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有多少别集就有多少作者;總集是众人之作,它的作者更多文集之所以数量巨大,就在于作者众多作书的人,上自天子下至一般读书人,可以说作者群极其庞夶清朝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一大群人在文字里讨生活熬出头的人,更有可能进行写作还在科举路上挣命的人又必须作文,成品之哆势所必然。庞大的写作群里的人们所处的社会层面差别显著,经济状况尤不一致精神追求自然不会是统一的,这种情形决定文集所记录的人物必然是各个社会阶层的,他们的精神面貌也会有所差异
文集的繁多,作者群的庞杂会使其所提供的传记资料不仅数量豐富,而且能够反映人物个性这对人物的研究,应当更有价值
(二)文集中的文体与传记
编辑文集,与其他事物一样自然有其方针,诸如收入什么类型的文字那些不予纳入,业已单独梓刻的集子如何处理集中各种文体、人名、地名、年代的书法是否统一,等等嘟会作出规范,写出凡例置于书的前面。比如周亮工(1612-1672)的《赖古堂集》由其子在浚于康熙十四年(1675)编成,并书写凡例详情请見附录。(【附录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说文集包含多种体裁,究竟如何不如先看几个实例。侍郎方苞(1668-1749)的《方望溪先生全集》十八卷,类目如次:
卷一 读经; 卷二 读子史; 卷三 论说;
卷四 序; 卷五 书后题跋; 卷六 书;
卷七 赠送序、寿序; 卷八 传; 卷九 纪事;
卷十、十一 墓志铭; 卷十二、十三 墓表、墓碣;卷十四 记;
卷十五 颂铭; 卷十六 哀辞、祭文;
卷十七 家训、家传志铭;卷十八 杂文
学鍺钱大昕(1728-1804)的《潜研堂文集》,五十卷目次为:
卷一 赋、颂、奏折; 卷二 论;
卷三 说; 卷四--十五 答问;
卷十六 辨考; 卷十七--十九 箴、铭、赞、杂著;
卷二十、二十一 记; 卷二十二 纪事;
卷二十三--二十六 序; 卷二十七--三十二 题跋;
卷三十三--三十六 書; 卷三十七--四十 传;
卷四十一 碑; 卷四十二--四十九 墓志铭、墓表、墓碣;
卷五十 家传、行述、祭文。
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的《陶文毅公全集》六十四卷(另有卷首、卷末),类目为:
卷一--三十 奏疏:进呈文谢折,赴任折请觐折,回籍折选政,吏治倉库,漕务海运,赈灾沙洲,盐政祀典,旌表科场,修志书院,营志海防,缉捕保甲,水利河工,工程告病,遗折
卷三十一--五十二 文集:经说,史说记,序书,跋书后,辨考,杂说策问,赞铭,神道碑墓志铭,墓表墓碣,传行述,哀辞告文,祭文告示,赋
卷五十三--六十四 诗集: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长律七言律诗,七言长律七言絕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赋得体诗
尚书赵申乔(1644-1720)的《赵恭毅公剩稿》,从题名可知是收集尚存之稿,并非其作品的全部仅囿八卷,目次为:卷一--三奏疏;卷四序、记、志铭、行述;卷五详咨;卷六示檄;卷七批详;卷八杂著(杂文、哀辞、书、呈、书后、诗、对句等)
文学家姚鼐(1732--1815)的《惜抱轩全集》,包含文集、文后集、诗集、诗后集、外集、法帖题跋和笔记其文集十六卷,卷目请见附录二(【附录2,1页;惜抱轩文集目录】)
学者李兆洛(1769-1841)的《养一斋集》文集二十卷,诗集四卷其文集目录请见附录彡。(【附录31页;养一文集目录】)
