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所有的出国留学途径_百度知道
高中毕业后所有的出国留学途径
　　出国留学途径如下：　　留学中介　　留学中介是为出国留学人群提供留学签证办理服务及海外院校选择与申请和留学材料的准备提供相关咨询服务的留学机构，出国留学申请人可以将出国留学的相关事务托管于留学中介，申请人只需要准备和提供出国留学申请材料和考试成绩即可。因为出国留学属于我国的特殊行业，正规的留学中介需有留学资质，并在教育部备案才可以经营出国留学事务，所以学生在选择留学中介时一定要合作留学资质。　　国内高校留学　　高校留学项目是指国内高校内开办的一些出国留学项目，学生会先在国内上1-3年的国内课程，再到国外完成其余课程，最终获得国内外的学位证书。高校开办的出国留学项目一般分为，国内一年的出国留学行前课程、国内两年的转学分课程和国内三年的HND留学项目，还有一些基于这三个项目基础上的学位延伸项目等。学生在选择国内高校留学项目时，要注意这些项目是否经过学校认可同意立项，学校的办学经验以及最终学位是否可以获得回国认证等。　　国际交换生　　国际交换生项目是我国最早的出国留学途径，该项目是由国内外主管教育的部门开展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办理的签证为学术交流签证，留学时间为1年，留学的学校多为各国公立大学，一般学生没有择校的权利，所有的留学安排均有各国教育部门统一安排，留学费用是所有留学途径中最少的，安全上也是最有保障的，但是对学生的要求很高，学生必须是国家认可的优秀生，衡量标准因学生选择的不同国家而定，不完全统一。因为交换生项目只有1年的时间，如果学生想继续留在国外学习，可以办理转签证手续，将学术签证转签为留学生签证，但是部分国家需要学生转学到私立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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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录取如果申请人没有TOEFL／SAT成绩，可她申请了学校奖学金。实力较强的美国大学会为国际学生提供数量不等的奖学金，再带着这些学分转到某一大学去读、某某大公司奖学金。美国目前在中国举行的标准考试有、填表 (Application forms) 2 通常高三第一学期，而又来不得一点马虎，普通一点的私立学校一年需要2、TSE(Test of Spoken English) 申请奖学金准备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的准备十分繁琐、TOEFL （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2 ， 会考结束，而其他的大学则多叫university。就一般而言.社区大学里有些专业的文凭是专科文凭有些专业学生达到一定的要求后可以转到university去继续上、成绩单与学历证明 6 。外国学生和外州学生的学费要高一些，它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点学费。当然；学历证明。这些大学由各级政府资助。一周工作10到20小时的工作收入至少能满足一部分日常生活花销、SAT成绩(对大陆学生非必需)，她一学期的学费是400多美元，TOEFL成绩，中国的高中生可以申请美国的大学，这样既拿到了本科文凭又节省了很多钱：已填好的校方寄来的入学申请表、GRE(Graduate Record Exam) 3 ；中英文两份学习成绩单、GMAT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 4 。有很多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平时学习紧张，TOEFL 等必要考试成绩复印件（同时要求 ETS 寄送成绩）、低收入奖学金；2)能够提供有效的高中毕业成绩单，本州学生一个学分是30美元左右，但也比university便宜很多，但是的确没有时间进行托福或雅思考试、个人简历 (Resume) 4 ，会要求申请人提供一种或几种标准考试成绩。美国排名前50名的顶尖大学要求学生必须要有优异的美国高考成绩(SAT)才能入读，完成ESL课程之后就可以顺利进入正式课程的学习.5万到3万美元。美国大学的招生要求。有意思的是，顶尖层次的私立大学的学费每年约在3万美元；4)足够的竞争力和自信心： 1)正规高中毕业。 在美国就读大学的费用美国大学的学费根据大学的类别，这些社区大学里也有名目繁多的奖学金：1 。我所就读的社区大学，各种奖学金只对美国和有绿卡的外国fulltime（每学期所选课程达到16个学分）学生发放，一个学期大约400多美元；二至三 封 教授推荐信。这种项目大大方便了中国众多优秀的高中学生赴美留学。目前很多美国大学都开设了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项目，而那些university则需几千美元。
1 。此外，可以申请“双录取”相关“双录取”。整套申请材料包括，公立学校一般一年也不会低于2万美元。加上生活费，上学简直成了一种赚钱的职业，有的在中间加上个community，在校期间成绩非常优秀。这些大学在美国基本上都称为某某城市或地区college；简历。许多人先在社区大学挣到一些学分后；读书计划，学校也会提供给在校学生很多工作机会。美国大学在评定申请人奖学金资助时。社区大学的特点之一是学费低廉，四年大学本科教育大约需要15到20万美元左右，比那些university要随便得多、层次以及地理位置等众多因素，因此语言学习的项目为这些学生开启了美国留学的大门，有较大的差异。我认识的一个黑人妇女，已填好的各种奖学金资助申请表以及财力证明表。
社区大学社区大学是属于某一地区或城市的大学、LSAT(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 5 、推荐信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3 。有的学生申请的奖学金可能是他所交学费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TOEFL 、单身母亲奖学金等共计4500美元；3)自理自立、读书计划 (Personal Statement) 5 ，因此没有托福或者雅思等语言成绩的中国学生可以先到大学读ESL课程，推荐信等申请材料
提问者评价
我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已经弄明白了我的问题，我会朝着我的目标而努力的，我会凭我的实力去美国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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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申请(DIY)2、通过中介新西兰奥克兰教育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中国代表处（非中介） 新西兰商学院中国代表处 电话：010- qq1
1 去参加SAT考试 这是最简便省钱的方法 但基本要求是你学习够好 在考前需要参加这方面的补习 2 找中介 这是很费钱的方法 适用于凭自己实力SAT没有考上 但非常家里有钱 就想去美国读书的人3 在美国先读两年高中 然后在美国参加那里的高考 这也需要很多钱 应该还要找中介 但如果幸运的话 没准会遇到愿意收养中国孩子的美国家庭 哈哈 那样就更好了的确，去美国可以使自己的起点很高 但如果真的遇到很大困难的话 也可以考虑考虑别的办法 比如英语国家贵 可以去非英语国家呀 我知道去韩国是非常便宜的还好申请 就是可能文凭含金量比美国低 但如果美国去不成 先去其他起点稍微低一点的地方 然后再考研生的时候 再去美国 这样也很好啊！
我不知道很多，不过把我知道的告诉你吧..好像大多数人都去找出国留学中介，因为会很方便。他们会帮你计划好一切，出国的一系列手续都会很齐全，帮你办好。还有很多，如果你还有几年才出国，他们会帮你计划在这期间你需要做的一些准备。还有帮你申请学校。美国学校需要的证书什么的，他们会告诉你，然后你去争取。反正就是都会很方便啦~~我有去某个中介咨询过，还有同学是通过中介的，帮她做了长期计划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的，不然要是自己去办这个那个的，很麻烦不说，也许不够系统，会很慌乱吧...Maybe..
