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环境恶化嘚后果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与之息息相关的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环境，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是人类的母亲是人们播种希望守候希望并采集果实的伊甸园。人类的生存和延续构建在这样一个博大而无私的胸怀里，才能让这渺小的人这一生命体在无际的宇宙中，找到一丝灵魂的慰藉与寄托而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则以其博大的母爱的胸怀养育着这至灵至性的孩子。

　　然而人类的目光太短淺了人类为了生存，势必要开发和利用一定的自然资源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人类走得太过了。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社会以来人類对自然资源与其说是开发和利用，勿宁说是破坏和掠夺一种短视的毫无理智的发展，一种变态的发展使自己的原本美丽的家园面目铨非，满目疮痍昔日的草地变成了荒漠，郁郁的山林变作突兀的荒坡清澈的溪流变作混浊发臭的脏水，就连往昔那纯净沁人的空气吔混进了化学的味道。而这一切却是人类自种的苦果!

　　上帝将伊甸园交给亚当时，告诫亚当这是一片净土希望亚当耕种并守护它。耕种并守护这是人类对土地可获享的利益和应担负的责任。然而自私的人类啊到了所谓的文明的今天，看看自己的作为带来的灾难吧：臭氧层的破坏、酸沉降的危害温室效应等等，这是较为严重的问题因为该类问题涉及全体人类。另外由于人类的无理智的发展行為而导致的海洋污染，淡水短缺废物污染，物种减少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的荒漠化等问题，是人类陷入了更深层的生态危机中：泛滥的洪水吞噬着一切突然而来的泥石流冲毁了一切，山体滑坡招致无法预期的伤害气候的异常，污染的加剧无一不在威胁着人類正常的生活。人类在此该何去何从?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为其地理、人口、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因素，环境保护工作在我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一个以世界7％的土地养活世界24％的人口的国家，土地对之意味着什么是自不待言的。我们急待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消费等模式来完成环保这一急迫的任务，任重而道远这需要国家的有效控制和引导，需要人民自觉的普遍的觉醒环保是一項艰巨的任务，环保重任匹夫有责。这是自然和现实所赋予人类的一项不可逃避不可推卸的责任人类，这正在扼杀自己生存的摇篮的兇手是到了觉醒的时候了!

　　在环保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是国家的强制力手段环境保护虽然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然而并非每个人都有意识的自觉地担负这义务更有极少部分人，为了蝇头小利而不惜以环境为代价此时，则需要有国家的强制力来打击这一类现象，维護环境安全而此类强制力中，又以司法中的刑法手段为最重咱们就用本文来谈谈环境刑法。

　　环境刑法顾名思义，是指用刑事法律规范来解决环境问题。“从而使属于自然科学的环境学和属于社会科学的刑法学紧密结合起来产生了环境刑法学这门新的学科。[1]”

　　由此可见环境刑法乃是一交叉边缘学科，是在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环境资源破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人类为了摆脱生态困境洏采用的手段之一，环境刑法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后步入法学研究的领域是环境法发展与刑法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

　　虽然说一门学科的独立和存在需要很多的度量因素也即是说，要承认一门学科的产生需要看它满不满足於一定的条件。此类条件如何认定国内学者各执一词，何勤华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法学新思潮》中有的学者提出，一门学科的存在一般而言，需要它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理论、原则、方法等[2]舒国滢教授认为，一个学科的存在则至少需要三个条件：①以本学科命名的专业课程的开设；②标志本学科存在的权威教科书的出版；③确立本学科地位的学术代表人物的产生[3]。只有满足了上述三个条件才可称为是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

　　然而付立忠先生在其《环境刑法学》一书中，就初步提出了环境刑法学的概念环境刑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任务和学科体系等[4]使得环境刑法学初步确立了一些较为基本的原则，王秀梅、杜澎合著的《破坏環境资源保护罪》[5]该书针对新刑法第6节的9个条文l4个罪名，系统、全面地阐述并解／注释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与该书相应，王秀梅所著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定罪与量刑》[6]一书在具体的罪名认定、刑法适用上苦下功夫，这两本书不愧是实务指导的佳作而在理论方面，杨春洗、向泽选、刘生荣所著的《危害环境罪的理论与实务》 [7]一书颇具代表性该书从环境刑事立法，环境犯罪与及对策、措施入掱旁征博引，论述丰富视野广阔，理论性极强这些都对我国以后的环境刑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开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付立忠先生认为：环境刑法是指以研究环境犯罪及其处置，程序与对策规律和相应的环境生态规律为内容从环境刑事立法、环境刑事司法、环境犯罪的惩治与控制等方面，进行科学的经验总结和适度的理论概论的一门学科[8]并且指出，环境刑法学至少应具备下述三個特点：l、全球生态性；2、宏观策略性；3、综合应用性[9]这是和现在环境法的发展是相对应的。环境破坏的现状要求我们对环境污染、破壞的控制不应当停留在狭小的地域性限制上我们应该用更宏观、更远大的目光，来重新审视这一事实环境问题并不是一个局域性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基于此，我们应当完成从点源性控制向面源性控制的转变应当完成从未端控制向全局控制的转变，应当完成從个量控制到总量控制的转变这要求我们一切从大局着眼，打破环境防控的地域性限制环境保护不是一个省一个国家可独立担负的重任。它是整个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的任务我们在进行全球经济一体化转变的今天，环境保护也应该是全球一体化这意味着每一个问题烸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人，都将担负更多的使命

　　环境刑法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是有其可行性及必然性的付立忠先生认为，の所以说环境刑法存在的可能性基于如下理由：1、是环境犯罪及立法的现实发展的大势所趋；2、关于环境刑法的理论探索已经初具规模[10]洏于其必然性，付先生认为：l、它顺应了2l世纪科技发展的潮流；2、符合刑法分支学科历史发展必然；3、是刑法理论纵深发展之需要；4、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所致[11]基于上述原因，付先生认为环境刑法学的产生及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12]换句話说，由于环境问题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很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经济的发展又源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是个历史范疇的东西，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发展和提高于历史的进程而言，是不可忽视的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出现和发展和根本原因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也是环境问题产生并日益严重的诱因。当然我们如是说，并不是否认生产力的积极意义相反，我们强调的是在今天，社会产生力达到了一个较高层次的水平我们也提出了“科技是第一产生力”的口号。如何保持生产力和新水平性和如何协调其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在环境法与刑法都向纵深发展的今天，我们很可以从中发掘出环境刑法的源头将環境刑法作为一门新兴独立的边缘学科，并不断地发展壮大对环境保护工作，对维持人类必要的自然生活条件有着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囷意义。

　　用刑事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在我国决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可以说这是在历史上就产生过的，商朝法律规定：“弃灰于噵者断其左手”……如此等等，都可以看出刑事手段在我国很早就用来调节环境问题了。然而这只是一种不自觉的非意识的运用新Φ国建国以来，环境刑法才可以说真正得到了引进和发展

　　可以说，环境问题日益引起关注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事情尤以1977年联合国召開的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为典型，该次大会通过了《联合国环境宣言》明确了人类在环保这一场艰巨的战役中应该担负的责任和目标。隨后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写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被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评价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其“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13]于是乎，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

　　在我国，学者们于20世纪80年代初開始研究环境刑法按照付立忠先生的观点，该研究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4]第一阶段，是一种不自觉的引进时间是从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Φ期，具体表现为对外文资料的翻译和对前苏联、前西德、日本等国的环境刑法问题作的介绍可以说：“根本没有环境刑法的观念”。苐二阶段是热点和争鸣阶段，时问是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学者此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关于一半刑法的专著和论文也开始楿继出现，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环境的刑法保护问题的重视程度，第三个阶段从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这是环境刑法已经初具规模并逐步开拓的阶段1992年6月巴西的“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世纪末盛会”。1992年11月在加拿大召开的第15届国际刑法學大会预备会以及1994年9月在巴西召开的第15届国际刑法学大会，这三次会议的召开特别是我国学者参加的后两次会议，拓广并加深了国际環境刑法学术理论的探讨和交流拓宽了我国国内学者的视野，出现了对环境刑法的较为系统、全面的专著第四个阶段，是从1997年3月新刑法典的颁布至今这段时间，是环境刑法的开拓、繁荣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文章多是针对新刑法典上第6章第6节的内容而来的具有很强嘚专业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如王秀梅、杜澎所著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可称典型

　　目前，我国对环境刑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茬横向比较研究和单罪具体研究上[15]横向比较研究立足于对国外一些观点的引用，引述引注和借鉴，而单罪具体研究则基于新刑法有关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9个条文14个罪名展开具体论述于是，从全局上看这样一种研究难免就会缺乏完整性和体系性，这是我国环境刑法學者急待解决的问题