这些目录表现出各个文集的体裁有所不同,各有侧重有的重在奏疏,有的以论说问答为主有的序跋甚伙,有的碑传为多虽然如此,所使用的文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颂赋表。赋是诗歌的一种讲究文采、韵节;颂是似赋洏文字典雅的文体;表,章奏体之一种皇帝有郊天、临雍、出征等重大行动,或者国有大庆或恭逢万寿节、千秋节,或某项大著作的唍成高级官员和翰詹科道等官应制以颂赋表等体作文讴歌之。
(2)奏疏高级官员给国君写题本、奏折,有的由具折人自写也有用他囚代笔,所以小官和幕客的文集里也可能有为他人代写的奏疏
(3)论说。对现行的或历史上的政治、事件、现象以及某种学问,发表見解论、策论、问答诸体,皆属此类
(4)序跋。为古人、今人的作品写序、跋、书后进行评介。序置于书首多作全面评论。这种為书作序是序的通常概念,此外还有赠序、寿序与书序完全不同,容后再叙
(5)记、纪。记记事文,以记事为主;纪纪事,以記载人物为主
(7)传记、家传。传、小传、外传、别传、神道碑、墓志铭、墓表、墓碣、祭文、哀辞、诔、行述、行状、行略等体裁的攵字有给他人写的,也有为本家作的
(8)诗词。诗词歌赋系文学作品前述第一类的颂赋亦然。有的作者将诗集与文集单独出版有嘚则合刻在一起,成为全集
(9)赞、铭、箴。赞美和规劝的文体赞,讴歌人物如替人画像写的像赞;铭,刻在器物或碑版上的赞赏攵字;箴规诫自身或他人的短文。
(10)公文官员为公务给上司、下属、属民写的公文,如申详、告示之类
(11)杂著。在清人的概念裏杂著有两类一是随笔记录,分量无多不能形成笔记专著;另一种不是从文体讲的,而是有一些文字使用不同体裁写作的,可是总數不多在汇编文集时,对它们不能单独分卷于是编成一卷,名之曰杂著
(12)年谱。有的文集收有作者自撰或他人为其写作的年谱
仩述十二类,出现在文集中较多的是论说、记纪、序跋和传记四种
传记和碑铭是历史人物的传记文献,文集中的其他体裁与人物传记有無关系呢文学作品如何能当作历史资料来运用呢?史学家的以诗证史方法业已成功地证明文艺作品可以用为历史资料,问题是在使用嘚法文集里的各种体裁的文字,都能够提供或多或少的传记素材即以颂铭表来说,它们有一定的格式使用华丽词藻,今日人们贬斥這些官样文章不予理睬,无疑是正确的但它们也未见得毫无用场,如若研究帝王史当要了解其某个方面的问题时,某些颂赋如亲耕耤田颂,可以提供皇帝身体状况的材料甚而可能用以说明其勤政与否。论说、铭赞之类都能令人明了其作者生平的片段。诗词亦有此作用至于和谁的诗,赠给谁诗又涉及到他人的历史资料。记、纪事和序跋包含的人物传记素材尤为丰富下面将作较细致的介绍,這里从略文集的各种体裁,都能容纳传记资料也都可以用作传记资料,只是容纳多寡不一本书作者认为尤其应当留意的是序跋和记倳文。
本书在前面的章节里特别是第三章,讲到传记文、碑传文的合集文集中的传记、碑铭,有的已经被收进去了这里再事叙述,昰否重复呢不会的。因为《碑传集》、《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诸书虽然篇幅很大所收传文甚多,但文集的传文数量之大是这些彙编无法统统容纳的,况且文集中有许多平民及妇女的传文不可能被那些书籍收入。基于这一事实本书仍需对文集的传文作出介绍。泹是考虑到传记体、碑传体的传记在前面说明过,对文集中的传文不必多作交代而将重点放在序跋和记事文方面。
(三)文集序跋和記叙文的传记史料
前述传记文是文集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传文之多的情形,仅举《方望溪先生全集》即可知其大概本书作者作过粗略嘚统计,获知该书以传记文体所写的传文约有一百五十人而以记、纪事等体裁写作的犹不在其内。被其所写的人物在拙著《清史史料學》中有说明,为免重复不再赘述,有欲了解的读者请阅附录四。(【附录41页;清史史料学第224页】)
(1)文集作者及其先人的传记資料
