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浦万达借鉴食安提示做法，根据偷盗案发生率在商铺醒目处贴提醒标识

　　试行一年，扒窃拎包类发案率下降两成，抓获扒窃嫌疑人80多人

　　周浦镇是原南汇地区的第一大镇，这个从明代弘治年间建制的古老城镇素有“小上海”之称。

　　2009年，万达商业广场进驻周浦后，在带来商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拎包扒窃等案件持续高发，“一个双休日曾被偷掉12部苹果手机”。

　　面对这一突出问题，周浦派出所联合万达管理方，借鉴餐饮业公示餐饮企业食品安全状况的做法，根据拎包扒窃的发案率，给各家商铺贴上“哭脸”和“笑脸”，用作顾客评判商铺治安状况的直观依据。自去年11月试行至今，周浦万达广场的扒窃拎包发案率下降了约20%，抓获各种类型的扒窃嫌疑人80多人。

　　一个周末曾偷掉12部手机

　　“哭脸、笑脸”举措的诞生，源于周浦万达居高不下的拎包扒窃发案率。

　　“去年底的一个双休日，我听说整个商场被偷掉12部苹果手机。”11月13日，万达广场C&A服装店一名女服务员告诉晨报记者，扒手也曾光顾过他们店，“趁顾客试衣服时偷包，甚至还偷我们店的衣服”。

　　另一家服装店的男店员说：“不少‘小偷’是熟面孔，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是‘大肚皮’。”

　　对于店员反映的扒窃高发现象，周浦派出所所长姚斌并不避讳，他给出了一组数据：

　　2009年9月，周浦万达开业后，有100多家商户进驻，日均客流量达到6万人次，节假日峰值逾10万人次，整个周浦地区的警情随之急剧上升：2009年仅开业4个月，全年的110警情数就比2008年上升了15%。

　　2010年，110警情数又比2009年上升了34%，发案率持续升高，主要是发生在万达广场的扒窃拎包案件。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也困扰着万达。”姚斌说，整个周浦派出所只有75名民警，每天的110接警数在100起左右，分管万达商圈的治安组有8名民警，而且这8名民警还要负责其他治安防范任务。

　　“因为警力有限，再加上不少扒窃嫌疑人都是‘惯偷’，我们即使穿着便衣，他们也能认出来。”姚斌说，这让派出所意识到，想要降低扒窃拎包的警情，“只靠派出所和万达管理公司‘两头热’，难度很大”。

　　营业员暗语引发试点探索

　　“有一次，‘便衣队’跟着一伙扒窃嫌疑人，进了一家卖服装的连锁店，就听到几个营业员私下里说，‘客人到了，客人到了’……”姚斌说，后来他们才了解到，店员所说的“客人”实际上指的是小偷，因为害怕小偷报复，他们就用这种暗语提醒同事注意，看护好自己区域的服装，防止小偷偷走衣服，“这就像公交车司机和售票员防‘车扒’一样，一看到小偷上车，就提醒乘客‘往里厢走走’……”

　　这几个营业员之间的暗语提醒，让周浦派出所的民警意识到，每家店的服务员对那些扒窃拎包的“熟面孔”是非常了解的，只是她们平时更关注的是店里的衣服是否被偷，而不是顾客的财物是否被盗。

　　如何才能调动这些店员的积极性，把万达的所有门店都发动起来防范扒窃呢？

　　“餐饮业用‘哭脸’、‘笑脸’标示卫生状况的做法，给了我们启发。”姚斌说，派出所决定根据周浦万达每家商铺扒窃拎包的发案率，贴上“哭脸”和“笑脸”，作为顾客评判这家商铺治安状况的直观依据：以3个月（季度）为1个考评周期，对考评周期内未发生偷盗类案件的商铺，于店内进门醒目位置张贴“笑脸”标牌；将发案超过3起及以上的店铺评定为防范薄弱商铺，张贴“哭脸”标牌予以警示。

　　为鼓励商铺积极参与防范，万达广场管理方承诺对本年度内连续4个周期被评为“笑脸”商铺的，次年租赁可优先续约，并在物业管理费等方面给与优惠。但对被评为“哭脸”商铺的，则由派出所经常性上门督促或约谈负责人。

　　此外，凡是提供线索帮助公安机关抓获或直接扭获犯罪嫌疑人的，由广场管理方落实专项资金，予以现金奖励，并可优先获得优秀员工评比资格。

　　试行一年发案率下降2成

　　“一旦挂上哭脸，治安不合格，影响到客户了，业主方就要找服务员‘谈话了’。而且，挂了‘哭脸’以后，店长也觉得没面子。”姚斌说，周浦派出所还专门梳理了这几年的案子，发现鞋店、服装店和超市是最容易发生拎包扒窃的3个“重灾区”：“试鞋子时，包容易随处放；试衣服时，包肯定要脱身的；超市里买东西，包大都是放在手推车里的。”

　　为了加大破案力度，周浦派出所督促广场方加大监控设备投入，鼓励私营业主自行在店铺内安装监控探头，同时将商圈200余个探头梳理成一张监控网，定期将警方掌握的嫌疑人图像资料传送至商场图像监控室，使商场的视频巡逻工作更具针对性。

　　万达广场1楼一家鞋店的店员告诉晨报记者，今年4月份，同事在店里就曾发现过3名女子尾随一名顾客偷东西，后来他们悄悄报告给了商场保安部，最后抓到了这3名女子，为顾客挽回了损失5000余元，“我们现在看到可疑人员进店，都会提醒顾客把包放放好，有时还会帮他们把包放到服务台保管起来。”

　　据周浦万达物业的康经理介绍，因为商铺内案件高发，再加上效益不是很好，一家药妆店的租约到期后，广场方就没有选择与其续约。

　　据统计，自去年11月试点启用“哭脸”、“笑脸”至今，周浦万达广场的扒窃拎包发案率下降了约20%，抓获各种类型的扒窃嫌疑人80多人。

　　为什么不少小偷是熟面孔？

　　“现在小偷明显比以前少了，但还是有，个别抱小孩的，还有‘大肚皮’的反复来。”万达广场一些服装店的店员有些不解，为什么这些小偷没法处理。

　　这些店员所反映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的执法困境。今年9月，被网友称作“盗遍上海滩”的白衣女子唐某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而“她被抓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民警，她怀孕了”。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孕妇、哺乳期妇女均属于特殊法律主体，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习惯称之为“两怀妇女”，即怀孕和怀抱小孩。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正因为这条法律规定，怀孕成了一种手段，成了一些犯罪嫌疑人的“护身符”。据警方事后查证，仅在去年一年，唐某就有7次盗窃前科，均被取保候审或者治安处罚不予执行，因为当时她也处于孕期。而且，在这些案件中，唐某参与的团伙并非固定一个，而且几乎每次伸手偷盗都是由唐某实施的，其他人主要扮演望风或分散注意力的角色。

　　“白衣女子”唐某被警方抓获后，因怀孕3个月被警方处以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现在很多时候，警方能做的就是尽量扎紧篱笆，争取让这些人每次来都偷不到，尽量挤压她们的犯罪空间，提升她们的犯罪成本。”一位法律界人士直言，这些扒窃嫌疑人都很会看风向，发现这个地方防得严了，就换个地方继续作案，因此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制度的顶层设计，同时从立法层面对组织“两怀妇女”实施盗窃的指挥者和幕后操纵者从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