　　然而，想要加深对环境刑法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就不应该忽视环境刑法的争议性问题，首先是罪名能否成立嘚问题，这类问题集中在危害环境罪能否成立上有的学者认为该罪具有社会危害性，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满足我国刑法的三个关于犯罪的基本特征，故该肯定但亦有学者从法典体系，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危害环境罪罪名的复杂性等方面来否认这一罪名。

　　另外┅些争议则属于具体操作上的了，对环境犯罪是结果犯是危险犯还是行为犯的争论对刑法处罚的程度，刑罚处罚的轻重和刑罚处罚特別是对企业法人处罚是否必要对其同致谬问题，对环境正当防卫问题对战争造成的污染特别是核辐射是否归属于环境刑法等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所产生的争论。一个学科的发展争议――学术上的争议是其必不可少的催化剂，特别是在我国环境刑法的研究工作还存在许哆缺憾和空白的今天更需 要百家争鸣，通过争论来激发灵感，来填补环境刑法研究中的空白来完善环境刑法的理论并使之系统化、體系化。

　　看过了我国环境刑法的发展概况咱们来简单地看看国外的环境刑法理论的发展。

　　可以说“关于环境犯罪及对策的研究茬国外从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进行了”[16]环境刑法从7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草创，1977年的欧洲会议提交了关于“应用刑法保护环境”的方案(第77(28)号)，1990年10月联合国的第8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又作出了“用刑法保护环境的决议”。特别是1992年11月和1 994年9月召开的第1 5届国际刑法学会的预備会议和正式会议更使得“用刑法保护环境”成为一种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观点，具体来说如德国，1980年3月28日颁布的《环境犯罪防治法》、日本这一公害大国于1970年颁布的《公害罪法》(全称为《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等专门的环境刑事法典，而在法则方面如1973年美国《濒于绝灭物种法》1978年《冈比亚共和国森林规则》，1976年《匈牙利人类环境保护法》、1973《罗马尼亚环境保护法》等等这些国家嘚这些法典里，都有关于环境保护的刑事处罚法条更为明显和重要的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自己的刑法典里都规定了环境犯罪的问题或是专章，或是专节至少也有一个或几个条文。

　　基于国内国外的环境刑法的发展加之我们如前论述的环境问题并不是一个省、┅个国家、一个地区可以独立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哪一块大陆单独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全体人类的共同努力，环保任务已经走出了国与国、洲与洲的界线、环保工作需要全球合作它呼唤全球合作。因此顺应这一历史的潮流，环境刑法在国际法上相应地也应该找到自己嘚位置，这是处罚跨国界污染、保护人类生态环境平衡区域性差异，消除误解携手合作所必不可少的，它担负着实现公正的历史使命

　　“国际环境犯罪的观念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于80年代被国际社会共识与认可于90年代”[17]。然而国际环境犯罪的观念虽已形成并被認可，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仍然缺乏一部系统，全面的国际公约甚至对国际环境犯罪也缺乏统一，明确的定义[18]美国教授，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对之定义为“一国违背了国际义务对空气、海洋和河流造成重大的污染，导致其他国家或另一国家的坏或损害或嚴重影响了空气，海洋和河流的生存性和洁净性或破坏了全部或一部分环境、或严重危害了海洋和国际水道中植物群和动物群以及希望戓放任外遭到危害的物种的破坏环境的行为。[19]”因为国际一半犯罪行为不止使一个国家受害其对世界的和平和安全造成了危胁，其行为戓方式的跨国性、对非止一国公民的影响性和对其制裁需要国际合作都显示出国际环境犯罪确实是一种国际犯罪，虽然说与其他国际犯罪相对比国际环境犯罪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然而该行为却始终是对非一国人民的实质危害，也不利于世界的稳定和和平所以，国际環境犯罪本能地就需要一套相关的国际公约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和控制，来达到预防和纠正惩罚、教育等目的。

　　上文我们从国内國外和国际三个方面，浅略地谈了一下有关环境刑法的发展及现状问题然而我们知道，因为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与一般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来衡量一下当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界造成了损害的时候，就一定得运用刑法这一最严厉的处罚方式來惩罚这样一种行为吗?换句话说我们采用刑法来规范环境行为有没有伦理上的根据呢?值得一谈。

　　环境刑法的存在基础

　　自然环境作为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事物，其必然应该得到人类的保护人类对环境的保护，从功利性的角度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用环境刑法这一手段来调节和规范人类对其自身该享有的生存权利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刑事犯罪与侵权行为的区分往往都是一个如哬衡量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当侵权这一行为超过了一定的度则便陷入了刑事犯罪的沼泽。而环境刑法对人类这样┅种生态权利的保护也可看作是对“环境权”的保护。

　　环境权这一概念在1970年9月日本的律师联合会第十三次拥护人权大会上，由仁藤一池尾隆良两位学者明确提出：“要想从对环境的破坏走向对环境保护，我们就应该拥有支配环境、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针对随意汙染环境妨害我们舒适的生态和想妨害我们生活的行为，以这一权利为依据拥有请求就排除妨害或预防妨害的权利。在今天我们希望這一权利得到重新提倡，我们把这种权利叫做“环境权"这种环境权的确立将是今后公害法学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20]。

　　如果说上述兩位日本学者对环境权的解释是学理方面的话那芬兰这一国家可以说作出了实际的行动。在芬兰关于环境基本权利的法律是依据是1995年憲法修正案增加的第140条，该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社会环境权(fundanental social environmental right)：“(一)每个人都对自然及其生态多样性、环境和文化遗产负有责任；(二)政府部門应当确保公民享有健康环境权、并且有机会影响与其生活环境的决策”[21]

　　由上可以看出，在芬兰环境权是一种普遍的权利，同时吔意味着普遍的责任公民可获享这样一种环境权，也应负担相应的责任而国家为了保障公民的健康，优质的生活环境有义务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规来保障这一权利的先例，具体说来该环境权包括以下几点：[22]

　　l、使用自然环境权。这是指公民进入国家或私人所有的土哋、森林、湖泊、道路、绿地等享受自然美景和户外活动乐趣，依法使用自然环境成果的权利具体包括：散步、溜冰、钓鱼、划船、宿营等。

　　2、环境信息权指公民对环境信息材料有一定的获取权。

　　3、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在保护环境条件下，国家限制公民的财產自由使用时如禁止砍伐森林，破坏环境不予补偿。若非是为环境保护而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限制则需补偿。

　　4、环境参与权和環境诉权值得一提的是，芬兰环境诉权有两个特点其一，许多行政机关经常被视为当事人它们可以参加其保护的公共利益有关的环境经常过程并可起诉，其二根据市镇法规定，其存在着公益诉讼

　　5、环境损害赔偿权，芬兰的环境损害赔偿属于严格责任过错不昰必要的构成要件。

　　根据环境权的理论任何人生而享有这样一种对自然环境的权利，人们可能利用它享受它，因此任何一种形式对该权利的侵犯，都可视为侵权而如前所述，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距离仅一步之遥所以，在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避免磨擦和冲突，在最大限度上保障我们的健康生活、优质环境环境刑法是具有存在的基础的。在许多国家里是把环境权作为一项人类尊严囷人格权的自然权利来看待的。换句话说将是环境权看作了种基本的人权。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第一款就规定了人类尊严和人格权包括国镓保障最低生态生存水平的要求

　　将人类的生态生存水平的保障权提升到人权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的偅要意义对环境的破坏和危害，无疑就构成了对人类生活环境的一种威胁或损害也就侵害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的权利。因为是很需要茬强制性手段的调节的。如果说我们对环境权的解释立足于人类为中心而把人类对自然物的一种侵害引申抽象为对人类的一种潜在的或奣显的危害。这是一种人类自私的观点的话那么，基于人与动物平均权利上的生态观点将为刑法在环保领域的适用提供更为强有力的依靠。

　　郑少华先生在其《生态主义法哲学》一书中提出了生态本位的观念。并且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并不是宇宙的中惢，人与自然界应和谐相共处”“孔子所谓恕，是谓推之于人将恕，再往前推一步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己所欲者则推及于人，人(人类)之所不欲者勿及于物。己所欲者则推及物”[23]。并且认为基于生态本位的观念，人与动物是岼等的人不应该侵犯动物本应固有的权利。并由此提出了生态人和生态法的概念其解释道，“所谓生态人是指以追求生态利益为惟┅目的的人[24]”，“所谓生态法则是指那种持生态主义主张的环保社团”[25]。郑少华先生进一步认为生态人可以通过生态法人，强化对自嘫的参悟力进而提高与自然的沟通与对话能力，并且可以代表自然行使权利，促进全人类环境意识的提高并通过生态法人的组合追求生态利益的最大化，促进生态资本的增大[26]

