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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旧声作新声”――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与北宋中叶都市文化建构_历史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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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旧声作新声”――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与北宋中叶都市文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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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截然不同。它以赤裸裸的金钱交换方式,换取以往被皇宫贵族垄断的性资源和娱乐资源,使其由小众的特权,变为大众可以购买的商品,用以满足人皆具有的享乐欲望,体现出由贵族文化和精英文化向世俗文化和商业文化转型的特征。又因为这种言说方式赤裸裸地凸现出金钱交易的商品关系,剥掉了男欢女爱温情脉脉的面纱,抵触并僭越了文人士大夫建构的、他们的才具和话语权力足以超越金钱的话语神话,因而同样遭到主流士大夫群体的攻击:“唯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 正是由于代表了“不知书者”的世俗群体“浅近卑俗”的话语表达和审美价值取向,柳永歌词从浪子词人到狎客话语的艳情叙述,完成了从个体书写到男性性别、欲望群体话语模式的建构。
&&& 作为男性欲望群体的浪子和狎客,最突出的特征是流连青楼歌馆,通过金钱交换,以获取声色之娱。凸显出他们作为性别和欲望主体的文化身份和话语表达。柳永的狎客话语,以恣肆的男性自我欲望叙述,大胆的身体和情欲关怀,大量的女性声色、姿容感官刺激描写,和“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的夸富、显富的世俗言说方式,表达了普通街市市民――被边缘化的城郭户众,久被压抑的情欲诉求,表现出世俗化甚或鄙俗化的审美价值取向。柳永的狎客话语,强调男欢女爱的云雨之欲,应该获得满足的天经地义,何况郎才女貌两情相悦。而且认为“雨云惹”四处留情,是浪子和才子的天性和权力:“嘉景,向少年彼此,争不雨云惹?奈傅粉英俊,梦兰品雅。”(《洞仙歌》)“佳景留心惯,况少年彼此,风情非浅。”(《洞仙歌》)集游宴狎妓于一体的狎客群体,视女性的身体为欲望化的消费对象,因而肆意渲染女性声色姿容、歌喉舞姿带给他们的感官刺激:“访雨寻云,无非是、奇容艳色。就中有、天真妖丽,自然标格。”(《满江红》)“意中有个人,芳颜二八。天然俏、自来奸黠。最奇绝,是笑时、媚靥深深,百态千娇,再三偎着,再三香滑。”(《小镇西》)凸现欲望不断膨胀的街市世俗文化消费风尚,和新都市空间下话语言说方式的转型。柳永的狎客话语,以对情色感官刺激和放浪无度的诉求,以及周旋于无数歌妓之间的艳遇炫耀,在
&&& 满足男性中心的虚荣和欲望的同时,凸现狎客赤裸裸的消费狎戏女性身体的粗鄙、世俗的言说方式。反映了在新的街市空间下,艳情娱乐的商品化,使作为坊郭户众的男性欲望群体日益膨胀的感官刺激、情欲诉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空间和话语表达权利。
&&& 这种通过个体体验建构的“浪子+艳情”的狎客话语,与六朝宫体诗一样是自我欲望想象的话语表达,是个体感官欲望和欲望叙述的又一个轮回。只不过欲望的主体,由彼时垄断性资源和娱乐资源的宫廷权贵,变成了此时的普通举子士人和街市市民。这种狎客话语,由于表达了广大的市民阶层久被压抑的身体和情欲诉求,“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成为世俗文学――宋人笔记小说和话本津津乐道的和情节。由柳永、柳永歌词和柳永故事构成的“浪子+艳情”的话语模式,作为都市市民文化的话语建构,在接受群体不断选择、叙述的历史化过程中,成为都市文化的经典。从两宋众多的词话和笔记小说、话本,如《醉翁谈录》、《绿窗新话》、《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等,到元明的戏曲小说、拟话本,如《众名妓春风吊柳七》等流行于民间的市井大众文本中,可以看到这种话语的建构和流变过程。
&&& 这种浪子―狎客话语,因为代表着新的都市文化群体的文化诉求而“大得声称于世”,并且不断地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渗透与播散,日益由边缘影响中心,构成了北宋中叶都市文化不可忽略的世俗潮流。 &&&&&&& 二& 、从才子词人到才人话语:功名与享乐相对立的都市叙述言说方式
&&& ――新都市空间下才人群体的文化身份叙述与北宋中叶都市文化建构
