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德春（随笔）
& 一，相遇先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风光无限的鄱阳湖边上，一座名不见经传的余姓村庄。村中间一幢土砖房里，时有朗朗书声传出——这便是我的家乡、我的小学母校。
忽一日，教我们的西畴先生不见了，讲台上走上来一个戴眼镜的陌生青年，感觉很讶异。他个头中等，浑身洋溢着一股别样的朝气与阳光——据说这是新来的代课先生。但代课先生教书的动作却十分青涩，尤其是那透过厚厚的玻璃镜片，眯对着书本一伸一缩的样子，滑稽得有些可爱，时时让人忍俊不禁，却又不敢笑出声来，只得捂紧了嘴巴，吱吱的声音还是不时从指缝间泄漏出去——至今想起来，印象竟然是那么深刻。
其时，乡村的天地显得特别狭小：清一色的农家，清一色的乡音，清一色不肯流动的族群，哪里看得见一个带着眼镜的年轻书生？罕之又罕！
眼镜先生教了我们整整一天的书，黑板上的字写得很好，但教的内容是什么，现在已经淡忘了。
第二天星期六，中午下学后就放了假。等到下周一，眼镜老师不见了，仍然是西畴先生。后来我才知道，给我上了一天课的那位眼镜老师，他就是德春先生。
两年之后，我上了初中，要到公社（即现在的乡政府）所在地——三汊港中学上学。中学离公社不远，有一天机缘巧合，学校组织我们去公社里参加一个大型活动，竟意外地见到了一个人——当了我一天老师的那位眼镜先生。他忙上忙下，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之一。那时我刚从封闭的乡村里走出，胆子极小，人又多，看到也只是看到，根本没打算上前去尊呼一声。估计时隔两年，我认得他，他不一定记得我。
后来，读完初中读高中，才大概知道了眼镜先生原来是在公社里做事的。只是我去公社里的次数也少，偶然的一瞥也是隔得远远的，跟眼镜先生并无交集与对话。就是有时写的作文——所谓诗歌与散文，被班主任老师选中，帮我修改了后，可能是拿到了公社里办的文学杂志《蓓蕾》上去了，这也是我事后才隐隐得知的，其时，我根本不知道这本油印的土杂志主编，其实就是那位眼镜先生。
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我高中毕业。那时正值文革后期，高考早已废止了，上大学要靠组织推荐，个人是不可以报考的。大学无望，读书何用？书算是读到顶了，以“回乡知识青年”的身份，怀着一颗落寞的心返归故里，同我的前辈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涔涔地在生产队里挣着少得可怜的工分。有时心里在想：难道就这样活一辈子吗？但想法归想法，现实就是如此。当时的年轻人，大多以跳出农门为自己的最高理想。
当时的农村，文化人奇缺，高中毕业生也称得上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是乡村里的宝贝。毕业回家，父老乡亲就很看重，要在我和姐姐当中任选一位到村小学做“赤脚老师”，这实在是给我父母出了一道难题。但我二话没说，就让姐姐去了。心想，我就不相信，难道自己真的会种一世咯田！也是老天眷顾，没过多久，村里的余祖湖书记亲自过来通知我，说是公社里要派工作组到荷塘大队搞社教，指定要我参加，明天就去报到。祖湖书记既是大队里的最高领导，又是族下的长辈，虽然读书不多，但为人忠善，在老百姓当中声望很高。平时大队里有些写写算算的事，临时叫我去凑个手帮个忙，他看我快捷的样子，就十二分地满意。有一次也是高兴，他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不错，好好干，今后大队里买了拖拉机，就让你去开哈！哇噻，这是几多人都梦寐以求的大好事啊，我简直不敢相信了！当时社会上不就流传一句话“一是方向盘，二是营业员”吗。全公社也就一两台拖拉机，谁要是能成为一名职业的拖拉机手，岂不是梦里都要笑醒来，谁不羡慕呀？
