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书胜，1955年生于湖北武汉。1973年下乡做农民，1976年进城当工人，1978年入校学会计，1982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30多年来先后在财政部会计司、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从事与会计有关的工作。现任中国农业银行董事。

　　那是1986年3月，我第一次走出国门，随同国家统计局同志赴泰国考察。它圆了我盼望有一天出国的梦。

　　那时，我国改革开放时间还不长，国家并不富裕，老百姓钱包也大多是瘪瘪的。

　　我那时来北京时间不长，没有经济基础，虽说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外表看起来光鲜，实则与胡同里大爷大妈成天操心柴米油盐一样，心里也压着近忧和远虑。

　　所谓近忧，就是一年四季总在担心钱不够花。每月发下工资，一分钱要掰成两半用。大件物品是买不起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也得精打细算。夜深人静，躺在床上还在琢磨，兜里这点钱能否挺过这个月？

　　每天上班，中午到食堂打饭，一般都是买最便宜的8分或一毛钱一份的素菜。只有在发工资等心情比较爽的时候，才会买一份类似鱼香肉丝这样的荤菜过过瘾，这得花一毛五分钱。一年当中，难得买几次三毛钱一份类似红烧排骨这样的大菜，那多半是有客人来，面子工程。

　　每到月底囊中羞涩时，我便开始掰着指头计算，还有几天发工资；好不容易挨到发工资，可几秒钟不到便把钱数完，心里多少便有点愤愤不平，不知还要熬几年才能涨一级工资；终于盼来了涨工资，看到手中多了几块钱，在满心欢喜的同时又在异想天开，要是以后每年都能涨工资，那该有多好？

　　所谓远虑，就是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分到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那时国有单位职工住房无偿分配，职工只有使用权。与涨工资只需耐心等待，水到渠成不一样，分房是一门学问，水很深。因为并不是每个单位都有房可分，即便有房可分，分给你还是分给他，都有一大堆理由，负责分房的人绝非等闲之辈。

　　一些住房条件特别好的单位，新职工来后不久，即便还不知道丈母娘在何方，单位就先分你一套两居室，找对象就多了一个砝码；条件较好的单位，排了几年队后，一般都可分到一居室甚至小两居；条件较差的单位，多年耐心排队，能分到一间平房就阿弥陀佛了；至于最差的单位，工作了几十年，胡子都白了，还看不到一点房影。这种苦乐不均现象，在北京很普遍，一点也不奇怪。

　　能进入财政部工作是幸运的，不仅因为它属于中央国家机关，更重要的是财政部能分房。但财政部人多房少，供求不平衡。无论哪次分房，没听说有谁不需要的，排队等待分房的职工名单，任何时候都有几里路长。每次分房，不管多少房源，总是不够分，排在队尾看热闹的，多半是年轻职工。幸运的是，房改之前，分房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不同层级职工平行排队，不少年轻人终于兴高采烈搬进了魂牵梦萦的新房。

　　作为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我虽然摆脱不了生活琐事的纠结，但平心而论，到部里4年来，我对工作还是很上心的。在全国人民都向往的首都工作，进出国家机关，经常开会调研，视野开阔，前途光明，有多少人能有这种机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十分珍惜自己的岗位，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从来没有其他非分之想。

　　打破这种恬淡生活的涟漪，在我思维轨道中嵌入“出国”这个陌生“零件”的，是一次奉命去机场接人引起的思考。

　　一天上午，处长通知我，晚上辛苦一下，跑一趟首都机场，接司领导一行出国考察归来。下午下班后，我和司里另外一位年轻人，到食堂扒了几口饭，乘上部里司机班的面包车，急冲冲赶往机场。

　　站在机场宽敞明亮的到达大厅里，我多少有点乡下人进城的感觉，以前没来过这儿，没想到竟然这么热闹。环顾四周，只见一个个行色匆匆，肤色不一，年龄各异的入境旅客，昂首挺胸，旁若无人，大步流星向前走。那种自信，那份从容，那个潇洒，不由得让我心生几分敬意。我觉得这些人不简单，他们打通语言障碍，克服种种困难，不远万里造访异国他邦，没有一点本事，外加一点勇气，是迈不开这一步的。