&&& 北宋中叶新的都市变革,除带来娱乐时空与娱乐群体的拓展外,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朝野上下日常生活和时序节庆集体狂欢的享乐化、平民化和商业化趋势,催生“陶陶尽醉太平”、享乐至上的都市生活和都市叙述方式。
&&& 对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等都城时序节庆的长篇铺叙,是柳永歌词“陶陶尽醉太平”的都市叙述名篇。从“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燃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街市的繁华喧腾;到“倾城,尽寻胜去”,“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的集体狂欢;节庆中的少年男女,共同感受“浓欢无价。任他美酒,十千一斗,饮竭仍解金貂贳。恣幕天席地,陶陶尽醉太平,且乐唐虞景化”(《抛乐》),将北宋中叶新都市空间下,借时序节庆及时行乐的集体狂欢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形式(慢词长调)还是内容(寻胜游宴),都最能体现北宋都市文化转型的特征。
&&& 以时序节庆为载体的集体狂欢,当然不是宋代的独创19。只是由于都城制度与商业制度的变革,由于北宋皇帝对借时序节庆彰显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强调20,此时的时序节庆集体狂欢,比之前代,呈现出更为平民化、世俗化、商业化和艳情享乐化的倾向。同样是都城时序节庆叙述,柳永歌词更关注和描述的,是新街市空间中的饮食男女。而非中古时期里坊制度下集体出游的皇宫贵族主体21。同样是皇家水边修禊盛宴,北宋“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无论是柳永笔下“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的百戏班子或孟元老笔下的商业摊位出租22,甚或“凤辇宸游,鸾觞禊饮,临翠水、开镐宴。两两轻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破阵乐》)的飞舟夺标专业户,都充满了浓郁的商业气息。新的街市制度下的日常生活或集体狂欢,时时处处皆有街市商业化如影随形。因为有“朝廷买市”的商业利益和彰显太平盛世之政治功能的双重趋动,各种鱼龙百戏,小唱,杂剧杂技也异彩纷呈,构成了新的都市文化娱乐商业化、专门化的新内涵和新功能。
&&& 在里坊制度下,只能在两市不定时演出的市井文娱,在北宋的日常生活和时序节庆集体狂欢中,成为固定的日常化和商业化的娱乐行业。遍布全城的勾栏瓦肆,为坊廊户众提供他们喜闻乐见的各种娱乐消费。以其新的生产、消费和传播方式,重构了传统的以等级、权力为核心的贵族精英文化一体化的创作、消费、传播方式23。它既以满足新的城市坊廊户众的文化需求为目标,同时又以新的话语方式和世俗内容,重构都市文化的趣味和价值取向。
&&& 同是都城节庆时序叙述,杜甫从朝野出游看到的,是皇妃贵戚的骄奢淫佚,引发的是“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的深刻感叹和批判意识。而柳永看到的却是“凤辇宸游,鸾觞禊饮,临翠水,开镐宴”,“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的与民同乐的人间仙境,以及“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随分良聚。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抛乐》)的世俗享乐陶醉。体现出传统士大夫精英群体和文化,在新的社会结构和都市空间中的阶层、角色分化,以及精神生活方式(从修齐治平“先忧后乐”到以声色享乐为尚)的更替和取代趋向。体现出他们在世俗化、平民化、享乐化的过程中,对世俗的认可和追随。这种拆除深度,追求瞬间的快感,以声色享乐为尚的价值取向,代表了北宋中叶新街市空间下从士子、才子到才人群体的角色变化和文化身份转向。
&&& 才子,是唐宋科举考试,特别是“以诗赋取士”制度化以来,用以称谓那些具有卓著文学才能、却又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个体。士大夫与才子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不仅被制度认可而且位居要路;而后者却是怀才不遇,生不逢时。才子词人是柳永平生最真实、快意的角色,他著名的《鹤冲天》,最为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角色话语、文化身份和价值取向:“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作为才子词人最突出的特征,不仅是多才多艺,更是他“忍将浮名,换了浅
&&& 斟低唱”――将功名与享乐相对立的言说方式,以及惊世骇俗的边缘化人生取向:“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不啻是对主流价值取向的公开宣战。