钱（你可能很充足）+语言（雅思6.0UP）你还不一定能申请上 还要去面签 途径很多 但是道路很难 尽量自己联系学校 不要中介
1、自己申请2、找中介帮忙申请3、参加国内的预科学习一年，然后考语言或者不考，直接出国大致就是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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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您的问题，我作出以下解答：
TOEFL考试是可以直接上美国的大学的，但是如果要上好的美国大学，那还不够。
考美国的大学途径有很多种。有容易的也有难的。
第一种：如果你只想考美国的一般的大学，比如一些教会学校，那么你在中国的高中毕业证就非常重要，另外还要你的平时成绩单和你的学校的推荐信。其次就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托福成绩。上美国的大学就没有问题。
第二种：如果你想上美国大学排名在50-100名左右的大学，那么你首先也是需要你的高中毕业证和推荐信，同时你要有良好的社会活动资料介绍。考试固然重要，sat成绩和托福成绩是必须要的。当然如果你想申请奖学金，sat2也是需要的。
第三种：如果你想上美国大学前30名或者常春藤联盟里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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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转载]［转］可怕的大学—中国大学现象剖析
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变得可怕
恢复高考33年来，中国共选拔了5438万名大学生。
千军万马过的不再是独木桥，大学也不再是从前的大学。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
它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大学的理念越来越混乱，而其行政管理、评估体系、课程、老师和学生，都出了问题。大学的定位和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从教授到学生的造假舞弊令学术成为笑话。大学的腐败、两性和安全乱象总在社会新闻版出现。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
大学从残酷社会中的象牙塔，堕落成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坏公司，这是可怕的事!少数好教师和好学生在此瑜不掩瑕，更多人的青春在此虚掷，梦想没来得及描绘就已挫败，这是可怕的事!大学不教新生代做“人”和做事，只教他们听话和考试，这是可怕的事!大学生相信关系和潜规则，甚于相信知识和能力，这是可怕的事!2010年，中国957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其中657万人有机会成为大学新生。
什么毁了中国的大学？
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评估泡沫化、建筑浮夸化、人际厚黑化、排名黑幕化、资源集权化、招生产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财政腐败化、监督无力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精神犬儒化、姿态保守化、文化表面化、教旨雷同化、大纲统一化、设科短视化、教授娱乐化、学者江湖化、教师妖魔化、学生堕落化、学社商业化、作弊正常化、情爱游戏化、暴力频繁化、心理危机化……
简单归纳，即可得出出30个常遭舆论批判的大学之病。但即便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白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幸福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老板需要这个证据，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
山西临县因即将高考强制关闭网吧，全县网吧都在劫难逃；杭州有妈妈为让孩子好好学习开出千元工资，同时有小学生为学生周刊写出《搞好学习是我的生财之道》的“评论”。“考上大学是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标语贴在小城的中学教学楼上，这条“出路”，仿佛全社会为你而设的一个赌局，你用快乐、自由、幻想与纯真投注，哪怕收获的是北大学生贬值到卖猪肉的残酷结局。
这是中国大学的黑色幽默——这个人生必经的圈套越是“毁人不倦”，越显成就珍贵；这个圈套越是明显，拥戴者越多；这个圈套越是被你认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进入。皆因这个圈套的布局者、参加者与受害者，老实说是人人有份。
大学已经功利化，因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当读大学成了一个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了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摧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不见命运有何改变?”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如是说。“耶鲁改变了我一生。”2010年，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张磊公开告自如是说。他要给耶鲁捐款888.8888万美元，据说是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最多的人。
两者皆拿一生的命运说事。杨元元的话让公众质问教育，张磊被公众质问为什么不给中国的母校捐款一好在，仍有天涯网友为他解围：“捐到耶鲁不一定能体现价值，但是捐到国内一定体现不出价值。”
2009年，重庆上万农村高三应届考生拒绝了高考，湖北省2.6万学生放弃了高考：2010年，中国高考报名总人数比2009年减少了65万人。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一个小故事，表弟是一位装修工，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农民工表弟因而深有感触地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也许，全因我们与大学的关系早已改变。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大学就只剩满足短期需要的供需关系——江苏省10年换了5个高考方案，50万考生的命运也跟随着朝令夕改；《2010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数年前的热门专业转眼便成了“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07年至20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
也许，全因中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阶层”严重缺货。北大和清华都未进亚洲大学排行榜前十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有一个说法，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需20年。这是客气的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批判中国大学：“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来，大学本应该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
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
也许，全因大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时光，他们为了考上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的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18年学习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当太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也可以证书化，道德也可以数据化：上海交大曾想给毕业生颁发3张证书，包括学业成绩单、能力证书，外加“人格证书”；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推出道德银行储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做好事开证明就可以加积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
我们都是大学的灾民
中国的中学生总是睡不着——一份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的比较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中国高中生的压力居四国之首，超过七成的中国学生情绪低落、烦躁，近半中国高中生“睡不着”。
中国的大学生还没有睡醒——大学生模仿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一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
这就是人生。对那些三四年后即沦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大学不过是延时进入残酷社会的避难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后的一个乐园——近有李咏不小心口吐真言：“大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失过身，就白上了”；远有中国大学周边由邋遢饭馆、通宵网吧、廉价招待所、无证小诊所形成的堕落街。无数大好青年从室友手中接过第一根烟开始，本该厚德博学的大学时光，就沦为一部青春堕落史。
可惜好日子在大学毕业时就到了头。有分析指，2010年，至少有1000万应届毕业生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况。这个结局，让中国的父母被看作教育产业链上最盲目的投资者，中国的大学生被视为教育产业链上最大路货的低端产品。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如是说：“大学生是整个食物链最后的环节，没有选择空间。”
鉴于现实残酷，富士康女主管曾出自传小说《毕业出狼窝，工作入虎穴》，对毕业生传授残酷世界的生存之道。不过，富士康的“生存”之道实在让人怀疑，特别是在富士康出现员工自杀的“n连跳”之后——有网友写了《富士康员工自杀和大学生自杀缘出一辙》的博客，发问：“大学生跳楼自杀，富士康的普通员工也跳楼自杀，为什么不同的学历、背景和社会经历，都会选择同样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了断呢?”
韩寒的博客《青春》算是一个解答：“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得都更惨，有混得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得好的女同学，那是嫁得好……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这不仅是施密德特眼中唯利是图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早已将“经济上的成功’视为“成功”的全部：一拜金女会告诉男人，《非诚勿扰》就是“非钱勿扰”；市长会告诉市民，增加GDP一定可以提高你们的幸福感。
在这个欲望贲张的时代，大学时刻面对两难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保持独立?这是一个寓言：16年前，北京大学曾拥有一堵围墙，一边是假证件和盗版光盘贩子的聚集地，一边是诗人、学者与未名湖，当年围墙在争议声中被轰然推倒，在原来的墙基上建起了商业街；而16年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院的人仍必须持有白色的门卡，因为学院大铁门总是紧闭，没有门卡，绝对进不了大门。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精神围墙”也正在倒塌。大学在电视宣传片中吹嘘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学生选择大学，选择的标准不是一个大学的教统，而是就业率的高低。
中国人有两个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学。中国人对大学的执念，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读大学是成才标准，大学却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大学的失败；当孩子要提早告别童年的快乐、父母要牺牲全部积蓄、兄弟要放弃接受教育机会，才能让大学生读上一个找不着未来的大学，则是社会的变态——我们对大学失望，是因为期望过高：我们对它期望过高，只是因为成本昂贵。
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但今时今日，大学是官场、商场、名利场、欢场、广场，是盲目扩张的流水线、靠人头计算利润的坏公司，是潜规则当道的小社会、官腔流行的小政府、占地面积巨大的小城市，却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大学”。
从小处说，大学应让一个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从而改变个人命运；从大处说，大学应促进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垂直流动、缓解社会的阶层板结，从而改变国家命运——这正是中国的大学的最大失职之处：大学本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力臂膀，但从什么时候起，虚胖多病的大学隐隐成为了社会的负担?
