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甲午之战真的只是因为武器不行吗 - 今日头条()
郭世佑：甲午之战真的只是因为武器不行吗
北洋舰队不仅缺乏速射炮，而且连普通炮弹也不足用。英人赫德既是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又是中国国情的熟知者。他在黄海之战前就曾指出：“李鸿章的舰队、要塞、枪炮和人力虽然曾经吹嘘得很厉害，但已证明都远非一般所期待的那样。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南洋舰队每一门炮只有二十五发炮弹，北洋舰队呢，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汉纳根已受命办理北洋防务催办弹药，天津兵工厂于十日前就已收到他所发的赶造子弹命令，但迄今仍一无举动！他想要凑集够打几个钟头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恐怕他永远没有到手的希望了！”［①⑧］赫德还气愤地说：“十年以来，每年都有巨款拨交海军衙门，现在应当还剩下三千六百万两，但他们却说连一个制钱也没有了，都已给太后任意支用去满足她的那些无谓糜费了！”［①⑨］且不说慈禧一伙为慈安葬礼、光绪婚礼、慈禧寿礼以及日常奢侈挥霍了国家多少银财，在慈禧不顾战事而一心想建游园和做寿的宫廷气氛下，在北洋舰队连普通炮弹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倘若要求李鸿章从制海权角度调动北洋舰队主动迎击日军，决战于茫茫海面，似乎还不十分现实。因为以办洋务而成为众矢之的的李鸿章心里早已明白：“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②⑩］若主动迎敌仍遭失败，时人仍可讥之为“喜事”或好大喜功，后世史家也不难指责他不自量力和藐视敌军，或许还可得出当以防御为佳的事后诸葛亮一类结论。即使北洋舰队在黄海之战乃至甲午战争全局获胜了，一如１８７３年和１８８４年挫败日军那样，让慈禧继续看管好奕＠①父子，继续玩她的颐和园，再准备她的７０寿庆，又能怎样呢？谁能保证下一次还能不败呢？既然是慈禧这样的丧心病狂者主宰国政，北洋将士硬打不行，不打也不行，似乎已够为难他们了，即使后者自身腐朽溃败或不堪一击，也是不足为怪的，何况他们还并非全是如此。且不说刘步蟾、邓世昌、杨用霖、张文宣等优秀指挥员是如何英勇杀敌的，即使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练生黄承勋、水手王国成等参战者的出色表现均可资以今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与宣传。有的知情者估计：“如果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药及时供应，鸭绿江之役很可能中国方面获胜，因为丁汝昌提督是有斗志的人，而他的水手们也都极有骨气。”［②①］战前，身为北洋海军总教习的琅威理“曾于深夜与其中军官猝鸣警号以试之，诸将闻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从容不迫，静镇无哗。”他那不乏针对性的结论是：“华人聪颖异常，海军虽练习未久，然于演放炮位、施放水雷等事，无不异常纯熟”，“至其海军将佐，有曾赴美肄业者，未逊欧西诸将之品学。各战舰制造亦佳，铁甲船之坚利更可与英相埒，惟闻有旧式之炮耳。彼诽毁中国海军之多所废驰者皆凭空臆说也。”［②②］类似的资料还可举出一些，是耶非耶？均有待识者认真确证之。如果说军队将士与装备的数量与质量属于战争“硬件”，那么，指挥机构的工作效率与决策水平、舰队之间——营队之间——将士之间——海陆军之间的团结合作等要素属于制约战争进程的“软件”，同样不可或缺。对于后者，清军的状况尤其糟糕。整个战争期间，清政府一直不曾组建一个统率全局的战争指挥机构，既找不出象日本亲王那样素孚众望的高级将领主持战事，也不曾制订一套海陆军协同应战方案。日本的海军与陆军密切配合，可谓“１＋１”大于２，中国则是内耗太多，“１＋１”小于２。李鸿章虽然有权调动北洋舰队，却无权指挥陆军，统率陆军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等人则又调动不了北洋舰队。日军在花园口和荣城湾大部队登陆时，就因为没有遇到北洋舰队联合岸上陆军相机阻击，如入无人之境，顺利异常。北洋舰队于敌我悬殊中蒙受灭顶之灾前，不是李鸿章没有敦促丁汝昌设法出击和突围，也不是北洋将士甘愿坐毙而毫无补救措施，证据确凿的倒是威海的陆路防守不力，尤当北洋将士如久旱望霖亟盼陆军增援时，授军又迟迟未至。诚如丁汝昌率队苦撑嗷嗷待援时所哀叹的：“当南岸未失之前，昌与张文宣等曾挑奋勇，备急事时即往毁炮。讵料守台官既不守，又不许奋勇入台。又竟以资敌，反击船岛，贻害不浅。此船岛所以不能久撑也”。［②③］不仅海陆军协同作战极差，而且南北舰队也是各人自扫门前雪，陆军各部之间又各自为战，使本来就“积弱”的国防力量在内耗中进一步削弱。战事未开，名为海军衙门会办大臣的李鸿章就承认“华船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气。万一中东有事，胜负之数，尚难逆料。是欲制服日本，则于南北洋兵船整齐训练之法，联合布置之方，尤必宜豫为之计也。”［②④］战争爆发后，清朝政策并不曾切实统筹全局，南洋、福建、广东三支南方舰队之于北洋战事如隔岸观火，拒不增援。［②⑤］陆军各营队则各有来路，各事其主。淮军宿将宋庆奉命赴鸭绿江统率诸军时，能听从调度的就只有自己身边的“毅军”各营，而“新募之伍，集不以时，其他军之征调者，相与徘徊观望，不肯出关，即关外从征之师，或瞻循依违，败不相救”［②⑥］。旅顺失陷前，清军凡３０余营，“六统领不相系属”，“诸将互观望，莫利前击敌”，“不拒险，不互援，致以北洋屏障拱手让人”，［②⑦］在日军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纵有湘军老帅刘坤一前往压阵，也是回天乏术了。难怪黄遵宪击节悲歌：“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②⑧］有的学者已充分注意到了中日双方的兵力悬殊，认为李鸿章如果及时从朝鲜退兵，便可避免战争，而李鸿章错过了退兵避战之机。窃以为，尽管在西方列强武力冲击下的清皇朝早已自身难保，而当时能知此情者实属寥寥。清朝统治者的宗藩体制与观念由来已久，李鸿章亦然。即使李鸿章能果断撤兵，不独最高统治者慈禧和光绪帝不会首肯，京师言官与政敌翁同和等人不会放过他，而且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也不会就此收兵。再说，躲过了今天，也躲不过明天。若等到日本政府的海军扩军计划全部完成再应战时，岂不更糟？何况这次参战前，国人的自我感觉还并不坏，“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②⑨］借《申报》等出版物建议李鸿章“先发制人”，“王师东渡”，“直捣东瀛”者也不乏其人。倘若李鸿章撤兵避战，惧敌误国之类骂名与盖棺定论仍然是少不了的。上文重点分析了慈禧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愚昧与腐朽，旨在说明中方战败的必然性因素与关键因素，并无为北洋大臣李鸿章个人辩护之意。把晚清重臣李鸿章同最高统治者慈禧一伙绝对分开，也不是本文所主张的。恩格斯在说明事物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之关系时曾经风趣地说过：“您作为未婚夫，会在自己和您的未婚妻身上看到同一和差异的不可分离的鲜明例证。根本无法判明，性爱的欢娱，是来自差异中的同一呢，还是来自同一中的差异？在这里，如果抛开差异（这里指的是性别）或同一（两者都属于人类），那您还剩下什么呢？”［③⑩］相对于最高统治者慈禧等人而言，李鸿章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他是一个颇识时务且不乏开拓进取精神的洋务干将，其同一性则主要表现在他只是一个同栓于中国君主专制主义与清朝末世之破船上的老官僚，就政治地位、资历及其所发挥出来的才识论，他既不是俾斯麦，也不是大久保利通或伊藤博文。他同奕欣和曾国藩一样，都不过是慈禧手中的一颗棋子。与此同时，他作为曾国藩的后继者，作为集军、工、轮、路、矿、电、学诸洋务事业于一手的汉族臣僚，经常招人耳目，屡遭非议，因而也不能没有政治后台。为了保持慈禧一班人的信任与支持，他心思不断，没有少献殷勤。例如，尽管他也曾对“宫廷近增糜费”私下表示过不满［③①］，然当他得知海军大臣奕＠①要为慈禧修颐和园以讨欢心时，他也随声附和，而且动员曾国荃、张之洞等人出资相助。北洋军费再紧，他孝敬太后的那一份还是不会少也不能少的。战事告紧，朝野百官为慈禧六十庆典进贡时，他就从口袋里掏出１０万两银子托呈之，这当然不是经常请款备战的北洋将领丁汝昌和刘步蟾所能预料的。另外，李鸿章临阵哀叹“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③②］，而他自己平时也是囿于地方集团利益，并不积极支持福州船政局和南方各舰队的发展。他的洋务实绩固然功盖同僚，但这位久居官位的洋务活动家也不乏图热闹、作官样文章的毛病，衙门气习与官僚作风颇浓。陆将出身的小同乡丁汝昌供职北洋多年后是否仍不懂海军，本文姑置不论。海军学堂出身的刘步蟾等一批优秀指挥员对丁氏不服时，李鸿章却一直不曾采取有效措施统一思想。战前，他对北洋舰队的欣赏多于忧虑。带着湘军与淮军“内战内行”的历史荣光去创建北洋舰队和指挥黄海海战，理当有些力不从心，他却察觉不到个人与历史的局限性所在。在国人带普遍性的大国心态面前，他对“小日本”的真正忧虑也不过是战前不久的事，而且还确信虽不敢与之驱逐大洋，自守制敌则毫无问题。他只知道日军强于自己，却不曾深入了解敌我双方各自的优势与劣势的具体情况。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日军的嚣张气焰与强大攻势面前，“以夷制夷”也罢，“保船制敌”也罢，都只能使侵略者得寸进尺，助长其猖狂与贪欲。凡此种种，都曾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备战与应战过程。