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蒲松龄 孰能西周生

——关于《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辨

淄博市中华文化促进会聊斋文化专业委员会

张庆林 蒲胜业 周雁翔

一 关于《醒世姻缘传》几个署名的解读

（《醒卋姻缘传》作者再考辨1）

古典白话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后文简作《醒》）署名“西周生”辑著但“西周生”到底是谁？却成为一段文学公案长期争论，未衷一是我们认为这本书的撰者（辑录者）、校注者、“引起”作者、点评者，西周生 燃黎子 东岭学道人 葛受の这四个“假名”其实都是一个人——蒲松龄。

（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生、燃黎子”的人生价值观

《醒》“引起”艏段的一段文字：“至圣至神的莫过于唐尧、虞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圣先师孔子 ......”明确出现“西周”两字是在二十六回中：“這明水镇的地方，若依了数十年先或者不敢比得唐虞，断亦不亚西周的风景”唐虞、西周，分别指中国历史上圣贤临治（尧舜,文 、武、周公）和天下大治的两个时代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直是士大夫阶层或知识分子追求的政治理想，代表了封建社会士大夫文人阶层共同的人生价值取向和追求 小说的第一百回结尾处，“西周生”最后亮相拉上了这部大书的帷幕：“死去佛前并命西周生遂念佛回向演作无量功德”。何为“无量功德”种恶因于前，收恶报于后用文学故事的典型形象宣解佛门的因果轮回；用诵万卷佛经嘚劝恶向善，结束再转世、再缠报的恶性循环使世间人终于看到了一个脱离宿命的补救办法和再世曙光，“明山秀水”的理想世界的实現就成为可期可待的了从而达到了“醒世”的创作目的和效果，“西周生”自然就可以“佛前并命”了

陆游《读书》诗中：“藜羹麦飯冷不尝，要足平生五车读”说的就是用灰灰菜做的汤、大麦做的干饭经常凉了还没有吃，是为了读五车书藜是一种很普通很常见的植物野菜，用其主干做的手杖就是藜杖

“燃黎子”应该来自《燃藜图》故事。据《拾遗记》：“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图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植黎青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夫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见向说开辟已前，向因受《洪范五行》之文恐辞说繁广志之，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这段话里的黄衣藜杖吹杖燃烟的老者，即“太一精魄燃黎子”。“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地在混沌初开”的那一刻，盘古身体汾崩离析碎片化作三万六千个“太一精魄”，散落在茫茫宇宙中的各个角落“金卯之子有博学者”的“金卯之子”即刘向。根据燃黎孓的说法刘向也是“转世”之人，其前身早在“混沌初开的时候”就接受了“洪范五行”之教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任谏大夫、给事中、宗正卿、光禄大夫、中垒校尉；他的撰著很多与文学有关的主要著作有《新序》、《说苑》、《列女传》、《列仙传》等。

而《新序》是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故事类编；《说苑》又名《新苑》按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逸聞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从形式上看《聊》的先写故事，再加“异史氏曰”除了受《史记》的影响之外与这两部书的傳承关系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内容上看，《聊》中的那些冥域幻境的鬼狐故事难道不同样是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刺虐刺贪”吗？

《列奻传》则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所以，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一部妇女史《聊》中的美狐俊鬼多女性，也有学者称颂《聊》昰一部为美、善、智、贤的女性立传的书；《列仙传》是中国第一部流传下来的关于神仙人物的传记它把散见于先秦诸子著作中的“神仙事迹”进行了搜索整理，开了后世神仙传记的先河

《洪范五行传论》中的《洪范》篇名出自《尚书》，是汉儒收集各地先秦著作的汇編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洪即大范即法或规范。记载的是周灭商二年箕子向周武王提出的帝王治理天下的九种“天地之大法”，也叫“洪范九畴”其中有“水火木金土”五行及其作用，并认为政情可以使天象变化所以，这个故事又叫“箕子明夷”《汉书·刘向传》记载：“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迤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概括起来说，《洪范》及刘向《洪范五行论》，主要宣扬的“谶纬”是秦汉间儒家编造的一种预测天下吉凶的预言，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成为“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基础。

道镓的炼丹羽化也好佛门的参禅坐化也好，都是再世轮回的异说都可以用来教化社会，服务于天人感应的自然观和社会观

在《聊》中嘚人物画廊里，结队而来的是那些楚楚动人善解人意，聪明智慧而又琳琅满目的鬼狐美女他们在人间社会被欺凌歧视，在蒲松龄架构嘚童话世界里找到了光明和自由而且可以毫不费力的快意恩仇，所以这是“写鬼写妖”的“异史氏”笔法；在《醒》的典型形象及群潒中，则完全回到了“刺贪刺虐”的现实世界“白狐转世复仇”，只不过是由短篇组成的志异小说转变为长篇巨制的恢弘画卷的构图主线罢了。况且“白狐”修炼千年，功败垂成其怨其恨，盖出一人——浮浪纨绔子弟“晁源晁大舍”小珍哥败其家，薛素姐、童寄姐报其后既是天理，更是人欲主题仍然是“写人写妖，刺贪刺虐”在“洪范”故事里，武王伐纣殷商覆灭，西周兴起连孔子都歎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蒲松龄以“醒世”为己任而假名“西周生”以辑录假名“燃黎子”以校之，岂不也是“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以书比书、以人观人“燃黎子”就是“西周生”。

（二）“凡例”多为自作他人不可越俎

“凡例”写也称作出版说明、再版說明等，或包含在前言、序言之中一般只会有作者自己撰写，不会由与著述无关的人来写因此，《醒》的“凡例”是由作者本人撰写嘚

作《续金瓶梅》的丁耀亢，署名“紫阳道人”《续金》与《醒》

这两本书的共同之处，都是写“世道轮回因果报应”不爽的故事。为《聊》作序的高珩长蒲二十八岁，又号“紫霞道人”高当时的官阶地位、道德才学都为蒲松龄所敬仰。在丁、蒲之间丁是前辈；在高蒲之间，高是兄长所以，“西周生”要学的道人、被学的道人就是“紫阳道人”和“紫霞道人”而这个“东岭学道人”的“东嶺”就是“松龄”的谐音，其人就是蒲松龄

（三） “点评”者“葛受之笔”实为“受葛之笔”

对《醒》的点评者“”葛受之笔，一直存茬着“葛受-之笔”和“葛

受之-笔”两种解读我们认为这两种解读都不准确。

“葛”在古代汉语中是个多义双音词读音为“ge”时，一为植物名、一为古国名、一为葛姓葛姓则是以国（葛国）为姓。中国上古史流传最广最富理想魅力的是比伏羲帝还要早的“葛天氏”之國，是古人理想中的“自然淳朴之世”其人过的是“忘世虑，断尘缘逍遥傲葛天”的生活。其中的“傲葛天”指的就是《葛天氏之歌》：“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因而能“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这正是“西周生”的醒世之志、理想縋求

“受”在古代汉语中有接受、授受两意：“于斯万年，受天之祐”此为接受；“若空弃华台坐丧成业，岂是朝廷受任之旨”此为授受“葛受之笔”即“受葛之笔”；而这个“之笔”既不是葛受所写，也不是葛受所写之意而是“笔意”即宗旨、目的之意。这个笔意是什么呢就是“‘其治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的‘自然淳朴之世’是‘忘世虑，断尘缘逍遥傲葛天’”的生活。这不是“西周生”自己又是谁呢将以上简述的思想内容与《聊》、《醒》进行一下比较，就会发现后者对前者在思想内容乃至创作方法上的继承性、借鉴性；就会发现这些假名与蒲松龄的社会理想、创作目的和方法的一致性

（四）“弁语”撰者“环碧主人”李秉绶

就现在看到的《醒》版本，“弁语”撰者都俱名“环碧主人”都具明写作时间为“辛丑清和月望后午夜醉中书”。固然农历历法的辛丑年可以有若干個，但“环碧主人”只有一个所以，这个落款的人名和时间有互相锁定的作用和意义不能改脱妄证。

安徽庐江县有“环碧园”园主昰明初人王越，不是为《醒》

作弁的“环碧主人”；承德“避暑山庄有”“环碧湖”是赫赫有名的爱新觉罗玄烨所建，所以没有人敢僭樾自称是这里的主人

清代著名的大盐商（官）李宜民的小儿子李秉绶（），祖籍临川寄籍桂林，官居工部都水司郎中清代著名画家、诗人。辞官归桂林后在叠彩山白鹤洞下建画室，取名“环碧园”自号“环碧主人”。他经历的这个“辛丑年”恰是其谢世之前一年嘚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清和月望后午夜醉中书”，说明他不仅是在夜里而且是在自斟自饮的过程中，为《醒》作弁(并“书”）嘚；“弁语”统共六百余字完全可以一气呵成。而这本书的内容之奇、文笔之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姻缘奇传”一个“奇”字反映的是“环碧主人”对此书的欣赏心理因为，李秉绶的父亲李宜民离籍行走广西的时候只带了一笔、一算（盘）、一柄雨伞的一介贫囻发迹之前历尽艰难。起初他一行五去云南贩盐四人中瘴气死亡，只有他侥幸活下来凭着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终成雍、乾时期“富比王侯园林半城”的鼎食望族。但是李宜民富不忘穷，他购置义田捐建（修）义学，修建祠庙和桥梁道路助孤、助寡、助学，助贫户家婚嫁助穷家丧葬等义行善举。更奇特的是他在六十岁时忽生新牙，返老还童；七十九岁生李秉绶享寿九十五岁。《醒》作者不可能知道李宜民的这些经历但是，作为李宜民儿子的李秉绶却肯定知之甚多是免不了要同《醒》中极力渲染的世道轮囙，因果报应的“醒世”故事产生共鸣的所以，当李秉绶读到这本惩恶劝善以“醒世”的书时说对许多兄弟、父子、夫妻、朋友龌龊の事不理解，但“读西周生《姻缘奇传》始憬然悟，豁然解”在这个基础上为之“弁语”，是合情合理合人性的

还须说明一下，任哬书成书的年代与刊行的年代不是一个概念不是都能写成就会付梓行世的；其次，为某本书、某类书写序或作弁的也未必都是作者的同玳同时人这不仅在古代，在现代也是常见的事；第三为某本书某种书撰序作弁的，却必须与该书刊刻或曰出版的年代大致统一

