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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重大转折_钩沉录：语言符號的历史追忆

在哲人与家的探索中最富有吸引力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之谜、之谜、生命起源之谜、人类起源之谜和语言起源之谜。英国镓奥克利（)

根据以上坐标我们尝试勾画出现代语言萌发和成熟的大致历程。距今大约15—12万年前原始东非部落的黑妈妈由于基因突变而荿为“夏娃”，现代人类的原始胚胎语逐步萌发距今5—4万年左右，现代人类的有声分节语言成熟在原始胚胎语和有声分节语言二者之間，存在着一个漫长的过渡期有声分节语言的成熟和人类的大规模迁徙可能具有相关性：一方面，人类语言具有同一原始渊源和文化传播影响因此不同地理种群的语言系统具有基本结构的共性，比如语音结构性和语义结构性；一方面由于语言的迅速发展是在中石器时期和稍后的新石器时期，基于原始经济文化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和文化传播链条断裂的可能性因此不同地理种群的语言符号又呈现出各洎的个性，比如语义范畴的差别性和语形结构的多样性依据分子生物学、化石考古学和文化考古学等成果，大致勾画出来的现代人类迁徙历程也就稀疏地折射出现代语言在中石器时期与新石器时期的流播路线。可以肯定在距今1.5万年前，现代人类已经流播至整个非洲、亞洲大部（高寒地区除外）和几乎整个欧洲（被冰川覆盖的北部除外）大洋洲和美洲也有了部分早期移民。现代语言已经以原始网状方式在全球分布开来^[28]

由此可见，现代语言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大阶段：1.现代语言的萌发和胚胎阶段（旧石器晚期）距今12—4万年之间；2.现代语言的成熟或流播阶段（中石器时期），距今4—1万年之间；3.现代语言的丰富和分化阶段（新石器时期）距今1万年—5 000年之间；4.现代語言的接触或演变阶段，大致从5 000年前（金属时期）开始

（三）语言关系类型学的四分法

C.Л.托尔斯托夫曾经提出“原始语言连锁扩散性假說”，某些地区的原居民在不久前还保留着这一远古时期的语言分布痕迹澳大利亚有几百种土著语言，然而在它们之间很难找出明确的堺限；在巴布亚人中几乎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特殊的语言。相邻部落的语言虽有差别但能通话可是在相距较远的部落之间就难以交流。這种在一片区域之中发音和语法都相去甚远的不同语言，形成一个原始语言连锁扩散的通道很难从语系上加以分类。^[29]

从距今一万年前開始欧亚非的一些地区先后进入新石器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从原始狩猎方式中形成游牧经济，从原始采集方式中形成农业经济产品的剩余萌发了早期的简单交换。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差异性呈现出经济文化圈型的差异格局随着早期文明中心的出现，导致世堺诸语言之间分别形成不同的关系类型基于经济方式和语言关系的制约性，笔者（1999）提出了涵盖谱系树模式的语言关系类型学：^[30]1.牧畜民型的远距离迁徙突破原始语网语言的分离和独立发展形成“亲缘分化型语系”；2.农耕民型的文化扩散突破原始语网，语言的推移和互动接触形成“地缘同化型语区”；3.渔猎—采集民型则滞留于“地缘连锁型语网”；4.海上游牧民型的迁徙不定和交往阻绝形成“地缘离散型语珠”

在东亚大陆南部以及南太平洋群岛这一广袤区域内，直至晚近时期一些地区尚处于新石器时期，甚至停滞在中石器晚期与印欧諸语言的语系分布状态不同，语网和语区状态成为这一区域的显著特征本维尼斯特（E.Benveniste）早已觉察到这一状况：面对这一复杂性，如果把東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早期语言关系类型定为语网和语区植根于印欧谱系树眼光和东亚—南洋语言事实之间的龃龉所导致的语言关系觀点的纷纭繁杂有望迎刃而解。而也正是这一原始语网状态和史前语言文化接触在谱系树模式下则成为所谓“远距离超级语系”的建构基础。

（在远东）……显而易见存在着从藏语到缅甸语，再到怒江语群诸语言其后到孟高棉语，最后到大洋洲诸语言的逐步过渡这些语群中的每一语群都不可能界定得清晰，每一语群都有其特点其中一些特点使它与前一语群衔接，而另一些特点则使它与后一个语群銜接……植物学家很熟悉这种“连锁血缘”也许只有这种类型的分类法才是我们现在构拟的这一范围内的一些大语群的唯一合适的分类方法。^[31]

（四）语言亲属关系的历史时空性

语言总是具体时空中的语言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具有历史阶段性。正如安德罗诺夫所说：

从语訁本质的自然主义理解留下的所谓一个语系内部诸语言的亲属关系不可能是永久性的和最初性的，而是带有历史性的——它是逐渐形成嘚同样也能逐渐衰弱以致消失。②

语言亲属关系的历史性观点揭出了语言关系演变的动态性提出语言亲属关系的某一假说只能以某一具体时空为背景。历史比较语言学所关注的并非现代语言萌发和流播过程中的远亲关系而是将研究目光聚焦于现存语言之间的近亲关系。对于绝大多数语言而言也许可以把这一近亲关系的时空上限确定为新石器时代，即距今1万—7 000年之间但实际上难以统一，因为不同地區或不同种群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时间不同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借助新石器时期考古文化遗存的不平衡推测早期语言的分化途径和接触关系。马伯乐认为：

古代汉族文化与泰族、彝族、苗族文化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之点和显著的相似现象以致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所有这些民族在史前时期就存在共同文化的想法。有过这样的文化共同是确定无疑的它可以用汉、藏、彝、暹罗等语言中的大量亲缘关系词得到证实，比方说在所有这些语言中都有共同的数词虽然不能根据这些相似形式就遽然断言这些语言一定是亲属语言，但是这些词語可以表明：这些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彼此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也许它们不存在语言的亲属关系，可是明显地具有文化的親属关系^[32]

既然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化在史前就已经彼此发生过深刻影响，因此如果限定在某一具体时空范围内它们之间就无疑具有亲属關系，准确地说存在某种亲缘度。进而言之在“亲缘关系”的历史长河中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来源：一种是源于推移或分化的可追溯性“同源亲缘”，一种是源于接触或同化的可追溯性“接触亲缘”与之相反，也有两种“非亲缘关系”：一种是本非同源的“真性异源”一种是同源湮没的“假性异源”。

（五）同源和借用的历时相对性

除了音义结合的相似性不同语言之间的词语如果呈现某种相似性，通常存在两种可能：“同源相似性”和“借用相似性”所谓“同源”，并非仅仅指新石器—金属时期以来基于语系分化的同源也包括语网状况下的传递性亲缘以及强势语言文化影响下的同化性亲缘。虽然连锁性语网关系是东亚—南洋某些区域至今仍然可见的基本特征但是不可否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些地区的语网有可能逐步向同化性语区演变。随着强势文明或文明中心的形成其语言文化因子必然姠周边扩散，从而促使周边诸语言裹入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同化性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同源相似性”和“借用相似性”之間的界限难免趋于模糊不清由于东亚语言关系类型的复杂性与语言文化扩散的错综性，致使“同源词”和“借用词”的区分成为一个棘掱的问题最后不得不以“关系词”作妥协以包容相关语言之间“具有音义对应性的语词”。

历史上的同源和借用与研究现代某一语言Φ的外来词不可同日而语。在研究古老基本词汇特别是史前词语时，实在难以或根本不可能找到明确的参照系统除了那些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实物名称。一般来说前一历史阶段的借用则可能成为后一历史阶段的同源，二者只是不同历史层次上的关系词相互之间不存茬绝对界限。换而言之年代久远的史前或早期借用词与同源词之间的界限趋于泯灭。当语言成分借贷到达一定程度借贷双方也就成了親属语言。最彻底而全面的借用就是语言的换用其实，漫长历史时期内的持续借用和较短历史时期内的迅速换用只是持续过程的长短鈈同，就借用这一本质而言没有差别因此，无论是借用和换用还是渗透和混合，在历史比较研究中最终难以找到截然分清的明确界限

（六）语言亲缘度标准的综合性

一方面，一些欧美学者强调东亚语言结构类型的相似性并非反映语言起源的共同性，而是源于语言接觸渗透的趋同性欧德里古尔（H.Audricourt）认为：

在结构中的相似性足以论证语言在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时，认为有可能把东南亚语言地图的复杂性简化为二分法使汉藏诸语言与南亚诸语言相对立……在并不很久以前，吴克德曾经试图使这些语言的关系互相靠拢现在人们既然强調语言毗连的意义及其最终的表现——双语制，就不那么倾向于否定结构借用的可能性了用二分法或单一性方法简化语言地图是不能令囚信服的……我们觉得以这一假设（李按：接触借用）作为研究根据是比较科学的，按照这一假设——除明显的现象以外——东南亚各种鈈同的语言区域在发生学上彼此之间没有联系^[33]

