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河北现象”实践意义述评 

三十年来，在燕赵大地上默默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敬业担当，守正出奇，长期坚持“走正路、做精品、出人才、兴产业”的理念，卧薪尝胆，不辱职责使命，创业界久久方成之功。他们在一块连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洼地”上勤奋耕耘，砥砺前行，积土成山，走上高原，并且还推出了被社会广泛认可的“高峰之作”。他们不是先知先觉，却懂得坚持做好自己“熟悉”的正确的事。他们植根燕赵沃土，对照习近平总书记近年关于文艺工作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一直走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人间正道”上。他们未必个个身怀绝技，可团队一旦集结便迅速朝着目标进发，并时能直捣黄龙。他们的资源并不丰富，甚至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却不甘沦为市场的奴隶，以“站着挣钱”的姿态，努力赢得“两个效益”。三十年筚路蓝缕，他们由本能而走向自觉，终于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之路”。这是一群有责任感的河北影视人，他们用长期的坚守与突围和不断自我超越的执着，在全国业界创造出影视剧“河北现象”，并在此基础上乘胜搏击，推出《海棠依旧》这样时代和人民期许的“高峰之作”。“河北现象”是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以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的优质作品有所担当的实践，是以河北文化底蕴为主旋律题材影视作品赢得艺术和市场尊严的实践，是在着力传达河北特质、燕赵风骨、中国精神的同时增强河北人民自豪感和团队获得感的实践。

一、三十年蓄积九转功成

近十年来，河北省影视剧创作涌现了电影《亲兄弟》《西柏坡》《谁主沉浮》《咱们是亲人》《飞越山海关》《辛亥革命》《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血战湘江》，电视剧《闯天下》《先遣连》《营盘镇警事》《我的故乡晋察冀》《为了新中国前进》《丑角爸爸》《徐悲鸿》《打狗棍》《聂荣臻》《海棠依旧》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呈现异军突起的状态。有人统计，自2010年以来，河北省主持和参与拍摄的17部电影在全国院线放映或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有15部500余集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和八套黄金时间播出。其中有些作品分别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政府优秀影片“华表奖”、电影“金鸡奖”、“百花奖”，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及一些国际奖项。这种类似于“井喷式”的影视剧创作盛况，在全国其他省份并不多见，因而受到业界学界的广泛关注，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率先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河北现象”。

然而，曾几何时，河北省影视创作是以落后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的，在当年全国影视剧生态中，河北周边北京有《四世同堂》，山西有《新星》，山东有《武松》，河南有《包公》，都在全国有广泛影响，而河北省一时明显处于“洼地”，因而河北人的拼搏被戏称为“洼地上的战斗”。虽然以“行政区域”来评定文艺创作水平的高低并不完全科学，但是河北省影视创作一度缺乏在全国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份量的作品，创作力量分散、单薄，却是事实。后来河北影视人以“知耻后勇”的状态奋起直追，潜心耕耘，厚积簿发，从“洼地”跃上“高峰”，在全国后来居上、处于领先地位，也恰恰说明“行政区域”的划分也有它独特的优势，说明河北从领导层到具体的实施者在影视剧创作方面的自觉追求，以及不断拼搏奋斗而取得的结果。正如艺术创作最讲究个体性，但科学的组织规划引导、集体攻关、协同推进以及基本的保障也同样重要一样。

如果说“河北现象”代表了河北省影视剧创作的阶段性成果、是目前河北省影视剧创作的最新水平、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的话，那么，这场战役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打响了。1987年，省委省政府决定，把当时的河北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省文化厅属河北电影制片厂、省科技厅属河北科教电影制片厂三家成建制合并，组建河北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和河北电影制片厂，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由省委宣传部领导，省广播电视厅主管。这可以说是河北省影视事业最初的资源整合，目的就是集中力量，握紧拳头，定向突破，走出“洼地”。从此，这支团队开始了艰难的、顽强的、不乏“拾了麦穗打烧饼”的资源奇缺的无奈和悲壮色彩的“洼地上的战斗”。初战即传来捷报，观众欣喜地看到了电影《远山姐弟》《复仇女郎》、电视剧《无声世界》《野店》《李小娥分家》《少年毛泽东》《青年毛泽东》《大唐名相》等优秀作品，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河北影视剧创作初现可喜的起色。河北影视剧创作出现的这些作品，今天看来，与其说是河北影视人当时一种无奈状态下的被动选择，是属于一种不自觉的摸索，毋宁说是河北影视剧创作有意识、有目标的开山之举。因为后来河北影视剧创作的一些风格特色，比如题材的甄选与确定、表现方法与路径、思想内容的开发与呈现、艺术上的追求与创新等，都能在这一批作品中见出端倪。特别是像后来《黑脸》这样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紧密关注河北地域的现实生活，立足于河北这片热土悠久厚重的传统文化气派，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以及以为人民抒情为着眼点的路数，可以说为持续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甚至可以说确立了良好的风格，尽管后来的创作题材手法也是多种多样。

当然，前进的路上并不全是鲜花，期间也有挫折和失败，有过长年负债借贷无门的窘困，也有过被警告取消电影拍摄资质的尴尬。可贵的是他们不轻言放弃，顽强坚守阵地并负重前行，从没有停止探索与追求的脚步。坚守与突围，这大概是“河北现象”的重要内涵之一，守正加创新，积腋以成裘，终于闯出了一片新天地，不断接近确立的目标和心中的理想。之后又经历体制改革的阵痛与新生，在省委宣传部主持下，成立了河北影视集团，但河北影视内容制作方面的主力军还是河北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及一些优质的国有机构和民营公司。三十年的追求蓄积终于九转功成，“河北现象”的出现正是咬定青山、众志成城、久久为功的结果。这个过程，曾被人形象地勾勒为“洼地起步”“平原跋涉”“艰难爬坡”“步入高原”以及推出“高峰之作”等几个阶段，确实能看出创作者们初心不改、负重担当的心路历程。

