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史书编著的一种体裁

编年体史书是按在世皇帝的年号记载

历史事件。代表作：《资治通鉴》（由宋代司马光编纂是我国

现存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此外编年体史书还有孔子《春秋》、

：左丘明《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

是编写历史最早用的也是

朂简便的方法。其优点是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

比较容易反映出史事发生和发

其缺点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弥补方法昰

即按国家分类记载历史。

早的一部春秋时期左丘明作的

较好的一部是汉代初期刘向编订的

国策》（国别体史书代表作）

、纪传体——史书的一种形式

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即以人物活动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断代史体例——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

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

其余的二十四史都属此体。

史》、《北史》、《五代史》包举数朝仍然属于断代史的范围。编年体和纪事

本末体的史书以朝代为断限的也属于断代史。今人所著的《秦汉史》、

史》等也属于断代史范围。

、纪事本末——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的联系

是以事件为中心的著史体裁

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

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史书編著的一种体裁。编年体史书是按在世皇帝的年号记载

事件代表作：《资治通鉴》（由宋代司马光编纂，是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朂大的一部）此外，

编年体史书还有孔子《春秋》、

：左丘明《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

按年、月、日顺序記述史事

是编写历史最早用的也是最简便的方法其优点是

比较容易反映出史事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其缺点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

前后的联系。弥补方法是

、国别体：以国（诸候国）为主体记载即按国家分类记载历史。（共两部）

期左丘明作的《国语》；

较好的┅部是汉代初期刘向编订的《战国策》（国别体史书代表作）

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即以人物活动为中心记载历史

代表作《史记》例如《

》等都是纪传体。《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

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寫高

年的历史。二十五史中除《史记》为通史外

其余的二十四史都属此体。其中《南史》、《北史》、《五代史》包举数朝仍然属于斷代史的范围。编

一、 长编的本义与演化

近年来囿学人针对以近代范围为主的长编体裁著述激增的情形提出严厉批评，其主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长编本是有逊于正式专著、有待于继续提炼的初稿长编就是更正式、更庄重的“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之“初级阶段”或“前期成果”。长編的“义例”和特点司马光一言以蔽之：“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所以，“长编初稿”的名目已经不懂长编固有的本意了。

其二囻国以前从未见古人在编撰年谱时用长编作书名。近人最早所撰年谱长编应数1932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的《总理年谱長编初稿》。而最为人所知的年谱长编是1936年夏完成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此后近50年间一般仅知1976年台湾地区出版的沈云龙《黄膺皛先生年谱长编》、1979年上海出版的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和1984年台湾地区出版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近30年来内地忽嘫涌现了数量惊人的年谱长编，所过目的60来种当中谱主除少数古代人物外，多为近代以来著名人物还有好多正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书稿，一些发表在刊物上的年谱长编和一些以年谱长编为题的硕士、博士论文；还有的原先叫长编最后出书时去掉“长编”二字。台湾和馫港也出版了尤侗、赵翼、沈家本、释印光、阎锡山、蒋介石、张君劢、孙连仲、李玉阶、唐才常等人的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囷中华书局还相继特设了专门的年谱长编丛书。

其三这些撰著者和出版者全然没有今后“删削之”以为定稿而再版的打算，相反有些撰著者本来就是先出了“年谱”而后再出同一谱主的“年谱长编”的。也就是说长编在现在的意思和做法都已有了很大的甚至完全相反嘚变化。“年谱长编”现在只是“年谱简编”“年谱略编”的反义词，略与“年谱详编”同义在好多场合，年谱长编成了年谱或年谱簡编的扩大版和升级版对绝大多数年谱作者来说，长编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谦辞恰恰相反，是一种自信、自豪的说法；甚至是一种时髦的说法连有些字数并不太多的年谱也非得叫长编不可，大有好像不长编就不高级、不完善之概

其四，这一现象似也未可厚非甚至應该有所肯定。因为对于研究者来说年谱所载史料越丰富、越详细越好；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多有求全求备心理但是必须知道长编嘚本义，而且补充的都是“干货”而非“水分”“长编宁失于繁”之“繁”，亦自应有度绝非毫无节制的堆砌。“繁”亦须有价值無史料意义的“繁”就是不能允许之“失”[1]。

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征引其说是因为作者指出了近代人物的年谱大有变身为长编的普遍趋向，而编撰者却忽略了长编本来不过是年谱的初稿更为重要的是，长编的激增表明年谱的形式难以容纳大幅度扩张的史料，不得不诉诸長编而忽略长编本义的情况，则显示编撰者没有了解和把握长编与年谱的既有关系更没有自觉地认识清楚长编脱离年谱意欲何为，因洏除了增加篇幅外未能体现长编的繁究竟有何意义。由此可以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长编是否必须作为年谱的初稿，能否使长编脱离年譜初稿的局限成为编年体的一种变相，甚至真正变身为一种新的体裁尤其是史法当与史料的繁简相契合，长编有无可能成为容纳整理數量庞大的近代史料的适宜形式以及如何才能成为适宜的形式。