在近代中国，大凡昧于中外局势者喜欢高喊“攘夷”；明了个中局势者却往往倾向于妥协。洋务运动的开拓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洋务理论家郭嵩焘等人属于后者。他们的政绩或见识无疑不是空喊“攘夷”者流可以望其项背，他们的人生结局却往往是悲剧性的。与其说他们成了历史的牺牲品，还不如说是缺乏理性思考的社会舆论与陈腐观念硬把他们当成了牺牲品。个中现象，弥足深思。史学工作者固然不应充当也不必充当历史的角色，但如果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思考，少一点想当然和非此即彼之类思维定势与价值判断，也许更容易清理历史的陈迹，更能理解与接近历史的真实。因为历史人物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③③］而置身于当代时空的后世史家欲期准确地理解与把握历史人物所处各种条件和各种复杂关系，适当克服时空差异，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长期以来，李鸿章的同辈人和后世史家常把甲午战败的主要责任追究于李鸿章，究其原因，一是本来就对洋务运动与北洋舰队支持甚少的同辈人却对洋务运动和北洋舰队期望过高；二是带着“大国”心理来分析这场战局，对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差距及其影响还缺乏充分的了解；三是有意无意地以另一位洋务干将左宗棠一举收复新疆之举作为参照系数，似乎勇敢与胜局总是成正比的，不是李鸿章不能取胜，而是李鸿章不敢象左宗棠那样挺身而出才坐失良机，自取其祸，乃至丧师辱国。平心而论，大敌当前，如果把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全部寄托于步履维艰的某一个洋务派官僚，或者托负给某一支孤立无援的前线军队，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不公平的。倘若期望越高，其失望也必将越多。曾国藩之于天津教案的交涉是如此，李鸿章之于甲午战争的对付也是如此。若持“大国”心理来评判战局，而看不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就与军国主义搅在一块对清皇朝腐朽统治下的中国所构成的现实威胁，那仍不过是一种于事无补的虚骄。至于左宗棠当年不顾李鸿章等人的反对，克服重重困难，一举摧毁阿古柏政权，无疑同左宗棠的一腔爱国热情与其“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正确指导方针密切相关，倘若没有左宗棠的豪举，新疆的版图将不堪设想。象左宗棠这样有功于国家和民族的爱国将领理当为世代所敬仰。不过，也应当同时注意到，若就此战的双方兵力而言，敌弱我强是无庸讳言的。俄国政府代表索思诺夫斯基一到阿古柏所占区域“就马上相信起义事业（指阿古柏乘机入侵一事——引者）已告失败，这里不过是时间问题，因为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太不相称”［③④］。中日甲午战争时的敌我力量则恰恰相反。另外，左宗棠收复新疆期间由于阿古柏倒向英国一边而冷落俄国，俄国最终不支持阿古柏，反而主动提出愿为左宗棠的军队代购５００万斤军粮。这与甲午战争期间俄、英两国最终都保持中立，坐视中国被日军打败也有所不同。再说，当年的慈禧也好、主持总理衙门的奕欣和文祥也好，都曾积极支持左宗棠收回新疆失地。相比之下，无论是北洋舰队的建设期间，还是临时备战期间，慈禧为首的最高当局麻木不仁，户部尚书兼帝师翁同和、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又掣肘北洋，这些都是左宗棠未曾碰到的。倘若天假以年，“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爱国名将左宗棠能活到甲午之战时，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局势，面对海陆军协同作战的新场面，这位湘军老帅也将难免力不从心，或“败亦英雄”，或象李鸿章那样仰天长叹，去接受言官与社会舆论的谴责，除此之外，也许别无选择了。为此，笔者不妨引用列宁说过的一段话：“人们常常援引法国人在１７９２—１７９３年所表现的英勇爱国精神和军事义勇奇迹。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③⑤］历史常把战争的痛苦与灾难尽量往战败者身上堆，同时又把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的机遇留给战败者，这大概也是历史辩证法的魅力与历史的“公正”之所在。甲午战败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和牺牲，也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振兴带来新的契机。对此，在中国任职的赫德和远在英国关注东方战争的恩格斯都不约而同地预计到了。战局未开时，赫德就已断定：“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这场纠纷，对中国来说，也许会产生某些好结果，它的陆军和海军，并没它自己所想象的实力，如果这次能够吃一回亏、学一回乖，因而造成认真的改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③⑥］开战一个月后，他仍相信“如果它这次真被日本人打败了，倒可以把进步的车轮从泥辙里振拔出来，摆脱束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反之，中国要是胜利了，也许倒会把进步推迟好几个世纪”。［③⑦］恩格斯也强调，“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③⑧］中国受到致命的打击后，“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气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③⑨］倘若将曾、左、李等人所倡导的洋务运动视作一个遵循认识论规律而不断深化的早期现代化过程，而不仅仅是看作“同光中兴”之类，不把曾、左、李的首创当专利，那么，断言甲午战败就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似不十分确切。甲午战败固然标志着洋务派官僚李鸿章个人之于洋务事业的一个失败，标志着“同光中兴”之类虚假繁荣的破灭，还不等于说就是整个洋务运动或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失败或终结。甲午战败表明中国的洋务运动还推行不力，搞得不好，却不表明洋务运动本身就不应该搞，并不意味着李鸿章等人力排众议从事洋务事业有什么错。再说，经过甲午一战，李鸿章个人之于洋务事业的失败也主要是政治的和军事的，却不完全是经济的和历史的。不说别的，至少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因甲午战败而中断，也不是基于康有为一班爱国书生的呼喊才重现生机。以学习西方为根本途径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并不曾因甲午战败而就此终结或另起炉灶，而是循着恩格斯和赫德的思路，正在继续和加强着，而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李鸿章所曾发出的种种改革呼声不再是空谷足音和曲高和寡。［④⑩］甲午战争的可悲结局不仅抖落了“同光中兴”的迷人光环，而且彻底擢穿了“东方大国”的神话。尽管仍然手持爱国专利的顽固守旧者并不由此而难堪，更不曾为之顿悟，替罪羊式的古稀老人李鸿章于举国詈骂声中倒是开始默默地反思着属于他个人的那份洋务事业，还有属于国家和民族的这场洋务运动。李鸿章的好友郭嵩焘还在出使英国之前就曾郑重提出：“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非但造船、制器专意西洋新法以治海防者之宜急求也。”［④①］如果说当年站在声名鹊起的洋务基地上踌躇满志的李鸿章一时还领会不出好友先见之明的价值与份量，那么，经此甲午败局，他倒是豁然彻悟：“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可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④②］及至目睹英国朴茨茅斯军港的“整肃”与“雄盛”，李鸿章更是眼界大开，感触良多：“余在北洋，竭尽心思，糜尽财力，俨然自成一军。由今思之，岂直小巫见大巫之比哉！”［④③］正是基于此类反思，当康有为与梁启超以后生可畏的姿态高呼从改革制度入手时，李鸿章不仅表示赞同，而且放下高官和长者的架子以“康党”自许［④④］，去充当“维新之同志”［④⑤］。他甚至私下感叹道：“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④⑥］。不意没过多久，慈禧又从个人私利出发，把一个好端端的变法图强运动毫不手软地镇压下去，将谭嗣同这样有胆有识的民族精英推上断头台，把他们当作宫廷政变的牺牲品。跚跚来迟的晚清新政也一定要等到八国联军血洗京师之后才慢慢出场，而且还迟迟下不了政治改革的决心。当我们以此作为参照系数，再回头清理甲午战败的原因时，问题的主次轻重岂不更加清楚？当中日甲午战争还不曾最后了结时，总喜欢发表个人见解的赫德忽然又改口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政治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④⑦］这个洋税务司对中国的刻划与讥嘲似乎显得有点过分，但最过分的莫过于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一伙总是象唱双簧一样，不断为赫德的讥嘲提供依据，而且每个依据都是从中华民族的血管与泪眼中挤出和掏出的！赫德似乎总是象《三国演义》中的诸葛军师那样既明又亮，总能算准，那是因为慈禧一伙总是愚味和腐朽。倘若上帝的仁慈能让赫德看到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人民历经八年抗日战争所展示的主人翁形象，赫德也该改口唱几句赞美诗了。当康梁师徒一夜之间变成钦犯而流亡他邦时，垂暮之年的李鸿章也许已看得多了，看得淡了，也看得清了，便通过驻津日本领事等人及时转告自己对后生们的慰勉之意，语重心长地嘱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④⑧］。曾经带着“千秋献策贾生推”和“要思竹帛有殊荣”的情怀而跻身宦海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李鸿章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够感动康梁师徒了。而李氏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除了基于清朝当局再失国家振兴良机而深感切肤之痛外，也许再也没有更为重要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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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áng wù pài]