影视剧创作“河北现象”的内涵是什么？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在笔者看来，“河北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是近年一大批带有明显河北特色和较高品质的影视作品在全国或省级以上平台陆续推出并产生良好甚至强烈反响。文艺创作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作品，都是以质量取胜的，都是因为“优质”而长久地甚至是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传世之作，借用影视创作中“内容为王”的说法，可以说是“质量为上”。此外，既然影视剧创作越来越成为一种产业，需要市场化、集约化、规模化生产与经营，那么，在坚持质量的前提下，还需要足够的数量作为保证，换句话说，足够大的体量是影视作品本身和机构产生影响、建立信誉、满足不同观众个性化需求的重要保证。当然，质量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坦率地说，河北省早年有些影视剧，选题、立意、制作都属精良，但市场反应却很冷淡，效益不高，所谓“叫好不叫座”，这种作品无论如何称不上是大体量加高质量作品。而着眼于经济效益，主要以“票房”“收视率”为目标追求的影视作品，也不见得都是粗制滥造之作。正如影视剧创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一样，评价它质量的标准也不应该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方面综合作用，形成一个“质量体系”。笔者以为，就“河北现象”中的一些影视作品看，至少涉及到民族(地域)文化、现实主义立场与方法、艺术原则与表现以及组织的统筹、引导、协调、创作者的自觉追求等元素。

二、从河北优秀文化中汲取滋养

著名文艺学家、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成员李准在《解读“河北现象”》一文中指出：“河北的影视剧创作之所以称为‘河北现象’，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长期积累、逐渐加力、集中爆发、形成了规模效益和影响的一种现象。能够称为影视剧创作地域现象，不仅仅需要立足于本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更需要创作推出的作品在全国叫得响、传得开，能够在推动全国影视剧创作方面提供一些普遍可借鉴的经验。”“河北现象”下的影视剧创作正是这样，其特点就是“河北人拍河北的事、讲述河北的故事、传承河北的文化”“站在新高度对燕赵文化进行传承和弘扬”“成为河北乃至燕赵文化的一张名片”。显然，立足于河北，把握河北文化的根脉又体现河北文化的精髓，无疑是“河北现象”影视剧创作的重要特点，也是认识剖析这一现象的重要指向。

河北文化具有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神韵气质，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武鸿儒在《让河北文化活起来》一文中有过精确的描述：“从精神特质上看，河北文化最鲜明的特色是充满了一种感天动地、舍我其谁的‘豪气’。这种‘豪气’与慷慨悲歌一脉相承，其内在精髓是忧国忧民、刚烈悲壮的爱国情怀，本质上是对民族、国家和人民命运及利益的强烈责任感和深沉的挚爱。”。河北籍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则围绕唐朝文学家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感叹，直指河北文艺的特殊性就是质朴大气，其内涵则是燕赵风骨或慷慨悲歌之气。他说：“这种质朴大气是河北人民的历史精神的文化积淀。在价值目标上，它表现为对人的本能和狭隘私欲的超越；在胸襟气度上，它表现为大处着眼、举重若轻；在实践方式上，它表现为一种一往无前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执着。这种精神最早表现为荆轲、高渐离的壮举，但那时的大气还带有游侠的明显局限性。而在后来的历史发展当中，这种精神就上升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至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将这种精神升华到了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高度。这种升华了的伟大精神，永远是推动河北以至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而表现这种文化精神特点的文艺作品，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艺家身上有不同的状貌，但其实质却是一致的，换言之，“慷慨悲歌”的燕赵精神文化气质形成了一条血脉，贯穿于河北文学艺术发展的始终，使之气韵灵动，生机勃勃。“汉末魏初，表现为邺下文人集团的‘悲凉慷慨’，也就是‘建安风骨’。西晋时期，表现为刘琨的激昂慷慨。有唐一代，表现为魏征散文的‘气骨高古’，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悲壮幽深，高适边塞诗的浑茫雄健。到了元代，表现为关汉卿的忧愤深广。明清之际，表现为薛论道的豪迈奇伟，赵南星的峻峭犀利，申涵光的沉毅英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燕赵文艺的质朴大气被推上了前无古人的高度。李大钊的诗文，田间的诗歌，梁斌、孙犁、李英儒、徐光耀等等作家的小说和众多戏剧、音乐作品，绘成了展示燕赵大气的蔚为壮观的长卷，为河北文艺赢得了空前的光荣和骄傲。” 应该说，当下“河北现象”中涌现的这一批优秀作品，有些正是河北文化“慷慨悲歌”精神气质血脉的延续，是河北“豪气”文化的展现。进而言之，这些作品之所以取得成功，受到人们的欢迎认可，正是以特有的形式体现了河北文化的精神特点，实现了对燕赵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有些作品是直接取材于河北境内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河北故事”，如电影《吕正操1942》《英雄黄骅》《飞越山海关》《唐山大地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一诺千金》《茅随自荐》，电视剧《闯天下》《我的故乡晋察冀》《打狗棍》《神医喜来乐》《征服》《营盘镇警事》等；有的作品如《血战湘江》《先遣连》《海棠依旧》虽然不是或不全是直接反映河北省域的历史或现实，但它们的主创团队却主要是河北人，是“河北制造”，因而从人物到细节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河北的烙印，具有河北的血统，表现出河北的作风和气派。《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是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虽然不能简单地归属于河北题材，但确实是反映周恩来总理在河北省的一段史实。电影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为背景，讲述周总理到河北革命老区伯延调查人民公社“大食堂”和农村工作，其中主要情节笔者认为是典型的“河北特色”：当地干部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只能吃野菜稀糊糊和杂合面窝头、饿得浮肿穿不上鞋子，却又隐瞒真相，不向周总理如实汇报；当总理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时，他们的回答竟是“不给国家添麻烦”“不让毛主席着急”“爱总理”。这是河北人民特有的骨气与情怀，是河北人隐忍、包容、宁愿委屈自己也不麻烦别人、所谓“胳膊折了袖里藏”品性的典型反映。《我的故乡晋察冀》反映的是时称“晋察冀”地区人民抗日的故事，“晋察冀”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较早成立的人民政权，因此这个地域这个名称本身就有足够的品牌效应。这部电视剧正是以晋察冀的中心区域河北阜平为基点，以阜平人为主人公，以阜平的乡土文化为特色而组织架构，其中“马兰人誓死保卫报社”“老百姓宁吃树叶也不动军粮”“八路军三进三出常家渠”等经典故事也都是依据阜平的真人真事加工而成。“《我的故乡晋察冀》的播出在全县掀起了收视高潮，土生土长的阜平人在戏里找到了当年老辈儿人打鬼子的影子，唤起了小时候听故事的美好记忆，重温了阜平人‘待人强’的善良品性和晋察冀众志成城的鱼水深情。”这样的作品在晋察冀老区乃至全国引起良好的反响理所应当。《打狗棍》则可以说是另一种样式的“燕赵长歌”，这部70集的电视剧反映的也是时称“热河”(今河北境内)的故事，它从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起笔，直到新中国成立，五十年的历史风情，从主人公戴天理的传奇经历，到“杆子帮”“抗日义勇军”等种种情状，都附丽着河北这块热土上特有的文化元素。“战争题材”或“抗日题材”一直是我国文学艺术表现的重点对象，以至形成传统，我国的屏幕上似乎也一直没有间断这方面作品的播映。然而，也有滥竽充数或东施效颦者混迹其间，走火入魔以至于出现“神剧”之慊，为社会各界所诟病。而《我的故乡晋察冀》《打狗棍》能够在众多的同类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受人瞩目，取得不俗的收视率和效益回报，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它们在顺应时代特点和流行文化的基础上，深挖河北地域文化之根、深究河北人文精神特征的结果。它的故事具有河北地域农耕文化中爱憎分明、雅俗共赏、曲折跌宕的特点，其中人物耿三七、戴天理等也具有深明家国情怀之大义、又不乏农民之偏狭、局促和狡黠的特点，他们既不是那种光明磊落、通体放光的正面英雄，又不是那种鲁莽颟顸的草莽野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黑脸》《镇长》《营盘镇警事》是现代题材的“河北故事”，这些作品都是根据河北省内真实的事件和人物创作而成。《黑脸》是根据反映永年县时任纪委书记姜瑞峰的同名报告文学改编的；《营盘镇警事》的人物和故事原型则是枣强县大营镇派出所所长、全国“十佳民警”、二级英模范党育生前事迹。这两部电视剧都属于“反腐”和“公安”题材，这种题材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和收视效应，但是“河北创作”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是像有些同类作品那样倾心于“揭秘”“破案”或“权力腾挪”这些层面上，而是仍然坚持挖掘河北元素、表现河北特点、凝练河北文化，以高品质的艺术形态呈现正能量的燕赵风骨。姜锋和范党育作为正面人物都是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爱岗敬业、情系百姓的典型形象，但是姜锋以“黑脸”出现却使他带上了河北地区乃至北方人所特有的精神文化因子，他那种心中容不得邪恶、眼里揉不得沙子、对腐败分子必须除恶务尽又极度惋惜、对乡亲直呼为“娘亲”的悲悯气度，是河北乡村基层干部极好的写照；同样，范党育骨子里的平易、质朴、亲和，“民事为大，解决为了”的心愿和“范大了”的称谓，以及把严肃的原则用灵巧的“和稀泥”体现出来的练达行为，也是河北东部农村干警(多数出身于农民)所独有的特色。

