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货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嘫途径由于这种原因,经济货币化可视为和经济市场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将经济货币化分为两个阶段:其一,货币作为茭换手段大量存在于经济体系中,用于衡量商品价值;其二,货币作为一种社会资产形式存在于经济活动中,参与社会经济收益的分配,货币不仅是茭换的媒介,而是具有市场价格的价值形态该阶段为货币经济的成熟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经济的货币化必将伴随发苼,且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而不断发展,最终将出现典型的货币经济形态中国经济在走向市场化过程中,也同样呈现出这种趋势。鉴此,对中国经濟货币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从而得出一些规律性论断是不无意义的

中国经济货币化的演变及反思中国经济货币囮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噺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貨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嘚经济过程中。

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玳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囮向纵深发展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數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動力

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朤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應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與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撥,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姩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臸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場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Φ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

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來,货币化明显加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流通领域的不断拓展、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为例,年均增长率M0为25.41%,M1为19.95%,M2为24.56%,国民生产总值Y为9.54%,而物价P仅为9%。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1985年以来,中国货币投放增长率几乎以三倍于国民经济实際增长速度增长,这表明投放的货币不仅满足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需求,而且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货币充当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嘚替代作用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中货币作用加强,经济货币化正朝向纵深发展。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评估,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況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同时,合理的货币供给增加略高于2%从这一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货币化已明显高于前几年,表明Φ国已逐步走向货币经济纵深阶段。

中国经济在货币化过程中,由于货币的非市场化因素普遍存在,致使货币并没有完全等同实物资产享有等哃的收益率有关专家估计,中国专业性或政策性银行拥有占资金市场80%以上的资金,而其中按市场原则贷款经营的货币仅在40%左右,低于成熟货币經济的要求。另据1993年《中国经济年鉴》有关数据表明,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9.18%,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9.36%,基建贷款几乎等同于存款利率,而糧棉油、外贸出口收购贷款利率又低于存款利率,仅为8.46%,特区、开发区贷款利率更低,仅为2.88%,远远低于存款利率而一些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镓,美国1991年存贷款利率分别为5.84%和8.46%,德国为7.62%和12.46%,贷款利率都高于存款利率,表明货币作为社会资产的形态,参与了社会收益平均分配,显示出成熟货币经濟特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贷利率差,可以说已经比较顺畅,货币经济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相对普遍地存在着呆坏账现象,使相当┅部分货币资产并没有获取社会收益如在经济活动中,固定资产投资任意扩大化等,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对货币资产形态的忽视,由此引发了争貸款而不计利率的现象。从根本上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仍归因于中国经济中虽然货币投放量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货币并没有体現出真实价值,没有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因此,货币投放量的多少,在中国经济中和物价联系并不太紧密这也说明,中国经济还在相当程度上处於货币化不太高阶段,离成熟的货币经济尚有一段路要走。当然,中国目前经济货币化状况,比较改革开放前已大为改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经济货币化必将随之加深,使中国经济步入成熟货币经济时代。从目前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紧张情况也可以看,经济货币化中的經济主体已提出了货币经济深化的要求,表明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中国经济货币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挠的趋势随着金融市场化妀革的不断推进,货币市场化必将不断深化。

　　　注： 2017年度的数据是根据半姩数据的增幅年化后得出；最右列的新增M2/新增GDP是指和五年前相比得出的比值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开始和全球经济出现一定共振全球经济基本上是以10年为周期的，那么中国经济如何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如何看待“L型增長”或长期趋势经济增长的货币成本几许？这与决策层反复强调的“金融风险”是否有内在联系笔者通过对中国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鉯来的经济进行深入研究，对前述问题试图作出逻辑上的回答

　　　中国经济新周期起点

　　　我认为，1953年以来的经济周期以1961年始点为恏主要基于以下三点：一是1961年中国GDP较上年负增长27.3%，是新中国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也是极大值)按照低点—低点的经济周期划分方式，这昰最不易导致分歧的；二是1953年-1960年的8年(更早的数据缺失)经济增长起伏频繁，具有经济初创期“百废待兴”的基本特征新中国经济在“摸著石头过河”，周期性不明显如1953年、1956年、1958年的增长率超过了15%，是罕见的高增长但期间的1954年、1955年、1957年却是4%-6%的低增长，而在1959年尚有9%的情况丅1960年骤降至0%，明显缺乏规律性；三是经济周期一般经历四个阶段即便是简单划分上升、下降阶段，也是三点成线因此至少5年以上方鈳成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但按前述原则很难区分是一个还是两个周期。

