我借公社副书记的自行车跑到旗里，报名，体检，但政审通不过。我连上煤矿挖煤的资格都没有！
我悲观了，连挖煤的资格都没有，干脆就塌下心来在农村过一辈子吧！日，我跟秀清结婚了。结婚很简单，把行李从大队部搬到“新房”就行了。费用呢？没钱，向大队借了20元，买了糖块和香烟，请大队书记出席，集体户的知青都来了。那天，我们还仿效老乡，请吴家四嫂子为媒，陪我们到公社登记结婚。“新房”是生产队的饲养处，里外间的泥草房，东边连着仓库，前边和后边是生产队的猪圈、牛圈，院子里有井，自己做饭吃。结婚当天的饭是小米饭和没有任何油水的小白菜汤。那天，本集体户的徐明送了我们一件丝绣类的礼物，南边五道井子大队的易铁恒和秦恒久赶来送了我们一对肥皂盒。
结婚有意外的收获。百姓们和公社党委都认为我们结婚是在农村扎根了，所以能有重用的机会都给我了。
结婚不到一个月，让我跟随大队会计曹永林到黑龙江、辽宁去外调。文革那个时代，外调是个时髦而轻松甜活儿。我村里有个社员叫吴洪勋，据说他在“满洲国”时当过伪警察，这就需要调查。曹会计是党员，我有点文化，这是当时外调所需的必要条件。我们从扎旗出发，先到通辽，然后坐当时还没有公开的通让线（通辽到让湖路）的火车，到了安达。从安达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伊春北面的友好林业局，从友好坐8个小时的森林小火车到红旗林场。这里的小火车跟《林海雪原》里描写的小火车是一样的，不过是烧煤不是烧木头樱俣群苈100公里的路程走了8个小时。
这里已经是小兴安岭的深处了。我们外调的结果与预期相反，要找的那个“知情人”不能证明吴洪勋当过什么伪警察。我们白来了。权当公费旅游吧。
小火车两天开行1班。我们只好在林场住两夜。林场的招待所是木头房子，双层厚木板的墙壁，夹层里是夯实的锯末，隔热性能好。我们去的时候是8月，因此不能体验冬天的招待所如何暖和。木头地板，木板通铺，枕头是一段枕木上铺一条枕巾，这枕木真成了“枕木”了。
原始森林真好！参天的红松密密的，遮天蔽日，走在森林里看不见天，脚下踏不着地，因为地上都是多年枯败腐烂的野草，耳朵里听到不知什么地方传来的小溪的流水声。我们看见了松鼠，但没有看见别的野物。因为我们不敢往森林更深处走了，不敢离开隐约能听到的伐木电锯声。曹会计在50年代曾经当过森林勘探队员，在森林里混过，知道森林的厉害，如果麻达山（在山里迷路）了，就再也出不来了。有一棵伐倒的大树，躺在那里，我和曹会计分别站在树的两侧，竟然互相看不见，这大树的直径至少是1米7！运木材的小火车每天忙碌。电锯声停下来的时候，林子里寂静得可怕。也不是绝对寂静，风，不大的风，就能掀起哗哗的松涛，我倒更加觉得可怕。以后我到过多少旅游胜地，到过大兴安岭、神农架、王莽岭、长白山、武夷山乃至保加利亚、瑞士的多处原始森林，都再没有重复过小兴安岭的那种心情――兴奋却怅然的心情。而且我永远难忘我站在哈尔滨的松花江边上，看着繁华的城市和对对情侣，心想我什么时候还能回到这样的城市里来呢？
从林场坐小火车返回，我们又到了红松之城伊春。后来到长春、沈阳、丹东、盘山（今盘锦）、建平（黑水镇），行程总计过万里。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得到吴洪勋的“罪证”。
这年秋天，开始了“斗批改”运动。所谓“斗批改”，就是“斗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上层建筑”。我被公社党委抽调到公社的“斗批改”办公室。整个冬天到来年春天，公社的几乎所有干部都在乡下蹲点“抓革命，促生产”，有时公社只有我一个、炊事员和饲养员各一个。公社党委会、革委会和武装部的3枚大印都归我保管使用，我成了不在编的公社行政秘书和不在党的党委秘书。我的心情十分舒畅，因为这里的党委没有拿我的家庭出身当回事，给我的是十分的信任。那年冬天，秀清也抽调到一个大队的斗批改工作队。我们可以拿到误工补贴，每天7毛钱。如果这个补贴不交到自己的生产队，就不给记工分了。因为工分的分值远远赶不上误工补贴上算，所以我们不买工分了，只当是挣工资了――每月21元！
我们用误工补贴买了第一只自己的手表，上海牌手表。用误工补贴在公社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1972年的春节。那年春节是跟比我们更早结婚的张东汉、焦益民一起过的。说丰盛，是我们的餐桌上鸡鸭鱼肉都全了！我们还平生第一次喝了酒――通化红葡萄酒和竹叶青酒，放了鞭炮（鞭炮是春节值班的公社武装部长耿殿臣买的）。
从1972年1月起，我开始挣香山供销社的工资。公社党委把我安排到香山供销社当售货员。售货员绝不是我的理想，但在那物资贫乏的年代，售货员却是农村几乎所有人都羡慕的职业。4月份，我到离公社所在的香山屯5里地的香山农场供销店上班。每月工资30元，具体工作就是售货。农村供销社的业务十分广泛，除了粮油，供销社什么都管。5间房子的门脸儿，经营的有布匹和棉花（要收布票和棉花票的），还有茶叶、香烟、药材、毛皮、文具、纸张、白酒啤酒、罐头、收音机等等，还收购黄芩、知母、狐狸皮等当地土产。香山粮站就在供销社附近，粮站借给我两间土房，我和秀清把家搬到了粮站的宿舍，初步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1972年冬天，我听说香山总社里来了3台8管春雷牌收音机，兴奋极了。我特别喜欢收音机，它可以把山里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我赶到总社仓库，已经卖出了两台，只剩下1台有毛病不响的了。我毫不犹豫把这台哑巴收音机用原价（78元，两个半月还多的工资）买了回来！我打开收音机的后盖，看见那么多电子组件，一个也不认识。我用一只试电笔瞎捅咕，捅来捅去，忽然声音大作，把一个拧得不紧的旋钮都震掉了。哈，用一小块纸把接触不良的地方垫起来就是个好收音机。这收音机成了我的最爱，成了我了解世界的唯一窗口。这里是草原山区，没有任何干扰，可以听外国电台的华语广播，听澳洲广播电台（澳广Radio Australia）、英国广播电台（BBC）、美国之音、日本广播电台（NHK），有时也听莫斯科广播电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甚至新加坡广播电台，有时也能听到台湾的中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澳广的主持人夏雪的声音是国内电台从未有过的柔美和亲切。这些广播内容特点是有很多《人民日报》和国内广播里没有的消息，另一个是特别生动丰富，比如澳广每天有评书（《三侠五义》）和传统相声（《猫三狗四》），还有生活常识（比如说手指甲比脚趾甲要长得快），我还从澳广听到了邓丽君唱的《丝丝小雨》，迷人极了，那是邓丽君刚刚出道之时。可惜，到了第二年，我被供销社精简解雇了，又穷了，忍痛原价卖掉了宝贝收音机。