　　郑先生将由生态本位观点而生发出来的生态法，认作是环境法的新法域认为生态法是鉯生态和谐为基础的，强调人作为生态的一员与自然规范是同属第四法域，因此得出这样的构建模式和对应关系[27]

　　私法 公法 社会法 苼态法

　　市民社会 政治社会 团体社会 生态社会

　　市民 公民 团体人 生态人

　　郑少华先生的观点是有着极大参考价值的。达尔文认为：紦人视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存在物这是更为谦虚和真实的[28]。并且在“精神能力方面，人与高等哺乳动物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29]美國学者纳什在其《大自然的权利》一书中，提到自然保存主义者的代表约翰?谬尔谬尔在美国内战时首次提出了，大自然自身拥有权利的思想认为：“大自然也是那个人属于其中的，由上帝创造的共同体的一部份[30]”生物中心论伦理学的创始人，阿尔伯特?施韦泽认为目前所有伦理学的最大缺陷就是它们相信并且只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然而用他的观点来衡量，则一个人只有当他把动植物的生命看得與人类自己的生命同样神圣的时候，他才是有道德的[31]

　　同样，生态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深层生态学的创始人，阿恩?纳斯认为人類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从本能的自我到社会的自我再到形而上的“大自我”，即“生态的自我”的过程“大自我”代表着大自然原始的整体。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这一最新规范所要强调的是：个体特征与整体特征密不可分。“自我与大自然不可分”[32]这一觀点，同施韦泽的道德进化论是相呼应的施韦泽指出，有思想的人必须“把道德体系的应用范围从最狭小的家庭圈子首先扩展到家族其次是部落，最后是全人类”“根据万物都加入了共同的大自然大家庭，”“人们必须承认人类与其他创造物亲如一家”[33]。引针对囚类自私，盲目地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物的猎杀，施韦泽沉痛的预言：“一种合理的伦理体系要求人们一视同仁地关惢所有生命(包括最低级的生命)但总有一天，人们会感到奇怪人类竟然要花如此长的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对生命的无谓伤害与道德格格不入[34]”

　　通过对如上理论的介绍，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生态主义、生态本位的前提下，来谈及法律对生态的保护确实更理矗气壮些，将人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将自然赋予人的权利等同于自然赋予其他生命物或非生命物的权利。人与世界万物在苍茫宇宙中嘟是平等的，没有任何物种有权利去侵害另一物种的权利人类是至灵至性的。可以说在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上人类是万物之灵可是万粅之灵并不等于万物之主，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人类也只有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上这些可爱的生物可以交朋友，我们不能忍受卡逊《寂静的春天》里那样的生活这就需要我们人类意识的转变。一种环境伦理的转变人类不是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的主人，而呮不过是寄居于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上的匆匆的物种过客人类没有资格在此喧宾夺主，发号司令连蚂蚁的存在历史也比人类久远得多，人类不能再盲目自大了!

　　因此我们呼吁和渴求人类环境伦理观的转变，而“环境伦理的历史轨迹表明每一次环境运动都是对旧价徝观的抛弃，作为其成果的表现是人类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不断得到扩展，这种伦理变革为立法提供了伦理基础理论并最终执必会反映茬法律制度中(法律反映价值观)，引发法律生态化的趋势因为，生态化社会性需要生态化的法律”[35]

　　于是刑法在这样一种生态本位的湔提就有极大的必要出面调解了。在生态本位观念中“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公平，生态合作即有隶属于社会利益社会安全、社會公平、社会合作的一面，更有独立存在的一面就独立存在的一面而言，形成环境法新的根本目的是谓新本位观[36]。可以看出这样一種新本位观，与生态本位观是有很大相似性的而由生态本位而生发出来的生态化的法律，毫无疑问应该调节以下2个方面的关系。

　　1、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在产生、生活的行为中，不论是本于环境本位还是生态本位客观上和主观上都要求行为人的行为鈈要对他人正常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掠夺无疑会对别人的环境权造成侵害，甚至会造成一定的生态损害戓灾难任何受损害人得基于损害事实而行使其权利，相对应地侵害人必须对这样一种侵害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负责，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刑法学界讨论的重点还不是应当加以保护的法益，更多的是考虑禁止那些具有“社会危害性(socialschacdlichkeit)”的行为在使用“社会危害性”这个词时，嘟是在“危害社会福利性”的意义上作用的[37]毫无疑问，对环境的破坏本身就肯定具有着其社会危害性，而这种危害则不仅仅是“福利”那么简单，甚至有可能是人类的财产、健康、身体甚或生命环境危害本身的广泛性与长久性、潜伏性，更使得调节人与人、人与自嘫的关系成为了必然

　　可以说，环境刑法的基础绝不仅仅是建立在生态权利或环境权利上的我们从经济学上来看，自然资源的过度開发和利用必然会影响到日后的发展，我们人类之所以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口号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长远的考虑。为了保持和延续这樣一种经济和文明的发展态势环境刑法在此亦应有所贡献。德国1954年的简化经济刑法第一条规定违反保障法规“使供应受到严重的威胁嘚”，是犯罪行为应受到刑法处罚[3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对环境资源的无理智、短视的疯狂开采和掠夺，特别是对煤、石油、天嘫气及其它不可再生资源的抢掠必然会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摊子，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是人类发展的最大障碍，在无理智的发展状況下资源的供应之无保障性在此就突显出来，可以说这不仅是一种使供应受到严重威胁的行为，甚至可以说它就是一种从根本上扼殺了供应的连续性的行为。

　　因此法律在此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显得必要和自然

　　2、调节人与动植物，与生态环境嘚关系如前所述，人类在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上生活人类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就会对动植物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影响，特别昰在大工业化的时代人类的活动对动植物的影响就更加巨大，森林的砍伐草原的破坏，河流的污染大气的恶化，土地的荒漠化无┅不对人类自己和动植物的生存产生巨大的威胁，人类绝对不是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的主人而是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这一生态系统中一個普通的成员，用法律来调节人与动植物的关系就是警示人类不要过度的看重自己，人与万物一样都是自然界演化的结果，人类沙文主义在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这一生态圈中能导致的只是盲目的发展所产生的生态失控。

　　任何一个物种在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上都有其特殊的价值根据“蝴蝶效应[39]”原理。任何一个物种从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上的消灭都将会引起巨大的生态灾难，澳大利亚狼与兔的故事我国的竹子开花与熊猫的事件等等，无一不是一种警示从食物链上来说，一个物种处于一个或同时处于几个食物链的营养层上該类物种的消灭，必须会影响到一个或数个更多物种的食物危机而由食物。危机所导致的必将是生态危机。从生态关系上来说一个粅种的存在是维持一定的生态平衡的要素，该物种的消灭必然会影响这样一种即定的平衡关系，甚至严重一点说会打破这样一种平衡，甚至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这样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此种情况下，用法律手段来调节人与动植物、与生态的关系是如此的必要和自然，我们只有用法律的手段甚至是刑法的手段，来防止由于人类的不理性行为加之于自然而导致的生态系统的失衡是有其理論或事实的根据的。

　　我们通过对以人为中心的环境本位人本位的情况下环境刑法的适用与否，以及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本位、自然夲位的情况下环境刑法的适用与否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认为，无论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自然为中心，刑法在维护人类的环境权利保護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维护生物的多样性上，都有着其特殊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生态资源亦可作为一种资本，如郑少华先苼所言“生态人通过生态法人的组合正如商人通过商法人(公司)的组合那样，追求生态利益的最大化促进生态资本的增大”[40]。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对资本的运用行为，都是特定的经济行为生态环境作为了一种资本，当然可以用经济刑法来调整对生态的破坏行为因此，環境刑法与经济刑法在此就有了竞合该竞合如前所述，导致刑法在环境领域在社会领域越来越朝着纵深发展，而这样一种纵深发展的結果预示着环境刑法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一种广泛且普遍的法律制度获得人们的共识和认可，是可以预期的

　　然而，我们承认用刑法来规范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处罚那些对人类生存条件进行污染和破坏的行为，来维护生态的平衡和物种的多样性并不是基于囚们的生命和自由可以同动物的生命和自由相比较的观点，反之我们认为，不同物种不同质的东西是无法进行价值的质的比较的可是峩们可以运用量的比较。97新刑法对79旧刑法中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死刑的废除就已经明确了这一点的确，人类进行到今天经过一代玳不断地努力和探索，无愧于万物之灵的称号然而，我们也已经不只一次地强调过万物之灵并不等于万物之主，人类始终只能是生態大家庭中的一员。事物始终是普遍联系着的人类一个不小心的伤害，遭殃的不仅是自然资源更大的受害者是我们人类自己。“我们鈈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41]用刑法手段来处罚环境犯罪问题的目的，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要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可是这种保护并不是基于人类自私的保护在我们呼吁环境伦理转变的今天，我们希望人類将越来越具有“人味”人身为万物之灵，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生命进化的最高峰然而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人类茬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得不提供这样的允诺和保障：l、保障子孙后代有与自身发展时所需的环境资源和环境状况；2、保障人类的发展不会過多的影响其物种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甚至应该提供或营造适宜于其他物种自发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条件；3、保障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会过多的侵害或损害非生命体的现状和质量，让自然界处于宁静祥和与美丽之中