至于《神医喜来乐》，可以说是河北影视剧创作的一朵奇葩，已经成为河北省的“看家戏”，全国各大电视台的“保留剧目”。关于这部电视剧的评论已有很多，笔者在此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它的“河北元素”或“河北特色”。据典籍记载，扁鹊是战国时代渤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这个地域的标记很重要，因为沧州文化向以刚柔相济的“燕赵风骨”为主，游侠武士是其重要的标志。但是由于沧州地区比邻齐鲁京津，因此又夹杂了齐鲁文化勤奋进取、平和儒雅，津门文化兼收并蓄、礼让诚信的有益影响，又由于战乱频仍、人口流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形成了沧州多元的文化积淀，显出丰富斑斓的色彩。因此而出现喜来乐这样的乐善好施又挟带私心、侠肝义胆又难除油滑、聪明机智又不乏迂腐的复杂人物就不是偶然的，他是沧州地域文化的一个标志，而人们对这部戏十分喜欢、乐此不疲百看不厌，也是因为它背后充沛的文化内涵。还有一部以河北公安战线典型案例创作而成的电视剧《征服》，因其创作类型的自觉和制作的专业精良，正反人物具有厚重的燕赵文化属性，也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经典剧目。

这里反复强调这批作品的河北地域因素其实是为了说明：第一，在影视剧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从来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题材”问题，“题材决定论”不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特点，而“题材无差别”的观点，似乎也并不能保证创作的个性和质量；河北省是一个文化灿烂、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省份，是一个影视艺术创作的资源大省，尤其是它的“红色资源”和“主旋律”题材，是一个具有丰富价值和特殊魅力的宝藏，值得艺术家去深入挖掘表现。第二，河北省的优势题材资源河北的艺术家不去关注或者不屑关注，却让外省抢了先手占了先机创作了有轰动效应的作品，对河北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尴尬的事；河北的作家艺术家当然可以胸怀天下写遍天下，但是以河北这片热土为切入点，做足自己的文章，也未必不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第三，任何作家艺术家都有自己一个刻骨铭心的、如同灵魂般须臾不可分离的“乡土情节”，这好比是创作的“根”，守住这个“根”，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是艺术家终生的追求，认祖归宗而不是数典忘祖，不仅是责任，而且是人间正道、创作的坦途。第四，创作的“根”当然不仅是“地域”意义上的，甚至本来就不是“地域”意义上的，它是“地域”之下相互融通五彩斑斓的文化，地域的设定，只不过是一种切入的角度或负载的手段而已，尽管这种角度和手段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说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地方”的，越是全国的；文学艺术是以“典型”的方式呈现传达的。

提到这个话题，乃是因为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度受到人们的冷落，在创作实践上，有些作品对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问题和迫切的社会矛盾认识不高，把握不准；有的作品背离生活主旨，专事细枝末节，一味追求情节的离奇出格或迎合市场和观众读者；有的作品过于注重技术手段等形式因素，在“炫技”的同时难以掩盖内容的空洞和思想的贫乏；而漠视生活、歪曲生活、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庸俗搞笑的创作手法甚至成为风尚。

