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天子为大忠――兼论寇准在澶渊之盟前后的作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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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天子为大忠――兼论寇准在澶渊之盟前后的作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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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禧元年（1017），王旦薨于相位。寇准与王旦之间的恩恩怨怨，都随王旦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寇准以使相出掌外藩，地位已高于1般的执政。因此，其能否再度成为宰相，已不需要谁来特别推荐了，而是要取决于朝廷中政治角逐及其平衡的结果。而处于政治失意之中的寇准，虽然吟诗作文，声称习老庄隐林泉，但实际上1刻也没忘重返朝廷，再执政柄。他在判永兴军期间，正如自己在诗中所吟:“终年深隐养天机”，[85]1直在等待机会。
　　寇准在永兴军等待了整整4年，到天禧3年，终于机会来临了。这是1个人造的机会。永兴军内有个叫朱能的巡检，勾结内侍周怀政伪造了天书。寇准为了迎合热中此道的真宗，上奏云天书降于乾佑山中。
　　关于这次天书出笼的经纬，《长编》卷9103天禧3年3月乙酉条有明确记载 :
　　入内副都知周怀政日侍内廷，权任尤盛，附会者颇众，往往言事获从。……性识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单州团练使田敏家厮养，性凶狡，遂赂其亲信得见，因与亲事卒姚斌等妄谈神怪事以诱之。怀政大惑，援引能至御药使，领阶州刺史。俄于终南山修道观与殿直刘益辈造符命，托神灵言国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时寇准镇永兴，能为巡检，赖准旧望，欲实其事。准性刚强好胜，喜其附己，故多依违之。是月，准奏天书降乾佑山中。
　　寇准上奏天书始末，史籍颇有聚讼。《宋史?寇准传》载 :“天禧元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诈为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准也。今天书降颁，命准上之。’准从，上其书。”以前，我研究王旦时，对这条史料颇为怀疑。因为以王旦之为人及其处事作风，似不至如此行事。后来读到李焘对此事的辨误，其惑始解。其云:“刘作《寇准传》云，朱能献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寇准也。今天书降准，所当令准上之，则百姓将大服。’乃使周怀政谕准。准始不肯。而准婿王曙居中与怀政善，曙固要准，准乃从之。按，王旦死于天禧元年正月，而准上天书乃3年3月。误甚矣。或钦若实为此，非旦也。”[86]由此可知，《宋史?寇准传》源自刘所撰，其时已将时间弄错，故将说真宗之事误植于王旦头上。据李焘推测，其人可能是王钦若。这种推测不无道理。王钦若在大中祥符之际，为天书的始作俑者。此人又与寇准不和，知寇准素不信天书之类的把戏，故意让寇准奏上，以此来羞辱寇准，让寇准难堪。
　　而对于寇准来说，则有自己的打算。他没有拒绝奏天书，或许如刘所记，有其婿王曙说项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他也不想拒绝此事，而是打算以此事为媒介，重新获宠于真宗，与真宗达成新的统1战线，从而再次成为宰相，入主中书。我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推测，而是有类似的事可以举为旁证的。早在天禧元年，判永兴军寇准就上言说：“部内民稼，蝗伤之后，茎叶再茂，蝗多抱草死。”[87]或许有个别1两处这样的现象，但总的来说是不经之谈。寇准之所以上奏汇报，不外是想取悦于喜好怪力乱神的真宗。不料真宗只关心能有助于说明其正统地位的怪力乱神，对蝗虫是否抱草死并不感兴趣。因而，寇准的上奏也就没了下文。但此事毕竟反映了寇准的某种用心。而这次又冒出1份天书来，寇准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我想，即使没有王钦若的小动作，没有周围人的劝说，寇准也会主动上奏的，而不会理会是否真伪。