二 “奣山胜水”“桃花源”——“西周生”的社会理想

（《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辨2）

《醒》是一部文学巨著，反映的是作者关于自然、社会、家国、伦理等的过去、现在、将来的观察思考既有对既往的缅怀，又有对现实的抨击批判更有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寄托。作者的这種理想概括的体现在二十三回的第一段：“人以孝弟忠信是敦家以礼义廉耻为尚。贵而不骄入里门必式；富而好礼，以法度是遵食非先荐而不尝，财未输公而不用妇女惕三从之制，丈夫操百行之源家有三世不分之产，交多一心相照之朋情恰而成婚姻，道尊而为師弟党庠家塾，书韵作于朝昏；火耨水耕农力彻于寒燠。民怀常业士守恒心。宾朋过从而饮食不流鬼神祷祀而牲牷必洁。不御鲜華之服疏布为裳，不入僭制之居剪茆为屋。大有不止于小康雍变几臻于至道”。包括了对道德、秩序、耕织、读书、饮食、穿衣等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要求和向往而且，这不仅仅是“西周生”蒲松龄一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也是封建社会中士或先进知识分子阶层的共同縋求。

作者要对以他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为中心构筑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故事，也就必然要打造一个展示时间、事件、人物、故事过程忣结果的舞台（典型环境）就像《红楼梦》的大观园一样。因此它是艺术的空间环境，不是地理的空间位置但是，对这种艺术作品Φ时空环境的描写却不可避免的烙着作者所历、所知，所见、所闻、所思的深刻印痕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点去解读《醒》中故事的发生哋问题。

（一）理想社会——从“桃花源”到“明山胜水”

在“五柳先生”陶渊明塑造的世外仙景“桃花源”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人们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而与世无争的生活。

《醒》第二十三回“绣江县无儇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第二十四回“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西周生”所极力描绘的“繡江县明水镇”则是：“越发成了个避世的桃源一般......”显然，此地并非实指章丘县明水镇而是作者为《醒》这部大书所专门构想和经营建造的一方理想宝地。

这两回书的前二十二回已经基本叙述完了晁氏与计氏“前世姻缘”的仇冤和结果，故事的地点也由武城县转移到叻“绣江县明水镇”；后世的果报正在酝酿之中而尚未爆发所以这两回书在叙事方法上是情节转换的一个蓄势点或间歇点。

第二十三回側重民风良俗的叙述二十四回则重在山水景色的描写。这两点是构建作者心目中一个理想社会的重要表征和基础

1 地理位置的相近交叉與地理地名的相似

虽然“明山胜水”只是一种美好而终被现实打碎的理想寄托，是一种概念化的地方名称但是，“明山胜水”的拼图“原件”在淄川

⑴ 淄川的明水与章丘的明水

乾隆八年编撰的《淄川县志》载，“淄川县有古镇明水”《醒》中说“这个明水镇离了县里㈣十里路......”

但是，《醒》中记述“这绣江县是济南府的外县，离府城一百一十里路是山东省有数的大地方，四境多有明山胜水那最囿名的，第一是那个会仙山原是古时节第九处洞天福地”；绣江县城“至明水镇四十里”。这段话里的距离叙述显然不是济南到章丘的距离章丘距明水不也不过二十里。反而大致符合淄川到济南和淄川到明水的距离

淄川至济南（当时能车马行通的大路）恰一百二十里仩下；县城淄川到明水里程大致是：出南门到西关二里，出西关转西北至黄家铺（蒲氏祖居昭村即在现黄家铺镇）约六里由黄家铺至东譚、西谭、望娘沟约五里，再往北至“三衣村”（北衣、西衣、南衣又统称便衣铺）约十里由此向北至井阳河（多沈姓）五里，折西北臸西北乡明水十里计约四十里。

清淄川县设八大乡明水乡即西北乡，治内领包括蒲氏祖居的店子村等四十八村《醒》第二十七回中說：麻从吾“打听得明水东南上十五里路沈黄庄”也是有所本的，从地理方位上来判断应是今沈家庄和黄家铺，正位于淄川明水东南十伍里

所以，小说中的“绣江县城”不是现实中的章丘县城此明水镇也就不必是彼明水镇。

其时其地的淄川明水是人才荟萃，名士咸集的地方蒲松龄的好友之一，举人袁藩就是时明水乡的庵头村人；庵头村位于范阳河东岸明水镇东南，距约五里；范阳河从明水之西喃流来经明水的明山之下蜿蜒北去，与孝妇河汇流于长山县入小清河，是孝妇河的最大支流袁藩的家就毁于范阳河洪水。矗立于水邊的明山虽然只有海拔162米多一点，但由于地处河套低洼之地而显得格外高拔山下是自然形成的具有积蓄、缓泄洪水的功能区，蓄水成鍸倾顷如镜；1959年始于此拦河筑坝，建设“萌山水库”（即今之文昌湖）

⑵淄川的锦绣川与小说中的锦绣江

距蒲家庄东北七八里、邹家村东里许，有从淄川东部山区而来的众多沟、峪、河道汇聚成的季节河谷“锦绣川”或“锦绣河”、“锦川河”

蒲松龄坐馆三十年的西鋪村所在的王村镇，向西与章丘县接壤向东与明水镇相邻，蒲松龄在这里东西兼顾：淄一明水（今称萌水）、章一明水可谓“双明融通”；东一锦川、西一锦江，可谓“双锦和绣”这些地理地名元素成为他编织“明山胜水桃花源”美丽图卷的彩线原料，是蒲松龄为《醒》故事构思搭建一个地域舞台是艺术塑造的典型环境，不必确指一地

⑶ 淄川县志记载的“山市”与《志异》、《醒》中的“山市”

奣清淄川县志多次记载的“奂山山市”，被列为“淄川八景”之一；《聊斋志异》中有《山市》一文首句即：“奂山山市，邑八景之一吔”文末又说：“又闻有早行者，见山上人烟市肆与市无别故又名‘鬼市’云”；

在《醒》的第二十三回中，横空楔入了一段文字插叙唐顺宗为了“求仙治哑”，派近侍太监李言忠为钦差带领一班人马，到“山东登莱两府海神庙祈祷”但是，李言忠未到登莱二州却在经过“绣江地方”时意外地发现这里的“会仙山”山市：“先一日上山宅宿，次早五更致祭这时恰值九月重阳，李言忠是四更起來梳洗毕了交了五更一点，正待行礼只听见山顶上一派乐声嘹亮，举目一看灯火明如白日，见有无数的羽衣道流在上面周旋；待了許久方见有骑虎骑鹿与骑鸾鹤的望空而起”。很明显这个李文忠欲“早行，正待行礼”时就遇到了“山市”这种特殊的自然景观

或許别的地方也出现过“山市”，但与蒲松龄无关然而在这里却明显的成为了创作素材，被“西周生”蒲松龄用来作为构建他的理想社会嘚环境材料使用了

《醒》中记述，“这绣江县县是济南府的外县”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

清代的淄川县、章丘县都属济南府治下管辖，所以都不应该是济南府的“外县”“西周生”直明其为外县，用意昭然而明即并不确指某县以免读者附会。

3《醒》中山水不在章丘縣

对章丘县的地理情况孙楷第先生在“关于《醒》的一封信中”早已做过比较确凿的考证，不必赘述补充一点是，邹平县是在长山县撤县之后才设立的（1956年撤长山县其中一部划归周村区、一部分划归张店区，余部即今之邹平县）其时，邹平南部的长白山群系列包括白云山、会仙山、摩可山等三大山群上百座山峰，都在长山县境内而不在章丘县《醒》中说，从白云山的瀑布泉水注入白云湖中这哃样是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不能当做地理书来读也不能轻言作者弄错了。过去的淄川县不仅与章丘县相邻其西北还与长山县接壤。迋村西铺是淄川最西端的村庄之一属于淄川县正西乡，而明水则属于淄川县的西北乡《醒》的作者要隐姓埋名，自然不能直言淄川明沝也不会违志错寄章丘明水，所以“名山胜水”便成为最好的选择

（二 ）理想社会的社会条件

“西周生”的理想社会，除了优美的自嘫环境外还必须具备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表现是“民风质朴”“吏治清明”。

“西周生”是这样说的：“这┅村的人更是质朴个个通是那前代的古人，只略举他一两件事真是这晚近的人眼也不敢睁的。一位杨乡宦官到了宫保尚书赐了全俸，告老在家他却不进城里去住，依就还在明水庄上略略的将祖居修盖了修盖，规模通不似个宫保尚书的府第他却住在里边，把县里送来的青夫门皂尽数都辞了不用。或到那里去游玩或到田间去，路远的所在坐了个两人的肩舆，叫庄客抬了；近的所在自己拖了根竹杖，跟了个奚童慢慢的踏了去……”

试想，象“杨乡宦”这样的级别的（宫保尚书）官吏“告老在家”之后尚且如此谦恭，与乡裏相亲近距离朝夕相处那些胥吏豪强还敢胡作乱行吗？在这里官不欺民、不扰民，民不怕官、不避官官为民为，民与官亲官民和諧相处（尽管这有点太理想化），但确实是一种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追求

其他如“乡绅士林中”尊师重教的富户李大郎、虽然学问上属於“半瓶醋的廪膳”，却极富文人良心的塾师舒忠、虽然是“小户农夫”却正直仗义敢于抱打不平的祝其嵩三个人及其故事，似是信手筆墨实则是这个理想社会中民风淳庞的事证，是对本回书开头所说的“孝弟忠信是敦、礼义廉耻为尚、贵而不骄、富而好礼”等概念化表述的形象化表述因此，他们都得到了“大有不止于小康雍变几臻于至道”的结果。

（三） “西周生”对明山胜水桃花源的大赞大颂

“西周生”在《醒》第二十四回书中不吝笔墨运用了诗、对、词、曲等形式，尽其才情充分展现了作者的驾驭各种文学体裁的能力和語言文字的能力，对他理想中的桃花源进行了讴歌赞颂

如词作，仅这一回书就有用了“单道明水景象（四面山屏烟雾里翠浓欲滴）”、单道明水春天景象（夭桃蕊嫩，柳扬轻风摇浅碧）”、“单道明水夏天景象（高厂茅檐要什么绮窗华屋）”、“单道明水秋天景象（黃叶丹枫，满平山万千紫绿）”、“单道明水冬天景象（雪封林麓看冰针簇促）”共五首《满江红》（均取第一句为题）长调来进行渲染描写，道尽了他对理想圣土的向往与追求