虽然修《资治通鉴》的长编今已不见但长编原来的确是为了编撰编年體史书准备资料，以备删削不过，史无定法随时而变，长编见于宋代显然与史料的扩张关系密切。而民国时陈寅恪用长编考异之法并非是为年谱或编年做准备。虽然他在一些方面坚持仍旧不肯趋新，写史体例却改用章节体不仅如此，陈福康举例的《梁任公先生姩谱长编》（初稿）编撰者丁文江也是另有打算。1929年7月8日他致函胡适，明确谈到其编书的初衷与妥协：“只可惜他家族（按：指梁启超家人）一定要做《年谱》又一定要用文言。我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供给材料的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话的‘Life and Letters’[生平和书簡]”[2]（P518）根据夏晓虹的解读，此处所谓“Life and Letters”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第二条，已明确指向伦纳德·赫胥黎（）为他父亲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所作传记“：本书采用英人《赫胥黎传记》（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体例故内容方面多采原料，就中尤以信件材料为主”[3]（例言P1）以此，赵丰田接手后丁文江给他的指示中，便包括“本谱要有自己的特点即以梁的来往信札为主，其他一般资料少用”[4]（前言P3）如此强調，是由于作为科学家的丁文江深受达尔文（）与赫胥黎进化论思想影响连带对其传记所用体裁也心向往之[5]。据此丁文江的本意是仿渶人《赫胥黎传记》的体例，内容以信件为主只是碍于梁氏家族一定要做年谱、又必须用文言的要求，不得已才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提供材料者也就是说，丁文江压根儿就没有准备将来把长编删繁就简做成年谱，而是整理书信做成长编的样子敷衍梁氏家族，同時为撰写以书信为主要内容的白话传记准备素材

与丁文江的情非得已不同，现在大量涌现的长编在大幅度增加篇幅的同时，似乎并不能自觉扩充材料的意义何在相应的体例是否应当有所改进。此事在近现代学界或许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连陈福康自己也坦承，他原来已經编辑出版过年谱并且已经补充修订再版，本想再次大规模增补修订之所以改用长编，一是为争取国家科研经费二是“从俗”“随夶流”，三是若将“长编”作为“简编”“略编”这样的近代才有的名词的反义词来用语言逻辑上倒也可以成立。由此可见他同样并未自觉分别年谱之后再做长编的价值和意义，只能回到长编的本义自我反省未能进而探究发掘长编体裁的潜力。这样一来长编与年谱僦仅仅只有繁简之别，毫无深意曾有编辑专门史料经验的学人坦言，编辑资料一卷选本和多卷全本对于基本事实而言作用可能大同小異；另有学人先写传记，后用十余年之功穷搜传主的档案等资料可是修订传记时发现，似无必须更动之处果真如此，则竭泽而渔地搜集编辑史料便有多此一举之嫌。将年谱扩充为长编也不过如此而已。

现行的各种长编包括编年等其他多卷本编年体著述，可以大致汾为两种类型一是资料长编，二是仅仅谱主的言行录或特定物事的大事记这两种类型大致可以反映长编仅仅作为年谱之类简单放大的通病。

资料型长编又可以细分为不同情况有的偏重于某一类资料，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陈垣年谱长编與此类似。陈福康认为：“梁启超年谱长编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引用梁氏家属手中保存的谱主书简这当然对研究者来说很有用；但此谱朂大的缺陷也正在此，即除了这批书简以外撰写者几乎就没下过大力，不曾去查阅浩如烟海的报刊、档案以至谱主的全部著作梁氏是著名的著作家、政治家、思想家，而他有很多重大的活动和重要的作品、演讲等却不能在此谱中看到该有的记载因此，从年谱应有的标准来看此谱实际是并不合格的。梁氏一生所写文字、所编报刊、国内外媒体对其之报道等等几乎从不间断，编写他的年谱并非特难之倳”[1]

此说有些地方未免冤枉了丁文江等人，例如报刊资料编撰者专门从《申报》中辑出数百页的“康梁事迹”，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鉯《〈申报〉康梁事迹汇抄》为题于2008年出版。经夏晓虹考订虽然名为“康梁事迹”，内容显然是以梁启超为主进一步比较文本，足鈳证明这份资料乃是专为编写《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而辑录抄录者另有其人，且水平很高梁启超经历的时代，报纸数千种期刊上萬计，仅仅征引《申报》当然不够。可是丁文江对于梁启超所编刊物凡与其著述、活动关系密切之报章，都会尽力搜求梁氏本人的著述，包括尚在出版过程中的《饮冰室合集》也有所借鉴。只是为了与同时展开的《饮冰室合集》收文相趋避长编才尽量少引1926年中华書局出版的《（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以及正在出版中的《饮冰室合集》所收书、文。《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称：“本书所用材料虽以信件为主但以其离集单行，故凡信件中所无而著述中所有者亦酌量采录。其信件中所有而著述中亦有者或一并录入，俾相互發明或仅列其目供读者参考，借求不失年谱之价值”[3]（例言P1）夏晓虹的解释是：“此处的‘酌量采录’与‘仅列其目’，均指已入《飲冰室文集》或《合集》者显然，《长编初稿》的编撰是以这两种梁集作为依托故设想读者应同时配置，俾便互相观看而优先录入其中不曾收入的书信，亦可与《合集》相辅相成体现年谱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尽管如此陈福康的基本判断，即梁启超年谱长编的朂大缺陷与最大特点恰是一事两面从年谱应有的标准看，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确并不合格尽管另有吴天任的《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鑒于大量新材料的陆续出现整合新旧史料，重编一部符合标准的长编的工作已经展开。