大学是间坏公司
大学这间公司最“妙”的地方是，它既是公共服务，又是产业经营；它既面向社会，又针对个人。它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它是投资，却并不保证你的回报。
“我们不需要教育，我们不需要思想控制，教室里不要有黑暗的挖苦。老师，放过那些孩子……”平克?弗洛伊德在音乐专辑《迷墙》中这样愤怒地唱道，那是1979年。
放到如今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这些激进的话语已经不太合适了。高中以前，或许还有学生苦闷地处于墙内；而一进入大学，整个环境早就已经完全商业化，所有的一切都按照一个商业目标运转起来——如何把学生作为商品出售出去。
我们的大学更像一问公司，无论好坏。
大学这间公司是怎么做市场的
一个高三学生如果有幸连续看过这十多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手册，一定会晕掉。十多年来风水轮流转，各种热门专业层出不穷，如果大学是公司，那它们就是深圳华强北那些山寨手机厂商，iPhone流行时就做HiPhone，什么流行就一窝蜂仿它、山寨它、做滥它。
早些年流行经济类专业，各个大学学院纷纷开设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应用经济学等等；后来又流行法学，人人都想着进公检法，过“律考”；接下来是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与营销等市场管理专业；没几年风头又转到了IT行业，于是计算机类学科汗牛充栋；然后是影视、艺术、表演、播音与主持类专业挤破了头，连工科院校都敢设影视学院；最后是物流管理、电子商务、艺术品投资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物业管理、动漫设计等面向新时代的专业热得烫手。
看看十多年来的大学热门专业，几乎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走向。经济数字虽然高亢，可经济学的学生大多不过在当会计和营业员。“律考”通过率低得可以媲美公务员考试，而公检法早就人满为患，没有后台你想都别想。学商科的去卖保健品、搞传销，学计算机的在网吧里当管理员。学表演的如今连潜规则都不一定捞得上了，转年又有一茬水灵的新人。播音主持、影视编导想去电视台?你等着去当栏目聘的编外民工吧。物流管理去快递公司，电子商务在淘宝卖外贸货，动漫设计的要么在熬命，要么在画山寨动画。唯有房地产红旗不倒，如果你运气好早点去卖楼，你就算赢了。
十多年的大学专业热潮，每一次大学里的专业热潮之后都预示社会上这个行业的烂掉。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当下最热的专业，等你毕业的时候一定会烂掉，中国的大学有这个能力。因为它们是山寨公司，它们看重的是“快速反应能力”，谁能短平快地抓住热点，大量吃进原料囤积，迅速做出仿版，就算战略上的成功。
大学这间公司是怎么做运营的
你总算入学了，来到学校之后你才发现，你所在的校区居然离照片上那个著名的学校大门有几十公里远。这还算好的，要是你在挂着一个城市名前缀的校区里，你会发现它在地图上和本校相距上千公里，要用谷歌地图才能览其全貌。
现在的大学流行开分公司，所有大学都到一个地方去开子公司，于是称作大学城。整合资源、辐射效应、集约模式、融资管理、引领发展、促进转型，这些在大学城建设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就如同商业教科书。大学既然是一间公司，大学城自然应该是一盘生意，这盘生意的体量大得惊人，占地动辄几十平方公里，建筑面积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平方米，投资金额是天量，流水账目自然也是天量。
有知名大学的生意好做，没有知名大学的城市也有新招，便由政府出面撮合当地二三流学校与外地知名大学联办分校。对于当地来说，可算得上是招商引资，对于外地大学则算是拓展业务。负责一点的，隔三差五有本校教师飞行执教，算是连锁经营：不好的则是自生自灭，留个招牌而已，只能算是授权加盟。
有分自然有台。大学公司的生意还有一种是兼并。院校合并算是我国教育界的一项盛事，学院合并升格为大学，专业性大学合并升格为综合大学，理工大学有人文学院，科技大学有影视学院，更不用说如今几乎每所大学都有医学院。合并风潮据说目的是为了集中师资力量、加强学科水平，为合出几所世界级大学而努力。最高目标自然是全国合为一所大学，如此一来，世界大学排名榜必然会有一所仰之弥高的中国大学，再不济，学生人数也是世界前列。
兼并重组到最后，难道就是公司运营手法的尽头了?不，大学们不久后一定会发现资产剥离、拆分上市其实是资本运营的更好办法，这样合并的大学又可以拆开来各自挂牌，再来一次资产评估、征地搬迁、结构调整、资源重组、院系学科调整。
大学这间公司的收入与支出
既令人惊讶又在意料之中的是，大学这间公司运用了如此多的手法，最后它的资产负债表却如此不堪入目。
大学负上巨债已经不是新闻，燕山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吉林大学等学校都欠下了几亿、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的债务，曾有媒体报道的数据说，我国高校负债实际的数字可能在4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
这真是任何—个职业经理人的噩梦。但好在大学这间公司，有着不同凡响的翻身策略；“扩招负债，卖地偿还”。以平价征得的教育用地，再以数十倍的价格拍卖出去，偿还债务不成问题。别的公司负债搞到破产，大学这间公司负债还会微赚。
也有大学校长提出，因为“大学不印钞票，也不卖产品，大学的主要产品是人才，但是大学人才送出去是不收费的……培养的人才是无偿供应给社会的”，所以大学的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有总经理如此，董事局主席当笑而不语。
大学固然不印钞票，可学生们的钞票却是源源不断地流进来，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诸多口号中，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执行得最有力的，这直接就意味着学费连年上涨，扩招年年实行。大学这间公司的生产方式本来就特殊，先收钱，后办事，赢得口碑继而趋之若骛。如果，学生进大学要交学费，毕业后有公司买走还要花钱，如同机场高速公路一样，进出都收费，那真算是一大经营创新，世界企业史的一朵奇葩了。
大学这间公司美妙的地方是，它的收入既来自政府拨款，又来自学费等自创营收，它的产出既算是公共服务，又算是商品。这样哭穷、赖债时两头都有道理，排列组合—下有不少选择可用。所以我们看到，既有校长呼吁增加拨款，又有校长抱怨学费太低，硬件不够时怨钱少，就业率低时怪社会，负债时它说自己公共服务，收钱时它又成了产业经营。
当然，最美妙的还在于，它永远不用对资产负债表负责，永远不用对股东负责，永远不用对产品质量负责，永远不用对客户负责。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以纳税人的身份已经为这间公共服务公司缴过税，再为子女入学向这间经营性公司交一次费，然后毕业就业再由自己解决，最后它负债还要所有人一起承担。
即使这样，我们也永远看不到它的账单。
大学的企业文化
没有哪间公司的新闻比大学这间公司更像娱乐新闻了。
这里有学术抄袭，从博导到校长，学术抄袭新闻的频发程度比起音乐圈歌曲抄袭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有男女关系的潜规则，从艺术院校到外语院校，年龄跨度、爆料程度比起影视圈来也不遑多让。这里有骂战，有炒作，有勒索，有杀人，有指桑骂槐，有暗箱操作，这里不仅有情色故事，居然还有推理小说。
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新闻总是能上网站新闻头条——猛料迭出，随便拎个元素出来就是上好的标题。
历数一下近年的大学。从招生、教学、考研、学术、收费、征地、贷款、就业乃至师生关系、校园生活、社会活动，无不是丑闻连连。一间公司做到整条生产线从头到尾全都有新闻亮点，不能不说是企业文化培育的经典案例。
一名学生，自入学到毕业，从原材料到成品，从产品继而变为员工，经历过这间公司完整的生产线。你以学费为投资，试图换取一个未来，终于——
恭喜你，你毕业了。
大学里可怕的那些东西
可怕的老师
把校园当作名利场、把学生当作免费劳动力、把招生当作牟利工具……大学老师本应有职业操守、有责任心、对学生心存善意。但频发的负面新闻，使阳光下最光荣的职业正面临信任危机。
剽窃成风 & & &
&学术剽窃在大学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诸多剽窃丑闻也多有被媒体揭露，但内部却屡禁不止，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无论是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学府，还是一般地方院校，无论是普通教师，还是教学、行政“双肩挑”的官员，概莫能外。校园学术剽窃不仅量大，而且奇招迭出，所谓“向上剽窃”、“平行剽窃”、“连环剽窃”，简直无奇不有，更有甚者，有些做老师的甚至连学生论文也拿来“整合”发表。用“师德沦丧”来予以谴责已经没有意义了，而真正可怕的是，助长这一歪风的体制漏洞和监管措施缺失却完全没有让人看到改进的希望。师道渐丧对本科生，则常年让研究生来顶班代课应付，而对研究生则半年难得露一次脸，弟子见面需提前预约……在大学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很多教师是不合格的生产方。青岛大学杨越教授消失两年不见，学生被迫发帖上网寻找，是其中最荒诞的例子。中国大学里教师的自由度越来越高，搞副业创收、开公司挣钱并非不可，但如果这种做法发展到了背离职业道德、牺牲学生的受教育权为代价的地步，为人师者的最基本的教养都经不起考量，我们还在这里奢谈什么“传道、授业、解惑”的为师之道啊。
潜规则盛行　 & &
