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人对“南香山”了解吗？“南香山”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 - 今日头条()
增城人对“南香山”了解吗？“南香山”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
中自古有三个鼎足而峙的修行炼丹胜地，那就屈大圴在《广东新语》中说的，东樵，南樵，西樵。东樵是博罗的罗浮山，西樵是南海的大科山，南樵就是增城的南香山了。南香山位于增城市新塘镇北部，海拔433.2米。南香山古时候称南樵，是古代珠江口边上的一个小岛。那时，在珠江航行的船只都把它当作航行的标志，因此被人称作船桅山。南樵峰雄坡峻，林幽泉碧，清乾隆年间增城知县管一清，在舟中远望南樵山时，曾赋诗：“年来华发已飘萧，旷览名山兴尚饶。江濯芙蓉工远势，林拔螺黛露清标，浮云偃蹇空相妒，初月蝉娟自可邀。一曲娥眉横海上，南樵风致胜东樵。”故又名娥眉山。南香山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增城有句民谚：“先有百花，后有增城”。百花指的就是南樵山中建于1900多年以前东汉永平年间一座白花古寺。传说，百花古寺的开山始祖是与广州光孝寺同属一门派的远尘和尚。可是物换星移，改朝易代，南香山却经历过反反复复的兴衰，留给人们无尽的遐想。据史书记载，宋代中期是南樵山最鼎盛的时期，那时山里有丹室、寺庙、庵堂、书院等建筑。一年四季，天天晨钟暮鼓，日日香火萦绕，是个游人如织的胜地。南樵山前面是珠江水口，西面是广州府城，脚下是梅州至广州的九龙古道。交通方便，人口殷繁。山下的岭吓村，曾是宋代一个被人称之为“小广州”的万人聚居，商客如云的大集镇。而也正是由于交通方便的原因，这里又成了兵家争夺的要地。宋代末年，元兵南下，南樵山变成战场，岭吓村荡成焦土，变成废墟。从此，南樵山也香火渐微，寺庙荒圮，人烟也越来越稀少了。 “此地原名小广州，蒙兵过后鬼神愁，红羊赤马悲沧海，时听孤魂泣废丘。”村中“三贤堂”墙壁留下的诗句就是对历史的深刻写照。明代嘉靖年间，时任南京吏部尚书的湛若水休假回乡，与增城知县文章、教谕汤仁等登上南樵山，共同筹划在南樵山中莲花洞上建座莲洞书院。莲洞书院建成后，湛若水亲自在书院讲学，培养弟子；并为莲洞题上苍劲有力的“湛子洞”三个大字，由学生镌刻于石崖上。于是南樵山又名声鹊起，人气也越来越旺。然而，到了清代，很多反清的绿林汉子，又看中南樵山的地形优势，占据山上的书院庙寺为巢宇，与清兵作殊死的战斗。战火屡起，八方学子望而却步；四面香客闻之生畏。人气旺盛的南樵山，又重新香火熄灭，寺庙荒圮，人气冷清。逐渐，南樵山的名字也从名山胜地的行列中淡出，久而久之，人们连南樵山也不提了。一座修炼了近二千年的南樵山就被南香山替代了。只有山上那寺庙的残砖，书院的碎瓦，莲花座的遗址，湛子洞的手迹以及宋代探花李文溪和明代尚书霍韬的墓葬，积满着岁月的尘烟，静静地记录着历史的沧桑。21世纪初，沉寂了300多年的南香山又一次被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增城市政府把修建南香山森林公园列为一项为民办实事的重点工程。不久，一条花岗岩石阶已从山脚一步一步向上延伸，莲花石、莲花书院、湛子洞摩崖等名胜古迹又将以新的面孔与游人见面。那满山的绿树、奇花、清泉、怪石又将融入人们向往大自然的新生活中。走上南香山顶峰公明顶，朝南俯览，山下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增城工业园区的广州东部汽车产业基地里，一条条高标准的公路纵横交错，一幢幢现代化的厂房拔地而立。广州本田汽车、福耀玻璃、豪俊摩托等全国知名企业已在往日荒涼的废墟上落户，生产出来的汽车和摩托车已源源不断地驶往异国他乡。南香山，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南香山，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南香山，是今日新塘的象征。当新一轮灿烂朝阳升起时，南香山又以新的姿采屹立在广州之东嵎，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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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增城市客家居民已达30万之众，超过全市户籍人口的40%；在全市9个镇街中，均有客家人居住，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派潭、正果、小楼、荔城、增江、朱村、中新及新塘的永和、宁西等地区；在全市300个村中，纯客家村有90个，粤客杂居的有74个，合计164个，约占全市村落的55%。客家人迁入增城已经有千年历史，千多年来，客家人在增城的经济、社会等事业发展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增城史前已经有人类活动，不久前在荔城街百花林发现的古石器就是明证，但客家人迁入增城却只有短短的一千多年。据新编《增城县志·人口卷》记载，较早迁入增城的客家人是北宋进士古成之的祖父古全望家族，于南汉大有七年（公元934年）从广东河源迁至福和古屋，距今约1070年。在明代，又分别有邓、郑、潘、夏、罗、朱等姓氏客家人从外地迁入增城。可见，在明代以前，已经有不少客家人迁入增城。客家人大批迁入增城，却是明末清初，这是被史学家称为客家人迁移第四次、第五次高潮期。编于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的《增城县志》记载了客家人明末清初入增的情况：自明季兵荒迭见，民田多弃不耕。入版图后，山寇仍不时窃发，垦复艰难。康熙初，伏莽渐消，爰谋生聚，时则有英德、长宁人来佃于增。