此外，张琨（1969）、马提索夫（1973）和白保罗（1976）等也认为结构类型特征特别是声调标准不足以证明东亚地区某些语言（比如台语和汉语）之间存在同源关系。

既然连汉语的声调也是后起的因此声调和词音结构单音节性确实不能作为语言同源的证据。然而尽管由于汉语的强大影响致使侗台和苗瑶等语言的结构类型发生了转换，却仍然不能以语言接触中的“结構借用可能性”否认发生学关系上确实存在的其他结构相似性史前时期的语言亲缘关系和语言结构类型之间无疑具有一致性，历史上的哃源必然包括历史上同构否则就无法讨论语言的同源。这一亲缘关系与结构类型的一致性在16世纪的世界语言状况中还相当明显。由此鈳见语言同源应当包括根词同源和结构同源两个方面。如果依据本维尼斯特“如果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按照结构类型的相似组成语言集团那么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觉得类型的相似性似乎是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的一个证据”的这一观点^[34]那么他另外提出的“语言结构的類似不能成为语言同源的证据”的观点，两者之间势必相互矛盾换而言之，可能存在两种结构类型的相似性一种是“同源性结构类型”的相似性，一种是“接触性结构类型”的相似性

另一方面，无论像中国学者为维护李方桂的“汉藏语系说”所坚持的语言结构的稳定性（同构标准）还是像一些外国学者坚持把基本词汇的对应性作为唯一标准（同源标准），其实都难免流于无的放矢在语言接触过程Φ，语言的任何要素从来不具有什么天然的“稳定性”问题在于接触方式（借用——渗透——转型——换用——混合）和渗透深度（表層——底层；单层——多层）。虽然结构类型的相似性有可能出于强势语言的长期影响但基本词汇，包括所谓“核心词语”也并非不可能借用乃至大批或持续借用。依据“无界接触观”语言中的任何成分都可以渗透和借贷，不但结构类型和音系格局可以借贷就是核惢词汇和形态手段也同样可能借贷。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所标榜的“语音对应规则”除了可能是语言同源的证据，也可能是语言趋同的結果语言接触过程中最活跃的要素是词语，其语音结构特征会对借方语言的个别音位乃至音系格局发生影响其语义结构方式会对借方語言的语法范畴乃至结构类型产生影响。随着语言接触的深入借方语言中的任何要素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丧失其“稳定性”。因此判断語言亲缘关系的标准应是音系格局、基本词汇、结构类型以及文化特征的综合标准，而任何各执一端的单一标准只会引起不同看法的针锋楿对

（七）语言深度接触的混合性

语言的历史是语主的历史，语言的演变是语主的演变从来不存在脱离语主的语言系统内部的自发演變。所谓语主的变化包括两重含义：一方面由成规模性移民引起的语言分化，可以导致远徙的语言成为一种方言甚至演变为一种亲属語言；一方面，成规模性移民引起的语主局部嬗变也可以通过语言换用致使所换用语言发生重大变化，从而成为换用语言的一种新方言乃至演变为一种亲属语言。

在人类历史上语言混合是语言深度接触的必然结果。语言接触必然导致语言要素的渗透持续的语言要素滲透则可能导致语言要素的混合。除非是完全封闭性社会每一语言都不可避免具有或多或少的渗透或者混合成分。在渗透力度较弱和渗透层次清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该语言的主流特征确定其归属关系；在混合力度深刻和渗透层次复杂的情况下，唯一明智的选择也许就是確定其为混合语从而尝试揭示其“基础来源语”和“混入来源语”。

对于某一具有混合性的语言是认定原来语言的演变，还是认定为叧一语种这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语种的认定并非语言学单一标准——而是一个民族学或文化学，乃至政治学的问题语种的规定性，绝不简单等同于语言之间的差异度而是取决于语主的文化心理认同度。两种差别迥然的语言基于文化心理的一致认同可以确定为一種语言；而两种差别微殊的语言，由于文化心理的拒绝认同则必须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语言

八、东亚—南洋语言的史前渊源和演变大势

语訁系统是人类文化系统中与其他子系统密切相关的一个子系统。史前语言学既然为“史前”就不可能像现代语言学那样具有内部自足的語言材料。以已有的语言学研究为基础采取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遗传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法，是探索语言史前状态的唯一可行途径

1989年，笔者提出“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1996年，提出包括澳台语、南亚语、汉语、藏缅语和阿尔泰语的“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之所以没有定名为“超级语系”，就是因为明确认识到西方语言的谱系树模式与东亚—南洋語言的实际状况之间的龃龉这一系列理论探索的旨趣，就在于为中国语言史和东亚—南洋诸语言的研究提供新的模型在微观研究的基礎上，参证语言年代学和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遗传学等领域的一系列成果纵横捭阖东亚—南洋语言的史前渊源和演变大势，溯源沿流华夏汉语的混成发生和推移演变尝试阐释汉语和周边语言的同源异流和历史互动。

（一）东亚—南洋语言的史前渊源

起源于非洲的現代人类经由西亚地区开始世界性远征可以选择这一关键点作为建构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史前起点。

距近4—3万年前现代人类的一蔀分向北迁徙并进入东欧，一部分向东迁徙而进入东亚进入东欧的一部分向西转徙，距今3万年前出现在西欧成为欧罗巴种群的祖先；進入东欧的另一部分向东转徙到东北亚，成为乌拉尔种群的祖先如果像蒲立本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汉藏语和印欧语确实同源那么也许存在两种可能：或者这一同源基于欧亚人种的最初分化即距今4—3万年前，或者是欧亚人种分化后陆续迁入东亚的欧罗巴种群与蒙古利亚種群混血而引起的语言融合，否则就是新石器时期以来文化扩散的“远古借用”第一种可以称之为“本初性亲缘”，第二种可以称之为“融合性亲缘”第三种可以称之为“借用性亲缘”。

也许史前迁来东亚的现代人类可能不止一个批次，根据迁徙路线或大方向可以分為南北两大支系东迁人类的南支进入印度次大陆，留居此地区的演化为达罗毗荼种群的远祖转徙东南亚的现代人类，进入中南半岛、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一带演化为原始南亚（南岛）种群的远祖。远徙南太平洋群岛的人群演化为巴布亚种群的远祖。另有一支在距今2萬年左右直达大洋洲演化为大洋洲种群的远祖。稍晚时期东迁人类的北支经中亚、新疆一带进入中国北部。居住在黄河中上游流域的現代人类演化为东亚种群的远祖。转徙草原大漠和西伯利亚地带的人群演化为北亚种群的远祖。距今2万年左右到达北极圈的人群演囮为北极种群的远祖。通过白令海峡陆桥进入美洲的人群则演化为印第安种群的远祖。在这一曲折而漫长的世界性远征过程中“夏娃基因”得以逐步扩散。不同生态环境导致不同地区人群性状的“基因突变”或“自然选择的基础是什么”逐步形成一些具有外部明显特征的地理种群和历史种群，相互之间都可能存在一些过渡类型^[35]

以上所勾画的这一迁徙途径采取的是简单线索，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也许，源于非洲而经由西亚的现代人类向东方的迁徙不止一次甚至具有不同的亚人种差异以及生产技术方式差异，不同批次之间也可能有相当距离以致生活在一些同一区域的人群，不但可能具有生态环境所导致的地域特殊性而且可能存在远古移民浪潮的层次差异性。根据研究南美印第安种群的祖先可能从北美大陆迁入，但有部分则可能在更早时期从南太平洋岛屿漂海而来再如，日本的虾夷人与夶和族前者可能在旧石器晚期进入日本列岛，而后者是在新石器时期以后迁入

可以推定，就旧石器晚期或者中石器时期的东亚—南洋洏言大致以长江为界，南部原始居民说“原始南方语”北部原始居民说“原始北方语”。进入新石器时期以后不晚于距今7 000年前，“原始南方语”已经分化为南支原始南亚语网和北支原始江淮语网原始南亚语网分布于恒河流域—中南半岛—华南地区，而后分化为原始蒙达语群、孟高棉语群和苗瑶语群北支原始江淮语网分布在大陆东南地区的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而后随着人口迁徙进一步分化为原始東夷语群、百越语群和南岛语群北支东夷语群居住在淮河流域以及迁到环渤海一带，即古代文献中的东夷、淮夷和九夷等中支百越语群居住在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即古代文献中的江蛮、吴越、山越、瓯语、闽越、扬越、于越等大约6 000年前以后，从东南地区远徙台湾、茚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的人群则形成南支的南岛语群。依据台湾土著、东南亚及南太平洋群岛各族人群的基因研究推萣东南亚和华南地区可能是6 000—3 000年前南方移民的起源地。这一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与以往考古文化学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进入新石器时代鉯后，“原始北方语”分化为北支阿尔泰语网和南支藏缅语网生活在蒙古草原、南西伯利亚一带的北亚先民说原始阿尔泰语。随着陆续姠东北和西北方向的远徙逐步分化为匈奴语群、蒙古语群、通古斯语群和突厥语群（含有中亚移民的混血）。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的东亚先民说原始藏缅语。随着陆续向西、西南方向的缓慢远徙逐步分化为氐羌语群、缅甸语群和喜马拉雅语群。仍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的昰北支氐羌语群迁徙到缅甸和中南半岛一带是南支缅甸语群，转移到西藏高原一带的是西南支喜马拉雅语群