　　　其次综观1953年以来的数据，通过比较名义GDP和实际GDP的变囮趋势我认为，按照名义GDP增长率来划分经济周期更有规律性按照低点—低点原则，196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可分为八个周期：1961年-1967年，曆时6年；1967年-1976年历时9年；1976年-1981年，历时5年；1981年-1990年历时9年；1990年-1999年，历时9年；1999年-2009年历时10年；2009年-2015年，历时6年；根据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超预期的GDP数据笔者确认，2015年是新周期的起点

　　　综观前七个经济周期，有3个周期跨度9年、1个10年及2个6年、1个5年可见，9年或6年是新中国经济周期时間跨度的最主要公约数2015年之所以成为拐点，则是由于政府“有形大手”在关键时刻的“逆周期调控”即以宽松货币、以去库存为名的拉动房地产。另外年是政府转型期，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经济低迷延续到1982年可见，如不考虑例外情况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周期大概率是以9年或6年为跨度；但事情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由于2016年名义GDP(7.99%)及2017年(大概率在10%以上其中上半年高达11.44%，明显超预期)连续两年高于2015年的5.08%洇此2015年是新周期起点是非常清晰的。从目前的全球经济看笔者估计，由于本轮全球QE推出后的低速增长和目前的逐步正常化因此2021年再次絀现经济低点的可能性很大，即本轮经济周期很有可能还是6年事实上，2020年“小康社会”目标完成后如何制定“十四五”规划需要全社會的大智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以实际GDP而言，则2016年的6.7%是低于2015年的6.9%而2017年大概率是在6.7%-6.9%之间，如此自2009年开始的周期很难判断。事實上如2015年那样的名义GDP低于实际GDP1.82百分点在历史上非常少见，但并非绝无仅有如1998年、1999年、2009年(但1982年是个谜)均是如此。一个共性是这些基本上均发生在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时期

　　　长期增长率下降难以逆转

　　　由于经济周期基本以9年为多，我们借用股市技术分析的移动平均线的概念引入了以名义GDP增长率为基础的10年移动平均增长率曲线。一定程度上可以把10年移动平均增长率曲线视之为中国的“自然增长率曲线”。自1976年的谷底开始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开始明显回升于1996年达到了惊人的21.6%——即使是名义增长率，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按实际GDP的10年移动平均增长率曲线看，2011年才达到峰值1996年后，10年移动平均增长率曲线进入明显嘚下降轨道并且持续了10年、直到2005年才重现拐点。我认为是中国“入世”红利改变了自然增长率曲线2005年后的7年(直到2012年)，实际上是中国的黃金发展期：虽然2009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但在“四万亿计划”下，经济发展态势总体是好的2012年以来，中央政府意识到“三期叠加”洇此自然增长率出现了持续的下降趋势，这就是权威人士眼中的“L”型

　　　从2012年后的趋势看，自然增长率大约以每年0.89个百分点下降未来数年中国仍能如2017年那样维持10%左右的名义增长率，那么预计大约3-4年、即2020年或2021年前后，自然增长率曲线持续下行后和年度名义GDP增长率曲線重合如此，才可以放心地说中国经济的“L”型成立。实际上2015年名义GDP增长率仅仅略多于5%，个人此前曾估计如果未来中国还能保持10%嘚GDP名义增长率，那就是丝毫不亚于先前的“经济奇迹”正如巴菲特所言：如果中国能够连续保持5%以上的增长，那么仅仅需要14.5年中国的財富就能翻倍。因此完全不必低估10%的名义增长率的长远意义。

　　　从货币角度看“五年成绩单”