&&& 宋代统治者基于“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国策,重文抑武24。天子亲自殿试25,中举者皆为“天子门生”,荣耀无比。因此,进京赴考,学优而仕,是宋代学子概莫能外的人生道路和主流价值取向。宋朝优待士大夫26,所以娱宾遣兴、浅斟低唱,早已是宋代士大夫普遍的享乐方式。文人角色的多重性:公务与私情、治国与娱乐,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商业、娱乐文化发展形成的不同空间得以实现27,并用诗、文、歌词或笔记、小说等不同的文体功能表达。
&&& 然而士大夫群体浅斟低唱的享乐方式,与“忍将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功名与享乐相对立的言说方式和享乐至上的价值取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对于皇帝和朝廷而言,前者是可以接纳的享乐方式;后者则是不能容忍的、对士大夫主流精英价值取向的解构和挑战。是对士大夫群体文化身份的颠覆。柳永因此而触犯天颜,招致同时代和历代士大夫群起而攻之,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28。在柳永的歌词里,随处可见这种着意将功名利禄和艳情享乐相对立的叙述:“浮名利,拟拼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向绣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如鱼水》)
&&& 作为举子,本应以功名读书为重,明知“如此清致,早晚是读书天气”,但随着“渐渐园林明媚,便好安排欢计。论槛买花,盈车载酒,百千金邀妓。何妨沉醉,有人伴,日高春睡”(《别银灯》)。作为屡试不第的才子,他更是唱出了“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愤激。即使是殿试中举这样重大的人生大事:“便是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惩时、等著回来贺喜。好生地、与我儿利市。”(《长寿乐》)也被他解构为与庸常的艳遇赏钱相提并论;中举了,他的最大愿望,也仍然是艳情享乐:“遍九陌,相将冶游,骤香尘,宝鞍骄马。”(《柳初新》)中举后四处游宦,他仍一如既往地认为:“这巧宦,不须多取。共君把酒听杜宇,解再三,劝人归去。”(《思旧乐》)
&&& 曾经被作为士大夫精神标志的“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屈原精神,在这里被解构成为“堪对此景,怎忍独醒归去”的自甘沉溺。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历史使命感,在这里,成为“晚岁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须多取”,并代之以“怎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尾犯》)。
&&& 文化身份是需要叙述才能表达的,它来自创作者的话语实践,并受制于各种社会权力。才子词人的角色话语和都市叙述,固然是因“偶失龙头望”的落第和“明世暂遗贤”的怀才不遇而引发,却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价值取代,突破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人建功立业的目标规定,叙述出与之不同的文化身份、价值取向。实质上代表了一个庞大的、从士大夫群体分化而出,介于主流精英和街市市民之间的才人29群体的言说权利和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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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尽世人青白眼 只缘填有乐工词
2010年第7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关键词:柳永 艳词 人格 中国论文网 /5/view-1873913.htm  摘 要:柳永历来是词学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位词人。他丰富了词的美学风貌,扩大了词的社会基础,但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他的艳词,对其毁多誉少。如果溯回柳永所生活的时代,从人生、人格、社会的角度发掘柳永创作艳词的缘由,我们会对这位在仕途与禀赋之间痛苦挣扎的性情词人的俗艳之作有新的理解。      在云飞风起的宋代词坛上,柳永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革新家,他丰富了词的美学风貌,把词从士大夫的歌筵舞席重新引向勾栏瓦肆,从而扩大了词的社会基础,柳词因此赢得了市民阶层的喜爱,如同叶梦得所言“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然而在民间盛行一时的柳词却被当时的文人雅士斥为“好为淫冶讴歌之曲,浮艳虚华之文”,柳永也成为宋及以后的文人士大夫口诛笔伐的人物。