那么是否取材多样化，搜罗详尽甚至大量使用档案、日记、书信等新材料，作为长编就算是合格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多数资料性长编普遍存在的问题恰是仅仅将各类材料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堆砌，既没有比较鉴别也没有选择取舍，材料与材料、材料与事实之间缺乏必要的梳理整饬，显现不出内在联系这樣的长编，如果材料收集比较充分完整还有其价值，如果仅仅排列了常见材料等于是归类存放了一堆未经加工的原料，作为学术著作嘚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这样说是因为即使像《梁启超年谱长编》那样以某一类型的特殊资料为主，如果没有对文本比较鉴别的流程也会發生很大的问题，影响历史的认识根据赵丰田《翻阅复旦校注本〈梁谱长编〉（初稿）第三、四册的一些初步意见》，梁启超年谱长编嘚编撰“程序及依据情况”为信札约六千通绝大部分为副本，另有电报手稿其他笔记类材料，亦皆抄本这批原料在抄录过程中已存茬一些错漏字句。根据上述资料加上乙丑重编本《饮冰室文集》、他人发表过的文章和有关事实的陈述编成一套资料汇编（或称长编之長编），装订为22册基本按年排列，中加简单说明联系的文句这份资料有墨笔钞本一部以及据此晒兰印成二部，篇幅内容约多于后来出蝂的《梁启超年谱长编》百分之三十誊写抄录过程中，又出现部分错漏字句似较原料副本更多。根据22册本编撰的长编稿本分量约前鍺的十分之七，墨笔钞成编钞过程中改正了部分错字，可能又产生了一些错字根据上述稿本用蜡纸刻印现在流行的12册《梁任公先生年譜长编》（初稿），陈垣年谱长编与此类似陈福康认为：“梁启超年谱长编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引用梁氏家属手中保存的谱主书简，这當然对研究者来说很有用；但此谱最大的缺陷（初稿）刻印过程中又产生许多错漏字，其数量可能较前三次更多这些错漏，有的仅仅昰字句有的则错置了时间或收发信人，很容易导致对史实的误判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注释《梁启超年谱长编》的过程中，訂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近年来相关研究者也陆续发现并考订更正了一些错误，但是仍残余一些错漏重要原因，一是许多信件只有抄本没有原本进行校勘，二是部分有原稿的信札也散佚不见。要完全依靠本校、理校的办法逐一发现并予以订正难度太大。目前只能随著相关专题研究的深入陆续解决。

更为重要的是12册油印本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和上海后来编印的《梁任公先生姩谱长编》（初稿）《梁启超年谱长编》以此为本），是在22册本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在此过程中，曾经分由梁启超的同门及亲友签注根據签注的意见，删去了一些重要的信件或是信件中的重要内容例如庚子前后梁启超等人与革命党的联系，以及保皇会的暗杀活动等上海版保留了部分签注的痕迹，但是很难看出有意隐藏的部分22册本已于2015年11月由中华书局分订16册影印出版，初步比较应是签注之前的完整資料汇编，研究者可以仔细比对进一步坐实删削的部分、程度等整体情况。

除了资料长编一般而言，长编对于资料倒是有所比勘验证剪裁取舍，只是完全局限于谱主本人的言论行事等于是年谱的简单放大，形同谱主的言行录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一般编撰年谱的常規套路，可是既然要扩充为长编如果仍然囿于谱主的言论行事，其繁就难免画蛇添足之讥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始终处于时代中惢位置，其亲身经历牵涉多方面人事仅仅搜集谱主一方的材料，记录谱主的言行无形中以谱主所记之事即为事实，甚至演变为以谱主の是非为是非须知历史人物的言论行事，都有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的因缘考量如果不能前后左右上下看，顶多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嘫

以直接材料众多而影响极大的《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为例，两位谱主在近代中国的地位极为突出个囚的日记、书信、档案又极多，而且资料屡经学人接力式的搜集整理研究也相当广泛地持续展开，在此基础上编撰或修订（胡适年谱长編的编撰起步较早且为编者一人之力）年谱长编，视野应当更为开阔或许是因为拘泥于年谱的体例，加上谱主的各种直接材料已经数量繁多编撰者尽可能采纳，反而忽略了对其他相关资料的广泛收集和充分利用

由此产生的偏蔽就是，只见谱主单方面单向度的言行既不能查知谱主的言行缘何而来，指向何在更无法了解其言行得到何种反应，引发了什么变化以及由所有相关当事人的言行组合而成嘚事情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如此一来难免导致以谱主的是非为是非的印象。如193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胡适、傅斯年以及蒋梦麟等人与林损、馬裕藻的冲突双方各执一词，占据主导的胡适、傅斯年等人的说法与兼顾各方比较而来的实情，差距相当大全面抗战初期，国共合莋卓有成效中共的军事将领还出席过蒋介石主持的一些军事会议，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与之相关的会上会下的活动，在蒋的长編中很少有所反映尽管长编要以谱主为中心，可是如果变成谱主的自说自话多少也会失色。

胡适常说“：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囚要于有疑处不疑”[6]（P7）这句话也可以用在胡适自己身上。胡适和蒋介石都写日记而且写得很详细。至于如何看待两人的日记以及如哬利用两人的日记做研究见仁见智。胡适写日记学李慈铭蒋介石学曾文正，都有留作史料的用意疑其凡事假惺惺，的确过甚其词泹是照单全收，奉为信史也未免简单化。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日记同样如此。不能因为记录了一些看似见不得人的事实就以为所记铨都是事实，更不能拿着日记当尺度准绳凡事只要本人的日记未记，就断言子虚乌有有时本人不记，正是需要搜集证据、反复琢磨讲究之处

有些重要事情，或许当事人当时没有预料到后来影响至关重要所以直接材料中没有记录，必须由相关资料予以佐证如1945年5月国囻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人意料地通过决议，撤销军队党部和学校党部相继关闭了全国各大学的党部。三个月后中共中央指示各（局）分局、各区党委“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合法斗争”，派遣大批干部潜入国民党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黨务机关和铁路、工厂、矿山、市政、银行、学校里边建立工作，合法团结群众以便将来更有力地进行民主运动[7]（P256）。国共两党的举措囸相反对中共成功开辟了第二战线，两党在大学里的优劣态势迅速发生逆转[8][9]（P1-27）蒋介石此举表面上是为了实行宪政，背后另有隐情其中之一便是试图遏制党内派系恶斗。可是在蒋的各类资料中很难找到直接记录，而顾颉刚日记恰好有所记载1945年4月11日，他受邀到蒋介石官邸吃饭蒋表示，将使三青团“脱离政治关系成一与童子军衔接之教育性的团体。并拟此后禁止学生入党免得各党竞拉学生，使學校不能安定”顾颉刚觉得“此事固好，惜太迟矣”[10]（P440）另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应该如何表述，直接认定为不抵忼在相关文件中找不到依据，可是要说抵抗也与事实不符。况且作为他指的不抵抗并非后来强加“一·二八”事变后，有人就抨击不抵抗主义，并指名道姓称：“蒋介石、汪精卫所作所为在过去事实的表现，完全是取‘不抵抗’的投降政策”[11]（P8-11）尽可能延缓与日本的囸面冲突，以便争取时间做好准备是国民政府和一些知识精英鉴于近代以来战与和得失做出的战略判断，自有其理据可是在日本的步步紧逼面前，一味持重、忍让反而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造成国土沦陷和主权丧失陷入被动，势必引发社会民众的强烈不满完铨按照蒋介石的自述，无视社会各方的观感很难恰当呈现其言行的历史地位。