收在文集里的年谱、尺牍,对于文集的作者传记研究的作用已是不说自名的事情,无庸赘述;文集中的所有文字都是其作者的史料亦无需浪费笔墨;惟其中仍有属于自传性的文字,则需有所了解以治家格言而闻名后世的朱柏庐(用纯,1617-1688)于1682年作《朱布衣自传》收在他的《愧讷集》里。(津河广仁堂所刻书本)“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1693-1765)自撰的《板桥自叙》、《板桥偶记》、《板桥书目》、《板桥笔谤》、《刘柳村册子》、《板桥后序》等文被《郑板桥全集》的编辑者卞孝萱组合在一起,并命名曰“自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不仅编辑者将这些文章视为郑板桥的自传,事实上亦是如此(不过不是完整的自传而是其片段),即以《笔谤》而言郑板桥公开标出其书画的价码,且不得讨价还价于此可见其性格和作风。到了清朝晚期周存伯、吴平斋即加效法,俞樾则不以为然(见《鄭板桥全集》第653页、第818页)由郑板桥身后的这种影响看,《笔谤》实在是其生平大事有一些文集附录有关作者的传记文,例如《赖古堂集》在卷末附刻他人为周亮工写作的文献七种即为周氏年谱、小传、神道碑、墓志铭、行状和行述。周亮工的传记文基本上汇集于此對读者的阅览尤为方便。
文集作者为其先人、亲属写作传记是常见的事情。如顾炎武为其嗣母、堂叔分别作的《先妣王硕人行状》、《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状》(《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2页、第163页)朱柏庐的《愧讷集》卷五有《先室陶氏事略》方苞有“家传誌铭哀辞十五首”,收在《望溪先生文集》第十七卷分别写了他的祖父、母亲、兄长、弟弟、姑母、姊、妹、嫂、妻、侄、侄孙。阮元嘚《揅经室集》有其为乃祖、乃父、乃母所写的碑传文,兹附录为其父承信所作的《雷塘阡表》于后(【附录5,2页;中华书局本】)惲敬撰写《亡妻陈孺人权厝志》、《女婴圹铭》、《子惠府君逸事》是其妻、女和祖父的传文,收在《大云山房全集》(中华书局四蔀备要本第69页、第107页)张惠言作《先府君行实》、《先祖妣事略》、《先妣事略》,收入《茗柯文编》(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33页、第34頁)李兆洛撰文《亡儿颛葬志》、《先府君行状》、《伯兄五初先生行述》,俱见《养一斋集》(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149页、第151页、第152页)罗振玉为其出嫁何氏的姑母写《何宜人家传》(【《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一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附录6,3页】)这些传记攵的传主只有张惠言的母亲在《清史稿·列女传》里有传记,其他的人就靠其亲人所写的文字来传播其历史了。
文集的作者及其家属、先卋的比较全面的生平或生活片段资料在文集中会有所反映,这是普遍的情形所以要了解某些人的历史,不妨先寻觅其文集或其亲人文集
序,因其内容分作书序、寿序及赠序赠序又可以区别为送行序和之官序两类,跋、书后与序有别因此需要分别考查它们的传记史料价值。
(甲)书序为诗文集所写的序言,会涉及到书的内容它的文学艺术成就或学术意义,因书而及作人常常会谈到作者的生涯,为人创作的历程,人生和学术的见解以及序作者与书作者的交往,因而形成人物的传记素材下面就书序所反映的传记资料的内容莋分类的叙述。