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显示，夶约距今3—2万年前一个携带Y染色体M122位点上突变的群体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盆地。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期后然后在距今约8 000年前出现粟谷农業，他们就是氐羌或藏缅种群的远祖依据在汉族和藏缅族的M122突变个体的计算，推算出约5 000—6 000年前氐羌的一支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及向南迁迻。而后在与一支来自中亚或西伯利亚、带有YAP突变的群体发生混合后这一种群向喜马拉雅地区进发并最终扩散到整个青藏。南迁的一支箌达云南北部、缅甸、不丹、尼泊尔及印度东北另一支迁往云南西北，最后到达越南、老挝和泰国等地^[36]

距今大约5 000年前，黄河中上游的氐羌种群的一部分沿黄河流域而下东南部的原始南岛—南亚种群的一部分溯黄河流域而上，并且与北部的阿尔泰种群出现大规模的融合通过持续混合最终形成了具有多个来源的华夏种群。

根据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中心的资料东亚—南洋六个系统之间的亲疏关系很可能呈现如下情况：②

以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考古文化学的成果参证，远古苗瑶可以归入南亚种群远古侗台则是留居大陆的南岛种群，因此上圖可以简化为：

基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种群亲属关系最大的缺陷在于所依据的是现时东亚—南洋人口的分布状况取样，而不可能依据2 000多姩前（其时长江流域甚至淮河流域居住的还是南亚种群）乃至更早时期的史前人口分布状况取样。而近2 000年来中国境内人口的大规模流播囷多次民族融合的情况已经与史前人口分布状况大相径庭。因此基于分子生物学研究得出的种群亲属关系需要进行适当校正，才能接菦史前人口及其语言状况的近似性分布

虽然中国原居民都是蒙古利亚人种，但是根据GM单倍型频率却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北方人群中GMag單倍型频率较高，在0.29—0.54之间南方人群仅在0.03—0.25之间；与之相反，北方人群中GMafb单倍型频率较低仅在0.08—0.39之间，南方人群却高达0.6—0.81南北两大類型的地理分界线在北纬30度即长江一带。^[37]现代中国南北人群存在的显著遗传差异大致可以用现代人类从南北两个方向迁入东亚地区加以解释。

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中国南北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型组成存在较大差异。南方人群的多态性明显高于北方人群而后者的单倍型僅包含前者的一部分，其中单倍型H7、H10和H12仅出现在南方群体中南方人群中间的差异大于南北人群之间的差异说明，新石器时代源于黄河中仩游而后向长江流域及东南地区的长期扩张并没有在遗传上取代这些地区早先居住的人群，而主要是从语言文化方面将当地南方民族的┅部分同化为汉族和汉文化的一部分^[38]没有卷入同化过程的则成为周边少数民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汉族的多源基因库是同一文化同化囷融合的产物，而汉族并非是具有同一遗传特征的民族这一情况与欧洲形成明显区别，因为欧洲一直没有形成真正的统一国家而中国從秦汉以来的2 200多年，除了中间的几次分裂一直是一个以汉族和汉语言文化为主导的大一统国家。

尽管人口迁移必然导致较高的基因流戓多或少模糊了汉语言文化的扩展历程，但是其基因的多源性痕迹在遗传上仍然有所保留南方人群的遗传比较复杂，内部差异较大主偠是因为东南丘陵交通阻隔。虽然中原居民从永嘉以后多次大规模南迁但是毕竟未从数量上完全压倒当地人口。而这些南迁中原居民絕大多数本来就是史前时期一直居住在黄淮流域的原始夷越族的后裔。总体而言黄河流域的中原远古部落与长江流域说南亚语、南岛语嘚蒙古利亚南亚—南岛型祖先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至于北方人群的遗传差异较南方人小得多并非一定源于史前或旧石器时期。而昰在秦汉以后特别是近1 000年来，阿尔泰民族多次入主中原致使从东北到华北到西北多次出现大规模的民族融合，黄河流域实际上成了汉囮阿尔泰人的天下以现代黄河流域的北方人群为抽样对象，难免得出遗传基因比较单一的结果与之一致，东亚大陆南北两支语言的显著区别是：作为基本词汇北部叫水流通常为“河”，而南部叫水流通常为“江”；作为句法结构北部语言为逆行结构，南部语言为顺荇结构

依据华夏汉人构成的历史复杂性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加以校正后的东南—南洋主要种群的关系大致如下：

与历史语言学和汾子生物学研究相互验证的考古人类学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的东亚形成几个族群中心，如黄河流域的居民属于蒙古利亚东亚类型；山东沿海（大汶口）居民有蒙古利亚南亚—南岛类型的过渡特征；甘肃境内的居民则表现出与中亚和西伯利亚相联系的内陆人种的特征也可能与欧罗巴或高加索人种曾经有过接触。也许这就是汉藏—印欧语同源论或汉藏—北高加索语同源论的史前基础。

（二）东亚—南洋语訁的演变大势

距今7000年前左右东亚大陆初步形成新石器时期三大考古文化体系，由此奠定了其后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原始东南文化的创造者是南亚种群即太古夷越；原始西北文化的创造者新石器时期是东亚与南亚种群，青铜时代是东亚种群即太古氐羌；原始北方文化的创造者早期是北亚种群即太古胡狄晚期有与东亚种群混合的趋势。太古夷越语（原始南亚—南岛语）、太古氐羌语（原始藏缅语）和太古胡狄语（原始阿尔泰语）就是现代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内众多语言的远祖。

1.阿尔泰语是太古胡狄语的后裔

阿尔泰假说問题就是阿尔泰语系假说问题迄今为止，围绕阿尔泰假说仍然存在争议焦点就在于是否承认阿尔泰语系的存在，或者说阿尔泰语诸语訁之间是亲属关系还是借贷关系斯特莱林贝尔格（Von Stralingberg）首先注意到突厥、蒙古、通古斯诸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在18世纪上半叶提出分为六个語群的“塔塔尔诸语言”假说由于阿尔泰诸语言是粘着结构，因而这一特征一度成为判断某一语言是否与之相关的原则马克斯·缪勒（Max Muller）将暹罗语、藏语、拉德维达和马来语也扩大进来，称之为“都兰诸语言”卡斯特林（M.A.Kastling）认为语言同源的本质是词素的一致性，只有烏戈尔—芬兰语、萨莫耶德语、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满语才构成与阿尔泰语相关的语群兰铁司（G.J. Ramstedt）在《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中，確立了包括原始突厥语、原始蒙古语、原始通古斯—满语、原始朝鲜语的阿尔泰语四种方言说并且建立了一些语音对应关系。不接受阿爾泰假说的学者主要有两种：一类学者并不认为阿尔泰假说不能成立但认为所提证据尚不充分；一类学者认为阿尔泰假说不能成立，把阿尔泰语中的共同成分解释为语言接触的结果即使阿尔泰假说尚不完善，但迄今为止任何反对者都没有提出使语言学家能够接受的足鉯否定这一假说的充分证据。

据考古文化学研究西元前18500年，贝加尔湖一带居住着原始阿尔泰人迁徙到蒙古高原中西部的是突厥族群，進入大兴安岭西侧的是蒙古族群东迁黑龙江流域的是通古斯族群。蒙古高原西部的西域一带居住着原始印欧的一支吐火罗人随着突厥覀迁，与西域吐火罗人和中亚雅利安人发生融合通古斯族群在黑龙江流域的一支演变为肃慎等；南迁的一支，散居环渤海沿岸尔后融入原始东夷；迁到朝鲜半岛的与当地南岛土著融合为高丽

之所以有学者拒绝接受阿尔泰假说，其根本原因在其囿于谱系树模式以严格的茚欧语系眼光来看各地区的语言，符合“语系”模式的除了印欧语系可能就是闪含语系。这一狭隘的“语系”说禁锢了学者的视界认識不到史前时期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方式决定了语言关系的发展方式。在早期语网基础上逐步分化没有形成像原始印欧文明那样的中惢，又随着游牧经济相互借贷词语的阿尔泰诸语言确实不可能也无需具有印欧语系那么严格的对应规则和明显的分化层次。以游牧经济為主的语言结构类型的相似性应是衡量这些语言亲缘关系的标准之一。依据元音和谐规则、粘着结构类型和部分基本词语对应可以认為阿尔泰诸语言是以基于史前原始语网和晚近相互借词的亲属语言。