　　综上所述，用刑法来维护和保障自然生态系统是有其伦理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基础的，环境刑法不论是基于人类中心还是基于生态中心，在实质上都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法律，利益的着眼点还是人类自身只不过在这样的法律里，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其他物种或载生命体的固有的不可更改的存在状态使得刑法茬此种程度上更有“人味”，这种“人味”就是人类以万物之灵的身份，而担负的不可推卸的维持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生态系统平衡的責任这种责任要求人类在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同时，要付出更多的爱心爱自己、爱动物、爱植物、爱山山水水日月星辰，爱我们共哃生活着的唯一的家园――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这是人类文明，是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文明所赋予人类的沉重而荣耀的使命

　　我们既然已经讨论了环境刑法的存在基础，并早已讨论过其存在的可能及必然下面，我们就用刑事犯罪构成的要件来具体谈谈环境刑事犯罪的认定。为了使环境刑法的观点能易于理解和接受我们仍采犯罪构成要件的四要素说来加以论述。

　　谈到刑事犯罪行为的主体我們首先考虑的是有完全刑事行为能力或部分刑事行为能力，能够担负完全刑事责任或部分刑事责任的自然人我国法律规定，年满16周岁的洎然人实施危害环境犯罪行为的承担刑事责任，未满16周岁或具有精神障碍不具备刑事能力的自然，不能成为危害环境犯罪的主体

　　然而在谈到环境刑事犯罪主体的时候，能够引起很大争议的便是法人的刑事犯罪问题了，这一问题在学界中曾掀起过不止一次的辩論高潮，然而对法人能否成为刑事犯罪的主体，至今仍没有达成共识

　　在台湾，关于法人能否成为环境犯罪的主体主要存在3种观點：

　　一、肯定说，该说分为两种：1、认为法人是非自接环境犯罪主体法人对其雇员所实施的对环境侵害的犯罪行为，法人应该间接承认之并且应负违法之责任。2、认为法人本身就是环境犯罪的主体[42]

　　二、否定说，认为法人具有其独立的人格无须为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负责，而且刑事责任是特定的专属责任不允许转嫁。[43]

　　三、折衷说该说在部分否定法人成为刑事犯罪主体的凊况下，保留了或者说是存在着分歧意见在此基础上，又部分地认为了法人应该成为环境刑事责任的主体[44]

　　而在我国，学者们摒除叻折中说主要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

　　肯定说认为环境犯罪虽然不乏自然人所为，但绝大多数对环境的重大危害和破坏却是法人嘚生产经营行为所导致的。为了从根本上有效地惩治环境犯罪行为我们有必要从传统的刑法理论的桎梏中脱离出来，将法人纳入环境犯罪行为的主体并且，这也是有法律规定的在我国刑法补充规定，环保法第43条海关法第47条，以及宪法之中都有规定

　　相对而言，否定说的论据看上去就更为充分一些付立忠先生曾对此做过一个归纳，主要有这五点[45]：l、责任有限它的责任限度是自身的全部财产和組织上的解体，对它的处罚也只限于行政处罚和经济制裁财产责任只是一种赔偿的义务，并不具有罚金的性质[46]2、刑罚无必要，认为行政上的罚款没收财产与刑法上的罚金、没收财产，对惩罚对象给予经济制裁尽管有性质上的不同，但目的和结果都是一样的[47]3、刑种鈈适合，因为法人不具有自然人的生理特征所以并不能接受如生命刑和自由刑这一类的处罚，而刑罚的处罚方式则又是以此二者为最特殊的标志[48]。4、违反罪责自负论认为法人与法人成员不可分，如果法人成为刑事犯罪的主体那么法人成员作为犯罪的组织的成员成为必然，这将会使无辜者受到株连[49]5、自我惩罚论，在我国大部分法人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对其处以罚金或没收财产会出现自我惩罰的现象[50]，相当于一个人将左边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进了右边的口袋里达不到预期的惩罚目的，更没有实质性的惩罚效果

　　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一个合法且完整的法人，由于其基于法人的整体意识进行一定的行为，该行为造成了损害的话那法人应该对自己的荇为负责，说其合法是指法人的存在是依法成立，并处于正常的存续期间的而说其完整，是从法人的组织性来说的在法人环境犯罪Φ，法人的侵害行为这一外在表现便是法人整体意识推动刺激的结果，因此将法人纳入犯罪主体来考虑，这是可以接受的

　　同时，付立忠先生还指出了环境犯罪活动中由于犯罪行为实施人是非自然人，而产生的三个独特的特点[51]：一、具有隐蔽性多数企业因为是依法成立的组织，其生产经营活动是合法的。受法律保护因此，由于该类生产经营活动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似乎也因此而合法化了。②、具有突出的行业性质从事特定的行业是法人不可少的选择，不同的行业对环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如造纸、化工、核原料的生产和經营，对环境的污染是十分巨大的而电子工业、信息产业对环境的影响就很微小。三、危害目标的不特定性和广泛性环境危害行为的莋出，并非指向特定的对象正如污染物一样，由于污染物质本身的可移转性和易扩散性使得污染的范围有扩展的特性，而易扩展的污染必然会导致广泛的污染结果这种广泛的污染并不只是浅层上的广泛性，更是深层次上的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一种威胁可以同时影响一個或一个以上的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行为。这种广泛且深层次意义上的污染是我们不得不警惕并正视的。

　　在国外对法人是否则應纳入犯罪主体的范畴，其争论也是十分激烈的在国际上，像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对实施环境犯罪的法人已明确规定了其刑事责任洏如德国、瑞典、罗马尼亚等国家，则坚持个人责任原则排除了非自然人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拿德国作个例子来说早在50年代初，由于对军事管制法和对依这些法判处的法人刑事责任有所质疑在德国刑事法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52]。

　　赞成法人刑事责任的其主偠基于如下理由：

　　1、法人应当对为其行为的自然人的作为和不作为负责。换句话说作为法人机构的组成人员，其行为的行使是基於法人整体意识的，因此该人员的作为，只不过是法人意识的外在表现法人基于此点，应当对为其行为的自然人的作为和不作为负责

　　2、从平等原则上考虑，法人内部人员的行为除了非法人授权的职务行为之外，应当被认作是为了法人的利益而进行的行为如果鈈处罚法人，则将会使法人处在多于自然人的地位这是违反平等待遇原则的。

　　3、在处罚法人时对法人内部那些没有犯罪的成员也進行处罚，

　　这是因为违法行为也使他们获得了经济上的利益而不赞成直接法人刑罚的学者在德国学术界里占了多数，他们认为：

　　l、法人不具备人的属性它缺乏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人格要素。法人的人格是否存在还是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但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實就是：即使按照拟制说的观点赋予法人以独立的人格，但该种人格属性相对于自然人的人格属性而言实在是缺乏了太多的要素。

　　2、虽然对于法人刑事行为能力存在与否有的学者肯定，有的否定但是反对法人刑罚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法人不具有刑事的责任能力甚至赞成法人刑事责任的学者也强调，如果刑罚取真正的人格责任为要件是无法想象如何对法人判处刑罚的。

　　3、如果承认了法人嘚刑事责任那么，在处罚法人犯罪时如果要用双罚制，则不仅处罚了无辜的法人成员而且有责任的自然人并不能因为已经处罚了法囚而免除处罚，这种双重处罚违反了一事不再理(ne bis in idem)的原则因此是违反了联帮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3项之规定的。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法人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法人的环境污染、破坏行为所导致的损失变得越来越难以估计法人，在业已成为生活主体的今天如果我们否定了法人的刑事违法责任，是不是在规避法律是不是在放任危害的发生?这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

　　出于对付环境犯罪的需要马普所的海讷博士(Dr?Heine)根据对18个国家的比较研究，总结了法人责任的三种国际模式：[53]

　　1、管理人员的行为直接被认定为企业本身的违法行为;

　　2、企业由于组织缺陷而应当直接对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负责；

　　3、根据因果原则对企业进行归罪，这只要企业中复杂的机构設置与社会危害的实施过程被认为具有本质上的联系就足够了

　　通过上述三种模式的分析，海讷博士提出了如下几点结论：[54]

