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深秋，我去湘西花垣县参加省里举办的创作学习班。在吉首转车时，我们一行聚集在作家孙健忠老师家里，突然传来消息说：日本要出版沈从文的文集，拟在卷首附一篇沈从文笔下描写过的湘西的如今变化，《人民中国》杂志特派两个记者来到了吉首。

　　“沈从文是哪个呀？”“我们怎么没听说过？”

　　陌生，惊讶，疑惑。简直是不相信！当时我们这群湘西的青年文学爱好者，竟然连出生在湘西的大名鼎鼎的小说家都不晓得。我们确实不晓得，也没有看过沈老的作品，有关文学史著作里也没有沈老的记载，甚至连沈老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

　　“我这个小小萤火虫，还有人记得呀！”

　　1978年6月，我从湘西溆浦来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修改书稿《向警予》。向警予16岁在常德女子师范速成学校读书时，与丁玲32岁的母亲、同班同学余曼贞结拜姐妹，成为心腹之交。1912年，向警予和丁玲母亲一起投考新创办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丁玲则就读校办的幼稚园。后因经济原因，丁玲母亲回临澧老家担任小学教员，把年幼的丁玲托付给向警予，向警予负起了照看丁玲的重任。1923年夏天，己是中共中央妇女部长的向警予，特地到上海大学，找到在该校读书的丁玲，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委婉地劝说她不要辜负母亲的希望。因为这种关系，我到北京后曾写信给丁玲，希望能够去采访她，但一直未见回信。这样我就只好找沈从文了解丁玲的情况。

　　沈从文在国内处境不好，能见他吗？允许见他吗？有人看守他吗？而且我是一个最基层的小作者，他会见我吗？在许多作家的鼓励下，我终于下决心去找沈老。可沈老住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

　　住在我对门的是李克异老师，他是全家进京，陪同他来修改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夫人姚锦、17岁的女儿李媛媛、12岁的小儿子。李老师夫妇都是珠江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的委员。夫人姚锦是姚依林的亲妹妹。他一家4口挤住在一间小客房里，女儿和儿子只好打地铺。李老师改稿之余又创作了电影剧本《归心似箭》，一炮打响，成就了大影星斯琴高娃，主题歌《雁南飞》更是唱响神州大地。

　　一天，李克异老师从街上回来，笑眯眯地把我喊到他房里，喘着气，兴奋地说：“我刚才到历史博物馆参观古砚展览，看到一个人很像沈从文。我已是二十多年没有看到他了，我怕认错人，就没有和他打招呼，问了一个人，沈老住在东城区小羊宜宾胡同5号。你不是想找他采访吗？这个地址没错，以前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他夫人就是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就在北京火车站附近。”

　　“小羊宜宾胡同五号！”我惊喜地重复着这个难记而又拗口的古怪地址，立即给沈老发了一封信。几天后不见回信，我等不及了，决定直接找上门去。

　　曾以电影《芦笙恋歌》和《边寨烽火》享誉文坛的昆明军区作家彭荆风，带着21岁的女儿彭鸽子从云南来到中青社，他是来修改长篇小说《鹿衔草》的。没有房间了，父女俩只好和我同住一间房。彭荆风老师也不介意，他从街上买来一块蓝布，穿上几根线条，再在两张床之间拉上一根铁丝，晚上入睡时便把蓝布挂上，隔成两个空间，他和女儿睡一张床。彭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坐了7年牢。妻子离他而去，他和女儿相依为命。当时，他刚刚在《光明日报》发表小说《驿路梨花》，在全国引起轰动，后来此文还被收进了中学语文教材。

　　彭荆风老师听说我要去采访沈从文，特地写了一封信托我转交沈老，还从出版社资料室找到一本《黑凤集》，说这是沈老以他夫人为模特写的一本小说集，嘱咐我注意沈老的夫人是不是还健在。几年后，彭荆风老师出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和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在《羊城晚报》发了一篇文章，并记述了这件事。

　　在出版社改稿的老作家李克异、公刘、峻青、杨得群、刘真等，也都托我向沈老问好，我顿时感到自己是在肩负一个神圣的使命。

　　10月2日一早，我挎上一个黄书包，赶到北京火车站，在火车站对面弯弯拐拐、横七竖八的小巷子里转悠大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小羊宜宾胡同。这是一个泥沙铺地的小胡同，胡同里没有一个人，冷清得可怕。