洋务派是在以后、特别是在镇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壮大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当时中国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出现了主张变革的洋务派和维护传统体制的。当时洋务派在中央的主要代表是以、为代表的宗亲贵族官员，在地方是以、、、为代表的汉族官员。洋务派以“”为主要宗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起初洋务派以“”为口号，在19世纪70年代，又提出了“求富”的口号，针对当时的中国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局面，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练兵方法，建设。提出了“借法自强论”、“工商立国论”等主张，是近代中国早期具有维新变革思想的政治团体。但是，洋务派的思想主张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洋务派是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政治派别，所以带有的特性，向西方学习仅限于和等领域，对于的变革则概不涉及。并且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的统治，对西方先进的则采取排斥的态度。随着1894年的失败，洋务派发起的变革运动也最终破产。
洋务派历史沿革
1840年代，第一次以后，清朝内外交困
奕訢·爱新觉罗
。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编了《海国图志》一书。并且明确在书中阐明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訢、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为代表。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前期(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口号为“自强”，后期（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口号为“求富”。
尽管奕訢贵为当时的，并且是的主持人，而且中央以满族官员为主，但是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势力并不是他们，而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主要是因为当时以为首的的势力太强大，洋务派并不敢在中央明目张胆的进行洋务活动。总理衙门尽管是在中央的推动机构，但真正实施洋务运动的却主要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
文祥·瓜尔佳（中）
，洋务派在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后，掀起了一场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主要是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和民用工业（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同时还进行了筹划（建立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创办新式（京师同文馆）、派留学生出国等活动，它也是洋务派的主张在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的具体表现。
洋务运动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洋务派经营的这些近代企业，是在不改变封建统治为前提下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遭到了失败，攻陷北洋海军的基地威海卫，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发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拯救清王朝，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走的是一条“实业兴国”之路。但是，事实并没有象他们期望的那样发展。
洋务派产生背景
京师大学堂
顽固派对洋务派的活动也是非常不满的。洋务派之所以敢逆龙鳞而顶风推行洋务运动，不怕遭到顽固派的阻挠甚至是打击。主要是因为，经受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和国内人民起义（主要是运动和捻军）的冲击，清朝统治者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
而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镇压的过程当中认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而且在镇压的过程当中也尝到了坚船利炮的甜头。所以他们决定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企图以此来迅速的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由于他们不象顽固派那么冥顽不化，仇视一切外洋事物，而是愿意和外国人打交道，尽管目的是学习他们的军事技术。而西方人也希望清廷中能出现一批能和他们打交道的人。曾国藩等人的出现，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了落脚点，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被洋人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丝毫不敢得罪洋人，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有洋人的撑腰，而且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的确是功劳甚巨，慈禧太后保不定日后还得仰仗他们，所以并不敢对他们轻举妄动。
更重要的是，也希望早日把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且她在夺取清朝最高统治权的过程中曾得到过西方国家的支持或默许，因此并不敢轻易得罪西方国家。因此，在洋务派的活动没有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活动至少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但在中，慈禧挪用军费，以至于北洋水师无法更新新式军舰和火炮，导致其全军覆没。直接使洋务运动破产，这说明改革不能不痛不痒的改，要大刀阔斧的改。
洋务派代表人物　　中央　　：总理衙门大臣，领班。
：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
：军机大臣。地方　　，两江总督（），直隶总督（）。
，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
，湖广总督（）。
，陕甘总督（）。
，江南制造局总办、江苏巡抚、福建巡抚。
，江西巡抚。，台湾巡抚。
，两江总督。
参考资料来源：　　
洋务派主要措施
洋务派官办企业
19世纪60年代后期
，清政府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洋务派为强化地主阶级统治，有限度地采用西方生产技术而创办的近代企业。是中国人采用机器生产经营近代企业的开始。 洋务派的企业全部是官办企业。
清政府从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后，到1911年，40余年中，相继在上海、南京、福州、天津、兰州、济南、等地创建了26个制造局（亦称机器局），制造枪、炮、弹药、兵船和修配武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65）、（1866）、（1867）和湖南纺织厂（1890）大型军用企业的创办经费和常年经费都赖清政府中央的财政拨款。