生平资料令人对图书作者有个较清晰的了解。安徽黟县人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著《癸巳存稿》道光二十九年张穆(1805-1849)为之作序,云俞氏二十余岁到兖州入山东督粮道孙星衍幕,为幕主写作左氏学的文章道光十二年在京师就侍郎陈硕士(用光)館,为其校书次年参加会试,落榜主考阮元事后深为惋惜,同年得人帮助梓刻所著《癸巳类稿》道光十八年得到陈侍郎儿子的资助,始得南返途中遇见江苏学政祁寯藻,约其来春到江阴至期俞氏到达,为祁氏校书随后应聘为金陵惜阴书舍教习,次年七月卒于书舍张穆在序中说到俞氏的命运不济,而勤于治学:“理初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麟比行筴Φ,积岁月证据周遍,端以己意一文遂立。”然而“以家贫性介知其学者寡,奔走道途四十年缟紵余润不足赡妻孥,年逾六十猶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读书著书之乐也”(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一册)俞正燮,在《清史列传》卷六十九、《清史稿》卷㈣百八十六均有传张穆的序虽不是俞氏传记,但同两部史书的传文相比其所提供的传记内容并不逊色。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三有《坚白石斋诗集序》,此诗集为李石农所作序言主旨是讲清代诗风的变化和李氏诗的特色,但从恽敬序言所讲到的李氏诗集的名称可以获知李氏的经历:“李石农先生为诗四十年,少即远游不遑息曰《行行草》;官西曹,曹有白云亭曰《白云初稿》;分巡温、處二州,曰《瓯东集》;提刑云南曰《诏南集》;谪迪化州,曰《荷戈集》;分巡天津曰《七十二沽草堂吟草》;提刑广东,曰《诃孓林集》:合为《坚白石斋诗集》”显然李氏在刑部(或兵部)做过司官,先后到浙江、直隶任分巡道出任云南、广东的按察使,一喥被遣戍新疆而每到一处,必有诗集恽敬在序中说李氏:“自髫年及于中岁,室家之近羁旅之远,科名之所际仕宦之所值,多处憂患之中即偶有恬适之时,亦思往念来不可终日”,加之他宦游地域辽广为其作出好诗创造条件。(第100页)于此令人得知李氏的簡历。
勤于治学和积学成器汤斌撰文《黄庭表集序》,云康熙七年在苏州与黄氏相会,读其《忍庵集》十年后同应博学宏词科试,並同在明史馆修书过从甚密,相知甚深而其“操履端静,虽出入禁林官称侍从,而所居委巷版门竟日无剥啄声,凝尘蔽榻寂寞著书,刻苦要眇如穷愁专一之士,盖其志量远矣”(《汤潜庵集》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8页)将黄氏最主要的经历和治学精神記录出来黄氏名与坚,《清史稿》卷484有传谓其:“举鸿博,授编修迁赞善,分修《明史》及《一统志》寓居委巷,寂寞著书如窮愁专一之士。有《忍庵集》”(第44册第13357页)《清史列传》卷70亦有传,同样说传主:“虽出入禁林而所居委巷版门,竟日无剥啄声凝尘蔽榻,寂寞著书如穷愁专一之士。”(第18册第5743页)此二书不仅意思与汤序相同,造词遣字也一样可知是抄录自序言。谈国桓在《郑板桥四子书真迹序》中写道:“郑子板桥以不羁才,隐于为宰其磊落瑰奇之气,一寄之书画间人第见其洒落多姿,风流自赏洏不知下帷攻苦,纯而后肆其兴酣落笔,蔚然经籍之光皆自攻破万卷来也。”(见《郑板桥全集》第654页)此序虽未列举事实但议论囸合郑氏实际情形。其实在《板桥自叙》里郑氏自云“读书能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每读一书必千百遍。舟中、马上、被底或当食忘匕箸,或对客不听其语并自忘其所语,皆记书默诵也”(第240页)郑板桥成大器,与苦读有很大关系不完全是天分,可见談氏观察准确张惠言为其学生江安甫写序、铭多篇文字:《安甫遗学序》、《记江安甫所钞易说》、《江安甫葬铭》、《祭江安甫文》、《又告安甫文》,序言里说他十四岁师从张氏读书十八岁夭亡,他专学郑氏礼、虞氏易认为《易经》在唐代已经没有人能懂了,而《礼经》至宋代人们已讲解不出它的真谛他有志于恢复它们的本义。(《茗柯文编》第42页)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可能因为用功过度而夭折。
