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从“中体西用”到“标本并治” ——严复的文化发展观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 12:40:34 标签： 李存山 李存山，男，西历一九五一年生于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著有：《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商鞅评传——为秦开帝业的改革家》、《中华文化通志?哲学志》、《智慧之门?老子》、《中国传统哲学纲要》、《气论与仁学》等。 ? ? 从“中体西用”到“标本并治”——严复的文化发展观 作者：李存山 来源：原载于作者新浪博客 时间：甲午年七月十一 ??????西历2014年08月06日 ? （去年在北大召开海峡两岸纪念严复诞辰16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本人提供了此文的摘要，后应会议论文集编者之约，对此文进行了增改。近日见网传有“回到张之洞”之说，故将此文先发表在这里。此文的一部分内容与前发《中国文化的“变”与“常”》有交插，读者谅之。） ? 自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社会和文化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变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近现代转型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层面逐渐深入到“制度”和“观念”层面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到严复提出“标本并治”，实为中国文化转型的一大关键。本文先述从“中体西用”到“标本并治”历史进程的背景，然后对严复的“标本并治”文化发展观展开论述并作出评价，最后略论对严复晚年的文化“保守”应予以“同情的理解”。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所谓“长技”主要是指“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当然与中国首先要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有关。为了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中国必须有“铸造局”或“火器局”等军工企业。同时他也认识到，“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中国“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乃至“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②]。这又预示了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军工，而且必然要连带地引进西方“民用”工业的科学技术，乃至在社会风气、思维智慧等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变化。除此之外，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英国的“巴厘满”（parliament，议会）制度，“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③]，以及对美国的总统选举“匪惟不世及[④]，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其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⑤]，亦给予了肯定，认为“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⑥]。这说明国门一旦敞开，中国近代的社会和文化转型就不会仅局限在“器物”层面，而必然要逐渐深入到“制度”和“观念”层面。 把“师夷之长技”付诸实施的是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运动”。颇得曾、李等人所看重的洋务运动思想家冯桂芬，虽然批评魏源的“以夷制夷、以夷款夷”之说是“喜自居于纵横家者流”之旧习，但肯定其“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⑦]。在冯桂芬的思想中，所谓“师夷之长技”已经扩展为“采西学”，这包括了设“翻译公所”，引进西方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以及“舆地书”、“历算之术”、“制器尚象之法”等等[⑧]。虽然冯桂芬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列强相比，不仅在军事上“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且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后四者涉及了社会经济、政治和认知等方面，但冯桂芬认为后四者“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⑨]。在皇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中，冯桂芬仍沿用了儒家传统的“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的思维方式。因此，冯桂芬的“采西学”主张仍停留在“器物”层面的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而无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与这一制度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纲常”观念。此即如他所说，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⑩]。这一主张成为洋务运动处理中西文化的基本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的蓝本[11]。 “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肯定了中国文化之“体”或“本”是不可改变的，中国只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技术（所谓“用”或“末”），就可以“自致富强”，乃至“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12]。从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来说，“中体西用”似乎是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所能采取的一种顺情合理的方式。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对中国文化之“体”或“本”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纲常名教”上，而“纲常名教”又与中国的已经腐朽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