　　我站在有着灰黑色墙垛的四合院的高台阶上，对了笔记本上的门牌号码，正是5号，扭头看了两头是不是有人在监视，这才心情紧张地推开门。

　　里面住着几户人家，显得很拥挤，中间一个小地坪，是个泥地，种着几株花草，院子里一片锅火炉罐的响声。靠右手的走廊上，一个穿宽松黑衣黑裤的老妇人，弯着腰在仔细扫地。“她可能就是‘黑凤’。”我思忖着，望着她。她果然就是沈老的夫人张兆和！她似乎也发现了我，直起腰，轻声细气地问我：“你找谁呀？”我说：“我是从湘西溆浦来的，在中青社修改书稿，书稿中有些问题需要请教沈从文先生，特地来拜访他。”她便朝右边厢房喊道：“从文，你家乡来客人啦！”我看到房里有两个人正在谈话，听到喊声，客人起身告退，沈老也不挽留，即把客人送了出来，随后拉住我的手，一口热情洋溢的湘西话：“你是从家乡来的稀客啰！快到屋里坐！”

　　家乡客人的到来，使老人欢喜得连起码的客套都忘记了，拉一把半尺高的小竹凳给我坐。他也拉一张同样高的小竹凳，与我膝盖碰膝盖地对坐着，笑眯眯的模样。

　　我把彭荆风老师的信给了他，沈老展开，轻声地读了起来。趁他读信，我把房内看了一遍：这是一间仅有五六个平方米的小房间，兼做卧室、书房和会客室。正中是一张低矮的油漆剥落的小四方桌，周围摆着三四张古旧的小竹凳和一张黑色的长条小板凳。进门靠左的墙下，是一张没有油漆过的单人床，比一付担架宽不了多少。离床面两尺高的墙上横着一支日光灯。床的正对面是个一米多高的简易书柜，书柜上只有最上一层摆着几十本书。床上、桌上、竹凳上、都堆着线装书和各种资料。

　　望着这位曾经在五四以后的文坛上蜚声中外的小说家，实在有点不相信老人就是沈从文。沈老身材瘦小，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衣和湘西常见的大脚裤，一切都是那样平平常常，和湘西山区常见的老人没什么两样！我感到好像是坐在我们生产队一个老农的家里，进门时那种拘谨、惶恐、紧张的心情顿时消失了。

　　沈老读完信，呵呵地笑了，“我这个小小萤火虫，还有人记得呀！”透过镜片，两只眯缝的眼睛里闪着近乎满足的笑意。

　　我忙说；“沈老，只要您的大作不灭，人们会永远记得您的。在中青社改稿的作家们都托我向您老问好。”

　　沈老突然收住笑容，作古正经地说：“算得上哪样大作啰，都是一些平庸的习作。”

　　《记丁玲》“成了一个大笑话”　　

　　我说明来意之后，沈老便很自然地，带着几份留恋的情感，谈起了丁玲。

　　沈老与丁玲，这两个湖南大文人的恩怨是非，随着二人的离世，已成难解之谜。但有一点我可以作证，直到1978年的10月，也就是二人反目成仇的前一年，75岁的沈老仍然对丁玲怀着满腔深情。那时的丁玲作为带罪之人，还在山西的临汾接受劳动改造。

　　说起丁玲，沈老并不因为丁玲仍是“丁陈反党集团”的阶下囚而有丝毫的顾忌，尽管他自己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文革”刚刚结束，受冲击的人们依然心有余悸，但沈从文毫不避讳，谈起自己与丁玲风华正茂时的美好情谊，眉宇间充满了对年少青春的留恋以及对丁玲的钦佩：

　　“我是最早的职业作家，三十块钱一个月，丁玲也是的。那时的作家是筛子筛出来的，不像现在靠推出来的。我和丁玲几个湖南人都是单干户，但到处都有我们的书卖。我和丁玲办了一个《红黑》刊物，就只我们两个人办，资金都是我们自已掏腰包，编辑、排版、校对、发行都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做。虽然很累，我们做得很上劲，心里很快活。刊物影响很大，好多作家都给我们投稿。我们湘西人不会搞社交，也不搞小团体，只凭个人去闯，不依附任何一个政治势力。那时我们就是靠稿费吃饭，拼命写。我们湘西人有股子蛮劲，不然怎么会喊湘西蛮子啰。丁玲那时同我一样，也是个蛮子，她也是闯出来的。