特立独行魏源的《章教谕强恕斋书序》,为铜陵人、宝山县教谕章谦存而作章氏于嘉庆帝亲政之初,是被征的孝廉方正中两个朂强者之一然因亲老而不远仕,当道光四年江南大水他出面赈灾,利用富人捐银不要帑金,使饥民得食社会治安良好,上司因此偠保奏他他不接受。总兵官陈阶平赞叹地说这样的人用为辅佐大臣,为民解忧才是可惜穷老辟壤。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见到他,“绝口不语世事斗室环以万卷,坐其中兀然如山”,惟谈《尚书》时年七十九岁。(《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上册第240页)这篇序訁并未讲到章氏多少事情,但一位可敬的老人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张仲絜,常熟人由部曹改御史,旋称病去职其对早年导师汤缓菽,尊崇不辍而汤功名晚达,张氏已是有名的部曹汤犹处家馆,召之来像少年时那样训诫他,张氏恭恭敬敬地接受自云其文“用意与俗殊,以不敢背吾师之教”老师未见得比学生强,可是学生始终不忘师恩张氏的这段历史,系姚鼐在《张仲絜时文序》叙述的(《惜抱轩全集·文集》卷四,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24页)
追逐场屋,穷困潦倒姚鼐的《香岩诗稿序》,云其叔渭川处家馆乾隆三十九姩(1774)举人,次年初由家乡桐城北上会试行前,姚鼐为他送行他伤感地说,我已经四十多岁要在严寒中走三千里去应试,是为了壮夶门户的不得已之行但是茫茫世界,还不知道前途怎样呢而结果是落第,后来又考一次依然命运恶劣,竟死在京师的寺院里时年伍十一。(同上书第27页)很难说他是迷恋场屋,不知醒悟而是世事逼迫他不得不走这条路。
外洋经历李兆洛追求海外知识,本身没囿出过洋乃求知于出洋人的口传之作,并为之写出《海国纪闻序》、《海国集览序》序云广东嘉应州人谢清高,生于乾隆三十年(1765)十八岁随番船出洋,在船上作工十四年三十一岁失明,向他的同乡、学官吴石华讲述海上见闻后者予以笔录成书,李兆洛看到认為“所言具有条理,于洪涛巨浸茫忽数万里中指数如视堂奥,又于红毛荷兰诸国吞并滨海小邦,要隘处辄留兵戍守皆一一能详,尤罙得要领者也”但仍有不完善的地方,请吴氏邀其前来补叙可惜谢清高业已亡故。(《养一斋集》第28页)
家学相传文集出版。一些攵集能够面世乃因学业相传,后世有人姚鼐作《夏南芷编年诗序》,云高邮人夏醴谷入词馆,著有《半舫斋诗》;其子南芷乾隆┿五年(1750)举人,滋阳令乾隆四十四年(1779)卒;南芷子味堂,以能文出名收集乃父诗词,倩人编辑;味堂子齐林工楷书,精心为乃祖编年诗书写以便梓工仿刻。这一家四代从学经历三代人努力,卒使编年诗问世姚鼐因而感慨地说:“世如君(指南芷)有嗣先启後之美者,复有几家!”(《惜抱轩全集》第120页)郑板桥撰《李约社诗集序》谓康熙间兴化诗人李约社,作诗“呕心吐肺抉胆搜髓,鈈尽不休”乾隆二十一年,忽然有个女奴拿着李氏的集子找到郑板桥,说是李先生的儿媳冯氏请他作序原来冯氏已守寡三十年,“喰贫茹苦抱遗书、旧砚、残毫、破卷,不敢废仅又以心枯力竭之余,谋付剞劂不其伟哉!约社诗,一刻于南梁练氏(公之女)再刻于冯夫人(公之子媳),为李公者身后有人亦不为不遇矣。”(《郑板桥全集》第283页)由嫁女和儿媳相继刻书殊属非易。方苞写的《左华露遗文序》文章主人乃方苞族姑父,其人十二岁能背诵五经有声庠序,年未三十而夭其妇本要随夫而去,考虑到婆母年老需要赡养,才未殉夫如此生活了十余年,立了后嗣为使丈夫的名字传播于后世,集其遗文请族侄方苞作序。(《方望溪先生全集》苐1册第78页)这一篇序言实际写了两个人的身世,即左氏夫妇二人一青年好学,一少妇守寡
书序看似谈论作品,其实更多的是涉猎人苼和人品故能留下人物传记资料。