怀着一颗拨云见日之心，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兴冲冲地挑着行李赶往荷塘大队报到。这是我走上社会以来的第一趟赶考，经过这次“考试”，有机会向许多有经验有水平的领导和同事学习，和所在生产队里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情厚谊，收获太多了。其中的收获之一，就是在这里见到了我的“一日师“眼镜先生——德春老师。
于此，便算是与他正式认识了。不但知道了他的真名实姓、还在同一个大队，同一座屋檐下工作、生活了达半年之久，由此也开启了我一生当中与他时断时续、亦师亦友的不解之缘。君子之交，受教匪浅。
这年我十六岁，他二十五岁。
在十几位工作队员当中，我是最年轻的，眼镜先生则是最能干，最好学的，自然成了年轻人中的领头羊。他不管事情再多再忙，总是书不离手，勤于自学。除了包队的工作任务要做，工作组所有的文字材料也是出自他之手。他的身份也与我们不同，是公社里拿工资的干部。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从各个大队里临时抽调过来的普通农民队员，任务也只是负责一个生产队的事。上面对我们的要求是与农民兄弟“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则要经常性召开会议，给大家学习与讲解上面的精神，同时解决好群众在生产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调解矛盾与纠纷。待遇则是回本大队记工分，乡里另外每天发三毛钱补贴。我所分包的生产队叫毛枣里陈家，离大队部最近，所以吃住可以不在生产队里，因此是最受照顾的。工作组伙食基本上是素食，菜靠自己种，只付油盐钱，一分钱一碗，米饭另算。
有一次，我问眼镜先生：为什么只当了我一天的教书先生？他说：公社里的墙壁上要画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大油画，全公社也只有西畴老师能做这个事，余星初书记（当时公社里的一把手、一位慈眉善目，受人敬重的长着）就捺着公鸡下蛋，临时叫我去替课，其实，我哪里教过这个书。我长长地哦了一声：难怪，明白了。
眼镜先生的性格有时候显得很抠门。看到包括他在内的好几个人的字都写得很好，我就有心利用晚上空闲的时候也补补课，练练字。找到掌管纸笔墨砚的他，想讨几张公家的纸，他竟严肃地对我言道：都是算到用的，没有。
工作组的生活当然是紧张而又艰苦的，甚至有些枯燥。但有他领头，年轻人也有放松下来的时候。
这一天，骄阳似火。傍晚汗漉漉的回到大队部，晚饭后，随着他一声喊，几个人便赤膊短裤朝水塘边而去。
我也第一次学着他们的样子，在后面紧跟着。
到得塘边，他们几个人便趁我脚未停稳，没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不由分说地将我围了起来，架臂膀的架臂膀，抬腿的抬腿，给举在了空中，挣也挣不脱，只听到“一、二、三、嗨哟！”就把我荡着秋千扔了出去，“咚”的一声，飞进了水中央！
我好似铁砣落水，当然只有咕嘟咕嘟灌水的份……
估计是水面冒泡泡儿，咦，咋半天不浮出来？
正在我想喊又喊不出来的时候，感觉两只胳膊被紧紧地拽住，我被托出了水面……
人被拖上了岸，地上一丢：不会水，瞎跑来干什么？哈哈哈……
我偏偏是个不服输的角儿，吃过这一回亏后，每回都硬要跟着他们去，要他们教，慢慢也就学会了游泳。
半年的社教工作队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时光到了一九七七年。
这一年，无论是国家，还是我个人，都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大转折。
国家——“四人帮”垮台，邓公复出，挽大厦于将倾，救国家于危难！