在此我们不妨溯回柳永所生活的时代,从人生、人格、社会的角度重新审视柳永的艳词。      一、同为偎红倚翠词 冷暖两相知      词起源于隋唐时代的宴乐,是席宴之间配合宴乐演唱的歌词。在当时歌舞寻欢的娱乐场所,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她们手执红牙板曼声细唱的这些歌词内容不外乎花前樽下、春恨秋愁,亦即词形成之初便脱离了过去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基本上围绕着人的情爱、与两性有关的生活情形和风花雪月的文化氛围这些内容展开主题,具有绮靡侧艳的色彩,因此人们称词为“艳科”。   五代后蜀赵崇祚编选的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中,收入作品最多的温庭筠即是以富丽香艳的措词、婉媚细腻的笔致描摹女性的容貌体态、抒发闺情离愁,因之被奉为“花间鼻祖”、“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旧唐书》本传载“(温)初至京师,士人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他的艳词创作直接开启了晚唐五代香艳的词风,如他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以婉约含蓄的笔触描摹了孤独寂寞女子的慵懒无聊之态,词风香软滑腻。   不独温庭筠好填艳词,在为文汪洋恣肆的一代儒宗欧阳修的词作中也不乏缠绵绮丽的香艳之词,如他的《醉蓬莱》:“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鼓笛慢》:“多情更把,眼儿斜盼,眉儿敛黛。”词极为香艳肥俗。无独有偶,宰相晏殊也曾有“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踏莎行》)等涉及女性细腻情思的词作。这些身居高位的大夫文人在朋僚欢宴之际,随意招呼侍奉贵仕的高级歌女舞女来助兴侑酒,然后饮酣命笔,付诸吟唱的香软之词,便被认为是风流雅事,甚或赋予了理性的关照。   相对于写给家妓传唱的文人雅士之词来讲,柳永为市井歌妓酒女创作的作品却一直以来遭人讥诮、诋毁,称他的词淫亵俗滥。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批评柳词“浅近鄙俗”、“声态可憎”;刘熙载称柳永“词多 黩”;李清照也说柳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可见将柳词视为俚俗尘下是一般人共有的印象。   晏殊、欧阳修和柳永一样都写歌妓词,可为什么受指摘的只有柳永呢?原因在于柳永所处的时代正是仁宗皇帝当政时期,仁宗皇帝是个追求儒雅,讲究规范的人。晏殊和欧阳修的情感抒发有节制,符合儒家歌于闺门之内、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规范,而柳永本就社会地位低下却勇敢地抛开了这些节制和规范,感情激越放纵,所以他的词、人受到世人甚至政界的诋毁也是必然。   词本是作者兴发感动的产物,柳永诸多的妓情词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烟花女子的人性关怀,是真实情感的流露。如果不把握作者的情感脉络,不走入作者的心灵世界,只凭借对词意表象化的解读而对作品或作者本人进行任一角度的批评都会有失偏颇。      二、双重人格结构中柳永的艳词      人格是个体与其所处环境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身心组织。这个组织使个体在适应环境时,在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和行为选择诸方面,具有不同于其他个体的鲜明独特之处。概括地说,人格是人的基本的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过程,它组织着个体的经验并形成个体的特有的思想和行为及其对环境的反映。在此,让我们从柳永的人格构成、体悟其心路历程的角度,更加客观深入地解读他的俗艳之词。   柳永的人格是矛盾的。他出生在一个十足的儒学仕官家庭,几代皆有科第功名于时,这样的家庭氛围就预定了柳永的人生道路原该由一位读书相公而进一步成为正统的士大夫文人。柳永本人在少年时期确也曾为自己的人生未来付出过每夜燃烛苦读的努力,他曾著《劝学文》:“父母养其子而不教,是不爱其子也。虽教而不严,是亦不爱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学,是子不爱其身也。虽学而不勤,是亦不爱其身也。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其少年用世之意彰显其间。然而就柳永性格而言,他却又生而禀赋有一种浪漫的天性和音乐的才能。从很年轻的时候柳永就喜欢填词,他当时所填之词不仅在市井阶层流行,而且《倾杯乐》还曾在宫中传唱一时。