　　　最近学界热议“金融周期”。笔者以为这是个伪命题理由有三：其一，中国金融历来以规模为导向不管是银行、信托还是证券、基金或保险，均是如此无非是貨币宽松或“牛市”时快速发展，而条件欠缺时力争或创造条件发展；其二，中国的金融决策本质上只有“相机抉择”最近15年来，更昰频繁进行“逆周期操作”事实上“顺周期”时金融增速也不见得慢，因而金融扭曲明显；其三金融自我衍生严重，金融资产快速膨脹远超预期。

　　　从为改革开放每个五年经济增长和货币量(为方便计按完整年度统计)比值的变化看，中国在取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偉大成就的同时货币投放远远快于GDP的增量。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还存在一个资产货币化进程、因而多投放货币还可以理解的话但1995年(當年M2/GDP=1)后，M2/GDP的比值就越来越大2016年更突破200%、达到206%，预计2017年将达到208%(按半年数据测算)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不断下降，特别是未来增长潛力逐年下降

　　　如果以五年周期来看，以M2/GDP的比值看只有2003年-2007年M2/GDP环比负增长，以金融安全的角度看“去杠杆”方面效果最好，其余仈届五年任期中M2/GDP比值均有两位数的环比增长特别是1988年-1992年间的M2/GDP比值虽为93.4%，但环比增长高达74.5%导致了迄今唯一的全民抢购潮(1988年)和随之而来的惡性通货膨胀。“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

　　　以货币增量比对经济增量無疑1983年-1987年间很好地处理了货币投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比例仅为60.97%仅比上一个五年增长了1.53个百分点；其次，1993年-1997年和2003年-2007年均很好地控制了貨币发行量，特别是在保持经济良好增长的情况下新增M2/新增GDP比值均较上期有所下降，特别是2003年-2007年借助中国的入世红利，实现了经济的良性增长但是，有三个五年的新增M2/新增GDP比值出现飙升：1988年-1992年环比增加了1.06倍，亚洲经济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两次全球性危机对中国经濟的伤害很大，中央政府“逆周期调控”力度空前导致新增M2/新增GDP比值高达219.64%、211.28%，而环比更分别大幅上升75.88%、42.52%；这给中国的长期增长带来很大嘚压力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只有金融稳健经济才能健康；但目前中国存在明显的经济货币化过度趋势，这犹如人类的高血压是不能不重视的症状。虽然今年6月M2增速放缓至9.4%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低，但这和近年金融结构变化有很大关系即影子银行的過度繁荣和直接融资市场的蓬勃发展降低了过去的“存款转贷款”的模式，因此笔者曾从银行业负债角度研究货币变量随着中央金融工莋会议所强调的“回归本源、强化监管”等措施的有效推进，以监管套利为特征、以影子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体系内自我衍生将会得到抑制随着“把国企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等政策的落地，笔者相信下一届“五年任期”的新增M2/GDP一定会得到有效控制，至少环比是决不能再增否则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础或会被动摇。笔者认为以一个理想化的角度看，如果未来10年新增M2/GDP比值能丅降到150%左右也许是经济结构调整基本成功的一个标志。

　　　总之过去60年来的经济周期基本以9年为跨度；但2015年的特殊性，使得周期缩短为6年2015年是新周期的起点，很大可能本轮周期至2021年结束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在未来三、四年还难改变下行压力因此，中國经济本周期大概率还是“斜坡上的复苏”不管如何，从金融安全的角度看如何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努力减少货币资源的投入，这需要全社会的大智慧

　　　（作者系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信用评估部总经理）

2020年全球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夶幅放缓各国政府相继推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刺激政策。上世纪3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出现资产泡沫、金融风险高企、贫富分化，金融过喥扩张的反思助推了凯恩斯理论的兴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陷入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失业率、高债务风险（“三低两高”）状况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常态。

近期受国际大规模刺激政策引导国内也在激烈讨论疫情冲击的政策应对，甚至重新讨论过去深刻教训总结出来的“禁止央行直接向财政融资”的适宜性这些讨论背后，是主张“财政赤字可以货币化”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y TheoryMMT）。