对村落之残破者，葺而居之。未几，永安、龙川等县人亦悄悄至。当清丈时，山税之占业浸广，益引嘉应州属县人杂耕其间，所居成聚。而杨梅、绥福、金牛三都尤多。在这一时期，迁增的客家人有数十姓之多，来源既有江西、福建等外省的，但更多的是来自粤东、惠州及粤北等地的客家人，基本奠定了今天增城客家人分布的格局。上世纪三十年代由当时广东省建设厅编印的刊物《广东建设周报》曾刊登了一篇短文，主要是说客家有大种、小种之分，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不少社会人士特别是客籍名人群起声讨，并引起社会矛盾。据深圳大学教授张卫东等专家论证，三大语种齐集的增城客家文化，有望解决这一历史悬案，因为增城客家人的口语中有“大种孤寒”等有关“大种”的口语习惯，这种习惯是其他地方客家人没有的，这是对大小种客家人的最好解释。据广东省和香港两地客家文化专家考证，客家三大语种程乡、长宁、杨梅在增城均有，这在全国客家人聚居区是绝少的，增城客家文化特色十分明显，是研究客家文化最理想的地区。据考证，增城客家先民主要来自梅县（旧称程乡县）、新丰县（旧称长宁县）；程乡话以正果镇为代表，长宁话以派潭镇为代表；此外，在派潭个别村有一定数量杨梅话客家居民。由于三大语种齐集，互相交流，增城客家文化形成自己的特色，口语习惯与其他地方的客家人有一定区别，成为研究客家文化的宝库。千年来，增城客家文化在保持原来的特色中，由于三大语种交流和与粤语交流，特色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民居、山歌、狮舞等。增城客家民居由于与粤语居民交往较多，建筑有自己的特色，如目前广东唯一的七进祠堂等；增城客家山歌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过山拉，这种客家山歌是其他客家地方没有的；而增城客家的猫头狮，又有别与其他客家地区的客家狮。这些特色客家文化，使增城客家文化引起了不少专家的重视，连韩国、日本及香港、台湾的专家也十分感兴趣，专程到我市考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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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增城县志》记载，客家人迁入增城时所居的村庄有三种情况：第一是原为广府人居住，广府人迁往他处之后，客家人直接或经修葺后居住，如康熙二十五年县志所载庆福都的径下、陂下、百花林“今英德人居”；嘉庆二十五年（1820）县志所载庆福都林田泮“今为客民葺居”；第二是与广府人杂居，如康熙二十五年县志所载合兰上都钟岗“有英宁人插居”；乾隆十九年（1754）县志所载金牛都马料“今多客户”；绥福都古朗“客户杂居”；嘉庆二十五年县志所载金牛都“大步口（即大塘）、流杯、勒竹、马料，以上四村客民杂处”等； 第三是客家人直接开基建村，这种情况占绝大多数。嘉庆二十五年县志所载的85个客家村有80个是独立开基的村庄。编于乾隆十九年的县志卷三有《品族•客民》一节，记载了客家人于明末清初入增的情况：“自明季兵荒迭起，民田多弃而不耕。入版图后，山寇仍不时窃发，垦复维艰。康熙初，伏网渐消，爱谋后聚，时则有英德、长宁人来佃于增。村落之残破者，葺而居之。未几，永安、龙川等县人亦悄悄至。当清丈时，山税之占业浸广，益引嘉应州属县人杂在耕其间，所居成聚。而杨梅、绥福、金牛三都尤多。”至1991年的调查统计，全县298个村委会中，纯客家村有90个，广府与客家杂居村有74个。在客家人迁入增城的初期及以后的数百年间，广府人允许与客家人杂处、杂耕，允许他们广泛开基立业，可见广府人对客家人的宽容与友善。经田野调查发现，在广府与客家杂居的村中，大都能做到资源共享，和谐相处。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不少客家人是广府人主动请进来共同开发的。例如：现今的合益行政村，是上世纪50年代由八益村（八益——八姓：李、莫、郑、曾、袁、林、朱、伍）与合口村（魏姓）合并而成。下有17个自然村，人口2100多人。村中李、莫两姓为广府人，其余姓氏是客家人。广府李氏，现住沙岩自然村。客家一方，郑氏最先到合益，是应李氏之请进来的。据各姓老人说，当年李、莫两姓先祖在合益开基时，这里山多人少管不过来，李氏先祖就从小楼镇乌石田（客家人住地）把郑氏“请来管山，又给了他们一些山。”老人们说：“郑姓连放马桶的地方都是李姓给的。”据老人们说，客家人中第二个到的是林姓，其他的客家人又是在林姓之后陆续来到合益的。历史上村中经济实力最强的是李、莫两姓。自从客家人来后，广府、客家两族群的关系历来不错，大家都会说对方的语言。村里李、莫两姓广府人，到客家邻居的福和镇（当地谚语“福和条水客家多”）赶集，都讲客家话。老人们说：“李姓与郑姓之间像兄弟一样，凡有红白喜事都互相请，每户请一个人，世代相好，现在也这样。”“各姓之间没听说发生过械斗，连争田水的事也没有。大家很团结，就是打山猪也不分彼此，二百多斤的大山猪见者有份。办学校也是大家合起来办的。”广府、客家两族群之间不仅在村中和谐共处，与外村也关系良好，个人之间的交往也是融洽的。 　　有的广府村还主动把资源让给客家人。例如：荔城街棠村广府王姓，有2000多人，一直流传着他们与正果客家王姓的先祖是同宗兄弟的传说，因此他们对客家人也情有独钟，离该村西边一公里多的鹤冚有个客家村，500多人，田地较少。上世纪60年代，鹤冚划入棠村大队，棠村的干部考虑到他们人多田少，生活困难，就主动无偿给鹤冚几百亩山地。后来，鹤冚划入另一大队，山地仍留给鹤冚，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农忙时，棠村人到鹤冚耕种，鹤冚人会主动送上茶水，休息时与他们一起闲聊、扯家常。