个人——国家恢复高考，是令我最欢欣的事。虽然这个时候谁都没有把握说能考取，但至少给人憧憬与希望！所以，报考时，原来教我化学的——德高望重的高道荣老师反复劝我填报大学，我就是坚决不肯，心里想，能考个中专、弄个铁饭碗在手，就是祖坟上冒青烟——不错了！只填报个中专了事。自己本来就是个半瓶子醋，在学校里一心把班干当主业，哪里用心读过书！离校一年，现在在大队里打杂，算是一个暂时还没有明确职务的副职干部，忙这又忙那，早就跟课本说再见了，只是临近考试的几天里，才匆匆忙忙地翻出来，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囫囵吞枣地做个认真复习的样子而已。等到考试一结束，碰到原来成绩不相上下的江汉民同学一打听，这才傻了眼：原来他们早就组织了复习班，老天！我怎么就不知道呀？后来，根据县里的指示，举全县之力，会战武山，我就上武山挖山去了——现在看来，开始没有得到复习班的消息、后来又没有听高老师的话，都是此生犯下的极大错误。
上武山的前一天，开会时碰到了眼镜先生，他问我：到武山一百多里，是走路还是坐拖拉机？
这还用问？当然是坐拖拉机。
那好。乡里派我打前站，明天朦朦光就带上你的人马到拖拉机站等我，全部坐拖拉机走！
我们一行生怕迟到了，便第二天早晨四点集合，挑着被窝和挖山工具，摸黑从家里出发，步行十华里，赶到公社拖拉机站。
当拖拉机隆隆地朝百里之外的武山进发时，一路看到的景象是：肩挑车推的老老少少、步履艰辛的男男女女，浩浩荡荡、不绝于路。大家都是同一个身份：挖山民工；都奔向同一个目标：服从号召，垦山造林。
在武山挖山是极其艰苦的。山高林密路险蛇多不说，体力超负荷透支也不说，光说在阴森森的山涧里自带粮食、腌菜、自搭茅棚的生活就够你受的，后来大部队紧随，几万人塞在一个山沟里，吃喝拉撒睡更是一个大问题。到处都是臭烘烘的，天一下雨，屎尿齐下，涧流顿成滚滚黄河，怎么办？吃呗，喝呗，就这样呗。
还好，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可能是我们年轻，抵抗力强，竟都没有得肠胃炎。公社指挥部里的土霉素可是紧俏得很，得病打吊针的多了去了。
有一次和他说到饭量的事，我说挖山真饿，一顿扒拉七两米。眼镜先生就鼻子一哼，那算什么，小儿科，我早上半斤米一股（份）的粥，最起码吃到一股半。中午晚上的饭多数都是两股，各一斤四两。
后来听说眼镜先生在山上前前后后苦战了三个多月。我大队里的任务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就提早下马回了家。回来可就没有先前那么幸运地有拖拉机坐回家了，老老实实半夜动身，在动身前饱食一顿，剩下来的饭用手巾包好，留到路上再吃，挑一担行李加铁镐，一步一步地摸下山，凭着意志和体力，用脚板量到家。路上刚刚下过小雨，山路陡滑，山上新挖的公路两侧不时还有浮石滚落，小心过了土岭，到蔡岭竹木检查站时，天色微明，口渴的不行，一伙人就偷偷地摸进厨房，从锅里舀起几大瓢温汤水猛灌，中午到了杭桥，离家只差二十几里了，但越到后头越累，走一步都倍觉艰难……最后挨到家时已经是晚上的八点了，脚板钻心地疼痛，血泡磨破后脱了皮，红浆见肉，肿得馒头似地，鞋袜就根本脱不下来……
高考之事，如泥牛入海，声息皆无。快到年底，才听到有几个人考上大学的好消息。其中包括江汉民。
这一天，阳光和暖，我正担着粪桶，往生产队里的油菜地里送粪。身后似有人喊，我停下脚步，住田垄那头看去，远远地见有一个人朝我的方向边喊边跑过来，中间则有人传话叫我莫走，直听到那人真真切切的喊声响彻田野的上空：传俊，放榜啦!放榜啦！顿时，一股热血上涌，不管三七二十一，猛地将肩上的粪桶一甩，飞也似地奔将过去，从村小邱太禄老校长手里接过中专录取通知书，满面泪流！
后来去公社里转户口，再次见到了我的眼镜先生。他笑容满面，说早就知道了我的好消息。
自那时起，直到一九九二年的十几年里，由于各自生活轨迹的改变，我和眼镜先生基本上就鲜有碰面。期间，我离开了家乡，到县城师范读书两年，毕业后分配到土塘中学又教了几年书。只知道他那时还在家乡——三汊港乡（公社更名为乡）里工作。
一九八四年，汪国柱同志从县委组织部调到中馆乡任党委书记，急于寻找一位会点文字的年轻人到中馆乡党委办公室任秘书，有一次，汪书记碰到我父亲，父亲在杭桥公社工作时曾是他的领导，他就直接向老领导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要我到他的手下去工作，父亲当即就答应了。于是，当年七月，我便改行去了中馆。