　　不过，“趋时事已非”，[88]天禧已非大中祥符，早年间闹哄哄的降天书，封泰山，祀汾阴，搞得劳民伤财，人心已倦。所以，这次天书1降，“中外咸识其诈，上独不疑”。[89]但由于寇准以其使相的地位奏上天书，与真宗站到了同1立场，等于在重新入相的政治角逐中争取到1个举足重轻的筹码。加之此时的宰相王钦若由于颇致人言，因而真宗也变得不大信任他了。“钦若恩遇浸衰”。[90]当此之时，寇准1上天书，果然奏效。10来天后，即被召赴阙。[91]这次寇准进京，可不是像他罢相1年后真宗把他召来聊天解闷然后又打发回去那样，而是将要委以重任。果然，到了6月份，前脚让宰相王钦若走人，后脚任命寇准为相，前后相隔不到4天。
　　天禧3年（1019），寇准取代王钦若成为宰相，这是他3起3落之后的再度出山。或许他暗自得意略施上天书之小技而智取相位，殊不知等待着他的将是更大的跌落，更大的悲剧。这次的跌落将使他1落千丈，直至人生的谷底，凄凄惨惨，远流他乡，成为孤魂野鬼，大起大落的1生，以悲剧落下帷幕。这1切，均为寇准所始料不及。
　　寇准此次入相，已届真宗末期，中央政治的安定程度已远非他以往出入中枢时可比，几近于混乱状态。帝政、后党以及执政集团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在1起，形势异常复杂。此时搅进去，犹如林冲误入白虎堂，悲剧便已注定。因为局势远远不是政治家智商较低的寇准所能周旋应付得了的。其实，在这次寇准应召进京之前，已有谋士帮他进行了分析，作了劝告。史载:“寇准自永兴来朝，准将发，其门生有劝准者曰:‘公若至河阳，称疾坚求外补，此为上策：入见即发乾佑天书诈妄之事，尚可全生平正直之名，斯为次也；最下则再入中书为宰相。’准不怿，揖而起。君子谓准之卒及于祸，盖自取之也。”[92]这里，谋士为寇准设计了3种方案，上、中、下3策，上策是应召途中称病不进京，要求做地方官，避开朝廷的是是非非。中策是赴朝后主动承认奏上的天书是假的，做个系铃解铃人，从道义上保全晚节。下策乃是入朝为相。结果，1心想要东山再起的寇准根本听不进谋士的意见。所以，人们认为寇准后来的悲剧是祸由自取。
　　政治家的能力与智商固有高低，其实对于政治家的前途来说这并不至关紧要。因为在政治家的周围总有许多谋士幕僚，只要不刚愎自用，善于倾听他们的意见，总可以弥补政治家本身在智力与能力上的不足，甚至可以挽回1些行为上的失误。前面说过，寇准的性格并不适合做政治家，尤其不适合做政治领袖。早在“澶渊之盟”以前，寇准的谋士就认为他不宜为相。不过那时是从寇准处理不好君臣关系的角度说的。这次谋士劝阻其入相，则完全是从回避朝廷矛盾，保全晚节而言。上次寇准未纳忠言，尚能称赞谋士有“深识远虑”。这次寇准不受忠告，居然怒气冲冲。其刚愎自用的程度，正应了以前真宗在罢寇准枢密使时所说：“今观所为，似更甚于畴昔。”
　　不能说寇准是官迷心窍，利令智昏，应当说长期的政治生涯已将其人性扭曲变形，而本人则毫无意识。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发明了工具，到后来工具却改变了人，即所谓人性的异化。在寇准的思维中，直到生命的终点，只有这1条路可走，此外别无选择。当然，寇准的再度出山，也不尽是出于个人得失之考量，从积极的角度看，似乎可以说还有1种试图挽回王旦死后朝廷颓势的责任感在内。这种责任感驱使着他不顾个人安危，再夺相印。
　　与寇准拜相的同1天，丁谓亦再次进入中书成为参知政事。本来，对寇准来说，在朝廷最大的政敌应当是王钦若。当年他曾以孤注之说向真宗进谗，将寇准扳倒。后来两人势同水火，在朝廷你来我走，互相回避。以前，寇准罢枢密使，王钦若接任，本当1同拜谢真宗。但王钦若则提出各自分别拜谢，以避免见到寇准。 [ 93]这次在寇准拜相之前，王钦若已被打发走，远离朝廷，对寇准已构不成威胁。然而命运似乎偏偏与寇准作对，又给这个本来就不善处理人际关系的蹩脚政治家树立了新的对立面。当然，这也不能全然抱怨天道不公，路毕竟是寇准自己走的。