1870年代以后，各省筹款建立的制造局大都是中小型的生产单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兰州机器局（1872）、（1875）、（1881）、台湾机器局（1885）、奉天制造局（1894）和北洋机器局（1904）等。军用企业的产品不
进入市场，都由清政府直接调拨给驻扎在各地的军队、炮台使用。这些企业不计算盈亏，也不进行积累，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决定于企业自身力量，而取决于清政府的财政拨款。所以，这些企业虽然运用机器生产，也集中了相当数量的雇佣工人，但从其主要方面来考虑，乃是略带若干因素的封建官营企业。
近代军用工业兴起后
，急切需要相应的燃料工业、矿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同时，军用企业的庞大支出，也非日见窘迫的清政府财政所能继续维持。所以，到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便积极转向经营、矿冶、纺织、电讯、铁路等民用企业，期望开辟新的财源。
洋务派企业从70年代到清末的40年间，洋务派通过官办、、官商合办等组织形式，经营民用工矿企业大约50余处。官办民用企业数量不多，较为重要的有煤矿、兰州织尼局、湖北织布官局、湖北等，大多成效较差。在洋务派民用企业中居重要地位，在煤矿企业中有13处，金属矿企业中有21处。近代煤矿中，如开平煤矿、江苏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矿、江西萍乡煤矿；金属矿中，如黑龙江漠河金矿、湖北大冶铁矿等都是在近代矿冶业的开发中较有成效的单位，其中尤以开平煤矿和漠河金矿成绩突出。其他如航运方面的轮船招商局、电讯方面的电报总局、纺织方面的、铁路方面的中国铁路公司，都是官督商办企业中经济效益比较显著的单位。至于合办企业在甲午战争之前有所尝试,如修建,规复在中被破坏的及筹建湖北纺纱局等，都一度采取官商合办方式，但在经营过程中，商股深感官权太重,并且在企业管理的权限和发展方针上,官商双方常常存在着尖锐矛盾，以致商股大多中途撤退。甲午战争以后，商人对官商合办企业仍很冷淡,据统计,从年，全国新设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厂矿有503家，属于官商合办的只有31家。
福州船政局
洋务派经营的民用企业，以商品生产为目的，吸收私人资本，追求利润，反映了早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这些企业的经营，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起了抵制作用。所以，与官办军用企业相比较，洋务派民用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积极意义的现象。不过洋务派推行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两种组织形式，都是把代表封建集团利益的“官”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两种社会力量糅合在一起，“官”“商”在企业的经营方针和管理方法上格格不入，极不利于的顺利发展。而官督商办制度所固有的封建性，又大大便利企业内官权的膨胀。
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些原来以商人为主要主持人的洋务派企业，如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电报局等，都先后进行了重大改组，将企业领导权过渡到封建官僚的直接掌握，反映了洋务派官僚集团对近代企业的控制。社会舆论一再抨击这种“本集自商，而利散于官”的现象。这种现象严重挫伤了私人资本投资近代企业的积极性，也表明了洋务派参预近代企业的活动，在实质上不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而是借以巩固封建阶级的统治。但是，在中国出现的新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又大都是与这一时期创办洋务派企业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洋务派企业的经营对于的发生和发展，在客观上是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的。
洋务派兴办学堂
1861年京师设立同文馆，次年正式成立，学习外文及天文算学，培养近代专业技术人才。此后，洋务派又先后创办一批学习外语和专业知识的新式学堂，如1866 年左宗堂在闽局附设“求是堂艺局”，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天津水师学堂等。这些学校第一 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
洋务派派遣留学
从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又先后向外国派出留学生，去吸取西方科技之营养，以期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出贡献。铁路工程师、飞机设计师以及改良派代表人物等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学成归国后为祖国发挥光与热。洋务运动期间，留学回国后发挥的作用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和引进西方科技的实践也培养出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近代科学家、化学家就是在办洋务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在许多领域代替洋工程师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也大都由留学生担任，中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也是留美学生詹天佑设计修筑的，
洋务派失败原因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
京师同文馆
不改变封建制度，单纯学习技术，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求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洋务派提倡“”，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但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后来的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1]
第四、洋务派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
，由于没有一个健全的领导机构和统一的领导核心，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出几派。以、为代表形成了湘系集团，其中左宗棠又自成体系；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则形成了淮系集团；洋务运动后又出现了以为代表的洋务集团。还有，等。
这几派在发展的过程中基本都是各自为政、互不隶属的，而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甚至发生攻讦的现象，相互之间形成一种掣肘。比如在甲午海战之后，由于李鸿章奉清政府之令和日本签订了《》，张之洞就借此攻击他为“”。由此看出洋务派的力量很分散，不能形成一种集团效应，也就没有推动洋务运动的有效发展。
第五、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富裕强大起来。更重要的是，洋务派培养的一批近代人才，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且把这些思想进一步在中国传播，这不仅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思想，而且为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动，如、等人在朝组织进行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最后是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可以说，洋务派培养的这批人才实际是清王朝的掘墓者。
洋务派结局影响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洋务运动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中，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洋务派的主观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而不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它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企业。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洋务派历史评价
洋务派总述