　　第二天与司里同事闲聊，我又得知，类似我们司里这样的短期出国人员，回国后，可凭护照等出入境证件，以十分优惠的价格，从特供商店购买一大一小两件电器。由此，我对出国人员又增添了几分羡慕。那时，一台国产14英寸小彩电要卖1000元左右，像我们这样的年轻职工，单靠积蓄是买不起的。

　　在我脑海中，出国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在政府机关里，它只属于两类人：一类是涉外部门同志，他们出国是工作需要；另一类就是领导，他们重担在肩，虽身在国内，但需要放眼世界，不出国看看，怎么带领我们改革开放？他们出国也属工作需要。至于我们这些普通干部，成天为了一些小事忙忙碌碌，有什么理由去浪费国家宝贵外汇？瞧瞧部里许多工作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同志，还从来没有出过国，我们这些年轻人就不要白日做梦了。

　　万万没有想到，因为外派参加全国第二次工业普查，在几年时间里，也许工作还算踏实，我这个大头兵被“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由此获得一次出国机会，陪同国家统计局几位资深司、处长赴泰国，访问设在曼谷的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和泰国国家统计局。

　　自打组织上通知我准备出国，我就开始发蒙。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单位发给我的500元钱究竟应该怎样花？从小到大，我很少见过这么多钱，也从没一个人花过这么多钱。

　　按照国家外事规定，我们第一次出国，可以领取500元出国制装费，包干使用。500元钱，现在看来也许不值得一提，买一件质地稍好的衬衣都不够，但在那时，它可是一笔巨款。

　　从部办公厅财务处领完钱出来，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几分钟之前还躺在保险柜里睡大觉的这一大叠钱，怎么一会儿功夫就跑到我衣兜里了？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下班，我小心翼翼回到家，从贴身衣兜里将钱掏出，迫不及待地开始数起来。数了一遍，数额没错，但觉得不过瘾，又接连数了两遍，终于找到一点儿有钱人的感觉。

　　到部里第一年时，我每月工资56元。几年后虽说涨了几块钱，但这点钱只够维持基本生活，如果想省出一点存进银行，需要勒紧裤腰带。要想存折上写满500元，没有几年时间的艰苦奋斗是办不到的。

　　现在因为出国，我平空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实在反应不过来。领完钱那几天，我上班时老是走神，夜里躺在床上也是在琢磨这笔钱。这么多钱，我该怎么花？

　　请教了司里一位前辈，他告诉我，国家发给你的这些钱，是让你置办好出国的“行头”，该买的东西一定要买，否则出去以后会遭人笑话。具体要买哪些东西，一般包括出国用的大箱子、西服、衬衣、领带、鞋子等等，根据个人情况酌情办。听完介绍，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按图索骥就是。

　　先去弄大箱子。买一个大箱子本花不了多少钱，但由于出国机会实在太少，买一个用一次就长期闲置，既浪费又占地方，因而大家习惯是借一个用用。在司秘小李帮助下，我顺利地借到一个大箱子，这笔钱就算省了。

　　再说说西服，这可是重头戏。那年头北京人都比较“土”，大街上行走人群中，很少看见穿西服的，即便有多半也是老外，大多数国人都习惯黑、灰、白等颜色的传统中式服装。如果哪天看到街上闪现十分抢眼的红袄绿裤，不用问，准是乡下的“姑奶奶”进城了。

　　北京各大商场中，专卖西服的柜台不多，但有一个例外。有一家全国闻名的“红都服装店”，坐落在黄金地带东郊民巷，专卖出国人员服装，前店后厂，以西服为主。店里的一些老师傅，是20世纪50年代经中央办公厅挑选，从上海迁来的顶尖“红帮”裁缝，专为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定制服装。后来，外国使华机构人员、出国人员也慕名前往。