　　寇准作为政治家，却素无知人之明，观察人仅停留于直观表面，而自己对人的喜怒好恶，则每每形于颜色。丁谓其人，的确有才干。少时曾以文谒著名文人王禹，“禹大惊重之，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2百年始有此作”。[94]入仕后曾出任3司使，作《景德会计录》，亦颇见理财之绩。也许是看重丁谓的才干，寇准当年与丁谓关系很好。在他的同年李沆为相时曾屡次向李沆推荐丁谓，而不为李沆所重用。《宋史》卷282《李沆传》载:“寇准与丁谓善，屡以谓才荐于沆，不用。准问之，沆曰:‘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准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准后为谓所倾，始伏沆言。”古来向有相人之术，尤盛于魏晋之间。即由人的骨相、面相即可推知其人品及命运。这也许并非全然属无稽之谈，没有道理。正史野乘的记载，似乎也并不尽是载笔者的渲染夸张。对某个人，往往在没有充分观察某人的言行之前，有人就推知其人品以及将来的作为与命运，而经后来所证实，居然每每若合符契。没有记载证明李沆精晓此术，但《宋史》却的确记载“钱若水有人伦鉴”，[95]1见王旦，就惊其有宰相器。后来，王旦果然在真宗朝为相达102年之久。可见无论魏晋，于宋亦流行此术。李沆与寇准1席话，看似轻松，实际上说得相当沉重。而当寇准与丁谓共政之时，丁谓已被公论冠以“5鬼”之1的恶名。此亦可见李沆当年之明察。而寇准后来为丁谓所迫害，更令人惊服李沆之先见。
　　寇准当年欣赏丁谓，与之关系不错，本可以在同1个执政集团中和衷共事。不过，寇准却是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耿直之辈。以丁谓之言行处事，很快为寇准所看不惯。而以寇准的性格又不可能掩饰其不满。丁谓倒是在共事之初对寇准恭敬有加，但这样做有时反而更增加了寇准的鄙视。史载:“谓在中书事准甚谨。尝会食，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谓甚愧之。由是，倾诬始萌矣。”[96]同样记载此事的《5朝名臣言行录》卷4《丞相莱国寇忠愍公》说寇准“恃正直而不虞佞巧”。寇准如此羞辱丁谓，确实会在丁谓的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可以想像，在寇准与丁谓在中书共事期间，类似的事情肯定不止这1件。仇恨由积累到爆发有1个过程。经过了1定过程，遇有适以爆发的机会，就会爆发，这是势所必然。
　　丁谓报复寇准的机会是伴随着1场宫廷政变来临的。就在寇准入相的天禧3年，真宗患上中风，不仅说话不利落，而且神智也有些恍惚。因此，在真宗不能处理日常政务的情况下，“政事多中宫所决”，[97]即政务在经过皇帝这道必要的程序时，多由真宗刘皇后代为处理。这就使颇喜欢干预政事的刘皇后权力骤然增大，而且也给朝廷的政治派系的角逐与重新组合提供了新的机会与可能。
　　寇准不是看不出刘皇后权力增大的政治形势，但寇准似乎有些瞧不起这个出身寒微的女人。当年，真宗准备立刘氏为皇后时，寇准就提出过反对意见。史载:“真宗将立刘氏，莱公(寇准)及王旦、向敏中皆谏，以为出于侧微不可。”[98]这件事肯定已使成为皇后的刘氏怀恨在心。偏偏就在刘氏权势日增之时，寇准又做了件蠢事。“刘氏宗人横于蜀，夺民盐井。上以皇后故，欲赦其罪”。这时寇准则坚持要求法办。结果，“重失皇后意”，[99]深深地得罪了刘氏。本来就有龃龉，现在又如雪上加霜。新仇旧恨，彻底把刘氏推到了寇准敌对势力的1方。说寇准做蠢事，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而言，从道德上说，寇准在这件事上并没有错。但政治斗争并不以道德人格论是非，而是以成败论英雄。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处。
　　当时朝廷的政治形势，尽管刘氏权势增大，但毕竟处于宫内，在发号施令上，则不如宰相有力。因为从业已形成的政治传统上，宰相主政，皇帝则基本上是实施名义上的裁决权来支持宰相主政。在皇帝与宰相之间，很少有尖锐对立。因此，当时中书内寇准与向敏中两个宰相，在权力上足以敌过刘氏，至少可相抗衡。但暂时的平衡很被打破了。首相向敏中于天禧4年（1020）3月薨于相位。[100]向敏中当是寇准重要的同盟，寇准的再入相，因为并不是真宗1个人能完全做主的事，至少是得到过宰相向敏中的首肯，甚至是推荐。而向敏中的去世，则使政治天平开始倾向于寇准敌对势力1方。从寇准入相到罢相整整1年期间，朝廷执政大臣状况如下表（据《宋史?宰辅表》制作）:
大中祥符5年～
　天禧4年3月卒
天禧3年6月～
　天禧4年6月罢
天禧2年6月～
　天禧3年102月前知枢密院事
天禧元年9月～
天禧3年6月～
　天禧3年102月后为枢密使
同知枢密院事
天禧元年9月～
　天禧3年102月后为枢密副使
同知枢密院事
天禧元年9月～
　天禧3年102月后为枢密副使
签书枢密院事
天禧4年正月～
　　对上表中的执政大臣，我们姑且以对寇准的态度为标准，略作分析。
　　向敏中，如上所述，当属拥寇派。
　　曹利用，早在“澶渊之盟”时，寇准就与其有过从。不过，对曹利用来说，那是并不愉快的过从。“澶渊之盟”时，曹利用作为和谈使者出使契丹军中，当时为宰相的寇准曾威胁曹利用，说如果应允岁币数超过310万就杀了他，吓得“利用股栗”。就是这个曹利用，10年后寇准再入朝廷任枢密使时，居然也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与寇准共事。不过，寇准1直瞧不起这1介武夫。史载:“准为枢密使，曹利用副之。准素轻利用，议事有不合者，辄曰:‘君1夫尔，岂解此国家大体耶？’利用由是衔之。” [ 101]所以说，曹利用对寇准积怨颇深，是寇准反对派的主将。
　　李迪，《宋宰辅编年录》卷3说：“李迪与准同在中书，事之甚谨。”而且，在当初真宗立刘氏为皇后时，同寇准1样是个反对派。史载:“初，上将立章献后，迪屡上疏谏，以章献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献深衔之。”[102]由于这个因素，李迪当可以列入寇准阵营。
　　丁谓，自不待言，是寇准反对派的主帅。
　　任中正，“素与丁谓善，谓且贬，左右莫敢言，中正独救谓，降太子宾客、知郓州”。[103]由于有这1层关系，任中正当属于寇准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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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天子为大忠――兼论寇准在澶渊之盟前后的作为(二)相关推荐丁谓与寇准间的关系 丁谓拂须典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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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谓与寇准 后来，人们把“拂须”这一动作认为是拍马屁，而这个典故就与丁谓和寇准有关。宋朝读书人考取功名之时，要到主考官的家中去拜访，所谓的拜访就认主考官为老师。丁谓考取功名时，他的主考官就是寇准，所以寇准也是丁谓名义上的老师。寇准京剧扮相丁谓为人聪明机智，并且喜欢阿谀奉承宋真宗，宋真宗对迷信之事信以为真，为了让宋真宗重视自己，丁谓便借机找话题和宋真宗谈论迷信和神仙之事。寇准在北宋年间是出了名的宰相，他为人正直，做事刚正不阿，自然不喜欢丁谓的言行举止和处事态度。当初，丁谓是从寇准的门下得以入朝为官，丁谓对寇准自然很是恭敬。有一次，中书省的官员们在一起吃饭，寇准的胡子上沾上了汤汁，丁谓看见了，就起身帮忙把寇准胡子上的汤汁擦掉了。寇准笑着说参知政事这一职位是朝廷很重要的一个职位，你身为国家大臣，难道是帮上司捋胡子的吗？丁谓听了这句话顿时羞愧无比，并且对寇准的恨意逐日加深了。寇准为人十分正直，而丁谓这一动作无疑引来了寇准的嘲讽，当着群臣的面寇准以此话讥讽丁谓，丁谓十分生气，碍于同僚在场，丁谓只能将这份屈辱暗记在心。在澶渊之盟中，寇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寇准劝宋真宗披甲上前线这一做法，让王钦若更加记恨寇准。俩人便合作在宋真宗面前状告寇准的动机，这一说辞戳中了宋真宗的痛处，随后寇准便被罢官。 丁谓拂须 丁谓拂须的典故出自于《宋史—寇准传》，原文是初，丁谓出准门至参政，事准甚谨。