洋务运动史,是近代史中一段十分复杂的历史。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变为社会。新与旧、侵略与反侵略、斗争与投降、失败与胜利、前进与倒退,都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社会发展上的过渡时期,在经济上,它诞生了资本主义因素,诞生了资产阶级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它准备了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演出维新的新剧;在思想上,它冲破了封建思想体系的牢笼,提出了“”的洋务思想。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向前发展的量变阶段。
1840年的鸦片战争，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大敌人的挑战，沉睡的中国里， 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他们从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势，并提出模仿西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更激起朝野若干的觉醒，具体的推动“师夷长技”以雪耻图强大规模 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他们在中央以奕訢、、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这次运动对中国政治、思想、军事、外交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洋务派科技领域
改变轻视科学技术的态度
轮船招商局
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的统治者长期以来昏昏睡于“”的迷梦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把向西方学习看作是可耻可恨之事，许多聪明之士把青春消磨于八股文、试帖诗等无用之事，更有甚者封建统治者把科学视为至贱之艺，因此风化不开。一般士人迷恋于仕途，将其视为一步登天的阶梯，而对科学技术“不屑为”。洋务派的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从此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惟一理想，不再鄙视“奇技淫巧”的技术，奠定了“科学”的根基。
洋务派经济管理
对中国经济管理的影响
在洋务运动中的官办企业 ，机器设备由外国整套引进，技术人员由外方专家培训，高层管理则可能直接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虽然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都不得不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但杯水车薪没能改变清朝没落的命运，关键在于没有改变清腐朽的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在的时代，这种落伍必定导致国弱民穷，而“弱国无外交”是国人以惨痛的经历所换来的结论。所以洋务运动让国人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
洋务派思想领域
洋务运动引起思想领域的一次变革
江南制造总局炮厂的机器房
洋务运动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 先后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但是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等民用企业。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
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从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到的重农政策，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封建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抬高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压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在封建社会初期，它保证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巩固统治。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把农业和商业对立起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后由于时势的发展，洋务派领导人物体会到列强经济侵略的严重性，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萌生并渐渐成长。历史表明：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重视农业是正确的，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交流，人为抑商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洋务派中国军事
对中国军事的影响
一、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对清政府刺激很大，使其认识到日本将“为中永久大患”。洋务派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措施的“海防议”。李鸿章是“海防议”最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建立新式海军和配备海防近代化枪炮武器外，还建议将沿江.沿海各省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清政府最终采纳了这些建议，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又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1875年，由沈葆桢、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匣金400万两作为经费，计划在10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水师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
二、设立海军衙门，中国海军得到较快发展中法战争中粤洋（福建）水师在马尾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战后，清决心大治水师。为此在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与国防的近代化。其中北洋海军发展最快、实力最强，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精良，拥有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巡洋舰七艘、其它船舰14艘 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 吨级舰艇八艘。四支舰队共八十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八十年代开始，还修建了船坞和威海卫军港，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至此清军队战斗力有所加强，对外国的侵略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
洋务派中国外交
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一、 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在第一次期间，与英国签订条约的清朝官员，不谙外情、不懂外文，不懂国际公法，更谈不上谈判经验。英方代表曾说：“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与语法，而中国的代表们并不仔细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 在洋务运动中， 深感外交人才的极度缺乏，于是于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个班，