　　得知这个消息，我挑了一个星期天，一大早便赶往东郊民巷。到了店里，刚开门不久，只有几个顾客在成衣架前挑选西服，还有一位请师傅量尺寸准备定制。虽然定制西服穿着贴身，但加工时间较长，价格也要贵许多。我那时年轻，肚子里也没多少油水，好买衣服。经过试穿比较，我挑选了一套价格最高一档的毛料西服，深灰色暗条纹，花了145元，相当于几个月工资。听人说还得再备一套，我没有犹豫，又花了80元，挑了一套中等档次的浅灰色化纤布料西服。

　　买完西服回家，心里轻松了许多，我开始盘算上哪儿买衬衣。

　　平日里我很少买衬衣。因为从小到大，我穿内衣的习惯，夏天汗衫短裤，冬天棉毛衣裤，这些衣服价格便宜，穿着舒服，破了好补。上初中时我就无师自通学会了补衣服，或手缝或踩缝纫机，一般小的缝补自己解决，不用烦劳母亲。

　　那时我家兄弟几个的穿衣程序是：哥哥先穿新的，等个子长高穿不了时，母亲裁剪、缝补一番后，“无偿”赠送给弟弟继续穿，然后再往下传，直到没有接班人或无法再加工时，改作他用。

　　一年之中，我总能看到几次这样的场景：在昏暗的灯光下，母亲将一些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一点点拆开，剪成一块块的，再用面粉熬成的糨糊一层层粘在木板上，晾干后，给全家纳鞋底。

　　从小学到初中，我很多衣服都是带补丁的，因为我上头有两个哥哥，每人都相差几岁。那时我对这种制度安排没有感觉，以为我天生就该穿旧衣服。现在想来，多少有点吃亏。

　　今天不同了，我成了有钱人，一定要多添置几件新衣服，弥补一下遗憾。有了这个“英雄”胆，我买衬衣时就有点大手大脚。

　　又一个星期天早晨，我在前门大街北头两家商店里，一口气买了4件衬衣，都是国营工厂制作，式样差不多，只是颜色稍有不同，每件价格都是5元。拎着衬衣走了没多远，在大栅栏一个门脸稍小商店里，我看中两条领带，付完款正准备离开，忽然发现柜台下面放着一款浙江产的丝绸衬衣，浅黄色，很薄、很轻，拿在手上几乎没有感觉，只是价格较贵。稍稍迟疑了一下，我掏出7元钱，拥有了平生第一件丝绸衣服。

　　买完这些，看看天色还早，我转向东长安街，走进东安市场旁一家卖鞋的老字号。我想买一双能走出国门的皮鞋。

　　柜台里，各种制作精良的老北京布鞋和高档皮鞋让人眼花缭乱。经过一番比较，我相中一款鞋面柔软厚实、浅黄色的牛皮鞋，标价高达30元，这个价格在其他商店可买几双皮鞋。思考一番后，我还是掏出了三张大钞，这是穿给外国人看的鞋，可不能含糊。

　　这双鞋美观结实，跟了我十几年。但多年后，我才知道它的颜色并不适合正式外事场合，包括西服、衬衣颜色也有这个问题。只怨当时懂外事礼仪的人太少，没有出国培训这一课。大家都很土，互相之间没感觉。

　　买完以上“大件”，我还顺便添置了几双袜子和几条手帕，出国需要的东西基本备齐了。算算账，还剩下200多元，还有什么要买？想了几天，也没有答案，只好先存入银行，支援国家建设。没有想到，我大手大脚花钱，这笔钱硬是没花完。看来人民币还是很坚挺的。

　　出国的梦想成真，我第一次坐上了飞机，第一次享受了免费午餐。

　　20世纪80年代，我国交通业欠账太多，运需矛盾十分突出。部里年轻人国内出差，因为不够级别，无论多远都不允许坐飞机，只能乘火车，硬卧或硬座。如果是去新疆，单程就得几天几夜。参加会议，大家都要交伙食费和全国粮票，后者可到部机关食堂用北京市地方粮票、油票兑换。