到乡里后，工作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行政方面的信息扑面而来，才知道这一年机构改革，干部“四化”，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年轻人直接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包括早期改行的我的几个同学，也包括我的这位眼睛先生。他从三汊港团委书记、党办秘书的位置直接提拔到阳峰乡担任党委书记，一把手，我听到消息，暗自为他感到高兴。
多少年以后，和他谈起从政的经历，他就说自己从事的基本上是党务工作，从来没有在那一级政府里担任过职务，不能不算是一种遗憾。
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后来，他像是开动了一艘顺风船，事业蓬勃，鸿运高照，一发而不可收。阳峰届满后，他又调往沿湖的大乡——周溪，在那里担任党委书记。一九九〇年换届，便到三汊港区工委任书记，成了县里的一颗政治新星，也成了家乡三汊港年轻人当中的一记标杆、一面旗帜。
而我这个当小弟弟的则在别区另乡，默默地以他为榜样，埋头苦干。一九八五年三月，担任在中馆乡付乡长；第二年六月，考取中共九江市委党校，带职脱产深造两年，获大专文凭；深造期间，是我县学员当中唯一连续两年获得优秀学员称号的人，一九八八年六月毕业时，时任县委组织部部长的李春娣同志，看到学校的推介信后，当即就要调我到组织部当组织员，但在县委常委会上，新来的严晴瑞书记说了一句话：年轻人多在基层锻炼好。所以，一回到乡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铨玉同志就找我谈话，代表县委宣布我担任中馆乡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一九九〇年三月，正式选举我担任中馆乡党委副书记、乡人民政府乡长。
工作上重新开始交集，是他担任县委常委、纪委书记之后。那是一九九二年底，我已调到大港乡任党委书记。他作为县委领导，分工包片，大港是他的责任区之一。
刚到大港，我就碰上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班子中有一个刚获提拔、担任重要职务的人私下里找到我，向我郑重表示，他准备向县委提出辞职，不干了！却没有跟我说出什么令人信服的辞职理由。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就问是不是因为对我有意见？他却笑了：你才来几天？我们原来还根本不认识，哪里扯得上意见这一说？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总有原因吧。
对方马上就郁郁地，沉默不语起来。
后来，他又跟我几次提出，辞职的态度似乎很坚决。我才觉得问题严重了。但又不能明里对他发火，刚获提拨你就这样搞，不是在扯谈吗？按照我的性格，婆婆妈妈的干啥呀，你是县委管的干部，真要不干，向县委写出书面报告不就得了，想到你的位子上去干的人多了，何必呢？
但我是班长，不能简单从事。
出于对这位同志政治前途的高度负责，我私下里找他反复沟通、谈心、了解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却始终是云遮雾障，不得要领。
想想没法子，不管这个人出于何种原因，有何目地，真辞也好假辞也罢，但至少不能抱着这种心态，更不能因此而耽误工作，影响大局。
于是，我就找到眼镜先生，向先生汇报，说这个事目前还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好公开，要保密。我刚到大港，情况不熟透，能否请你这位当纪委书记的大领导以个人身份出个面，找这位同志单独聊一聊。
眼镜先生马上答应了下来。谈话以后，我问先生效果怎么样，眼镜先生手一挥说：没事。至于什么原因，眼镜先生没说，我也懒得再问。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出在哪，眼镜先生又是否知道这个人内心真实的想法呢？
其后，这位同志倒相安无事。相处三年，临分别时，他连敬我三杯酒，还说了许多感谢的话。