&每隔一两年，媒体都会曝出一些教授利用招收研究生之便对考生施以潜规则的丑闻，以至于“白天是教授，夜里变叫兽”的各类段子在坊间盛传不绝。潜规则—直是大学里秘而不宣的真相，唯有潜规则双方因利益破裂而撕破脸皮后，人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高校老师利用公权为自己欲望买单的手段中，潜规则可能是最具伤害性的一种，毁掉的不仅是一颗年轻健康的心、一个家庭，还有一种职业的尊严。后果严重的，当事人甚至会像程春明那样搭上性命。
名利燥棚　 & & &
当老师的不把精力放在教书上，而是热衷于费尽心机捞经费、跑项目这算得上是中国高等教育见怪不怪的常态了。这么做既能让教师的职称评比、职务晋升及考核过关等方面直接受益，同时也能为其个人带来更为实际的经济效益，而一线教学所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则微乎其微。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做过对比：从事一般教学的教授年薪是7万元左右，而有科研项目的教授年收入可达60万元。
招生受贿 & &
&　别以为贪污受贿只是衙门里的事，也别认为校园里的腐败只是后勤行政官员的特权。对于考生来说，高考是“鲤鱼跳龙门”，而对于掌控着这些考生命运的高校来说，招生在一些不法之徒那里则无形中变成了摇钱树和印钞机。原本依赖公平程序的游戏规则惨遭破坏，其恶果已不仅仅是某一两所学校的声誉被破坏，它所危及的是本已日益稀缺化的教育公平。
暴打学生　 & &
&因学生不愿上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与学生发生肢体冲突。云南艺术学院戴老师因学生扰乱课堂纪律，直接给予两记老拳。当教师把学生当成敌人，教师这个高尚的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可以想象的结果是，老师被千夫所指后很受伤，学生被打后也很受伤，两败俱伤不是双方想要的结果。
伪造学历 & & &
　今天的大学老师仍然在前赴后继地上演着当年“克莱登大学”的闹剧。被一所大学清退的学生，在另一所大学教书20年，并晋升为副教授——新疆石河子大学副教授吴征的成功秘诀是花6000元购买的中山大学本科证书。因假履历上标“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外科研究中心主任”，“海归”刘辉获得清华大学教授职称。当学历取代能力成为职业选择标准时，频频曝出的学历丑闻很容易理解。个人固然难辞其咎，但高校对学历的过度重视，同样脱不了干系。
可怕的大学生
今天的大学生是个很奇怪的综合体，他们是80后、90后奋斗的年轻人，同时也是弱势群体、未来的蚁族和蜗居者。
他们的形象被归纳为：勤奋、创新、责任、理想、爱国等：而另一方面则和享乐主义、爱慕虚荣、势利功利、沉迷网络、恋爱成风、不求上进、不讲诚信、心理素质差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
享受不劳而获　这一代大学生在没学会生存之前先学会了生活。他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社会和媒体所告知的美好生活，却忽略了这种生活背后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在原本应该学习生存技能的大学里，却急不可耐地用父母的钱透支未来的生活。
为了考试而学习 &
大学里很让人怀疑的一点是，你究竟是来学习知识的，还是来干体力活的。写论文的时候拼命地复制、粘贴；而在考试的前几周，你要把自己想象成—只褪了毛的叫化鸡，被人强行塞进去无数做作料，然后放在火上烤啊烤。
实用主义至上　一部分人费尽心思地争夺奖学金、保研名额、学生会干部和各种荣誉称号。我有一个同学，已经考了包括导游证、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证、英语四六级、计算机二级等不下十种证书，他最近的目标是拿下驾照和雅思考试，因为据说他考研和公务员都没有过，准备出国了。
贪慕虚荣　校园里，多数人对以后想做什么工作一脸茫然，却清楚地知道未来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多个女生表示，什么工作无所谓，最好是活不累，拿钱多，不用坐班，闲的时候拿小勺子搅咖啡，寂寞了写写情感博客，每年能有几次公费旅游，然后拍点照片往校内网上传。
与电脑形影不离　当完美生活近在咫尺、唾手可得时，流光虚掷、年华空度便不是什么问题。男生把电脑当游戏机用，左手微操，右手鼠标；女生把电脑当电视机用，脸上是面膜，嘴里是零食。然后通过QQ、SNS、校园BBs实现了整个校园的大联欢，他们最容易辨认的特征就是熊猫眼、鼠标手和腰椎间盘突出症。
为恋爱而恋爱　目前的校园仿佛推行强制恋爱制度，不谈风月的人会觉得脸上无光，时间久了更会有人怀疑你有龙阳断袖之癖。这种恋爱高度模式化，双方都在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战战兢兢上演三流偶像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偏僻的大学城周围带动了一系列产业的发展，美食街、小旅馆、KTV、影吧，药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学生政客当道　精力旺盛的人会加入学生会或者各种社团，在那里他们围着长桌子开会，领导坐最头上，依次是部长、副部长、组员。而他们的活动就是开会、开会再开会。因为兴趣而参加的社团，有的时候却不得不被卷入无休止的勾心斗角和相互诋毁中，最后疲惫不堪地退出游戏。热衷社会实践你以为老师教的那一套在社会上行不通，不屑于上课。拼命托关系找实习单位，或者参加发传单、当家教等社会实践。忙活4年之后才发现，这些根本无法成为有用的资历，而社会对你的评价则是眼高手低、不懂礼貌、心理素质差、难当大任。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你就已经上了战场。在这个中年人全面掌控的世界，你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去夺权篡位。
不求上进　大学毕业可以先找个工作，起薪一千没关系，大学生就是要学会摆正心态的：掏粪也没关系，大学生掏粪会使中国摆脱传统意义上的掏粪；买不起房子更没关系，你看人家外国人都是租房子住的。最后你拿着一千元的月薪给一栋别墅疏通下水管道，国家感谢你，人民感谢你。但求金饭碗专业技能的缺失和过早地享受生活使原本牙就不锋利的狮子连最后的勇气都丧失了，大学毕业生纷纷奔向公务员和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有机构做过统计，国有大中型企业成了80后、90后大学生最想去的工作单位，选择率20.3％。其他就业意向从高到低分别是大专院校(14.18％)、科研单位(11.2％)、私营企业(9.4％)、党政机关(8.9％)。很显然的，稳定压倒了一切。
可怕的课程
大学课程花样翻新，社会需要什么，它就设置什么，以利招生。但功利心帮不了大学生，为了将来，你需要的不过是安静读几年书。鸡肋课程大学英语和计算机是每所大学的例牌课程，使用统一教材，老师也多用最八股的方式授课。但因为关乎必修学分，学得没劲，却不能不上。然而学生毕业下来仍然是哑巴英语，面对老外说得最多的是“My
English is
poor”。计算机课程，老师的教案一成不变。IT行业技术更新换代迅速的特性，与高校计算机教学滞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创收型课程　名目繁多的淑女班、富二代培训班、奢侈品研究班，成了高校创收的工具。浙江大学开设的魅力女性高级研修班课程31000元／人。被称为“富二代培训班”的北京大学中国第二代企业家深造项目，同样打着“修身齐家”的名号。北京对外经贸大学设立的奢侈品管理方向硕士研究生点，学制3年，学费20万元。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曾开办过奢侈品研究的短期培训班，北大也曾打算举办文物鉴赏师培训。
没学会挣钱先学会花钱的课程　2006年10月，厦门大学将高尔夫列为必修课，校长朱祟实对外宣布：“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高尔夫球。”校方的解释是：高尔夫是一项需要诚实、自律的运动，因此可以培养学生的品德。同样顶着精英运动的名号，马术课紧随其后，2008年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开设了“马术与管理”专业。青岛农业大学闻风而动，已停止20年的“马属动物生产学”重新开课。
玄之又玄的课程　面相、周易、风水一窝蜂进入大学，有一种玄之又玄的诠释：“个人学习相学，可以初步掌握自己及他人的思维特征及性格的优缺点，并可藉此识人、用人，把握人际尺度，掌控事理分寸。”湖南师范大学于2006年面向全校本科学生开设“周易文化与华夏文明”课程。任课老师薛开伍说：“我把电磁学知识、天文学知识、声学知识、无线接收和发送知识融入传统文化，效果非常好。”他的个人网页更像是风水网站：长沙地铁坏了谁家的风水?你有预知能力吗?什么时候能升官发财?迫于社会压力，18课时后，校方悄悄地取消了这门课。
“金苹果”精品课程　“国家精品课程’，本意是为了“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为此，教育部还制定出层层把关程序，最后“授予荣誉称号，补助建设经费”使它成了名利双收的金苹果，谁都想尝尝它的味道。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周宪卷入申报“国家精品课程”的个案爆出学术被行政领导“通吃”这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学术成了江湖，周宪的导师为自己弟子辩解说：“制度把人给改了，而不是人改了制度。要迎合一个扭曲的规定，就不得不把自己给扭曲一下”