随后又增加了算学、天文、外国历史、地理、、医学、生理等课程。不仅培养科学技术人才，还培养了中国了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从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中有二十八人后来做了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从此中国外交官员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使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从1868年开始，陆续与西方列强进行修约谈判，由于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研究了对策，使西方列强的侵略阴谋没有得逞。如出使英法大臣，在赴俄修约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利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之败，又倚仗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兵威胁，在长达七个月的谈判中，“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终于挽回了《》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争回了周围大片领土，以及有关通商、纳税等主权。
二、提出“”的外交政策，以夷制夷是清朝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从疑忌转向依赖的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所谓“以夷制夷”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即利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联合、利用或 依附某国来对抗另外的国家，谋取实现本国的外交目的。中，由于近代化外交观念的影响，清政府能够比较合乎实际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从而坚持定见，毫不动摇。如提出不论战争结局如何都不赔款的原则，就被政府始终坚持。在法将威胁进军京畿时，轻蔑地微笑回答：法军“要，先要经过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过。”如此气概，是以自身的实力为后盾的。在战争中，清政府利用了近代全方位外交，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牵制法国。如清政府利用德法的世仇，令驻德使节与德国政府密切联系，并大量从德国订购武器，制 造联德制法的的气氛，迫使法国不得不分心防备德国，不敢在远东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以夷制夷”外交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国策略，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用别国的一些力量，也就是打外国牌，有时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100年前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洋务派政治主张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概括了洋务派政治主张的两个基本点。
“外须和戎”，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同外人的争端，避免武装对抗。洋务派认为,中外实力相差悬殊，如果打仗,中国“即暂胜终必败”,遇到麻烦，应当“以理折之”。既反对不敢和外人争议的畏葸，又反对轻易和外人决裂的鲁莽。“以理折之”的原则是“守定和约”，即以既定的中外条约为准，承认侵略者业已取得的权益，抵制条约以外的索求。但是，由于列强得寸进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迫使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洋务派步步退让妥协，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的过程。
“内须变法”，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成功经验，改变中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态，主张“借法自强”。他们认为国家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基础，加强国家实力是抵制侵略、维护和平的前提。洋务派经常用外交的挫败来宣扬内政改革的必要性。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认为中外差距主要在军事装备上，从长远的国防意义上考虑，必须取得外国的船炮。租借不如购买，购买不如自造，于是积极倡导引进西方造船制炮的机器和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到了70年代，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配套的工交体系和雄厚的经济基础，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中国利源外泄、利权不保,是贫弱的根源,于是积极倡导兴办轮运、、、采矿、、炼钢等一系列工矿交通企业，采取“官为扶持”、“招商承办”、“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的方针，和洋人“争利”以“求富”。在军事、经济建设的同时，根据实际的需要，他们创建了外语、造船、驾驶、电报、水师、武备、军医、水雷等各种专科学校，选派青少年到欧美去留学，并强烈要求变革封建的科举用人制度。个别人士还提出了效法西方议会制度，以备咨询、通下情的设想。经过30多年的经营，清朝军队专恃刀矛帆篷的落后状态得以改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移植于中国，并出现了中国第一批、科技人员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洋务派代表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不甘灭亡的那部分人，他们不自觉地朝资本主义方向迈进了第一步。但是，沉重的封建包袱阻滞着他们前进的步伐，他们始终没有完全变成“资产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奉行的理论原则。“中学为体”，即传统的封建纲常名教是根本，是不可动摇的;“西学为用”,即外来的科学技术等，只是辅助性的,当因时制宜。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的政治思想并没有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由于受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和封建积习的干扰腐蚀，他们的洋务活动成效不大。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证明“稍变成法”的洋务运动并不能使中国摆脱危机。于是，要求实行性质的全面改革，变封建专制为立宪政体的维新运动迅速兴起。洋务运动遂丧失了有限的进步性，洋务派的成员或转化为，或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洋务派法律思想
传承隆礼重刑
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论是、“洞悉夷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发展，他们力图论证中体――伦常名教的不可替代性与西用――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的可行性，借以表明他们不是封建制度与文化的叛逆者，而是卫道士，从而减少推行洋务政策的阻力，求得开通风气，延长国祚。　　“中体西用”在法律思想上的表现，主要是通过“稍变成法”，引进西法，发挥法律对于维护清朝专制统治的作用，同时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发扬传统法律中的隆礼重刑，礼刑结合，以应付前所未有的巨变。　　洋务派大官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不仅是纲常名教的信奉者、鼓吹者，在法律思想上也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洗礼，而且自觉地应用到他们的施政中去。譬如面对扫荡一切的风暴，便举起了隆礼的旗帜，说∶“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1）（《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江宁府学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2）（《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以此来聚集反对农民起义的各种社会力量，为保卫清朝的封建统治而战。他所说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礼履之不可倒置”，（3）（《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讨粤非檄》）恰恰为他提出的隆礼的真实目的做了清楚的注脚。如果说在封建制初建时期，荀子提出隆礼是为了建立封建等级秩序，并为实施封建法制提供指导原则，那么，曾国藩提出隆礼则是在封建制度日薄西山之际，因此不是建立封建等级秩序，而是挽救封建等级秩序，并在隆礼的幌子下，实行重刑,以镇压起义的农民。　　曾国藩早在办时便主张采用管、商之法，“振之以猛”，他曾告戒地方官说∶“、、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政，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刈安”。（4）（《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他自己对待起义农民就是“痛加诛戮”，“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他曾向清朝皇帝表示“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6）（《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曾国藩作为早期洋务派，就是这样运用中的隆礼明法、隆礼重刑的两手，以行动维护纲常名教的，既以“礼”约束人们的行为，防范犯上做乱；又以刑残酷镇压不逞之徒，这种心法对后来的洋务派、等人都有着影响。可以说洋务派传承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的最核心的部分，来维护封建统治的“体”。