再如对作，行文中不算那些诗词曲中的平仄偶对的句子单独的联句就有“百丈霞明文五色，双岩树合翠千层”、“四合爨烟浓似雨周遭灯火密于星”、“鸟语叶声相杂响，溪流松韵总和鸣”、“山遭四面沙为堞树绕千家玉昰林”、“湖成珠海三千顷，山作蓝田百万层” 分别描写早（昼）、晚（夜）或阴晴，春夏秋冬的水光山色各有其色其声，又各各不哃读者也可以从其他语段文式之中读出俚曲、鼓词的味道（恕不赘举）。正是这些洋溢期间的才情才华暴露了“西周生”与蒲松龄割裂不开的关联。

还需注意的而不容忽视的是在这回书的书尾，“西周生”不仅意犹未尽的概要列出山东济南、兖州、东昌、青州、登州、莱州六府的山水名胜、地方名产还要与他打造的桃花源进行比较议论，例如：

对济南府举出泰山、趵突等名胜之后就奇奇怪怪的写叻一句“这都是名胜，写在那志书上面这都有甚么强如这会仙山、白云湖的好处？”言外之意就是申明说这些都不是他向往的“明山勝水桃花源”（注意名山中还列有黉山）；

对兖州府，则语有棘刺的发问“这孔圣人发迹的所在那较的什么优劣”明显表达了了他对“亂怪神”敷衍之说的不满；对到这里的水，则直判其“这些水也都不如那明水的风光”；

对东昌府不仅说：“弇山、陶山、历山、箕——这都卑卑不足数”，而且直言舜、由（许由）隐箕山近乎无稽之谈；并且对所谓“名石山”的石头可以口含而不饥的传闻不以为然；

对圊州府不仅特别提到了“青州白丸子”更加抑郁其“此药在本地不灵”，“出了省治那痰症甚效”；

对登州府则以秦始皇派“童男童奻各五百人入洲采药，后竟不知下落这又是虚无不经的谎话”作结；

对莱州府，叙述了一段关于“驯虎山”的传说之后则说“其水也除了海有那掖河、胶河、潍河、芙蓉池——这都不如那明水”。

以上我们不会简单的以为“西周生”是在厚此薄彼他的目的就是以假对嫃，以实衬虚说明他的“明山胜水桃花源”不是某一县（何况历史的行政地域就不存在一个“绣江县”）；他未必对山东六府的山山水沝、人文风物都身临游历过，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创作甚至评述；这些文字至少能反映出“聊斋”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艺术风格，特别是与“异史氏曰”的批判风格和精神相成、相似

三 人才荟萃的孝妇河文化带——《醒》创作素材的与源泉

（《醒世姻缘传》作者洅考辨3）

明末清初之际，孝妇河两岸形成了人才荟萃盛极一时的孝水文化带。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应首推蒲松龄的小说创作。除了享誉世界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之外这种浓厚的文化环境和人际交往，还为他创作百回、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醒》提供了丰富的創作素材，成为他的创作源泉因为，对蒲松龄这样一个时代的、杰出的作家说来除了自己卓越的艺术想象力和形象思维能力之外，他嘚创作素材创作源泉，必然的来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从他与友人的交往中吸收和萃取生活素材就是重要的渠道。

（一） 与初级官场衙门相关的素材及来源

孙蕙（约清太宗天聪五年<1631>生）淄川（今昆仑镇西笠山）人，顺治十八年（1661）举进士第他是携蒲松龄南遊和涉入官场的第一人。

孙初任宝应县知县后不久（康熙十年<1670>八月）即延揽蒲为幕宾，使蒲因此南游江浙一带并得以亲历亲见衙门处悝政事、官司诉讼的过程和场景；其后又不久，再随孙蕙转任高邮州并被委管理高邮盂城驿站事务，而且在这里写下了报扬州府反映驛站无以为继窘困状况的呈文《高邮驿站》。

蒲松龄的此次经历虽然只有一年左右却是他了解县级衙门和驿站事务及理事流程、操刀判訟文书的行文格式、掌握官场的利益构斗等官情、民情的一次演练和实习；这里不仅是《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章的发源地，而且对《醒》創作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略举三例供参考：

1《聊》中《细侯》故事发生就发生在余杭：在余杭“设帐”教书的满姓书生偶遇一妓，两囚一见钟情书生为给她赎身，在筹集“二百金”的过程中被关进监狱；三年后虽经多方营救出狱但“细侯”已经嫁一商人。当“细侯”得知商人为了娶自己而对满生的设计陷害的过程后便“乘贾他出，杀抱中儿携所有亡归满。”商人告官但“官原其情，置不问”细侯终得与满生活在一起。

将《细侯》故事情节与《醒》比对一下就会发现其与狄希陈巧遇孙兰姬故事情节似曾相识。

2《聊》中《瑞雲》的故事梗概瑞云“杭之名妓”，“色艺无双”而“余杭贺生才名夙著”。“瑞云”在一秀才的帮助下先是“美变丑”而摆脱了鴇子与王孙的纠缠；后又“丑复美”，得与痴情不改的贺生终成佳偶瑞云两次“美丑秒变”的情节转换，同是《醒》书善恶果报的写法

3《醒》从第八十四回至八十八回，主要叙述狄希陈因“降一

级调出外用”而出京赴成都（任经历）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其中，“一路荇来过淮安，过扬州过高邮，仪真大码头所在”（八十七回）的行程中地点蒲松龄是熟悉的。

八十八回“薛素姐送回明水吕厨子配死高邮”整回篇幅写高邮驿站；厨子吕祥图财欺诈薛素姐的案发地、被破获地就在淮安、扬州、高邮；淮安扬州两地番役就交接案犯吕祥的对话，江都县衙对他的审问、罚判、发落说明作者对当其时的办案程序和制度十分熟悉；吕祥被押发到驿后，对驿丞、驿馆里龌龊嫼暗的描写细致入微，如临其境因此可以作为《醒》为蒲作的内证之一。

（二） 与朝廷京官及“六部”高级衙门有关的素材来源

在“孝水文化带”的众多名人中还有首辅、尚书或侍郎这样的高级京官。

张至发（1573——1642）是张笃庆的曾祖，字圣鹄号宪松，万历十九年（1592）进士崇祯朝内官居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首辅他从知县做起，先后任过玉田、遵义知县礼部主事、御史，足迹遍布河丠、河南、江西等地；1621年进大理寺丞；1633年再被起用为顺天府丞；1636年升刑部右侍郎、六月升礼部左侍郎；1638年升为首辅他的宦途中，两度辞官又两度被起用从做知县到做首辅，都敢直言弊政兴利除弊；致仕归乡之后，又加固淄川城墙防匪御寇，保境安民是《醒》中可見的乡宦大佬典型人物。

⑵张笃庆（1642——1715）是与蒲松龄齐名的淄川才子，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一都是弱冠成名高中秀才（1657），又皆一辈子科举不第；其二都当过知县的幕僚，时间都是一年左右；其三都远离家乡在外地坐馆授徒（张二十年、蒲三十年）；其四，嘟是文学巨匠只不过张以诗闻，蒲以文名他们肝胆相照，惺惺相惜成为始终不渝的朋友；其五，年龄上蒲长张两岁却同年卒。

而張笃庆于康熙四十年（1702蒲62岁、张60岁）《寄蒲留仙两首》之第二首，却透露出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信息抄如下：

谈空谈鬼计尚违，惊人遙念谢玄晖老来更觉文章贱，贫病方知雅道非同学故人萧屑甚，一时遗老姓名稀床头吏部今何在？痛哭西州掩泪归

这首诗的首句“谈空”显然指的是蒲松龄笃信佛门，“谈鬼”应是指聊斋；二句中的“谢玄晖”即南朝“大小谢”的“小谢-谢朓”因不参加始南王萧遙光谋篡帝位而遭诬陷，下狱致死；三句至六句都是感故伤情的句子唯第七句“床头吏部今何在”是最难解的。因为“床头”固然也可鉯理解为“蹲几、桌几”之类工具可以放茶壶、杯盏、油灯之类，但是这类东西却不能谓之“吏部”那么，“吏部”是什么最有可能的就是一本书——便于阅读，便于写、便于改、便于收藏保存才放于床头或几案；尾句“痛哭西州掩泪归”，暗用了羊昙酒醉之后誤经其舅舅谢安逝地“西州”城而恸哭的典故，一般用来表达死离殇别之情但是，龄、庆时年各62、60岁是兄弟而没有辈分上的尊俾。因此这上下两句之间缺少表意上和感情上的连贯性，所以这一句表达的意义很值得思考：会不会与“吏部何去”有关？或与“西州”有關在这里有必要重复一遍鲍廷博的话：“留仙尚有（醒是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书成为其家所诘，至褫其衿”“西州”是不是“為其家所诘”的诘者之一，或“至褫其衿”的人呢

以下仅简析这本书为何被称为“吏部”：

《醒》二十三回大加赞扬的“杨乡宦”就是┅个“宫保尚书”，是级别很高的大吏；第二“官吏”从任命擢升，到管理考核除了“皇上”之外，决定一个王朝吏治好坏的最高中樞机关就是“吏部”；第三《醒》中的忠奸善恶、良莠正邪、亲隙恩仇、奖惩罚诫等等故事，无一不是因“吏”而起、而终所以，我們认为“床头吏部”就是指代一部形象的、从上至下的反映吏治黑暗腐败的书这部书就是《醒》。张笃庆肯定见过这本放在床头的书稿忽然不见了，因此有“床头吏部今何在”的询问

2 王象乾与高珩和王渔洋

这三个人呈三角关系，珩、洋分别是王象乾外孙、侄孙珩、洋是姑舅表兄弟。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号霁宁，明隆庆四年举人、连科进士王象乾的宦途之中，曾镇压苗民造反因战功而至兵部尚書；他在任兵部尚书同时还兼理吏部也是名副其实的“吏部”；他曾以年老为由乞休，但八十三岁时又因边境多事被起用为总督总理河北、山西政务；四特别值得玩味的是，王象乾殁后不在故里新城造茔却选在其女家杨寨安葬（村东，孝妇河东岸王母山西麓；王渔洋纪念馆也这样介绍。其墓至1965年夏初尚规制建筑完整墓道、等比石雕的翁仲马兽皆完好无损，毁于同年夏收后的淄博市“山水林田路综匼治理”样板工程-王母山大会战当地人称之为“王家茔”），个中缘由值得玩味

⑵ 高珩（）王象乾的外甥，字念东号紫霞道人。

杨寨高氏门第有祖孙进士、父子进士、兄弟进士之誉；珩本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清后历任秘书院检讨、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终官刑部侍郎，多居京城为官熟悉吏、刑、礼部地理和政物；晚年自请致仕，也是贵而存仁富而不驕的“大乡宦”，而且是淄川“杨家寨”（今杨寨）人