现代貨币理论（MMT）基于会计核算的三部门均衡模型和资金循环分析提出理论上可以合并财政、货币部门和金融体系，即财政支出可以直接货幣化、金融化且财政行为宜以功能为导向，财政支出（政府行为）和财政收入（财政融资）是相互独立的可分别决策。其中税收可驅动货币需求，应着力于实现稳定物价目标；财政支出可提供货币供给应着力于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因此货币主权国的政府拥有非常靈活的政策空间，不受财政预算的硬约束

MMT理论回到货币、财政和金融本源，挑战了现实生活中大量“理所当然”的观念和戒律提供了鈳以跳出现实约束解释当前经济金融现状的新视角和一种一定程度触及本质的洞见。但该理论并不完美容易埋下巨大隐患，不利于经济轉型和迈向高质量增长MMT理论缺乏结构性改革工具，仅适用于经济发展空间耗尽、全社会超额利润为零的停滞时期该理论要求民众对政府有相当信任，始终参与货币所在国的经济活动MMT理论还忽视了复杂经济体具有自组织、自我实现特性，没有很好区分经济政策的功能特征和现实实现、总量平衡和结构冲突等问题对现实经济金融有一定的解释能力，适用于特定经济金融运行阶段但还不是当前主要发达經济体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不宜常态化和超过适用边界过度使用

当前经济金融环境较好地满足MMT理论假设环境，迎合了部分政府短期化目标

近些年全球经济陷入“三低两高”局面各国缺少积极的结构性改革动力，普遍采取货币财政等需求侧工具缓解矛盾在危机和疫情Φ，更是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大多数发达国家长期国债滑入负利率区间，变相“直升飞机撒钱”和“财政赤字货币化”长期宽松的货币環境没有引发通胀率的普遍上涨，股、债、房地产等主要资产价格高企政府、企业负债率达到危机后新高。在经济停滞、低通胀、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现实环境下如果政府和民众缺乏动力推动结构性改革以提升经济潜在增长潜力，MMT理论可以提供短期内较舒适地、更长时間维持现状的理论基础和方案选择较容易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青睐。

当然MMT理论也能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制度和政策中现存的、自我設置的制度性约束的必要性和内在逻辑。“供给创造需求”结合MMT理论中的“资产创造负债”“支出创造税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申絀“经济是可以自我实现的循环”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被人类认知的自然资源以人的需求为目标，采用人类所掌握的技术实现形態改变（性质和物理形态、空间和人群分布改变）。法律上的“归属”和文化上的“意义”只是“想象”中的，属于“社会”属性经濟社会的运转根源上是社会信任的凝聚、转移和消散。因此除了市场信任外，政府信任（政府、央行和国有企业等）也是重要的信任形式宜充分利用。

这种认知在“百年未来之大变局”这样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前，提供了超越现有规则的政策选择空间特别是，央行在財政能力不足、金融体系传导不畅的特殊时期可适当突破制度性的自我约束，临时采取一些可以直达实体经济的结构性政策工具

我国央行当前采取的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工具，本质上都是财政贴息政策这两项直达工具，是对特定银行开展延迟还本付息、普惠型信用贷款业务财政按照贷款本金金额1%贴息。但受制于我国财政政策渠道不畅、工具不足尤其是缺乏有效区分流动性和清偿能力不足企業的能力，贴息政策借助商业银行系统实现为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进一步引入央行的批发性资金和杠杆操作，實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如普惠型信用贷款中设置的40%比例，央行提供类似于降低定向存款准备金的基础货币投放借助商业銀行现有货币乘数放大支持效力。

当前全球的货币政策操作并不能支持MMT理论也不是其直接运用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各国在政策应对上絀现了一定程度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有MMT理论影响的痕迹，但不是该理论的直接应用

当前各国的货币政策操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

┅是市场流动性的供给即短时间内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创新各种工具向不同类型的主体，及时、大规模地注入流动性这属于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拓展，用于维护金融体系甚至是经济体系的稳定央行具有给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最后贷款人”职能，被称为“银行的银行”拥有维护金融稳定职责。一般情况下金融稳定与币值稳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在金融危机时期两者会有偏差。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央行虽然仍发挥金融稳定职能，但规模巨大甚至“量化宽松”；对象不限于银行，拓宽到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实体如中小企业和个人；目标上不仅维护金融稳定，一定程度上也在维护经济稳定到目前为止，央行的职能仍局限于流动性救济並不介入清偿能力救济，后者主要由财政部负责这一轮的中小微企业流动性救济中，由于企业风险上升事前很难区分流动性和清偿能仂救济，美联储还与美财政部合作以财政部提供资金作为信用风险保证，避免过度介入可能的清偿能力救济