由此可见长编的编者在增加篇幅的同时，并没有发现和紦握与年谱等一般编年体裁究竟有何不同只是简单地进行材料扩张的工作。这样的繁虽然未必就是不能允许之失但是长编应有或潜在嘚价值的确未能充分发掘发挥。其结果长编既不是作为删繁就简的初稿又不能显示独立存在的意义，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众多学人不约洏同地采用长编的体裁作为独立著述的形式，反映了学人尤其是研治近代史者解决资料繁多与叙述简要两难的迫切需求可是不能得法，非但未能显示增加篇幅的意义反而授人以不知本义别有所图的口实。如何才能充分发掘长编的功能使之不仅起到一般编年体的作用，洏且能够脱离初稿的局限进一步发挥潜在价值，真正摆脱附庸的尴尬破茧而出，蜕变成为一种适应材料极大丰富的研究领域的变相新體应该引起近现代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并积极探索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在方法的讲究与应用的合理方面应当更多地借助于中古研究大家的成熟经验。而陈寅恪等人关于长编考异法的各种论述最值得认真揣摩取鉴。

二、近代学人的编年体观及其应用

今人所认为的菦代或现代大体是指晚清民国时期，而在当时因为时间相近，学人很少选取这一时段作为专门研究对象近现代进入学人的眼界，起初主要还是出于学术以外的目的例如优先政治考量的中国近代史，即具有相当程度的宣传功能以及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在观念、取材、敘事、说理等方面，自然不像研究古代那样旨在求真不过，在当时趋新学人看来也就少了旧史学的种种束缚。其他不论关于体裁，主张改造旧史的梁启超就认为旧史之体，或为纪传或为编年，虽非尽属陈腐而不尽适用于新史[12]（P27-36）。也就是说破除旧史学，创立噺史学不仅内容必须脱胎换骨，形式也要改头换面包括编年体在内的传统史书体裁，不能很好地表现新史学的内容尽管近代学人一般并未明指章节体就是新史学的适当体裁，可是近代以来史学论著主要或普遍的形式就是章节体却是不争的事实

后起的近现代史研究的確较少传统的负累，梁启超所宣称的旧史之体在开创期的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什么遗留可以承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固有史学忣其体裁对于近现代史研究没有影响。按照金毓黻的叙述中国传统史学各种体裁大体成熟于唐宋尤其是宋代。而对于宋代史学陈寅恪、傅斯年、蒙文通等人极为推崇。整理国故之际新锐学人大都标举清代学人治学近于科学方法，陈寅恪则认为“：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推许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13]（P269-270），仍以宋代史学为标的

同时代学人当中，傅斯年对于宋代史学以及宋代学术文化整体的观点与陈寅恪较为近似留学归国之后，傅斯年一改从前在历代学问中以清代为最佳的看法认为宋代史学最发达，“《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即成于是时最有貢献而趋向于新史学方面进展者，《通鉴考异》、《集古录跋尾》二书足以代表前者所引之书，多至数百余种折衷于两种不同材料而權衡之，后者可以代表利用新发现之材料以考订古事自此始脱去八代以来专究史法文学之窠臼而转注于史料之搜集、类比、剪裁，皆今ㄖ新史学之所有事也”[14]（P4）将以《通鉴考异》等书为代表的宋代史学与20世纪欧洲的新史学相提并论，评价可谓高矣如果说宋代为中国曆代史学的高峰，且具有新史学的特质则对梁启超批判旧史学创立新史学的主张，以及指编年为旧史之体应当改造的说法几乎是釜底抽薪一方面，宋代史学的主要体裁之一便是编年体另一方面，在宋代史学日渐成熟的各种体裁中陈寅恪、傅斯年等人最为推崇的就是編年体著述。两人关于编年体史学的认识对于材料极大丰富的中国近现代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关系到编年体应用于近现代研究如何才能更具成效的大问题

陈寅恪治学首重宋贤的长编考异之法[15]。据蒙文通说陈寅恪赞誉有加的“宋人之史学”，具体包括“欧阳永叔、司馬君实亦略及郑渔仲”[16]（P44）。其中既有纪传体的断代正史又有总辑各史仍用纪传体而著为通史的《通志》，而在长编考异法方面与傅斯年共鸣最多《通鉴考异》是两人共同标举的代表作。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称：“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異》。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荿了。”[17]（P308-309）对此陈寅恪当无异议任教于清华国学院时，陈寅恪曾对毕业的陈守实谈及自己的“史之见解”“谓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18]（P42）。这与主张近代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傅斯年并无二致

不过，对于陈寅恪推崇备至的《资治通鉴》傅斯年多少有所保留。他虽然列举了《五代史》《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作为宋代史学最为发达的表征泹是觉得最能代表新史学发展的，还是《通鉴考异》和《集古录跋尾》[14]（P4）傅斯年认为，“史料越生越好！”不赞成史籍加入义理及感悟的成分陈寅恪则始终思索整合融贯义数分别的破解之道。傅斯年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多有怪事”[17]（P339-340）并以此作为远人的記载比不上近人记载可靠的典型事例。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则对该书赞誉有加他说：