　　“丁玲的妈妈是个小脚太太，和向警予结拜过姊妹。丁玲妈妈办的那所学校是全省办得很好的，向警予办的溆浦女校，当时在全国都是办得最好的，它是个小学，每个教师有三十多块钱，当时北京中学教师的薪水也是三十几块。

　　“黄永玉的母亲也是桃源女师毕业的，丁玲、王一知、王剑虹都在那里读书。桃源女师是国会议员彭施涤办的，永顺人，到日本留过学。她们四个女学生都剪了辫子，最先要求男女同校，没有成功，她们就跑到长沙，在长沙没有成功，就跑到上海，进了上海大学。王一知是芷江人，她是去投考北师大的，途中遭土匪抢劫，身无分文，只好就近跑到溆浦女校教书。王一知的父亲是个书呆子，他说我什么都看到了，就是没有看到过杀人，几个朋友就把他捆起来，提出去要杀掉，推倒在地上，就跑了，吓得他魂魄都飞了。黄永玉的妈妈后来在常德教书，校长就是丁玲的妈妈。王一知嫁给了施存统，后又嫁给了张太雷。王剑虹嫁给了瞿秋白，丁玲受到了很大的剌激，一个人跑到北京去了。

　　“丁玲在北京认识了胡也频，后来嫁给了胡也频。胡也频是个很浪漫的诗人，火一样的性子。我是通过胡也频认识丁玲的。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无所不谈，成天就是看书、写作，谈我们湘西的趣人趣事，生活上苦了点，日子却是过得蛮有味道。在创作上，我们三个人比赛似的，你写一篇，我写一篇，哪个都不想落后。来了稿费，三个人就到店子里大吃一顿，犒劳自已。

　　“胡也频死后，丁玲心里很苦，处境也很危险，我就天天劝她。她被捕后，我找人托关系营救她。李达和施存统四处活动，打听不到她的消息，后来说她死了，我心里难过，就写了一本《记丁玲》的书，寄托我的哀思。书出版后，她又被释放了。”

　　说到这里，沈老呵呵笑出声来：“我这本书成了一个大笑话，不过书中所写的都是一些实在的情形。”

　　当年才二十几岁的我，还没有看过丁玲的作品，沈老的作品更是从没听说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是闻所未闻。多年后我看到了《记丁玲》，才知道沈从文在书中写了他和丁玲、胡也频三人同住的情况。当时我就问沈老：“丁玲释放后看过这本书了吗？”

　　“书是公开出版发行的，她应该会看到吧。”沈老带点肯定地说。

　　“您告诉她了吗？”我好奇地问。

　　“闹了笑话，我不好意思告诉她。”沈老笑着说，“她出来了是大喜事，我们高兴都来不及哩！”

　　沈老继续说道：“胡也频死后，丁玲就和冯达结婚，冯达后来去了台湾。丁玲同冯达的认识，是通过史沫特莱，因为我的几个朋友都在史的身边当翻译，一个叫蔡永桑，广东人，燕京大学毕业的。一个叫兰馥珍。后来冯达给史沫特莱当翻译。冯达和丁玲结婚后，史沬特莱就把冯达开除了，因为丁玲是共产党员。我和丁玲在北京西山一座寺庙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她有个女儿，女儿是和冯达生的。女儿是我把她送回常德老家去的。江青逼着她和丈夫离婚。江青想拉拢她，送给她一件毛线衣，她一穿嫌不合身，得罪了江青，把她打成反革命。丁玲的丈夫现在到湖南去了，儿子在上海当总工程师。丁玲原在山西临汾，现到了太原，过几天要到北京来，下个月要出版她一个长篇，你可以去见见她。”