二、广府客家宗亲、兄弟相待，甚至同在一个祠堂祭祖 　　在增城有族谱可查、广府与客家有血缘关系的不少。如中新镇田美广府黄姓开居祖黄日新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从梅州迁至田美开居，与新塘镇荔枝园客家黄姓开居祖黄相粥同宗同源，原是客家人。但田美黄姓七代单传，到第八没有男丁，只好到广州交区抱一广府男孩来抚养，长大后娶一广府女子成家，从此成为广府人。至今，田美的鱼塘仍是半月形鱼塘，田美黄姓把荔枝园黄姓视为宗亲。新塘宁西百湖庄客家园姓与派潭莲塘径广府罗姓上溯40多代，至21世祖是同宗，世代以宗亲相待。小楼腊圃村广府赖姓开居祖赖天齐与河源市一客家村落的开居祖赖天与本是亲兄弟，这个客家村明朝时有一位进士赖鹏清曾专程到腊圃祭祖并留下诗句，至今记载在腊圃的赖氏族谱之中。该村香火厅前的大鱼塘也是半月形的。正果合水店黄沙凼客家黎姓是明正德年间（1510年后）从荔城夏街广府黎姓迁出开基的。这些同宗同源关系，使广府人与客家人之间多了几分亲切感，素以兄弟宗亲相待。上文提到的荔城棠村广府王姓素来把正果客家王姓看作宗亲，按宗亲关系礼尚往来。建国前，每隔四、五年，春节期间，棠村麒麟队都到20公里外的正果客家王姓村庄拜年；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一两年去一次。棠村有庆典，也请正果客家王姓参加宴饮。2007年棠村举行牌楼与村道落成典礼，邀请了正果与小楼等地10个行政村的客家王姓参加庆典，近10个客家狮子队前来助兴。更典型的是福和镇高车村的广府赵和客家赵，世代都流传着家赵的先祖到高车的传说：清康熙年间，荷岭的赵氏十一世祖赵登云到紫金请风水先生，巧遇风水先生的客家赵先祖赵炳先（一说是在广州考试时认识的）。两人一叙家谱，发现在赵匡胤时代两家本是兄弟：赵匡胤（宋太祖）是长房；炳先公属二房，即赵匡义（宋太宗）后裔；登云公属三房，即赵匡美（魏王）后裔。登云诚邀炳先移居增城，炳先欣然允诺，即随登云入增。他们相中了高车的风水，两个祖公就选定高车，各自建祠开基。因此，现在村里既有广府赵的“登云赵宗祠”，也有客家赵的“炳先赵宗祠”。广府赵因历史的积累，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一直处于强势；经济上，广府赵既务农又经商，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解放前高车就有“小广州”之称。与广府赵相比，客家赵就势弱许多，客家赵没有能力经商，田地又少，主要是向广府赵租田耕种，成为广府赵的雇工。但由于两个赵氏历来就认同祖上是亲兄弟，在“兄弟”的理念下，广府赵总是善待客家赵：如遇荒年，客家赵有交不上租钱的，广府赵一方则减免租谷；由广府赵出钱办的学堂也向客家赵的男女学童敞开大门；如若家境贫穷，客家子弟可以免费入学（外姓子弟却要交够钱）；客家子弟有读书好的，也能按学历从广府赵氏祠堂领到“花红”……。如果广府赵与外村因争田水发生械斗，有尚武习俗的客家赵氏男丁们会勇于相助，“冲锋陷阵”。由于是同宗，过去两个赵氏之间不通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才有通婚的。自建村以来，已共同经历了280多年的风风雨雨，一直以兄弟相看待。
与高车自然村强势广府赵姓关照弱势客家赵兴的情况相反，正果镇的岳村旧刘村却是强势客家刘姓关照弱势广府刘姓，岳村旧刘村。是岳村村委会治下的一个自然村，村民300多人，也是个广府与客家杂居的村子，人口几乎各占一半。广府刘姓先到这里，客家刘姓后到，是广府刘请来的，时间在清咸丰年间。据老人介绍：“最先来的本地刘姓先祖是从本县石滩镇麻车村来的，这里的地皮和山都是本地刘姓的，但先祖当时没什么钱，到这里打长工，搭了茅寮居住。咸丰四年发大水，房子被洪水浸塌，生活困难，就请了正果灯芯冚的客家刘姓兄弟来建村场。客家《刘氏族谱》记载，刘润章自博邑来增城金牛都马料约，土名灯芯冚立业。族谱中的刘润章之后的第三代是刘华芳：”“华芳公……咸丰二年曾与再从兄华都开开基于枚都钟岳约，土名岳村”。刘华芳“讳荣光，字华芳，号瑞堂……蒙天庇佑，家道丰盈，矜孤恤寡，敬老怜贫，隆师重道……”，刘华芳不仅有钱，而且有势。他的孙子刘璇燊是个有才干的官人，历阳朔、灌阳等且知县，养利州（在广西）知州，有吏才，所至卓著循声。有钱有势的客家刘姓被请进村之后不负众望，咸丰八年（1858）就建成了坐北面南的“大夫第”（这是一座较典型的居住祠合一的客家围龙屋：前有月池、禾坪，三进，以三堂为中线，左右两旁各有两排横屋，整座建筑后是一弧形围龙屋。据老人介绍，村场建好后，双方议定各占一半，并由抽签决定谁占中线的哪一边。结果，本地抽中左边，客家抽中右边。这样的居住格局维持到现在。两个刘氏共用“大夫第“中轴线上的祠堂，共同供奉着同一块第”中轴线上的祠堂，共同供奉着同一块“彭城刘氏堂上历代始高曾祖考妣尊神位”牌。至光绪八年（1882），即建成“大夫第”二十四年后，客家刘又在“大夫第”旁边建造起可供两个刘氏的子弟读书的私塾“瑞堂家墪”。以刘华芳的号“瑞堂”命名。族谱记载刘华芳，“家有田产数千亩，赁耕者随年丰欠增损租值 ，不稍强索。临终，举积年债券悉焚之，弃债至二万余金。”刘华芳70岁临终前，把多达“二万余金”的债券付之一炬。由于刘华芳“睦族和乡，矜孤恤寡”，该村世代相好，共存共荣。这是广府刘与客家刘共存共荣的最佳事例。
