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到1980年，毕节县农民在悬崖绝壁上修通了40多条天渠，构成了一幅逶迤奔流的高原天河图。毕节全区在1982年前共修水渠553条，总长度达到1133公里。这全是毕节农民走上合作化、集体化道路后开出来的。毕节天渠的建设者今天都80多岁了，讲起当年工地上的战斗诗篇脱口即出。你会蓦然看到，那其实是个有诗有远方的年代。那里不是只有一两个英雄，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

“我怀孕了。”顾尚英告诉徐荣。

这简直是双喜临门。另一件大喜事是，1958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通知，徐荣被光荣地推选为代表。

这年5月，顾尚英回到娘家。12月5日，她生下二女儿，徐荣还是没在妻子身边。卫星渠凿通给方圆各乡农民巨大的鼓舞。这年春夏，毕节县段家乡和生机乡各有一条渠要开工，徐荣作为县农田水利局的技术员在为此忙碌。12月11日，他在毕节县筹备一种威力强大的黄色炸药，忽然一声剧烈爆炸，徐荣牺牲，年仅29岁。此时徐荣的二女儿出生只有七天，小名就叫小七。

14天后，1958年12月25日，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左遗轩去出席了这次大会，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大会（1958年12月）

1958年国务院颁发的奖章。图为一枚奖章的正面（左）背面（右）

在这次大会上，毕节县卫星渠荣获国务院“最高水利建设成果奖”，大渡公社荣获国务院授予的“兴修水利先进单位”称号，还有一张颁发给徐荣个人的奖状，由左遗轩领回来。1959年1月，毕节县政府追认徐荣为烈士。

周建琨说：“我们要建一个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英雄！”

崇敬英雄，学习英雄，是组织起来的中国农民身上澎湃的伟大力量，1958年毕节县在悬崖绝壁上修渠的就有三个村。

段家乡镇江村修的“跃进渠”，是继“卫星渠”后修的又一条天渠，在人民公社诞生之前开工，总长49公里，主渠13公里，支渠36公里。跃进渠要通过狮子岩、砂岩、王家岩、席草岩、公鸡岭、梯子岩6座悬岩，工程量浩大而艰巨，历时8年，1966年修成。它是毕节县在悬崖绝壁上修渠历时最长、里程最长、牺牲人数最多的工程。

修渠有长修队和突击队。“长修队”是长年累月修渠的专业队，“突击队”在农闲时全体社员去“突击”。修这条渠的长修队还有12名女队员，称“刘胡兰排”。我见到当年的女队员杨学会，她已81岁，修渠那年她18岁。

“过了端午节三天就去了。”她说。

那是1958年五月初八。首批长修队男女队员共40多人，到工地去搭工棚住宿，露天做饭，男女队员在同一口锅里吃饭。12名女队员中已婚5人。

“你是什么时候结婚的？”我问杨学会。

“什么时候生孩子呢？”

“1964年生第一个男孩。”

那是她修渠的第6年了。我接着问她是怎么去长修队的？她说是被选去的。再问她愿意去吗？“愿意。”再问：为什么？

“光荣啊！很多人想去。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

“你们12个女的，都跟你差不多高吗？”

想象一下，1958年，镇江村选出12个20岁左右的女青年，个子都在一米六上下，那就是村里最有模样的女子，是大家羡慕的对象。她们到长修队，同男子同工同酬。

“我是自愿报名去的。”说这话的老人叫胡家珠，1958年他15岁，是长修队年龄最小的。我问：“你报名就可以去吗？”他说：“需要我呀。”

胡家珠小时候在赤水河对岸的四川赤水镇读过三年半书，长修队需要一个会计。“我个子小，在生产队拿最低工分，去长修队就跟长修队员一样拿最高工分。”胡家珠还负责管伙食，帮铁匠曹官全拉风箱。曹师傅50多岁，是长修队年龄最大的。