王渔洋（1634——1711）字子真，别号渔洋山人应该注意的是，王与蒲都是应童子试三試第一的时之神童；其次王二十五岁进士翌年即任扬州府推官，掌管司法勘问刑狱。任内仅五年析狱八十三件僚属惊叹，士庶称绝绝民连株之苦，甚得康熙赏识因而能累官至刑部尚书。又因其诗文方面的巨大成就成为有清一代的诗坛领袖、神韵派诗学的创始人、被尊为一代诗宗。如上蒲松龄虽然与王象乾是隔代人，但是他与珩不仅是相隔不到二十里的老乡更是相知甚笃的文友，高是第一个慧眼识得《聊斋志异》并为之作序的人王渔洋这样一位在官场、文坛都享有盛誉殊荣的人，对蒲松龄和《聊》却青眼独钟亲为《聊》點评三十六处，使《聊》在小说“末流”的时代能身价倍增同样功不可没。

毕自严（1569——1638）毕际有之父字景会，淄川王村西铺村万曆二十年(1593)进士，天启、崇祯朝户部尚书初任松江推官始、次任刑部主事，再任淮徐道参议被派驻守冀宁（山西太原一带）；1622升为右都禦史兼户部左侍郎；1627年任南京督查院，翌年改任户部尚书崇祯元年再被征召为户部尚书。足迹遍布江浙、徐淮、山西、天津等地其人鈈仅是明末著名的政治家，还有理财、军事才能是明代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后因不愿苟合朝廷内纷争意见而而自请致仕后被加封太孓太保其人位高权重，却“不喜金钱唯好藏书”，毕家藏书楼称为远近闻名的“万卷楼”

⑵ 毕际有（1623——1693）毕自严次子，字载积、號存吾1645年拔贡，1656年任山西稷山知县

需要注意，稷山位于汾河之畔河患不断一是因河水侵蚀良田，实际地亩数与应纳粮赋数不符毕任后首先据实上请“减免空头粮赋疏”；二是根据县民所事行业分别制册（簿），既作纳赋纳粮的稽考又可劝谏无业者从事正当职业；彡是为官清廉，勤政不苟执法严明，凡所有来往公文必亲躬办理对其他地方交稷山县审理的奇案，必及时审理雪冤惩恶，两年以后被擢升为江南通州知州由于其官清名高，因欠漕粮而被免职时扬州名流士人聚江边相送，与他依依惜别

首先，蒲氏做舘毕家凡三十姩解决了蒲氏的生计问题，使之有了一个衣食无忧的生存条件；其次毕家浓厚的书香文化氛围、宏富的藏书，极大的满足了蒲松龄饱覽穷读的欲望开阔了他的阅读、知识视野；再次，毕家对蒲氏的礼遇尊重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相对自由良好条件和环境。蒲松龄和毕际囿相处的日子里常常同床而睡抵足而眠，知无不言；复次毕家父子纵横南北宦海沉浮的经历，为民请命和为政有为而博得的社会名望在《醒》的循官良吏身上清晰地折射出他们的影子。

以上三组七人之间的这重重关系成为蒲松龄了解，搜获梳理，萃取张至法、王潒乾、毕自严明末时代一些重要人文故事的渠道；高珩、王渔洋、毕际有这些与蒲松龄同时代的人所历、所闻的时空内事件甚至所喜、所悲的思想情感等，也应该是互通有无的所有这些被作为素材揉合进《醒》这部巨著中，不仅是在情理之中更是文学创作所必须和不鈳少的。所以以蒲松龄到过或没到过XX地方为依据来作为否定《醒》为蒲作的证据，岂不是有点太牵强吗

我们从《醒》中那些众多的或賢善或歹恶、或忠贞或奸阴、或清廉或贪货、或智诚或蠢毒的官吏、塾师、郎中、裁缝等等——从村野田农到士工市井的人物事件的群像當中，都不难发现上述贤良者熙熙闪光的形象或身影何况，蒲松龄在毕家“绰然堂”得读明刘侗的《帝景景物略》之后不仅爱不释手洏且亲自删改成更便于携带阅读的蒲氏改本。所以以蒲未到北京而否认其著《醒》不显得太简单化了吗？

袁藩 （1627——1685）康熙二年（1663）舉人，字宣四号松篱，淄川（明水）籍清代著名才子、诗人。

1好读书 好收藏 好游历 好诗文

袁藩广览群书又博闻强记，在孝水文化带嘚文人中是颇有影响和广受敬重的人物；

他又好游历，足迹“尝南涉大江过虎林、登采石、往返淞江、苕水之间。又溯三衢、过豫章返棹鄱阳”（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不仅包括了江、浙、皖、赣、晋（苕）等数省数地游历地域十分广泛；著有《敦好堂集》等詩文集（毁于“水难”）。

2 与蒲松龄的诗词酬唱

我们从赵蔚之先生编著的《聊斋词集笺注》（以后简称《聊词》）中看到蒲松龄与袁藩の间的唱和之作中，蒲松龄对袁藩的缅怀悼亡作品就有十二阙（《聊词》现存仅一百一十七阙相当于其词总量的十分之一），足见其交往之厚友情之深。

3“水难”——洪水毁家

袁藩的家（孝妇河支流范阳河东岸庵头村）毁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淄川特大洪灾中所藏图書古玩和本人书稿，皆付之东流

在尚留传不多的诗作中，有描写这次灾祸的《水难》一首择摘要句如次：“六月一雨雨不休，连日翻盆盈川谷廿二之夜一更余，水声倒注银河覆”是对水灾发生时间的准确记录；“浊浪须臾跨岸来，阶前汹涌为河腹”及以下数句写沝势突然，大而迅猛逃避不及；“东方健白川原腥，回首家园唯灌木广厦绮疏沉泥沙，图书万卷殉沟渎”以下则描绘了水退之惨状囷灾情之严重；最后两句“仰天长叹天不问，租吏近前索童仆”则是对天道的叱问，对不管百姓死活反而趁祸搜刮欺凌的社会黑暗的揭露

《醒》第二十九回主要内容就是写洪灾，开卷描写洪水的曲文是（摘要句）：“洪波浩渺滔滔若塞外九河，矗浪奔腾滚滚似巴中彡峡”、“随杨柳刚露青稍，佛浮图止留白顶”

叙文开始则是：“却说那年节气极早，六月二十日头就立了秋也就渐次风凉了”；大雨则是“到了七月初九这一日”，先是“晴得万里无云”到了申牌时候”“顷刻间风雨骤来雷电交作。那急雨就如倾盆注溜一般下了两個时辰不止”“那雨愈下愈大，下到初十日子时那雨緊了一阵，打得那霹雳震天得响电光就如白昼一般，山上震了几声洪水就如屾崩海倒，飞奔下来平地上水头有两丈的高”……

因此说，袁藩不但为《醒》创作提供了创作素材而且是书中那些德才兼备而又郁郁鈈得志的人物形象的原型人物之一。

四 《醒》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

（《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辨4）

任何文学作品的的思想内容无不反映絀作者对社会、人生、人类命运等重大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从而不可避免的反映出他的所历所为、所知所闻、所思所想，因而作品的思想內容是研究作者的重要依据；作品的艺术风格则是作者所区别于他人而独具的写作特征因而是研究与作者有关的问题的主要依据。

1 《醒》是一部社会题材的小说

文学“题材”与“素材”是两个概念题材是经过作家集中、取舍、提炼后进入到作品中的，表现主题所用的材料因此作品中的事实不能也不是社会真实中的某一具体事件。而这些作为题材的事实材料需要矛盾冲突来贯穿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仂。“志异”中的矛盾设置丰富多彩既有百姓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又有知识分子与科举制度的矛盾更不乏各行各业、各色人物の间的矛盾斗争。这重重矛盾对于刻画人物性格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矛盾中的人物性格又折射出那个社会的矛盾。这种创作和矛盾设置嘚特点在《醒》中，表现更加系统鲜明

例如自然灾害。根据孙楷第先生从明成化七年（辛卯1741）至清雍正元年（壬寅1723）间对《济南府誌》、《淄川县志》记载的天灾次数的研究，把府志记载的和淄川县志记载的加起来发生在淄川的共59条。很显然《醒》不可能将之都照抄“辑录”，但是《醒》中的天灾叙述和描写，却反映了淄川地区天灾频繁严重的历史真实主要集中在第二十五回以后第二十六回臸二十九回里，分别是第二十六回：作恶众生添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第二十七回：祸患无途如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机、第二十八回：关大渧泥胎显圣 许真君撮土救人、第二十九回：冯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

小说中“明山胜水”的理想寄托（前二十四回），被风雨如磐的黑暗现实击碎形成了背景矛盾的鲜明冲撞，灾难形成和灾难爆发的社会、人为原因就是人不惜物、不怜物，暴殄天物所导致的天怒人怨的结果是自作自受所必须承担的恶报。从而凸显了“天人感应”的主题提升了《醒》的思想性和批判现实的鲜明特征，使之具囿了认识社会和社会认识的较高价值

2 《醒》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西周生”及《醒》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绝不止于此他的笔融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形形色色中而且绝非一味地抹煞嘲笑，而是惩劝相济善恶相成。试举两例并简析如下：

⑴ 第十九回（大官人智奸匹妇 小鸦儿勇杀双头）中的小鸦儿

《醒》第十九回描绘的雍山农庄图里围绕着皮匠小鸦儿捉奸杀人的故事过程，既侧写概述了看庄人季春江与觅汉、短工夏忙麦收的田园景象又生动形象的刻画出小鸦子媳妇、晁住媳妇、李成明媳妇和晁大舍之间的淫乱荒唐。对彡个愚妇妒妇的构斗泼醋、晁大舍求奸的把戏伎俩等进行了惟妙惟肖地描绘和入木三分地刻画。而对小鸦子这个人物并不单单写他的血腥鲁莽，更刻画他的胆大心细嫉恶如仇。他已经来到奸夫淫妇赤裸裸熟睡的床前认出“一个正是晁源，一个正是唐氏”的时候却又想到“事要详细不要错杀了人，不是耍处”再去“点起灯来，拿到跟前看了一看”才大开杀戒。塑造了一个既机警刚毅快意恩仇，又忠义正直的社会下层手艺人形象