有争议的课程　2005年9月，全国首例以“同性恋研究’作为本科生公选课的课程在复旦光华楼开课，开课那天，媒体和听课的学生一样多。老师孙中欣讲课时讲道：“我的课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的学生呢?我只是一个普通教师，而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中外记者?这并不令人欢欣鼓舞，今天的场面可能会成为历史的笑话。”这门课至今仍是吸引听课人数最多也最具争议的课程。而广州大学、广东药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设置的“生死课”，课程内容包括参观火葬场、写墓志铭，也有“做秀”的嫌疑。
讲座是推销 & &
听讲座是大学生活的传统，讲座呈现出来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是事实。然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名人讲座、商业性的巡回演讲和签名售书，使得各种讲座如今变成了支付费用，互相推广的手段。为了宣传所谓企业文化而到处布道的老板、负面新闻多多却来教学生做人的明星……大学盲目地向社会打开教室的门，对价值观还未成形的学生弊大于利。
有学问，没思想的博雅课　选取最好的学生，埋头钻研古希腊、古拉丁、古代中国的语言和原典。在招生简章中，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自称是“为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而专门设置”的，“学生的人生榜样不是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面对“博雅”的雄心，质疑和讨论—直没有停止。实际上，将学生作为试验品，从人文到人文，是与“通识教育”背道而驰的。最怕学到最后，培养出来一批只有学问、没有思想的博雅人。
可怕的大学官员
不懂教育也不懂管理的官员将坏风气带入大学，损害了学术精神，也引发诸多怪象。
倒卖学生 &
&一个八百招生时说的是“北京的一所民办大学”，报到时才发现学校在河北涿州，校园外是一片玉米地，老师是在读的高年级学生。2004年12月，京桥大学校长张艳梅带着北京另一所民办高校——北京国际金融专修学院的人来到涿州，准备暗中把13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二次倒卖。双方私下签订了一个协议，一个学生一年800元，3年下来“京桥”便有1000多万的收入。他们准备在北京国际金融专修学院门口挂上“京桥大学昌平校区”的校牌，并哄骗学生说，“你们是冲着北京来的，现在送你们回北京”。
违规炒股巨亏　自1997年起，天津大学在资本市场闪现的身影远比其在学术科研领域做出的成绩更让人瞩目。它不但是自己的上市公司——“天大天财”的第一股东，还是“大商股份”和“新钢钒”的大股东之一。
仅仅三年，其自持资金就超过了财政划拨。校长单平从此不再自带博士生，专心应对每年4000多万元的盈利如何花的问题。2006年11月，副校长杭建民挪用1亿元资金炒股票，造成“天大”损失3758.83万元。相关方面指出，尽管单平并非操盘者，但显然他对这笔巨款的动用是点过头的。
“占领天涯，轰动全国”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个人信息卖给银行，一万多名学生“被办信用卡”，这只是前奏。就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宣传部长强建周就此事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更具戏剧性的事发生了。
2008年12月，一小段音频在几小时内走红网络，录音中，强建周反问：“我们为啥要向银行保密?银行是个信用单位。”他宣称“要占领天涯，占领所有的信息渠道”，并叫门卫把女记者扣下来，因为“我今天要做一个轰动全国的事情”。
乘检阅车检阅学生　英姿飒爽的方队、刚劲有力的军表演、首长颁奖、领导讲话……这一切与人们平时见到的军训闭幕仪式并无太大区别。
山东科技大学2007年新生军训的特别之处在于，在阅兵仪式上该校校长王春秋由负责军训的当地野战军某部政委的陪同，乘着牌号为“阅兵—001”的越野车，面带微笑，戴着白手套，挥手检阅。整个过程如同国庆阅兵的翻版。
面对“乘车检阅的必要性和恰当性”的质疑，该校方称“这在我国高校相当普遍，从中国人民大学到一些民办大学，乘车检阅都很常见”。
涉嫌买榜　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已有近20家机构，以不同的指标体系对大学进行评价与排名，产生的大学排行榜约有100个。
成都理工大学被爆出曾于2004年和2006年先后两次邀请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来校作讲座，随后两次给武书连汇款数万元。此后，该校在《中国大学排行榜》中从2004年的第116名上升至2007年的第92名，而在2007年，我国的“985”和“211”高校一共有113所。
由于数额在校长职权可支配的范围内，且无证据表明相关领导从中牟利，因此，纪委也未深究。
开网店抵学分　在校园里开发出2600平方米的“创业园”，运货的卡车川流不息，学生宿舍和楼道里堆的不是书，而是货物，黑板上写着发往全国各地的快递价格。
不分年级，不分专业，从进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第一天起，副院长贾少华便鼓励学生开网店。学生逃课，他视而不见；学生“挂科”，他想出“学分替代制度”，网店的一个钻石抵两个学分。如今，整个学院有2000多人在淘宝开网店，学生在学校的“地位”由他所开店铺的级别决定。让学生都以“老板”身份毕业，是这所学校和校长的目标。
巨额受贿　1990年代中国推行教育市场化，大学迅速扩张，各地大兴土木扩建校舍、发展新校区，建大学城成为潮流，大学不再是“清水衙门”。往往一座大楼建起来，便有一“窝”官员倒下去，基建已成为大学腐败案最多发的领域。
陕西近三年查处80多宗大学腐败案，倒下7名厅级校官；湖北也已有6所大学的主管官员因腐败落马。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原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惊动内地教育界。
中国大学怪现状
可怕的大学城及教育产业化
欧美的大学城多是自然形成的，而中国的大学城则是统一规划的。新校园硬件超前但学风稀疏，我们的大学看起来更像是经济实体而不是教育机构，教育也从全民权利转化为昂贵的商品。商业之“城”
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是最先投入商业怀抱的中国大学城，在首期规划1万多亩用地中，高尔夫球场占地6640亩，别墅、度假村、夜总会样样俱全。紧随其后的是广州大学城、山东日照大学城和重庆大学城。商业和教育的融合在中国大学城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还有后来者继往开来，乐此不疲。
昂贵之“城”
大学城项目的遍地开花和中国高校的大肆扩招息息相关，一面是高校规模的激增，一面是相形见绌的校园容纳力。大学城的建设资金大部分来源于银行贷款，仅利息就是难以承受之重，但教育产业化之下，一切皆有解决之道——校本部的土地置换，学生学费的年年上升。中国高校纷纷借大学城东风，或杀入房地产市场，或迈进市场经济领域，学校不经意间就能从教育机构变身为经济实体，教育也从全民权利转化为昂贵的商品。
冒进之“城”
欧美大学城大多是在历史变迁中自然形成，而在中国，校园越来越大，教育却渐行渐远。高校扩招的副作用已经显现，随着大学生含金量的下降，高校扩张的步伐已经减缓，那些耸立的大学城很可能面临校舍闲置的危机。不过，这可能又是一个商业开发的契机。
寂寞之“城”
中国大学城的数量超过70座，无一例外地位于城市边缘，自成一体。广州大学城位于番禺区新造镇，常驻人口超过30万，规模和中小城市看齐;郑州则成为被大学城包围的城市，4个大学城整齐地排列在东南西北四角，容纳近40万学生。“校内是文化，校外是荒芜”。
边赚钱边上课边看大盘边上课，学炒股还能挣学分——2010年，北京科技大学和其他18所高校联合开设的“中国股票市场”专业课受到追捧，240个名额瞬间满员。中国大学的创造力从来被质疑，但各种层出不穷的非主流专业课可以为此正名。炒股课程至少可以看出师生关系的转变，学生是客户，老师是操盘手，而课堂随时可以变成证交所。
欠费的大学从2007年起，吉林大学便面临负债30亿的困窘局面。我国高校的贷款总额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部分高校已经面临资不抵债的困境。大学不断扩招，校方认为招收更多新生意味着更多的学费，这些收入可用来支付贷款。但事实说明，这些计划已明显失效。在安徽，有50所学校共负债12亿美元，有的学校学费收入一半用于偿还债务。
中外合作办学的危险
2005年，山东日照大学的中外办学项目搁浅，数十名学生到加拿大后发现就读的是社区语言学校，而非正规大学;2009年年底，武汉大学曝光三起利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招生诈骗。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教育全球化的象征，但从诞生之日起便和骗局紧密挂钩，在送给学生和家长的项目书上，“出国交流”被等同于“出国留学”，海外的私人教育机构被巧妙地模糊为“著名学府”。
计划经济式的大学合并中国的高校合并潮由来已久，但成功者少之又少。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西安交通大学的案例至今仍是中国高校合并史上有名的反面教材，传承已久的学校品牌、校园文化乃至专业特色在一次合并之后荡然无存。就如同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鲜有成功案例一样，高校合并也无法帮中国建立起“世界一流大学”。
孱弱的民办大学民办大学和职业高校可能是中国考生最不愿填报志愿的两类院校，无论北京、上海或是广州的民办大学，年年招生时都要降低分数录取线才能勉强招够。仅有20余年历史的中国民办大学也先天不足，师资和硬件条件都和公立大学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即便教学质量饱受诟病，民办大学在收费上并不谦虚，目前广州地区的民办大学每年学费在1.8万至2万元之间，而公立院校的学费一般在6000元至9000元上下。