他所处的世儒环境与他个人的禀赋之间形成了一种尖锐的矛盾,使得柳永在汲汲用世与耽于世俗之乐间犹疑徘徊,最终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   柳永二十岁左右参加了他的第一次进士考试,深受“学而优则仕”思想影响而又志得意满的年轻书生“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他的精神陡地失去了平衡,于是歌呼叫骂,并且公然表示要去“烟花巷陌”“浅斟低唱”。但是从他后来仍旧参加考试,最后将原名“柳三变”改为“柳永”才得中进士一事可知他并未真正成为封建社会的逆子,在《鹤冲天》中柳永语带牢骚地表露了自己对传统思想的背离,亦即放弃“风云际会”的政治理想而宁愿做一个封建社会的“浪荡子”,在风流生涯中寻觅个人的快乐、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一方面反映柳永对人生的挫辱缺乏正确的应对态度,另一方面也使后人对柳永离经叛道,涉足青楼填写艳词的经历有了人性化的理解。   对于长期不第、滞留汴京而又穷困潦倒的柳永来说,妓女的软语酥胸成为他宣泄仕途失意情感的平台以及精神的慰藉。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妓女的地位低下,没有独立的人格,更没有人把她们作为文学形象写进作品,而柳永却把她们当作人,乐意并倾心与之交往,在其词作中亦时时流露心底真情:他会因思念某歌妓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朦胧暗想如花面。欲梦还惊断。和衣拥被不成眠,一枕万回千转。惟有画梁,新来双燕,彻曙闻长叹。”(《御街行•前时小饮春庭院》)。他更会为逝去的年轻妓女捶胸顿足,泪雨纷飞,一句悲绝的哭诉“留不得”定下了《秋蕊香引》全篇的感情基调,“风月夜,几处前踪旧迹。忍思忆。这回望断,永作终天隔。向仙岛,归冥路,两无消息。”伊人“向仙岛,归冥路”,生人空留一腔幽恨。   与科举仕宦的不得志相伴随的便是经济生活的拮据。柳永虽然身为世家子弟,但由当时人的记载来看,他的经济生活倒是很拮据。罗烨《醉翁谈录》载:“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官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其为举子时的贫寒由此可见一斑。于是通过与歌妓乐工的合作,为她们填写歌词,赚点润笔,以求得衣食上的温饱是柳永创作艳词的另一个因由。   科举考试的失意和经济的窘迫也许只是作用于柳永行为选择的外部因素,而天生的浪漫性格以及工于音律的先天禀赋决定了柳永对于市井音乐文学的深刻的心理认同,使得他与歌妓乐工存在一种积极主动的合作关系。早在少年读书时,柳永就将市井通俗词《眉峰碧》题于壁上,朝夕观摩讽诵,这只能解释为他那浪漫的性格和洞悉音律天赋的使然。
  作为初到汴京的乡下仕子,繁华旖旎的都市生活带给柳永的是感官上的兴奋与惬意,一曲《迎新春》写出了徜徉于汴京元宵夜的年轻人被迷离的都市生活深深陶醉的真实感受。此时年轻率性的柳永如鱼得水“堪对此景,怎忍独醒归去”,于是“沉醉不知归路”,纵情于歌妓酒女之中。此后,描写与舞女歌女的幽怨缠绵、赞美歌妓们的艺技、表达对歌女艺妓生活同情的词如泉水喷涌,以至于占据了二百一十二首柳词中的大半:“风流肠肚不坚牢,只恐被伊牵引断”(《木兰花令》)、“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忆帝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凤栖梧》),直抒胸臆,大胆坦白了与妓女们的相思相恋之情;“顾香砌、丝管初调,倚轻风、佩环微颤。乍入霓裳促偏。逞盈盈、渐催檀板。慢垂霞袖,急趋莲步,进退奇容千变。”(《柳腰轻》)把舞女的翩跹舞姿描画得真切、优美。   率真洒脱的天性使柳永选择用荒谬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抗议和证明自己的存在,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他荒言谬语、觥筹交错中压抑的对实现儒家理想人格的向往以及“高志须酬”的锐意进取之志。      帝里疏散,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良景对珍筵,恼佳人自有风流。劝琼瓯。绛唇启、歌发清幽。被举措、艺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妓留。浮名利,拟拼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向绣幄,醉依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如鱼水》)   此词当做于《鹤冲天》之后,当年所谓“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过是从初试失败中暂时解脱出来的一种自我宣泄而已,到了痛定思痛之时,柳永就没有也不会那么超然。