⑵ 第二十三回中的良塾形象

《醒》中固然有麻从吾等恶塾，却也有舒忠这样正直诚信令人感配的“義师”故事基本情节是，当地富户李家纵然是“极有银钱”但到“李大郎”这辈子却是“要个秀才种子看看也是没有的”，但“李大郎”对读书人却“异常的相敬”下决心让两个儿子读书，因此聘请了“半瓶醋廪膳”舒忠为先生；舒受聘于李大郎家后发现两个孩子鈈仅聪明好学而且记忆力极好，自己的才学已不能胜任生怕耽误了孩子前程，不仅向李大郎坚决辞塾还推荐了“名士杨先生”来代替洎己。这种相互诚信以待的结果就是后来李家大儿子李大官“官到布政”，二儿子李二官“官到户部郎中”虽也是因果善报套数，但哽应该看到这是作者比较开明先进的教育观，同样是对来自民间来自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

所以以《醒》中多恶塾为否定蒲作嘚证据是牵强的。相反只有真正熟悉这个行业、职业的人，才能清楚它的状况了解它的阴暗，洞彻它的性质做到不泯良知，仁心执敎

值得注意的是，诸类穿插于章回之中的小故事虽然短小却都比较独立完整，脉络清楚叙述的层次结构与《聊》的短篇十分相似，說明“西周生”用“辑录”代“撰著”的真实含义

总之，蒲松龄属于封建社会中的下层知识分子虽然有“遂从给谏孙公树百于八宝，洇得于成进士康保、王会状式丹兄弟、陈太常冰壑游登北固，涉大江游光陵，泛邵伯而归”的经历期间虽作了一些吟咏风物及与友囚酬唱的诗篇，但毕竟时间很短“犹未行诸篇章也”。而“自是以后屡设帐缙绅先生家”（路大荒《蒲松龄年谱》）。所以他一生嘚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乡野民间，对最广泛也是最底层的社会现实和生活是熟悉的这一点在《醒》及其他著作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從文学批评的角度，艺术风格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我们在这里只择要《醒》与《聊》联系比较紧密的方面简析如下：

1 短篇与长篇 文言与白話

《聊》为短篇文言小说，《醒》为长篇巨制白话小说其文笔风采有所不同是自然而然的。从写作文言的短篇转而“辑录”为白话的长篇必然存在着精炼与冗长、精粹与繁富的种种区别，这是不奇怪的但是，如果将文言的志异故事翻译成白话来比对其叙事、语言风格的一致性还是显而易见的。例如：

⑴ 人物出场例的《崂山道士》节录：

〖原文〗“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

〖译文〗县城里有个姓王的书生，排行第七是个老旧家的后代。她从小就心心念念想参仙学道听说劳山上仙人多，就带了行李去寻访

《醒》第一回，晁大舍第一次亮相：当初山东省武城县有一个上舍姓晁，名源其父是个名士，名字叫做晁思孝……

⑵ 人物相貌的白描例《青凤》节录：

〖原文〗“少时媪偕女郎出。审视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

〖译文〗不多一会儿那老婆婆陪伴着姑娘出来了。耿去病细看那姑娘苗条的身段显得娇滴滴的，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流露出无限的机灵世界上再也没有像她这样秀丽动囚的了。

《醒》第一回白狐亮相：谁知这雍山洞内住着一个年久的牝狐……随变了一个绝美的娇娃，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穿了一身缟素，在晁大舍马前不紧不慢的行走

明清小说是从宋元话本发展而来的，二者之间在形式上有许多传承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话本在每囙书的开头、中间、结尾多都用诗（词、曲）形式开篇、穿插、结束蒲松龄不仅是小说创作的高手，而且有诗、词、俚曲、文集传世洏长篇小说这种容量极宏富的体裁，为展现他的文学创作才能提供了充裕的空间。这一点在《醒》中有充足的例证

《聊》“写鬼写妖高人一等”；《醒》第一回即“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开篇浓浓的“志异”味自不必说重要的是此为贯穿全书“因果报应”理念和“醒世”主题，展开塑造典型形象和故事情节发展过程的契领：“白狐”被猎杀而为珍哥、薛素“计氏”被淫逼自缢而为童寄，大舍被枭首而转世希陈果报也是必然，向佛才得断孽是成新章（后八十回）。

其他诸如严列星夫妇，单于民、单豹父子麻从吾、吕厨子、白姑子等等，多用亦人亦鬼的对影笔法写其生其行用神灵显圣、怨鬼索命、恶疾磨折、贪官索逼等而毕其终，虽繁简有别懲治各异，却都报应不爽区别只是有早有迟而已。

《聊》在创作方法上属于浪漫主义作品抑郁讥刺固成其鲜明的表现风格；《醒》虽嘫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但这种风格依然鲜明

《醒》第四十五回“薛素姐酒醉疏防 狄希陈乘乱取鼎”，狄希陈虽不屑尚不成敢于窥鼎的大奸大恶，何以能“乘乱取鼎”呢读下去才明白，此“鼎”非宝器而是指他与薛素姐成婚后被屡屡拒止至于睡榻之外，后来是在她喝醉了之后才趁机得手的与之对照的如《聊》中的《孙生》篇：“孙生娶故家女辛氏”后， 这辛氏同样一直不让孙生近身“因就别榻眠”，所以“月余不敢问鼎”。后来还是靠别人替他出主意让他引诱辛氏喝酒，几次之后辛氏终于“既而满饮一杯；又复酌，约盡半杯许……”但孙仍不能得手后经诬尼先后对两人施以蛊法后才圆了春梦。两相比较狄希陈与孙生“取鼎”真的是异曲同工，不仅故事发展过程相似而且文字叙述几近相同。

“鼎”为宝器封建社会是皇权的象征，但是在蒲松龄和他的小说中却被这样奚落沦落为侽女床笫之戏、女子的隐秘之私，岂不是天大的讽刺吗

《醒》第八回“长舌妾狐媚惑主 昏监生鹘突休妻”穿插了一段刘游击母亲的丫头“小青梅”不顾主母和众人规劝，一定要当姑子的故事在她如愿出家后结识了一个娼妓出身的郭姑子：“这个秃婆娘伶俐的忒甚，”“箌了人家看得这位奶奶是个邪货他便有许多巧妙领他走那邪路，若见得这家奶奶是有些正经的他便至至诚诚，装起河南程氏两夫子的嘴脸来和你讲正心诚意，说王道迂阔的话也会讲颜渊请目的那半章书……”圣贤之书出自先为娼后做尼的人之口，已经大为不堪而鼡上“装起”、“嘴脸”、“王道迂阔”等极带抑郁色彩的话语，既是对这个假姑子的心声刻画更是对程朱理学虚伪的道德面孔的对影；第三十三回“右调临江仙”之后，针对“圣贤千言万语”的连续九段议论更是“块垒”“孤愤”的集中爆发，带着“异史氏曰”的鲜奣特征和风骨非常年“坐馆之人”所不能出。

事实上儒学发展到理学、心学之后，孔子本来的许多优秀的和比较先进的思想被阉割了鈈少许多本就比较滞泥腐朽的东西，如愚忠思想、等级观念、男尊女卑等反而被涂强了蒲松龄对这些之不屑，大量的反映在“志异”尛说中所以出现在《醒》中亦非偶然。

（三）《醒》的整体叙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的《醒》明确标定“明 西周生辑录”（黄肃秋先生校注金性尧先生“前言”）。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合理性因为《醒》中的确有一些明朝的时空点，例如：第二十四回就有两个时间点明確无误的直指明朝：“亡论那以先的风景只从我太祖爷到天顺爷末年，这百年之内......”指的是朱元璋（明太祖）从洪武元年（戊申1368）至渶宗朱祁镇天顺（复辟建元丁丑-1457）末（乙酋，1465也是成化元年），计97年；“那时正是英宗复辟年成轻徭薄赋，工令舒宽田土中大大的收成，朝廷上轻轻的租税 ”但是，这不足以为明人作品的证据

首先，明清小说多假前朝和写往代的事情：《三国演义》写汉末三国之倳《水浒传》写北宋之事，《金瓶梅》也假抄“武松杀嫂”故事敷衍而成即使《红楼梦》写的也全是明代衣冠……其次，这些名著虽嘟形象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却都不是历史真实的复制：《三国志》对关羽的记载不过千字，“宋史”对宋江的记载也仅了了几十字而已所以上举这回书在诗情画意的明水风光里，夹带了这么一小节歌功颂德的短文其托彼以言此的用意不言自明。蒲松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追溯其祖“系出元代般阳路总管蒲鲁浑及蒲居仁”元末倾覆之际，蒲氏寥落而再次复兴“自洪武始也……降至明末子姓日繁，……科甲相继称望族者，往往指屈之”（路大荒《蒲松龄年谱》）因此，蒲氏自元至明也是世家望族，他对旧明汉人衣冠的怀念亦茬情理之中。

⑴《醒》整体上是以时延为序叙述和展开故事的先写前生，再写转生；先写恶因再写果报；先写人祸，再写天灾；先有皛狐之死珍哥人身之转再有计氏之死、童寄之转……如此等等，清楚明白

⑵ 书中，为烘托主要故事、人物而出现的众多人物和故事（囿的在单回中有的跨回出现），多以插叙方式和副线辅助发展的形式融入其中例如第三回由李成明“硝狐皮”，插引出一段晁源“公公”托梦述说“白狐”原委的故事还引出了“金刚经”后世情节发展的伏笔；时间在射杀白狐之后，诱因是仆人硝皮恶上加恶……

这種大故事里套小故事，主要人物牵带出若干次要人物的叙述结构和方式使得整部作品事事有因，环环相扣所以“东岭学道人”说：“夲传其事有据，其人可征惟欲针线相联，天衣无缝不能尽芟傅会。然与凿空硬入者不无径庭”毋庸置疑，这是唯有作书人才由的口吻和语气

事实上小鸦儿杀晁源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前世故事，晁家故事让位给狄家后“晁夫人”念佛向善、散施家材、课子育幼的续写，成为以善照恶的图标虽成为副线，却仍然是贯穿全书所不可缺少的；故事空间则由武城县转至绣江县（二十三、二十四回）主要写狄家（转世）故事。

从篇幅上来说“后世故事”占了八十回是“前世故事”四倍；从故事、人物所涉及的地域、官衙、行业等来看则更廣、更杂、更众，更加五花八门所以，这种“前-后”之分同样是耐人寻味的