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创作者自身功力、识见学养等有所不逮，或者是压根儿就没有也不想厘清这些所谓原则规范、只是被裹挟到影视艺术这个队伍中来“打酱油”的话，那么，只能说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在文艺从何而来、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服务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辟地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这实际上是为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在此，笔者有必要对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稍加厘定：第一，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从来不是对活跃的创作活动的框缚，现实主义的精髓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从具体的、丰富的、尤其是取得巨大成功的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来又用于创作实践的基本原则、方法等；第二，现实主义当然不是衡定文艺作品的唯一标准，甚至它并不是一种标准，事实上，优秀的成功的作品形态各异，各臻其妙，但是，它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和传达的价值，却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指标，不仅现实主义，即使浪漫主义及其他流派，也概莫能外；第三，中外文艺创作的实践一再证明，只要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只要关注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只要和人民血肉相联，创作则丰则佳，背离现实义创作原则或故意歪曲戏谑，创作则枯则滥，以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三十年的发展来看，表现尤为明显；第四，现实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文艺创作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其中有意的倡导也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求有与自己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文艺活动文艺作品，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也不例外，既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就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主流文艺创作，所以“主旋律”之说不仅完全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而且也是不可少的。第五，更具体地说，现实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创作的态度，此引用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谈现实主义的说法：“有必要重申文学性的要求，重申隽永的细节、鲜活的人物、可触摸的氛围、扑面的生活气息、绝妙的对话，从字里行间往外冒的情趣、理趣、幽默、哲思，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都不会过时。”这是切中肯綮之说。

回看“河北现象”中的这一批影视剧，笔者以为就很好地坚持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旗帜鲜明地为现实主义张本。首先一个表现是直面现实，直面生活，讲好“河北故事”，反映人民心声。讲故事永远都是影视剧创作者的一项基本功。

问题是，怎样才算是一个好故事？如何讲好一个故事？

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田向利在电视剧《海棠依旧》首播新闻发布会上的致辞中说：“河北是京畿重地、革命圣地，也是文化福地，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燕赵儿女在追梦、筑梦、圆梦的进程中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这些，可以看作河北影视艺术创作“讲故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基本遵循。

先说历史题材，因为河北的这批影视剧历史题材占了相当的比重。影视剧中的“历史故事”首先有一个“真实性”的问题，历史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艺术上的真实，也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艺术创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追求二者高度统一的过程。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指出：“历史真实固然重要，但艺术真实才是历史剧的关键之所在。倘若拘泥于历史真实的严正，失去了趣味性与丰富的想象力，历史剧只能沦为生硬刻板的教科书。”历史题材影视剧不能沦为生硬刻板的教科书，而文艺创作从来也不是完全按照教科书来进行的，因此“真实性”之外，又“创作态度”问题。不同的创作主体、不同的反映对象以及不同的创作背景，对于历史的认识往往有所不同，并且会随着主体意识的改变而不断被修正。当人们回顾自己曾经的历史时，历史已经作为某种文献或某种“标志”而存在，而人们对任何历史文本的解码，都不会离开解释者自己的主体想象，都可能而且应该把它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逻辑等。这其实也就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含义。如果是一个有出息、有追求、有担当的艺术家，他自然应该把艺术的创造性、是否恰当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艺术理想、审美好尚放在首要的地位，正如作家贾平凹所说：“我觉得文学不是对应历史事件的，文学是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大背景下虚构起来的独立世界。”

河北省的这一批影视作品及其创作者是有出息、有追求、有担当的，他们很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并且无不是以“当下”的眼光和情怀去关注历史，使那些远去的历史烙上了时代的精神，焕发出艺术的魅力。对此，文艺评论家饶曙光在对陈力导演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评论中有过很好的说明：“任何艺术作品对于历史的呈现和表现都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而是融入创作者主体对于历史的思考，使其超越对历史的还原而上升到对历史的‘追问’，并且以富有穿透力的表现给当下带来思想启迪和精神力量。”“陈力导演擅长把重大题材还原到生活常态，在生活常态中凸显人物性格，同时赋予其更多的历史内涵和人文内涵。”这实际上可以看作对陈力所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的概括，也可以说是“河北现象”中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共同特点。也就是说，《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之外，陈力执导的《少年毛泽东》《青年毛泽东》《湘江北去》《谁主沉浮》《海棠依旧》《血战湘江》等作品，其价值决不仅在为这些历史人物做传记式的描写与刻画，而是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故事的精彩在于它的艺术性，艺术性的表现则是不拘泥于历史事实，不与历史一一对应。影视剧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艺术产品，在导向正确的前提下主要是考量创作者的艺术品格与个性追求。

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在“讲述故事”方面似乎比历史题材更难，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无复依傍”的戛戛独造。《黑脸》《镇长》《营盘镇警事》《丑角爸爸》等都有不俗的表现，这些故事为生活赞叹，为人民鼓呼，有筋骨，有温度，有质感，有对生活的理解，也有生活传递给创作者的震颤。但是，毋庸讳言，同全国的创作态势一样，河北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仍处于偏弱的状态，倒是电视剧《丑角爸爸》别开生面，即是从全国范围看也不显逊色。文艺评论家范咏戈评价《丑角爸爸》的故事说：“戏，俗说一要‘系’二要‘细’。这两点《丑角爸爸》努力达到了。‘系’就是要系好扣子，讲好故事。”“除了‘系’好扣，戏还要细。”确实，这部戏人物众多，矛盾纠葛繁复，内容线索纷杂，创作者巧妙地通过设置关节、制造悬念、强化对比等手段将这些元素有机地统一起来，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效。尤其是剧中的对比堪称一绝，形成明显的特色，粗略看来，就有舞台与现实的对比，戏剧与人生的对比，人物之间的对比，美与丑的对比等等。当然，从内容上看，这部戏的“故事”也不是杂耍式的杯水风波，而是折射出时代进程中的矛盾变化，承载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心理变迁，其厚重的风格取向与其他作品是一致的。

“河北现象”影视剧创作现实主义特色的另一个表现是直击人物内心，刻画人物性格，塑造典型形象。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一种极高的要求，因为困难，所以很多人望而却步，也正因此，很难在屏幕上看到性格鲜明、形象丰瞻、有美学的历史的意义、长久留存于脑海中的典型人物。河北的这一批影视剧在一定程度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王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刘伯承、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给我们以新的、更加新鲜和丰富的视觉冲击；赵沧海、燕青山（《闯天下》）、马本斋（《马本斋》）、李狄三、耿三七、戴天理等所谓“英雄人物”在逐渐接近人物本真状态的同时，也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欣赏价值；姜锋、李家庚、范振喜（《亲兄弟》）、戴兴(电视剧《镇长》)、范党育这些脱胎于现实生活、或者说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原型为依托而塑造的艺术形象，人们在揣摩这些人物形象似与不似、真与不真的过程中，倒也领略到一种特殊的风采；至于《神医喜来乐》中的喜来乐和《丑角爸爸》中的群像，则是一个时期以来屏幕上难得一见的、颇有审美价值的“另类”形象，他们必将长久地活跃于屏幕和人们的视听当中。