“每天都有一堆钢钎打秃了，每天都要抢修出来，曹师傅每天都低着头不停地干活。”胡家珠说夜里大家休息了，铁匠那里炉火通红。那时刻炉火映照着工地上这年龄最大和最小的……真希望有画家画一幅这样的夜色图，即使不见男女抡锤打钎，不见悬崖峭壁，只见这通红的炉火、这一老一少和一堆亟待修理的秃钎，你也能听见那震动山谷的凿岩之声。

修理打秃的钢钎 王振翔摄

“女的也腰系绳子在悬崖上打钢钎吗？ ”

“打。”胡家珠说，“跟男的一样。”

这就是她们唱的山歌。我问谁编的词。杨学会说：“我们排长杨学飞编的。”胡家珠说：“男的也有山歌。”冰雪覆盖的冬天，男队员在悬崖上打钎唱道：

那个年代穷吗？穷，非常穷。采访中我随口说过一句管伙食得买油盐酱醋，没想到胡家珠说“酱醋没有的”。居住地晒出的衣裳，看去颜色都一样，分不出性别。但是，他们在向贫困宣战：“龙洞龙泉万古千年，如今妇女要你灌田。”这也是刘胡兰排自编的山歌。

“战胜王家岩，渠水通镇江。灌溉几千亩，电灯照全乡。”新编山歌层出不穷。她们在悬崖上打钎，俯瞰峭壁，听千山回响，是有豪情的。那样的理想与豪情，不是有钱，而是有毛泽东思想武装，才有她们的英姿飒爽。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当时每个队员都熟知的毛主席语录。他们告诉我，有一次讨论，大家历数遇到的困难，数来数去数不上10个，“没万难。”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怕死是最大的难，不怕死什么也不难。”

但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确实发生了。

我第二次见到胡家珠的时候，他穿一双用竹丝打的“草鞋”（结实精美），显得特别郑重。他领大家沿着跃进渠走，在途中每个牺牲者牺牲的地点讲述了当时的情况，长修队在他们牺牲地点的崖壁上为每个壮士立了一块无字碑。

第一个牺牲的队员叫高体宽，共青团员，29岁。胡家珠说：“他负责点炮，点了三炮，响了两炮，还有一炮没响。他以为是瞎炮，过去看，炮就响了。”

工地上开了追悼大会。“追悼大会开成了誓师大会。”胡家珠说很多人报名参加长修队，组成了“黄继光连”。先后参加过长修队的有72人，大突击时修渠人数超过400人。

预备党员张成明1960年牺牲在梯子岩，33岁。共青团员张仁杰牺牲时只有20岁，未婚。社员刘显忠牺牲时40岁，曹清全牺牲时30岁，24岁的张仁智是最后牺牲的。

“那时跃进渠快要胜利了。”胡家珠说，“张仁智是爆破员，点炮后跑开躲避好了，突然看到对面半山有一队人走来，他跳出去吹哨，喊他们快躲。一个炸飞的石块从空中落下来，砸到他头顶，血喷出来，死了。”

他的妻子就是刘胡兰排排长杨学飞。她那时生第二个孩子还在家里。一个月后，杨学飞背着小儿子，牵着不到3岁的大儿子，到山上来了。大家说：“你干吗呀！”她说：“我让成虎来看着弟弟。我可以干活。”

杨学飞素来要强。修跃进渠之前，清水浦区曾组织插秧比赛，杨学飞去参加，得了第一名。夏季抢收抢种，她背上背100多斤麦子，怀里还抱着小孩。1966年5月，跃进渠终于修成，通水了。家家户户都拿着桶到渠边来打水，那种盛况谁都难忘。杨学飞没有先去打一桶水，而是拿着一个空桶，一口气跑到丈夫牺牲的地方，去告诉丈夫渠修通了，用桶取水洒在丈夫的无字碑前。

当年修渠人居住地之一 王振翔摄

真希望将来的“毕节绝壁天渠纪念馆”里，能隆重地列出这12位女英雄的姓名，展出她们的照片和事迹。当年，她们在悬崖上的英姿，她们在山谷中悠扬的山歌，是许多在多条悬崖绝壁上奋战的男人们注目的美丽形象。请以崇敬之心来看她们的姓名：