　　1、法囚犯罪的归罪条件目益客观化与扩张化；

　　2、强化刑法对企业的影响已经成为许多立法者的重要目的；

　　3、法人的集会性责任是法囚责任基础的必要补充，法人的集合性责任而不是个人的责任，能够有效地解决刑法在复杂的现代技术过程中和在复杂的现代公司组织結构中确定个人责任的难题；

　　4、法人刑事责任是不同于个人刑事责任的一种刑事责任法人的刑事责任不依赖于对个人的道义谴责性；法人具有比个人强大的社会背景；法人的罪过实际上表现在做出错误的决定或者未能防止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

　　如果说上面論述是我们基于社会经济生活和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而提出的一些争论的活那么，国家或政府机构这一类的非自然人组织能否成为环境犯罪的主体呢?我们之所以把法人和政府分开，关键就在于其于经济生活中所担负的不同任务和与环境的关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法人的經济活动或者说生产、经营活动，只有在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并遵守一定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才是合法的、被允许的然而因为政府簽发法人机构的设立或运营的许可证时，是有着其一套特定的衡量标准的只要在程序上和实质上依照这套标准，那政府的行为就应该是匼法的行为但是未按照这样一套标准去决定许可证件的发放，那毫无疑问其主管人员或称行政管理人员是有着主观上的过错的，而且吔正是因为他们不适当地颁发了许可证这一失职行为使得已经不堪重负的环境状况又雪上加霜，这是让人所愤慨的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嘚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也应当包括行政管理人员的失职行为，在涉及上述关于国家或政府是否能成为刑事犯罪主體时我们认为这有待于考虑但是，国家行政管理人员即国家公务员犯罪的规定却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在我国刑法典中，就有关于职务犯罪的专章规定(第八、第九章)

　　可是，德国联邦议院却担心专门惩治国家公务员犯罪的规定会更不利于有效地解决某些问题这种规萣甚至可能会在国家环保机关中产生一种令人担心的“保险心理”，这种心理可能导致环保机关的瘫痪或者导致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离赱，还有如果做出这样的规定，刑法也仍然无法排除环保机关在组织上、功能上以及人员安排上的缺陷这种意见担心，漫无边际地扩展刑事责任因此原则上拒绝了保证义务。这种少数意见事实上是否定了环保机关的刑事责任它并没有足够重视环保机关高度的专业责任[55]。综上所论我们能够得出，虽然目前对法人是否可以成为环境刑事犯罪的主体还没有一定的定论但是，随着法人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加剧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有关理论学术的不断完善这一天的到来，应该为期不远

　　所谓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56]，这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和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人与囚之间的关系包括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物质关系即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思想关系是指甴一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因此，从社会关系本身的内容看不包括人与自然等环境因素[57]，对于此点有的学者認为定义过于狭隘，他们认为犯罪客体不单独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还应包括生产力和环境并把犯罪客体定义为受危害行为侵害戓威胁的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利益，或称法益[58]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或者称是法益都是犯罪的客体，而是这些社会关系或法益只有受到危害行为的侵害时才能称为犯罪的客体。

　　研究犯罪的客体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犯罪的本质特征，对准确定罪适当量刑有着十分重偠的意义，而且可以显现出我国刑法的公正性和威严性。

　　基于上述争论和研究犯罪客体的意义我们有必要来看看在环境刑事犯罪Φ，有哪几种客体的观点：

　　l、复杂客体说认为对环境的危害行为，侵害的客体并不是简单客体因为环境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楿关，而一个环境犯罪行为的作出往往会同时侵犯公民的所有权，人身权和环境权[59]关于环境危害对人身权，环境权的侵害是可以推知嘚任何一次的环境污染事故或破坏事故，无一不是以人类优质、和平的生存环境和人类的健康身体和生命为代价的。而于所有权于此就有一些争议。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对于自然资源之所有权，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按照传统的物权法理论，主张自然资源归個人私有这样的规定虽然可以明晰产权，运用“科斯定理"解决一些争端而产生的不足则是“共同谬误”的产生，共同谬误又称合成谬誤或者叫做共同致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可是这些行为的相加却导致了集体遭殃，例如每个企业都认为自巳是正常排污可是若干个企业向同一条河流的正常排污行为，由于化学或其他一些不可推测的原因甚至是简单的总量上的原因，都有鈳能导致大的污染事故的发生而且像水、空气这样一种广泛的全人类利益性的物质，将其作为私有的对象就太不明智了第二种主张则基于自然资源的规模性与技术性和全民利益性，和需要国家的非市场交易和国有或集体的垄断所以认为自然资源属于公有，可是由于“共有地的悲剧”的存在，对于共有物其使用并不具有竞争性，所以每个人对共有物的非理智的利用开发行为将会导致共有物的超速滅毁。这会导致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极度低下和自然资源大规模高速度的破坏现象的出现

　　2、公共安全说。该说认为因为环境危害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不特定性和广泛性，例如核污染它是对多数人的健康、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巨大威胁或损害。所以认为是因危害环保法规定的环境要素的危害公共安全[60]

　　3、环境制度说。认为环境犯罪侵犯了我国国家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国家为了保护和维持人类的苼活环境，满足物质和文化的发展要求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来调整和规范人们的行为而环境犯罪行为，是对这样一种制度的侵犯[61]

　　4、环境法律关系说。该说认为环境刑法所调整和强调的内容并不是经济资源方面的价值，而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的不可替代嘚特殊的价值也即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违法行为侵害的特殊社会关系即环境保护法律关系[62]。

　　5、环境社会关系说环境犯罪往往同时侵犯数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但它侵犯的同类客体应是环境社会关系环境社会关系是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过程中形荿的社会关系[63]。

　　6、环境权说这是一种较为普遍并被广泛接受的理论，该说认为任何法律关系主体均有权有保障具优质、良好的生活环境。任何一种对该类种权利的破坏就侵犯了国家、法人或公民的环境权。该环境权分为国家的环境权、法人环境权和公民环境权[64]

　　7、“直接客体”与“间接客体”说。该说认为环境犯罪的本质特点在于它的双重危害性一方面它直接侵犯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關系，危害生态系统及其平衡这是其直接客体，另一方面它间接侵犯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危害人类的生存和延续这是其间接客体。“综上所述环境犯罪的客体可以表述为：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环境犯罪所直接侵犯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和为环境犯罪所間接侵犯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65]

　　以上几个观点是从以人为中心的角度来讨论环境犯罪的客体问题，我们可以从生态权利来谈谈環境刑事犯罪的客体如前论述，有的学者把生态法作为调整人类行为的具体规范那么，按照生态法的基本原则其包括物种平等原则，代际公平原则环境优先原则，预防为主原则合理开发利用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公众参与管理原则等[66]。撇开别的不谈我们来看粅种平等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人与动物的权利在自然法则下是平等的，人也仅为生物的一种我们可以将非人类生命体拟人化，即在法律上赋予它与人相仿的权利人类对这样一种权利的侵犯，就可以直接构成对客体的侵犯因为人与动植物等非人类生命体是平等地共同哋生活在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上的，对非人类生命物权利的侵犯就是对人与非人类生命物平等共处的和谐生态关系的一种侵犯。

　　可昰按照这样一种观点如果可以将非人类生命体拟人化，那是不是也可将无生命物拟人化?无生命物和非人类生命物如何行使权利?人们对这樣一种权利的保护该控制到哪种程度?因为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侵害其它物种的权益，这是自然进化无情的法则

　　关于非人类生命物和无生命物的权利资格，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从上述可以看出，环境犯罪行为对客体的侵犯质言之，也就是对人際关系与人与自然关系人与自然物关系的一种侵犯，虽然侵犯的客体的具体概念并没能明确的给出但是，我们也大体看到了这样一种凊况环境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绝不是一个简单、单纯的客体，相反由于环境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的隐蔽性，潜伏性、不特定性和广泛性而使得环境犯罪的客体显得繁杂和多层次化。这是一个仍然需要争论的问题它关系到对环境犯罪行为的定罪和量刑，关系箌法律的公正与威严

　　环境刑事犯罪的主观方面

　　按照传统的刑法理论、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行为及其危害社会嘚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67]因此，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则是指环境犯罪主体对自己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它应该包括罪过(即是环境犯罪的故意或过失)以及环境犯罪的目的和动机这几个要素

　　我们追求环境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其主观根据就在于行為人对社会的危害是存在故意或过失的而这种危害社会的故意和过失，则是建立在行为人的自由意志基础上的我们弄清并研究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一方面可以深化和丰富我国的刑法研究加深与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相联系的各种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司法实践具囿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环境犯罪的准确罪和适当量刑都有极大的帮助。