为了进一步说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塑造人物方面的强大功力和取得的成就，笔者还是想重点说一下这些作品中塑造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的形象。众所周知，一个时期以来，在领袖人物塑造上有模式化、定型化的态势，演员在塑造领袖人物时一招一式都要求“形似”，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殊不知，观众对领袖人物的兴趣，有时并不仅仅在外形和行为动作上，观众所关注的，更多是领袖的精神世界，比如他的高尚情怀、人性内涵、人格魅力等，此其一。其二，表现革命领袖，也并不见得就是纵横驰骋、金戈铁马、指点江山这些豪迈的情状事跡，也可以悄悄打开他们感情和精神的世界，展示蕴藏在他们心底的丰富的人文内涵，而这更容易与观众的“期待视野”形成有效对接甚至是共鸣。显然，河北影视人所塑造的周恩来的形象是有别于传统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是一个良好的尝试，到《海棠依旧》庶几乎完善。正如饶曙光说的：“不同于以往的重大题材人物传记电视剧，《海棠依旧》为当代观众打开了一扇通向伟人丰富情感世界的大门，奉献出了一部穿透历史、超越现实的心灵诗篇、情感诗篇。《海棠依旧》在深入周恩来内心世界及丰富情感的过程中，尊重人物性格和生活本身的辩证法，捕捉到了周恩来的大爱情怀、大爱境界，并给予了审美化的艺术呈现，极大地拓展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各种艺术风格和可能性。”河北省剧作家孙德民也指出：“许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笔墨多是用在写事件上，但是《海棠依旧》主要是写人物，以周总理为中心，以周总理的心理和情感的发展作为脉络，以总理的心理和情感的波澜作为依据。”“《海棠依旧》的最大艺术价值依然是真切而生动地塑造了周恩来总理的形象，而这个艺术价值的核心是深入到形象最深处的东西——人的灵魂，人的内心，人的情感，编导者在剧中突出表现了周总理内心深处的精神和灵魂的高度，让观众听到了周总理的‘心音’，触摸到他的欢乐、痛苦、艰难和隐忍。”他还从自己专业创作者的角度指出：“当前的艺术创作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简单、肤浅、短程地去刻画人物可以，像图解一样，而真要写出人物的丰富和复杂，写出人物的个性和陌生，却是十分不易。”当然，表演艺术家、周恩来的扮演者孙维民的表演也十分精准，为这部电影增色不少。谈及此，也顺便指出，陈力导演的新作电影《血战湘江》中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的刻画也有很多创新之处，会对今后同类题材的创作带来有益的借鉴。

影视剧创作“河北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艺术性，其中道理十分简单，没有艺术作保障，缺乏艺术性的电影电视剧，即使因为它的题材效应而轰动一时，也不会传之久远，这样的作品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得不到人们的认可，更不可能形成广大观众和业界专业由衷认可的“现象”。

然而，什么是作品的艺术性？作品艺术性是怎样表现的？它在整个作品的创作系统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但也正是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有些创作者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例如，有的把题材选择与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以为有一个好的、甚至是独家的、重大的题材作保障，就已经预示着创作的成功，就会足以引起观众的注意和够高的收视率，这实际上是陷入了“题材决定论”的圈套；有的把艺术的表现或传达看成是对事件的“揭秘”或历史现实知识的普及，以为有足够的“事料”或“知识点”“信息量”就有了艺术性，这实际上是把影视剧等同于教科书，过分夸大了其传授知识的功能；还有的以为屏幕上“花哨”、好看、场面大、技术高、有足够影响力号召力的明星加盟就提高了艺术水平，这仍然属于没有很好地界定影视剧艺术表现与展现的不同，实际上是“矮化”了影视剧艺术。

影视剧的艺术性问题由来已久，电影的发明者卢米埃尔兄弟早期的电影《工厂的大门》《水浇园丁》上映之后，人们先是认识到了电影作为一种科技手段真实完整地复制物质现实的可能，其作品远远没有达到艺术的境地，因此只能说他们是电影的发明家而不是电影艺术家。至于说这两部电影开创了“写实主义”的传统，那是后来理论家们的总结，而且电影的“写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流派或表现方法，已经标志着它已经以“艺术品”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一百多年来电影人不断努力奋斗的结果，也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而电视剧由于出现较晚，再加上它制作手段、播放场所方式、制作周期等与电影有很大不同，使它始终难以登入艺术大雅之堂的正殿之中；那些从事电视剧创作的人有的怀着自卑或“非主流”的心态，甚至妄自菲薄；电视剧作品也往往同粗制滥造、商业利益生意经联系在一起。

可以肯定地说，电视剧同电影一样，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是绝对意义上的艺术品，“艺术品按其内涵至少可以分为四个层次：表面层次包括语言和结构；第二个层次是由语言和结构而建构起来的故事和形象体系；第三个层次是由心灵外化出故事的自我；第四个层次则是理念。”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基本的元素：表现艺术家的心灵和创造美，再概括一点说，就是艺术家通过创造一个“有意味的形式”来实现自我表现的需求。显而易见，电视剧已经完全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创作者正是通过对生活的镜像式的创造与表达，实现“自我”的需求。当然，这种需求必须要通过传达——观众的接受来实现，观众不买帐，对于艺术家来说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近十年来，河北省陆续推出的这些影视剧在艺术上是有追求、有创造的，能看出创作者对于影视艺术的认识是清楚的，同他们对河北地域优秀文化有高度的自觉和自信一样，他们在艺术形式的打造、雕琢方面也有很强烈的意识和高标准的追求，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自然，影视作品艺术性的构成和表现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兹针对“河北现象”中的作品撮取两点，略作品评。