　　对于我们来说，乘坐火车硬卧或硬座都是不错的出行方式，问题是一票难求。一听到领导让我们去买火车票，头皮就发麻。部里虽有一个订票处，但根本指望不上。每逢出差，除了少数情况下我们厚着脸皮托一同出差的兄弟单位代买车票外，更多时候只能自己起早到售票窗口排队。

　　即便天没亮就起床，提前几个小时去排队，买到硬卧票的概率也几乎为零，除非你头天晚上扛着铺盖卷到售票窗口睡觉，而且必须排在前几名。因为第二天早上售票窗口打开，用不了几分钟，售票员就会宣布，所有线路的硬卧票全部售罄。虽然不知真假，却也无可奈何。

　　硬座票同样也不好买，但相对来说数量还是多一些。如果想买京广、京沪、京哈等热门线路硬座票，需要起得更早。我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排了几小时队，腿都站麻了，好不容易一步一拐来到窗口，刚刚忐忑不安说出目的地，话音未落，面无表情的售票员眼睛不抬，轻飘飘甩出一句“没啦”，我那颗充满期盼、滚烫滚烫的心，瞬间就掉进了冰窟窿。此时还不能晕倒，必须追问一句：还有站票吗？如回答“有”，这几小时队就算没有白排。如临时接到出差任务，站票也没能买上，只能先持站台票混上车，开车后再想办法补站票。那些年，谁要认识火车站卖票的，周围肯定就会有人想方设法与他套近乎。

　　花同样的钱买的票，硬座票与站票的待遇就大不一样。

　　如果是硬座票，车上时间再长也好混。你可以惬意地斜靠在椅背上，舒服地跷起二郎腿，读书看报，喝茶谈笑，一会儿欣赏窗外景色，一会儿观看车内百态。如果运气好，买到一张靠窗票，夜里还可趴在小桌上美美睡上一觉。拿着硬座票上车，许多人感觉会很好，如同今天一些手持“头等舱”登机牌上飞机的旅客一样。

　　如果是站票，你就要做好吃苦耐劳、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一路上陪伴你的，除了腰酸和背痛，还有烦恼与无奈。

　　你最好早点上车，先顺着通道逐排座位问一遍：“请问您哪儿下车”，以便“守株待兔”，瞄准一个即将在最短时间内下车的旅客，届时占领他的座位。

　　在等待的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里，你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在过道里变换着站、靠、蹲、坐、躺等各种姿势锻练身体。如果发现附近座位上哪位旅客起身上厕所，你要迅速反应，抢先过去坐一会儿，放松一下筋骨。请放心，没有10分钟他回不来。

　　上厕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去，还是不去？现在去，还是再憋一会儿？首先需要权衡。

　　过道里满是人，各种行李横七竖八塞满了每一处空隙，如果春节前乘车，还可看到扛着半匹猪肉上车的旅客。从起点站开始，火车就超员，每排座位旁都站着“警卫员”，沿途车站也是上的多下的少。

　　去一趟厕所虽然只有短短几十米距离，却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每前进一步都得像探地雷一样小心，先找准落脚点，再高抬腿，轻放下，踩到人或别人东西都可能引发不愉快。长时间旅行，车厢里面乱哄哄的，聊天的、打牌的、抽烟的、喝酒的、啃烧鸡的、嗑瓜子的，小孩的哭闹盖过了大人的抬杠，污浊的空气撩拨着旺盛的肝火，一点小事都可能成为宣泄的导火索。

　　好不容易挤到厕所门口，对不起，请耐心排队。如遇到厕所“停业”，不接待客人，只能再坚持一会儿，咬着牙向下一个车厢继续长征。我曾经见过，有的乘客上车后行李没地方放，干脆把厕所当成包厢，从里面把门反锁住，任凭外面骂娘，就是不吭声。直到把乘务员找来，用三角形专用钥匙打开门，双方伸长脖子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门口理论一番，才能解决“内急”问题。

