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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秋中职二年级语文中期检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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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文化练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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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这里的“忍”、“耐”，“眯”各是什么意思忍：___________________耐：___________________眯：___________________
忍受、忍耐。受得住，禁得住。眼皮微微合上。
—They are discussing what to do for the disabled.
— _______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them with more positions.
翻译句子，词数不限。
1、你的咖啡要多加些糖吗?Will you
more sugar
?2、管理一个大城市是困难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需要有更多的学校和医院。There need to
.4、我们村与他们村离得很近。Our village
their village.5、我们看到远处有灯光。We saw a light
.6、政府决定在城市边缘修建公寓。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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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的散文理念,不平和的《胡同文化》
2003年第11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12篇
　　一、平和的散文理念 中国论文网 /5/view-1934864.htm　　 　　汪曾祺以小说著称，其《受戒》《大淖记事》《陈小手》等一直为文坛交口称赞。其实，像诸多文学大家一样，除了小说，汪曾祺还写散文。他自己曾有言，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不过，这“捎带脚”的成绩比起“搂草”来，数量要大得多。在《汪曾祺全集》中，小说不过两卷而已，散文则有厚厚的四大卷，可谓是搂草时打了一只特肥的兔子。 　　在汪曾祺的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印有一条广告：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是谁作出了“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的别出心裁的评价呢?非他人也，正是汪曾祺自己。这是不是一种王婆卖瓜的自荐方式?读者只消自己去读一读他的散文，自然就心中有数了。笔者认为，汪曾祺如此大力“抬高”自己的散文，其实还有着一个更深层亦更有文学史意义的目的，那就是：散文可以是“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的，即不必非要抒情，也不必非要从寻常小事中挖掘出深刻的道理来。质言之，汪曾祺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蔬菜”之非常平民化平易化生活化的散文创作，来对长期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中的宏大叙事作一个彻底的颠覆。 　　故此，汪曾祺的散文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照单全收，除了《蒲桥集》中的内容外，还有游记、随笔、文论、考据、书信、书评、序跋、回忆文章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他甚至还写菜谱，真的。有一篇就叫《家常酒菜》，写了拌菠菜，拌萝卜丝，干丝，扦爪皮，炒苞谷，松花拌豆腐，等等，都是老百姓饭桌上一日三餐寻常可见的家常酒菜。且摘录一段： 　　小红水萝卜，南方叫“杨花萝卜”，因为是杨花飘时上市的。洗净，去根须，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愈细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装盘。轻红嫩白，颜色可爱。扬州有一种菊花，即叫“萝卜丝”。临吃，浇以三合油(酱油、醋、香油)。 　　或加少量海蜇皮细丝同拌，尤佳。 　　家乡童谣曰：“人之初，鼻涕拖，油炒饭，拌萝卜”，可见其普遍。 　　若无小红水萝卜，可以心里美或卫青代，但不如杨花萝卜细致。 　　一位在当代小说领域里独领风骚的老作家，竟然把他那枝生花妙笔伸向如此凡俗乃至让人不屑一顾的生活一隅，已够让人惊诧不已了；更何况他又用如此朴实简单的文字来形成他的文章，简直要让人怀疑：这也算散文么? 　　汪曾祺自有回答。他在《蒲桥集》的自序中说： 　　二三十年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成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感伤主义。我觉得感伤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 　　事出总是有因。汪曾祺所持的散文理念：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不抒情，不感伤，造就了他散文的平民化生活化亲近化。“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一句，说得尤为精妙，只轻轻一笔，就把二十世纪中国散文中的弊端――矜持作态揭露无遗，正中当时那些红得发紫的抒情散文的要害，如《荔枝蜜》等。 　　