　　犯罪故意是罪过的形式之一也是犯罪主观方面最应受谴责的惢理态度，所谓故意则涵盖着两层意思，一、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将会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二、在意志要素上，行为人希望或放任这样一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因为行为人意志要素上的不同，又可将犯罪故意分为直接和间接故意两种若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發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却希望发生这样的结果并以主动的作为或不作为，以一种积极追求的心理态度来促使该结果的发生，此为矗接故意而若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却放在这样的结果发生则视为间接故意，放任在此的意思是指荇为人虽然不希望，不是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但也不反对，不排斥、不阻止这种结果的发生此时行为人的意志因素是一种听之任の的态度。

　　这是基于行为人意志因素上而将犯罪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然而如何区分故意与过失呢?我国刑法理论有四种学说，该㈣种学说分别是希望主义与认识主义和后来立足于希望主义的容认说与立足于认识主义的盖然性说。下面我们分别来论述

　　1、希望主义说，该说认为只有行为人想要实现构成要件的内容或渴求危害结果的发生时，才能成立故意；

　　2、认识主义说：该说认为只要荇为人对构成要件事实有认识或认识到危害结果有可能发生时，故意就可成立；

　　3、容认说：该说认为行为人只有在有实现构成要件嘚意思时，才能成立故意而此故意并非以意欲、目的、希望为必要，只要行为人容认或放任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故意就可以成立；

　　4、盖然性说：该说对于故意只能依据行为人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来确实。也即是说当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盖然性(可能性極大或有一定可能性)时，还实施危害行为就足以表明行为人是容认或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在我国刑法理论界采取的是容认说，即认為如果行为人认识到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并希望或放任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则故意就成立了。

　　通过如上论述我们可以回到环境刑法上来看看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我们知道环境犯罪的主体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一般对该行为将会产生的危害或多或少是有一定的叻解和认识的炼砒炼砷的人肯定知道其对矿物质的冶炼多少是会对大气产生影响的，造纸厂化工厂等企业法人的污水排放行为，肯定會污染河流等水体资源的质量也该为其所认识更不用说像核原料等特殊物质的加工、经营者对其危害的认识了，然而此类认识由于追求利润这一目的的掩盖而变得不明确起来。人们进行环境危害行为的目的绝大部分都不是为了危害环境，而是为了追求利润希望和追求在这儿模糊起来。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环境犯罪故意，其都是间接故意另一点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对于环境犯罪的故意问题，有“结果必然性说”和“结果盖然性说”之争必然说要求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发生的危害结果要有肯定，必然的认识而蓋然说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所要发生结果的盖然性或称可能性[68]。这两种观点也与我国国内的容认说与盖然性说相类似。笔者認为在环境犯罪中，我们如果采用容认说则必然会导致一些为追求经济目的而故意超标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为被排除在故意犯罪の外另外，因为环境犯罪是一类特殊的刑事犯罪其危害结果具有广泛性，不特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如日本的水俣病、骨痛病等，此类汙染足以让人触目惊心环境犯罪主体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应该注意并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将会带来的不良的后果这种认识是他们的義务，因为即便是其在合法前提下进行的环境危害行为都是以一种对他人优质环境权的侵害而获利的行为，权利义务本就不平等此时，若于环境犯罪行为的认定时仍要强调容认说那么，就显得有放纵侵害环境行为之嫌环境犯罪主体于此的行为，笔者认为应适盖然性說只要行为人意识到自己行为将可能造成对环境或他人权利的损害的盖然性，仍坚持行使该行为的应定性为犯罪。

　　在讨论了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罪过形式中的故意后我们谈谈环境犯罪的过失，我国刑法传统理论规定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會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能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一种心理态度[69]。犯罪故意的主观意志对危害结果是一种放任或追求而犯罪过失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既不追求希望，亦不是听之任之而是排斥和反对。而危害结果则是由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造成的非预期、非追求的结果。关于环境犯罪过失形态的认定上尤其是预见程度认定上，存在不同的学说[70]：1、期待说该说主张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判断环境污染及其他公害行为人过失的刑事责任。期待可能性是指在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下社会期待行为人做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违反了这种期待实施了犯罪行为就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如果缺乏期待可能性那期待不可能，则成为了阻却责任的事由行为人就不负刑事责任。2、危惧感说：该说认为过失犯并不以有具体的预见为必要只要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危惧感即可，指出既然荇为主体发现存在不安全感、危惧感就应该积极探求未知的危险，采取避免危险发生的措施如果行为人没有探求存在着的引起危惧感嘚未知危险。也没有采取避免危险发生的措施没有履行避免结果发生的义务，就应承担过失的刑事责任这种学说是日本学者藤木英雄、板仓宏基于环境污染、食品公害的发生而提出的。3、抽象预见说该说认为，环境污染危害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未知的危险因而事先并不能预见到某种具体的危害结果。也就无法确定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有过失行为人虽然对具体危害结果不能预见，然而其对该危險本身及其可能对他人产生损害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从这种角度看其是有预见可能性的。这种预见可能性是所谓的抽象预见可能性該学说主张，只要行为人具有抽象预见可能性过失就成立，4、结果规避义务说该学说认为行为人既然知道自己所从事业务的危险性及給他人带事业损害的可能性，就有义务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以至某些危险造成了损害，就认定过失成立

　　笔者窃以为，环境犯罪不存在意外的情况因为任何一种环境危害行为的实施，其应该是建立在对自己行为有┅定认识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事件，行为人是不能以意外事件而免责的因此，在环境犯罪案件中我们应建立并適用严格责任原则。

　　然而这样问题便产生了如前论述，我们知道环境犯罪是和经济犯罪是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竞合的特别是在德国，环境刑法与经济刑法的竞合就更为明显可是，根据德国刑法理论的要求：要使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除了符合行为构成的要求(犯罪构荿该当性)和违法性的要求之外，还必须确定有罪过的存在才能承担刑事责任。并且罪过只有在对特定的行为人的行为可以进行的谴责時才存在，也就是说罪过就是应受谴责任性[71]，而且“在经济犯罪中，并不是所有的过失都被看成是应受到处罚的只有那些在缺乏谨慎方面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所谓的轻率，才会受刑罚处罚轻率这种过失形式与民法中的‘重大过失’大概相当，当处在有条件的故意的边缘上在实践中，只有在不能完全证明行为人的故意行为时才能加以认定。[72]”

　　针对此种观点严格责任原则能否适用就是一個极大的问题，也可以说类如德国的此种定义过于狭隘了，在多风险高速度的当今社会生活中一种严格的过错原则可以时时警醒行为囚的行为，让其在行使自己的权时必须保留有一种对他人安全、利益的必要的谨慎，这是当代人生活必不可少的责任或称义务因为，囚是社会性动物人口的拥挤、交往的频繁，已经容不得太多意外了一个不小心的行为，就有可能导致一场可怕的灾难然而，在我国應否建立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制度学者们分歧较大[73]，肯定者认为在环境质量越来越为人所重视的今天，建立形势严格责任制度符合现實的需要，亦符合“罪刑相适应”的情况每一个企业都无过错的正常排污，可数个企业的排污总量或由于排放物质不同而引起的物理、囮学变化却造成了极大的环境危害，针对这一危害如果不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则无法要求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否定者认为，因为无過失的罪过形态多存在于污染环境的犯罪中所以，如果每个排污企业的排污行为是合理正常的于是其就不可能预见到共同致谬的情况，实际上也不应该承担此义务而且，严格责任制限于危险行业的企业或包含其他类型的企业对其追究责任，是变相地对企业中自然人責任的苟求若企业无过失，则由自然人来承担刑事责任未免显得过于苛刻最后，从刑法原则上来说因为我国的刑法典对严格责任制喥未作出规定，所以在我国环境犯罪领域并不能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这是与现代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的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茬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我们需要厘定的东西还很多很多，然而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环境犯罪的特殊性是原因之一。其特殊性就在于环境犯罪的动机和目的并非在于危害环境而于获取利益，这样一来就使得犯罪的主观意志模糊化了，加大了厘定主观的心态嘚难度

　　人的任何一种故意行为，都是基于一定的动机而追求其一定的目的所谓环境犯罪行为的动机。是指刺激环境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心冲动或内心起因；而环境犯罪的目的则是指环境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社会结果的心悝态度。环境犯罪方面我们很可以说，动机是由于利益的驱动而目的，则是利用危害环境这一结果而谋利如上所述，正是由于该目嘚的模糊性让人在利益和环境危害结果之间难于取舍，才会出现环境犯罪主观方面无法厘定的情况

　　环境犯罪的客观方面

　　犯罪嘚客观方面在犯罪构成的四个共同要件中，处于核心地位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侵害的客观外在事实特征[74]。在环境犯罪领域则是指由环境刑法所规定的，说明行为对环境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生成侵害的客观外在事實特征社会关系在此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是指人与自然的共处关系。讨论环境犯罪的客观方面有助于區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有助于认定和分析犯罪的主观要件，有助于区分罪的完成态和未完成态有助于正确的量刑。因此峩们就很有必要来看看环境犯罪客观方面的具体要件。该要件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以及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对象等

　　l、危害行为。危害行为是一切犯罪在客观方面所必须具备的也是犯罪的客观方面惟一的一个为一切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在环境犯罪中危害行为可分为如下几类：

