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12 06:05
来源:
环球网
【环球时报驻英国特约记者 孙微 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黄博宁 环球时报记者 赵雨笙 丁雨晴】编者的话：保持汇率基本稳定是大国的重要责任之一。旧中国积贫积弱，哪里还谈得上货币的稳定？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努力，人民币成为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的币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看来，保持人民币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稳定之源。这让美国彭博社感叹：“人民币稳定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有的担当。”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伦敦金融城一直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人民币国际市场的“西方中心”，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前两年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行业中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
9月10日，广东惠州仲恺东盈村镇银行举行新版人民币的宣传活动。
“维持汇率稳定，中国认识早、准备早”
“中国在维持人民币汇率水平方面认识早、准备早，使人民币汇率水平保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努力卓有成效。”美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高级副总裁、基金经理李山泉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在李山泉看来，改革开放初期和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是人民币日趋稳定的两个重要事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口换汇的做法，对中国参与世界贸易体系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亚洲金融危机则给人民币保持稳定带来极大的挑战。他认为，事实证明，中国当时没有通过人民币贬值确保出口竞争力。中国的“克制”没有造成范围更广的贬值潮，稳定了地区的金融秩序。
李山泉认为，人民币持续保持稳定殊为不易。就在人民币“稳定前行”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陷入货币大幅贬值的困境。如阿根廷、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家的货币持续贬值，给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也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些例证，如从1998年8月31日到2019年8月1日，俄罗斯卢布兑美元的贬值幅度高达91.52%，巴西雷亚尔贬值69.29%，南非兰特贬值55.45%，印度卢比贬值39.99%。
在与国际经济学者和投资家的交流中，李山泉经常能听到有关人民币稳定性和中国汇率管理的讨论。一些学者对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依然能保持经济增长和汇率稳定深感钦佩。中国决策层在制定政策时极富前瞻性的思维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很多汇率管理不够成熟的国家来说，人民币的稳定特性以及中国的汇率管理水平颇受认可。彭博社去年7月曾报道称，“从经济到市场再到治国理政，如今的中国被视为(全球)稳定器”，而美国被视为“到处约架的破坏者”。文章认为，“人民币稳定意义非同寻常，并赢得广泛赞誉，这才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有的担当”。
“政治稳定是坚实支撑”
纽约《每月评论》2018年11月曾以“人民币——世纪之变”为题刊文回顾中国货币史：从晚清起，中国就试图建立基于国家财政实力的现代货币系统，但当时的财政基础并不坚实，且海关税收政策被外国列强掌控。1863年至1911年，英国外交官罗伯特·赫德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直到解放前，中国都未能真正发行基于国家财力的货币。文章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经历各个时代的考验，特别是1992年开始的货币化改革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币成为全球稳定性货币，经历诸多里程碑式的事件和考验。在复旦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宋国友看来，以下几个事件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随后中国特别提款权份额不断增加。2005年中国汇率改革，迈出了人民币市场化进程的重要一步。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之水源源不断地注入全球货币体系之中，为全球货币体系提供流动性并保持稳定性。2017年欧洲央行宣布增持价值5亿欧元的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令人兴奋的重要时刻。宋国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人民币进入第二大国际货币发行机构欧洲央行的官方外汇储备库，意味着欧洲正越来越多地接受中国的经济地位。
人民币成为全球稳定货币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英国《经济学人》曾在一篇题为“稳定之手：中国如何赢得人民币战争”的文章中，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马厩里的马被喂养得膘肥体壮，有关人民币是否将崩溃的争论也变得毫无意义。宋国友回顾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极大地考验了人民币的稳定性，在地区国家的货币和股市纷纷崩盘之际，人民币最终保持相对稳定。美国彭博社2017年曾评论称，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时，北京保持人民币稳定起到了重要的防火墙作用。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总结人民币保持稳定的关键原因，李山泉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和外贸净出口表现是两大重要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始终保持活力和弹性为人民币保持稳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此外，贸易盈余为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国际支付能力，从而为人民币保持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宋国友认为，人民币成为全球最稳定的货币之一，首先是离不开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其次，中国政治社会的持续稳定为人民币保持稳定提供了坚实支撑;第三，世界需要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格局中扮演稳定的角色。
伦敦金融城见证人民币国际化
走进伦敦金融城，《环球时报》记者在这寸土寸金的“一平方英里(老金融城别称)”内，看到了一家家中资银行的身影。毗邻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是高悬中国国旗的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此外，扎根伦敦金融城的还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浦发银行等，而更多中资银行在伦敦的分行之路也正在启动。除了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等30多家中资金融机构也在伦敦金融城开始了国际化抢滩行动。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凯瑟琳·麦吉尼斯曾告诉记者，这些中资机构不仅为英国带来急需的资金、创造数千个英国就业岗位，还以其拥有的专业知识和独特技能，进一步支持了伦敦金融城的全球地位。