上级指示供销社解聘所有临时工。香山供销社一共有13名临时工，我是其中之一。我到供销社的香山农场分店工作一共18个月，其中有8个月是拿着供销社的工资给公社干活（当公社干部使唤），所以供销社本来就不大愿意要我。离开时分店亏款400多元，5个职工集体打了欠条，意思是没有查清原因和责任之前，这亏款是5个人共同承担的。被解雇，我当然很难过，但一是这亏款责任不清，二是我本来也看不上这售货员的工作，所以我跟公社党委书记张兴业说“以后我就是要饭也不到供销社了”。张书记把我安排到另一个村子“罕山屯”（又名“小白音宝力搞、新生屯”）当民办教师，因为那村的学校里教语文的一个老师王凤君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了，我去补缺。我到罕山屯后不久，精简风已过，供销社解雇的那12名临时工又都复职了。我因有话在先，人家供销社也没有召回我，我心里却有点怅然。（我离开供销社后，亏款继续增加到1000元，所以我也被解除了嫌疑。1979年底离开扎旗回京前，供销社主任赵强告诉我说，那400多元欠款早就注销了）
罕山屯是个真正的山村，离公社有15里地，很偏僻，偏僻得让你奇怪那里的农民怎么能心甘情愿生活在那里。这个村有个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戴帽，小学5年制，初中两年制，有18名教师，其中5个是公办教师。公办教师每月有36元以上的工资，民办教师挣工分，小学教师每年3000分（300个劳动日），初中教师每年3600分。另外，国家给小学民办教师每年48元补贴，初中教师每年60元补贴。我教初中六年级、七年级两个班的语文、化学、历史、唱歌，另一位女知青龙素玉（原北京女八中67届高中生）是公办教师，跟我一起教这两个班，她教数学、物理、政治、地理。秀清也跟着我来到罕山屯学校，先是教5年级语文数学，后来又教一年级语文数学。这样，我俩每年有了固定的6600个工分和148元现金补贴。生活当然还很清苦，但不用风吹日晒下大田了，所以一时也能随遇而安。
在这里教书，没有任何教学参考书，我也基本没有备过课，当然也算是认真地工作。我教化学，可是学校穷得连块窗户玻璃都没有，哪有什么烧瓶、试管、酒精灯，学生听化学课就跟听天书一样。我给学生做过的唯一实验是“把酒精点在土豆片上，看颜色变蓝了，说明淀粉遇酒精的变色性质”，学生也感到很新奇。两个班共计不到30个学生，我们两个人合伙教他们，虽说没有怎么认真，却得到学生们的尊敬。我们的学生升入香山中学的高中，很有几个名列前茅的尖子生。当时，全公社11个大队和一个小牧场，其中10个大队有北京知青在学校当老师，应该说，名义上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倒是我们知青给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和新的卫生习惯。大多数知青都带来了不少书，这些学生由此看到了不少他们原本不可能看到的书，我们知青之间也互相交换和传看。《红楼梦》《三国演义》《今古奇观》等中国的，《红与黑》《基督山伯爵》《青年近卫军》等外国的，我们聊以解闷，学生也大开眼界。但那时，文化教育实在贫乏，贫乏得使我觉得我的知识和文化在农村已经够用了。再加上政治前途渺茫，所以一点儿进取心都没有了，有收音机的时候，可以听到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广播教学，但我只听了几天，就没有了兴趣。当初在中学6年里，我的英语成绩一直是全年级第一名，这时却没有任何学习英语的念头了。偏僻、艰苦、贫乏和渺茫的生活磨光了原来的志气，当时的理想已经降低到能有个挣30元工资的工作就可以了。
秀清的生活能力很强，农村的生活，养猪、喂鸡、推碾子、簸簸箕、做饭，那里农民的生活方式她都学会了。应该说，这是我的幸运，因为其他知青很少能有这样的适应能力。这可能跟她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有关，而且家庭也是勤俭过日子的传统家庭。
在罕山屯，有几件事情值得说一说。
一件事：大井捞水筲。冬天里，冰天雪地，全村的井都干了，吃水只能到一眼大口井去打。所谓大口井，就是井口直径大约两三丈的井，是为了抗旱用的大井。人站在井沿，手拿着绳子，绳子头上栓着铁皮水筲，水筲在水面上摆动，然后突然松手，水筲沉下去，再提起来，一把一把地拽上来。那天，我的水筲脱钩了，沉入水底，这是一个灾难性的事故。当然，等到四月份天暖了，抽水机可以把井水抽干，水筲就能拿出来，但是我现在怎么办？没有水筲怎么打水，怎么做饭？买一个新的？没有钱。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把绳子甩进水里，企图使绳子头上的钩子能勾住水筲的梁。这是一种近乎无望的努力，但也是一种唯一有望的努力。一次次地把绳子甩下去，再拉起来，每次拉起绳子时衣服都被绳子上的水打湿，一次次，棉袄和棉裤都已经湿透了。井沿上都是冰，如果脚下不留神，出溜下去，小命就难说了。大井周围除了我和一直在提醒我小心的秀清，再也没有别人了。终于，大概是甩绳子一百多次吧，绳子沉重了，勾住了水筲！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地往上拉绳子，总算成功了。回到家里，秀清让我脱下湿透了的棉衣，钻在被窝里，喝着她熬的热汤。还是那时的身体素质好，竟然没有被冻病了。