有一次，县里要求各地乡自为战，植树造林。大港是重点林区，任务很重。眼镜先生不请自来，亲自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作报告时，他三汊港家乡的土语味很重，习惯把“早上起床”说成“早上抬举”，坐在下面的几位村支书就私下里笑他“抬举”书记。哪知道“抬举”书记不是盏省油的灯，糊弄不得半点，亲自过问组织是否得力，亲自上山去检查树穴的大小，深度，数量以及栽种质量，从动员到结束，全过程盯得死死的，不留缝隙，十足的行家里手。村支书们见他这般认真，便都有点怕他。私下里我就跟村支书们开玩笑：别看人家戴着眼镜，十几年前就在这武山指挥过几千人挖山造林，吃的苦头不比你们少。老老实实地干吧，不要不识“抬举”啊。
一九九五年下半年，我从大港回调中馆，担任中馆乡党委书记，直到一九九八年四月，调任七角区工委书记。而眼镜先生则在先一年的下半年，从县纪委书记岗位上转任县委副书记，权力更大，责任更重。
后来县委分工，他分管党群，通俗地说，是负责发帽子的，管官的官。在外人看来，他似乎权力很大、举足轻重。但作为下级，除了正常的工作联系，我却很少单独到他办公室里去坐一坐。我脸皮薄，从来不敢在领导面前为自己个人的利益要求点什么。大家都忙，他也不喜欢这一套。一九九九年底，区工委撤销，我调任县总工会主席，老实说，我是个喜欢做事的人，对我来说，工会主席这个位置就是个闲职，心里并不乐意，但我还是服从组织安排，没有因为这个事找过他或者其他领导。
2002年初，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方长春同志三番五次找我做工作，要我到粮食局去。谁都知道当时的粮食局是个烂摊子，大锅饭，几千职工发不出工资，上访不断，问题成山。我在总工会已经懒散了两年，也习惯了按部就班的清闲日子，就一口回绝。方书记本来是个躁性子，清廉刚正，不怒自威，说一不二，下面的人都很惧他。但在我的头上却依然耐得住性子，不急不躁，不气不恼，显得非常诚恳而又有耐心，县长赵伟同志后来也加入进来找我谈，也是持同样的态度，最后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看来不答应下来，书记县长两位主官是不会放过我的，心底里就发生了动摇，旋即跟眼镜先生打电话咨询，问怎么办？去还是不去？此时眼镜先生已经不在县委任职，到政协当主席去了。他在电话里说，在目前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在粮食局工作了五年，通过改制，前两年惊涛骇浪，后三年风平浪静。包括后来到规划建设局、到城建指挥部、到教育局、到最后所谓退居二线赋闲，一路走来，时而春风徐来，艳阳高照；时而凄风苦雨，暗淡无光。其中甘苦，谁与诉说？惟有我心，可对日月！
在这漫长的时光里，包括后来其他许多人，都有一个感觉：当你顺风顺水的时候，很少见到他的身影；而一旦遇到困难，他却总能够站出来，倾听你的心迹，弄清事情的原委，并且出于公心，站出来说上一句公道的话；像冬日之于寒树，从此踏破霜雪，静待来春的暖意；抑或万籁俱寂的黯夜，闻听鸡鸣之声，从而仗剑起舞，豪情满怀，迎接黎明……
眼镜先生2007年7月从政协主席任上退下来，当调研员，直到2012年下半年正式退休。他退休后，我也基本上到点赋闲。
一天上午，两个人碰到了一起，他问我最近干什么，我说事不多，有空就打打太极拳。他马上说，我也要学。我就说那是不可能的，你退休了，白天那么多人来来往往不说，有时候晚上还要熬到三更半夜，第二天不到九点不起床，学什么学呀？他就有点忿然：到时候你看就是了。我说这话，实际上有点激将法的意思。只是不太清楚，他退休后，原来还身兼着县老年体协主席的职务。
他却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就真的打电话给我，要我安排最好的师傅，他要学打太极拳。
后来他酒也少喝了，晚上也不再熬夜了，每天清晨，夫妻二人就准时来到东湖广场，从最基础的二十四式开始，一招一式，学得极其认真。不但自己学，还动员起老年体协的和其他的许多好朋友们也都加入进来。有了他的热心参与，一时间，广场上变得十分热闹，社会各界主动跑来来学习太极拳的多了，太极拳活动的氛围一下子浓烈了起来。