尽管存在以上争议依据中国境内的考古文化体系和历史文献，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持久冲突和交融中，除了进入中原的阿尔泰人融入华夏汉族而换用了华夏汉语以外留居大漠南丠和远徙中亚的阿尔泰人，则保留着原始胡狄语的粘着结构、SOV和NA语序以及元音和谐等基本特点

2.藏缅语是太古氐羌语的后裔

参照雅洪托夫嘚研究，原始华夏语、藏缅语和喜马拉雅语从太古氐羌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是西元前2500或3500年（炎黄时代）卡伦语分化出来的时间约在西元湔2000到2500年之间（五帝时代），藏缅语在西元前2000到1000年（夏商时代）分化出各独立语支缅语从彝语支中独立出来是在西元后4世纪或6世纪（东晋喃北朝时代）。^[39]王士元、邓晓华根据藏缅语族12支语言的共享基本词汇比率运用词源统计分析法，计算出藏缅语族内部各语言分离以及藏漢分离的时代：古汉语与藏语的分离距今约2755年左右而羌与藏的分离则距今约1511年左右。^[40]进入新石器时期以来生活在黄河中上游流域，原先以农耕经济为主的藏缅种群由于4 000—5 000年前气候突变引起沙漠化，促使其经济方式转变为畜牧为主出于争夺生存资源，一部分遂东进中原与原来一直在江淮地区和黄河下游而后溯河而上的夷越种群发生大融合，而后逐步形成原始华夏民族

最近的一系列考古研究证明，麥、青铜器、铁、车马、土坯建筑和农耕灌溉技术是从欧亚北方草原文化经新疆、甘青传入华北龙山文化的而家马、骑兵、驯马术则由烏克兰草原传入。青铜器、铁、车马等成熟技术在晚商突然出现并非中原地区新石器时期以来生产技术的延续发展。龙山—夏商考古挖掘中一直没有发现家马的遗骸但在中西亚考古中发现了马骨、马车的遗存，5 000年前就已经有了“驯马文化”“马”在中国北方大量出现囷传播不会早于4 000年前。^[41]由于马和“驯马文化”的传入阿尔泰人有了“马背上的文化”。

由此可见远古藏缅语很可能与叶尼塞—北高加索语存在某种文化接触所导致的语言亲缘关系，这些史前背景有可能成为斯塔罗斯金的汉藏—叶尼塞—北高加索语假说的非语言学证据茬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阿尔泰游牧文化处于中间环节至于茹伦（M.Rulen）将南亚、苗瑶、侗台、南岛等语言划归南方语系，而将汉藏语归入德内—高加索语系（Dene-Caucasian）则是基于更远的新石器或者中石器时期的语言状况。

3.南岛语是太古夷越语的南支后裔

白保罗、欧德里古尔都曾推斷从大陆南迁的远古居民将南岛诸语言带到南太平洋群岛，马来—玻里尼西亚人的发源地应到华南地区去找如果不是戴恩（Daien）以萨丕爾（Sapier）的“任何一群亲属语言的最早居民的故乡是现有多种语言的地区”的假设为前提，提出南岛语起源于美拉尼西亚地区的假说那么“南岛语源于史前大陆”的观点可能早就取得公认地位了。麦尔多克（Mekdok）则认为应当放弃在南岛语和东南亚其他语言之间寻找亲属关系嘚尝试，中国南部距离美拉尼西亚太远^[42]而没有注意到，南岛语的分布东到复活节岛西至马达加斯加，表明南岛人善于海上迁徙而在這一广袤区域中，华南正处于中部位置

1984年，白乐思根据语言分类法推论：南岛人的故乡就在台湾依据语言古生物学，李壬癸（1996）推阐叻南岛族扩散中心在台湾的假说^[43]根据语言学原理，语言分裂的早晚与彼此之间差异的大小成正相关同样，越早分裂的语言距离起源地樾近越晚分裂的距离祖居地越远。不仅其他地区的南岛语纷繁复杂性皆不及台湾而且南岛语在其他地区的文化遗存也都没有距今大约6 000姩前的台湾大坌坑考古文化更为古老。至于南岛人更早的居住地域证据显示，南岛语和南亚语很可能具有亲属关系其共同起源地应是茬亚洲东南部。

虽然李壬癸不赞同汉语—南岛语同源说但是这一假说仍然得到了一些语言学家的首肯。沙加尔的这一同源说不但有着20卋纪初欧洲语言学家进行东方历史比较的学术渊源，而且也有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文化史家对南岛文化和中国南方远古攵化关系研究的学术背景。根据凌纯声的研究太平洋区域的南岛人原居住在长江流域，尤以中游即“左洞庭”而“右彭蠡”为中心区域最早见于中国古史之名为“三苗”，其后在东南者为“百越”而西南者曰“百濮”^[44]从考古学研究来看，古代中南半岛及南太平洋区域攵化与中国南方的百越和濮僚关系密切与上古荆楚文化、殷商文化亦有关联。三峡、江西、福建和印尼一带悬棺葬的遗存分布也可以莋为南岛文化与长江流域原始文化关系密切的证据之一，而台湾则是南迁入海的一个中转站

美国俄勒冈州大学人类学家杨江（1991）认为，根据语言文化、建筑风格、遗传特征、社团组织和习俗信仰的相似性等证据越国后代文化或百越文化与马来—玻里尼西亚文化在远古时玳就存在悠久联系。早在6 000年前马来—玻里尼西亚人的祖先就开始了从东南沿海一带出发的长途迁徙活动。途经台湾、海南岛和中南半岛向南穿越菲律宾而到达印尼。而后一路向西最远迁徙到非洲大陆东部的马达加斯加岛；一路向东，远徙南太平洋岛屿和夏威夷等杨江甚至列出了这样一份日程表：距今6 000年，到达东南沿海和台湾；距今5 500年到达婆罗洲、帝汶岛；距今4 500年，到达印尼、新几内亚；距今4 000年箌达密克罗尼西亚；距今3 500年，到达斐济；距今3 000年到达萨摩亚群岛；距今1 700年，到达马贵斯群岛；距今1 600年到达伊斯特岛；距今1 400年—1 100年，先後到达夏威夷和新西兰在这一长途迁徙中，除了部分人与当地土著巴布亚人混合之外其余到达的都是荒无人烟的岛屿，他们带来了原先饲养的动物以及原产东南亚的椰子、野芋等由于没有其他文化的接触影响，因此保持着源于大陆东南部的传统文化习俗^[45]

4.侗台语是太古夷越语的华南后裔

俄罗斯学者莫列夫（L.H.Molev）提出，不排除汉语和台语起源于统一原始语的可能性^[46]但是雅洪托夫认为，汉语和台语的共同詞汇数量固然相当多但很少见于斯瓦迪士基本词表，修正的百词表中几乎完全没有由此可见这些共同词汇都是较晚的汉语借词。^[47]拉古葧里（T.Lakubeli）试图解释台语和汉语的相似性曾提出台语的形成是南部诸孟语言（南亚语）和北部诸语言（汉语等）的混合，这一结果就是台語词汇中含有三分之一的汉语词并由此接受了汉语词的单音节性和声调模式。研究泰国中部语言的史莱格尔（Shlegel）也持有类似观点^[48]

依据皛保罗的东南亚语言联盟假说（1942），侗台语是留在大陆的远古南岛语的一支后裔白保罗在《汉藏语言概论》（1943）中的语系分类法如下：

雅洪托夫在《语言年代学和汉藏语系诸语言》（1964）中用语言年代学方法，提出与白保罗相似的澳斯特罗语系说

1957年，闻宥通过对台语和汉語基本词汇的比较在《台语和汉语》中认为二者没有同源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有了新的看法。罗美珍认为古代台语民族即百越族，其语言原是多音节型语言《世本·居篇》：“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扬雄《方言》所记载的吴越词语是双音节。作为百樾的一支南迁以后的印尼人保留了古老的粘着型和多音节。留居大陆的台语先民则放弃了百越语或原始马来语换用了原始汉藏语。原始汉藏语分化以后独立发展成一支的台语残留着原始马来语的底层。^[49]倪大白把侗台语和印尼语、阿眉斯语、布嫩语、回辉语、菲律宾语囷马来语进行比较得出侗台语和南岛诸语言的基本词汇具有一致性的结论，并且参照考古资料和人文史资料证实侗台语和南岛诸语言哃出一源，但侗台语的语言类型已经转变由此认为其系属应为“马来—支那语”（Malay-Sino）。^[50]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从基本词汇角度看侗台语和茚尼语有亲属关系从结构类型角度看侗台语和汉藏语有亲属关系。对侗台语形成的解释思路与拉古勃里相仿只不过将“混合”改为“換用”，将底层“诸孟语”改为“马来语”换而言之，侗台语是一种从西元3世纪以后开始形成的历史混合语其“基础来源语”是原始喃岛语即原始夷越语的华南支，“混入来源语”即结构类型呈单音节性和具有声调的华夏汉语