一是情感方面。“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与元九书》)，河北的这一批影视剧作品在艺术上自觉追求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蓄积感情、渲染感情、传达感情，以情结撰，以情感人。这种创作取向早在上个世纪末的《黑脸》中，就已经开始了，也为后来的创作树立了良好的范式。在《黑脸》中，寻找感情、浓化感情、渲染感情的创作取向几乎浸透在每一条线索、每一个细节上。其一，它着眼于重点、焦点、敏感之点，也就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生活题材，写大事，抒大情。不要以为只有那些风花雪月、儿女私情的故事才可以抒发感情，政治性的事件，同样可以挖掘出鲜活灵动的感情。反腐败是硬碰硬、剑拔弩张甚至流血牺牲的政治较量，这个较量的过程同样可以表现出浓烈的甚至是优美的感情，比如主人公姜锋每铲除一个腐败的毒瘤，不啻军人打了一场胜仗，令人荡气回肠，有崇高之感，与此同时，姜书记又每每对那些包括腐败分子在内的人循循善诱，几乎仁至义尽，让人感受到一股温暖和亮色，体会到人间温柔的情愫。这一切源自于他始终有一个以百姓为“爹娘”的民本情怀。其二，在情节的组织和矛盾冲突的设置上运用匠心，重彩浓抹。题材的庞大与空间的狭小(12集的篇幅)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但编导者却表现得游刃有余，情节上呈现为大开大阖，大起大落，开时似无拘无束，故事或人物性格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现，阖时则集中笔墨，细细点染，使思想得到升华。每一次的开阖起落，都会使观众的思想感情得到一次激动或震荡，因而可以说，这部反腐电视剧不仅是纪实性的情节剧，而且是一部艺术性的“言情剧”了。

“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在《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展现。众所周知，描写开国总理周恩来的文艺作品可谓夥矣，以“揭秘”的形式表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社会现实，或如某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之“宏大场面”或“宏大叙事”等，可能并不一定能反映生活的特质，也不一定能使作品具备真正艺术品的境界而产生恒久的魅力。陈力导演走的是另外的路子，是以情立笔、以情结撰、以情贯注、以情润饰、以情感人的路子，因而也可以说走的是“情感线”。主角是领袖，视角在人民，动情点在百姓。不要以为这是讨巧的路子，也不要以为这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独树一帜或别开生面的路子，其实这是一条老路，也恰恰是艺术创作的正途。难道艺术创作不是讲究情感的吗？难道艺术作品不是靠情感感动读者和观众吗？情感正是艺术的原点和归宿。其一，感情的匮乏是当前一些影视作品所普遍存在的，机械的操作或直接“炫技”导致“零度叙事”，无厘头的穿越出现了滥情(其实是寡情)的状况。其二，所谓情感是艺术创作的“老路”、“正途”，乃是强调文艺创作的普遍法则，培养作家艺术家对于生活、对于表现对象的感情，作家艺术家必须是被火热的生活和表现对象深深地感动了，由衷地产生一种美好的情愫，才能通过一种恰当的形式把这种情愫表现出来。这确属老生常谈，但却被当下有些作家艺术家忽略了，在他们看来，任何一件文艺作品都是经过作家艺术头脑而反映出来的，都不可能没有情感的烙印，可是，他们与现实生活的情感关系似乎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其三，人类的情感是极其复杂的，培养建立积极健康的情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作家艺术家在追求积极健康情感的过程中往往受到认识水平、经验智慧、读者观众等多种因素制约，作家艺术家优劣高低的区分，就在于情感取向的不同，人们一再呼吁作家艺术家要有高尚的情操、悲天悯人的情怀，道理也正在于此。其四，《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是以感情取胜的，它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就是情感，艺术家是怀着对周总理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钦佩的感情来处理这个题材、驾驭这个作品、安排它的结构、打磨这个艺术的“形式”的。陈力导演显然也是被周总理的人格魅力打动的人，她更懂得将自己的美好情感弥漫在作品之中，浸润到观众的心田之间，这正是她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情不“煽”而动于衷，是导演走心的功力所在，这也可以说是习总书记讲的文艺创作者要“肩上有责任，心中有人民”，笔下才会有“乾坤”的一种具体表现。

还有细节方面。在文学创作中，有一种说法叫“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细节是人物的血肉”，可见细节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作为读者，读完一篇小说后留给自己的重要印象是什么？回答一定是人物形象；如果再问人物形象能够长久地保留在脑海中，靠是又是什么？回答是细节。在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细节描写而成为经典，许多作家也无不在细节的描写上煞费苦心，甚至成为毕生的追求。在影视作品中，细节描写同样重要，一个好的细节，也能把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周恩来总理到伯延第二天去农民夜校探访，发现汪老师没有穿鞋，光着脚给孩子们上课，于是就慌忙蹲下来给汪老师穿鞋，可是在汪老师反复拒绝的过程中，周总理发现汪老师的脚已经浮肿得穿不上鞋子了。这个细节不仅表现了周总理对他人关怀体贴的品格，而且也引出了背后的更大的“故事”，可谓生动传神，是不可多得的成功创造。细节不仅关乎人物性格塑造，而且关乎“故事”乃至整个作品是否充盈、扎实、饱满、有质感，当然也决定着是否能给观众留下把玩、咂摸、回味的余地。

晚近的作家艺术家有忽视情节的倾向，尤其是影视剧创作者，往往以为剧中人物都是“具像”的，可以靠表演者在屏幕上直接展现出来，其实这是创作者(编剧)错误的认识。更由于细节对于创作者来说有时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创造之难，不可言说，所以放松了对于细节的精雕细琢，也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而艺术家的功力也就打上了折扣。只有沉下心来，真正深入生活，善于发现并拿出足够的艺术诚意去创造，才可能创作出精品、上品。