那种“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的生活,带给他的并不全是欢乐,即使“在处别得艳妓留”,亦掩饰不住他那内心深处的苦闷、焦灼与惆怅。虽说是“浮名利,拟拼休”,但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是一种精神麻醉剂,一旦“时会”到来,柳永终究还是会“高志须酬”的。   柳永的一生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基本导因,是他那浪漫、真率的个性同伪善、冷酷的封建礼教的矛盾,因此在看待柳永艳词的时候,不能只从政教或礼教的角度来批评其中一些情感显得不加节制的词篇,进而批评其人格,而应该走进柳永的情感世界,体味这位浪子词人内心的苦痛与挣扎,从其偎红倚翠之词中看到其中透视真纯的灵光、人性的光辉。      三、繁盛经济与享乐世风下柳永的艳词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北宋是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随着经济繁荣,商业贸易异常活跃,于是一些夜市、鬼市、瓦市应运而生。瓦市中专设“勾栏”,是固定的演艺场所,歌舞、杂技、说书等艺人竞相登台,热闹非凡。都城汴京是北宋经济发展中心,其繁华的面貌在宋词中屡有表现,柳永有《倾杯乐》词:      禁漏花深,绣工日永,蕙风布暖。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连云复道凌飞观。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 。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龙风烛、交光星汉。对咫尺鳌山开羽扇。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盈万井、山呼鳌 。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      这首词写汴京元宵节繁盛的景象。元宵佳节,和风布暖,风光绚烂,整个都市洋溢在春日的气氛之中。性情词人柳永便流连于如此繁花锦苑之中,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给了柳永丰富的文学滋养,仕途的失意拉近了他与市民阶层的距离,于是他索性浪迹于秦楼楚馆,茶坊酒肆之中,在给教坊乐工、歌舞妓女书写歌词的同时以别样的方式寄托个人仕途失意的情怀。为了适应市井歌妓的演唱和市民阶层的欣赏,柳永“以俗为美”,在词的语言、结构与风味上,更多地继承、发扬了民间词的俚俗本色,将词从士大夫文人的沙龙引向了市井街巷的广阔天地,开创了宋代的俚俗词派。如《婆罗门令》:      昨宵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小饮归来,初更过,醺醺醉。中夜后、何事还惊起。霜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曳。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恁欹枕难继。寸心万绪,咫尺千里,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      词中这位多情人的相思与无奈用近乎白描的浅近、直白的语言予以刻画描摹,虽无词藻典故的堆砌,抒情主人公的情感波动,却清楚明白地跃然纸上。   在享乐世风之中,柳永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态与歌女舞女接触,在歌词创作中善于收集通俗活泼的市井语言写进词中,以便歌妓传唱。鉴于上述原因,柳永的《乐章集》中三分之二为妓情词。   柳永是北宋词坛革新第一人,他为宋词题材的拓展、语言的丰富、慢词的创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柳词特别是其艳词贬多誉少。如果我们对柳永的人生道路、性格结构和文学活动的全过程有一个宏观的了解,进而对其思想个性和艺术风格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把握,也许会还这位本色词人以公正的评判。      作者简介:陈艳秋,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现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目前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2] 赵谦.柳永歌妓词三题[J].文学遗产,-68.   [3] 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 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5] 诸葛忆兵.宋词说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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