　　对于中途上下车的旅客来说，还要接受另一种考验。

　　中途站停车时间只有几分钟，如果上下车人比较多，往往下车的旅客还没下完，上车的旅客就沉不住气了，争先恐后往上挤，堵死了通道。常常听到一些着急下车的旅客，带着哭腔央求上车的旅客放他一条“生路”。

　　有一年我回武汉老家过年，节后从武昌乘T38次返京，路过汉口站，每节车厢外都有几十位旅客拿着大包小包拼命往上挤。几分钟时间很快过去，一位送亲友上车的先生，将行李送上车后，才发觉退路全部被堵死。这时火车已经启动，他只得再继续送到下一站――第二天凌晨即将停靠的河南信阳，再想办法回来。

　　为了节省时间，一些聪明的旅客发明了一个办法：上下车都走“特别通道”――人和行李都通过车窗进出。坐在窗前的旅客大多都会热心帮忙，拽拉上车旅客，递送大小行李。

　　我没有统计自己在火车上站过多少次，反正每年都会碰到好几次，站上好几个小时算是小菜一碟，站上十几个小时也是家常便饭。最有创意的是那次到福州出差，站了十几个小时，到夜半时分，以往各种姿势用尽，浑身上下十分难受，实在撑不下去了，我学着别人的样子，找了几张报纸铺在别人座位下面钻进去，享受了一次免费卧铺。

　　长时间在火车上混，大量消耗体力，需要吃点好东西。我们极少买火车上那种质次价高的盒饭，一般都是自己准备，出差前去菜市场，花一、两毛钱，买上几个馒头、花卷，一包榨菜或大头菜就可对付几顿。有时也会捎上两个茶叶蛋或一根粉肠，那多半是有同事一起出差，不能太寒酸。

　　这次倒好，“出差”变“出国”，仅仅换了一个字，我这个属于挤火车级别的小干部竟然坐上了大飞机，真是不可思议。

　　坐飞机究竟什么滋味？是否比火车硬卧还要舒服？飞机到底有多快？自打登上飞机，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什么都新鲜。

　　正在四处打量，同行的一位老处长提醒我系好安全带，飞机已经开始滑行，广播里正在通知。时间不长，飞机开始加速，越来越快，地面上各种附作物也在你追我赶向后狂奔。与此同时，一股从未体验过的强大力量将我紧紧挤压在椅背上，动弹不得。这时，我想到了害怕，双手紧紧抓住扶手，将眼睛闭上。仅仅一会儿功夫，机头猛地一抬，轮胎离开跑道，飞机直冲蓝天，我们100多人同时变成空中飞人。

　　飞机继续爬升，进入平流层。只见两位年轻的乘务员推着小车，挨个给乘客分发早点。以前曾听人说，坐飞机吃饭是不要钱的，我半信半疑，天下哪有吃饭不要钱的道理？直到我也享受了这种待遇，这才顿开茅塞，原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典故，不是出自大草原，而是源于飞机上。

　　3个多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所有人都下了飞机。一部分旅客到达目的地，我们则在此办理出境手续。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又登上这架波音737，坐回原来座位。起飞后不到半小时，乘务员送来中饭，这次是正餐，满满一大盘，同样不花钱。

　　首先吸引我眼球的，是中间一个碟子上放着的一只约莫成人大拇指粗细的红烧大虾，油光水滑，看样子很新鲜。这样大的虾，我以前也不是没有见过，只不过是透过饭店橱窗。小时候在南方生活，吃过不少河虾，要长到这般大，不知多少年，以后才弄清这是两个不同的品种。除了大虾，还有两个碟子分别盛着青菜和咸菜，一盒大米饭正冒着热气。这一大盘东西，如果放在火车上，肯定要卖不少钱。

　　正在梦幻中，乘务员又推来一个小车，问我喝什么酒，红的还是白的，也是免费的。我实在受不了啦，一只大虾足矣，怎么还好意思喝酒？飞机上的服务态度怎么这样好？难怪坐飞机要讲级别!虽然我不大会喝酒，但我不想拂了乘务员的好意。我要了一小杯白葡萄酒，轻轻放下，目光很快又转向那只丰满诱人的大虾。