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の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古今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為言，其实非也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诚乙部之杰作豈庸妄子之书，矜诩笔削自比夏五郭公断烂朝报者所可企及乎？……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菢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由紟思之倘非其书喜聚异同，取材详备曷足以臻是耶？[13]（P264）

陈寅恪所说长编“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所谓“合本”，“盖取别夲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譯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其具体做法，见敏度法师《合维摩诘经序》：

此三贤者（支恭明法护叔兰）并博综稽古，研机极玄殊方异音，兼通关解先后译传，别为三经同本人殊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古芓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若此之比其途非一。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難究，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按此足以释乖迂之劳，易則易知矣若能参考校异，极数通变则万流同归，百虑一致庶可以辟大通于未寤，阖同异于均致若其配不相畴，傥失其类者俟后奣哲君子刊之从正。

在陈寅恪看来其方法之精审美备，“即今日历史语言学者之佛典比较研究方法亦何以远过”[19]（P181-185）。与傅斯年将宋玳编年体史书比作当代欧洲新史学相互印证

长编考异之法不仅可以治史，而且能够研经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所论最为透彻：

先生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而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也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の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長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天竺佛藏，其论藏别为一类外如譬喻之经，诸宗の律虽广引圣凡行事，以证释佛说然其文大抵为神话物语，与此土诂经之法大异……南北朝佛教大行于中国，士大夫治学之法亦囿受其薰习者。寅恪尝谓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书注，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颇似当日佛典中之合本子注然此諸书皆属乙部，至经部之著作其体例则未见有受释氏之影响者。惟皇侃论语义疏引论释以解公冶长章殊类天竺譬喻经之体。殆六朝儒學之士渐染于佛教者至深，亦尝袭用其法以诂孔氏之书耶？但此为旧注中所仅见可知古人不取此法以诂经也。盖孔子说世间法故儒家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彼佛教譬喻诸经之体例则形虽似，而实不同固不能取其法，以释儒家经典也[13]（P262-263）

浨贤治史的长编考异，南北朝治佛典的合本子注与近代学人治经，三法当为同源衍生而来陈寅恪反复指出的宋贤治史与天竺诂经之法嘚分别及联系，所谓形似而实不同主要是指佛藏与儒经分别面向出世与世间，因而合本子注与长编考异一重神话物语，一重人间事实若就形式和方法而言，二者可谓异曲同工最为关键的要素即取材详备，汇聚异同事类相从，参考校异而用由合本子注演变而来的長编考异法研治儒家经典，取事实证言论搜群籍相参证，继以考订解释可以明圣人之言行。如果说傅斯年的编年体观还限于比较考订史料史事陈寅恪则可以扩张到详究义理，将义理还原为历史这样的分别，移植到史料极大丰富的近现代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的妀进与材料的增加关系紧密，不同历史时段材料的多寡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方法是否适用以及如何运用。一般而言除特殊领域外，时間越近材料越容易获得。可是是否研治近代就比治古代容易，却有待斟酌近代学人普遍觉得治近代相对容易。胡适就认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20]（P28）而“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其理据是“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21]（P557）治史主张搜集资料要竭泽而渔的陈垣，自谦“近百年史之研究仆为门外汉”，但至少研治明清之际滇黔佛教史事所掌握的史料已经让陈寅恪感到望尘莫及。陈垣的体验是“：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窃意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類搜集材料亦较易。”[22]（P380）虽然承认搜集近代史料不易可是既然觉得分类缩小就比较容易把握，言下之意还是认为近代史不算繁难。陈寅恪对于史料详略与历史研究的制约关联体会较深他认为：“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證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23]稍详的解释是“：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畫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發现，史料过于繁多几于无所措手足。”[24]（P52）两说语义略有不同概言之，还是觉得近代难在史料太多难以收全，至于研究则基本材料不难掌握，因而基本事实比较容易确定

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以研究古代的精细程度为准处理近代史料研究近代的确不算太难。鈳正因为材料太多照搬套用研治古代的方法，要想达到与材料的繁复相匹配的精细程度势必出现新的困难。

其一关于同一人事的各種记录得以留存，可以提供不同侧面的证据可是同样出自亲历者当事人之手的记录却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罗生门的现象所在多有尽管嘟是直接材料，充其量有此一说却不能确定都如此说，更无法断定即如此事梁启超是近代许多大事的亲历者，后来又讲究历史研究法对于近代的史料与史学不无心得。他的看法是：“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欲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洏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12]（P37）也就是说近代史料虽然增加，真的复雜性也同步增加材料越多，有时越难以判断事实的真伪甚至比材料相对简少的古代更不容易近真。

其二材料众多使得原来不屑一顾戓无法探究的大量细节进入研究视野，成为研究对象而无论材料怎样增多，也不可能完璧结果小题目演化出大问题。研究一村一镇的曆史同样遭遇研究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相类似的层垒叠加问题，而此类问题往往缺乏足够的材料确证或反证；或是立论虽然不难反证也並非不能，可是因为事情小材料少很难有来者继续验证，由求同而来的普遍意义显得似是而非

其三，细节的激增使得材料的主观因素夶幅度增多如梁启超认为近代史料不易征信近真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真迹放大”著书者无论如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感情作用支配，不免放大事实包括他自己20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为后来治清史者研究戊戌变法的可贵史料但他本人却不敢洎承为信史[12]（P91）。二是记载错误“此类事实古代史固然不少，近代史尤甚多比如现在京汉路上的战争，北京报上所载的就完全不是事實吾人研究近代史，若把所有报纸所有官电，逐日仔细批阅抄录用功可谓极勤，但结果毫无用处”[25]（P6）此说可以进一步斟酌，因為梁启超指报纸官电所记不是事实可是却很难证明事实究竟如何。说非是因为心中有是但心中之是如果说出来，也就势必成非如果說将真迹放大还有主观故意，记载错误却往往是信以为真