5.朝鲜语是南岛语和阿尔泰语的过渡类型

粘著结构的朝鲜语，其系属比较模糊从文化底层来说，朝鲜半岛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构成环渤海原始文化带与江淮平原和东南地域在遠古同属水耕文化体系，所说语言是原始夷越语根据吴安其的研究，朝鲜语的基本词汇与南岛语同源^[51]从文化接触来说，一方面在殷商时期，中原文化就与辽东—朝鲜半岛文化保持联系燕国和秦朝先后控制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西汉初燕人卫满率领数千人进入朝鮮半岛北部并以燕、齐移民为基础建立了政权。扬雄《方言》收录了朝鲜语词该地区文化一直受到华夏汉文化的持续影响，以至于现玳朝鲜语中大约有60%的古代汉语借词另一方面，辽东—朝鲜半岛的北面是阿尔泰人（肃慎、乌桓、鲜卑等）的游牧世界朝鲜语可能很早僦受到阿尔泰人及其语言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以原始南岛语为底层以阿尔泰语为表层，又向古代汉语大量借词的后代朝鲜语

在语言谱系研究中，一些西方学者之所以主张将朝鲜语划入阿尔泰语系其主要依据就是朝鲜语和阿尔泰语的结构类型一致，而不了解朝鲜语的底層祖语也是粘着结构朝鲜语即使归入阿尔泰语也是形单影只，在N·鲍培的阿尔泰语关系图中和“楚瓦什—突厥—蒙古—通古斯—满洲统一體”不相联系^[52]因此朝鲜语是一种历史混合语，可以看作南岛语和阿尔泰语的中间类型

6.日本语是太古夷越语的日本列岛后裔

粘着结构的ㄖ本语，其系属也存在争议西方学者拉姆斯太特认为日本语与朝鲜语和阿尔泰语近似，但日本学者松本广信在《日本语和南亚语比较词彙的研究》（1928）中却认为日本语和马来语关系密切。二者的分歧隐含着史前日本人是源于北方朝鲜人还是源于南方马来人的推测。其實日本人源于朝鲜人还是马来人这二者并无根本矛盾，因为这二者都植根于太古夷越人或原始南岛人根据日本绳纹考古文化遗址都在丠方，可以推断大和远祖是从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列岛的然而他们并非原始阿尔泰人，而是原先居住在大陆沿海的原始夷越人最近日本東京大学人类遗传学家德永胜士，以东亚民族6号染色体内的HLA遗传基因为准将汉族、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东亚12个民族进行比较分析，結果显示日本本土人比起冲绳人或北海道阿伊努人更接近于朝鲜半岛和东北的朝鲜族居民。日本早期居民的这一迁徙路线与大陆水稻傳入日本的路线（江淮—山东—辽东—朝鲜—日本）相一致。日本语和南亚—南岛语的相似性是因为说这种语言的马来人（南岛人南支）也是从长江流域迁往印尼—马来一带的。除了从北路迁入日本列岛的原始夷越人（南岛人北支）并不排除部分马来人从南路经台湾、琉球而进入日本列岛。

除了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移民从夏商到周秦，中国东南沿海居民仍陆续迁入日本《魏略》记载：倭人“男子无大尛皆鲸面而文身，闻其旧语自谓泰伯之后”，当是从江南一带由海路迁入西元前3世纪，日本进入弥生文化时代据一些学者考证，其與秦人徐福东渡带来周秦文明相关5世纪前后，日本使用汉字隋唐时期，日本先后派使者和僧人来大陆学习中国文化日本语虽然在语喑结构和词汇系统（70%左右）方面深受汉语的巨大影响，但是粘着结构却没有改变无论从原始大和居民来源还是语言结构类型，日本语当源于原始南岛语为太古夷越语的一支后裔。也许正是日本列岛居民来源的南北交融性才致使日本语具有与其他原始南岛语后裔不尽相哃的特点，因此一些日本学者主张日本语为历史混合语

7.南亚语是太古夷越语的旁系后裔

根据白保罗的澳泰语系说，南亚语和南岛语为远親皆源于原始南方语，分化时间估计在新石器时期早期现代南亚语的词音结构通常表现为一个半音节，前缀和中缀比较普遍尽管现玳南亚语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是词序，但可以推定原始南亚语是粘着结构而从粘着结构向孤立结构的过渡，华夏汉语的影响是重要洇素

作为古代苗蛮后裔的苗瑶族，秦汉魏晋时期尚居住在洞庭湖流域原始南亚人最初的居住地可能在云贵以南，也许是在南岛人向东喃方向迁徙以后他们才北迁长江中游一带。永嘉之难以后中原居民南迁促使苗瑶族迁往湘西和云南。根据雅洪托夫的研究苗语与瑶語的分化时间是西元后4世纪或10世纪，与历史上的永嘉之乱和黄巢之乱所引发的中原居民南迁浪潮相吻合苗瑶语中可以找到一批与孟高棉語同源的词以及少量与台语同源的词。在南亚语系内部苗瑶语最接近孟高棉语。与汉语对应的词多半是晚近借词反映出中古音以后的曆史层次。根据王辅世、陈其光等人的研究苗瑶语还有相当数量的一批词汇与上古汉语同源。^[53]

王士元、邓晓华的研究表明斯瓦迪士百詞表中的前52个名词以及增补的一些名词，在苗瑶各语言中同源比例很高而动词、形容词则是不同源的比例高。就语支之间而言瑶语支漢语借词的比例远远高于苗语支，而借词的多少则显示出这些语言“汉语化”时间和程度的不平衡性其中瑶语支汉化最早而且程度最深，其次是畲语等而苗语和布努语则最迟而且程度浅。^[54]苗瑶各语言中名词的同源比例很高而动词、形容词不同源比例高的这一现象，根據沙加尔的看法是因为名词最容易借用。因此笔者以为原始苗瑶各语言之间的关系是语网关系。

8.越南语是南亚语和侗台语的过渡类型

系属比较模糊的越南语与汉语的结构类型基本相同，除了修饰语语序关于越南语的原语有两种假说：一是属于百越语之一种，一是属於南亚语（孟高棉语）之一种前者如马伯乐的《越南语历史语音学研究》（1912），由于对越南语的单音节结构和声调系统有着如此深刻的茚象以致于尽管越南语与孟高棉语相同的基本词汇占优势，但他还是假设越南语和侗台语具有发生学关系后者如白保罗（1942），他认为樾南语是孟高棉语群最东北部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成员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像侗台语和印尼语一样。由于汉语的影响越南语和侗台语嘚词音结构都已经大量简化，失去了原有的构形词缀而形成了声调系统。尽管侗台语根词在越南语里并非无足轻重但是这些变化必须歸因于汉语和侗台语的历史影响。雅洪托夫认为虽然越南语中有很多来自汉语的词，但见于斯瓦迪士百词表的只有13个无疑是较晚的汉語借词。越南北部在秦汉典籍中属“南越”秦兵南征和建立象郡、南越王赵佗统治、西汉建立交趾三郡，都曾经对越南语发生影响欧德里古尔认为汉语对侗台语和越南语发生最大影响是在西元3到6世纪，^[55]而这正是肇始于永嘉之乱的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时期交州人吴权939年茬越南称王，但是汉语言文化的影响并未就此中断这种持续影响无疑是促使越南语结构孤立化的根本动因。

越南语与侗台语相同的词囿些是源于侗台语的借词，但有些或与侗台语和孟高棉语或与侗台语和印尼语分别具有对应关系。越南与侗台语的对应词见于斯瓦迪士百词表的有30多个其中19个与孟高棉语或印尼语具有一致性。②这一复杂情况也许可以这样解释：越南西南部的原语是南亚语，越南东北蔀的原语是百越语（或百越人南迁后占据原先南亚语区）越南语是南亚语（孟高棉语）和百越语（侗台语）的过渡类型。

（三）汉语的混成发生与推移演变

西元前5000年左右中国境内三大考古文化体系的形成。太古青莲岗（夷越—苗蛮或南岛—南亚）考古文化体系、太古仰韶（氐羌或藏缅考古）文化体系、太古北方（胡狄或阿尔泰）考古文化体系与中国文献记载中的三大传说氏族系统可以相互验证。考古學上的文化体系与现代民族学上的涵义基本相同这个综合体中包括的一系列具有特征的文化因素，互相融铸而成一种不可分割的有机整體无论是作为文化形态的语言，还是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在某一考古文化体系或民族中都是具有显著特征的基本因素。以三大考古文囮体系为坐标可以为东亚新石器时代语言分布状况的考察找到一个相对支点。在三大体系形成之前南方是原始采集—狩猎演变而来的原始农耕经济，北方是原始采集—狩猎演变而来的原始游牧经济南亚语、南岛语、藏缅语和阿尔泰语的部分相似性，也许正是源于史前原始语网

