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蔷就像一种神秘的天文现象，每隔十五年降临一次娱乐圈，大家一定得好好看看她，因为十五年难得一见。”

这是《吐槽大会3》为张蔷写的段子，精确测算一下，“张蔷现象”上一次降临，其实是在2008年。

那一年，出道24年的张蔷终于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场个人演唱会。

这桩事先没有张扬却爆满北展剧场的演出一切从简，没有怀旧元素的堆砌或冗长的煽情片段，舞台上的张蔷一首接一首地唱大金曲。

据王晓峰回忆，张蔷在演唱那些动感很强的歌曲时肢体动作并不大，能看出来还残存着上世纪80年代走穴时代的遗风，她的嗓音还那么高亢。

她从头到尾也没有说什么“大家来点掌声好不好”、“这边的观众鼓鼓掌”之类的话，而是像那个时候的报幕员一样说：“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

北青报描述这一次“降临”的标题是《张蔷缺经验》，里面记录了全场唯一一次观众大合唱，是以《三百六五里路》成名的歌手文章带动的。

不过，也有记者拦住了一位哭到崩溃的东北大哥，大哥用”近乎痴迷的眼神”望着舞台说：那是我青春里的歌声，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张蔷的声音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就特爱这声音、这感觉。

十一年过去了，就在上周末，受新裤子之邀，张蔷戴着爆炸头套，裹着一身亮片紧身裙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一颗巨大的迪斯科球缓缓降落在观众头顶，舞会开场了。

唱《BYE BYE DISCO》前，主唱彭磊说：“这是我们跟那个时代告别的一首歌，潮流过得太快了，当我们怀念一种音乐风格的时候，它已经看不见了”，张蔷没有再报幕，唱到开心时，对观众喊：大家一起喊 D-I-S-C-O，我给你们数着！

对于东北大哥来说，张蔷是八十年代的自己长出的第一颗青春痘，而那天在工体为张蔷呐喊的听众，脸上的痘印大都还未消散干净。

张蔷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不是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的内地女星，也不是中国唱片销量最高的歌手，是童年回忆突然跳起舞来，是自发电的独立音乐，是买高价票、不远万里，也要蹦到的迪。

《手扶拖拉机斯基》是彭磊为张蔷写的歌。

一次演出完之后，彭磊问张蔷：一会儿你去哪儿？张蔷答道：我要去凯宾斯基洗澡了，我经常那儿吃饭和健身。

彭磊应了一句“噢，原来你过着这样的生活啊”，那首唱着“人参娃娃，葫芦娃娃，库尔尼科娃”的无厘头歌曲之后就诞生了。

出入高端场所对于张蔷来说，在十七八岁就不是稀奇的事情了。

她凭借第一张专辑在母亲月入60块的年代赚了1400元，后来几乎凭一张专辑成为万元户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一盘磁带几块钱，张蔷可以卖两千万盘，后来出国时换外汇，现金要用行李箱装。

八十年代，几乎没有年轻人不听张蔷。和媒体聊起当年，张蔷不止一次提到那件轶事：

有一天，一个山东青年敲开了张蔷家的门，他说自己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很喜欢张蔷，希望可以邀请她出演一个军嫂的角色。张蔷的母亲也是山东人，待他很亲切，不过当时张蔷才16岁，母亲谢绝了。

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张蔷说自己对这个人最深的印象是送他出门，总觉得他的背影看着很辛苦。除此之外，她只记得名字，因为特别，男青年曾向她母亲解释过，“莫言”就是少说话的意思。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张蔷想起自己也曾认识一位同名的写作者，便上网搜了照片，发现真是曾经认识的那个文学青年，感慨道，怎么这么老了！

那个年代，文学青年也爱张蔷，因为没有人找得出第二个这样的女孩儿。

在张蔷还是个读高二的小姑娘，不知道有“形象包装”这个词的时候，就已经自制了红色抹额，折断筷子，用洗相纸裹住头发，涂上威娜宝香波为自己烫了一个芭芭拉·史翠珊同款爆炸头。

那时唱歌还是挺有风险的，用什么方法唱歌是个政治选择，张蔷母亲在中国电影乐团的同事谢莉斯，在句尾加一个滑音就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滑音”。