　　事情已过去快30年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餐桌上出现大虾已不再是一件稀罕事，但那只天上送来的大虾我却怎么也忘不了。以后每次乘坐飞机，一看见乘务员给大家分发餐食，不由自主的我眼前就浮现出那只大虾。恍惚之中，只见它弓身抬头，轻摆触须，用力划动附肢，径直向我游来。

　　到曼谷时间不长，那位30来岁，个头不高，皮肤黝黑，长着一张清瘦精干面孔，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华侨翻译林先生，利用各种机会向我们介绍泰国的风土人情，说得最多的、最动情的，乃泰国佛教。几天下来，我们对泰国佛教有了初步认识，也入乡随俗，学着他的样子，在与当地人见面时，以状似祷告的双手合十致意方式，来代替几十年养成的握手问好习惯。

　　佛教是泰国代代相承的传统宗教，也是泰国人的生活重心。在泰国，超过90%的人信奉佛教，男子一生至少出家一次，年满20岁时，至少需要出家3个月。全国有3万多所寺庙，仅曼谷就有400多所，号称“佛庙之都”。寺庙是社会教育和慈善机构，有很多社会功能，如供奉僧侣、信徒朝拜、摆设历史文物、接待外宾和游客，甚至还收受社会上无法生活的鳏寡孤独等穷人养老，等等。

　　泰国人非常尊重国王、王后以及王室家族，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国王的照片。由于泰国历代国王都护持佛教，所以佛教成为泰国国教，僧侣备受敬重，在社会各阶层拥有很大的发言权。林先生提醒我们，如果晴天路遇僧侣,从他们面前经过时, 必须小心绕开他们的身影，佛教认为身影即僧侣本人, 跨越他们身影是不尊重的表现。

　　一踏上泰国土地，佛教气息扑面而来。早晨外出锻练，傍晚饭后溜达，我们漫步在曼谷街头，不时可见街边一座座类似中国土地公公，用石头砌成的佛塔、佛像。乘车外出，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充满神秘东方情调的大小庙宇，那种红、绿、黄相间的泰式鱼脊形屋顶让人印象深刻。无论是白天行走在大街小巷，还是夜晚躺在酒店房间休息，不时可听到微风送来清脆悦耳的叮当声，那是不远处庙宇上的风铃在给大家送福。只要上街，经常可见身穿黄色袈裟的和尚，与他们近距离接触，无形之中增添了几分好奇和敬畏。有几次在公交车上，我看到几位和尚上车后并没有支付2块泰铢的车费，正感到奇怪，林先生告诉我们，他们享受免费乘车待遇。

　　在泰期间，我们先后访问了曼谷和清迈这一南一北两座历史名城。工作之余，我们参观了当地一些名胜古迹，看得最多的，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建造时间不同，风格各异的佛教寺庙。即便在驱车前往清迈途中，林先生顺道带我们瞻仰的古迹，也是具有几百年历史的佛教寺庙遗址。那恢弘的场地，巨大的石基，发黑的石壁，残破的石塔，静静地向我们诉说泰国佛教的悠久历史。

　　在我记忆中，泰国最为宏伟、最具震撼力的建筑，当属世界闻名的大皇宫，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充满对佛的崇拜与敬仰，具有鲜明暹罗建筑艺术特点的建筑风格。

　　大皇宫紧邻湄南河，是一处拥有28座建筑物，总面积21.84万平方米的宏大建筑群，被称为“泰国艺术大全”。它汇集着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精萃，是历代王宫中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

　　大皇宫是各国游客最值得一去的地方，就像来北京必定要去故宫一样。以前大皇宫是泰皇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现在除了用于举行加冕典礼、宫廷庆祝等仪式和活动，平时也对外开放，成为泰国的标志性旅游景点，深受各国游客喜爱。

　　从远处看去，在阳光照射下，大皇宫金碧辉煌，十分耀眼；从近处欣赏，庭园内的大片草地和姿态各异的古树，使人有身处景色宜人的公园里的感觉。绿色环抱下的大皇宫，灿烂夺目中多了一分安宁，庄严肃穆中多了一分美丽。