第二件事：做豆腐受伤。再穷也得过春节。这里的风俗是一进腊月，就开始忙活了，推碾子轧黄米面、小米面，为的是蒸黏糕、黏豆包、散状，推磨做豆腐，杀猪，吃杀猪菜。这个村还组织秧歌队，我的学生有不少都去学踩高跷扭秧歌。1976年春节前，在别人的动员下，我们也决定做豆腐。做豆腐要先泡破碎的黄豆，然后把泡软的黄豆在小磨上磨成豆浆，再把豆浆煮熟，点卤水，用豆包布把点了卤水的已经凝固的豆浆压紧，这才是豆腐。腊月里，碾子很忙，排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连夜推碾子轧黄米面，第二天又一整天推小磨。已经非常累了，但因为是迎接过年，而且有孙久凤、侯钧老师的帮助和指点，心情还是很兴奋的。终于到了熬一大锅开水的时候了，我用水瓢舀起开水，没想到这时立在锅台上的大盖帘（锅盖）突然倒了，倒在我手上，我手上的水瓢里的开水全都洒在我的右手手背上。我下意识地用左手在右手手背上一抹，手背上的皮当时就全都抹下来了，露出了红色的肉！余下的工作自然都是秀清和孙老师、侯老师干了。当时秀清赶忙在我的手背上抹上了黄酱。侯老师的大嫂住在前院，大嫂家有一种祖传的专治烫伤烧伤的药，远近人家有烫伤烧伤都是找大嫂要药的。秀清到大嫂家问药，当时还有一个人在向大嫂讨药，大嫂说没有了。秀清回来不久，大嫂拿来一小包药面，说刚才那人因被烫伤的人伤势太重，家里剩下的药太少，不够他用，所以就说没有了，剩下的这一点给我用还是够的。我们赶忙道谢。这药面是自家秘方配的，需要香油调制。我们没有香油，大嫂又教给我们怎么墩香油。大嫂又从家里拿来一些当地很稀罕的芝麻，把芝麻炒熟（稍微火大一些，微微地黄焦），然后用开水沏开，搅拌均匀，放在瓦盆里，在炕上轻轻地墩瓦盆，慢慢地芝麻把水吸进去，香油就一点一点地漂浮上来了。用小勺把香油撇出来，剩下的就是芝麻酱。先把手背上的黄酱洗干净（洗的时候疼得厉害），然后涂上用香油调制的药面，把手用布条吊起来。那药里有硫磺，香油拌硫磺的气味十分难闻，我就这样吊着右手，闻着香油硫磺的气味，过了个春节。这药果然灵验，过了大约一个月吧，当时手上受伤最重的地方只留下一点儿不知道的人不会发现的疤，其余的地方恢复如初。后来据王新民讲，他在香山中学奋勇救火时烧伤了整个头部，就是用侯家的这种药治的，一点伤痕都没有留下。可惜去年（2009年）大嫂去世了，这种神灵的药也失传了。
第三件事：置办房产。我们在新发屯结婚时，住的是生产队饲养处的又低矮又黑暗的小土屋。我到香山供销社后，在香山屯借住老乡家的房子大约两个月，香山粮站借给我们两间房子。到了罕山屯先是借住知青的集体户房子，那时集体户已经只剩下两个男知青了，两位女公办教师一个是原北京女八中的龙素玉，一个是通辽知青白凤莲，她俩住在集体户的房子里。大队书记姜国清动员我和秀清买房子，因为结婚的知青还住在集体户是不合适的，何况我们本来也不是这个村的知青。我们从集体户出来，借住一个开柴油机的师傅家，但没有多少日子，那家的房檩断了，随时都会塌房子，我们只好在炕中央立个柱子支着断檩，同时想法儿买房。当时政策是结婚知青如果买房子由旗知青办补贴200元。我们本来不想买房子，因为没有想在这个罕山屯长待下去的心思，姜书记说你什么时候离开这里还可以再卖掉嘛。当时可选的房子有两处，一处是两间土房，一处是3间土房。我们选了那3间，因为3间可以请龙素玉和白凤莲也住到我们家，帮助她俩解决住房问题。那3间房是在村西边山坡上，一个院子里有5棵杏树，门前有口井，房后有十几棵白杨树。房主说，房后的白杨树不算，等长成材还是他们的，其余房子连同院子和杏树一共要240元钱。政府补助200元，自己花了40元，置了一套房产。我们搬进去后住在西屋，龙和白住在东屋，两名女知青――公社党委副书记宋晓燕和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范叔康下乡在罕山屯也住在我的东屋，公社的其他干部也愿意到我们这里喝酒下棋打扑克，一时我们家里十分热闹。我们搬进去不久，香山税务所的小刘来收房产税，要两块钱，我以为他是开玩笑，没想到他是真的收税，说买房子就得交税。院子里的杏树结了杏，又大又甜，我请他吃杏，他吃过杏后也就没有再逼税。我于2003年回去看过这个院子和房子，还和当年一样；2008年我和清又去看过这个院子和房子，没有人住，只是看起来是那么破败，那么凄凉。
第四件事：灭鼠大战。我的房产是1952年建的土房，至今已60年了，竟然还能住人，可见人的居住条件是可上可下的。刚搬进去时，屋子里的墙壁上到处是捻死臭虫的血印，前院大嫂告诉我们说原来住在这儿的这家里臭虫多极了。我们找来666粉，到处都撒上。奇怪的是，我们搬进来后，臭虫竟然没有出现过，老鼠却成为可怕的灾害。因为房子在山坡上，所以山老鼠特别多，而且特别大，多数有近1尺长，而且毛稍是暗红色的。晚上人还没睡觉，它们就敢出来闹腾。我们结婚后，一直不缺粮，甚至粮食有富余。现在东西屋住人，中间的堂屋，朝南是门，门后的东西两侧是锅台，北墙一溜全是装粮食的麻袋，有玉米、小米和谷子，还有荞麦，还有杀猪留下的猪毛。有一天，我检查鼠洞，一拉靠墙的麻袋，粮食哗哗地流到地上，原来麻袋靠墙的一面已经被老鼠啃光了，荞麦粒只剩下了荞麦皮，壳里的荞面都已经被老鼠吃了。老鼠本领很大，它吃荞麦并非把荞麦粒咬碎，只需在荞麦壳上嗑一个小洞，就把里面的荞面吸出来了。损失的粮食至少百斤。猪毛也丢了大半，估计是老鼠们拿去絮窝了。我们养了一只小猫，黄色的，非常可爱，每天上学校上班去，都把小猫关在屋里，但我们回来时常常见到小猫在门外等候我们回来，仰着头朝我们喵喵地叫。奇怪，小猫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想来想去，一定是从鼠洞里钻出来的，因为我们的墙壁都是空的，用手敲敲，是咚咚的声音而不是啪啪的声音。又一次小猫迎接我们时满脸是血，估计是在鼠洞里遭遇了大老鼠，打不过人家，受了伤（后来这只小猫终于死了，秀清很伤心，把它用手绢包起来，埋在杏树下面了）。公社干部杨振祥到我家来打扑克，听说闹鼠，很不以为然，他从大队找来10个打老鼠的闸，东西屋各放3个，堂屋放4个。我们杀过一只羊，羊油不好吃，就烤（kào）成油脂喇，现在用羊油脂喇放在闸上做诱饵。刚放好闸不到10分钟，就打上了1只，近1尺长，身子被闸夹住，还活着，甑夭医小Ｎ以谕恋厣嫌锰ㄌ踉噶怂钡剿辉俪錾０阉拥叫邮髋缘拇罂永铮稚狭苏Ｃ还胄∈保执蜃1只，还是那么大。又有一天夜里，龙、白住的东屋打住1只，那物被夹住大腿，拉着铁闸在地上瓴医凶排苋Γ拙凶藕粑医ププ∷胰床桓医搅礁龉媚镎谒醯奈堇铮┝怠翱旖矗还叵怠保一故遣桓医皇怯锰匙釉诿偶鞯紫吕椿芈В苋Φ哪俏镏沼谠诿偶鞯紫卤晃衣ё×恕Ｎ掖用偶飨掳阉С隼矗峙1只。还有一天，我正在外屋锅台上用水瓢沙（shà）米做饭，1只大耗子从墙边的碗架子上掉下来，掉在我手背上，吓得我一松手，水瓢和小米一起掉在开水锅里。我意识到是那物，赶快用盖帘盖上那锅开水，把它煮了个痛快！以后很长时间，那口锅只能用来碴猪食，不敢用来做饭了。我每打死1只老鼠，就在土墙上画一道，一冬天，画了9个正字，一共打死那样大的老鼠45只！终于，老鼠在我家绝迹了――东院的邻居家开始闹老鼠了！