稍变成法与引进西方的司法改良思想
“稍变成法”，引进西法是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张之洞法律思想中最为突出的部分。　　“稍变成法”是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纲领的一部分。十余年兴办洋务的经验，使李鸿章深感那些动辄以“祖宗成法”为由的守旧人物对洋务的，他愤懑地指出:在“外患之乘，变幻如此”的严峻形势下，“犹欲以成法制之”，无异于“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7）（《清史稿·李鸿章传》）他忧心仲仲地说∶“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无由”。“若事事必拘于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8）（《·朋僚函稿》卷一○）。“为了稍变成法，他根据《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儒家古训，强调‘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迁’”。（9）（《清代四名人家书》）针对顽固守旧者所鼓吹的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等以守法为尚的论调，他慷慨陈词∶“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际”，如此则“战守皆不可恃”，“和局”也难以持久。1864年春，他在给恭亲王奕祈的一封信中强调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辄，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同年，他在《覆陈筱航侍御》信中又提出了仿效西方近代海陆军，“变易兵制”。（1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在给丁日昌的信中，李鸿章感慨地说∶“自强之策，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此等大计，世人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做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已矣，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12）（《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如果说在“稍变成法”、引进西法的问题上，李鸿章重点在于阐述稍变成法的必要性，并且涉及到翻译外国公法，培养人才等，至于张之洞则重点在于引进西法，改革成法，这是和时代背景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1901年流亡西安以后，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发布上谕，表示变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这道上谕立即得到张之洞等的响应，他提出“整顿中法所以为治之具”，“采用西法所以为富强之谋”（13）（《张文襄公全集》卷五三《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则》）建议清廷博采外国的矿务律、铁路律、商务律、刑律等，编篡中国的矿律、路律、商律和交涉刑律等。张之洞久于仕途，深知“滥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辱之弊”是清朝最突出的司法弊端，他把“恤刑狱”作为整顿中法的第一要务，他和刘坤一在著名的《变法三摺》中，提出了引进西法，改革刑狱的九点。　　第一，“禁讼累”。鉴于刑名胥吏敲诈勒索，加剧了社会矛盾，建议革除吏役，代以警察，以便消除吏胥扰民坏法的弊政。　　第二，“省文法”。即“减宽例处”，以消除“拖延命案，讳饰盗案”，或发案不报酿成祸端的积弊。　　第三，“省刑责”。除盗案命案证据已确而不肯供认者，准其刑吓外，凡初次讯供及牵连人证，不准轻加刑责。　　第四，“重众证”。除死罪应有输服供词之外，军流以下各罪，如果众证确凿，又经上司层递亲提复讯无疑，犯人虽无口供，仍可按律定罪。　　第五，“修监羁”。即改善监狱羁所的居住和生活条件。　　第六，“教工艺”。让犯人学习生产技能，“将来释放者可以谋生改行，禁系者亦可自给衣履。”　　第七，“恤相验”。减轻诉讼当事人负担的相验费、夫马费、招解费。　　第八，“改罚锾”。除、窃贼、地痞、恶棍、讼棍不准外，其他民事案件如户婚、田土、家务、钱债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中的部分徒流，均可改刑责为罚锾。　　第九，“派专官”。管理、稽查监狱事务。　　上述整顿中法“恤刑狱”的九条建议，基本属于程序和量刑方面的具体措施，是在西方法文化影响下提出的，是洋务派“中体西用”论在司法制度上的体现。正是基于中体西用，所以这九条建议并没有触及清朝司法制度的实质，而只作了相应的改良。尽管如此，仍然为晚清司法走向近代文明作了舆论准备。　　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法律思想　　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清朝的军政大员，既参与国策的制定，也负责国策的实践，特殊的地位和环境使他们对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现实非常敏感，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洋务派把自强的着眼点首先放在军事上，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方针，为近代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法的产生创造了基础。李鸿章编练淮军时，突出的特点是在兵器和军事训练方面模仿西方。李鸿章说：“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西洋火器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力独绝，故能横行于千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由以自强”。（1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淮军营规的内容，主要为。如赌博罪、奸淫罪、结盟拜会罪、制造、散布谣言罪、克扣军饷罪、吸食洋烟罪、开设烟馆卖烟罪和携财潜逃罪等。淮军制订的军事法规，虽然在技术层面上提出学习西方，但实质上仍然是封建性的军事法规。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清政府为了防御的侵略，决心创建近代海军，洋务自强活动也进入以建立近代海防为中心的新阶段。李鸿章在筹建过程中，力图仿照西方国家的海部，统一海军的章程和指挥管理，他说“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其海部大臣无不兼赞枢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扰”，但限于体制及经费，海部虽未建成，却于当年建立了海军衙门。　　1888年9月海军衙门遵照“参酌中西，画一规制”的指导思想制订颁布了《海军章程》。章程共14款，分别为船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工需杂费、仪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大半采用英章，其力量未到之处，或参仿初式，或仍遵中国旧例。”（15）（《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内容细致完备。《北洋海军章程》也体现了落后的封建意识，如章程开宗明义地宣称“内多酌用英国法，仍以宪庙军规为依归”。具体表现在北洋海军的官职名称、水兵的招募方法及军队内部的封建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等。　　以求富为核心的经济法律思想　　洋务派的经济法律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体现了洋务派向西方学习逐步深入的过程。