尝会食中书，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谓甚愧之，由是倾构日深。丁谓画像宋朝读书人考取功名之时，要到主考官的家中去拜访，所谓的拜访就认主考官为老师。丁谓考取功名时，他的主考官就是寇准，所以寇准也是丁谓名义上的老师。丁谓为人聪明机智，并且喜欢阿谀奉承宋真宗，宋真宗对迷信之事信以为真，为了让宋真宗重视自己，丁谓便借机找话题和宋真宗谈论迷信和神仙之事。寇准在北宋年间是出了名的宰相，他为人正直，做事刚正不阿，自然不喜欢丁谓的言行举止和处事态度。当初，丁谓是从寇准的门下得以入朝为官，丁谓对寇准自然很是恭敬。有一次，中书省的官员们在一起吃饭，寇准的胡子上沾上了汤汁，丁谓看见了，就起身帮忙把寇准胡子上的汤汁擦掉了。寇准笑着说参知政事这一职位是朝廷很重要的一个职位，你身为国家大臣，难道是帮上司捋胡子的吗？丁谓听了这句话顿时羞愧无比，并且对寇准的恨意逐日加深了。在当时的场面上，丁谓觉得寇准让自己很没面子，于是在后来的日子中，丁谓处心积虑的攻击寇准。在澶渊之盟中，寇准被罢官，这件事情也有丁谓等人进行参与和恶意中伤。 丁谓巧送书信 丁谓巧送书信的原文是丁谓在朱崖，家于洛阳，为书叙致真宗恩遇，厚自刻责，且励家人不可兴怨。遂寄洛守托达于家。洛守不敢私开，遽奏之。上览而感动，遂有雷州之命。丁谓画像原文的内容是，丁谓遭到了宋真宗的贬官，被贬至崖州，而丁谓的家在洛阳。丁谓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的内容都是感激宋真宗的知遇之恩，而自己今天沦落到如此下场本人十分后悔和自责，并且告诫家人不能有怨恨的心理。丁谓将这封信写完后便寄托给了洛阳的太守刘烨，希望刘烨能转交给家人。刘烨收到信后，不敢私自打开，便将这封信呈交给了皇上。皇上被丁谓的自责的语言所感动，就立即下令将丁谓调到了雷州。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丁谓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他善于把握人的心理活动，对于皇上来说，丁谓的后悔之语能唤醒宋真宗的怜悯之情，他写的这封信便成为他的仕途稻草。从另一件事情中也可得知，丁谓了解宋真宗的行为秉性，丁谓知道宋真宗对迷信之事非常信仰，为了让宋真宗重用他，丁谓编了大量的故事以此来换取宋真宗的相信。宋神宗对丁谓所说的事情都深信不疑，甚至在修建泰山庙宇一事中，任命丁谓担任重职，足以见之，丁谓深得宋真宗的亲睐。在丁谓巧送书信一书中，可以看出丁谓才智过人，善于把握人的心理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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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间一散人，上不求闻达于诸侯，下不求暴富于民间。但写所思所想，所爱所憎，做个沉默渔樵，惯看千年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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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寇准一生犯小人
冷月无声/文
北宋名相寇准一生起起伏伏、屡犯小人，最终竟从宰相高位被贬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马，最后病死于这个蛮荒之地。寇准这辈子，各类小人对他的中伤、陷害，其用心之险恶、计谋之阴狠、手段之卑劣，令人唏嘘不已。
991年，30岁寇准升任枢密院副使（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这时的寇准意气风发，他的刚正廉明、不畏权贵、“临事明敏”（宋太宗语），得到了宋太宗的由衷欣赏和破格重用。不过这对寇准而言，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是不幸，此时的北宋政坛正暗流涌动。有道是“枪打出头鸟”，寇准早已成为其他大臣的“眼中钉”。然而寇准却愈加嫉恶如仇、敢作敢为，显示出一种积极进取的为官态度。这令一些同僚为之折服，但也得罪了很多人，“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其中以同为枢密院副使的张逊对寇准最为不满。
