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出了个“人才”，名叫季子越。季子越的恨国、精日言论，真让我瞠目结舌：程度之变态，内容之恶臭，素质之低下，已经超越了田佳良的阶段，成为了赞美反人类罪行的病态程度。

至于季子越喜欢女装，康康我倒觉得无所谓。个人喜好我无从干涉，但对待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恶毒言论，不骂他两句是真不行。即便季子越道歉了，也完全不要相信。这种人对国家和民族深入骨髓的恨意，终身不会消除。它们是完全把精神祖国当成真祖国的人，对国家、民族没有丝毫情感。

特别是那份范文一样的道歉信，应付的痕迹很明显，完全是一副“怎么可能被发现呢”的后悔。我打赌，“诚恳道歉”，删光言论之后不过半年，季子越一定会换个号，继续满口污秽。

田佳良这样的无耻之辈都能当党支部书记，季子越这种人都能花国家的钱公费出国！我的天哪，知人知面知不知心，到底是哪条选举标准才把他们选上去的？干活利索还是嘴甜？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似乎“恨国党”才是独立思考、与众不同的标志，骂得越狠，越是满嘴脏字，越是肆无忌惮，越是反人类就越受追捧。恨国的成本太低了，没有法律代价，没有严肃处分。风头一过，照样风流倜傥，照样体制内过活，照样光鲜亮丽——唐立培是这样，许可馨是这样，田佳良也是这样。然而，公开爱国的代价似乎很大，反而会被网暴，被人肉，被污蔑，被追打。

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出现像与田佳良、季子越和许可馨是一类人的“恨国党”？康康我觉得他们平时生活顺风顺水，甚至少不了特殊关照和家长的庇护，是典型的既得利益者。可越是特权阶级，越是官二代、富二代和留洋学生，公然反华的概率就越高。他们本就是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却反过头来拼命地攻击体制。

从心理上讲，做坏人比做好人更痛苦。做坏人，就更需要自己给自己找理由，以减轻罪孽感。当所做的恶是依靠体制不当得利时，这个理由常常是“恨国”了。

田佳良用舞弊挤走了本该保研的同学、本该获选的党员和更优秀的奖学金竞争者，做了太多亏心事。季子越的经历也比较类似，许可馨的家庭力量之大，不用说也能猜个七七八八。他们很不安，就把身边的同胞想象成对立的人，机会给了也是白给，一个个都是活该。自己没错，错的是这个世界。负罪感烟消云散，自己的卑鄙不仅被接纳，甚至以之为荣。

从社会上分析，田佳良、季子越等人是现有体制下的最大得益者，把国家为他们带来的其他人根本享受不到的福利习以为常，甚至默认现有体制已经成为扩大自身利益的最大阻碍。个个迫不及待地摆脱体制的影响，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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