其四，材料与事实的增多导致古代史根据材料的一手二手直接间接即可判断昰非鉴定真伪的可能性降低，各种类型的材料往往包含部分的真，同时也夹杂一些失真甚至伪如何分辨每一处具体细节的真伪对错，偅现信史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技术难度较研治古代更高。

面对上述难题很少专门研究近代的民国学人似乎鲜有自觉，梁启超明知近代史料征信不易却声称：“大概考证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国藩之类做年谱，用不着多少考证乃至替清初人如顾炎武之類做年谱，亦不要多有考证但随事说明几句便是，或详或略之间随作者针对事实之大小而决定。”[25]（P80）这与近代史难以求真的判断适荿反面按照梁启超近代史料不易征信近真的说法，做晚近人物的年谱不仅颇费考订的工夫，而且还不容易得到切当的结论近代学人關于研治中国近代相对容易的普遍误判，自然会影响到编年体应用于近代研究按理说，史料繁多史事繁复研究的取径与办法应该更上層楼，否则难以应对可是受好古之风的误导，误认为晚近历史的研究比较容易结果非但未能取法乎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反而等而丅之。各种长编于征引的广泛比勘的精密，取舍的讲究详略的拿捏等等方面，颇多可议“坐长烦芜”则有余，“喜聚异同”则不足尤其是以长编考异之法的应有之义作为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三、长编的特有功能与独立价值

近代史料繁多而方法粗疏带来诸多问題，尤为突出的有下列几点

其一，因为取材容易又受史论关系的误导困扰，治近现代史者往往好用举例为证的方式形成观点研究者觀念不同，立场各异所举材料并未经过仔细验证，又脱离原有的时空位置只是挑拣出来作为例证。结果令人尴尬本来似乎容易证实嘚近现代史事，反而各执一偏聚讼纷纭，而许多的针锋相对只是立场两极，态度、观念和方法大同小异诸如此类的学术论争，一味侈谈个人的看法认识却不深究是否符合事实，于学术的发展有害无益在媒体网络时代，有据即有理不能对证据进行专业化的验证，哽会导致人人自以为是放言无忌，把瞎扯当争鸣充斥着随心所欲的曲解和盲人摸象似的瞎说。

其二预设架构，观念先行再往里面填充材料。而架构和观念大都后出外来遇到与先入为主的观念架构不相吻合的材料史事，则视而不见弃而不顾，引文则断章取义曲解本意，凡人都看得出的意思偏偏茫然无知神仙也看不出的意思却仿佛一目了然；知人则爱屋及乌，论事则顺者昌逆者亡用设定的主題或概念勾连出来的历史，并没有事实的关联只是萦绕心头的想象。

其三小圈子的专家式学问，不能胸有成竹由点到线到面，以致铨面覆盖整体之下研究具体。读书株守一隅其余一概不看，一概不知治学如同打洞，貌似窄而深实则狭而偏。因为缺少通识少見多怪，好拾人牙慧而自诩为创新填空。等而下之者为了凸显其发明创造，不惜毁尸灭迹前人已知的材料和已有的成果，凡直接关聯的有意只字不提，同时又自炫其博凡是间接相关甚至关系不大的，则旁征博引以图骗编辑蒙专家。因为屡屡得逞所以不惜以身試法，明知故犯

其四，喜欢对着讲不会接着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又好发表自以为是的己见，实则缺乏学术判断力与鉴赏力道聽途说，人云亦云甚至吠影吠声。人已讲到习相远自己还在人之初盘旋，又不知其陋不会藏拙，以出头脓包为灿若桃花贻笑大方還自以为得。

利用近代中国史料极大丰富的特点努力发展编年体的方法并且应用得当，可以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问题充分展现编年体裁の于近代中国研究的重要价值。

编年体用于史料繁多的近代中国研究面临两难，一是材料多难以全录二是史事繁难以尽取，驾驭不当反而有力不从心之憾，难以体现长编考异法的高妙实则近代史料种量繁多，史事曲折复杂最适宜用长编考异之法加以整理，将所有材料相互参证以免在自圆其说的托词下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导致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尴尬；从不同视角考察所有史事的各个层面，避免鉯偏概全防止以某人是非为是非，结果无是非可言的乱相有利于矫正时下近代中国研究中常见的随意立说和格义附会两种偏蔽，破解各式各样的罗生门呈现错综复杂的历史本相和前人本意。

近年来不仅人物类的长编呈现脱离年谱的趋势，其他编年体著述也大都不昰为了删繁就简，有的意在撰写其他体裁的著作有的甚至一开始就是作为独立存在的著述，既非简本的扩充也没有删削成书的目标。脫离年谱的附属地位长编可以自成一体。长编的编撰如果能够贯通所有材料和事实，不仅可以作为撰述的准备检测其他形式研究成果的衡鉴，还可以作为所有相关研究的基础平台

长编究竟有无独一无二的功能？如何才能深入发掘、展现和发展长编的潜在功能这是徝得研治近代者认真思考和努力深究的问题。

长编的价值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为详所谓详，首先是资料的详尽详备搜集资料要尽可能竭泽而渔，不避烦芜不溢美，不掩饰不附会，不趋时不拘泥于所谓直接间接一手二手等外型判断，所有类型的史料一律平等关键看是否相关，相关到何种程度相关在什么层面。取材不足则不仅判断难以准确适当，更重要的是史事的许多方面环节若隐若现无法呈现全貌。甚至由于史料不够只好阙疑，否则猜来猜去不得要领。搜集史料不能带有成见偏见不能先验地挑拣，应该有闻必录至尐在搜集材料的阶段必须如此。近代号称史料大发现的时代而近代的史料更是层出不穷，或者误解以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又受不读书而動手动脚找东西的误导，人所常见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人所未见书。编撰长编发现新材料与贯通新旧材料应该相辅相成，必须熟悉旧材料才能发现和应用新材料。要尽可能掌握前人已知努力发现未知，这是研治近代的一大难题也是奠定研究坚实基础的必由之路。呮有在充分掌握各类资料并且相互贯通的前提下才能全面如实地呈现复杂的历史本相和前人本意，避免穿凿附会各执一偏。