到了听着岩崎宏美、Bee Gees 长大的张蔷这里，她对着家里的录音机，用“拼音+想象”为英文歌填了词，一开口就是甜腻热辣的“千言万语口难开”。

比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刺激得多，张蔷对高音直白得刺耳的处理狠狠撞破了年轻人对流行音乐的理解，也在“荷东的士高”还没从香港进入内地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了什么是迪斯科。那英说过，张蔷是她知道的内地第一个迪斯科女星。

那时北京的迪斯科舞会还是“上流人”的游戏，没有内部关系的人只能在门外张望，找机会跟安保求情，而张蔷可以随便进出外交公寓、丽都、昆仑饭店。

作为唯一一个穿渔网袜的女孩，她通常静静喝着进口橙汁欣赏麦当娜，假装没有看到男生渴望的目光，只有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时才到舞池动一动。

少女张蔷也许不知道，在大院之外，那些她唱什么就听什么、攒钱抢磁带的几百万名年轻人，在她出道那些年，刚刚有机会解开身上的枷锁。他们终于可以自由地写诗，跳舞，不必再像《地久天长》里的新建一样，因为参加一场黑灯舞会被判刑。

在张蔷和邓丽君、惠特尼·休斯顿一起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1986年，合肥、上海和北京的三万名大学生分别组织了大规模集会，他们白天举着自由女神像上街游行，晚上扛上录音机，放一首张蔷开始跳舞，当时的浪潮，“越打、越压、越狂、越劲”。

但是，但是——即便年轻的呼声伴着迪斯科的节奏，一路震到了国外，八十年代的张蔷，在国内的官方语境里仍然不被接受。

内地媒体在报道《时代周刊》事件时，只提了一句“以盒带(唱片)销售量来衡量歌星价值的做法还欠妥”。

张蔷第一次参加歌手大赛，就得到了评委“不如去广州茶座卖唱”的建议，在热衷讨论新生事物的年代，报刊、杂志、电视都没有关于她的只言片语，没有喝彩，也没有批评，见过这位“巨星”本人的，除了家人朋友，可能只有录音棚的工作人员。

按今天的话说，张蔷就是亚文化 icon，站在张蔷这一边，是观念先锋的那批年轻人的一种态度表达。面对官方话语里对张蔷的作品“太俗、太风骚”的质疑，年轻人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听那些字正腔圆、甜甜美美的东西？

在那年，年轻人拥有一盘张蔷的磁带，就完成了一次离经叛道；练过霹雳舞步，蹦过一次迪斯科，好像就握住了一大把自由。

可对于张蔷来说，年轻人的喜爱是一回事，她自己的生活依然是高端场所、家、录音棚三点一线。

日复一日地翻唱着港台、欧美的别人的歌，“写完就唱，唱完就录，录完就加工，加工完立刻就大卡车拉到全国各地，一个月十几盘，有时甚至一天一盘……”

当了两年的“棚虫”，张蔷腻了。她发了一张绝版专辑《潇洒地走》，宣布告别歌坛，打了个飞的去澳洲。她在国外过得不算快乐，她满足了对异域的好奇，花光了五万美元，一年后回到了中国，紧接着结婚生子。

一两年时间，看起来不长，但在 80 年代中后期，华语乐坛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1989年，内地正式引进齐秦的专辑《狼》之后，央视没有作任何预告，突然播出了两期叫做《潮——来自台湾的歌声》的专题片，王杰、张雨生、小虎队震惊全国，港台音乐渐渐不再被少数人垄断。大家都能听到原版了，张蔷这样的翻唱歌手丧失了魅力。

与此同时，众所周知地，80年代的关键词除了“理想”，还有“幻灭”。过渡到 90 年代，许多理想主义青年被复杂的社会现实打了一棒槌，不知道该如何起舞。

迪斯科作为一种肢体上的发泄，似乎无法满足那代青年表达他们更复杂的情感。实际上，迪斯科在美国也面临过相同的问题。当时抵制迪斯科的美国民众将这种音乐形容为花瓶，批评迪斯科在政治表达上的冷漠，还有人把作品中加入迪斯科元素的大卫·鲍伊喷成了“叛徒”。