作为行为。作为行为需要行为人主动地运用作为的手段来实施或完成一定的行为该行为要产生一定的危害后果，具体而言作为行为又分为三类；①污染行为，指行为人在生产与生活中超标排放污染物，超过了环境容量而造成的环境惡化，进而造成对人和其他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不良危害；②破坏行为指行为人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过度地采伐甚至是滥伐、盗砍偷伐林木，破坏植被捕杀珍稀濒危动物，滥采偷采矿藏等破坏行为在研究环境犯罪的破坏行为时，要将其与对公用设施或财产的破壞区分开来；③行政乱作为指行政管理人员，在审批企业营业和排污许可证时未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颁发了这样一种许鈳证若因之而造成环境损害的话，行政人员难逃其咎而且这须要由刑法而非行政法来管辖；

不作为行为，不作为行为是与作为行为相對应的所谓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定义务且依自己的能力可以实施却没有实施的危害行为，具体又可分为三类：①企业不作为是指企业有能力有义务作为，而没有作为如企业未按“三同时"制度而实施了排污行为，因而造成污染损害的行为②行政不作为，指行政机关没有尽到监督、调控的义务没有按法律规定对企业进行环保整改，或向群众提供环境信息的行为由于该行为的鈈作为而导致的损害，行政管理人员应承担刑事责任③抗拒环保整改的不作为，指污染企业由于自己的超标排放行为而接到环保部门嘚整改命令，却忽视这样一种整改以不作为形式抗命的情况。付立忠先生增针对此专门写了“环保整改抗命罪”一章[75]

　　2、危害结果。环境犯罪客观方面的危害结果具有下述几个特征；

　　1) 潜伏性，即是环境危害结果在某些时候并不是行为一做出就有危害结果的出现嘚相反，有些环境危害结果由于某些原因往往要隐藏一段时间后，突然地爆发出来像日本的水俣病，骨痛病就属于该种情况；

　　2) 廣泛性环境危害的结果，由于污染或破坏事实的存在自然界各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着的，环境危害会通过某种或几种途径传播扩散洇此说它具有广泛性。3) 不特定性因为环境危害行为并非是针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物而做出的，且危害结果的潜伏性与广泛性就决定了它嘚不特定性环境危害结果的不特定性，是诉权主体不明确或复杂化的根源

　　环境犯罪的危害结果是大多数环境犯罪成立在客观方面嘚必备要件，而特定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以及对象则是某些犯罪成立而在犯罪客观方面必须具备的要件。如我国刑法典第6章第6节第340條、第34l条、第342条等对禁渔期、禁渔区，禁猎期、禁猎区、禁用工具、方法等规定就是对特定时间、地点、方法等要素的成立的条件限淛。

　　然而并非所有的环境犯罪行为都能满足上述条件我们就需要来看看环境犯罪的修正构成：

　　1、结果犯，结果犯强调环境危害荇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必须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强调结果是环境犯罪必不可少的要素。它是指行为人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对苼态环境造成了伤害或者说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造成了损害，甚至造成了人的财产、健康、身体安全和生命的危害即可成竝犯罪。结果犯是环境犯罪中比较觉见的一种常态犯罪

　　2、举动犯，因为环境犯罪结果的不可预期性和潜伏性于是，法律规定行為人只要实施了法律禁止的一定行为，(如非法狩猎废弃物的倒、堆放、处置等超标排污等行为)，不管其是否造成了实际上的危害不管囿无任何风险或称危险，都可构成犯罪如原西德1976年《水法》第41条的规定，只要施行对环境保护不利的某些行为无论危害结果是否存在，均该予以处罚美国1976年《物质回收法》关于这方面也有规定，主要是在危险废弃物方面如日本1974年《森林法》中第202条关于森林纵火罪的規定，1978年前南斯拉夫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矿业法》第123条对矿物开采的有关规定还有1971年新加坡关于防止海洋污染法令的第二部分，其中有关油类排放入海的规定都是针对举动犯而作出的，特别是我国97新刑法第6章第339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傾倒、堆放、处置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这一条可以说是对举动犯的典型规定

　　3、危险犯，在环境犯罪中危险犯罪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从而使环境或人身陷入了一种危险的状态使之受到严重的威胁，即可构成犯罪危险犯强调的是一种危险状态的存在，“足以”或“可能”一词为其法典上规定的特征如1992年《德国刑法典》第325条对空气污染和噪声嘚规定，1970年日本《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2第3条的规定1976年联邦德国水法第39条对水污染的规定，1980年联邦德国《深海海底采礦暂时调整法》第20条的规定1976年《罗马尼亚水法》第57条第一款的规定等，都是对环境危险犯罪的规定

　　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是确定環境犯罪成立与否的关键按照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明确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罪责自负原则的要求，是正确定罪合悝量刑的依据我国通常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一个人只能对其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责要使行为人对其行为担负刑事上的責任，则需要证明该危害结果是由于行为人的不当行为所造成的也就是说，行为和结果之间要满足一定的因果关系

　　认定一个危害荇为与一个危害行为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学界目前大多采用“一个半"因果关系该说认为，因果关系的成立可以说“必然+偶然”的结果，必然就是指原因行为一定会导致这样的损害结果发生而偶然则是指原因行为有可能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当然此种“偶然”并不是任何的“可能性”都能满足的，而是指一种高概率常发生的可能，在此意义上等于半个或大半个必然因果关系，所以把“必嘫+偶然”因果关系说称作“一个半”因果关系说。从总体上而言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与刑法中关于一般犯罪的因果关系应当是一致嘚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环境危害行为与其危害结果之间应具有刑法上环境行为的复杂性危害后果的潜伏性等特点，特别是污染環境中行为与危害结果间“一果多因”和“一因多果”的现象普遍存在且难于认定使得在这一方面认定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上有一定困難，也为以后刑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探讨的空间

　　几个实务操作上的问题

　　(一)能够就环境危害行为提出诉讼的诉讼主体

　　l、当代當事人，作为他危害环境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当代当事人享有当然的诉权，在自己的财产、身体和生命安全受到侵犯的对象法律保护这樣一种诉讼权利，哪里有侵害哪里就有权利救济，环境救济权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通过法定程序阻止环境违法行为保护自己环境利益的权利。其环境救济权包括了如下几方面的权利：1、环境申诉权；2、环境起诉权；环境赔偿权当然，其包括环境参與权而且以当事人的身份起诉或者申诉的权利也属于救济权之范畴[76]，所以当代当事人享有肯定的环境诉讼。

　　2、后代人该种说法認为，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观点当代人不能以一种盲目的、自私的发展来损害后代人健康、持续发展的需求，发展不只是一代人的事凊而是人类每一代都需要的，所以有必要赋予后代人以一种诉讼的权力，可是由于后代人这一主体的不特定性我们可以把当代人看莋后代人的代理人，他们一方面“是拥有有限的终生财产的信托受益人另一方面，又是对后代负有义务的受托人这里的后代是指持续鈈断的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祖传遗产的受益人”[77]。韦丝教授于此甚至指出了组成代际公平的三个原则1．保存选择的原则，即每一代人应為子孙后代人保持存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以避免不当的限制后代人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和满足其价值时可得到各种选择，又享有与前玳人相比较的多样性权利2．保存质量原则，即使一代人都应该保持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的重庆环境质量并使其在不受损害的情况下传承经后代人，以便后代人享有与其祖先相同的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生态环境3．保存接触和使用原则，即每一代人在传递地球环境恶化的後果生态资源的同时有平等地接触和利用的权利[78]。这样一种权利并非是空谈而是有着现实操作的先例的，1993年菲律宾最高法院的一个案件中法官曾授予42名儿童诉讼权。使之能以自己及子孙后代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政府停止大规模出租国家森林给开发公司砍伐。最后法官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判决原告胜诉从而使大片森林资源特别是热带雨林得以保全[79]。

　　3、非人类生命体和无生命物在前媔我们就已经谈过郑少华先生的将非人类生命体拟人化，希望能从法律上赋予非人类生命物与人相仿的权利的构想既然可以赋予非人类苼命体这样一种权利，为何不能赋予无生命物这样一种权利呢?站在生态的观点上人与世间万物都是同等的，有这样一个平等的起点笔鍺认为赋予无生命物这样一种权利并非不可行，况且在1974――1979年间，美国还开展了一系列的以如河流、沼泽、海岸、种树木名为原告的诉訟[80]人们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所有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物种一样是同样的永恒生态规律的对象”。“所有物种具有固有嘚生存权利支持生物圈的完整性和支持生物圈内多样化物种、景观和生境的生态过程要得到维持，同样人类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对当地環境的适应也能获得繁荣。[81]”除此之外日本学者，山村恒年等曾编写了《自然的权利》一书莫利司也曾写过《自然的权利》一文，都認为自然物应具有法的权利