　　沈老对丁玲的处境和行踪及其家人是如此关注，言辞中透出几分欣慰。沈老继续说：

　　“丁玲到延安去之后，徐老（徐特立）要我和茅盾、巴金、老舍等十个人也到延安去。我们准备去，先到长沙去看望徐老，后来茅盾到新疆去了，我们就去了上海。那时陈赓正在上海养病，我见到了他，我说我们原准备去延安的，因茅盾去了新疆就没有去成。陈赓就说，不着急，以后还可以去。他讲了延安的一些情况，很是鼓舞人。那时我和上海的地下党员有联系。丁玲到了延安后，写了一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了斯大林文艺一等奖。她后来担任了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可沈老万万没有想到，在我采访之后的第二年，即1979年的夏天，丁玲看了两位日本学者送给她的香港出版的《记丁玲》，很是生气，写了一篇“说明真相”的文章，题为《也频与革命》，登在1980年第3期的《诗刊》上。文中指责沈老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指责《记丁玲》是一本“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沈老没有作出正面回应。他真的像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默默地给好友徐迟写信，诉说自已的苦衷，表达自已的不满。

　　《记丁玲》出版之后四十多年，一直相安无事，平静无波，反而在他们二人年届古稀，历尽劫难，重获新生之后，却因此书反目成仇，引起轩然大波。丁玲为何如此震怒？ 也许，历经劫难，沈老看重的还是情感；而作为女性的丁玲，更看重的是自已的名声和历史的清白吧。

　　“1956年，要我当北京市文联主席，我没去……”

　　谈及过去的创作，沈老似乎有点激动，也许是多年没有与人谈过这个话题了吧，他声调低沉地说：“都是带着痛苦的心情去写的，一摊开纸，拿起笔，那些人物，那些事情呀，像火一样烧起来，烧得你好痛呀！”

　　我说：“沈老，您现在再写点东西嘛！”沈老头靠后一仰，眼珠闭了一下，朝前倾起身子，谦和地说：“现在的一些作品，我看了都分不出好坏。一些青年作者不会描写。”沈老停了停，抚弄着手背，极诚恳地说，“只会叙述，好像一篇小说就是把一个故事叙述完了就了事，不能感动人的。要描写，自始至终都要描写。描写才能感动人。描写时，人物的好坏，你都不要叫出声来，耐着性子写下去，不要着急，不要担心读者不明白。”

　　谈话时，沈老用大手指压着小手指，上下摇动着，以示对某一方面的强调。他说：“平时，要多练习自己描写的能力，像一个画家画素描那样，每天把你所看到的或所听到的一件小事，一个场面，一个人物，一个摆设，一个风景，一处环境，如实地描下来，多攒点心劲，日久天长，描写起来，就用不着发愁了。”

　　说到这里，沈老充满爱意的目光望住我，把头凑了拢来，仿佛献出什么奥秘似的，低低地说：“越是平凡的家常便饭的生活，描写出来就会很生动，人家看了就觉得亲切。这里，有一条，就爱土地，爱人民，爱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你不爱她，不去拥抱她，那你何必搞创作啰！”

　　我以极快的速度记录着，生怕漏掉一句话，甚至一个字。等我抬头看他时，沈老又靠着身子，抚弄着手背，亲切地注视着我。那神态，像一个老农带着爱意审视一个初下田的犁耙手，有希望，有鼓励，有温存，似乎还有一点点威严。

　　沈老越谈越兴奋，仿佛坐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业余作者，而是和一个知心朋友在促膝谈心，两只手不停地在胸前比划，舞动。“要多读书，除了读生活这部大书外，还要多读名著，古今中外，多多益善，要攒劲读，用心劲读。”

　　当时沈老虽已76岁高龄了，却毫无疲倦之感，大概是我这个来自家乡的不速之客，使他特别地高兴吧。

　　沈老说：“我这几天看了四部新片子，不行呵，太差火了。拿着七十年代的最新技术，拍出的影片还抵不上四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假得很，离生活太远了呵！”一谈到当前的创作时，他毫无顾忌地讲了自己一些很尖锐的看法。他说；“一些青年作者写出了个把好作品，就抬啊，举啊，甚至往天上抛。这没有好处，容易使人脱离生活。丁玲办文学讲习所时，就是扎扎实实练，出了一批人才……”

　　这时我恳求说：“沈老，为了读者，您再写点小说吧。”

　　沈老却淡淡一笑，沉吟稍许，缓缓地说道：“1956年，要我当北京市文联主席，我没去，如果当了，还不是老舍的下场……”