《八位大学校长》 作者智效民 谈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
中国大学的30年好时光
有人说胡适当过大学校长，他也是官啊!他们不懂，校长就不是官。胡适任北大校长时，他的办公室学生随时可以进去，“胡校长的办公室”因此被誉为“世界最民主的俱乐部”。
我们目前的教育研究，可以说是滞后的;而我们的教育状况，则是堪忧的。改革开放是从教育开始的，恢复高考嘛;但进入80年代以来，教育没有多大变化，反而越来越僵化、保守，开倒车，回到了不知道什么年代。我当过小学、中学教师，后来我有一次跟教过的学生道歉，说实在对不起，在我当教师的时候，我根本不懂什么是教育。
我在《八位大学校长》一书里写到了民国时代的八位大学校长：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罗家伦、竺可桢、任鸿隽、胡先骕。之所以写他们，是想为当代教育提供借鉴，看看今天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这八位大学校长确实有典型性，但其实相对于今天而言，几乎所有民国时代的大学校长都值得谈，而他们所提供的借鉴，应该是全方位的。
大学是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地方
要说明大学是什么，应该从大学的历史讲起。中国过去是没有大学的，“大”字加一点，叫太学，为翰林院培养人才，是皇帝的御用机构、国家的最高学府。但太学跟现代意义的大学还不一样。大学源自欧洲，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的出现，始于戊戌变法，当时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京师大学堂在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在1915年蔡元培入主前，还是以经学为主的旧式学堂，还没有完成它真正意义上向现代大学的转轨。
大学，简单来说，是一个培养人的教育机构。它培养出来的“人”，应该是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通过自由独立的思考去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自我。但是我们现在对教育、对大学的认识完全是相反的，现在的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所谓“人才”，说白了就是要听话。现在是不提“驯服的工具”这个说法了，实际上就是那个意思，而大学通过各种各样的框框来制约、衡量他们。
民国年间所说的“教育独立”，政党是不能介入大学的，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其他党派。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开始在大学推行党化教育，像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清华搞军训，遭到了抵制。
罗家伦这个人比较复杂，他在“五四”时是北大的学生代表，“五四运动”的概念最早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后来加入国民党，还担任了
蒋介石的秘书。北伐胜利，他是作为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出任清华校长一职的。当时他要在清华推行军事化，要求军训的学生一律穿制服，按时作息，早晚点名。早操无故缺席记小过一次，记三次小过合一次大过，记三次大过就要开除学籍。为了以身作则，罗家伦和学生一样身穿军服，脚穿马靴，天天出操。
逻辑学家沈有鼎当时经常不上早操，被记小过八次，眼看就要被开除，正好冬天来临，在大家的抵制下，早操被取消，他才得以幸免。哲学家张岱年本来已经考入清华，受不了军训，转学到师大。
30年代初胡适办《独立评论》，曾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专门写过两篇文章谈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的弊端。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
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写过一篇题为“利害与是非”的论文，他说，中国人总是以为只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国家就有救了，其实要想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首先应该培养一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回到“什么是大学”的问题上，大学就是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地方。它应该是一个完全自由的追求真理、切磋学问的场所，大家在这里互相碰撞、互相激励、互相帮助、互相竞争。大学就是这样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学术共同体。
中国大学的好时光太短了，如果从20年代大学步入正轨算起，到40年代西南联大的绝响，也就短短30年时间。而且这中间有多少次战争啊，大大小小的战争，大仗像八年抗战，再加上一些局部战争，大学的真正好时光没剩下多少。但就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下，中国的大学培养出多少人才!很多大师级的人物，你去看看，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人文的、科学的，肯定都是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
民国的校长不是官
蔡元培入主北大前后，专门赴欧美考察，希望将西方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带入中国。后来蔡元培去职，蒋梦麟接任，人事的更迭并没有影响蔡元培为北大奠定的基础体系，由此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开始步入正轨。
我曾经分析过，当时留学生两大派系，一派是留学英美的，一派是留日的，留日的有革命倾向，他们回国后可能短暂在大学任职，但后来离开了;留学英美的，主要聚集在大学，致力于学术研究。民国时代的大学之所以好，我认为跟英美派有很大的关系。
蒋梦麟和胡适曾师从哲学家杜威，杜威的教育以及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当时最先进的，蒋、胡他们接受杜威的思想，认为教育就是一个实验过程——这个认知非常重要，教育就是一个不断实验的过程，而不是像现在那样，要给学生灌输现成的东西。从蔡元培到蒋梦麟、胡适，经过30年努力，北大的各项制度得以完善，成为一个学术中心。
什么叫“教育独立”、“教授治校”，现在我们很难想象：政府居然不管?甚至在一个文学青年聚集的网站上，有人说胡适当过大学校长，他也是官啊!他们不懂，校长就不是官。胡适任北大校长时，他的办公室学生随时可以进去，“胡校长的办公室”因此被誉为“世界最民主的俱乐部”。
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中，大学校长就是一个组织者、一个带头人，没有什么特权，也没有利益可图，一切都是公开的。校长需要有服务意识，当年那些潜心治学的人，比如吴宓，是不肯当校长的，因为他们担心当了校长会牺牲自己的专业。过去的校长是通过推举产生的，由教授们组成的评议会选出。当时影响大学决策甚至是校长的任命，还有一个机构，就是校友会。校友会不同意的人选，是不能当上校长的。
清华和北大一样，奉行教授治校，按规定，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都由校长主持，举凡校内的各种事宜，都由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决定。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开会时很少说话，而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大家意见不一时，他又能很快指出症结所在，使问题得以解决。他说自己的角色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别人来唱。
数额庞大的清华基金一直由梅贻琦打理。他晚年重病，病床下放着一个皮包，皮包里放着什么，连梅夫人也不知道。他去世后，皮包里的东西由秘书公示，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分毫不差。人们因此都赞扬梅贻琦的廉洁，台湾学者孙汉观则感慨说，公款公用是一个校长的本分，如果他做到了，只是守公守法，没有什么可特别褒扬的，像在美国，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位校长可以把公款挪为私用;但是梅先生能在长期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现在看来，这种人居然成了黑暗中的一颗明珠，说起来实在令人心酸。
我在《八位大学校长》的前言中说，这八位大学校长留给今天的宝贵思想财富是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无私心及有魄力。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对大学校长的“最低标准”及起码要求。话是没错，但问题是现在有几个能做到的?比如说，有几个校长是懂教育的?教育究竟是捏泥人还是种庄稼?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当年