张逊其人，在历史上籍籍无名，根据《宋史·张逊传》记载，“太宗在晋邸，召隶帐下”，说明他在宋太宗做藩王时就追随左右，乃圈里人也。《宋史》对他的评价很差，“逊小心谨慎，徒以攀附至贵显，其訏谋献替无闻焉”，实乃一个小人。由此，张逊与寇准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寇准偏偏不怕得罪小人，“每奏事，颇相矛盾”，令张逊耿耿于怀。
993年某日，寇准与同僚温仲舒下班回家，一同并马而行，不料路遇狂人，该人竟迎马首拜呼万岁。此事纯系偶然，但张逊却定要陷寇准犯下大逆之罪。为此，两人在太宗面前往复争论，互斥其短。太宗遂将寇准贬知青州。这是寇准一生中第一次宦途失意。
在寇准遭受不白之冤的第二年，宋太宗又将寇准召回汴京，任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寇准此次被起复，并非太宗的个人感情，更重要的因素是想起用寇准，借以稳固宋朝江山。此时，宋太宗已步入垂暮之年，而辽与西夏不断扰边进犯，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同时，太宗的继位人问题也未能解决。因此，宋太宗认为必须启用寇准。事实证明，宋太宗此举挽救了他的后代子孙不至于重蹈西晋的覆辙。
宋太宗死后，继位的宋真宗十分看重寇准，任命他为宰相。1004年，辽圣宗与萧太后率领大军南下攻宋，直抵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形势万分危急。当时，群臣慌乱，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真宗去金陵躲避；佥枢密院事陈尧叟请真宗“幸蜀”。只有刚直的寇准坚决主战，并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指出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战胜。若退至江南或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必亡。这件事，令王钦若、陈尧叟对寇准十分忌恨。
在寇准的坚持下，真宗勉强决定亲征，但半路上又开始动摇，危急时刻，寇准指出：“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从而坚定了真宗的信心。澶州一战，不可一世的辽军于坚城之下接连受挫，统帅萧达凛亦被射杀，迫使辽军求和，是为澶渊之盟。
大宋朝此次能够转危为安，寇准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威信如日中天，但也引起了小人们更大的忌恨，其中以王钦若尤甚。
王钦若，就是评书《杨家将》里面王强的原型，历史上真实的王钦若虽不是辽国的卧底，但这家伙也着实是一个顶尖级的奸佞小人。《宋史·王钦若传》对他的评价是，“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
为扳倒寇准，王钦若蓄谋日久。1006年三月，王钦若跟真宗谈起澶渊之盟，顺便进谗言，把寇准建议真宗亲征比喻为赌博押上了最后的赌注，“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这便是成语孤注一掷的由来。
王钦若的话说到了真宗心中的痛处，这位素来耳软的帝王虽当时不置一词，但不久便把寇准罢相出知陕州。
当然，寇准这次被罢相除了王钦若的陷害，也有其他一些小人的“功劳”。寇准用人不讲门第，喜欢用出身贫寒而有真才的人。这样一来，这样那些背景深厚、习惯于按例升迁的官员们便极为不满。对此，寇准毫不理会，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宰相的职责，就是进贤退不肖，如果墨守成规，那是一个小吏都能做的事）。这样，寇准得罪了一大批小人。这些人自然也要积极参与到扳倒寇准的行动中来。
寇准罢相后，王钦若、丁谓把持朝政。丁谓与王钦若一样，也是一个善于奉迎的无耻小人，而且有过之而不及。他利用真宗晚年多病、迷信道教，大搞所谓“天书”、编造祥异，以此粉饰太平，北宋政坛一片乌烟瘴气。