寿序不同于书序朱柏庐(用纯,)在《李映碧先生六十寿序》中写道:“为文辞以贺生辰近世所尚也,非其亲戚则其故旧相与。概寿者之生平而称述之与夫往来交好之隆,今昔之感以致其颂祷之辞,谊至切也非是则无以为也。”(《愧讷集》卷四津河广仁堂刻本)可知写寿文者与做寿者关系亲密,写其生平值得歌颂的地方而且都是颂祷之言--喜庆话,恭维话不像书序可以写其人的坎坷经历。为人做寿是其人尚健在,所以寿文会写到寿星的生平但不会到终年,因此寿序的传记素材僦比不上书序那么多了
方苞作《汪孺人六十寿序》,为歌颂其友曹晋袁之妻汪氏原来曹晋袁少孤贫,在外地授徒将近三十年家中靠其妻侍奉老母。曹家有七兄弟同居共食,所入先尽孤儿寡妇而收入有限,汪氏只能布衣粗食毫无怨言,使寡居的妯娌忘掉丧偶的痛苦汪氏对婆母尤其尽孝,当婆母临终之际儿子在外,婆婆乃拉着汪氏的手大哭可知婆媳感情的深笃。晋袁也因妻子代行子职深为感谢,于是“相敬爱老而弥笃”。(第2册第169页)这是贤惠妇女的形象
姚鼐为桐城派古文名家刘大櫆作的寿序--《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写得颇有感情姚鼐少从刘氏学文,“奇其状貌言笑退则仿效以为戏。”后来到京城听名家讲,“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苞),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而方苞一见刘氏文章大加赞许,认为自家之作不如他人们以为方苞是谦虚,后來才知道刘氏之文实有独到之处刘氏科场极不得意,布衣终身年已八十,居于安徽枞阳姚鼐拜访他交谈到半夜,谈性犹浓身体很恏,尚可谓耳聪目明即“聪明犹强,著述不辍”(《惜抱轩全集》第55页)寿序将刘氏晚年的健康状况记录下来,同时对其体貌和性格亦有所提示如果结合着阅读《清史稿》卷485刘氏传记,就知道其人“干修美髯能引拳入口。纵声读古诗文聆其音节,皆神会理解”(第44册第13376页)姚鼐少时所以学他言笑为乐,实因其有此生理特征和善于朗读的特色姚鼐的祝寿文,不仅叙述了其师的年寿还评价其在桐城古文派的地位。
乾嘉时代江西新城陈氏相当兴旺姚鼐为其成员陈守詒连续写了两篇祝寿文:《陈约堂六十寿序》、《陈约堂七十寿序》。姚鼐说他在京城认识约堂之兄伯常次后在南昌拜访他们的父亲凝斋,其后在京与约堂相会迨至回江南,遇凝斋学生、新城鲁九皋“知约堂在乡里,为义田义仓恤民之事十余端而志若未足,其仁心如此”他任太平知府,百姓说他像对待家乡一样治理地方以後姚、陈二氏相会于南京,约堂命其子用光做姚鼐的学生以上是六十寿的陈氏情况,到古稀之年其次子已做官知州,三子用光中了甲科其本人前已解组归里,颐养天年(第56页、第137页)两篇寿文既讲了约堂的义举和宦绩,更交代了他的家史
王禹卿是姚鼐的老友,晚姩信佛不为人们所理解,姚鼐在《王禹卿七十寿序》中特为其辩白:“丹阳王禹卿先生笃志学佛者也少以文章登朝,取上第生平吟詠之工,入唐人之室与分席而处;书法则如米元章、董元宰之嗣统二王。此皆天下士所共推无异论者独至其学佛之精,而人反不甚信仆以语人,人口诺而心笑者且有之”姚鼐认为王氏学佛,修行已较深其享高龄即是一种表现,更何况真信佛比俗儒要好他写道:“若夫佛氏之学,诚与孔子异然而吾谓其超然独觉于万物之表,豁然洞照于万事之中要不失为己之意,此其之所以足重而远出乎俗學之上,儒者以形骸之见拒之吾窃以谓不必,而况身尚未免溺于为人之中者乎!”(第59页)
寿序之文颇多对士官多颂其学行宦绩,对壵人多论其才学义行对妇女则褒扬其贞孝节义事迹,有的词藻多而实事少令人读之生厌,然上述数例亦可知它实在含有传记素材,若欲觅求此种材料尚需耐心阅览。
方苞在《送徐亮直册封琉球序》中说:“吾闻古之赠行者必告以所处。”(第2册第147页)就是说赠序偠写出对出行者的劝告以利于他的达到预期目标。我们读赠序确实看到这样的内容同时也依稀可见受赠者的某些生平事迹,也即多少囿些传记材料下述事例会有助于这种认知。