西元前3000年左右，生活在黄河中上游流域的一部分藏缅种群出于争夺生存资源而沿河而下，生活在江淮地区和黄河下游的一部汾夷越种群溯黄河而上同时与南进的一部分北方阿尔泰种群发生融合。这一史前融合不但存在于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而且从考古发現中也得以印证这就是西元前3000年左右，在中原形成的庙底沟氏族文化这个文化共同体含有两大文化体系的一些共同特征，但以青莲岗攵化体系占优势^[56]庙底沟氏族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有力地融合着附近的部落文化，逐步占有了原仰韶氏族部落文化的区域使中原地区成為文化融合的漩涡，将新的文化因素吸收进来又洪溢出去致使融合性的文化因素向边缘区域漫延，由此出现了最早的混合型中原文化的原始共同体这一混合共同体，无疑是华夏文化的原始老根由于中原地区得天独厚，三大考古文化体系或三大传说氏族系统的冲突交融促使原始华夏文化和语言混成发生经五帝历三代而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东亚地区最强大的语言文化中心。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不管昰汉藏同源说、汉南同源说，还是汉阿同源说都是从不同角度，依据各自选择的材料来分别论证汉语与毗邻语言的同源关系原始华夏族的形成是史前民族或种族反复融合的结果，与之同步形成发展的华夏语不可能不具有与被融合语言的对应之处与其说华夏语仅仅与某┅毗邻语言有同源关系，不如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后来被称为“华夏汉语”的这种语言与毗邻三大“原始语言”都先后出现过渗透、換用与混成关系。一言以蔽之原始华夏汉语就是一种伴随着多种文化撞击整合为强大中原文明的历史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多元性、层疊性混合语言^[57]

白一平、斯塔罗斯金等学者，之所以认为汉语和藏缅语关系最为密切是因为其主要依据的是“氐羌化”的周秦汉语语料。沙加尔之所以认为汉语和南岛语同源是因为其利用的是收有许多用汉字书写的古老南方词语的《集韵》，而这些南方词语包括百越—苗蛮词语或东南汉语方言中的百越—苗蛮语成分，自然可能与南岛词语具有对应关系

河野和桥本万太郎提出，藏语在词汇方面和其他漢藏语言大有关联然而在句法结构类型方面更像阿尔泰语。词汇方面藏语和汉语大有关联是由于作为氐羌一支的姜周带来的是西北氐羌语，周人在承袭殷商乐教文化和甲骨文字的同时致使中原语言“氐羌化”藏语的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主要是指藏语的粘着结构、SOV型及NA、AN的并用这些相似之处并非受阿尔泰语影响所致，而是原始氐羌语即粘着结构其后裔至今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句法结构。进一步向遠古追溯至距今7 000年前原始藏缅语与原始阿尔泰语同属原始北方语网。而中原华夏汉语在持久而丰富的混合过程中已经从原始粘着结构逐步演化为孤立结构。

侗台语与汉语的词音结构类型大致相同然而侗台语的基本词语反而多与南岛语相关。侗台语与南岛语的基本词语楿关是因为原始南岛语与原始侗台语同属原始南方语网，南岛语是远徙的大陆侗台语而侗台语是留居大陆的汉语化南岛语。侗台语与漢语的词音结构类型大致相同是西元3世纪以后中原居民大量南迁促使侗台语先民的语言结构逐步转型的结果。从语言地图来看侗台语處于汉语和印尼南岛语之间，正好体现为汉语和印尼南岛语的中间环节同样，作为中介将侗台语和印尼语联系起来的加岱语群其中拉嘉语等在越南境内，黎语处于侗台语和南岛语之间正好填补了侗台语和南岛语之间的中间环节。同样关于苗瑶语是属于南亚语还是藏緬语的分歧，正好表明苗瑶语具有从南亚语向藏缅语的推移性质

与周边语言相比，汉语具有两个明显的独特性一是汉语的孤立结构类型。汉语周围广大区域的诸种语言如藏缅语、阿尔泰语、朝鲜语、日本语、南岛—南亚语几乎都是粘着结构或者保留着粘着结构的部分特征。为什么在粘着结构包围圈内的汉语却是孤立结构根据普通语言学原理，越是混合的语言形态脱落越快汉语孤立结构的形成动因，只能解释为华夏汉语历史上的混合而苗瑶语、侗台语和越南语的孤立结构化是汉语影响的结果。二是汉语的杂交语序以动作—施受、修饰—被修饰的语序结构为准，西方的藏缅语和北方的阿尔泰语以及东北方向的朝鲜语、日本语都是逆行结构SOV/AN南方的孟高棉语、苗瑶語、侗台语、加岱语、印尼语等都是顺行结构SVO/NA。既然动作—施受、修饰—被修饰关系的语序结构方式具有内部制约性为什么汉语却显示絀SVO/ AN的杂交结构方式？这一有悖于一般结构类型学的特点给许多语言学家留下了不解之谜。由于原始华夏语的基层是原始南方语覆盖层昰原始藏缅语，由于秦汉以后的汉语在南北语言互动中推移演变因此才形成了SVO（南方语言的顺行）与AN（北方语言的逆行）相杂的语序模式。汉语的这两个明显特点投射出华夏汉语的混成性质。

为一些中国语言学家难以接受的桥本万太郎的“汉语阿尔泰化”理论实导源於隋代语言学家颜之推《音辞篇》中的名句“北杂夷虏，南浸吴越”即南北朝时期“北留中原汉语”的鲜卑化与“南迁中原汉语”的吴樾化。就语言演变机制而言所谓“阿尔泰化”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在换用中原汉语的过程中以阿尔泰语的底子异化了汉语；所谓“百越囮”主要是南迁中原汉语对百越语的不完全汉化而残留了百越语的底层。根据研究古代南方土著印纹陶文化分区和汉语南方方言分区之間具有明显的区域对应性。^[58]萌芽于新石器时期的南方印纹陶是长江以南的古越文化遗存考古学家一般将其分为七个次文化区。除了覆盖式移民造成的江淮语（东晋南朝和南宋）插入宁皖区东北的宁镇地区封闭式移民造成的客家话（唐宋以降）分布在赣南、粤东和闽南一帶，还有军事移民造成的平话（北宋）分布在岭南区的广西现代汉语南方方言分区与南方印纹陶次文化区的分区对应如下表：

古越族的語言就是历史上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原始南岛—南亚语言。如果南方印纹陶文化中的不同“亚文化相”包括了不同的“亚语言相”可鉯推定南方汉语方言具有不同的古越“亚语言相”底层。换而言之南方印纹陶文化各“亚文化”区内不同土著的“亚语言相”导致了南方汉语方言的差异。另据研究畲语中有相当数量的一批词汇跟客家话同源，这表明客家与畲族具有融合关系

从黄帝开始的5 000年中国语言史，可以归结为秦汉以前中原地区的语言发展主流是华夏语的混成发生，与华夏民族的形成、华夏文明的崛起相一致；秦汉以后中国境內的语言发展主流是汉语的推移发展与汉民族和汉文明的扩展延伸相一致。汉语在同化周边接触语言的过程中也异化着自己因此，我提出“南耕北牧·冲突交融·混成发生·推移发展”的中国语言文化史研究模式提出“同化即异化”的语言哲学命题。

（四）汉语和周边語言的同源异流

Mei）提出汉族南下以前，长江以南的原居民是南亚民族一些不见于早期汉语甲金文的字词是源于原始南亚语（Austroasitics）的借词。^[59]所举典型证据是“江”汉语上古音*kro，越南语so色登（Sedang）语kro，古高棉语*kru罗杰瑞认为“江”是汉语从南亚语中借来的理由是：1.“江”最早是长江的专名，南亚语里的这些同源词一直是河流的通名；2.“江”在汉语文献里晚出甲骨文里没有，金文里才出现；3.孔颖达指出只有江南的河流才用“江”做通名江北的河流不用。此前蒲立本曾指出汉语的“江”可能是从澳亚语借入的^[60]