这时候，顺应年轻人的表达诉求，摇滚乐进入了中国年轻人的视野。

年轻人发现，除了跳迪斯科，还有一种音乐能够这么直白、有劲儿地帮助他们进行个体表达。许多跳霹雳舞已经可以走穴赚钱的青年给自己买了吉他，音乐人周凤岭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走穴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摇滚乐队，突然觉得喇叭裤一点也不酷了，回家就开始学琴，后来作为窦唯的吉他手登上了红磡。

在录音棚里准备复出的新专辑时，张蔷听到隔壁传出来异样的嘶吼声，旁边的人告诉她，香港在包装崔健，马上就火了，这个录音棚崔健想唱多久就唱多久，不用考虑时间。

从前一天要录好几首歌的张蔷哪里见过这样的待遇，她听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感慨万千：“崔健挡不住了，崔健的时代来临了”。

崔健没浪费机会，在棚里呆了100天，中国第一张摇滚专辑诞生了。

张蔷后来出的几张专辑都反响平平，从内地迁居香港，离婚后又回到内地，她也唱过摇滚，发行过自己原创的作品，不再是一顶爆炸头走天下，却再没有跟上过时代，更别说像当年一样带着时代走了。

此后十年，中国摇滚如张蔷所预言的，迎来了黄金的九十年代，迪斯科曾经在遍地开花的歌舞厅中成为普通的娱乐方式，又被从日本漂洋过海来的 KTV 所替代，逐渐被埋入历史堆。

进入21世纪，最先怀念张蔷的，是当年自动屏蔽她的央视。

张蔷终于第一次上了电视，在第一期《同一首歌》表演了《爱你在心口难开》，此后，她和戴娆、戴军、陈方圆等老艺术家一起参加了许多有经典、金曲内容的栏目，没有人再关注她新出了什么歌。

张蔷的位置倒过来了，只有最早听张蔷的人，从广场上跳舞回来，准备午饭之前，会打开央视看一看她的节目吧。

2008年前夕，迎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节点，还没因为《舌尖上的中国》成名的陈晓卿找到了张蔷，他要为她做一集纪录片，放在一个叫做《现象1980》的专题里。

在张蔷举办的首场个唱的那个月，央视播出了《风起张蔷》，张蔷和87版《红楼梦》、长江科学考察漂流队、铁饭碗、出国潮一起，变成了官方扎在八十年代最耀眼的标签。

是啊，80 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属于张蔷的音乐世界也过去了。

迪斯科热潮结束之后，崔健、魔岩三杰的时代也如昙花般转瞬即逝。

90年代末，听打口带长大的新一批摇滚乐队掀起过一阵“北京新浪潮”。清醒、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新裤子，还有早期朋克届的 TFboys——花儿乐队，他们正好踏上内地唱片工业还没发育多久就开始衰落的节点，花儿乐队变得流行，到后来单飞的大张伟流量傍身，是被主流看到的故事。

而另一边，还有点“摇滚精神”的乐队不得不在生存线下挣扎，木马、舌头、痛仰在树村赊账的故事被拍成了纪录片《自由的边缘》，清醒乐队的主唱沈黎晖创立的音乐公司摩登天空，在一段时期也得靠卖彩铃为生。

二三代人的音乐故事不停交迭换代，抹去一段旧的又谱上一段新的。08年前后复出时，张蔷和她的故事，实际上失去了和年轻人沟通的能力，只得作为怀旧的标签在电视节目、纪录片中存在着。

万幸的是，“怀旧”，再又一个十年过后，变成了年轻人最喜欢做的事之一。

“北京新浪潮”中出现的乐队里，新裤子是最不愤怒的那一个。

他们的核心成员都是北京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青春期是和这个城市的物质文化一起极速发育的，键盘手庞宽曾经说：我们那会儿就不喜欢崔健，觉得他的歌词听不懂，形象也不好看。我们没有那么苦大仇深，只是写写内心的感受，唱一唱青春的躁动和迷茫。