第五件事，养狗和养鸡。大柳树集体户原有一只母狗，有个俄语名叫“尤拉”。集体户只剩下一个女生了，就把尤拉托付给我了。尤拉黄色，肥胖，十分厉害。虽说是过继来的，却和我们一见如故。说来奇怪得很，知青养的狗向来不咬知青，哪怕是从未见过面的知青第一次登门，狗也只是抬头望望，一点抵制的反应都没有。但老乡来可不行，哪怕是天天来的老乡，狗也狂吠不止，只有主人死死抱住狗，客人才能进门。这不是个别现象，所有知青养的狗都是如此，所以老乡对知青的狗十分痛恨。尤拉厉害得可以，我只能把它用链子拴在杏树上，每天下学后牵着它在山坡上奔跑。不久，尤拉怀孕了，生下4只小狗，我留下1只小公狗，起名叫“泰哥儿”，非常可爱。这母子俩同样厉害，但与我们感情很深。泰哥儿长大了，咬死了邻居的羊羔，气得我们也没有办法。夏天，上级说要备战，各村都必须限期把狗消灭干净，如果不自己打死狗，就由民兵打狗队代打，但要收打狗费。公社工作组要我带头做表率，我很为难。但终于挺不过，自己动手在树上吊死了尤拉和泰哥儿。具体过程我不愿写出来，因为太残忍了。狗肉送人了，狗皮卖钱了，因为是夏天，狗皮也不值钱。此后我一直内责，很长时间怕做噩梦。我们还养了不少鸡，别人家养鸡多是为了卖鸡蛋换钱，我们却是都把鸡蛋吃了的。有一次，一只草黄色的母鸡不见了，过了好多天也找不到。到了丢鸡将近20天时，我到柴火垛上拽柴火做饭，一下子拽到了鸡的尾巴，原来那鸡自己在柴火垛做窝孵小鸡呢，因为毛色与柴草一样，所以一直没有发现它。这鸡吓得逃跑了，窝里有13个热乎乎的鸡蛋。我赶忙到前院请来侯家大嫂，大嫂很有经验，把鸡蛋捧到我屋里的热炕上，磕开1个，哦，毛茸茸的小鸡！大嫂说，最多一两天，小鸡仔就能出来了，快用棉被把它们盖上。过了两天，12只毛茸茸的小鸡仔出世了。过了没有几天，秀清从北京回来了，清理院子时，觉得西墙下的老鸡窝太碍事，想把它拆了。因为自家的十几只鸡也从来不去那里，都是进屋里睡觉和下蛋的。我拿着镐头对着老鸡窝使劲刨下去，忽然从里面跑出来一只黑母鸡，惊吓着跑出院子去。这不是我家的鸡。我们仔细一看，哦，原来里面也有热乎乎的鸡蛋，这不知谁家的黑母鸡跑到我们院子里偷偷孵小鸡呢。数一数，也是13只，小心翼翼地捧到炕上，过了几天，又收获了13只小鸡仔。养鸡是很有趣的事，我曾亲眼看见母鸡生蛋的全过程。那天我从学校回家，一只母鸡正在下蛋的紧张时刻，它半蹲在装着粮食的麻袋上，小脸儿憋得通红，我不敢惊动它，就蹲在它对面耐心地等候。不一会儿，扑通一下，鸡蛋从它屁股里掉出来，是小头先出来的！以后我问过许多人，鸡蛋是小头先出来还是大头先出来，都没有答对的，只有我曾亲眼见过这难得的时刻！
第六件事，1973年冬天到黑龙江外调。这村里有个姓张的，似乎有什么经济问题，公社说需要外调。我和公社农技站的王技术员经长春到哈尔滨东北的巴彦县调查他。具体什么事情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冬天的哈尔滨特 载点.网整理别冷，也没有调查出什么结果，又一次公费旅游罢了。
1974年秋天，公社党委给了我一个重要的机会。原来的党委秘书王者魁晋升为党委副书记了，原来的行政秘书张久江晋升为党委秘书，腾出来的行政秘书位置要给我。党委让我填了个“录用干部登记表”。我对此持有保留的高兴。尽管所有的公社干部都对我说“放心”“百分之百没有问题”“已经跟旗委先打过招呼了”，当时在公社当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的知青宋晓燕、范叔康都跟我盘算起将来在一起工作的美妙打算了。但我心中总是忐忑不安，因为阶级路线没有变，怎么能吸收我当挣工资的国家干部呢？虽说有“重在表现”一说，但我的表现真的已经够了格吗？我真的要时来运转了吗？秀清已经跟着我受了这么多年的罪，她能跟着我享福了吗？她怀着孩子，回到北京的娘家等待生孩子去了，我多么希望能给她一个惊喜啊。
这张登记表填写了，上报了，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到了冬天了，村里的人开始传说我的事情没有希望了，但是谁也没有当面跟我说这个事。到了年底，放寒假了，我一个人太孤单，决定到通辽大姨家去过这个没意思的春节。路过公社，住一宿。公社副书记宋晓燕热情地给我住的屋子烧得暖暖和和的，还烧了开水，沏了茶，然后说“袁大哥，你早点儿休息吧”，就要退出去，我叫住她，问：“你告诉我实话，我的事是不是已经不行了？”晓燕犹豫着，嗫嚅着：“嗯，党委没有委托我跟你说这个事。”我说：“你说实话吧，告诉我。”晓燕一下子大哭起来，哭着跑掉了。
我全明白了，心里也一下子踏实了。夜深了，我躺在被窝里，忍不住大哭起来。我一直在努力为党工作，一直在努力改造世界观，一直在努力把自己的感情和立场转到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这边来，可就是不行，一切努力总是白费。虽然基层的党组织和贫下中农信任我，扶持我，但阶级路线管着，不行就是不行。我不知道今后我该做什么了。
我在通辽时，赶上了海城地震，通辽有明显震感。我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电影院里人很少，因为人们怕地震。那天放映的是《渡江侦察记》，刚开演不久，旁边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通辽医学院的一个梁老师，以前作为626医疗队在香山工作过的，我们叫他梁大夫。他说想跟我聊聊，别看电影了。我俩走在冷清的通辽大街上，梁大夫问起我的近况，知道了这个“招干”的结果，也了解了我低迷的心情。他忽然对我说：“以后你还干不干革命？”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又说：“大不了在农村待一辈子，人家农民能在农村活下去，你就不能？听我的，你回去以后马上就写入党申请书，让他们知道，你是压不倒的！”这种话使我震惊，我知道我不可能入党，但这是我的宣言，是我没有被政治压力压倒的宣言。我感谢梁大夫。春节后回到村里，我向村支书姜国清递上了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我参加了村支部组织的党课学习，听没有什么文化的人给我讲党课，讲共产主义理想，讲中共党史，虽然讲的内容有很多错误，我也要认真地听。到了5月4日，团支部又请我讲“五四”运动，讲北京大学和火烧赵家楼。