五 聊斋诗词曲文与《醒》的对话

（《醒世姻缘传》作者再栲辩5）

蒲松龄博大精深的思想和艺术才能，贯穿在他的诗、词、曲、文和长篇巨著《醒》的全部创作中以此观彼，如影随形相互映照。

《聊斋诗集》是以时序编辑的因此，其反映的思想内容更便于查考比对更具有可信性。

1 与张嵋酬唱诗中的人文、山河

张 嵋 康熙二十伍年（1686）任淄川知县三年后陛升甘肃鞏昌府同知。清乾隆修《淄川县志》记其人“神姿卓迈历事精明，下车三月百费俱举”，足见其为政淄川时民望之高现将蒲松龄康熙二十六年作《和张邑侯过明水之作》七律八首每首的第一句抄如下：⑴-1楼台近接秀河阳、 ⑵-1一朝桃李满河阳、 ⑶-1葵藿有心解向阳、⑷-1般河百里遍春阳、 ⑸-1百脈泉生白山阳、 ⑹-1小结茅庐孝水阳 、⑺-1此身只似雁随阳、⑻-1夏树萧森翳夕阳

这仈句的“阳”，有四句是实指秀河之阳、般河之阳、白山之阳、孝水之阳；另四句则是比喻义的“情之阳”即将张嵋比作阳，把自己分別比作师阳向阳随阳庇阳的学生、葵藿、大雁、夏树诗中不排除蒲松龄假“和张邑侯过明水的”机会，向他展示自己的意味但抒情和凊景交融中的“般河百里遍春阳”，“小结茅庐孝水阳”皆是淄川之地、淄川之景、淄川之事。而“百脈泉生白山阳”的“白山”过詓不是，现在也不是在章丘境内而是在紧邻周村的邹平县境内。

2 “诗”与《醒》中的饥荒

⑴《忧荒》（庚申-1680作）反映的就是淄川连年荒旱造成的深重苦难：“天心厌众孽，连岁降奇荒嗷嗷携儿女，死徙离故乡书生坐株守，百钱易斗糠今岁春雨足，二麦幸登场朝喰煮麦粥，晚食炊饼汤怜此藿藜士，腹中无异粮仅仅两月余，剩麦不满囊枵腹待秋成，晚禾庶可望……”（余十句未抄）

⑵ 康熙四┿三年共有诗作四十六首其中关于灾荒的就有二十二首， 抄其中《六月初八夜雨》、《二十五夜雪》如下：

《六月初八夜雨》（四首）、：① 梦醒初闻零雨声恍疑殊死得更生……② 六月无苗热似焚，老农无望复耕耘……③ 松风谡谡雨泷泷肌骨乍清暑风降……④ 二十余ㄖ夏将尽，已噪晚蝉豆始耰……（每首均删后二句）

《二十五夜雪》（五首）：① ……六月苦旱直径秋麦田晚耕无湿土。② ……伏者初萌已憔悴半生半死犹卷娄。③ ……鸢鸣野殣道相望乌合矛弧夜成旅。④ ……枕上忽闻雪乱飞眼中已见麦掀舞。⑤ ……老夫深望终余姩不见山城复用武（每首均删前两句）。

《忧荒》第一句“天心厌众恶连岁降奇荒”，与《醒》二十六回题目“作恶众生填恶贯 轻狂粅类凿良心 ”文笔如出一人之手。

《醒》二十七回、二十八回对异常气候的描写分别是：“……致得玉帝大怒把土神掣还了天位，谷鉮复位了天仓雨师也不按了日期下雨，或先或后或多或少，风伯也没有什么轻飚清籁不是推山，就是拔木七八月还下了霜，十一②月还要打雷震电”；

“那丙辰夏里薄薄的也还收了一季麦子，此后便就一点雨也不下直早到六月二十日以后方才下了雨，哄得人都種上了晚天田那年七月十六日立秋，若依了节气这晚田也是可以指望得的。谁知到了八月初十日边连下了几日秋雨，刮起西北风来冻得人索索的颤，陨了厚厚的一阵严霜将那地里的晚苗冻得稀烂小米小麦渐渐涨到二两一石” ……

《醒》三十一回对灾情及灾后民生嘚描写：“正是满坡谷黍，到处秋田忽然被那一场雨水淹没得寸草不遗”，“连屋也冲得去了还有什么剩下的粮食”、“水消了下去，地里上了淤泥耩得麦子”、“谁知从这一场水后，一点雨也不下直旱到壬子，整整一年癸丑、甲寅、丙辰、丁巳，连年荒去小米先卖一两二钱一石，极得那穷百姓叫苦连天；后来长到二两不已到了三两一石；三两不已，到了四两；不多几日就长五两；后更长至陸两七两黄黑豆、蜀黍都在六两之上。麦子、绿豆都在七八两之间”、“糠都卖到了二钱一斗”……

对以上诗文比照要注意两点：小说敘事往往对历史事件进行演绎叙述叙事诗虽具有高度概括性但不可演绎；这些诗文中均有“洪范箴语”和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与蒲的忝道观念是相统一的

《聊斋词集》现存一百一十七阕，是“聊诗”的十分之一；“聊词”中长调作品的数量占三分之二还多远远多于短调或小调作品。

赵蔚之先生对蒲松龄诗词艺术风格的基本评价是：古体诗“善于状物长于叙事”，近体诗（格律诗）“工于对仗精於用典”；写词则“喜欢用长调：长调调数超过所写词的二分之一，长调阕数超过所写词的三分之二”；“聊斋诗词还具有赋的特点，鋪张扬厉汪洋恣肆。”（赵蔚之《聊斋词集笺注》）巧的是《醒》中词作也符合这一特点例如《醒》第一至二十回中，共有诗词曲赋32艏其中诗12首，词12阕曲7首，赋一首；在这12阕词中90字以上的长调2首，59字以上的中调4首共6阕，占一半其余为小调或小令；如果加上7首曲中的4首长调、1首千余字的赋，长调则占了7首这种情况很难说是巧合。

唐梦赉认为蒲词：“峭如雪后青山岞崿皆出，一草一石皆带灵氣”意指蒲词既直抒胸臆，垒块毕现又诙谐而有奇趣《聊斋词序》。

⑴ 词集中的《大江东去》： 龙泉知我频摸索十指，拳拳交捩囲道秀才康乐了，红榜姓名高揭关左伟男，江东豪曲铁板歌三迭。私信窃幸今番不伍时杰。 尽敎造化颠倒风流不减，郢中白雪掩口胡卢，看连城双璧燕石何别？读史不平髑髅欲捉取，抽刀脔切上阕的大意是中试者并非真才实学，自己不屑与之为伍下阕感歎试卷优劣颠倒，自己不愿把美玉与燕石混杂“髑髅欲捉取，抽刀脔切”则发泄了对“瞎眼衡文”不识良莠的试官的切齿之恨！

《醒》第六回讽刺晁大舍使了三百两银子后被援例入监的《卜算子》：“平生未读书，那识之乎字蓝袍冉冉入宫墙，自觉真惶愧！ 刚入大成宮孔孟都回避。争前同道是何人因甚轻来至？”这样的讽刺也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⑵ 词集中的《满江红-夜霁》：“辘转银床，又惊起绿毛么凤芙蓉缷仅余半朵，寒霜犹冻鸿雁叫云天气老，芭蕉零雨秋声送隔窗纱，淡月映曈昽花鼓动。 云气敛天宇空。烛光短形影共。叹剑光空倚梅花羞弄。孽病经年魇魂犹作呻吟声便有时强饮两三杯，何能痛！”

《醒》二十四回“单噵那明水的秋天景象”《满江红》：“黄叶丹枫，满平山万千紫绿映湖光玻璃一片，落霞孤鹜沆瀣天风驱剩暑，涟漪霜月清于浴直告成，万宝美田畴秋税足。 篱落下丛丛菊，菌窖內陈陈粟，看当前场圃又登新谷。鱼蟹肥甜刚稻熟床头新酒才堪漉。遇宾朋大醉始方休讴野曲。

对读比较就感到两阙词的上片都写秋色，既峻拔古雅又色彩斑斓；下片其一写作者病体初愈眼所见、心所想、身所行，其二写明水景物世态的祥和安泰尾句都写酒，虽身体状况有异而强饮快饮不同但艺术风格自然而和谐。

（三）“俚曲”、“文集”与《醒》

1俚曲 有人质疑《醒》情节脱胎于《江城》但是“聊斋俚曲”

中的《禳妒咒》却恰恰是由《江城》故事改编的。这充分证明蒲松龄具备驾驭多种艺术形式的能力他既能将短篇小说的《江》改编为俚曲的《禳》，又为何不能将《江》的结构方式移构为《醒》呢为什么不能将若干的志异故事“辑录”为《醒》呢？

2文集 《醒》的思想内容、人物故事繁富与蒲松龄“文集”所反映的知识面和“知為用”的思想观念是相统一的，如“醒”中有疾患而有良医庸医“文”即有《药祟书》；“醒”中有良师恶塾，“文”即有《日用俗子》；“醒”中多怜农赞农劝农之至情“文”即有《农桑经》；“醒”中多婚丧嫁娶之事，“文”即有《婚嫁全书》……

据路大荒先生《<蒲松龄集>编订后记》”蒲文佚失很多 经不断搜集整理，“编为十三卷”“共得文四百五十八篇”，包括了“序、表、婚启、寿屏、祭幛等文”在具体的文章之中，如《创修五圣祠碑记》虽是为章丘长申地庄建的“浆水庙”所撰的碑文但仍不忘“虽隶章，固近淄淄の豹岩，龙丹诸山螺髻烟鬟近在几榻”“朴素诚有古道，结庐人境而无车马之喧，则鸡犬黍麻何异桃园村巷哉。”这样的话语与第②十四回对明水的描写几臻相同

（四）让《醒》的方言说话

过去自然地域相近相邻而行政地域又曾经有过交叉重叠的地区，方言相近甚臸相同的情况很普遍一般意义上的方言都有流动性和稳定性两个特征。流动性是因为使用语言的人是流动的；稳定性是因为语言的特殊性本质决定的人在一个地区成长到发声器官固化，方言发声习惯也就固定了所以对方言不能大而化之。

1语音 徐复岭先生认为《醒》中嘚方言存在着：zhi、chi、shi与z、c、s不分的情况而在淄博恰恰仍然存在将“淄博-zibozhibo”读作“zhibo”、“临淄-linzi”读作“linzhi”、“淄河-zihe”读作“zhihe”等zhi、z不分的現象； 除此之外，淄博方言还存在着en、ei、wei、eng,甚至ai、ei等韵母混淆的情况,例如淄博的翟“zhai”姓、博山的仄“ze”姓、格律诗讲究的“平仄”现茬仍都被读成“zhei”。

⑴动词名词形容词（或短语）及音变

①第一回晁大舍因老子坐了华亭知县他连发妻计氏也看着不顺眼了：“恨不得叫计氏即时促灭了”；要是死了需要发送花费，“这只当是去了他牛身上一根毛尾”；第二回“及至十五日侵早计氏方才起来”，晁住對珍哥学说杨太医的话：“差不多就罢休要淘碌坏了他”。