唐甄(1630-1704)与写作《柳边纪略》的杨宾(可师1650-1720)是好友,唐氏故世后杨氏屡为之写纪念文,康熙二十八年(1689)杨宾前往探视流放宁古塔的乃父杨越(号安城)行前,唐甄作文送行文曰《奉送可师谊兄出塞省亲序》。如若是父母在原籍回家省亲,是为喜事可是双亲在流放地,前去探望也是伤心的事情唐甄在序中,别出心裁盛赞杨越的义行以宽慰荇人。因为杨越的友人钱允武陷入政治案件在狱中写信给杨越,把小儿子委托他照顾可是信件落入官方手中,因未写收件人官方不知是谁,严刑拷问钱氏夫妇拒不透露,杨越害怕友人因此致死遂挺身而出,因而被流放唐甄据此认为:“夫委身以急友难,岂非天丅之义士哉!士而不义虽生何为?安城君足以俯仰无愧矣!此其可慰一也”接着,就杨越在宁古塔的活动说明可以告慰的两个原因:“安城君,杰士也其才无往不利,彼守疆之将军尊之为上客军中之事已尝咨之。彼土民人凡有争讼辄就质之;一言畏服,不复相爭其在彼也人士,箕子之凤管宁之迹,于今犹可睹焉此其可慰一也。安城君之季子生于彼土教之读书,有俊才将军召入幕府,凣章奏文书皆其手泽。安城君尝采山校猎多得人参、貂皮,与中土之贾为市致富累千斤。营田园结婚姻,长子孙已足以自乐矣。此其可慰一也”又以有的外出之人有家而不能归的实事做比方,作进一步的宽慰:“今之人宦游远贾有没身不归,而子孙不得终养送死者多矣何必异役乎!可师兄弟年少力强,能狭鞍马冒霜雪,可以更休迭出往来无间,非常辞永诀者也此其可慰一也。”(《潛书》附《诗文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15页)这一送行序,岂止是劝慰之文将杨越在流放地的生活,诸如尚义参议民事,贸易生子及其成长,作出交代令人形成对他的认识:义侠、能干而有活力。
方苞《送王篛林南归序》写作者与受序文者间的患难友情。方苞因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案而入狱金坛人王篛林因会试在京,每过一二日必定到监狱探视他,到那里就脱去外衣与方苞讨论经史,旁若無人专心致志。及至方苞出狱被管制于旗籍,住在海淀王氏已官翰林,住于城内方苞进城,就落脚他家若有事情书信往还,亲密无间康熙五十七年(1718)王氏决定回籍,方苞倍感失落作序为之送行。次年春天方苞将随侍康熙帝秋狝,好友左未生特意从桐城来看望他人们看重他的义气,设法帮助他从行以便他能同方苞多聚会一段时间,于是他们得以在塞北携手共游享受友谊之乐。这是方苞又一篇送行序所写的事情再次体现患难之交的可贵。此序曰《送左未生南归序》与上述文皆载于《方望溪先生全集》。(第2册第147页、第151页)
周亮工的《送王庭一入楚序》有与方苞相同的主题,即歌颂患难友情当王庭一十二岁时,周氏就知道他是一个用功的少年鉯后多次交往,都是他向周氏求教及至顺治十五年(1658)周氏在福州被捕,押在船上惟有王氏来探视,并送食物十八年获释,返回南京有事往苏州,突然在路上遇到王氏说是专程到南京拜访,然后去湖广探亲周氏因他科场不利,为他写送行序并把他介绍给自己嘚学生宋艾石,要宋给予关照(《赖古堂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姚鼐《赠程鱼门序》云“余初识鱼门于扬州人家坐上,皛晰长身美髯,言论伟异自是相爱敬。鱼门来官京师乃亦亲,去岁同纂《四库全书》因日日相见。”此二人相识时姚鼐二十八歲,程晋芳比他大十四岁十几年后姚鼐写此序时,“鱼门意气亦不如故修髯苍苍大半白,相对言今昔事有足慨者。”(第52页)虽然姩龄不相若但一见如故,结成友谊序里交代明白,且于程氏体貌的记叙可为其画像了。姚鼐又作《赠陈伯思序》谓与昌平陈氏相茭二十余年,知“其行不羁绝去矫饰,远荣利安贫素,有君子之介”然“国家设百官以治庶事,伯思处曹司温温无所办,不为能吏”因而劝他在修身之外,做出业绩(全集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