到了春天，姜书记任命我当学校的副校长，主抓教学工作。学校有个校长叫张玉武，是公办教师，是什么师范毕业的，他哥哥张玉文是扎鲁特旗的教育局副局长。学校还有个贫下中农代表，只管粉笔，每个老师每天发两支粉笔，说这都是贫下中农的血汗钱，要省着用，其他的事情他都不管。这个学校都是土房，没有玻璃，窗户都是用塑料布蒙着的，一半教室里没有桌椅，只有土台子，冬天基本没有取暖。本校有16名教师，北边十几里地的小六队还有个类似私塾一样的分校，有个读私塾出身的老侯老师在教课。老侯老师曾经问过我“江青的名字是不是取自‘江上数山青’的唐诗”，我说不知道，我想老侯老师一定瞧不起我这个北京知青竟然不知道这句唐诗。我接过手来，就开始进行业务培训，每天下午两节课后，学生回家，老师们要听我讲课，一三五是政治学习，二四六是语文数学补习（内容都是初中课程），没有教材，我自己列提纲，大家听得还算认真。我还要听各位的课讲得怎么样，只有一位周老师说什么也不让我听他的课，我也没有办法。
这一年，我的心情很平静，因为没有了离开农村的念想，反而能够塌下心来抓教学了。我干得很不错。这个村中间有一道干涸的河沟，河东比河西的地势低，河东的井水比较旺盛，学校的校田地在河西，没有水可浇。我和龙素玉带着其他老师和高年级同学，用小平板仪仔细测量，挖渠，竟然把河东的水引导了河西的校田地，引起了轰动。为此我还写了经验材料，把这事归结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丰硕成果之一，上报到旗里和盟里。
到了这年（1975年）的11月，公社又抽调我给香山公社民兵司号班写先进材料，去了一趟长春。
事情是这样的：在修建通辽到霍林河矿区的公路工地上，我公社的民工用吹军号来指挥起床、吃饭、出工、休息，被路过此地的总参通信部的黄部长听到了。黄部长对军号很敏感，停下车来询问，才知道香山公社有个民兵司号班，班长是北京知青仇方业。仇方业当年是小学鼓号队的号手，带着小号来下乡。一次全公社党员大会期间，晚上广播里发布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需要马上组织人学习，但与会的党员们都分散住在社员家，怎么通知呢？公社武装部长有经验，立刻让集体户的仇方业吹紧急集合号。号声在宁静的夜空显得十分刺耳，虽然人们不懂这是紧急集合，但都跑出来问怎么回事，这时大喇叭说各村的党员都立刻到公社来开会，很灵验。从此，公社武装部就让小仇给每个大队的民兵连都培训一个司号员。有一年，沈阳军区的一架直升机在训练时迷失航向，坠落在我公社南部的草原上，民兵发现了，立即吹号集合了民兵围住了失事直升机，保护了现场，把飞行员带到了旗武装部。总参通讯部的部长听说了这些，正好沈阳军区要开个民兵训练的汇报会，就指示香山公社的司号班出席并现场表演。现场表演还要有书面的先进材料，这个写材料的任务落在我头上了。
旗武装部来了个王参谋，据说是武装部的笔杆子。按照他的指示，我用了一天采访仇方业，用了一夜写出来了初稿。第二天给王参谋看，他说不行，得重新写。公社领导说：“这是我们公社的最高水平，不行就不写了！”王参谋没法，就让我跟他去旗武装部再说。路上他跟我说武装部的冯政委外号“冯马列”，水平特高，我这个材料肯定过不了关。我倒是不在乎，因为冯政委他管不着我。中午到了旗里，下午就向袁部长和冯政委汇报。王参谋先读他写的全旗民兵训练的总结材料，我后读我写的司号班材料。我读完后，袁部长一拍大腿，说“好”。冯政委比较谨慎，问我这些内容是否都是真实的，我说都是真实的，冯政委说：“不错，通过。”然后又问王参谋：“你写的都是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明白？这样吧，请香山来的袁老师辛苦一下，帮助我们老王改改稿子吧。”于是风向逆转，晚上王参谋为我生旺了炉子，沏上一碗茶，还洗了个苹果给我，很谦虚地说：“我水平不高，以前就是初中毕业，是在党的培养下才有了点儿进步。”我说：“我水平也不高，六岁以前是文盲，还不是在党的培养下才成长起来的？”他哈哈大笑。那天我又为他熬了个夜。
转天，我又跟着王参谋一起到哲里木军分区向蔡参谋长汇报。王参谋又警告我说：“蔡参谋长是东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不是冯政委可以比的，恐怕很难过蔡参谋长的关。”我也心里嘀嘀咕咕地不踏实。我交上去材料，第二天蔡参谋长发回来，改动很大，还删去了不少内容，并建议把我军直升机“坠毁”改称“失事”，说敌机才叫“坠毁”，还把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对调了位置。然后，我又带着蔡参谋长修改过的稿子跟王参谋一起奔向长春，向吉林省军区的李处长汇报。
（我们下乡时，哲里木盟是归内蒙管的。日到日这10年归吉林省管，后又归回内蒙古自治区。在内蒙，哲盟是粮仓，是富裕地区，号称“内蒙古的乌克兰”；在吉林，哲盟是贫困地区，全盟的粮食总产量只是吉林省榆树县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一而已。）
李处长看过我们交上去的材料后，找我们问询。说对司号从不认识到重视，应该有个过程啊，现在这样写太突然了。王参谋解释说原来稿子上有，蔡参谋长给删掉了，李处长“哦”了一声。李处长又说，第四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时间顺序不对啊，为什么要倒过来写呢？王参谋解释说本来是顺着写的，是蔡参谋长给掉过去的，李处长又“哦”了一声。李处长又问：“司号班成立以后，值得表扬的事情不多呀？”王参谋又解释说“原来还有几件事，蔡参谋长给删掉了”，李处长忍不住地说：“老蔡手也太狠了。袁老师，你原来的稿子还带着呢吗？”我当时拿出来给他看，他迅速地浏览过，就说：“这不是很好嘛，还是用这个。”最后报到沈阳军区的材料就是用的我在香山写的原稿。这下，王参谋替我吹上了：“打解放以来，咱们旗武装部上报到大军区的材料一个字没有改的，就是人家袁老师写的这个！”