三、礼义至上，畲汉情深 　　无论是广府村还是客家村，都流传着珍惜情谊，礼义至上的佳话。小楼竹坑行政村，有张、王、郑、梁、黄、蔡、骆七个姓氏，老一辈曾提出“四唔好”（四不能）的要求：“大房唔好欺负小房，人多唔好欺负人少，本地人唔好欺负外地人，大村唔好欺负小村。”至今，这“四唔好”成了人人遵守的乡规民约；该村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凡发生过争执的双方，在大年初一这一天相见时，双方一定要抱拳互贺新年，理亏的一方要先开口说吉利话。据说，谁不遵守就会灾难降临。小楼江坳行政村仙桂自然村约1000人，有何、王、邱、夏四姓，其中何、王、邱三姓共在一个祠堂内三个不同的神主牌前祭祖。建祠时，各姓祖先曾“拗过铜钱，呷过鸭血，斩过杆扫”，发誓：“奈姓欺负人就不吉利”。日军入侵时旧祠被日军烧毁，抗战胜利后重建仍是三姓共祠，前几年何姓才在村头独立建祠，旧的神主牌依旧保留。荔城棠厦村潘姓人口最多，在村中有如老大哥，呵护着各姓，各姓之间互通婚姻。潘姓与梁姓的先祖曾对天发誓：“彼此对亲的，百子千孙；呵（欺负）人嘅，就哥魔绝代（断子绝孙）。”这些遗训与誓言，世代相传，很具约束力。 　　在广府村，由精英人物的引导而订立乡规民约讲究礼义的村落也不少。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明代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增城沙堤乡约》。明代嘉靖中期，沙贝，又名沙堤，处于增城西南部，当时大约只有250户，1000多人，村内有湛、伍、温、黄、何、区、姚、熊等十多个姓氏，仅靠传统的宗族制度难于管理。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净化乡风民德，从南京兵部尚书致仕回乡的湛若水和岳州（今湖南岳阳）通判（副知州）致仕回乡的五克刚便发起制定《沙堤乡约》。经村中各宗族代表反复商议成文。《沙堤乡约》由“尚礼义、恤患难、立臧否、行保甲、躬巡省”五个部分组成。“尚礼义”，主张“父子相亲，兄弟相友，长幼相爱，夫妻相敬，朋友相信，有恩相亲，有礼相接”，“凡坐，不可分上户下户，率以齿为序（不可论财富官职，而以年龄为序）”等等。 　　礼义至上。最感人的是延续四百多年的畲汉情深史话。畲族村民不论给小孩起名字或选址建房都喜欢请客家堪舆师帮忙。更值得称道的是，畲族村与广府夏街村黎姓有着400多年感人的交往历史与兄弟般的情谊关系。据宣统《增城县志》及夏街村委会与增城市作家协会合编的《夏街》一书所载，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朝廷授黎邦宁为“抚瑶官”，管辖增、龙、博三县瑶民。邦宁去世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诰授梦吉袭抚瑶官之职，并令世袭。清顺治七年（1650）朝廷颁发“增、龙、博抚瑶官”铜印一枚。致光绪乙未年（1895）修黎氏族谱时，抚瑶官世袭有代十任。清末民初，改为黎世族尊、缙绅、有才德者担任。据传说，夏街十六世孙黎邦宁与宗弟梦吉在县城东门开设有颇具规模的中药店，是好客之人。瑶民趁圩多在他们的药店出入，邦宁兄弟必茶烟敬奉，交往日深，感情愈笃。一次，因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瑶民无法回家，邦宁兄弟殷切留宿，并以丰盛晚餐款待。得知有一位是增城瑶民的族长，另有一位是博罗瑶民的族长之子。更是高兴，嘱咐多多来往。次年正月十五，瑶民由族长领头，一行十多人带着山珍野味、野生药材到药店拜年以回报留宿款待之恩。时值元宵灯庆，正好轮到邦宁任主理，即留下瑶民参加灯庆，与村中男丁一起饮宴。晚上，族长由邦宁陪伴，到药店住宿，年轻人到村中书房过夜，由梦吉陪伴。书房摆满了书卷，瑶民很是喜欢，梦吉教他们读《三字经》，几天时间，已有人能背诵，临别时，邦宁送给他们书籍文具，嘱他们勤奋学习。族长领着瑶民参拜黎氏宗祠，结下兄弟般的的深厚情谊。此后，凡遇见汉人欺负瑶民，夏街黎姓都出头干预，瑶民视夏街黎姓为恩人。畲族村与夏街村世代保持友好关系，文革期间曾中断过几年，但很快恢复。春节互相拜年。畲族村给夏街送山珍、特产。夏街村常从经济上支持畲族村，上世纪80年代曾送电视机，90年代曾无偿划拨100平方宅基地给畲族村建两层楼房，供村委出人荔城之用。夏街村委春节到畲族村慰问，多有红包给老人或困难户。
总体看来，在增城历史上，不管是广府、客家、畲族三者之间，或是各自内部都是以和睦相处为主线，使增城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不断发展。把增城市统计局公布数字，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在日零时，全市常住人口突破百万，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84.6675万要相比，10年共增加19.0056万人。人口的增加主要是外来人口的增加。据2005年统计，全县外来人口为239829，其中外来人口最多的新塘镇有167000。从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增城常驻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和谐互动，极大地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从2003年起，“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连续9年稳居广东首位，2010年全国排名第9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面貌大大改观。全市人民的自豪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地区综合竞争力跃上新台阶；成功升级国家级开发区，产业转型取得新突破；借力广州举办亚运会，人居环境展现新面貌；民生福利实现新发展。经过国际有关组织的考评，增城先后荣获联合国“世界和谐城市提名奖”和“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和谐城市”、“中国全面小康十大示范市”等称号，最近，又被评为“中国低碳旅游示范区”，世界旅游日全球主会场庆典暨中国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开幕式在增城举行。