可以说，伦敦金融城见证着中国人民币的稳定性和国际化。伦敦金融城和中国人民银行欧洲代表处8月初联合发布《伦敦人民币业务季报》，强调了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平稳快速发展的趋势。《季报》相关数据显示，今年5月，英国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占全球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44.46%。伦敦金融城亚洲事务新闻官骆南森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我们看到伦敦的人民币产品和服务量稳步增长，并且很自豪能成为‘大中华区’以外的人民币金融业务中心。正如最新版《季报》所提到的，英国现在占人民币外汇交易总额的近一半，这有助于巩固我们作为世界外汇之都的地位。我们认为，伦敦必须保持其作为人民币中心的地位。”
伦敦金融城专业人士在和《环球时报》记者的交流中表示，伦敦所取得的成功表明，国际投资者对伦敦作为全球资本市场门户的角色和主要的人民币清算中心深信不疑。在《伦敦人民币业务季报》中有这样的表述：“英国伦敦将继续主导人民币离岸市场。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货币将成为世界舞台上更为重要的参与者，特别是通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由于伦敦是世界的外汇之都，人民币显然应在这里交易和清算。这就是为什么伦敦金融城将继续支持和促进英国和伦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原因。”
“人民币的影响只会与日俱增”
在伦敦金融城亚洲事务新闻官骆南森所提的“大中华区”，从世纪初至今，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在循序渐进中进行，未来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香港人民币跨境结算很长一段时间占到人民币境外结算量的70%以上。现在，深港通、沪港通、债券通及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期货产品，为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中银香港资深经济研究员王春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最近40年，人民币堪称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为支持香港，打击金融大鳄，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王春新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人民币对香港金融秩序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亚洲主要资本市场及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都和人民币的稳定有莫大关系。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香港也从国际收支平衡方面，为人民币稳定提供了极大支持。他表示：“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香港承担着重要角色，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试验场。”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人民币也几乎成了当地“硬通货”。今年初，为便利人民币在东盟的使用，国家多部门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总体方案》，其中明确提到支持东盟地区建设离岸人民币市场。
谈到人民币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有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表示，2018年，中国在阿联酋各类企业达到4000家，阿布扎比国民银行、迪拜酋长国国民银行在上海等地开设分行或开办人民币业务。两国不但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和建立人民币清算中心，还设立了200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以往一些海湾产油国严重依赖美元结算体系，但现在也提议用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网站前两年曾刊文讨论过“亚洲新金融秩序：人民币阵营是否会出现”的问题。文章认为，从每一个指标来看，近年来人民币在国际金融行业中的影响力都在与日俱增。中国央行已将货币互换协议扩展到30多个国家，因此人民币可被用于贸易金融和流动性“援助”。人民币正式被IMF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占比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名列第三。鉴于中国经济仍将继续增长，人民币在亚洲和全球的影响力只会与日俱增。文章的结论是：“越来越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将把人民币当作‘币值’，并管理其货币以使其币值与人民币联动。货币互换或许正被用作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从这层意义上说，我们或将很快目睹一个‘人民币阵营’的形成。”
宋国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人民币保持稳定有助于防止个别国家利用货币霸权追求自身利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全世界的一个重要启示便是，多元化和平衡化的货币体系至关重要。他认为，人民币保持稳定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稳定之源，对全球扩大贸易并推动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新选择，可以通过本币结算的方式有利于这些国家更便捷地对外开展经贸活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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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金融评论
2023-03-05 18:3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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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首次披露人民银行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情况，2022年央行上缴结存利润1.13 万亿元用于支持经济增长，对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指出依法向财政上缴利润，不会造成财政向央行透支，也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央行重点强调上缴利润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预计是希望避免市场对“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出现技术性误解。针对这一市场关切，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梳理了“财政赤字货币化”背后的几个推演逻辑。“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由来是什么？财政赤字货币化源起于“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简称MMT），该理论内涵比较庞杂，但简单总结起来就是政府印钞票有益无害：印钞票能拉动实体经济增长（货币不是中性的），还不会带来通胀。