这次到长春，还有一起来的香山公社司号班的13名小伙子。除了仇方业是北京知青，其余12人都没出过门，连火车都没有见过。这次到长春，住在省军区第二招待所，是位于斯大林大街的一个院子，据说当年是日本关东军的司令部，自然设备和卫生条件很好。到达当天晚上开领队会的时候，我以领队身份出席，招待所的管理员提出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小伙子把厕所弄得太脏了。经询问才知道是我们的人在厕所大便，那蹲坑是前有冲水口和立起来的小便挡，大便人奇怪：“城里人真棒，怎么能保证屎尿正好拉在那窟窿眼里呢？”他头朝里，屁股朝外，因有小便挡碍事，屁股只能翘起来，又唯恐拉在外边，还扭头看，结果屁股一偏反而拉在外边了。还有不少人随地吐痰等等不合时宜的行为。于是领队会竟然用了至少10分钟研究如何让来自农村的这些小伙子学会使用卫生设备和养成卫生习惯。本来我们到农村后，很多老乡笑话我们不懂得农村很多事情，这时我也能笑话他们不懂得城市里的很多事情了。
转年来是1976年了。这年初的春节前，家里没有柴禾了，腊月里学校老师们搭伙去搂柴禾。这个活计是个力气活儿，别人搂40帘子，我只能搂20帘子不到，靠着老师们帮助，我算是弄上了一点儿烧的。以前有钱可以买柴烧，现在手里空空，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坐在山坡上，心想，这样的穷困日子何时是头啊！
日，女儿晶晶在北京出生了，秀清住在娘家，全靠娘家补贴和照顾，我连回京看孩子的路费都没有。按照知青政策，每人可以报销往返一次回京探亲的路费，我的那份给了秀清。秀清怀孕的时候，什么营养都没有。她又不爱吃小米饭，也没有什么油水，更不用说吃白面了。邻居好心送给秀清5个咸鹅蛋，她才勉强能吃点饭。这里不种小麦，但农民每年可以吃到3斤白面，国庆节1斤，春节2斤，是拿粗粮到粮站去换的。我曾经到粮站找开票的王寅，走后门买了10斤白面。我在供销社的时候，给王寅留过紧俏的白酒，自认跟他有点儿面子。过了些天，我又去找王寅，这回王寅翻脸不认人了，说“你别鼻子上脸，上回给了你10斤了！”气得我去找粮站李副主任，说“李主任，你给我开个条！”仗着公社书记对我好，李副主任也给我面子，当时给我写了个10斤的条子，我接过来就撕掉了，说“您给我写个20斤的！”李主任笑眯眯地又给我写了个20斤的条子。这回王寅见到条子，讪讪地说：“有领导条子就行。”我终于买到了20斤白面，但那心情之难受是永远忘不掉的。
现在，就是有了领导批的条子，我也没有钱去买了。
我终于低下了矜持的头。我给曾经在香山当过党委书记、现在旗粮食局当局长的刘殿中写信诉说艰难，刘局长很快给我回信写满6张信纸，信中表示对我特别欣赏，一旦有机会一定为我努力。我又到旗武装部找到袁部长诉说艰难，希望以我为武装部做过贡献，能得到袁部长的帮助，我提出到正在开发的霍林河煤矿当工人。袁部长虽然和气，却告诉我说已婚的人家不要。我到公社找到张兴业书记，诉说艰难。张书记很当回事，在党委会上专门研究如何安排我的工作问题，并派副书记王者魁专门到旗里找到知青办、卫生局、科技局、教育局好几家，得到的回答都是十分欣赏我的才华却爱莫能助。王者魁回来向党委汇报说：“完了，小袁钟瑞没人要了！”这时，刚调到香山粮站当主任的党委副书记张余德说：“你们都不要了吧？让他上我那儿吧！”意思是让我到粮站当个临时工。
张主任约我到粮站谈话，问我：“你是愿意挣30块钱呢，还是愿意挣43块钱呢？”30块钱是在办公室当干部，43块钱是下场子扛麻袋。我哪敢挑选？明明扛麻袋干不了，可是又不敢说想进办公室。张主任见我为难，就说跟公社党委商量一下再说。王者魁副书记痛快地说：“你就让他在办公室里挣43块钱不就行了吗？”张主任不能做主，就说征求刘局长的意见。
刘局长一听公社安排我进了粮站，大为光火：“你们安排小袁钟瑞为什么事先不跟我打招呼？”张兴业书记和王者魁副书记也生气：“我们安排临时工跟你打什么招呼？”“这小袁钟瑞是季节性临时工吗？我能到春天就把他打发回去吗？”
从公社开门整风那年起，经过“一打三反”“斗批改”，公社的领导和刘殿中局长都十分了解我，不但了解我能干什么，更了解我的家庭出身。刘局长十分清楚，现在公社是把一个大难题甩给他了。
张书记、王副书记跟刘局长红脸了： “让小袁钟瑞做临时工做到60岁，这是你的权限，60岁以后公社安排！”
但刘局长当面对我，还是十分热情的。公社的人跟我说了这些背景的事，我也装作不知道。
从日到日，我在罕山屯整整待了3年。
粮食部门是那个年代里比任何行业都高贵，“给个县长都不换”的行业，我也终于迈进了粮食部门的门槛。
我到粮站上班了，挣30块钱，在办公室工作，这就意味着我是“常年顶岗临时工”了。粮站本不缺人，纯粹是为安排我而安排我。来到粮站做什么呢？先是让我给新盖的办公室外面房檐下用油漆写两条标语。我哪会写美术字啊？但现在不会写也得会写！我从《红旗》杂志上选了两条黑体字的标语：“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两条字数相等，黑体字笔画宽窄均衡，好写。我用高凳搭起跳板（这是粮站常用的工具），先用粉笔照着杂志上的“葫芦”“画瓢”，用火碱调制红油漆，用刷子在粉笔打好的底稿上写起来。这时的王寅不管开票了，成了管工具的保管员，看我这么受书记、主任和局长的重用，觉得不能再得罪我了，主动送给我两副橡胶手套，说“别让火碱烧了手”。用了几天功夫，标语写好了，远看起来还算不错。主任又给我个任务，去旗里要冬煤指标。
当时的扎鲁特旗用煤十分紧张，只靠两个小煤矿。旗里成立了煤炭管理所，三个人负责。我粮站每年冬天需要40吨煤，可是今年只给了15吨的指标，我的任务就是能要出多少就要出多少。我恬着脸到煤管所，那三位负责同志摇摇头，说解决不了。我递上香烟，人家仨人都不会吸烟，我又用粮站的特产“糠”和“土粮食”吸引三位，因这“糠”和“土粮食”是喂猪的最佳饲料，除了粮站的人，别人是托人弄呛也买不到的。可是煤管所的三位也无动于衷，真的十分廉洁。他们劝我回去，我说了实话：我是刚到香山粮站当临时工，就这么一个弄煤的任务，如果完不成，就该解雇了，您能看着我没了饭碗吗？就是我今天回香山，明天还是得回来办这事，还得麻烦您。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我就坐在这儿陪你们几位聊天吧。我反复地磨，他们几位实在烦了，批给我6吨煤（是一辆解放牌汽车加拖斗的量）。噢，我终于成功了！