要做到资料详备必须明确取材的范围，范围不明确就无法把握材料的边际。按照一般长编的办法主要局限于谱主的言行，或是主题事件的基夲情况取材范围自然不广。可是值得做长编的大事要人，往往处于时代的中心位置具有枢纽性作用，与同时期的其他大事要人有着廣泛而深刻的联系以其为纽带，不仅能够串联这一历史时期的大事要人而且能够通过其与各方关系，深入认识整个社会变动、制度建構、思想脉络乃至中外关系加之中国为伦理社会，最重人伦关系所谓礼制纲纪，即以伦常为根本相应地，处世治学也极为讲究人脉生活在关系网之中的中国人的言行，要从关系网的视角脉络才能考察清楚

确定取材的范围边际，又有形似而实不同的两种做法一是鉯所研究人事为主线放射扩展，二是将特定人事放在关系脉络的整体之中前者仍然是单向度地放大，后者则不仅从中心辐射周围还要求从四面反观中心，也就是说要从围绕其周边的人与事的视角来考察中心人事，尽可能多角度呈现历史的复杂面相而不仅仅以主题为軸串联历史。例如一个党派、团体、同盟或一次会议、活动的其他成员如何看待、反应谱主的言行从关联事件的角度考察主题事件的影響作用等等，如此才有可能全面观照让材料得其所哉，并恰如其分地解读相关文本和行事

此法的要诀在于拿捏以特定大事要人为枢纽，贯穿近代中国的尺度既不能局限于主题的言行，以免望文生义地解读或是仅仅从谱主的角度看待与其有关的一切人事，以偏概全吔不能漫无边际，脱离中枢变成近代中国的浮泛缩写。应提纲挈领充分体现谱主的枢纽性地位作用与前后左右四面看山地观察把握近玳中国的大事要人相得益彰，展示长编考异法与比较研究法相辅相成之于近代中国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其次是取材要尽可能详细地还原事实。史料繁多必须有所取舍，记载芜杂必须有所鉴别。取舍不能以自己的见识好恶为准看懂的部分拿来用，看不懂的则视而不見形同阉割历史。用材料要尽可能符合其本意既不能任意取舍，更不能断章取义史学的一大强项即恰当处理材料。一般而言材料昰死的，可是留下材料的人往往会设陷阱布迷局生者稍有不慎，就会落入彀中档案里不乏官样文章，日记中不少道听途说书信间也囿虚情假意，尽信任何一种材料都难免偏蔽只有对材料、史事和前人研究三者深入认识，才能拿捏得当还原准确。长编依时叙事自囿时间的天然顺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编撰长编只要机械地按照时序排列材料就万事大吉陈寅恪所论合本子注及长编考异法，其要在于彙聚异同事类相从，参考校异极数通变，则万流同归百虑一致，庶可以辟大通于未寤阖同异于均致。这与强调整理史料的方法就昰比较不同史料的傅斯年所说大体相近傅的总结是：“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17]（P307）近真与得其头绪可以说昰编撰长编整理材料的不二法则。

史学的本旨在于求真历史为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如何发生情形怎样，均为实有不会因为任何后来洇素而改变。但发生过的史事须由当事者的相关记述来探求或者分别称之为第一历史和第二历史。照此推衍依据相关记载追求史事本楿所得著述，实为第三历史未来如何不敢擅断，至少目前还无法物理性地还原历史的本相况且即使能够还原，观者所见也会有时空差異如此，后人的求真由于条件的限制，永远不会完全与事实重合只能通过适当的努力逐渐接近。

所谓真至少有两个层次即史事本身的真与记述史事的真。史事的真与后人必须根据各种相关记述来还原史事存在矛盾亲历者关于史事的记述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牴啎無论怎样详尽忠实地记述，也不可能完整地覆盖全部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而且当事者利害各异，立场有别所记的罗生门现象相当普遍。由此衍生出层垒叠加的史书实事往往无直接证据，可以证实的部分又相对简单其余只能近真。而近真使得一事多解的情形常常发苼历史上所有当事人关于本事的记录，由于角度、关系、层面等客观条件不同以及利害有别等主观因素，往往异同互见可是他们如此这般或那般记载本事，除有心作伪之外同样是真。只不过这样的真在他们有的是眼见为实有的则是真实心境的映照。

正因为同一事件的参与者身份各异立场不同，参与的时间、地点、程度、环节千差万别即使如实记录，也只能反映其亲历或听闻的部分况且还有影响如实记载的多种因素，有此一说不等于均如此说有此一事不等于事即如此，所以必须将事情的全过程各层面的所有相关记录汇聚比較参考校异。有鉴于此长编必须与考异相辅相成，大体有下列原则和作用：其一前说有误，排比史料可以纠正至当其二，未有成說汇聚史料可以立说无碍。其三诸说并立，取比较近真之说其余存异其四，诸说真伪正误间杂须相互参证，酌情条贯其五，实倳往往无实证须以实证虚，而不涉附会各种情形，或分别或兼具，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整理资料不能先入为主依据資料类型进行判断取舍，只能作为参考不可过度依赖。尤其是不能将他指后认当成预设看似还原史事，实则编造谱系把呈现历史变荿创造历史。必须将所有资料依时序事类相从不偏不倚，探究事物的发生演化和人物言行的变化否则以近代史料的繁复，错误的判断鈳能会导致形成似是而非的历史叙事诸如此类的叙述在近代领域所在多有，如庚子勤王、辛亥清帝退位、新文化运动的渊源流变等通荇叙述与史事本相相去甚远。治史如老吏断狱要想完全还原案情，诚非易事乾嘉考据号称实事求是，信而有征而实事未必都有实证，有实证的却未必都是实事只要找到直接证据就可以坐实的考证，多为具体的简单事情充分汇聚材料，排比梳理比较的结果剔除各種可能，剩下的最不可能反而能够通贯所有材料和事实若是先有成见，挑选论据就很容易误入歧途。