　　参观寺庙归来，我有着与国内不一样的感受，对“虔诚”二字又增添了几分理解。在泰国，对寺庙参观者有严格的衣着要求，任何身着短裙、短裤或袒胸露背装者均不得进入，甚至衬衣没塞进裤子、袖管翻卷在胳膊上的人也不准进门，进入寺庙主殿还必须脱下鞋子。我第一次遇见，一位慈祥高僧，端坐大殿上端，待信徒和游客躬身走近，他手持枝条，沾满清水洒在众人头上、脸上和背上。我还看到一些善男信女“贴金”，她们用辛勤劳动积攒的货币购买金箔，虔诚地粘贴在佛脸、佛身上。一阵微风吹来，金箔哗哗作响，别有一番“神韵”。

　　泰国之行，让我似乎领悟了一点：宗教对于凡人来说，不在于有多灵验，而在于通过虔诚的履行程序，播洒几分真情寄托，收获一份心灵释放。

　　与现在媒体报道的泰国政局动荡起伏，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民众上街游行给人的印象截然不同，20多年前的泰国全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时的泰国，正处于和平时期，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游客纷至沓来，人称泰国为千佛之国、白象王国和微笑之国。

　　我们刚踏上泰国土地，就感受到一丝温暖。前来接机的泰国国家统计局同行，虽素昧平生，但和蔼可亲，忙前忙后帮我们搬运行李，送我们到酒店休息，替我们张罗各项琐事，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片真心实意。感动之余，我们以为这出于接待方对我们政府机构考察团的外交礼仪。但几天以后，这个想法渐渐改变了。不管什么时间，无论哪种场合，我们所接触的泰国民众，他们也不知我们为何方神圣，但见了我们均十分友好，双手合十示礼，脸上带着微笑，说话时轻声细语，交流中善解人意，与他们接触感觉很愉快。

　　我们多次外出，无论行走在大街小巷，或乘公交车辆，去餐馆用餐，进商场购物，到景点参观，没有听到有谁说话粗声大气，更没见过争吵场面。所到之处，秩序井然，安定祥和。我们感觉泰国民众心态比较平和，对生活现状比较满意。

　　或许受这种环境感染，我们从刚来时的稍稍紧张，很快适应过来。由此也联想起在国内的一些遭遇。

　　那时，我们工作之余，除非确实要买东西，一般很少去商场，特别是一些国营大商场。那些商场的一些女性售货员那冷冰冰的表情和极不耐烦的态度让人受不了。她们是国营企业正式职工，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大锅饭”，卖多卖少一个样，你去买东西，等于是给她们添麻烦。

　　如果你进了商场，询问商品价格后又不想买，很可能会遭白眼。如果此时你还不知趣赶紧离开，你就等着挨骂吧。这样的场面，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经常可见。

　　如果你非买东西不可，首先也要拿出一个好态度，陪着笑脸与她们打招呼，恳请她们打住聊得正浓的话题，放下正在编织的毛衣，吐掉嗑得正香的瓜子，前来伺候你。如若不然，任凭你叫喊半天，很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来搭理你。

　　但在泰国逛商场却是一种享受。你可以不带一文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所到之处，售货员彬彬有礼，热情相迎，主动介绍，各种商品随便看，随便问，随便挑，买与不买你都是“上帝”。即便你叨扰多时，空手离开，售货员仍面带微笑感谢你的光临，那种微笑发自内心，源于职业道德。不仅大商场如此，其他服务行业也是这样，你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走出曼谷商场，我十分感叹，都是售货员，服务态度的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呢？是管理水平、员工素质、社会教育的差异，还是宗教信仰的影响？抑或两者都有一点关系？思来想去，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支撑人们生活质量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决定人们劳动态度的市场运行机制的不同在发挥作用。