以后我又想了不少办法，总算把40吨凑齐了，却也没有动用任何贿赂的手段。现在思想起来，那时的人们还是很单纯很廉洁的。
秀清从北京回来了。夏天，唐山地震，罕山屯有震感。8月，我和秀清就搬到了粮站的宿舍房――两间质量较好的土房。罕山屯的那个院子又卖了，200元，赔了40元，因为知青办原来补助过200元，实际上我们倒赚了160元。搬家时，粮站出马车给我们拉行李和柴禾，学生们送给我们两面大镜子，写着老师留念的话。下山时，马车翻了，马把两面镜子一蹄子踏碎了，但我们的心情还是很好。每月有了30元固定收入，秀清还可以在粮站的菜园里干活，秋天分红，冬天还能在场子里晾晒粮食。我们从此摆脱了最底层的贫困。但是我内心里很对不起我的学生，因为7月初我离开了他们，而他们再有不到一个月就毕业了，在考高中的前夕我离开了他们，不，是抛弃了他们，这是一个教师的失职！但是没有办法，粮站张主任要我，刘局长反对，此时不赶快到任，夜长梦多，就会前功尽弃，我只能选择对不起学生了。 秋后，我的职位明确了――粮油政策管理员，简称粮管员。粮管员的任务是到各个生产大队去，核实产量，按照产量计算该大队的各个生产队应该留多少种子粮，多少饲料粮，社员应该吃多少斤的口粮标准，应该缴纳多少公粮（农业税），或者计算受灾程度和拨付给多少返销粮。我在新发屯时跟着大队会计做过年终结算，学会了打算盘（那种日本式的小子算盘，加减乘除我都学会了），所以现在当这个粮管员，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全公社11个大队和一个小牧场，我骑着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跑了个遍，对农村的经济情况和经济方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时，由于社员们对集体经济总是缺乏劳动热情，因此几乎没有过丰收，至少三分之一的生产队要吃返销粮，人们的口粮标准总在360斤到380斤之间（带皮的原粮，折合成品粮要乘以83%）。第二年（1977年）春天，我到小河西大队做“社员生活安排”的工作，就是看农民家里还有多少粮食，够不够吃到新粮食下来，有没有青黄不接的问题。我和公社安排的其他两个干部一起，查社员家里的存粮，连同有多少白菜、土豆、萝卜等冬菜都检查，估量着每5斤菜算1斤粮食，“算来算去”，几乎所有的人家都够吃。可是吓得社员们都把粮食藏起来，看见我们到院子里了，都躲躲藏藏地。我心里想的是“我们是为你们好，不是来抢粮食的”。待了8天，搞出了个情况报告。这个报告很快就上了吉林省粮食局的简报，我受到了表扬。张主任立刻把我调回去，说是“见好就收”。其实，这样做并不是群众欢迎的。但我在粮站和旗粮食局的地位牢固了。
1977年秋季，高考恢复了。很多知青开始准备参加高考，因为这是盼望了十多年的机会，是脱离苦海的重要契机。我周围有很多当年的老高中生，大家都报了名。我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第一志愿是天津大学化工系催化剂专业，因为我一直对化学有浓厚的兴趣。第二志愿是大连海运学院，第三志愿是郑州粮食学院（我毕竟是在粮站工作嘛）。报名表填了，照片交了，报名费5毛钱也交了，却传来一个消息说，吉林省规定：凡是超过30周岁的和已婚的，都不能报名，除非有“特殊贡献”。我呢，已经31周岁了。什么叫“特殊贡献”呢？据说有发明创造并有省科技局的证书就算是有“特殊贡献”。天哪，我们在这里修理地球十年了，要是有那么大本事还考什么大学！有同学托人到北京的国家教育部告状（正式说法叫上访），教育部答复是不能设置任何土政策，必须让33岁以下的青年无条件报考。这是大好消息，从北京传达到长春，从长春传达到通辽，从通辽传达到扎旗时，已经是开考第二天了。我到鲁北一中，坐在考场外面，找到熟悉的监考老师要了一份试卷看。这份试卷，简直就是初中水平，就这样的题目，我还不能考个全旗第一名？天不助我也，天不助扎旗知青也。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没能参加高考，却转正成了正式的国家职工。
粮食部门要清理临时工。凡是业务骨干的临时工，一律转正；其余临时工，一律解雇。扎旗粮食局的局长是刘殿中，副局长王黎、马秉忠，一致同意12名知青转正，其余临时工解雇。12名临时工里，有我等5名北京知青，还有7名通辽知青。我们都激动地填写了招工登记表。因为如实填写，所以都被哲盟劳动局退回，因为政策规定招工不得超过28岁，不得已婚，这12名知青这两条都不合格。盟劳动局的同志当场给了12张空白表，让我们重新填写。哦，这就是说，我们的年龄都要变成28岁以下，表格上不能出现配偶的任何信息。我们赶快重新填写，赶快重新申报。但是由于时限已到，我们在农区粮站的5名北京知青都及时上报了，而7名通辽知青在遥远的牧区，交通不便，没有能及时上报。最终结果是我们5人都成了正式的国家职工，工资由原来的临时工30元变成了正式工人的35元，但7名通辽知青却落了空。
在我们庆幸的时候，7名通辽知青告了状。此时，王恩茂赴任吉林省委书记，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哲里木盟视察工作，刚好知道了这个告状的事。王恩茂书记十分气愤，“粉碎四人帮都已经一年多了，扎鲁特旗竟然还敢如此弄虚作假，一定要严加查办”。一个由省委派出的两人调查组到了扎旗，有惊无险，调查结果是：这5个弄虚作假的人都是北京知青，他们的老婆也都是北京知青，所以跟当地任何领导人没有任何瓜葛，他们确是业务骨干，多年来表现也都不错。最后处置是我们5人的转正有效，另7名通辽知青暂不解雇，待今后有招工指标时优先录用。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当副局长王黎当面告诉我这个结果时，在旁边的王寅立刻把我招呼到外面，问我还要不要手套，他可以再给我两副。后来，王寅生病了，而我又当了开票的业务员，他找我要买10斤白面，我问他：“当初你可是说我鼻子上脸来着。你找主任批条去！”他讪讪地说：“哎，大人不记小人过。老哥对不住你了。”我说：“别太势利了，谁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为人别把事儿做绝了！”他连连点头。当然，我不会像他当初那样对待我的。