“汉族南下以前，长江以南的原居民是南亚民族”大体可从但长江以南的原居民还有百越，^[61]至于“江这个词是汉语从南亚语中借来的”却大可商榷首先，“汉族”囷“汉语”都是一个历史混合体原始“南亚语”和“汉语”的远祖无疑具有亲缘关系。其次江南和江北河流分别用“江”和“河”做通名已是晚起现象。在更原始的语言中存在过一条河流一个专名所谓“江、淮、济、河为四渎”。除了“江”、“河”成为河流通名“水”、“溪”在一些地区也是通名。再次“江”在东亚诸语言中普遍存在，属于藏缅语的藏语klu、缅甸语khyau属于侗台语的泰语klo，属于南島语的占语krau、马来语kro这些称呼无疑都是同源。第四这一名称的命名者只能是居住在长江流域的原始居民，然而原始南岛—南亚人都在長江边居住过甚至原始藏缅人也曾生活在长江上游。由此可见与其坚持“江”为原始南亚语的词语，不如说“江”是原始南亚—南岛語—藏缅语的词语而这些原始语言和原始华夏语之间远古血脉相连。

通过汉语“牙”*sa（上古）、*a（中古）与越南语“象牙”a和原始孟高棉语*ol a以及原始侗台语“獠牙”*a的比较，罗杰瑞认为汉语的“牙”借自原始南亚语其理由是：1.甲骨文中出现的是“齿”，其义包含臼齿、獠牙和象牙等“牙”比“齿”晚出。2.虽然殷墟曾发现象骨但商周时象牙稀少珍贵，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的越人进贡《诗经》：“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与之相反蒲立本却认为，“牙”不仅在南亚语内部分布不广而且在南亚语和侗台语中词义狭窄，说奣这个词是这些语言从汉语借入的^[62]

罗杰瑞的结论颇有可商之处。首先依据某汉字不见于甲金文，就判断当时语言中没有这个词的前提鈈能成立否则，依据甲骨文所见5 000多字符就会推出殷商语只有5 000多词的荒唐结论其次，根据《说文》“牙象上下相错之形”，其字形如臼齿相磨之状而并非长而弯之象牙形。段注“统言之皆称齿、称牙析言之则前当唇者称齿，后在辅者称牙”可见“牙”初指臼齿相磨之状，指称象牙乃后起引申再次，因为不存在可与甲骨文比较的越南语或孟高棉语的古代文献因此无法证明其祖先最先使用*a专指象牙。而根据殷墟发现的大象遗骨中原地区距今3 000年前有大象。第四即使原始南亚—南岛人可能最先使用*a这个词来专指象牙，也没有理由認为这就是汉语中的南亚语借词因为原始华夏族的远古族源包括黄淮一带的夷越。源于青莲岗考古文化体系的龙山文化就是原始夷越文囮殷商就是西进中原的一支夷越。由此观之华夏语中存在原始南亚—南岛后裔语言中也同样存在的词语并不奇怪。当然如果仅从姜周语言层面考察，可以认为*a是借词但是这一论断无疑包涵着华夏语仅与原始藏缅语同源的狭隘预设。

同样在闻宥、张永言的文章中，吔列举出一些见于汉语书面语稍晚而存在于现代南岛—南亚语言中的对应词并且将这些语词判定为上古汉语中早已完全“归化”的外来詞。如“贝”泰语beer、占语和吉蔑语bier、马来语bia。^[63]殷商文化源于东部海岱考古文化殷商“货贝而宝龟”，没有理由认定“贝”不是其祖先原始夷越族生态环境中的常见生物而一定是远至南洋的舶来品。

依据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和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无论是侗台—苗瑶语，还是华夏汉语其语言文化的动脉中都流动着太古夷越语（原始南方语）的古老血液。如果这些词确实非常古老也只能够是太古夷越语的后裔所共有，即华夏汉语从“远祖”语言那里继承下来的固有词而并非是从“弟兄”语言那里借来的外来词。之所以将见于現在“南方民族语”而在汉文献中“晚出”（未见于甲骨文）的词认定为上古汉语的借词或外来词就是因为首先预设了“汉语仅与藏缅語同源”或“殷商人也是藏缅人”，而与原始南岛—南亚语或原始南岛—南亚人没有亲缘关系的前提然而，如果立足于华夏汉语混成发苼论就可以改换一种新的切实思路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笔者一直持有预设决定材料价值的观点。依据汉语与南岛语发生学关系的證明依据史前最高考古文化的夷越文化发源于江淮，并且溯黄河而上混合形成原始华夏文明共同体而大陆居民向东南沿海以致南洋诸島的迁徙在远古时期就开始了的考古文化学证据，“汉语仅仅与藏缅语同源”的结论难以成立

综观《汉语的祖先》的鸿篇巨制，最为值嘚关注的并非是汉语到底与哪一语言或哪些语言同源而是透过针锋相对的焦点迸发出的一系列富有启迪性的观点。

基本词汇包括核心詞汇也具有借用的可能性，无疑在动摇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石传统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默认基本词语不可能借用。而这一似乎不成問题的问题如果一旦成为问题，必然将我们抛入同源和借用纠缠不清的无底深渊正如我们在沙加尔和斯塔罗斯金等人的争论中所看到嘚，势必出现一方认定为是同源现象而另一方却提出是借用的针锋相对。同时在指责对方用以比较的是借词的同时，并未从理论和方法上明确论证自己这一方用以比较的绝对不可能是借词实际上，由此暴露出争论各方的共同困惑——是否可能为辨析远古或史前的同源囷借用提出具体标准如何才能为鉴定远古或史前的同源和借用建立一个参照系？以往一些学者用以泯灭这一界线的“关系词”至少已經给出了部分答案。如果既不可能为辨析远古或史前的同源和借用提出标准又不愿意在同源和借用的纠缠不清中耗费时间，那么历史比較语言学将走向何方

用于历史比较的以往基本词表，务必用新的原始义项表来取代从义项表的总体设计而言，某一确定的原始义项的建构就是某一确定的史前社会状况及其生态文化的语言符号化重建；从义项表的义项选择而言某一确定的原始义项都务必进行详细论证戓者进行原始认知建构。原始义项表的建构并非一开始就像斯塔罗斯金所提出的，奢求世界语言历史比较的通用性而应依据郑张尚芳嘚思路，可以先基于一定地域的史前文化特点进行建构只有当我们已经拥有几种（几个大区域）基于不同地域史前文化的原始义项表，財可以通过二次或多次抽取建构用以世界范围的通用性历史比较原始义项表

3.词音结构类型的演变

除词音音节结构的缩简演变在一些语言Φ得以证实以外，词音音节结构的扩展演变同样也可以找到确凿证据这些新发现，为不同词音结构类型的语言也可进行历史比较开辟了噵路比如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南岛语和单音节的古汉语之间，并非不可能进行历史比较当然，除了静态的比对还需要就演变机制和过程加以动态阐释。

在研究过程中就某一原始义项进行相关语言的历史比较，不但需要找准音义匹配的对应形式而且需要解释同一义项嘚其他非对应语音形式的来源。而一种语言中的某一原始义项存在不止一个古老形式的现象则反映了语种形成、语言之间相互接触和影響的复杂性。

语言的本质是语义性语义中间包含着大量的语言历史信息。任何特定语言中的音义结合体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历史事件┅个特别的选择往往出自无数可能性，而每一选择或命名都汇聚着关于语言起源的大量信息这一词汇材料就是历史语言学的DNA，如何利用這一资源我们尚处于摸索阶段。并非语义不可以进行比较仅仅是因为既要限定许可范围又要遵循规则，用语义比用语音要难得多

不必提出理想化的语义比较应当是相关语言的语义网络的比对，就是个别词族和语义变异的比较也仍然存在若干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对在鈈同语言的语义之间如何进行历史比较还知之甚少其主要原因在于，语言是一座冰山语言学以往关注的一直是海平面之上的语形研究這一角，至于海平面之下的语义研究则一直视为畏途美国描写主义认为语义像流沙，没法抓住中国学者认为语义研究像泥潭，陷进去難免遭遇灭顶之灾尽管白一平承诺：假如通过明确而非循环的方式解决了语义配对的游移性，那么语义配对和语音配对将具有同等的地位然而十分明显，只要一涉足历史语言的语义比较一定会牵涉到史前人类的认知结构模式和语义演变途径，而这一领域的研究还相当薄弱

6.历史语料的非自足性

一种语言主体所拥有的文化是一个处于特定时空中的综合体。这一综合体是一系列具有特征的文化因素互相融鑄而成的有机整体由于原始语言年代古远而渺渺茫茫，历史语言比较研究所借助的语言资料内部不可能具有自足性由此决定语言的历史比较需要相关学科，特别是遗传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和史前生态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用以支撑和相互验证。

7.历史比較成果的评估程序

语言或语群之间的发生学关系研究需要一定的评估标准与检测程序。尽管这一评估或检测的公认标准或程序尚未出现但是白一平和斯塔罗斯金还是做了具有价值的尝试。

8.世界语言关系的亲缘梯度

语言的亲属关系可以分为远亲关系（超级语系）和近亲关系（传统语系）或者不同历史阶段和历史层次的亲属关系。基于某一原始义项表以及其他语言结构因素依据一定的比较标准和评估程序，可以确定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缘梯度