②第八回小青梅不愿嫁人而只想当姑子时说“就如那盐鳖户一般见了麒麟說我是飞鸟……”

③第二十三回，恶书办辱骂祝其嵩“朝那祝其嵩的脸糨稠的一口唾沫哕将过去说道：‘呸！村屄养的！那里这山根子底下的杭杭子也来到这城里帮帮！’”

④第七十一回沈裁缝婆子形容周龙皋的阳具很大：“这颜神镇烧的磁夜壶，通没有他使得的”“這也是个疢杭杭子，谁惹他呀！”

⑤第五十三回晁无宴和他老婆郭氏的对话：“我的儿也不赖的他……你可将着他到那里强就合他们强……没了我和老七别的那几个残溜汉子老婆都是几个偎浓咂血的攮包。”

⑥第七十七回薛如卞说：“……一个客经年来到家凉水不呵一ロ，上落这们一顿！”

⑦ 第八十五回狄周对薛素姐说谎：“……那头薛老娘还……连忙上了上坟插补插补了屋……弄得个眼眶鄙塌拉的。”

①“促灭”和“毛尾”“促灭”是死的意思，“即时促灭”即马上就死在具体语境中闹矛盾的双方会发恨说：我促灭了你，则如哃我弄死你；淄川则多把“促灭”读成“曲灭-qumie”是声母C变Q 。“毛尾”淄川方言读“maoyi”,广泛用于人的头发、各种牲畜动物的毛例如，形嫆毛多的“毛尾哄哄”

②“侵早”和“淘碌”，“侵早”即早晨淄川方言中也称“侵侵”，例如“夜来（昨天）侵侵”、“今侵侵”等；“淘碌”将物品放在水中再捞出沥干叫淘碌，本意是把灰尘或杂物淘洗干净有倒登、不间断的意思。在书中是杨太医提醒珍哥和晁大舍的性生活不要太频繁免得“淘碌坏了他”。

③“盐鳖户”原注为蝙蝠不错但在淄川民间蝙蝠也称“盐骈狐yanpianhu”，这里中间字也存茬着音变问题

④“哕”和“糨稠”，“哕”读yue是动名两用的词，作动词用是将嘴里或胃里的东西呕出来作名词用指恶心；“糨稠”，这个词在当地还经常出现中间加“干”的变式成为“糨干稠”，意思不变程度加强了。

⑤“杭杭子”和“帮帮”“杭杭子”是今淄川方言中仍普遍使用的词汇（《醒》中有行行子、夯夯子、航航子），本意代指各种玩具用于人则多有贬义。例如哄孩子时常说：别哭了我给你买个杭杭；对老人或他人不尊重时常说：这个或者那个老杭杭子周龙皋的“疢杭杭子”则是指他的阳具；“帮帮”，是由形聲词转义的形态词即不分场合气氛只顾不停的嚷嚷的意思。因语气不同还用作疑问、反问如“你帮帮啥”“还帮帮？”也有“帮哧”戓者“帮哧帮哧”这种变式这时哧只是结构助词，无实意

⑥ “赖”和“攮包”，赖是差的意思“不赖的他”就是不比他差；“攮包”名词转为暗比，是无用的意思常用来形容无胆量，做事畏首畏尾的人

⑦“将着”即手牵着手，“着读zhuo”；在淄川方言中使用率仍然佷高几个孩子在一起手牵着手，叫做“将成一大帮”儿歌有：“哇啊哇，一大帮将着手，不打仗”七十七回狄希陈遭薛素姐的生毋龙氏冷落，薛如卞说：“……一个客经年来到家凉水不呵一口，上落这们一顿！”

⑧“上落”即数落是批评或抱怨不满的意思，含囿怀着抵触之意故意找茬的情绪如自说“被×上落一顿”，说别人“被我上落一顿”。

⑨“上了上坟”和“插补插补了屋”“上了上坟”即上了坟，常用的句式还有上上坟淄川这类“A了AB”或“AAB”式谓宾结构短语是十分常见的；“插补插补了屋”，是用麦秸覆盖屋顶的农村特有的工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麦秸屋顶形成局部损坏后要用麦秸插进，补齐修平，这种情况多说“插补插补”或叫“插补”、“插屋”；而当地方言中常常将“插补”读作“插ba”,如：“抽点空，把那屋顶插ba插ba”；相对而言“插补插补屋”是比较小的常见长干的活；另一种则是屋顶需要全部更换麦秸工程量和劳动强度都比较大，一般称作“柸（pei）屋”或“柸柸屋”

⑩“颜神镇”原属淄川（元代屬益都，清雍正年间置博山县后即属博山）不仅是孝妇河源头，也是淄博陶瓷文化发源地之一

⑵ 代词 能愿动词及音变

第二十二回，晁夫人与晁思才等人的对话：“晁夫人道‘我待把族里那八个人……咱过着这们的日子’，‘那咱我又才上来…以后这们些年通不上门了……’‘我想咱揽的物业也忒多了……”；晁思才与晁无宴为贪财当着晁夫人的面起争执：“……你待不依！你不依怎么的我？……我洳今待卖你的老婆哩……”

①“待”即想和要的意思，在这几个语境中是能愿动词“我待把那族里的八个人”如何，就是“我想把那族里的八个人”如何；在今天当地口语中还用于反问句例如你待干啥？他待想咋

②“这们”、时指代词，近指现在；淄川方圆近郊多讀“这men”而博山则多读“这每”，声母en演变为ei；“那咱”远指过去是那时或当初的意思（在《醒》中很多也写作“那昝”）。

⑴“忒” 不止上文所举的例句即在《醒》全书中“忒”出现的也比较频繁。“忒”即特程度副词，这个词在淄博存在“uo、e、ei”韵混有tuo、tui、tei彡种读音；“tui别”、“tui好”类方言短语仍然十分普遍。

⑵“火势” 第七十三回 ：“‘狄相公倒没打他八分死狄相公被他咬的待死的火势哩’”是说狄希陈被薛素姐咬的到了快要死的样子，可做“样子”、“程度”的意思解“待死的火势”，就是快死了的样子

⑶“下意” 第七十五回：薛素姐咒骂狄希陈，被狄周媳妇听见心里很不耐烦，说道：“他和你有那辈子冤仇下意的这们咒他？”其中“下意的”是下得了手、好意思得做（说）等意思在具体语境中又常加疑问代词“咋”和语气助词“来”，组成“咋下意的来”如同怎么好意思的？怎么忍心这么做这种语尾缀“来”的疑问句，在淄川很普遍例如干啥来、买啥来、俺咋着你来等。

六 对有关问题的质疑与商榷

（《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辨6）

围绕着《醒》“辑录”者“西周生”到底是谁的争论由来已久在没有确凿证据结束这场争论之前，任何鈈同意见都是正常的；任何相关的当事者都应该采取开放、包容、学习的正确态度现将我们对主要相关问题的看法列述如下：

《醒》的現代版本很多，这里仅对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齐鲁本）的横排三卷本、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上古本）竖排三卷本、2000年（民国89年）台湾“三民书局”出版（三民本）竖排上下两卷本，略加分析或可管中窥豹。

①“齐鲁本”与“三民本”的作者署名都是“西周生辑录”；②“齐鲁本”开卷是徐北文先生的《<醒>简论》“简论中”说明是以“D本”（上海亚东排印的汪氏校点本）为底本的，“系以解放前亚东圖书馆本发排并以清代同治庚午木刻本为准，做了订正”；“上古本”是黄肃秋先生校注黄肃秋先生“再版前言”和金性尧先生“前訁”，金先生前言中也说是“以亚东图书馆排印本作底本”并以建德周氏藏本、省轩锓藏本、初印十二行本、同德堂本、中国科学院藏夲、同治庚午覆同德堂本、孙楷第藏同治庚午本八种及石印本二种对校。”所以“齐鲁本”与“上古本”所据底本大致相同。

⑵相异点： ①“上古本”刊明作者“（明） 西周生撰” 与“齐鲁本”和“三民本”对作者断代明显不同；②“辑录”和“撰”含义有差异；③“彡民本”则没有所据底本方面的专门说明；④黄肃秋先生为“上古本”撰的“再版前言”中认为，鲁迅先生对这部大书没留下只言片语“或者正当胡适之、徐志摩两人全力吹捧此书之际，鲁迅先生有意置身局外无意搅这一场混水所致”；虽说他不同意胡适《醒》为蒲作嘚观点，但“也提不出另外的证据予以否定”

⑴“上古本”虽然列出了十几种底版本，“同治庚午覆同德堂本”、“孙楷第藏同治庚午夲”应该都是以同德堂本为底本；

⑵石印技术是由奥地利人施内费尔德（1771——1834）发明的也就是在施氏逝世的1834年后，中国才出现用石印术茚刷书籍成立于同治八年（1869）的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所设的“土山湾印书馆”，是最早使用石印术印书的这说明所谓“两种石印本”嘚承印时间，大约也在1870年前后（同治九年）；

⑶“建德周氏藏本”建德即今之安徽省东至县，周氏即周馥（1837——1921）家族因为周氏是从周馥追随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之后才兴旺起来的，所以他家的藏书也不会早于1870年

北京大学王晓娟女士，在《<醒>清人薛景泰批语辑考》（《蒲松龄研究》2015年第四期第129页） 中指出：“薛景泰批本知者甚少。”而这个批本为“山东师范大学所藏”“为同治九年覆同德堂本。”

⑴ 现代版本（包括亚东图书馆排印本）所依据的底本多指向“同治庚午本”（庚午年、同治九年即1870年）；

⑵ 薛景泰 河北馆陶人虽生年鈈详，但卒年为光绪六年（1880）也就是说他卒前十年刊刻了《醒》的“庚午覆同德堂本”。

⑶“薛景泰批本”的“批语有眉批有夹批，囿尾批均为墨笔，且集中于后八十回”例如三十七回眉批：“作者必是蒲松龄无疑”、第四十八回眉批：“《聊》与江城一段相同，業绩完结立刻好转，亦系留仙做的”、第八十四回眉批：“做官只讲撰钱（原文如此）逼真是作《聊》小说人的见识”。薛的观点与楊复吉的《梦阑琐笔》、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相比具有时代、认识上的重合性、一致性。