汪曾祺说，他的作品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主张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尽火气，特别是除尽感伤主义后，才形成作品。自一九八?年始，汪曾祺以“新老作家”的身份重现文坛以来，其作品(小说与散文)就一直保持着独特的气质。新时期以来的文坛天空是潮流更迭的，汪曾祺却从来不曾参与主流，一直甘居于边缘，不懈地写着“美和人性”的文字。这些文字既不轰动也不张扬，却能让读者长久地咀嚼出一份平淡中的意味深长。应该说，汪曾祺经过三十年的“写不了就不写”的创作空白期(，六十年代曾有三个短篇小说)后，到重新提笔创作的十七年()里，他这枝由西南联大的自由精神所熏陶出来的笔，就一直在做着还原“文学的平和”的工作，而这正是被我们的文艺政策与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在建国后的头几十年里所竭力遗忘的。 　　 　　二、不平和的《胡同文化》 　　 　　《胡同文化》在某个层面上是契合汪曾祺的散文理念的：平淡，自然，“家常”，不矜持作态。这点在文章中的表现是非常明显的，从开篇到“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塔那么高”，都是。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在某个层面上违背了他的散文理念――有些段落不是娓娓而谈，态度亲切，而是语带机锋，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这表现为从“北京人爱瞧热闹”一直到“北京人，真有你的!” 　　在《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中，汪曾祺写道：“在小说里，因为要‘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控诉是无言的。在散文中有时就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这是他在研究了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的倾向性的不同表达方式后所作的结论。其实，这个结论用于汪曾祺自身也颇恰切。 　　不错，汪曾祺的散文观是平和的，但事实上他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尽管数量不多。如沈从文去世后不久，他即有那篇语带锋芒、言辞激烈的《一个爱国主义的作家》刊出，表达了对沈先生的怀念，为他的坎坷际遇鸣不平。很明显，《胡同文化》中的某些段落，也是把作家对北京市民的某种极度不满“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的。 　　在该文中，描写完了胡同的名称、大小、地理位置后，汪曾祺开始剖析由胡同所生孕成的胡同文化之内核：“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在这种封闭的文化中会形成怎样的人?“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汪曾祺好像是在欣赏；“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汪曾祺好像也在冷眼旁观；“学生示威游行，他们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汪曾祺的语气与态度好像加重了。到了谈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时，他举了一例：一个小伙子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因为大家怕那个小伙子，此事就不了了之。这时他这样写道：“北京人，真有你的!”同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汪曾祺也是一个不习惯大叫大嚷的人。所以，这样的一句话，从有着“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封衔的汪曾祺的笔下涌出来，可谓有深意存焉! 　　此例并非凭空杜撰。汪曾祺家住北京蒲黄榆时，楼里有个小伙子是个“三青子”，蛮横无理。一次坐电梯，开电梯的小姑娘没注意，差一点把他妈妈给夹住。这个“三青子”顿时火气直冒，重重地打了小姑娘一个嘴巴。汪曾祺当时并没有在现场，听说此事之后非常生气，接连好几天在家里说：“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随便打人呢?”他打算自己出面，单枪匹马找那“三青子”理论一番，被子女劝住了。于是他去找几个同是搬迁户的长者，请他们也出面，一起主持公道。结果正如文中所说，碰了一鼻子灰。这事对汪曾祺触动非常大，让他读懂了正宗北京人的正宗心态。据此读者可以知晓，文中的“我们都很生气”，实际上只是汪曾祺一人生气罢了，老北京们可是“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 　　在文坛上，汪曾祺素有“好老头”之称，这固然与他热情提携后来者、不故作姿态的为人有关，也与他“除尽了火气、除尽了感伤主义”的文风有关。在人们的印象中，他的文章总是带着诸多柔和雅致悠然平稳，即使写生活中阴暗乃至残酷的一面，也总是抱着宽容化解的态度。如以悠闲笔墨写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随遇而安》，还如以诙谐语气写在“文革”中自己被撞掉四颗门牙的《牙疼》。正是因此，人们便认定了他文风的和风细浪，而忽略了、或未读出在宽容化解的态度下依然潜流着的汪曾祺式的“法眼看世事”。在《胡同文化》中，对于北京市民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忍”字当头的心态，“好老头”汪曾祺终于忍不住了，断喝一声：“北京人，真有你的!” 　　在一篇谈地域文化的散文里，对于汪曾祺的一贯文风而言，这七个字确实含蕴了太多的火气，把他对北京人的嘲讽、揶揄、批评与警醒“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翻遍他的散文，类似文字超不出十句。