新裤子“内心感受”最多的，也许是怀念。

庞宽穿国货，彭磊收集铁皮玩具，他们都对八十年代有着极深的执念，至今好像也没有从那里走出来。

2006年，鼓手去留学之后，新裤子开始尝试合成器编曲，庞宽在朋克时期就写过迪斯科风格的作品，他们干脆直接转向迪斯科，发行了专辑《龙虎人丹》，封面上的他们带着蛤蟆镜、穿着国产运动裤，手上拿的，是风起张蔷那年，一呼百应的立体声录音机。

《龙虎人丹》带起了一阵国货潮，不止是滚圈，普通年轻人在家里翻箱倒柜，想找到爸妈泛黄的回力鞋，玩一把做旧风。

年轻人从那时开始接替央视，变成了怀旧的主力军。

迪斯科的简单粗暴也意味着鲜明有力的特色，成都的新金属乐队 GT6 更名马赛克，创作出了可以蹦迪的摇滚乐《 Dancing Girl 》。

高晓松跟梁文道说过，怀旧就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的时候才怀旧，谁老了还怀旧？老了早看开了，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上一个时代更美好。

一切都是那么纯粹、自由、有希望的八十年代，就是那个可供三代人怀念的黄金时代。

新裤子的老板沈黎晖看到了机会。2013年，走穴能赚钱了，音乐人靠跑音乐节、live house 已经可以走出树村，听众需要更燃、更刺激的现场音乐， 4/4 拍的迪斯科当然是优选。

《周末画报》的主编牵了个头，沈黎晖见到了自己曾经的女神张蔷，他对张蔷说：你不要唱别的了，就唱迪斯科。

摩登天空为张蔷做的专辑有几首张蔷和新裤子的旧歌，也有彭磊写的《手扶拖拉机斯基》，风格都是迪斯科，沈黎晖听一遍时告诉张蔷，这个不够嗲，不够腻，不是你。

于是，90后听到了最终的版本里那个张扬得有些刺耳的声音，就像他们的父辈第一次在录音机里播放《东京之夜》，张蔷又火了。

那张专辑的名字是个假命题，“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其实根本没有人追问什么是迪斯科。

“迪斯科是什么”，这曾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贾樟柯接受 GQ 采访时，提到他 90 年代时，喜欢和同学去的一间北电附近的迪厅，叫 NASA。人大的学生，北大的学生，清华的学生，也喜欢去。

贾樟柯说，当时的蹦迪，是很多人解放自我的象征。“如果没有过去的封闭，没有我们这代年轻人借由迪斯科、借由摇滚乐解放自我的这样一种情感在里面，那它只是个娱乐。”

巧合的是，北京 NASA 的时代过去十几年之后，成都也有了一间著名的 NASA。

成都的 NASA 很长时间里开在著名的保利大厦，现在已经更名、搬迁。和当年北京的 NASA 不同的是，这个 NASA 是成都说唱乐的根据地，是 Higher Brothers 为代表的成都 trap 音乐爱好者最喜欢 party 的地方。

事实证明，贾科长提到的“蹦迪只是个娱乐”已经发生了。现在去一场 party 再也不是什么违法犯罪的坏事，跟叛逆也不相干。蹦迪当年精神层面的意涵早被稀释掉了，哪有那么多有的没的，蹦就是了。

张蔷再回到公众视野，是“营销鬼才”沈黎晖的判断，更是听众需要怀旧舞曲——我们太需要一套完整的视听和氛围解决方案，帮我们度过一个个加班后需要发泄的夜晚了。

她唱什么大家就听什么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互联网上每天会出现成千上百条新闻，但没有什么看起来真正是新的，年轻人需要一片阿斯匹林，张蔷的迪斯科嚼起来还有味儿。

《我的八十年代》是庞宽九十年代写的，当时还是朋克的新裤子成员嘲笑他是娘娘腔，他自己也唱不上去，直到遇到张蔷，这首歌才正式发行。

张蔷聊起过这首歌里有一句“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朵夫”，说“那本书上写，最后，他每次过河都有一个小孩让他背着。克里斯朵夫问，你到底是谁，那个小孩儿就说，我是你未来沉重的日子。”

那天去工体的年轻人，背上都有一个小孩，不用等到未来，派对散场，就是沉重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