一、历届《增城县志》对客家居民点的记载 在增城现存的史籍中，最早记载客家居民点的是编于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的《增城县志》，其卷一《舆地》记载了一些村落为英德人或英宁人（英德、长宁人）所居，这些村落便是客家人居住的村落。摘录如下：庆福都 在县西附城五里。编户四图，统村二十有六：径下，今英德人居；陂下，今英德人居；百花林，今英德人居。金牛都 在增江之东，自陆村至老虎滩界，去县六十里。编户四图，统村三十有六：新围，英德人筑而居之。合兰上都 在县南二十里。编户十图，统村四十有四：钟冈，有英宁人插居。按族谱查考，康熙二十五年前到增城的客家人，已远远超过县志的上述记载。编于乾隆十九年（1754）的《增城县志》卷三有《品族。客民》一节，记载了客家人于明末清初迁入增城的情况：“自明季兵荒迭见，民田多弃而不耕。入版图后，山寇仍不时窃发，垦复维艰。康熙初，伏莽渐消，爰谋生聚，时则有英德长宁人来佃于增。村落之残破者葺而居之。未几，永安、龙川等县人亦悄悄至。当清丈时，善税之占业者浸广，益引嘉应州属人杂耕其间，所居成聚。而杨梅（今派潭）、绥福（今福和）、金牛都尤多。”“各都客民占居之地，旧志载有百花林、径下等十余村。自后错处峪峒间，或十余户，或数十户，建约筑围，不下百余所。”该志《区宇·里廛》记载了客家人居住的村落：
庆福都 旧统村二十有六：百花林，客户；径下，客户；柯岭，客户；峪尾，客户。今增村一：茶山，客户。（笔者注：客户，古代指佃户。《晋书.王恂传》：“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也指非土著的住户。《新唐书食货志》二：“此州若增客户，彼郡必减居人。” 增城的客户则指入增插居的客家人，古今对照可知：凡注明“客户”的村落，均为客家村。）金牛都 旧统村三十有六：马料，今多客户；新围，客户；迎梅，客户。今增村四：------大寺坑，客户。崇贤都 旧统村十有九------今增村十五：------山口，客户；九兴，客户；周田头，客户；大坑，客户；西坑，客户；丫髻山，客户；新宁，客户。 杨梅都 旧统村三十有四：祭下，客户。今增村八：------铜壶岭，客户；百丈，客户；车峒，客户；玉枕拖罗，客户；蕉坑，客户；梅峪，客户。 绥宁都 旧统村二十有二------今增村九：------罗峒，客户；兜谷岭，客户；朱盆园，客户。 清湖都 旧统村三十有九------熊罴岭，客户。今增村六：------庄子，客户；列石径，客户；白楼，客户。合兰上都 旧统村四十有五------钟冈，客户。------今增村七：- ----- 清塘，客户。云母都 旧统村二十有九------乌峒沙厂，客户杂居------今增村七------长兴围，客户；细山，客户；罗塘，客户。绥福都 旧统村四十有五------罗布峒，客户；白木，客户杂居；古朗，客户杂居；郁峒，客户；朱冈，客户。今增村十四------翟田，客户；九龙围，客户；麦村，客户；发昌，客户；隔山，客户；梅园，客户；永安，客户；苍子，客户；大涵，客户。据统计，上述所列的客家村落（含粤客杂居村）有71个，占全县366个村落的19.4%强。这些村落全都注明“客户”二字。“客户”、“客民”是当时官方对客家人的称谓。
编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增城县志》所记载的客家村落又有所增加：庆福都 统村二十七------林田泮，今为客民葺居；------附客户：百花林、曽隆、浸木凼、鸡怎岭、曽村、罗塘（如百花林）、曽田头（入增隆）、鸡母笼 （附上都新村）、菱塘、茶山、陂下（如柯岭）杨溪（入庵前）。金牛都 统村四十八------大步口（即大塘）、流杯、勒竹、马料，以上四村客民杂处。------附客户：迎梅、银场、埔峒、平安、马鼻岭、大寺坑。崇贤都 统村四十三------附客户：周田头、大坑、西坑、丫髻山、新宁围、九兴山口。杨梅都 统村三十四------附客户：高滩、双头、学地、铜壶岭、百丈、石龙头、大埔、小径、玉枕、蕉坑、梅文峒、拖罗、田尾、榄树下、戴贝、大峪、祭下、龙圳、大田围、三丫车、水贝。绥宁都 统村四十六------附客户：罗峒、兜谷岭、朱盆园。清湖都 统村四十二------附客户：熊罴岭、白楼、庄子（今分为上中南北等约）、厅下、隔山、宋家庄、窝园、大田、翟峒、径贝。合兰上都 统村四十八------附客户：郑村约、清塘约。云母都 统村二十九------附客户：墩冈、西井、凤岭、深陂、长兴围、细山、罗塘。绥福都 统村五十九------附客户：罗布峒、白木、古朗、郁峒、翟田、九龙围、麦村、竹山、发昌、隔山、梅园、永安、苍子、大涵。 据上述统计，全县376个村落，客家村（含粤客杂居）有86个，占22.8%。当然，这肯定是不够全面的，散落在偏僻山区的客家村落，官方是难以统计的。
由于来源广泛，客家人从原居住地带来了丰富的文化与习俗，可为专家们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同时也是当地很好的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例如，在建筑方面，就有不同的风格。例如：中新冈埔的围龙屋，据张卫东、刘丽川教授的考察，与梅县的围龙屋是完全相同的，可惜已非常残破，急待修葺保护。此外，各镇的客家村都有不同的建筑风格，正果洋有四角楼，村的四个角有炮眼，寓居住防卫于一体。竹坑在围村的东头建有八角楼，从八个角度护卫全村。银场高排村在村前建有围墙，两端有“斗方门”，锁上门，全村严严实实，也是寓居住防卫于一体。有的村有后龙山和半月形鱼塘，有的沿河溪而建，只有后龙山，没有鱼塘。还有的是茶壶耳屋（或叫锅耳屋，但锅耳较小，与本地村典型的锅耳屋有别）。祖祠（阿公棚）有两进也有三进、七进的。坳头陈姓与竹坑张姓祖祠，在神台后面还有一小门，说是留后路、留后代，实际上可能也与防卫有关。冈埔是从坳头分出去的，原从紫金迁来，但冈埔村保留了梅县围龙屋的形式，而老屋坳头村则是珠三角地区的长方形围屋，据说与风水（地理环境）有关。冈埔的围龙屋是半月形的，与村前的半月形鱼塘以及较远处的半圆形的山脉，刚好形成小圆形和大圆形；而坳头的村前，是长方形的龙山，加上村民植树造林的巧妙安排，看上去就像是舞动的龙，这真是一种巧妙的艺术造型，充分反映出客家人的建筑智慧。