曾帮翠，副排长，党员。

杨学会 张秀珍 刘显会

刘显翠 张成飞 张仁均

吴文学 高体详 刘洪英

那是个善于学习的时代，学大庆、学雷锋……其实，学习就是捷径。毕节县生机乡高刘村1958年开工的高流渠，取的是“高山流水”之意，高刘村也改名为高流村。

高流渠修到石虎岩段，村里选了31人组成的长修队，住在山洞里。为什么住山洞？“打沟都在悬崖半壁，晚上回家耽误时间，就在山里找洞，那个洞就在悬崖上，最多只能住三十几人。”82岁的许光福告诉我。

修渠人住的山洞 王振翔 摄

2020年我站在那个洞前，看到此洞就在百丈悬岩的山腰上，抬头看不到岩顶，低头看不见谷底。那时已经成立人民公社，有生产队了。选精兵强将，生产队长上，党团员上，全是男的。干了3年。在洞口做饭。洞里面用木棍铺地上当床，铺茅草，没有被子。

“家里只有一床被子，拿到洞里来，家里人就没被子了。”

“在洞口烧火，洞里暖和。”80岁的单怀忠说。

“这不是祖先的生活吗？”这句话我没说出来，但心中已有震动，“冬天有棉衣吗？”

“没有，两三件单衣摞着穿，干活就不冷，冬天都要淌汗。”

还养了两头猪，猪栏在附近另一个洞里。每年过年杀一头猪。我问：“过年也不休息吗？”他们给我念了一首歌谣：

“这么艰苦，身体怎么样？”我问。

他们说伤风感冒不算病。又笑着说，“生活不好，病少。生活好了，病多。”但是有人牺牲。修高流渠牺牲3人，重伤5人，轻伤60余人。他们告诉我，共产党员许天珍凿桩眼时摔下悬崖，大家都以为完了，追下去看，人摔成了“血葫芦”，还有气。原来是摔到树上，再落到地上。赶紧送去公社卫生院抢救。他昏迷了三天，醒了，出院后又回工地继续修渠。1964年许天珍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1966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进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毛主席。

高流渠的黑洞口（隧道口）

自卫星渠修通后，跃进渠、高流渠、黄洞渠、长岩渠、天车洞渠、落涧岩渠、孙家堰渠、小和平渠等都在1958年到1964年之间动工修建，1966年都已竣工通水。今天毕节生机镇习惯上所称的“十大天渠”，是当年大渡公社、段家公社、生机公社、耿官公社开出来的，这些公社先后并入了生机公社。

今天生机镇说的“十大天渠八大水库”，是沿用20世纪70年代初的说法。实际上在那20多年，毕节县先后修了40多条天渠和10多座水库。到1970年代“全省水利学生机”，榜样的影响力甚至远不止在毕节市范围。仅据今毕节市水务局的统计数据，毕节在1982年前共修水渠553条，总长度1133公里。这些水渠全部是毕节农民走上合作化、集体化道路后开出来的，全部属于集体所有。

天渠相望。左边是跃进渠，右边是半边山渠和鹅峰岩渠

一切事业都需要后继有人，天渠也需要维护。

生产队解体后，“跃进渠”这个名字渐渐没人叫了，以镇江村的名字叫它“镇江渠”。集体解散，集体经济也枯萎了，镇江渠还在流淌……可是，“到处都在漏水！”在干啥都讲价钱的年头，总长49公里的镇江渠有谁去维修吗？

有的。跃进渠还在修渠者心中。胡家珠和当年长修队的队友，几十年数不清巡渠补渠修漏多少回，用石灰和着黄泥巴补，后来用水泥补。做这些跟有没有钱无关，只跟他们心中的情感和信仰有关。不能不说，那个集体主义时代，他们收获的不只是菲薄的工分，同他们的青春岁月一起成长的，有他们一生都能够挺直腰杆去走路的精神。