本着“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的信念，（16）（《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九）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积极发展煤矿、运输、电讯、纺织等主要经济部门的民用工业，挑战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经济观念，把“富民”作为兴国的根本。虽然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和民用工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专制主义统治，谋求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应该看到，洋务派在“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的情况下，与洋商进行“商战”，“分洋商之利”，不仅收回了一部分丧失的利权，而且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整和控制企业，是洋务派经济法律思想中新的内容。　　培养近代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思想　　洋务派始终把培养洋务人才放在重要位置，李鸿章一再强调∶“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43）（《筹议海防折》）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以应急需，在李鸿章等的倡议下，1862年7月，清政府批准成立了以教授外语为主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洋务学堂”。　　为了适应洋务外交与立法的需要，同文馆成立以后，便以翻译西方法学著作作为了解西方情况和输入西学的重要途径。张之洞说∶“尝考讲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欲令天下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人人能解，成为自众，然后可供国家之用”。（44）（张之洞《上海强学会章程》）经同文馆翻译的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多达18部之多，如《公法总论》、《》、《国政贸易相关书》、《各国交涉公法论》、《法律医学》、《各国交涉便法论》等等，其中一些书籍成为戊戌变法和二十世纪立宪运动的必备参考书籍，帮助中国人通过最简洁的方式、最直接的渠道认识和了解西方法文化，积极地推动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在这些以学习西方文化为目的的洋务学堂里，都将《万国公法》列为必修课程。（45）（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人教版81,3）　　不仅如此，洋务派还从实际需要出发，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曾国藩与李鸿章奉命拟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12条。规定“自七年始至年止，每年挑选幼童30名，共合120名”，“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以培人才而图自强。”（46）（《洋务运动》二）章程把幼童年龄限制在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之间，后改为十二至十六岁，肄业年限为十五年，毕业后回国听候派用，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或私自先回另谋职业。自日到1885年，清朝共有209名官费留学生接受西方教育。留学生们对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发展与实现洋务派富强之梦起了重要作用，涌现出、等优秀人才。
洋务派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拯救清王朝，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事实并没有象他们期望的那样发展。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遭到了惨败，直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并没有使富裕强大起来。更重要的是，洋务派培养的一批近代人才，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资产，而且把这些思想进一步在中国传播，这不仅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思想，而且为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动（如康、梁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最后是推翻了清王朝的。因此可以说，洋务派培养的这批人才实际是清王朝的掘墓者。
洋务派在洋务运动早期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洋务运动后期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兴办一批民用工业。同时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还举办京师同文馆、船政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又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洋务派掀起洋务运动，没有使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培养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方面功不可没，而在客观上也刺激了的发展，对外国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洋务派赈灾
光绪三、四年的灾荒遍及各省，除了北五省持续干旱以外，苏北、皖北、川北、及奉天部分州县也持续干旱，江西、福建则大水成灾，同时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台湾等省也不同程度地遭受洪涝灾害。以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根本无力赈济“丁戊奇荒”这样持续几年、遍及各省的大灾荒。此时洋务派积极主持组织了赈灾，主持赈灾活动的洋务派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赈银赈粮，积极救济灾民，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洋务派等筹集的赈灾捐银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所得。早在乾隆年间，出于需要，在边远如甘肃等省区即有“捐监”的做法，不过当时都只是给予监生资格而已。道光年间，也曾奏定过捐输章程，捐者也仅止封衔而已。同治中期的闽捐和光绪二年的津捐，对所捐官衔仍有限制。在光绪“丁戊奇荒”中，为了赈济数千万嗷嗷待哺的饥民，清政府只好允许重开捐纳，而且由捐资格发展为捐实官，从知县、知州到知府、道员，均可用捐输银钱的方式买到。光绪三年七月，在曾国荃的奏请下，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二千张，他除了在山西就地开捐外，还派人到商贾富足之区如、、、宁波各处及皖、湘、闽、粤、桂、川、浙、赣各省设捐输局，按捐输数量的多少，分别给捐者不同的官衔和官职。后来，河南帮办赈务大臣袁保恒等又奏请户部发给空白执照，捐官可至道、府、州、县四项实官，该省在苏、浙、皖、赣、粤等省有捐局。“丁戊奇荒”中，北方灾区用此法集捐赈银多达四五百万两以上，这种卖官鬻爵的做法，致使人心侥幸，名器之滥，无异于饮鸩止渴，正如李鸿章所说：“鬻爵数万，不过活人数千，言之痛心。”　　另一类是绅商义捐。南方各省绅士富商“素多急公赴义”，他们得知北方遭受特大灾荒之后，苦口苦心，多方劝集，“贫士捐膏火，妇女，百工减佣资”，很快集成巨款，并派代表亲自携带义捐赈银到灾区，发放到灾民手中。光绪三、四年，江苏廪生等人就曾到直隶、河南、山西各省发放赈银。五年，又携带赈晋余银五万多两赴直隶任丘等地办理工赈，兴修被洪水冲毁的河道。这些绅员“遍历灾村，抚问疾苦，处处认真”，在赈济灾民中起了很大作用。浙江绅士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胡光墉在这次灾荒中，为陕西捐银5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5万两，为山东捐银2万两，制钱3100串，另有新棉衣3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在整个灾荒过程中，洋务派官员多带头捐献，捐银从几百两到上万两，这种方法不仅效果好，而且为后世发动社会力量捐资济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三类是华侨捐款。在洋务派的活动下，、小吕宋、暹罗、各埠华侨多向北方灾区捐款。李鸿章奏请派候选知府柯振捷、候选同知高廷楷等人到以上各地籍华侨中劝捐，捐额高达“百数十万之多”，在各省开捐之前首先解济数十万，李鸿章称“收缴转运均极迅速”，“实为赈案中未有之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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