　　他抚弄着手背，眼光里透出一丝淡淡的哀愁，也许是对亡友的怀念，也许是对“四人帮”的仇恨，也许是对自己停笔多年的惋惜。沈老埋着头，许久没有做声。三十年来，大概是历史的安排吧，沈老从文学转向考古，先后在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工作。为了编写《中国古代服装研究》一书，他搜集了一万多件图片资料，“文革”中被造反派当作封建“四旧”准备焚烧的先天晚上，老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抢了回来。沈老向我叙述这些经历时，心情是沉痛的。

　　我在老人沉默时看了看书架，上面有一本暗红色的布皮书，书脊上用毛笔写着“沈从文习作选”。我冒昧地说：“沈老，把您老的著作送我一本，好吗?”

　　沈老突然从沉思中仰起头，嚯嚯笑了，两手一摊，幽默地说：“早就没有了！台湾那边，蒋介石下令，凡是沈从文的作品一律不许出版，已出版的，全部烧掉。这边呢，文革中全从屋里搜去，一把大火，都飞到天上去了。”

　　我没有为这语言的幽默而发笑，心中是难受的。沈老的笑，也是渗透着一种悲凉。我求书心切，也顾不得礼貌了，指着身旁的书架，说：“沈老，书架上这一本送给我好吗？”

　　沈老这回是真正的笑了，是带着无限的欣慰的笑意：“噢，那是前几天，一位老诗人送给我做纪念的，他担了好大的风险保存下来的。我也就只这一本，实在是对不起啰。”随即又说，“过几天，日本记者要来，他们出了我的文集，可能会带几本来吧。”说罢，老人突然又记起了，不好意思地笑道：“噢，那也是日文版的。”

　　“我在陈渠珍部队当文书……”

　　沈老又主动地问起湘西的情况，沈老饶有兴致地谈起了花垣茶洞、麻阳吕家坪、辰溪山塘驿、沅陵清浪滩、怀化榆树湾，以及溆浦、古丈、泸溪、浦市等等。沈老扳着手指，如数家珍，绘形绘色的讲起每个地方的特色，人情风俗。

　　当我讲起凤滩修了一个大水电站时，沈老欠起身子，忙说：“凤滩？是叫凤滩吗？”他忙在自己的手板上用手指把“凤滩”两个字写出来。我连连点头。沈老高兴极了，说：“我在陈渠珍部队当文书时，有一回，我和一个伙计正走到凤滩那个山脚下，落大雨了，我俩个想到山腰上的亭子里躲雨，刚动脚，一条大炸雷劈下来，亭子炸得稀烂。”老人为自己躲过了一场大劫而兴奋。

　　“那里两边的岩山是这样子的，”沈老伸出两只手，朝上对竖着，饶有兴味地说，“那一带的岩山都是这样子的，美得奇怪，美得使人叹服大自然的造化是这样的神奇！”

　　沈老说：“茶洞那边有个地方名叫‘三不管’，是湖南、贵州、四川省的界头上，三个省都管不到的。哪个犯了法，杀了人，放了火，逃到那河中一个小沙包上去就没得事了。旧社会，人民借用宗教迷信给自己制造了一块保护地。”

　　沈老说：“沅陵那地方怪得很，都是女子出门做事，带儿女做家务的都是屋里的老板，讲话都是打反话……榆树湾的油光斗篷是出名的。”

　　沈老又说起了我的家乡：“你们溆浦是个富庶地带，又是出人才的地方，向警予，妇女领袖；舒新城，《辞海》主编；向达，历史学家；武育干，经济学家。”老人讲一个名字，就把大拇指一翘。你完全可以感受到沈老对溆浦满满的夸奖。我就告诉他，舒新城、向达、武育干这三个人我都还没有听说过。

　　沈老有点惊讶，便说：“这三个人很了不起，是我们湘西的大角色！”

　　我介绍了溆浦和榆树湾的一些变化情况，当我讲到榆树湾己改名怀化，已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成为行署所在地，有北京直通怀化的快车时，老人站了起来，欢喜地说：“这就方便多了，有机会，我一定回湘西去看看。好哇，要这样才好哇！以前只有一条水路，走上水船，都要十天半个月才能到。”

　　时近中午，我知道沈老正在赶写《中国古代服装研究》，便起身告辞。沈老却意犹未尽，再三挽留我多谈点家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