　　在参加全国工业普查的那几年里，我几乎天天和统计人员打交道，学会了用数据说话。在泰期间，我利用各种机会了解泰国经济发展状况，包括总量指标、人均指标，以及相关社会福利政策，上街时也留心观察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价格及普通民众消费水平。如果简单从购买力平价上比较，我感觉当时泰国民众的生活水准大约比我们高一倍。

　　有一个实例。我们所接触的泰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些处长、科长都买了私人小汽车，而当时国内还没出现这个概念，中央国家机关只有司局级以上领导因公才能乘坐小汽车。年轻人中，谁拥有一辆自行车就算是“富人”了，如果哪位结婚想买一辆凭票供应的“凤凰”、“永久”、“飞鸽”等名牌自行车，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十分硬的关系根本弄不到票。

　　我分析，泰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既得益于政局稳定，也与其独特地理位置所提供的良好外部发展条件密切相关。

　　泰国属于亚洲中南半岛的热带国家，东南临太平洋，西南滨印度洋，热带季风气候性质明显，对农作物的生产有重要影响。依靠有利的气候、水源条件，泰国盛产稻谷、绿色蔬菜和水果，海产品也很丰富，是东盟十国中农业最发达的国家。资料显示，泰国十大出口商品中，农产品占6个，大米、鱼类、蔬菜、虾和水果等占出口商品很大比重。

　　由于物产丰富，泰国的蔬菜市场几乎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种类的蔬菜，再加上当地盛产鱼、虾、蟹等水产品，这就为世界闻名的泰餐提供了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原材料。

　　泰餐的口味特点是酸与辣，外观印象是色彩鲜艳，红绿相间，视觉极佳，让人大饱眼福。泰国厨师喜欢用各式各样的配料，比如蒜头、辣椒、酸柑、鱼露、虾酱之类的调味品调味，煮出一锅锅酸溜溜、火辣辣的泰式佳肴。

　　去泰国餐馆用餐，烧烤食品也十分受欢迎，如烤肉、烤鸡腿、烤鱼、烤龙虾、烤海蟹、烤香蕉、烤山芋、烤鸡蛋等。泰国人比较爱吃鱼、虾、鸡、鸡蛋等食物。

　　在泰期间，泰国同行先后两次邀请我们品尝泰餐。一次是中午会谈结束，在附近一家泰国餐馆用餐，工作餐性质，那地道、浓郁的酸辣口味我不大习惯。另一次在一家高级餐厅，是泰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副局长，一位女士，正式宴请我们，全部是时令海鲜，品种很多，有些我叫不上名，或烤，或煎，或煮，或蘸着芥末、酱油生吃，味道相当不错，营养十分丰富，但价格肯定不菲。

　　泰餐虽然风味独特，但几十年养成的肠道蠕动习惯，还是令我们四处寻找中餐馆。好在不少华侨从事餐饮业，找一家中餐馆不算困难。在曼谷的几个晚上，我们工作完毕回到酒店，放下东西马上外出，步行十几分钟来到一家熟悉的地处僻静街道的中餐馆用餐。

　　餐馆主人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华侨，来自福建沿海一带，几十年前为了讨生活，跟随村里乡亲一起漂洋过海来到泰国，经过多年打拼，成家立业，开了一个只有4~5个饭桌的小餐馆。除了老人，几个孩子都不会中文。每次点菜，我们拿着泰、英、中三栏式菜谱，先指着最右边的中文，比如“麻婆豆腐”说“OK”，他掌勺的大儿子，马上跳过中间英文，直接看最左边一栏的泰文，有时老人也帮我们翻译，或干脆推荐他家的拿手菜。

　　每当我们用餐时，老人总爱搬过一张椅子坐到我们桌旁，和我们聊天，言谈中的那种感觉，就像家里来了多年不见的亲人。我们询问老人生活，他说已经习惯了，生活很安逸，日子过得不错，几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但就是十分想念几千里之外的祖国，那里还有几个堂兄弟。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有生之年能回去看一下。

　　听了老人的话，我们暗暗祝福老人能够遂愿，同时也企盼中泰两国友谊长存，永保和平环境，发展经济，造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