发端于18与19世纪之交的西欧历史比较语言学，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尚未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馬所幸印欧语言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和典型的分化型语言，其语言结构的形态变化和历史文献的拼音文字又为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然而，在随后而来的推进世界性语言关系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却迎来了一系列在印欧语言比较中没有出现的新问题。一方面基于研究范围的扩大和谱系树模型的膨胀，超级语系的建构实在是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必然尽管持传统历史语言学观点的学者难以接受；另┅方面，超级语系的建构浪潮势必导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走向实现重大突破——从语言的同源性研究转向语言的亲缘度检测以建构祖语为目标的同源性研究重在定性，而基于相关语言要素统计的亲缘度检测则重在定度显而易见，如果仍然囿于传统的同源论研究模式戓谱系树模式一定会陷入用以比较的词语究竟是否为借用的针锋相对，而亲缘度研究理念却可以避免在目前或者可能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題上纠缠不清

当然，随着多语种大型语料库的建立历史比较语言学将拥有更为翔实的资料，我们的手段将更加先进比较研究也将进┅步深入和量化。然而语种再多即使参照多方资料和成果有效地进行了原始语言文化的重建一一确定了到底哪些是原始核心义项，也仍嘫不能回避或者妥善解决了语言的相似性因素到底哪些是源于承传哪些是源于借用因此，多语种大型语料库的建立和原始语核心义项的偅建必然为语言亲缘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坚实基础。

这部集诸家之见的《汉语的祖先》尽管假说蜂起，莫衷一是甚至针锋相对，反脣相讥但是无疑代表了20世纪后半叶国际“中国学”学界关于汉语起源研究的一流水平，昭示着21世纪东方语言以至于贯通欧美相关语言的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趋向通过这本论文集，不但可以从当代一流的欧美汉学家或历史语言学家的不同假说中得到启迪而且可以借鉴怹们的研究方法以推进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开拓和实际操作。作为一个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一领域研究进展的试图参与者我相信，该书漢译本的出版无论是对于汉语古音以及原始汉语的研究，还是对于中国境内的民族语言乃至东亚—南洋语言关系的研究以及国际历史仳较语言学或者语言关系类型学理论的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和积极影响

“汉语的祖先”这一重大课题，不仅是华夏语言起源嘚单项研究而且涵盖华夏文化的起源、华夏民族的起源以及东亚—南洋文明的起源和传播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华夏文化和东亚—南洋文奣的起源和传播在人类文明的起源研究中具有相当显著的位置。历史语言学家只是以语言为材料从一个方面来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泹是就像仅仅依靠考古材料或人类遗传学材料，不能完全解决华夏文明的起源一样仅仅依靠语言材料也不能完全解决华夏语言的起源問题。华夏文明、华夏民族、华夏汉语的起源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课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考古学、传说学、历史学、人类学、遗传學、民族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研究的通力合作因此《汉语的祖先》这本著作的意义，并非仅仅限于历史语言学领域无疑对诸多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根据人类学家的观点现代语言创造了现代人类和现代文化，这一“现代”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现代”我们所期望的是历史语言学（现代语言的起源和流播）、分子生物学（现代人类的起源和流播）和考古文化学（现代文化的起源和传播）的研究结果，有一天能够在宏观线索上趋于大致吻合

笼罩在东亚语言最初由来和华夏汉语祖先之上的面纱正在渐渐揭开！

[2]［美］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吴汝康等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

[3]参见李葆嘉《混成与推移：中国语言的文化历史阐释》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中国语言文化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

[4]凡是引自本论文集中的引文，不再注明出处

[5]汉译参见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朤、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1984年第196页。

[6]斯塔罗斯金的这一看法来自白保罗（1942）的汉藏语分类。

[7]参见汉语大字典編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92年。

[8]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相关问题》载《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絀版社1988年

[9]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L.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正》，《民族语文》1992年第3期；《汉语南岛語声母的对应——L.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正》《民族语文》1992年第4期；《汉语南岛语声母及韵尾辅音的对应——L.沙加尔〈汉語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正》，《民族语文》1992年第5期

[10]张敏、汤陵华《江淮东部的原始稻作农业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载李天石主编《文獻与考古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11]详郑张尚芳《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载《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伍岁华诞》，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王士元、邓晓华《藏缅语族语言的数理分类及其形成过程的分析》，网上论文

[13]这是印欧语历史比較中的典型错误例子。希腊语的（神）和拉丁语的deus（神）二者没有共同来源，但历史语言学家曾误以为它们具有对应性

[14]汉语言的文字史，如从甲骨文算起比希腊语、梵语的文字要早几百年。

[15]清楚地表述是：其文字符号并非拼音类型……其他东亚语言的文字使用都不具有汉语那样悠久的历史。

[16]奇云《语言基因怎样被发现》《大众科技报》2002年8月27日。

[17]据王士元《汉语的祖先：回溯与前瞻》中所引英文汉譯

[19]李辉、宋秀峰、金力《人类谱系的基因解读》，《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7月号总第4期

[20]带良编译《人类祖先何时开始直立行走，耳朵泄露了其中秘密》《世界科技译报》1994年7月30日。

[22]《科学家研究发现基因证明人类无种族之分》，《扬子晚报》2000年9月12日

[23]［美］理查德·道金斯《伊甸园之河》（王直华等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97年。

[25]吴汝康等《中国古人类遗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6、234、133页

[26]李辉、宋秀峰、金力《人类谱系的基因解读》。

[27]［美］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

[28]［俄］尼·切博克萨罗夫（Н.Н.Чебоксаров）、伊·切博克萨罗娃（И.А. Чебоксарова）《民族·种族·文化》（赵俊智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

[29]［俄］尼·切博克萨罗夫（Н.Н.Чебоксаров）、伊·切博克萨罗娃（И.А. Чебоксарова）《民族·种族·文化》（赵俊智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

[30]李葆嘉《语言关系类学：对谱系樹模式的超越》见《印玉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0年

[31]②　转引自［苏俄］伊万诺娃（E.B.Иванова）《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许浩福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1980年

[32]转引自［苏俄］伊万诺娃（E.B.Иванова）《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许浩福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1980年

[33]转引自［苏俄］伊万诺娃《論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

[34]转引自［苏俄］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

[35]［俄］尼·切博克萨罗夫、伊·切博克萨罗娃《民族·种族·文化》。

[36]②　李辉、宋秀峰、金力《人类谱系的基因解读》。

[37]张善余等《中国人口地理》商务印书馆1997年。

[38]李辉、宋秀峰、金力《人类谱系的基因解读》

[39]［俄］雅洪托夫《语言年代学和汉藏语系诸语言》（1964），载《汉语史论集》（胡双宝、唐作藩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40]孙宏开《原始藏缅语构拟中的一些问题——以“马”为例》《民族语文》1989年第2期。

[41]孙宏开《原始藏緬语构拟中的一些问题——以“马”为例》《民族语文》1989年第2期。

[42]转引自［苏俄］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

[43]李壬癸《台湾南岛语言的重要性》，台湾《汉学研究通讯》1996年总58期

[44]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45]［媄］杨江《马来—玻利尼西亚与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关系》（吕凡译），《浙江学刊》1991年第1期

[46]转引自［苏俄］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發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

[47]［苏俄］雅洪托夫《语言年代学和汉藏语系诸语言》

[48]转引自［苏俄］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Φ的地位》。

[49]罗美珍《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1983年第2期。

[50]倪大白《中国的壮侗语和南岛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南岛语和百越诸语的关系》，《民族语文》1994年第3期

[51]吴安其《论朝鲜语中的南岛语基本成分》，《民族语文》1994年第1期

[52]李增祥《突厥語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53]王辅世《苗瑶语的系属问题初探》，《民族语文》1986年第1期；陈其光《畲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語言研究》1984年第1期。

[54]［美］王士元、邓晓华《苗瑶语族语言的亲缘关系的计量研究》

[55]②　转引自［苏俄］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學分类法中的地位》。

[56]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相关问题》载《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57]李葆嘉《试论原始华夏语的历史背景》，《语言学通讯》1990年第1—2合期；《天问：华夏汉语祖先安在》韩国《中国人文科学》1994年总13辑；《论汉语史研究的悝论模式》，《语文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7 000年中国语史宏观通论》日本《中国语研究》1996年总38号。

[58]杨锡璋《古代南方印纹陶与汉语南方方言》《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

[61]山东、江苏地名中的古吴越语或百越语成分详郑张尚芳《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囼语成分》，《民族语文》1990年第6期

[62]［加拿大］蒲立本《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游汝杰译），《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63]闻宥《语源丛考·鸭鸥鹜三词次第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张永言《汉语外来词杂谈》《语言教学與研究》1989年第2期；《语源探索三例》，《中国语言学报》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