派潭石屋的建筑就更加气派而富有特色，全村青砖到栋，祖祠是七进的，村民的住地由祖祠两侧向左右延申，预示着不断发展，村头还有炮楼护卫，据说已采取有效措施修整保护。 增城的客家山歌丰富多彩。山歌就有四句板与五句板之分，有过山拉、松口调、圣公调还有采茶调、黄牛歌等等，其中竹板山歌与闽西竹板山歌的曲调和形式几乎一模一样。还有对联、谚语、童谣、迷语等等，既有客家人的共同特点，也有地方特色，是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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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贡献突出这是客家人的共同特点，增城客家在这方面毫不逊色，具有多方面的突出表现： 1、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客家人刚到增城时，是“村落之残破者，葺而居之”。但不久，已“占业渐广”、“所居成聚”。客家人在荒无人烟、虎狼出没的地方披荆斩棘，建祖祠、建围村、开梯田、架桥铺路、经营圩镇。看看那些排列有序的客家古村落；看看福和、派潭、小楼、正果等山区用石头垒砌起来的一级一级由山下直到半山坡的梯田，看看那些蜿蜒曲折的山间石板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年的客家人开山劈岭比起二十世纪60年代的大寨人营造大寨田，不知要艰苦多少倍。客家人硬是用锄头镰斧把增城最边远的山区开辟成美好家园，在增城的建设史上功不可没。 增城的客家人中，流传着“人怕失志，树怕剥皮”、“人穷志不穷”、“勤起三朝当一工”、“男人百艺好随身”等民谚。除勤耕苦种之外，打铁、补锅、泥水木匠、竹篾手艺、理发裁缝等，什么都干，人尽其才。还有的靠读书求出路。通过刻苦读书，学有所成的人不在少数。
赖际熙（），字焕文，增江街湖塘埔村人。他就是自强不息、学有所成的典型例子。其租父锦儒早逝，祖母梁世29岁守寡，靠打柴卖菜抚养三孤儿。其父亲圣扬66岁去世，生五子，际熙最小，为圣扬侧室何氏所生。何氏29岁守寡，子女俱幼，率之与梁氏同居室，自饮食起居以至沐浴便溺，全力关照梁氏。夏则扶至树阴纳凉，冬则扶至墙角晒太阳，自己则纺织于旁，以顺承色笑。此时际熙刚入私塾，何氏日必亲送至塾，夜则灯下陪读，有空就泣述先人言行及身世艰虞事，以策励际熙。所以际熙发奋读书，于光绪二十九年，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任国史馆纂修，晋升为总编。辛亥**后，移居香港，谢绝国事，专心从事教育与国学研究。民国二年任香港大学教授兼首任中文系主任。民国十年创办香港崇正总会，连兼一、二、三届会长。民国十二年创设学海书楼。编著有宣统三年《增城县志》、《清史大臣传》、《赤溪县志》以及客家学的奠基著作《崇正同人系谱》等。特别是在传承客家文化方面，贡献更为突出。他是罗香林的前辈，所编著的《崇正同人系谱》，比罗香林1933年出版的《客家学导论》早8年，比1950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早25年。其内容涉及到客家源流、语言、人物等各个方面，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黄轶球（），小楼二龙欧福田村人。父亲是位爱国华侨，从小受父亲的熏陶。1922年从马来亚回国读书，刻苦学习，在广东国民大学毕业后，赴瑞士留学，后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班攻读。“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回国，在广东国民大学任教授。从教五十多年，历任广东国民大学文学院院长、省立文理学院教授、法商学院与法学院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副主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副主任等职。懂英语、法语，著作有《金云翘传》、《宫怨吟曲》、《最新欧洲文艺思潮》、《越南汉诗发展的渊源与成就》、《试论屈山翁及其创作》等，在中国古典文学、东西方文学、比较文学、越南文学等多方面都有很高的造
郑中均（），郑景贵，20岁时应伯父（郑景贵孙）的要求协理香港企业而停学，任广海记物业公司司库，后升为总经理，伯父去世时立下遗嘱让他担任广海记永远经理。抗战胜利后与友人合股经营新的士车行和华昌隆士多公司等企业。40年代后期，任旅广增城商会会长及香港中华总尚会委员。热心公益事业，曾连任香港北角街坊福利会理事长20年，任内建成一幢六层楼会址。60年代迁居，仍任永远会长。又被推选为各区街坊联合总会副主席、南华体育会永远名誉会长。50年代任香港儿童安置所三届主席、两届会长专门从事收养、教育流浪儿童的工作，因此而多次获得奖牌、奖状。1949年后，发起建立旅港增城同乡会，因热心捐资出力而德高望重，至1972年，17次换届而长期被选为理事会成员、先后任三届理事长。1972至75年，任同乡会有限公司副会长，后被推举为永远荣誉会长。1963年创办政府津贴学校，为增城子弟提供学习场所，被任为校董会主席。该校扩展至18个教学班，1500多人。中钧去世后，其夫人郑黄月芳及后代，继承中钧遗志，捐资给家乡。在荔城建成郑中钧中学，1990年落成。