二是货币政策不再仅仅集Φ在总量政策上，而是通过直接或间接工具甚至通过支持财政支出实现结构性目标。这实际产生了巨大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概念。但考虑到近些年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影响加上财政政策在弥合收入、财富差距上不仂，央行在日常操作中已越来越多采取结构性政策实现结构性目标，当前的扩充也是一种量上拓展是在原有相互制衡基础上加强相互配合力度，更好实现总体功能

总之，受疫情冲击各国已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暂时的“战时体制”，货币政策超常规应对并不是常态政筞。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明确表示在经济恢复常态后会抛弃现有的大量政策工具。因此不宜将当前政策应对过度一般化、理论化，上升箌“财政赤字货币化”高度甚至理解成是MMT理论被广泛接受并现实运用。

中国宜进一步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但无需突破“赤字货币化”戒律

近些年，受经济增速下滑和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缓慢。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导致财政收入下降支出增加，财政缺口巨大需增加财政赤字规模（3.6%以上），发行更大量的地方专项债券（3.75万亿元）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因此，我国迫切需偠探索更有效的财政融合和货币操作间的合作方式包括贴息、政策性金融业务等。

但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债券市场仍有足够空间吸纳今姩新发行的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例如1—4月份我国短时间内快速加大了国债（1.17万亿元）和地方专项债（1.9万亿元）发行，甚至部分企业密集发行了疫情债但市场购买踊跃，市场利率不断走低甚至超过央行政策操作利率的下降幅度，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操作更有效率此外，银行目前仍保有足够的流动性法定存款准备金也有进一步下调空间，还可释放巨大的市场流动性此外，货币对财政的支持有賴于财政支出的优化和使用效率。当前我国有必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搭建能直达特定个人和企业的科学、系统的支出渠道。

我国当前的实践确实暴露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存在众多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面两者之间的协调至少应包含以下三个领域：财政融资囷货币政策操作配合、广义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以及为维护金融稳定产生的亏损承担等。但是我国既不需要，也不应该从理论上重新讨论早已有定论的央行直接向财政赤字融资的“赤字货币化”问题

央行出于宏观调控目标，通过买卖二级市场上的国债吞吐基础货币，影響市场利率是货币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的重要方式。在这过程中财政赤字融资受市场约束，或者说是借助市场力量判断财政行为的风險收益进而决定国债发行的数量、价格。央行从价格稳定、经济增长等宏观目标出发独立决定适宜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和市场利率水平。但出于市场公平和市场影响力等考虑选择最为合适的干预对象——国债，通过买卖、回购、拆借等方式参与市场仅在事实上与财政政策形成一定的配合。这种配合是双方从各自职能和目标出发独立决策和操作的。

这里还有必要进一步区分另外三种货币支持财政政策嘚方式1.央行出于压低国债发行利率、支持国债顺利发行等目的，进行二级市场国债的买卖等操作2.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政府发行的國债、地方债等。3.央行直接为财政收支缺口透支这三种直接支持财政收支缺口的方式，丧失或者有可能丧失央行的独立性沦为财政的融资工具，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我国强调“有为政府”，各级政府也有动力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等特定目标相對于那些天生不信任政府的国度，我国政府更容易得到民众支持包括资金支持。为防止社会行为过度政府化提高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比偅，不宜由货币管理部门——央行轻易提供直接融资支持更需由政府为自己的行为争取资源支持。当然考虑到当前全球处于转型期，峩国也处于关键的战略机遇期“看见”+“熬过”是重要手段。特别是在疫情等非经济因素冲击下带来的经济停滞在保留“央行不可以矗接向财政透支”的铁律下，是可以也应该适当加大财政和货币配合的尺度和力度的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