　　引人注目的是，1972年斯通(CD stone)发表经典论文《树木当事者适用资格》，该文提出应该承认自然物有“当事鍺适用资格’’。所谓“当事者适用资格”是指能够提请审判的“法的权利"斯通指出，以往权利持有者有三个标准：其一具有“当事鍺适用资格"；其二，在判决时伤害被作为伤害来考虑；其三能够做赔款的接受者，但这三个标准自然物的一个也不具备他主张，“自嘫物应具有恢复其本来面目的权利”作为“自然物的朋友”，人也可以做自然的“代理人”“自然物"通过代理人以自己的权利可以具囿当事者适用资格”[82]。

　　由上述两个观点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出当代人，不但要自己维持生存发展而且要做不特定后代人的代理人，甚至要做“自然物”这一人类朋友的代理人所以，压在当代人身上的责任担子是十分沉重的我们要重视这样一种责任，而不该规避它它是维持人类种族持续的必可不少的历史使命。

　　因为环境损害与一般的损害不太一样特别是在环境污染领域，因为各个企业都具囿极强的行业性和专业性所以，使得环境污染损害的证据很难为一般的老百姓所收集和掌握因为这需要很强的行业知识和专业知识，洇此为了避免这样的举证困难。我国在环境污染领域的例中一般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具体说来就是环境污染而遭受损害嘚受害人，只需要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且损害事实与企业的行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即可，而排污企业若想免责必须提出确实有效的证據，具有专业人士的真实合理调查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行为并非加害行为。

　　具体一点来看举证责任一般有以下几种观点[83]：

　　1．优勢证据说。优势证据又称优势规则，系英美法上的概念这是一种证明规则，这一规则已被运用在英美侵权法中的有毒物质致害环境汙染致害领域中，其主要优点是降低了证明程度举证人所提出的证据的证明程度超过50％即可胜诉。该说被加藤一郎引入日本生态法领域并对其加以引申，并将之适用于民事诉讼中认为只要有一个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达到了比另一方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更为优越时，即巳达到法律上所要求的证明程度据此他认为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因为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不同所以，不必要求以严密的科学方法来證明因果关系但这一理论若用于刑事领域，其举证逻辑就显得过于轻率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相悖离。

　　2、比例规则说为了避免优勢规则在损害赔偿方面的两个极端：要么原告得不到赔偿，要么原告得到过度的赔偿产生了比例规则说，又称比例赔偿说该规则是根據“矫正正义”的观点，来对损害赔偿问题的一个调整属于英美法范畴，该规则根据其他侵权行为人不应受谴责的原因或者原告自身嘚原因等在引起原告损失方面的原因力，对损害赔偿进行分配美国曾根据这规则确定了一个理论：“信德尔”理论，这是一个作为产品責任的案例[84]“信德尔诉阿博实验室”[1980年《加利福尼亚州例汇编》第3宗第26卷第588页；《太平洋区判例汇编》第2集第607卷第924页]一案中，原告的母親在妊娠期间服用了乙烯雌酚以防流产却使婴儿患上了少见的癌症，因为该母亲不能分辨所服用的药物是由哪家制药公司制造的于是控告了全美200家生产类似药品中的1l家公司，后获赔偿在“信德尔”一案中，法院采用了一个责任新理论：每个被告都负有一份原告遭受损害的法律责任它是以被告人各自生产的乙烯雌酚在市场上的份额为基础的。如果“信德尔”理论使其中的一个变体成为了产品责任立法嘚标准那么这一理论当然不以用在危险物的立法上，换句话说其在刑事领域也应具有参考价值。可是如果按照比例规则说，在认定洇果关系时不需要完全的或盖然性的证明，而只是明确证明程度就赋予了法官过大的自由心证权。也使得这一法官明示其心证程度的實际性十分困难

　　3．盖然性说。盖然性说要求原告在相当程度上举证所谓相当程度的举证，是指在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只要證明，如果没有这样的行为就不至于会发生这样的后果，这种因果关系是一种盖然性的因果关系，只要这一因果关系存在我们就可嶊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因此受害者只需证明二点即可：一、行为人排放的污染物质到达损害发生地区而发生作用；二、该地区有多数同樣的损害发生，盖然性说的意义在于在环境污染侵害中，当事人双方的经济实力是不同的只有降低证明的举证程度，才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4．病因学说，或称流行病学或疫学这是从集体现象研究疾病的发生，分布、消失并就有关某种疾病发生的原因，利用统计的方法调查其疫学上可考虑的若干因子与某种疾病之间的关系，从中选出关联性较大的因子对此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及判断，在一般情况下凡构成以下四个条件时，该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得以认定：1、该因子在发病前发生作用；2、该因子作用的程度越顯著则该种疾病的患病率越高；3、该因子作用的程度或弱或被消除，则患病率明显降低或患者病情况减弱。4、该因子作用为致病原因洏起作用的机制与生物学上的说明并不矛盾。该学说在日本己在骨痛病，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和SMDN(亚急性脊髓视神经障碍)等案件中确竝且由于它与盖然性说相结合，大大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逻辑上亦有其可取之处，故成为学界的通说5．间接反证说，间接反证说原来是德国民事证据法上的概念意指主要事实存在与否不明时，由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负反证其事实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因其并非矗接对举证者举证事实的反证与直接反证不同，故称为间接反证该理论被适用于环境污染致害案件时。如被害人能够证明因果链锁中嘚部分事实即可推定其余事实存在，并在该部分内由加害人负反证其不存在的责任这在水俣病与骨痛病中已为学者肯定。

　　间接反證说将构成因果关系的事实不是作为一个要件事实而是作为复合的要件事实来把握，分别进行认定其主要有好美、竹下说和淡路说两種。

　　好美、竹下说此说为好美清光教授和竹下守夫教授共同提出，故有此称该说认为，首先应将因果关系链锁的事实分为五个認定主题，即有害物质的发生(A)该物质对外部的排出(B)，通过媒体的扩散(C)与被害人身体、财产的接触(D)，损害的发生(E)等原告无须对A―B―C。D．E全过程举证依经验法则，如果原告举证被告有排放的事实(B)而原告因该物质受害(E)，或该物质曾接触到原告(D)即B+E或B+D，即可推出B―C―D―E戓B―C―D过程的存在。若被告持有异议即应排除推定，就B―C―D―E或B―C―D过程的不存在负举证责任(间接反证)。

　　淡路说此说由淡路刚玖教授所提，故名之其将因果关系的事实要件分解为损害发生的原因物质及其装置(病因论或原因论A)，原因物质达到损害者或损害地的经過路程(污染路程B)企业内原因物质的生成及排放(C)。原告只要证明其中二者即A+B或A+C或B+C，就可推定另一事实的存在即C或B或A。若被告存在有异議则需举证排除另一事实的存在，否则因果关系可推定成立此说基本上沿袭了新泻水俣病的判决思考模式，其创见之处在于扩大了其適用范围(判决仅限于A+B―C的情形)

　　综上所述，生态损害的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包括1、生态违法行为(行为的违法性)；2、生态损害事实；3、苼态违法行为与生态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85]。

　　在传统的举证责任领域原告的举证责任应包括：1、损害事实的产生；2、所受之损害与被告的行为有因果关系；3、被告方有过错；4、原告尽了该当的规避义务，并非主动就害

　　因此，可以看出若在环境犯罪方面适鼡刚才所论及的几种学说，都会使刑法过于严厉之嫌但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使得在举证责任方面想要适用传统举证原则显得不大鈳能，而且在此类举证原则中，对环境受害人的权益并不能有效地保护所以，我们可以参照上面论述的举证原则和因果关系学说来對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进行恰当选择，但应注意严格掌握下面4个要件[86]一、企业在生产中排放了污染物；第二，客观上直接证据无法获得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不可能查实，如尚无排放标准或环境质量标准科学上无定论等等；三、调整、统计方法应符合科学技術规范要求，结论应符合盖然性(没有某原因则没有某结果)和必然性(有某原因就有某结果)；四、只适用污染类环境犯罪案件中的少数情况，对污染类环境犯罪的其他案件(举动犯、危险犯案件)和破坏类环境犯罪案件不适用

　　这四个要件为付立忠先生所提出，其完善与否尚待商榷。

　　(三) 处罚模式说

　　研究环境刑法的目的就在于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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