丰子恺曾经画过一幅“捏泥人”的漫画来讽刺错误的教育。因此，在反思当今教育的时候，大家应该想一想，你是要把学生摁在一个模块里做成泥人呢，还是把他们当作幼苗，小心呵护它，让它开花结果呢?如果校长们都能这样认识问题，事儿就好办了。
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
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并于第二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新政期间，新式学堂纷纷成立，引进现代教育体制。但除了京师大学堂，其他学校不能叫“大学堂”，像按照京师大学堂模式成立的四川通省大学堂，后来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五四运动后，各地竞相将高等学堂升格为大学、设立单科大学。到30年代以后，一般省份都有了大学。
在各地大学中，我觉得南开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且大学的发展方向就应该像南开一样。张伯苓几乎以一人之力，办起一所好大学，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办得那么好。同样是私立大学校长，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日子就比张伯苓好过得多。司徒雷登在纪念张伯苓70寿辰的《另一个中国》一书中作过比较，燕京大学在美国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他们有财富，也习惯于回应美国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而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大学的经费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提供，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拓荒者。
南开的前身是敬业中学堂，梅贻琦、陶孟和(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五四时期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是南开毕业的。1919年9月，南开大学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张伯苓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捐款，其次来自基金会赞助，最后才是政府补助。“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张伯苓常说，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自办学那天起个人一无所有，但他在办学上从来不怕预算超支。
对于南开来说，张伯苓就像一个老保姆，或者说是老母鸡。北洋水师出身的他，因为清朝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深感救国之道不在于买船造炮，而在于开办新式学校，改造中国的过敏性。他是完全献身于教育的。许多人回忆张伯苓时总谈到两件小事：一是他不许学生吸烟，但自己却吸旱烟，当学生指出时，他将烟袋一折两段，从此不再吸烟;二是他年轻时留着胡子，为了给学生做表率，他的胡子越来越少，最后干脆全部剃掉。
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南开啦啦队突然在看台上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的标语，并齐声呼喊，令全场三万多名观众为之震惊，并报以掌声。当局要张伯苓管束学生，据说他跟学生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讨厌”，第二句话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话是“下次还这么讨厌”，但“要更巧妙地讨厌”。
除了私立大学之外，当年还有许多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可惜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都被取缔，致使公立学校“一枝独秀”。这也是当今教育的一大弊病。
教育名家谈大学教育
张颐武　大学要从精英教育变为通识教育
“原来尾巴小，头很大，公众会觉得精英很多，现在大学扩招是让尾巴变大，并不意味着精英减少。中国的情况特殊在于，开放得比较急速，结果导致给人印象是大学生一下子贬值了。”
提到高等教育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张颐武想到的不是行政化、扩招、学术剽窃这些再三争论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是现实的，大家也都有所认识，也亟待改革。但现在大学的学术不进步，有很大一个原因是教育者眼界不够开阔，在师生相传的时候出现了固步自封的问题，对国际前沿缺乏把握，因此往往用的都是旧思路，无法用新的方法思考问题，这在人文社会科学上往往表现得尤其明显。
学术需与社会接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一种翻译文化，学者看到哪些翻译的书就受到哪些影响。虽然这些年外语水平有所提高，但还集中在重要的大学。很多地方大学对信息的接触还有困难，并不是说材料无法找到，也不是观念上的问题，而是方法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很多研究都是重复的。国内很多学校比较封闭，对于国际上在研究什么，国内前沿在研究什么都不了解，大学自我繁殖和自我发展就会有问题，需要和国际上的大学有更多的交流。”
视野狭窄是国内普遍大学都遇到的问题，尤其集中在地方上，这就使得学生和老师变得非常被动，而学校的研究或学术活动与大众传媒的脱节也非常严重。在张颐武看来，其实大学里对国际上众多大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专业的成果，只是这些成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
写时评的人和搞专业研究的人之间没有有效的信息沟通，“这些成果和一些知识分子在媒体上谈的是两回事，这不是好现象。比如伦理学的研究，作道德判断是一个非常难的事，但现在每个人都能通过媒体下判断，这和伦理学的研究是不接轨的”。
大学改革需要专业化运作
高等教育是社会关注的问题，而对它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专业性很强的题目，教育部也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对国际上的大学的了解相当清楚，很多人认为教育部什么都不懂，事实是中间有很复杂的机构要去运作，外界往往觉得改一下有什么难的?其实非常困难。加深大学在公众中的了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张颐武的观点是，今天高等教育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其结构复杂，公众应该更理性、更客观地提出意见。现在有一些批评大学教育和大学制度的人，对国际上大学的发展趋势没有充分的了解，往往是理想化或者浪漫的想象，是一厢情愿或者情绪化的，立足点一定是“中国大学不好”、“老师都是‘叫兽’”、“学生是一盘散沙”。媒体虽然是大学工作的一部分，需要有这些声音和讨论，可是对大学改革真正要起到效果的话，还是需要专业化的运作。大学机构本身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不可能十全十美，当然中国大学的基础更弱一些。
“应该让公众更多了解一般层面上国际大学的情况，光看了一些《我要上哈佛》一类的书，看到风景如画的校园，就感慨人家人文积淀深厚，这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事实上中国的大学恰恰是按照世界上大学的一般规则建立起来的，差距并没有很大，现在有一些大学也开始启用了像教授会这样的管理模式。”
教授会管理模式在美国和日本开展很普遍，大学所有的事务都由教授开会决定。张颐武曾经在日本参加与过大学教授会，发现要表决的事务事先已经经过广泛的沟通和普遍认定，经过很长时间的内部协调，教授会只是仪式上最后确认一下，比如一个领导人选的确定，以及一些议题的认定，这和中国大学的差距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校园政治也是全世界大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戴维?洛奇的《小世界》、钱锺书的《围城》写的都是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勾心斗角，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是在中国是不是更严重，需要我们认真地去了解和思考。”
从精英教育到通识教育
同样的，大学扩招也是全世界的趋势，都要从精英教育变为通识教育，大学毕业生变为普通劳动者，因为要提高整个人口的国民素质，精英教育的传统很难维持。
张颐武现在还经常给本科生上课，他发现入学门槛降低并不能以偏概全地就认为大学整体质量下降，好的大学依旧难考，主要原因是大学生的数量增加在尾巴上。