坚持了一段时间，人家问他，学得怎么样？他就当面指着我：比他打得好。他还笑我说：他领导当惯了，哪里有我肯下真功夫呢。
这话真的被他言中了。他现在的太极拳的确比我打得好，打得精。
看到太极拳这么受欢迎，我们这些早期学太极拳的人就想成立个协会，把大家有序地组织到一块来。
邵正廉女士首先提出。她当过县里的付县长，是女性当中的佼佼者，现正退休在家。
大家都说好得很，就请你老县长出山当会长，再合适不过。
正廉女士也不推辞。但是说，还少了一个在县里德高望重的人当名誉会长。
大家心里就都明白她说的是谁。只是担心，能否请得动这个人。
果然，眼镜先生只说当好一个太极拳爱好者，并不答应当这个名誉会长。后来大家就都来请，都来劝，搞得他面子上抹不开，才勉强答应了下来。
2012年6月，都昌县太极拳协会正式成立。眼镜先生担任名誉会长；正廉女士任会长；另有副会长、理事若干。我滥竽充数，位列副会长之一。
邵会长后来随子女去了美国，回来后定居广州。
协会走了会长，名誉会长也就成了不是会长的会长。
用他自己的话说，劳碌命。
他拿出以往雷厉风行的作风，身体力行，把太极拳活动列为老年体协工作的优先选项，城乡齐动，重点发展，让太极之花遍开机关社区、学校企业、乡乡镇镇、旮旮旯旯。数年来，他的倡议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巨大支持。到目前为止，太极拳队伍已经达到数百个，拳友上万人，而且还在不断壮大中；
他亲自率领老年体协，在县城东湖广场数次展示千人太极拳表演活动，可说是前无古人，盛况空前；
他亲自带队，多次参加省市各类运动会和各种大型太极拳比赛，获得集体个人奖牌无数，在全省独占鳌头，排名第一，没有之一，轰动全省。
他后来又提出：创建都昌太极之乡。他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赞赏，“创建太极之乡”已经写进了今年都昌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理事于菊梅荣膺多项高级别奖牌（包括香港太极拳国际比赛项目金奖），最近，她又代表九江市参加江西省代表队，即将挺进全运会，并在之前的选拔赛中获全省40式太极拳第一名和24式第二名。作为名誉会长的他闻听喜讯后，非常高兴，亲自在拳友微信群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热烈祝贺于菊梅同志参加全国运动会太极拳大赛，这是县太极拳协会的骄傲，是都昌走向全国的开始，祝一路凯歌！他的这段话已经由协会制作成大横幅，悬挂在东湖广场和新世纪广场……
而所有这些活动，从一开始都是零报酬。强身健体，重在参与，德艺双修，自觉自愿。大家积极响应，毫无怨言。
2016年11月，县太极拳协会筹备换届，名誉会长找到我，建议我担任会长，在再三推辞无望的情况下，我向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你必须继续担任协会的名誉会长，否则我坚决不干。
他是协会的灵魂，无我行，无他不行！
2014年春节，接到他的一个电话，要我帮他去送几本书。当时就纳闷：送书？谁的书？
待我赶到，顿时眼前一亮：几大摞新书，许多人都在帮忙，抽出一本来看，书名赫然在目：《德春闲话》！
他的名字就叫德春。这是他亲撰的书，写自己的书，35万字，16开本，厚厚的一部书！
我之前错看他了！以为他退休以后，就不再是以前的他了，不再舞文弄墨，也不再惜时如金了。哪知道陡然冒出这么大一个墨宝来！
此书一出，反响甚巨，索书者众，没几天的功夫，仅通过我之手就多要了他十几本。有一位青年才俊，后来也听说了有这么一本好书，因为与作者不熟，就专门找到我，好话说了一箩筐，目地就是想请我帮他出面讨要一本，我只好答应了下来，找到作者，四处翻寻，结果一本不剩，十分地对不住，只好将眼镜先生给我的赠书转借给了他，付诸阙如。
估计作者自己更是如此。有好几次，我就当场听到他因为新书告罄而电话或当面向人致歉。
接下来，就想说说这本书。
& & 二，《德春闲话》
读书也是跟着时代走。