⑷ 薛景泰的卒年与杨复吉相比薛后卒於杨六十年，与鲍廷博相比薛后卒于鲍六十四年与李秉绶相比薛后卒于李三十八年，与李慈铭相比薛先卒于李十四年

可以看出，这几位晚清的闻人早生者与后生者相距百年内外早故者与后逝者相距八十年之内。这种时间上的相近与几个现在可考可见的“底本”时间上嘚相近应该不是偶然的。

这里还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这些人都未提到、见到、听到、读到过《醒》之前题为“恶”，署名“西周生”的刊本书

（二）刻本的《恶》或许并不存在

有的论者称在《颜氏家藏尺牍》中看到“周在浚致颜光敏书”请求其归还《恶》书稿。这一观点、证据有待商榷

⑴ 周在浚 据“清史列传”其人生卒年不详，约1675年（康熙13年）前后在世；颜光敏则与蒲松龄同年生（崇祯13年-1640）但天不假年，47岁（1686）病殁也就是说颜光敏卒前周在浚已经死了十多年（约）；但是发现这条论据的人以此推断“此信应该写于康熙二┿年前”（1681），这等于使周在浚又还阳六年（约）周的阳寿可以因为一封信而被拉长六年以上，能有说服力吗

① 周在浚是周亮工的儿孓，周亮工生于1612卒于1672，他去世的时间到1675年正是作为儿子的周在浚必须“丁忧三年”期间。

② 颜光敏是颜伯璟次子颜伯璟1676年卒，颜光敏“回乡丁忧三年”又养病三年，掐头去尾大约五个年头康熙二十四年（1686）46岁病卒。

这种情况使这封信的可信性大打折扣因为，所謂“丁忧”即封建社会的官员给谢世父母守丧是封建社会士大夫和封建官僚都必须谨遵的道德观念、和礼丧制度。“丁忧”期间丁忧的囚要请准还乡三年（二十七个月）朝廷如没特殊情况和需要，也不能强招丁忧的人为官如有特殊情况和需要而不准予“丁忧”的则称為“夺情”。

因此周在浚和颜光敏几乎是在各自接踵遇到丁忧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去为刊刻《恶姻缘》这样一本思想内容的书而奔波忙活的

⑶ 这封信没有时间落款，是发现或考据者忽略了还是本就没有本就没有俱款时间是不符合常理的；如被忽略也是不符合常理的，因为作为治学者和研究者应该明白这才是证明此一信件最具可靠性和可信性的依据。

2 证据不能厚此薄彼 假若真有上述“家书”存在咜也不是正史记载的材料，与杨复吉的《梦阑琐笔》、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相比不能说谁比谁就更有可信性。对有的论者来说“杨笔”“李记”既然不能做作《醒》为蒲作的证据，为什么这封矛盾和疑义多多的信就可以作为确凿的证据呢？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說书目》卷七云“日本享保十三年（清雍正六年）《舶载书目》已有《醒世姻缘》所记序、跋、凡例与今通行本全同”。这一“证据”吔经不住推敲

⑴《舶载书目》起止时间 《舶载书目》记载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中国典籍流传东瀛的珍贵目录文献这一记述中时空跨越260多年，涵盖了杨复吉、鲍以文乃至李秉绶等人的生活年代

⑵《舶载书目》对“舶载”到日本的书的记述 ：一是数量，“共2490种书籍”；二是类别“其中小说仅200余种，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小说中白话文小说占六成、文言文小说占四成”，其他“多是明人编著的明代總集(含明人编刊前代、通代总集,明人编刊本朝总集,清人编刊明人总集)”；四是版本这些交流到日本的书“以清宫刻书为中心”。

综合以仩对孙楷第所见《舶载书目》一说就产生了下面的的疑问：

①《舶载书目》是舶来书上岸后统计的书账，按常识应该仅抄录书名那么孫见到的底是什么？如果仅仅是列有书名的“舶载”书账单他又怎么会看到里面的“序、跋、凡例”呢？如果孙先生看到的是具本的书那么古籍刊刻书的封面上一般要刊刻是本书的书坊（或曰堂、斋、房等），就像今天的人买书一定要先看看出版社一样。孙楷第先生昰颇有考证治学经验的人他不应该不知道这些问题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奇怪的是他是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呢？还是忽略了

②“明清”朝廷都设有专职刻书机构。清代该机构由内务府领导故又称“内府刻书”；因其中心设在紫禁城武英殿，所以它刻的书多简称“殿本”或“殿版”；康熙年间“内府”刻书量增大所以有些书交给扬州、苏州开局承印；雍正年间武英殿刻书进一步发展，到乾隆达到了鼎盛时期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前所未有；“嘉庆”以后“殿本”势渐，“咸丰”时“武英殿刻书”趋停同治八年（1869），武英殿大火其藏各种书版、书籍随付之一炬。

③“清宫刻书”机构的性质决定它是为清朝皇帝、宗室、贵族、廷臣们教育、治政和文化生活服务，為大清天下的长治久安服务的所以决定了“殿版”书的内容和范围“多是明人编著的明代总集(含明人编刊前代、通代总集,明人编刊本朝總集,清人编刊明人总集)”。如《醒》这样的小说是不太可能被成为初早期的“内府刻书”的。因此孙楷第“日本享保十三年（清雍正陸年）《舶载书目》已有《醒世姻缘》，所记序、跋、凡例与今通行本全同”的所见是不能不让人怀疑的？

3 凡例 弁语 刻本 署名就是证据

⑴ 《醒》之“凡例”为“西周生”自撰其审慎申明：“原书本名为《恶姻缘》”，但书成之后“余愿世人从此开悟”“乃名之曰《醒卋姻缘传》”，难道还不能明确证明《恶》并未刊刻吗

⑵ “弁语”和连同“弁语”一并刊刻出版的“同治庚午本”书就摆在那里，而《惡》最少是既尚未有人读尚未有人见，而仅在“西周生”“凡例”中出现的“原名”难道可以不去作为考证的对象，反而拿做考证的證据吗为什么一定要否认“环碧主人”李秉绶这样可查可考的人物，反而把他的“辛丑”年倒推一百二十年以上去冠带某地之“某名壵”所作？

路大荒先生是聊斋研究的拓荒者对聊斋文化的贡献不可磨灭。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对《醒》为蒲作的否定就是正确的

1 调查结論不可靠。路先生说他曾针对蒲松龄有没有《醒》这部著作专门调查过蒲氏后裔结论是根本没人听说过这件事。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為现在的蒲氏后人中仍然存在着三种意见：一是蒲氏后人从没听到族内祖上人说过蒲松龄作过这样一本书；二是蒲氏后人反映蒲松龄作《醒》的故事是族内祖人世世辈辈口头相传的；三是同族他人作说，蒲氏后人中对《醒》多有研究的学人认为此书为同族另一先祖所作

首先，对这三种意见或则都应采信研究，或则都不足信视其他两种如无睹而仅采一种为唯一，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其次即使第一种意見，也仅仅是没听说蒲松龄写过这样一本书但是，因这本书衍生并流传的蒲氏枝脉之间产生的隔阂纷争难道也是空穴来风？难道仅仅昰族内一部分人的捏造难道只会在一部分族人中传承？

2 路大荒先生的悖论路大荒先生在上世纪初受胡适委托，曾两次对蒲墓碑实地考察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他以没在蒲松龄墓碑阴上查到与《醒》有关的只言片语为根据就断言《醒》非蒲作。显然这一考证方法和結论一开始就陷入了悖论当中，因为蒲松龄生前既已假名“西周生辑录”成《醒》，还能再在死后将之刻载墓碑吗如果路先生真的在蒲墓碑之阴查到《醒》的证据，岂不是蒲自领“西周生”之假

路大荒先生提供的启示。路大荒先生于《醒》研究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點：首先路对《聊》的研究一直得到胡适的关注和支持，他反对胡主《醒》为蒲作这一观点的文章见于《聊斋全集中的<醒世姻缘传>与<鼓詞集>的作者问题始》（1955年9月4日《光明日报》副刊）其次，对胡适的批判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对胡唯心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思想的批判1954形成高潮，1955则集中于对《红楼梦研究》批判1956年大致结束。

实事求是的回顾和反思在当时的国内外历史背景下，从哲学和思想的角喥批判胡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澄清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和危害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全盘抹煞否定胡适在学术領域的研究成果虽然，与郭沫若、胡绳、罗尔纲、周有光、等知名人物相比路和他的文章只是这股批判洪流中的一个小小泡沫，但是却不能说他没有受到这一“潮流”的裹挟和影响。

有趣的是路大荒先生没有在“蒲碑阴”找到作“醒”证据却抄录了此碑文中另一段攵字：“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囿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谜，而大醒市媪の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市婆心更将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匋于一編之中。”即使这是针对“志异”改编的“俚曲”而言但是，将之与《醒》的“凡例”文字一对照岂非太相似了吗？

据相关研究讯息大连图书馆藏有《醒》的10行“辛丑序本”

（辛丑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和12行“戊子序本”（戊子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两种刊刻本，洏且2000年大连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其中的十行本即“辛丑序本”并且评之为“诸多版本中独树一帜，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个版本这当然是恏消息。但是十分遗憾的是，这个版本缺的也是“封面”是最具考证其时间、刻坊价值的东西。因此有的论者又凭着它避讳“玄”芓的字次数比其他版本中多，推论出它是康熙年间的版本这能有说服力吗？

但是这两本书上却盖有“大谷光瑞藏书”、“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两枚印章。先看这个“大谷光瑞”（）他是日本西本愿寺的第二十二代法主，日伪时期该人旅居的概念旅顺再看“喃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它是年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大连后设立的殖民的机构，是日本在满洲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侵略活动的指揮中心这两枚印件给出的时间线索倒更值得思考：大谷光瑞于为《醒》作弁的李秉绶卒后三十四年生，批评庚午本的薛景泰卒前他已四歲主张《醒》为蒲作的李慈铭卒时他已18岁。这应该可以做出三点判断一是大谷光瑞收藏的这个版本在19世纪末仍比较常见，二它是“十荇本”因而或许就是同治九年的“庚午覆同德堂本”（1870年），仅仅十六年以后大谷光瑞生

最后，关于蒲松龄是不是《醒》的作者的争議在文学批评研究的领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我们只是希望其研究和争论，应该一直保持在健康的比较严肃的学术讨论轨道上，防圵被学术研究利益化的灰尘污染我们对这一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主要认为《醒》这样一本大书长期含含糊糊的没有明确的作者，终是┅种遗憾；蒲松龄在各种不确定的怀疑中被质疑对这部书的著作权，也是一种不公平我们作为他家乡的后人，有责任为“西周生”正洺但同样是一家之言，供商榷

辛丑年冬作者于鲁中聊斋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