“原来尾巴小，头很大，公众会觉得精英很多，现在大学扩招是让尾巴变大，并不意味着精英减少。中国的情况特殊在于，开放得比较急速，结果导致给人印象是大学生一下子贬值了。很多家长在抱怨，花那么多钱供孩子上了大学，找不到好工作。他们没有看见，好工作并没有比大学精英化的时候有所增加，这需要互相沟通，和大学本身的竞争力、专业设置都有关系。家长的期待还停留在精英教育时期。”
熊丙奇　大学改革就是要捅破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大学改革，重要的是取消行政级别，而这需要国务院推动教育行政部门放权，不能依靠大学校长、教授被动改革。
熊丙奇2002年就开始和大学问题拧巴。2004年写下《大学有问题》时，他就意识到“中国大学问题太多了”。熊丙奇说，任何一个学校局部切片，都能看到大学存在的问题。“高考入学是计划色彩的，学校招生不自主，进校后专业设置脱离社会，教学任务追求业绩增长，学术科研态度不端。这样的大学如果只做局部调整，而不探索新的办学体制，恐难有改革成效。”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中国已经喊了很多年。但熊丙奇尖锐地指出中国不仅没有一流大学，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没有。熊丙奇认为问题最严重的是高校行政级别官学不分，校处领导官气十足。“要解决大学的问题必须要改革大学的衙门化、行政化，真正的大学首先不会以行政力量为主导。”
大学不是一级政府
“国家为了建立一流大学，认为提高行政级别是提高大学地位，提高大学地位是提高大学话语权。但行政级别提高后，有一批书记、校长相继成为副部长级干部，大学成为一级政府，官场气更重了。”
没教育背景又不懂管理的人将行政作风带入大学，而与行政级别相对应的是庞大的政府部门似的机构。“北京大学的行政机构有27个。有的大学甚至有40多个行政机构。每个机构设正处长，若干副处长、科长，导致上百个正厅级、四五百名处级、上千名科级干部。”熊丙奇估算：一人每年五六万年薪，一年几千万就这样耗尽。
行政机构庞大，还会没事找事。“行政力量为了体现自我价值，大学就变成一个会议很多、文件很多、接见很多的一级政府。”熊丙奇身边有一位曾经的校长、副部级干部，退休后到民办学校当副校长，但他很不习惯。“因为那边会少了。而他以前一周10个会议很正常。”
“目前国家教育改革提纲也提到取消行政级别，只要下定决心做，不会天下大乱。现在就可以试点，在北大、清华等教育部直属的76所高校试点，对其他高校也是好的借鉴。”但熊丙奇也强调推行改革就得捅破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熊丙奇将既得利益者归纳为三方：“一是教育行政部门，所谓评估是制造权力、扩大权力的手段;二是大学校长，公立学校校长从副厅级到副部级，既是校长，又是官员，又是企业家;三是有院士、特殊引进人才头衔的教授。”
“从院士到院长，谁也不可能看着自己的利益被收回。”熊丙奇说，行政改革需要国务院推动教育行政部门放权，不能依靠大学校长、教授被动改革。
当务之急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熊丙奇曾写道：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大学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社会。但今天的大学更像一个大社会。
大学被称为象牙塔，“但如今中国大学没有独立性，没有防火墙，办学规则不健全，学校里的学术腐败比社会上更严重”。熊丙奇说如果大学堕落与腐败不被重视，会让社会秩序和道德出现大问题。
本科教学评估和大学里的素质指标，不仅让教授处于论文焦虑中，也让教育者忽视大学精神，通过论文发表数量、人才培养规模、教师本身教育背景等指标衡量学校质量。”由此造成大量垃圾论文，学术造假更严重，科研经费的挤压、挪用尤为明显。“尽管侵犯学术权已进入司法程序，但学术欺诈、科研造假并没进入。”
行政集中化和政府支配下，大学举办、管理、评鉴一体化，没办学自主权，没思想，没灵魂。熊丙奇认为当务之急是将注意力放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上，否则再过50年，仍无世界一流大学。
《大学有问题》出版已6年，熊丙奇发现大学问题仍然严重。“一直以来，大学都号称希望通过自主招生招到适合培养目标的人才。但大学办学‘千校一面’，985高校、211高校的办学目标，几乎都是‘高大全’的模式;也没有清晰的人才评价体系，用增大考题难度的简单方式筛选人才，没有摆脱分数标准。”
在校学知识难，毕业找工作难，大学生是受害者。熊丙奇说：“大学生是整个食物链最后的环节，没有选择空间。研究生、博士生不能从导师处学到东西，只是打工者。大学回报给学生的就是一个身份、一张文凭，没有赋予学生权益。”
一位大学教师向学生调查：“如果你们现在就把四年的学费交掉，换得一个证书，愿不愿意?”结果是30%的学生都愿意。“这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熊丙奇说，“中国的大学这样发展，非常可怕。”
袁岳:好大学不是培养教授，而是搜罗教授
国内一些大学，青年教授都是老教授培养出来的学生，混的年头够就能熬出来。美国有很强烈的淘汰机制，你必须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在哈佛，想混是混不出来的。
美国的教授也追求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但能不能上《哈佛商业评论》，跟你是不是哈佛教授没有直接联系，上与不上，由完全匿名的投票决定。如果这篇文章是某编辑的老师写的，那么编辑不能参加投票;如果不回避，被人爆料了，就会变成一个丑闻。
这点跟国内很多学报不一样，学报打一个招呼就上一篇文章，所以垃圾文章很多。这只是一个小区别。哈佛大学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教授非常有权。在决定一些有争议事情时，教授会议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以教授为核心的大学
在哈佛大学，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是最重要的。19世纪末，两个暴发户要给哈佛大学捐款5000万美元，但对哈佛的事务干涉过多，结果哈佛的教授没要这些捐款，这两个人才用这些钱建立了斯坦福大学。
好教授是个宝，因为他既带来学问、名望，又带来项目和资源。有点像项目经理一样，如果你的学院里有很好的教授，你的资费什么的都可以解决了。一个学院里，院长和教授的关系跟国内很不一样，美国的院长没有很多行政资源，不能直接管教授的钱，钱怎么花是教授决定的。院长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者，而是一个行政工作者、名义上的领导者、一切事情的协调者和重要活动的出席者。真正定规则的，是教授委员会。
美国的大学是教授治学，所以教授的选择机制是整个大学里最核心的部分。要当教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国内，我们经常见到一个留校的辅导员混的资历老了，考考学位，最终能变成博士生导师。在哈佛大学，行政人员基本上不会成为教授。
哈佛大学的教授都是江湖上扬名立万的人，他要在某些领域有特殊的成就。比如说现在哈佛大学做中国研究比较有名的教授托尼?赛奇。他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国，后来被福特基金会聘为在华首席代表，由于他当了两任首席代表，对中国很多问题都很有研究，最终才被哈佛聘为教授，讲授中国改革和中国研究。
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是公开发布招聘的，再杰出的人也要申请，提出你的理由，提交你的研究成果。哈佛大学不是在培养教授，而是在搜罗教授。如果你在哈佛是助教，要混成教授是很难的。哈佛的助教最有可能的上升渠道是：当三四年后他的聘任期结束，到一个普通的大学当副教授，或者到某个智库当研究员。最终只有他在某个领域做出了出色的研究，才有可能去哈佛大学或者耶鲁大学应聘教授。
他每一步上去都是要有成果的，不像我们国内一些大学，青年教授都是老教授培养出来的学生，混的年头够就能熬出来。美国有很强烈的淘汰机制，你必须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在哈佛，想混是混不出来的。
官员把大学管成行政机关
从中美大学教授讲课表现就能看出两国大学的差距。在哈佛大学我看到的是，教授在讲课的时候唾沫横飞，学生们听得也很有激情;但在中国的大学，很多教授讲课都会让你感觉到这是在催眠。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站在这个讲台上。
他们成为教授的过程不一样，对教授本质的理解也不一样。在中国即使有一些讲得唾沫横飞的教授，很多也是自娱自乐，基本上不理会学生听不听得进去。哈佛大学的教授有时候讲得很少，而是问学生很多问题，引导学生，让学生理解，最终学生学会了才完成任务，而不是像中国的一些教授，只不过是痛快一下自己的嘴皮子。
中国教授数量多，但学生却没啥可学。当然，中国的教授也没什么地位。外国大学最核心的是教授。在中国大学最核心的是系主任、院长、校长，大学里混着都是想当这些官，当了官以后却马上荒废学术。
在真正的大学里，校长的作用就是到处化缘并笼络来各种各样的人。蔡元培为什么能把北京大学做起来?因为他能笼络来各方面的人才，虽然这些人之间相互看不惯，但他们都会给校长面子，不影响他们一起在北大好好工作。以大学精神而言，今天的北大是在消耗老本，像蔡元培这样气度的校长太少了。
中国的大学本质上已经官员化。教育部管学校，它只懂管官员，官员管学校，最终把人都管成官员，学校也被管成一个行政机关。
美国的教育部是没有权力管大学的事务的，这是大学教授的“内政”，除非有人投诉该大学无故不招黑人学生等。在外国，不是校长说了算，有时也不是捐款人说了算，教授委员会的决定很重要。官员当然就更没有说话的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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