少年时期，物质短缺，书籍也同样少得可怜,见到了一本书，就像是苍蝇见了血，不叮上一口，心里就痒痒地难受，不舒服。古代“凿壁偷光”的故事里，匡衡就是个勤奋好学的典型。这与贫穷有关，也与书籍匮乏有关。否则，人家为何上富家打工不为工钱只惟书呢？故贫穷有时候并不能完全成为学习的障碍，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
而现在不同。穷时代变成了富时代，闭塞时代变成了信息时代，文字时代变成了动漫时代，铅印的媒介变成了多媒体。书籍多到都在等着你去读。除了纸质书还有电子书，许多人都懒得去捧书而去捧手机了，懒得去读书而去读图了，纸质书似乎进入了衰微时期，却还是有人在坚持，在坚持写作，坚持出书，坚持阅读……
有人问莫言：你读什么书？回答：经典。
莫言现在是大家，不一样。我们是庸人，就多读一种书。除经典外，就是熟人朋友的书。
读熟人朋友的书有许多好处，文如其人，我熟悉你，除了文学作品，虚诳不得半点。带着感情去读，养分自然吸收得快。写得好与不好，真与不真，用不用心，一目了然。
《德春闲话》分上中下三卷，是一本综合性原创文集。上卷是诗歌、散文、小说一类的文学作品；中卷是占比较重的回忆录以及政论、通讯、随笔等；下卷则主要是游记类的文字。她可以说是从一位搬运工儿子到多才多艺的正县级领导干部的全部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是一位怀着梦想与热血告别父母走出家门、经过数十年风雨兼程、而今皓首白发，依然激情万丈，一路壮歌的豪士在内心深处重返故里，回归原乡；更是一位长者，三五朋友、淡茶一杯、挑灯夜话，细品人生，感悟真谛的清欢与恳谈；是一位杂家兼作家用一生心血凝结而成、把作文字的第一块瑰玉、第一本杂书；
不难看出，《德春闲话》实际上就是这样一部心灵之歌，作者则是一位动情的歌者，优秀的诗人。歌者的天性是纯情，诗人的天职是返乡。翻开《德春闲话》，小时候就自建图书角，你就可以想象得到那些连环画小人书里的英雄传奇给了他多少憧憬与向往。那是个理想主义时代，崇尚英雄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幼小时家运多舛，又给内心平添了多少隐忧与伤痕！他常常弥望着天上的星星，或许文学之梦就这样根深蒂固了吧，他对家乡的深深爱恋，对故土的一往情深，对父老乡亲的顶礼虔诚，对陪他走过、帮助过他的人的念怀与恩谢，对所有为家乡为都昌做出过贡献的人的真诚褒扬，都犹如高山飞瀑，一泻千里，气韵如虹，通贯全书。所有的文字文章里，都实实在在地展现了他内心的一种皈依，一种乡土的清香气息，一种深厚的文学涵养和功力。只要读一读他上卷自序《遥遥无期的文学梦》以及《教室里的歌》《我雕塑自己》《鄱湖情》《愁怀》等一系列诗作，还有许多其它类的文章——实际上大多都是精美的充满诗意的散文——就可以感知这种强烈的内心风暴与厚朴的人文情结。
现在有人说，诗歌死了。死了的原因很简单，诗歌不值钱。不像作者是从那个时代走来，那个时代，多少文学青年都梦想成为一个诗人，一位作家，一路歌吟，如行走江湖的侠客，骑着骏马仗剑天涯。那个时代的人懂得生活的质朴与惬意，并且简单到从一束稻穗一颗麦粒里就能找得到诗意与梦想。好在诗歌总是存在的，诗歌的存在，证明我们并未老去，也并未完全被物化。
《德春闲话》是一部写实写真的书，作者是一位用心至深的人。浏览全书，图文并茂，清风徐来，洋洋大观。扑面而至的皆是熟人、熟事、熟味、熟境；一下子引领着我们走进了家乡的这块热土、这道丛林，这条小河、这座湖泊，这片村庄，让我们在那如烟的过往中，追随着作家的笔触，一路走去，听他娓娓道来，重温着那如歌的岁月，激荡的青春，艰难的磨砺乃至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红楼梦》里塑造的人物有名有姓的四百多个，那是艺术的典型形象；《德春闲话》里估计也差不多甚至还不止吧，除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外，其他多是生活在家乡这片土地上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物。他（她）们与作者一起，在不同时段、不同层面、不同环境下，共同沐浴着风雨四季，见证着春华秋实，共同支撑起多重的天地人心，构建了极其丰满的情感世界，演绎了许多令人难于忘怀的真实故事和壮丽画卷……尽管他（她）们当中，有的只是匆匆过客。而作者却始终是主角，是丛林里走出来的战士，是用心在坚守的人！