河北的影视剧创作注重细节的刻画，创作者都有很好的艺术功底，这些作品内容饱满扎实，人物血肉丰满。在这方面，首推《海棠依旧》，有论者指出，《海棠依旧》塑造的周恩来总理形象之所以如此生动感人，就是因为导演陈力和主演孙维民在细节描写与表现上下足了功夫。如第六集写周恩来请几位民主人士到西花厅赴宴，庞先军上菜时因紧张将菜汤撒到了沈钧儒的新长袍上，慌乱中不知所措，周恩来却立即拿起餐巾上前为沈钧儒擦拭长袍上的汤水。这一个细节描写，把周恩来的机敏、谦恭、坦荡和周到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同一集中，被敌特买通的花匠在中南海借剪枝监视周恩来，周恩来从50米外缓缓走过，看似不经意地向花匠这边看了一眼，就又向前走去，但就是这一眼，他就不动声色地发现了花匠的紧张，回到办公室后立即下令进行调查。这一细节描写，生动刻画了周总理在我党隐蔽战线工作的极高警惕性和敏锐的眼光。在第三十九集中，毛泽东在书房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原定只谈20分钟，但毛泽东谈兴所致，大大超时，正在尼克松不知该怎么办时，周恩来却一边频频看表一边看尼克松，于是尼克松礼貌地结束了会谈。这个细节把周恩来处理复杂局面时的细心、智慧和周全表现得非常恰当。全剧结束前，写临终的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安排后事，撒骨灰的时间不要太久，飞机起落一次要消费很多汽油，骨灰不要撒到有人烟的地方。这些细微描写，也让观众真切地感到了什么叫心中只有人民而没有自己，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剧就是这样通过一个个珍贵的细节把故事串连起来，把人物烘托出来，看似简单，做起来很难，这要靠精心的构思，慢慢地打磨，细细地雕琢，不然就会成为机械的堆砌。

另一部以细节取胜的作品是《营盘镇警事》，虽然是“警事”，但并没有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也没有机敏神奇的智破奇案，它所表现的只是民警范党育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调解处理邻里纠纷、夫妻矛盾的生活琐事。范党育是个“小人物”，他所做的也都是小事情，因而被称为“贴地飞行”，而支撑这种“贴地飞行”的，正是一系列生动有趣的细节。此谨举一例，范党育喜欢喝酒，这既是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普通爱好，也成了他拉近与百姓距离的一种媒介。因为参加大柱子、二柱子的婚礼喝了酒，回到派出所后，被前来调研的县局领导误会；因为在招待从广东来的同行时，一张桌摆两样酒，他又被同行误会。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范党育亲民爱民又勤俭节约的品格，同时也说明他其实就是一个接地气的普通人，作为农民出身的基层干警，他身上并没有完全脱去粗陋甚至是油滑的缺点。这些细节描写非常真实，是基层干警工作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因为真实，所以生动有趣，耐人寻味。

如前所述，“河北现象”中这一批影视剧主要是以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生活中的“正能量”题材而渐成风尚的，具体地说，主要是以表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业的红色题材和李家庚、范振喜、姜瑞峰、范党育等“先进人物”的现实题材，以其艺术质量和美学品格的不断提升而享誉业界的，所以在观看这些作品时，笔者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这些作品的创作者正是像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那些先进人物对待革命、对待事业那样，心存定力，坚韧不拔，勇于探索，奋发进取，面壁十年图破壁，咬定青山不放松。这其实也是一种精神，是存在于“河北现象”之后的一种带有本质特征普遍意义的精神。

谈及此，笔者回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总书记这里所提出的“四个讲清楚”，正是河北省委省政府与影视艺术工作者进行“河北现象”影视剧创作实践的指南。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指出，“河北现象”“孕育于在省委领导下，河北影视艺术工作者既努力讲清楚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又进而努力讲清楚了河北独特的燕赵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省情”，“形成于在省委领导下，河北影视艺术工作者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自觉讲清楚中华文化其中包括河北燕赵文化中积淀着中华民族包括河北人民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植根于在省委领导下，河北影视艺术工作者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自信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源远流长的燕赵文化传统，是河北影视创作的突出优势，期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时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也指出，“河北现象”最值得肯定的是河北文化管理部门的领导不缺位。因此说，在“河北现象”形成的过程中，省委省政府及各级领导的有力组织、坚强领导和精准指导，是重要的关键因素。河北省委省政府及各级组织高度重视影视剧创作，制定了许多发展繁荣影视剧创作的制度措施，更重要的是，在影视作品创作题材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方面，也做了有效的引导。如省委宣传部发掘提出的“泥河湾古人类遗迹的发掘，印证了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涿鹿三祖合符，印证了华夏文明从这里走来；西柏坡——中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党中央从这里赴京开创建国大业，印证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三个走来”和“名城、名镇、名村、名人、名事”的“五名”思路，成为河北影视剧创作新的源头活水，也激发了创作者新的动力。

当然，“河北现象”除了河北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与团队的奋力拼搏之外，多年来，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电视剧管理司、中央电视台、中国影协、视协等各级组织和领导与专家，对河北的影视剧创作一直给予了极大的关爱、指导和支持，“河北现象”确实是各级组织、领导、专家和社会各界一起发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河北影视集团董事长申晓义所说：“它不仅仅是河北国有影视机构的贡献，更应该是在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多年关心支持下，河北影视人在全国业界领导、专家、同仁多年关怀、指导、帮助下众志成城，久久为功的成果，其中也包括省内优秀民营影视团队的贡献。”笔者相信这是一个经历过艺术创作甘苦和影视制作艰辛的实践者的诚挚感言，而不是客套的虚话。

河北影视人就是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集结队伍，凝聚人心，经历了努力爬坡、拼搏奋斗、寻求突破的艰苦征程。

客观地说，河北省影视艺术起步并不晚，80年代初期即创作了《冰与火》《懿贵妃》《燕赵悲歌》等，在全国小有影响，可谓出手不凡。可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当全国电视剧、特别是长篇电视连续剧出现风起云涌的态势时，河北的影视剧创作却未能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反而落在全国的下游。“洼地”之说，由此而成。

进入90年代，河北影视制作中心拍摄了电视剧《少年毛泽东》，成功登录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效果，还被中宣部列为爱国主义教材。紧接着，《青年毛泽东》《马本斋》《黑脸》陆续面世，这些作品保持了较高的水准并产生了轰动效应。这让他们找到了突破口，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在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方面，他们似乎有独特的优势，河北省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和悠久的传统文化，是他们进行创作的重要而可靠的题材保障，专心致志于“红色题材”和“主旋律”创作，未必不能成就思想和艺术俱佳的精品力作、传世佳作!