3、勇于为正义事业牺牲 郭继枚（），福和官塘村人，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务边埠，1910年夏，加入同盟会。1911年初，结婚仅三天即回国参加广州起义，奋勇争先，在双门底（今北京路）只身炸毙八名清兵后，不幸中弹牺牲。成为闻名中外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郑贵章（），原籍荔城五星村人，出生于马来西亚。中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1934年，毅然与李东林等人回增城从事抗R日救亡运动。后成为第七区（福和）民众**自卫团骨干，1938年10月任福和民众抗R日游击队常备队队长，11月参加乌石尾坳狙击战，击毙日军10多人，使民气大振。39年春，游击队改编为六十六军随军杀敌十一中队，贵章仍任常备队长。在大鱼头山战役中，他手执左轮枪、挂着望远镜，沉着指挥，多次击退敌人进攻。不幸中弹，牺牲后，仍背靠大树，神色凛然，年仅28岁，被称誉为枪弹打不倒的英雄。 还有、张冠雄、钟西容、萧光星、钟若潮、刘华等，在增城的土地上为保卫祖国和维护正义而牺牲的客家人，难以枚举。
后，历任石油工业部抚顺第一建筑安装公司经理、石油工业部第一工程局局长。1960年参加松辽会战。1962年任石油基建司副司长、司长。1966年任四川气田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
粤客杂居，异姓同村，和谐相处粤客杂居，在增城历来就有，而且很普遍。如乾隆志所载绥福都的白木、古朗就是“客户杂居”；嘉庆志所载金牛都的“大步口（即大塘）、流杯、勒竹、马料，以上四村，客民杂处。”据增城地方志办公室1991年的调查，全县298个村委会，其中纯客家村90个，粤客杂居村74个。不管是粤客杂居村内部或纯客家村与纯粤语村之间，数百年来基本和睦相处。例如中新（原福和）合益村委会，18个自然村，有郑、伍、曾、袁、朱、李、魏、林等姓，客家人居多数，广府人多与客家通婚，并用客家话交流。荔乡诗社李焕章社长是广府人，但两个弟弟娶客家人为妻，两个妹妹嫁给客家人，兄妹聚会有时用客家话交流，有时用白话交流，其乐融融。与高车自然村强势广府赵姓关照弱势客家赵兴的情况相反，正果镇的岳村旧刘村却是强势客家刘姓关照弱势广府刘姓，有权有势的客家长老刘华芳70岁临终前，把多达“二万余金”的债券付之一炬，免除弱势广府刘的债务，由于刘华芳“睦族和乡，矜孤恤寡”，该村世代相好，共存共荣。这是广府刘与客家刘共存共荣的最佳事例。粤客同宗同源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如粤语黄姓与客家黄姓，粤语罗姓与客家罗姓，粤语赵姓与客家赵姓，都有同宗同源的关系。如黄日新家族于南宋绍兴二年（1229）从梅州迁至福和田美开居，其远祖与永和荔枝园来自嘉应州的黄姓同宗同源，本是客家人。但田美黄姓因七代单传，到第八代没有男丁，只好到广州郊区抱一广府黄姓男孩来抚养，长大后娶一广府女子为妻，以后就转为说粤语，变成了广府人。至今，田美村的鱼塘仍是客家的半月形鱼塘。宁西百湖庄客家罗姓与派潭莲塘径的广府罗姓上溯40多代至21世祖是同宗。荔城棠村本地王姓开居始祖王泰原为客家先民，该村居民遵照祖先遗训,50年代土改前,每年年初一在祠堂大厅挂凉帽（后遗失），追溯起来与正果客家王姓在唐朝以前有同宗关系，彼此以宗亲相来往。客家王姓族谱编委请棠村干部座谈。棠村最近牌楼村道落成典礼，请正果王姓各村委成员参加庆典。大冚村委带领狮队数十人前往庆贺。中新高车本地赵姓与客家赵姓在赵匡胤时代本是兄弟，这种同宗同源的情况，使客家人与本地人又多了一层密切关系。以高车村为例，在康熙年间，居住在中新何佛岭的本地赵先祖到紫金请地理先生，认识了堪舆家客家赵的先祖炳先，两人追根溯源知道是兄弟，于是同在高车建祖祠，分别从何佛岭和紫金两地迁入开居。三百多年来和谐相处。本地赵比较富裕，客家赵比较穷，本地赵对客家赵像兄弟般呵护。村里建有何岭小学，家穷的免交学费，客家赵得益者居多；与外姓发生矛盾时，要维护村中利益，客家赵劳力充足，习武成风，勇猛剽悍，出力者居多。新中国成立后，该村客家广府互通婚姻，关系更为密切，习俗日渐融合，客家人多用粤语与广府人交流，广府人也能说上几句客家话；逢年过节，家里既有客家菜肴和果品，也有本地菜肴和果品，平添不少乐趣。 在纯客家村里头，异姓同村的情况很普遍。按1991年的摸查，在90个纯客家村委会中，一姓一村的只有：荔城镇（今划归增江街）西瓜岭村（马姓，466户）、五一村（何姓，385户）、宁西镇（今属新塘）斯庄（林姓，98户），正果镇黄屋村（黄姓，166户）、蒙花埔（高姓，73户）、大笼村（王姓，175户）、白面石（王姓，75户），共七个村委会，大都是两姓或三姓同住一个小小的村子。以增江街三联行政村为例，隔田有张罗两姓，董屋有董徐两姓，郑村有吴曾两姓，凼塘有林钟吴三姓。小楼竹坑村委会，同在一条山沟沟里，实是一个大自然村，有六个姓，其中张姓与王姓的祖宗当时是表亲关系，两姓祖祠并排而建，共同拥有后龙山和风水鱼塘，三百多年来六姓和谐相处。江坳村委会的仙桂村，有何王邱夏四姓，其中何王邱三姓还共用一个祠堂祭祖，原因是开居时各姓经济困难，只好合资共建。到日军侵入增城时，改祠被烧毁，抗战胜利后重建，还是资金不足，仍然合建。他们的祖先曾“拗过铜钱，呷过鸭血，斩过秆扫，奈姓欺负人，就不吉利”,数百年来亲如兄弟，直至前几年何姓才在村边另建祖祠。这种异姓同村的情况与深圳龙岗一姓占大村或一姓几村，成街成片的情况大不相同。客家地区，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客家古村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深圳龙岗客家围堡由于深圳客家文化研究专家的推荐，有的已列入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当地已成为旅游胜地。增城的客家围村，地处山区，山清水秀，具有很高的文化旅游开发价值。张、刘两位教授在坳头、冈埔、竹坑考察时，对当地的自然风光赞叹不已，他们说应该向深圳龙岗学习，开发旅游业，吸引广州的游客来旅游度假。古老的村落应修缮保护，作为参观点。他们认为，新建房屋不应破坏原有祖祠村落的建筑和风水；新建筑应保留客家的建筑风格，不要盲目追求洋房别墅。