胡家珠告诉我，这个草房就是当年跃进天渠指挥部

1984年胡家珠入党，当选为镇江村主任。他操心着要让跃进渠的水流进生机乡的学校和街道。为什么？只为青年时代精神里得到的一种东西，这东西是那个时代告诉他的，“人要活得有意义。”回想起来，当初举全村之力修渠，不就是为了造福子孙后代吗！长修队的人陆续去世了，那么多队友，就他当了村主任，他有责任干些啥！15岁为拿高工分而报名参加长修队的胡家珠，如今在操心——现在的年轻人看钱，顾不上意义了。1989年4月9日，胡家珠心中的“意义”得到实现，跃进渠的水通过自来水管流进了生机乡的学校和街道。

1990年胡家珠当选为生机乡乡长，1995年任亮岩镇镇长，1998年任亮岩镇党委书记。2004年他退休了，仍然是个永不退休的巡渠员。如果说他有什么变化，他脚上这双竹丝打的“草鞋”或可算个小变化——非常精美而结实。脱下竹丝鞋，卷起裤管，踩到渠里去捡渠底的小石块，将渠边延伸到路上来的杂草除去。他做这些，没人能看出他曾经是个镇党委书记。有人问他，你做这些有多少钱补贴？他说，我每个月都有退休金！这天，我看着他的“草鞋”和我的皮鞋，我想，这渠边的路，他也是可以穿皮鞋走的。可他穿着“草鞋”走在这里，那青春时光就回来了，不是谁都能享有这样的风景。

当初参加修卫星渠的吴周孔18岁，他在1958年底参军，去铁道兵部队干了8年，退役后在1990年担任镰刀湾村党支部书记，是他带领村民把卫星渠用水泥硬化加固。

每一条流淌至今的天渠，都有这样的守护者。他们多是共产党员。细想，那时的共产党员多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利益让给别人”，这与古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道悠久的精神长城。这与争富逐利是很不同的。

但愿来日建“毕节绝壁天渠纪念馆”，把新中国成立互助组、合作社以来，毕节农民在悬崖绝壁上凿通天渠的英雄事迹完整地展示出来，期望在馆里建一壁“英雄墙”，把牺牲者的姓名永远刻写在上面。

毕节天渠，确然是新中国组织起来的农民在悬崖绝壁上开先河的壮举。数10年间毕节县农民在绝壁上开凿出来的40多条天渠构成了一幅逶迤奔流的高原天河图，今天依然高悬在云山之中，这是贵州的骄傲。请再看一眼当年修渠英雄的歌：

最后我想说，有一次，我采访4位修水库的人，采访到最后才知他们中有3人都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也在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坐在椅子上，腰板都很直。

我说，这么多年了，也没人知道你们。他们说，不要谁知道，山知道，庄稼知道，这就够了。一生留下了水库，留下了渠，不白过了。

当年的修渠人都老了，很多人已经故去。毕节生机镇开展过一次慰问活动，当年修渠修水库的老英雄全镇还剩下146名。至2020年不到100人，修渠的不到20人了。图为当时英雄席上的男女老英雄。全场起立向修渠的牺牲者致敬。

文中修渠老照片由王振翔拍摄、 收集于《生机公社摄影原稿集》。2020年11月，王振翔的妻子徐冰雪将此摄影集无偿捐赠给毕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

从1956年开始的“毕节天渠”往事，距今已是个历时65年的故事。虽然它深藏在大山之中，悬崖之上，鲜为人知，但它从修渠到护渠，以及对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一直存在，流水潺潺。它对当代的脱贫攻坚，对种植大棚菜，发展山地蔬菜和养殖业都有不可或缺的大贡献。而且，不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毕节天渠都是毕节人民走向乡村振兴不竭的源泉。限于篇幅，这里记述的只是毕节天渠的一部分故事，更多内容可见长篇报告文学《走向乡村振兴》第十八章《你能留下什么》。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提示：点击底部“ 阅读原文”可阅读完整版，或点击“往期回顾” “ 阅读5月18日推文《毕节天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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