这表明“好老头”汪曾祺不管在人品还是文风上，其“好”都是合乎一定的“道”的，一旦世事向违背了“道”的方向发展，他是要由“好老头”变成“刺老头”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清，汪曾祺散文的平和是有原则的：当偏离“道”的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时，如《随遇而安》，如《牙疼》，他能平和宽容地一笑置之；而一旦偏离“道”的世事发生在他人身上时，他就平和不起来了，笔下的文字就变得有点火气了。汪曾祺说他深受鲁迅的影响，这样的人品和文风，怕是与鲁迅渊源颇近吧?还可作一比较，那位苦雨先生的散文名气是要大得多的，文风亦是举世公认的冲淡平和。正是他“任他世事突变，我自岿然不动”的“平和”心态，所以即使在日寇铁蹄呻吟下的北平，他也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冲淡平和的文章。如果换了同样能写美文又同样能写得冲淡平和的汪曾祺，他要么是一个字也不肯写，要么是每一个字都带着愤怒的火气的。 　　 　　三、《胡同文化》的语言 　　 　　应该说，在当代文坛上，像汪曾祺这样重视语言的作家并不多。一九八○年他的《受戒》与其说是以故事的离奇征服了“伤痕”累累的文坛，不如说是以语言的个性化征服了在“文革”话语中浸淫太久而已不懂现代汉语之美的读者。他把语言提到本体的高度来认识，认为语言不只是工具，它本身即是艺术，是内容，是思想，是目的。可以说，汪曾祺是新时期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意识地关注语言的作家。 　　评论家王彬彬说：“要懂得什么是白话汉语之美，要品味白话汉语最高的文学性，汪曾祺不可不读。” 　　下面谈谈《胡同文化》的语言，管中窥豹，以求对汪曾祺的语言风格有一定的了解。 　　汪曾祺的文章平易近人，明白如话，决不像那些学院派们，把浅显平常的东西用佶屈聱牙的词汇来表达，以示其渊博与高深。《胡同文化》的开头就平实得近乎老土：“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实在见不出半点空灵与半丝才气。然而，它确实非常贴切地把北京城的形状描绘出来了，想想，用其他比喻还真的不妥。宋人范?文《对床夜话》中所云的“诗用生字，自是一病”，汪曾祺视为至理。他的语言虽然极俗，都是大实话大死话之类，但是绝对有趣，不涩，就像鲜活的鲤鱼在大木盆里跳一样。如那句“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就生动不过。 　　一般来说，汪曾祺不爱用长句，而爱用短峭的句子，且句号用得颇频繁，分号极少。这从前面所引的《家常酒菜》一段可以看出。《胡同文化》中亦有类似语句：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 　　还可以发现，虽然汪曾祺爱用短句，但即使在“短句阵”中，他也非常注意长短结合，以造成一种跳荡活泼的节奏感，使其富律动，有韵味。其实，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也就是长句子与短句子的搭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罢了。 　　在《小说技巧常谈》一文中，谈到语言问题时，汪曾祺主张适当地运用四字句。理由有三：一、可以使文章有点中国味儿；二、经过锤炼的四字句往往比自然状态的口语更为简洁，更能传神；三、连用四字句，可以把句与句之间的连词、介词，甚至主语都省略掉，把有转折、多层次的几件事贯在一起，造成一种明快流畅的节奏。 　　《胡同文化》里就有四字句：“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四个四字句，一律带着伤感凄清没落怀旧的意蕴，是唱给古老的北京胡同文化的一首挽歌。至于它们还有没有汪曾祺自述的三个作用，读者可以自己去揣摩。 　　读汪曾祺的文章，你能感到他的语言极俗，俗中又蕴着极雅。挺口语化的一句，放到他的文章里，陡然就现出它的挤眉弄眼活泼的样子了，又现出它的优雅从容有风韵的神态了。然而我们去试试，看见的却是它血肉顿失，一副死翘翘模样。你看这句：“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词儿平常，却是长短结合，对仗工整(“旧房檩，断砖墙”)，化繁为简(“外面大下，屋里小下”)，状物绘声如在目前。还有那句“虾米皮熬白菜，嘿!”之“嘿”字，特别通俗，用于文中，却是无限传神又有无穷意蕴。
　　 　　四、“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这句话是贾平凹说的，含义当然颇丰。在此，笔者想把它加以简化，仅从语言的角度来解读。也就是说，看看汪曾祺这位“文狐”是如何修炼成“语言老精”的，或者说，看看其语言是如何达到“白话汉语最高的文学性”的。 　　读小学时，祖父就教他读《论语》，后又随当地两位有名的先生学习《史记》和桐城派古文。他私下又最喜欢归有光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认为它们文笔简洁又极富人情味。成名之后，他承认儿时所学的桐城派古文对他文章的洗炼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他最念念不忘的还是：“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岂止是小说!所以他又有言：“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罗列这些资料，无非是为了说明：汪曾祺的语言之所以洗炼、雅致、绵长，与他文风中弥漫的古典汉语的“余韵”与“痕迹”关系甚大。语言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愈是丰厚，语言的含蕴就愈是丰富，就愈有着言近旨远之功力。 　　除了终身读之不倦的古典散文，汪曾祺还一直做着凡俗的我们不愿做的凡俗之事：随时随地向老百姓、向生活学习语言。这点笔者不必多谈，诸多大作家都这样。 　　还有一点却是凡俗的我们渴望着却无法实现的：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汪曾祺入读西南联大，他的老师都有着如雷贯耳的名字：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他上过沈从文的各体文习作课，创作上模仿沈先生，连沈先生的文白杂糅的语言也模仿。