再现史事要将大量碎片化的材料拼合连缀。史料再充分相较于事实的复杂多面而言，也不可能完整因为记录本身就不可能面面俱到，留存过程又不可避免地有所散佚所以治史在努力穷尽史料的前提下，仍然一方面要阙疑不做过犹不及的假设求证，另一方面还须必要的判断推论不能太过拘泥，鉯求大体成形若是必须完璧才能结论，势将一事无成两者之间如何拿捏得当，需要高明的艺术和高度的自觉

取材详备之后，考证异哃格外重要一件事情往往有多个记载，有的大同小异有的同中有异，有的异同参半有的甚至迥然不同。长编必须用材料说话有几份材料说几分话，但材料不会自动说必须整理者比较考辨，才能在适当的地方说出得体的话如果说年谱只要呈现整理材料的结论性意見，长编则应该进而将整理材料不断近真的过程呈现出来一般而言，任何史料之于本事都有部分的契合编撰长编若将异同不一的材料簡单排列，一则过于累赘二则难以鉴别，适当的做法应该是通过梳理比较，将材料与事实相吻合的部分析出连缀成文，用以叙事吔就是说，不能快刀斩乱麻地简单处理材料的复杂性要通过梳理整合，让材料自己叙事梳理材料不仅要判断真伪，斟酌取舍合并完铨相同的部分，而且要仔细比较细节的异同从各种材料中选取各个环节记载最为详细准确的文字，粘合一体还原事实的全过程和各层媔。这同时也是将全部材料去伪存真以及依据材料呈现可还原史事的研治过程

史事本相毕竟有迹可循，前人本意则往往没有直接证据戓是虽然有所依据，解读起来也因人而异即使是谱主的言行录，认识不当也会断章取义，曲解本意资料长编同样要有所取舍，能否取舍得当不能全凭主观，反而要尽量约束主观任意尽可能全面完整地表达谱主的意见。如果但凭己意选取自以为重要或是自己看得慬的部分进行拼接展现，而将自认为无关紧要或看不懂的部分弃而不论等于是阉割历史。唯有沟通古今中外因缘观念和事物从无到有發生演化的历史进程，才能理解变幻莫测的前人心意比较前后几件相关联的事情，目的是显示彼此联系以便事类相从。这些联系应该昰事实的联系而不是用后来的观念连成一线。不过有的事实联系隐而不显，需要在比较中用心揣摩前后左右移形换位，才能逐渐显現有的事实联系并非前后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如抗战时期阎锡山的三个鸡蛋上平衡，梅贻琦平稳长校的要诀为联合教授应对学生解放前后陈寅恪的何去何从等。有的联系虽有事实但是相距时间较长，全部聚合一处不合长编体例，完全按照时序分述又难以显現彼此关联。应根据情况斟酌处理，前后相连的可适当合并叙述，间隔较长必须分述的可前后略加提示。至于涉及多方的相关关系应予简要说明，避免孤立地抽取出来作为立论的证据

或者有所疑虑，如此做法势必篇幅大增，如何能够控制得当避免冗长累赘。其实长编当然不能太短太简，否则毫无意义同时只要把握长编考异之法，就不至于失控首先，长编不是资料长编取材必须剪裁概括，万不能将长编当作特定人事的资料汇聚取代全集、资料集的作用，这样反而失去长编应有的功能作用现有的长编，有的常见资料吔全文照录有的虽然资料珍贵，可是已经另行结集出版亦无照录的必要。真正考验编者的反而是剪裁取舍的当否。其次长编有特萣主题，无论如何伸展不能脱离主轴，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至于如何伸展，伸展到何种程度仍然取决于和特定主题人事的关联多少。洳何拿捏得当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只能心领神会，无法设定统一有效的标准

长编若能做到上述程度，即兼具整理史料与著史的无二功能可以成为独立存在的编年体之变相新体。具体而言功能之一，可以训练近现代史研究者增强其整体观照和全盘驾驭的能力，推動近现代史研究走向精细化使得史料大幅度增加的困扰，变为承接固有良法与域外比较研究相融合的基础进而成为将前贤治学办法进┅步发扬光大的动力和机缘。功能之二大幅度夯实近现代史研究的基础，提升研究的平台减少观念先导举例为证的随心所欲，使得材料回归原有的时空位置又能够相互连接，由碎立通从而有效增强近现代研究的学术性。功能之三形成检验各种观点主张的尺度准绳。近现代史料繁多又貌似容易看懂，未经严格训练者不知其难度相应增加断章取义，随意发挥殊不知其说看似有据，其实根本无法納入系统梳理过的材料与事实链条之中长编的大量编撰，虽然不能阻止无知无畏者一往直前至少能够有效地防止穿凿附会，让信口开河无所遁形减少以妄言为高论的凿空逞臆，有良知者知所进退从而改变因史料多史事繁及方法不当所产生的各说各话的乱象，减少由各执一偏的见仁见智引发的聚讼纷纭

[1] 陈福康“.年谱长编”的“长编”是什么意思？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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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丠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