我转正了！好事立刻接二连三！
扎旗卫生局、农业局、科技局、师范学校纷纷找粮食局刘局长，希望刘局长能把我给他们。还有个哲北农场，我跟这个农场素无来往，他们事先也没有跟我打招呼，开着个大拖拉机就到香山粮站来了，说是请我到他们农场的中学去教高中，拖拉机是给我搬家的！真是天大的怪事，当初穷在闹市无人问，现在“富”在深山有远亲。我当然不会去，一是凭什么我要到那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农场去？我没有转正时你们谁想过我？二是我一个人有多大本事，靠我一个人能教好什么高中！有一天，我到旗里，刘局长对我说：“昨天，教育局德勒都局长和孙琢副局长一起来找我，拿着旗委宣传部的调令，要调你到鲁北一中任教。我说，小袁钟瑞应该当老师，我这粮食局用不着他的那些个本事。可他老婆孟秀清还是民办教师，你们给他老婆转成公办教师，两口子我一起给你们。”德、孙两位局长说：“这个不难，以后有了民办转公办的指标，第一个就给他老婆。”刘局长说：“我知道你们现在就有5个指标。”德、孙两位说这5个指标都已经分配下去了，不好办。刘局长说：“当初小袁钟瑞走投无路，你们管了吗？你们的香山中学、鲁北一中、师范学校，谁都想用他，可是你们管了吗？现在倒好，我刘殿中顶着王恩茂的雷给他转了正，你们倒来摘桃了？”说完，刘局长就把宣传部的那个调令撕掉了，弄得德、孙两位局长十分难堪。刘局长问我有没有意见，我激动地说：“没意见，您做得对！”刘局长说：“告诉你，今后就老老实实地在我这儿干，除了将来有回北京的机会我放你走，什么通辽、长春，你都甭想！”我嘴里表示感谢刘局长知遇之恩，心里原本想说调到长春的省粮食局的话一下子只好咽了下去（省粮食局和盟粮食局也都表示想调我的）。
在扎旗的年月里，张兴业书记和刘殿忠局长对我恩重如山。
1978年夏天，第二次高考继续允许大龄知青报考，这次没有任何限制性的土政策了。但这次我却没有报名。因为我已经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每月35元的稳定收入。秀清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上学也不能带工资，因为我的工龄不到5年。如果我上学了，没有钱支持我上学，也没有钱保证秀清和孩子的生活。但是我心里很难过，我看着同学们在加紧复习数理化，我还帮着他们复习，帮着他们解难题。有个同学甚至从鲁北镇到我家里住下，为的是找个清静地方复习而且能得到我的帮助。那年，所有报考的知青都录取了，但也都是录取在那所通辽师范学院。当他们入学的时候，北京知青的回城潮流开始涌动了。我在粮站的工作就包括给各位回京的同学办理粮食关系，一个一个地走，剩下的越来越少了。
可是，已经上了大学的不能回城，已经有了正式工作的也不能回城。这时，那些一直在村子里当知青的，办“病退”回城了。秀清和孩子回北京了，我仍旧在扎旗等待时机。我回北京是没有条件的，因为我在北京没有什么亲人了，而到岳母家是政策不允许的。忽然，政策变了，只要不是岳父岳母家，是自己的“亲戚”家就行，秀清赶紧找到我的远房舅舅家，请求援助。先从我毕业的26中找到当年我的班主任王瑷东老师开毕业证明，再从西城区的他家的居委会办到福绥境街道办事处，再到西城区的知青办，一路顺利，却风云突变，说“有人揭发我们这一批23个人在扎旗都有正式工作，不是知青了，所以不能办回城”。这时政策又变了，说是可以往岳母家办了，秀清又赶紧把我的申请从西城区转到宣武区。这时的待业青年秀清在崇文区东花市街道已经当上了临时工，学习做电焊条，还成了先进待业青年，得了奖。而我的申请在宣武区就一待8个月没有消息，而我离开西城区后不到一个星期，另外那22名“在扎旗有正式工作”的知青都拿到了回京的准迁证。
10月份，我赶回北京，直接找到宣武区的知青办问情况。知青办的人查阅了底卡，问我是不是在扎旗有正式工作，因为底卡上注明有人揭发我。我赶紧撒谎说：“我在扎旗粮食局原是常年顶岗临时工，后来确实办了转正手续，但是因为已婚和年龄超过，转正没有批下来。揭发的人可能知道我上报了转正，却不知道后来没有批下来。所以我现在仍然是临时工，没有正式工作。”不知知青办的人相信了，还是从善心出发，让我写个书面保证。我毫不犹豫地写下这些谎言，并郑重声明：“以上如有不实之处，甘愿接受任何处罚。”于是，第二天我就得到了回京的准迁证！其实，我心里明白，知青办的工作人员一定知道我说的是谎话，但人心都是肉长的，顺水人情，谁不做！
我立刻赶回扎旗。这时扎旗正在召开“三干会”，就是每年一次的县、公社、大队的三级干部大会，内容就是征购粮会议。路过鲁北镇时，见到了公社和粮食局、香山粮站的各位领导。他们除了热烈祝贺我能回北京了，还让我当即参加这个会议。三天后，我回到香山，立刻办理户口和粮食关系的迁移手续，然后立刻去通辽直接在邮局寄回北京。然后又参加了两次会议。
不在香山，救我一命。
我最后一次在鲁北开会时，家里粮站失盗了。丢了二百斤粮票和几十块钱。因我不在家，破案的公安局副局长声明我被排除作案嫌疑。其余人等要个个接受严格的检查，每个人都要留下10个手印。我被邀请帮助分析案情。第四天，案子破了，是两个家属半大小子做的。这个破案过程也很值得写成小说的。本来，领导体谅我，让我继续在粮站工作，直到北京有招工消息时再回京，这一出案子，让人心惊，既然破了，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而且下定决心，回到北京找工作，也绝不干管钱管物的工作。
回到北京时，手里还有不到200元钱，其中包括在粮站退职的140元退职费。
这时，我的身份是“待业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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