进入新世纪以后，河北影视人继续潜心耕耘，积蓄力量，策划运筹，寻求实现更大的突破。2012年，河北影视集团成立，河北影视人“努力打造特色主旋律品牌”的理念进一步付诸实践。2014年，他们拍摄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辛亥革命》，电视剧《先遣连》《营盘镇警事》《聂荣臻》《我的故乡晋察冀》六部作品获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占当年全省获奖作品总数的半壁江山。此外，这些作品和《丑角爸爸》《国旗阿妈啦》《骏马少年》《咱们是亲人》《抗日奇侠》《太行山上》等还分获“华表”“飞天”“金天使”等各种单项大奖。2016年，河北影视继续发力，经过多年潜心准备，精心组织，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大型电视剧《海棠依旧》作为央视当年“现象级”作品广受各界好评，并成为网络话题，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高度完整性被誉为践行习总书记讲话的“高峰”之作。此外还有《毛泽东三兄弟》《麻辣芳邻》《金水桥边》《长征大会师》等电视剧在央视一套、八套和北京卫视播出，都有不俗的表现。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出品拍摄的电影《血战湘江》被称为革命英雄史诗巨片，无论是创意、还是拍摄手法，都有重要创新和突破。这些作品对“河北现象”的进一步延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题材领域的延展和创作质量的提升，河北省影视艺术界也聚拢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影视内容是创意和高新技术产业，人才是核心竞争力，人才资源共享是业界良好的传统。”河北影视剧创作不仅注重发挥本省人才的作用，而且注重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进行人才资源的开发与整合。这是一群注重感情、执着率真、敢于担当又造诣深厚的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深厚的红色文化情结，他们虽然并不都是河北人，却多有河北人慷慨豪迈的气概，为中国主旋律作品的尊严大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携手奋进，用自己的艺术良知诠释“燕赵风骨”。

陈力导演是国有影视机构勇敢的“创业者”和主创表率，对影视剧“河北现象”做出了重要贡献。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和电视剧《海棠依旧》是她作为主创带领以河北人为班底的团队倾心打造的精品力作，成为河北影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陈力导演在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时，像探寻宝藏一样不断向纵深开掘，精心雕琢打磨，力争使每一部作品都有创新，都有突破。她“以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之情，以对历史负责、对观众负责、对艺术负责、对伟人负责的严谨态度，努力创作充满艺术感动和思想光辉，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重大题材电视剧”，“作为影视工作者，我们用镜头将伟人的伟大予以艺术化表现，也算是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时代取精神，为自身留清名”。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她真的像写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一样，用心收集材料，研读文献，酝酿感情，刻画人物，力求创作对象与创作主体的契合，思想与艺术的契合，题材与风格的契合。陈力导演聪慧好学，高度敬业，创新意识极强，她二十年前即为全国电视剧十佳女导演，这些年也获奖无数，却仍在自我鞭策自我超越。高品质的艺术实践锤炼了她敏锐的眼光境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被业界誉为主旋律品牌导演，已成为河北省影视艺术的一面旗帜。

郭靖宇则是河北省民营机构影视艺术家的优秀代表，他虽然走的是面向市场的路子，但不失为“燕赵风骨”的传人。在业内，他曾有“传奇剧王”“逆袭剧王”的称谓，他资质全面，异常勤奋，创作力旺盛，可以胜任编剧、导演、制片、甚至演员等多种角，而且都有优异的表现。作为在市场中打拼的民营公司却不失家国情怀，在他的系列作品中始终保留一股来自人性深处的英雄情结。在他执导的电视剧《打狗棍》中，那种出奇的思维、新颖的创意、生动有趣的传达，表现得尤其充分，表现了极高的艺术才华。近期听说他要为家乡人民投身“塞罕坝”这样的现实题材创作，可见其骨子里坚实的“慷慨悲歌”的钙质，让人从心底生出敬意。

在河北影视剧创作实践过程中还得到业界多方面专家、同仁的鼎力支持，在此仅提两个优秀代表：孙维民和李保田。这是两位让人肃然起敬的表演艺术家，曾经多次在河北拍摄的影视剧中担任重要角色，在影视剧“河北现象”形成过程中功不可没。孙维民扮演周恩来总理经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似乎已经不是在表演，而在做一件伟大而神圣的事业。他塑造的周恩来总理的形象，不仅为河北人民，也为全国人民带来了新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李保田作为“喜来乐”的形象多年来深入人心，又以“丑角爸爸”的温暖故事为国粹文化的传承倾情“粉墨登场”，深受观众喜爱。

说到此，不能不提及河北国有影视机构内容产品的组织者——申晓义。他1984年底即进入河北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三十多年与河北影视事业产业风雨同舟，不仅亲眼见证了河北影视“洼地”中战斗、平原上跋涉、坡道上前进、向高峰攀登、创造繁荣景象的艰难历程，而且亲身参与了这场既关乎个人理想、又关乎集体尊严的不平凡战役。他曾作为电影《远山姐弟》编剧与陈力导演为河北省赢得第一个国际奖项，也曾作为电视剧导演有过创新性实践，但他更多是以策划人和出品人的职业精神使河北的影视内容拿遍了国内所有大奖。他敬重前辈，珍爱人才，扶持新秀，以齐鲁人的宽厚和燕赵人的诚义对待同仁，对待事业，赢得业界尊重与认可，也赢得宝贵的资源和市场。他以个人的品格魅力和智慧，在上级领导的扶持下，带领队伍团结奋斗，把一个曾经四处欠债的单位，打造成令人羡慕的阵地，在省级国有制片机构普遍弱化的形势下健康存在，并能在国家行业需要的时刻有所担当。这位1996年的“河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6年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在2015年被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评为优秀电影“制片人”，在2016年被中国电视制片人协会评为全行业“十佳出品人”。河北影视集团成立之初，他和团队即提出“致力于打造具有河北特质和市场竞争力与广泛影响力的内容品牌提供商和产业基地”的战略目标，力主“走正路，做精品，出人才，兴产业”理念，坚持“打造主旋律特色品牌”阵地。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申晓义和他的团队以及河北影视艺术事业逐渐跨上新高度，也成为影视剧“河北现象”的题中应有之义。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随着党和人民对文艺工作者不断提出新要求和面对发展迅速且竞争日益激烈的影视市场环境，多元化、集约化、国际化、互联网＋时代对“河北现象”将进行新的考量，是作为一抹彩虹存入历史记忆，还是作为一块打造河北影视品牌阵地的基石去自强不息地创造，是摆在所有河北影视人面前的一个现实的课题。希望国有影视制作机构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也期待河北大地能涌现出更多为燕赵增添豪气、贡献精品的民营机构，使充满文化自信的河北大地“海棠”依旧在，山高水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