沈先生亦最喜欢他，细致地批改他的每一篇习作。本来就有极高的文字悟性，又得到名师们的衣钵真传，不成“语言老精”才怪呢。 　　一九五?年，汪曾祺任《说说唱唱》编辑，一九五四年调任《民间文学》编辑。这几年的工作经历对其语言风格的形成非常重要。一九四八年，汪曾祺有小说集《邂逅集》出版。那些文章，像《小学校的钟声》《复仇》等，语言与句法是颇空灵的，带着强烈的欧化味，很不好懂。他后来承认，初学写作时，很喜欢堆砌辞藻，喜欢故意写得很有“才气”。这种矫揉造作的语言是如何为之一变的呢?《说说唱唱》及《民间文学》中生动简洁、直截了当的民间口语资源给了他极大的震撼，他开始形成这样的语言观：语言的惟一标准就是准确。成为大家后，汪曾祺谆谆劝告青年作者，要多读戏曲、曲艺、民歌。他说：“我编过几年《民间文学》，得益匪浅。我甚至觉得，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 　　从古典汉语中吸收造就雅文的营养，并从民间的、日常的口语中寻求活泼的语言资源，这就是汪曾祺的语言雅俗互见、极富文化意蕴的原因，当然也是他成为“语言老精”的主要原因。 　　 　　附：胡同文化 　　汪曾祺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起，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润庠、王?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靴”，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日 　　(选自《汪曾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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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不少国外的同学和我聊到，“现在哪儿都不好混”，甚至和我说“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我在诧异之余，有种想喷饭的感觉。现在的地球真的只是一个村落了，国内国外差不多。以前做梦都想去的USA,CA等等，现在也到了灯火阑珊的时候了。真的是他们所说的那样吗？我觉得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环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的心态。不管他们说的是否真实，听到的人必须学会思考和斟酌。人云亦云，是每个人的选择，但更深层次的思考，应该是不可缺少的。思路决定出路，行动左右未来。
人活着一定是要有梦想的，而且必须学会自己实现梦想。不要试图去走捷径，任何捷径到头来都是得不偿失。人生的路，只有自己走出来，那才是真正的精彩。我们应该珍视上帝赐予给我们的这一次生命，好好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当然，梦想可以有大有小，不论大小，只要身体力行，结果都不重要。如果我们都能有这种务实和平和的心态，那到哪儿都一样，眯着也可以睡着。如果说“现在哪儿都不好混”，“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那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有了更高的梦想，或者说我们有了很多的选择，只是暂时心里没谱，还没有看清方向，决定还没有成形。那就给自己一段时间清醒和整理吧。我一直很欣赏那些靠勤奋学习出国的同学们，尽管每个人的条件不同，但相同的一点是：年轻的时候都应该远行，那是人生的一段美好经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和能力出去学习和工作。如果能够实现，应该是人生的一种宝贵财富。虽然很多人出国若干年又回国了，但内外兼修的海归们，积累了多一份人生经验，体会了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现在很多在国内工作多年后又考出去的，也是一样的好样的，而且我觉得这样更成熟效果更好。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权利。不要在梦想实现后再对别人说你的梦想并不是如你所愿，这是自欺欺人。不要轻易否定自己，我知道这样是非常痛苦的。人们不会介意你最终是否成功，真正在意的是你曾经的付出和努力。梦想和现实很难统一，但我们为此奋力一搏，无怨无悔。
关于贫富的区别，这是个永恒的话题。贫富的差别，是绝对的概念。自古至今，国内国外，无一例外。我们不能消灭贫富，只能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贫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就是经久不衰的事实。我们既然不能改变现状，那么我们可以调整心态：贫而乐，富而仁。贫和富应该保持和谐开放的关系，同时也是鱼和水的关系。没有穷人的付出，哪有富人的享乐？没有富人，地球照样可以转动，穷人有勤劳的双手，有无尽的智慧；但是如果只有富人，那地球将会是一个炼狱，毫无生机和活力。国家机器和资源，被少数人掌控，这是政治制度，同时这些人又用这些来制定经济制度和规则，这就是经济和政治的亲密关系。穷人们只需要按规则办事就行了，他们不懂得经济学，也不关心政治。他们只需要管好自己的一家老小和衣食住行。如果经济和政治制度不能保证老百姓的需要，那就很不和谐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贪婪和恐惧永远都是人性的两个致命的弱点。聪明的富人应该学会仁厚，快乐的穷人应该知道感恩，这样他们之间才能相生相长，其乐融融。如今的中国，在制度的建设方面已经有许多可喜的改革，我们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赚钱，期望若干年后中国巨龙的再次腾飞，那就让我们怀着赤子之心，不抱怨，不气馁，期待国富民强的那一天，幸福地爱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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