拥有这等好用的“法宝”，政府应该扮演“最后雇主”（employ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印足够多的钞票来确保经济处在充分就业状况。当然，印出来的钞票需要有人去花。最好的花钱人就是政府。这就是财政扩大开支，而由央行印钱来填补财政留下的赤字——财政花钱、央行买单——用学术语言来说即是“财政赤字货币化”。MMT源自后凯恩斯经济学（Post-Keynesian Economics），是与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范式相异的一套宏观分析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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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货币化成立的前提：宏观经济环境需求不足徐高介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需要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只有在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中，MMT方才成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主张才有道理。他认为，如果经济中不存在需求不足的状况，供给而非需求才是经济的约束，MMT就不成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建议也不适用，因为一旦经济处在需求不足的环境这一前提条件不成立，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顺畅，货币增长一旦加速，就会体现到经济中的购买行为和物价上，令通胀上升。这种情况下，MMT所倡导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一定会让通胀失控。反过来，如果经济处在需求不足的环境中，MMT以及“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有其用武之地。所以，对MMT的探讨不能离开经济环境。抛开经济环境，单纯分析应不应该砸碎窗户是没意义的。类似地，脱开经济环境，单纯就MMT而讨论MMT，就“财政赤字货币化”讲“财政赤字货币化”也没有太大意义。如何判断经济是否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中？我们应该如何判断经济是否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中？徐高认为，价量同向变化是判断宏观经济环境是否处在不足中的有效指标。简单来说，如果需求不足，也即需求是经济增长的瓶颈，那么经济的波动应该呈现价量同向变化（经济增速与通胀正相关）的特点——需求扩张带来真实经济增长加速以及通胀的上行，需求收缩带来真实经济增长减速和通胀下行。反之，如果需求充足，供给才是经济增长的瓶颈，那么经济波动应该有价量反向变化（经济增速与通胀负相关）的特点——供给扩张令真实经济增长加速、通胀走低，供给收缩令真实经济增长减速、通胀走高。当前全球宏观环境是否存在需求不足情况？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中，所以在当前宏观环境下MMT与“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适用的道理。在次贷危机之后的经济环境中，货币数量论早已失效。美欧日的央行也早已抛开了货币数量论的教条，长期采用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货币宽松手段。可以说，发达国家央行在实践中已经越来越向MMT靠拢。进入2020年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蔓延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疫情一开始虽然会同时冲击经济的供给与需求两面，但随后对需求的抑制效应会强于供给。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员工的组成相对固定，因此较容易复产；但社交隔离的防疫措施对需求的抑制则更为长期（想想人员流动性较强的餐饮娱乐场所受的影响）。因此，疫情后全球经济处于更为明显的需求不足中。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龙头，可以通过美国经济为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状态。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的真实GDP增速与通胀之间明显负相关，表明在这段时间里供给是经济增长的瓶颈。相比供给来说，需求在这段时间是充足的，没有长期的需求不足。而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真实GDP增长与通胀之间的相关性明显转正，经济波动时的价量同向变化，表明需求成为这段时间经济运行的瓶颈，需求不足成为一个长期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中，MMT自然会得到更多拥趸、“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比较极端的政策建议会被提出也不令人奇怪。我国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必要性高不高？尽管在当前全球处在需求不足的环境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立论依据，但因为我国经济已经开始从疫情冲击中复苏，因而当下没有必要走到那一步。随着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逐步弱化，我国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复苏。此外，我国其实本就有变相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工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发挥着积极作用。融资平台所从事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多具有公益性质，项目的回报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层面，而无法转化为项目本身的现金回报。这使得融资平台很难依靠自身的投资回报率来覆盖融资成本，所以需要政府信用的介入来确保融资平台能获得融资，启动投资项目。项目建成之后，政府可以利用项目社会效益所创造的收益（如更高的卖地收入）来帮助融资平台偿还其债务。究其本质，融资平台的投资行为有“准财政”的属性，融资又来自金融市场，因而正是结合了财政和货币来创造总需求的有效工具。只是融资平台的商业模式并不为一些观察者和决策者所认识或认可，所以引发了2018年以来对融资平台的打压。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之后，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变成了国内刺激经济的主要抓手，其投资增速已经开始明显加快。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力，“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就不高了。所以，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分析一定要放在经济背景中，而不能简单的赞成或反对。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可能利大于弊、也可能弊大于利。当前需求不足的宏观背景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道理，不应被简单的否定。但是，考虑到我国当前各项针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宏观政策应对，“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的大招还没有使用的必要。本文编辑：丁开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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