《德春闲话》是一部活色生香的奋斗史、成功史，作者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奋斗者及创造者。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他仅有初中文凭，是靠自己手不释卷，勤奋努力而得来的。他二十岁刚满，就在省市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如果不是选择了从政，我想他的文学大梦后来也不至于停留在半途——或许已经早早地长久地实现了。只要读他酣畅淋漓的书卷文章，就不得不令人折服!这是何故？所谓英雄出于行伍之间也；所谓水滴石穿铁棒磨成针也，所谓才气是也。看书中的文字，那一行不是汗水，又那一行不是心血，不是激情？大到牵动全县的宏业，小到一个动作、一句言语，一个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场景、小事，都是那样真真切切，记忆深刻！为什么他说文学之梦遥遥无期，为什么又说从政之路倍觉艰辛？都是萦梦在心的期待，都是倾心相博的彻悟，都是好人一路的相帮与扶持！
《德春闲话》是一部励志鼓劲的活教材。作者实际上是在跟你讨论怎样做人又怎样做事。读这本书，感觉生动亲切，感觉地气满盈，感觉他就在跟前。尤其对于缺乏生活阅历的年轻人，这本书给你的视野打开了另一扇窗户，窗外的风景一定会带给你许多特别的惊喜和意外的收获，让你流连忘返，沉思不已。《喜看芳草萋萋，指日硕果累累》《笑谈做人》《人生是戏，但不能游戏人生》《愿学习蔚然成风》《戏说接待》《都昌永远不会忘记》《我所熟悉的历任县委书记》《我的老朋友——县长》等，都是在言人说事，实话实说，犹如春雨绵绵，点滴在心，与你对语，情景交融，栩栩如生；还有对都昌历史人物的追述与缅怀，对历史沉迹的感悟与吟诵，对重大事件的书写与解读，都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好视角，好见识。
《德春闲话》也是一部周游世界的游记，作者是一位浪迹天涯的旅者。世界这么大，想去看一看。但看风景的人不少，写风景的人却不多。作者走到那写到那，让世界融进文字，让文字融入画面，让画面永留心间，生活从此变得无穷大，变得色彩斑斓。丰富多姿……
《德春闲话》还是一部精心设计的家书，作者是一位爱心满满的“家里人”。作者的家庭无疑是幸福的。他的两个孩子都像他们的父母亲一样，都是靠自己去打拼去奋斗取得成功的。《无字天书》其实是有字有戏的，还有其它许多的文字，都涵盖了他对父母的至敬至孝，对妻子的无比深爱，对家族长幼的深情叙说，无一不流露出人子，人夫，人父、人亲的缱倦之情……
《德春闲话》更是一部别开生面，荡气回肠的好书，作者是一位激情洋溢驾驭文字的高手。她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没有枯燥乏味的陈说，没有自我溢美的张扬，更不是令人倦怠的“老干体”，而是一部心灵的独唱，一部发自肺腑、写真写实的箴言之作；她也不同于一般的纯文学作品，虽然有自己早期的文学作品，但分量占比不多，更多的是描述真实的生活与感受，流淌的是对家乡的真情与抒怀，记述的是自己人生路上的风雨颠簸与奋进历程；她也不是一般的政论、通讯，游记类书籍，即使是这样一类的文章，他也尽量用诗一般的语言，散文的手法来着墨，来镌刻。所以，在我看来，她是一座用心血浇灌的百花园，一部风物无限的人生大片，一部引人入胜不可多得的成功力作！
问德春先生下一步的打算，他沉吟良久，才一字一顿：下一步写《德春闲事》，再下一步写《德春闲情》，然后，然后就不再写啦……说完他开怀大笑，如年少般灿烂。
愿德春先生早日圆他的“德春三部曲”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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