1019年六月，在这个大背景下，寇准再度被任命为宰相。这一年，寇准已然58岁了。回到熟悉的岗位，寇准还是那副老样子，因而再度犯了小人。这次陷害他的，乃是丁谓。
丁谓其实是寇准一手提拔起来的，因此丁谓一开始对寇准十分恭敬。但此时寇准已经觉察到丁谓与钱惟演、林特及曹利用等佞人逐渐同流合污，便对他十分厌恶。在一次宴会上，寇准的胡须沾了些菜汤，丁谓马上起身殷勤地为他擦拭（这便是俗语“溜须”的由来）。寇准并不领情，顺便讽刺说：“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丁谓“甚愧之，由是倾构日深”，司机报复。（《宋史·寇准传》）。
寇准得罪了小人丁谓还不算，接下来又把真宗的老婆刘皇后给得罪了。当时，刘皇后的娘家人仗势犯法。真宗顾及刘皇后的面子不予追究。但寇准坚决反对，认为必须按国法处置。为此，刘皇后对寇准十分怨恨。
这个刘皇后可不是个一般人物，其权谋、手段与吕后、武则天十分类似。刘皇后本名刘娥，虽出身卑微，但美貌多才，善于说鼓儿词。年轻时嫁与银匠龚美为妻，至汴京谋生。当时，宋真宗赵恒还是皇子，正四处收罗美女。龚美得知此事，竟与刘娥商量，两人由夫妻改称表兄妹，将刘娥送给了赵恒做姬妾，以谋富贵。从这段令人不齿的经历来看，这两口子真够可以的，属于为达目的什么手段可以采用的那类人。这样，刘娥凭借其美貌、狐媚，很得赵恒宠幸。赵恒成为宋真宗后，刘娥在后宫角逐中胜出，最后被立为皇后。寇准得罪了这样的人，下场可想而知。
1020年，宋真宗患风疾不能理政，刘皇后乘机分享皇权，干预朝政，并与丁谓、钱惟演、林特等朝中小人结为一党。在这种情况下，寇准趁入宫探病的机会向真宗进言，要选择正直的大臣来辅佐太子，丁谓、钱惟演这些小人不可委以辅佐大事。宋真宗表示同意，寇准即密令知制诰杨亿草表，请太子赵祯监国，并以杨忆取代丁谓。寇准此举，既出于对真宗卧病在床、不能视事的担忧，又出于对小人乱政的警惕，更意图防止刘皇后干政。
如若这个寇准这个计划能得以实行，将改写宋朝的历史。不料寇准酒后失言，竟无疑中泄露了此等机密。丁谓得知此事后，立即与刘皇后、枢密使曹利用等人密谋。由于宋真宗已经处于刘皇后的控制之下，于是刘皇后与丁谓遂以皇帝的命令，将寇准罢相改任为太子太傅，削夺其实权。这意味着寇准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已然成了俎上鱼肉。
不久，太监周怀政等人意欲政变，企图杀丁谓、复相寇准、奉真宗为太上皇、罢刘皇后预政、传位太子。事泄，周怀政被杀。寇准并未参与此事，但周怀政提出复相寇准，刘皇后、丁谓等人岂能放过这个清算寇准的机会？于是，寇准被降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贬道州司马；1022年二月，再贬雷州司马。凡事跟寇准的亲近的人，全部被丁谓罗织罪名加以贬斥。
寇准被贬，据《宋史》的说法，似乎宋真宗并不知情，“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帝崩时亦信惟准与李迪可托，其见重如此。”
寇准被贬到雷州不久，丁谓也因为“机关算尽太聪明”，被刘皇后贬到了崖州（海南岛）。当丁谓路过雷州的时候，寇准的门人们打算痛揍丁谓一顿，出一口恶气。寇准得知此事后，“乃杜门使纵博，毋得出，伺谓行远，乃罢”（寇准命人锁上大门，让门人们一起赌博行乐，直到丁谓走远才放大家出去。《宋史·寇准传》）。
寇准的肚量令时人十分感叹，甚至有人写诗讽刺丁谓，“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真不知小人丁谓对此作何感想？寇准没有按照小人的思维行事，保持了一个君子的风度。然而中国的历史，往往是一部君子向小人看齐的乱账。一旦君子按照小人的思维做事，君子也就不复为君子了。这也是人们虽恨小人而小人却越来越多的缘故。
1023年，寇准病逝于雷州。而他为之效命奋斗的大宋王朝，却已积弊丛生进而积重难返。寇准之后的范仲淹、王安石都试图扭转颓势，可惜这已经不是人力所能及也。寇准的个人悲剧，只不过是“靖康耻”这个大悲剧的前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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