由此可见古代的宗族观念也颇深，彼此对于同姓氏的宗亲的亲近度远大于外姓之人。连皇帝都是家天下，什么刘汉，李唐，朱明，何况是平民百姓。在封建社会 不同姓氏的同种语言村落也会有争端，大姓吃小姓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其封建残余亦流传至今。最近看了部电视 叫大风歌 剧中刘邦 多次说天下刘家是一家 天下必须是刘姓的 非刘姓而王者 天下共击之，不知道是史实如此，还是导演的封建残余思想。
广州市农村高中特色音乐教研—“客家山歌进课堂”现场会在增城高中
增城派潭镇邓村石屋碉楼--客家古村落
舞狮-南狮-增城樟洞坑客家雄狮队01
舞狮-南狮-增城樟洞坑客家雄狮队02
好hi精辟历史，百度的不成？
增城客家话口音丰富…有小楼，派潭…福和（部分村讲长宁话，其他镇既客家就讲程乡话，仲有派潭个别村讲杨梅话…
一、历届《增城县志》对客家居民点的记载在增城现存的史籍中，最早记载客家居民点的是编于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的《增城县志》，其卷一《舆地》记载了一些村落为英德人或英宁人（英德、长宁人）所居，这些村落便是客家人居住的村落。摘录如下：庆福都 在县西附城五里。编户四图，统村二十有六：径下，今英德人居；陂下，今英德人居；百花林，今英德人居。金牛都 在增江之东，自陆村至老虎滩界，去县六十里。编户四图，统村三十有六：新围，英德人筑而居之。合兰上都 在县南二十里。编户十图，统村四十有四：钟冈，有英宁人插居。按族谱查考，康熙二十五年前到增城的客家人，已远远超过县志的上述记载。编于乾隆十九年（1754）的《增城县志》卷三有《品族。客民》一节，记载了客家人于明末清初迁入增城的情况：“自明季兵荒迭见，民田多弃而不耕。入版图后，山寇仍不时窃发，垦复维艰。康熙初，伏莽渐消，爰谋生聚，时则有英德长宁人来佃于增。村落之残破者葺而居之。未几，永安、龙川等县人亦悄悄至。当清丈时，善税之占业者浸广，益引嘉应州属人杂耕其间，所居成聚。而杨梅（今派潭）、绥福（今福和）、金牛都尤多。”“各都客民占居之地，旧志载有百花林、径下等十余村。自后错处峪峒间，或十余户，或数十户，建约筑围，不下百余所。”接着又抱怨说：“不应使居住荒村。其继也，又不应使分别立约，遂至根深蒂固，而强兵夺主之势成。”可见当时对客家人的迁入，很是想不通。该志《区宇·里廛》记载了客家人居住的村落：庆福都 旧统村二十有六：百花林，客户；径下，客户；柯岭，客户；峪尾，客户。今增村一：茶山，客户。（笔者注：客户，古代指佃户。《晋书.王恂传》：“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也指非土著的住户。《新唐书食货志》二：“此州若增客户，彼郡必减居人。” 增城的客户则指入增插居的客家人，古今对照可知：凡注明“客户”的村落，均为客家村。）金牛都 旧统村三十有六：马料，今多客户；新围，客户；迎梅，客户。今增村四：------大寺坑，客户。崇贤都 旧统村十有九------今增村十五：------山口，客户；九兴，客户；周田头，客户；大坑，客户；西坑，客户；丫髻山，客户；新宁，客户。
杨梅都 旧统村三十有四：祭下，客户。今增村八：------铜壶岭，客户；百丈，客户；车峒，客户；玉枕拖罗，客户；蕉坑，客户；梅峪，客户。
绥宁都 旧统村二十有二------今增村九：------罗峒，客户；兜谷岭，客户；朱盆园，客户。
清湖都 旧统村三十有九------熊罴岭，客户。今增村六：------庄子，客户；列石径，客户；白楼，客户。合兰上都 旧统村四十有五------钟冈，客户。------今增村七：- -----
清塘，客户。云母都 旧统村二十有九------乌峒沙厂，客户杂居------今增村七------长兴围，客户；细山，客户；罗塘，客户。绥福都 旧统村四十有五------罗布峒，客户；白木，客户杂居；古朗，客户杂居；郁峒，客户；朱冈，客户。今增村十四------翟田，客户；九龙围，客户；麦村，客户；发昌，客户；隔山，客户；梅园，客户；永安，客户；苍子，客户；大涵，客户。据本人的统计，上述所列的客家村落（含粤客杂居村）有71个，占全县366个村落的19.4%强。这些村落全都注明“客户”二字。“客户”、“客民”是当时官方对客家人的称谓。
编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增城县志》所记载的客家村落又有所增加：庆福都 统村二十七------林田泮，今为客民葺居；------附客户：百花林、曽隆、浸木凼、鸡怎岭、曽村、罗塘（如百花林）、曽田头（入增隆）、鸡母笼 （附上都新村）、菱塘、茶山、陂下（如柯岭）杨溪（入庵前）。金牛都 统村四十八------大步口（即大塘）、流杯、勒竹、马料，以上四村客民杂处。------附客户：迎梅、银场、埔峒、平安、马鼻岭、大寺坑。崇贤都 统村四十三------附客户：周田头、大坑、西坑、丫髻山、新宁围、九兴山口。杨梅都 统村三十四------附客户：高滩、双头、学地、铜壶岭、百丈、石龙头、大埔、小径、玉枕、蕉坑、梅文峒、拖罗、田尾、榄树下、戴贝、大峪、祭下、龙圳、大田围、三丫车、水贝。绥宁都 统村四十六------附客户：罗峒、兜谷岭、朱盆园。清湖都 统村四十二------附客户：熊罴岭、白楼、庄子（今分为上中南北等约）、厅下、隔山、宋家庄、窝园、大田、翟峒、径贝。合兰上都 统村四十八------附客户：郑村约、清塘约。云母都
统村二十九------附客户：墩冈、西井、凤岭、深陂、长兴围、细山、罗塘。绥福都
统村五十九------附客户：罗布峒、白木、古朗、郁峒、翟田、九龙围、麦村、竹山、发昌、隔山、梅园、永安、苍子、大涵。
据上述统计，全县376个村落，客家村（含粤客杂居）有86个，占22.8%。当然，这肯定是不够全面的，散落在偏僻山区的客家村落，官方是难以统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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