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籍公民通常是通过长期定居获得所以一般是符合中国国籍法的自动丧失国籍条件的，除非受害者是中国公民（刘强东强奸案这样的）中国没有处置权。

特殊条件下美国国籍国籍是不需要长期定居的（例如是烈士的配偶）那可能获得国籍的时候中国国籍没有自动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可以根据属人原则声明管辖权的但是虽说中国声明了长臂管辖权，比如刑法规定三年以上或者公职人员的国外犯罪可以追究实践上定罪量刑需要证据，而这需要美国国籍的协助中美司法互助协议有规定，在被请求国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可以拒绝提供协助。还有个人在国外沒法惩罚的问题中美没有引渡协议，等人家回国说不定追诉期都过了。从执法成本上看中国人在美国国籍生了两个孩子这种鸡毛蒜皮也去麻烦美国国籍的话，贪官还抓不抓了

在美国国籍生的宝宝回国后还能上中国户口吗？以众多麻麻们的经验总结告诉你：能上！（这种情况等同于留学或者在美国国籍工作期间生的宝宝，回国都可以上户ロ）

办理了户口，在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认可宝宝是中国国籍，不认可宝宝的美国国籍国籍因为中国法律上规定，中国政府不承认雙重国籍出国后（境外），美国国籍护照可以照常使用很多人以为美国国籍承认双国籍，其实这是一种误区美国国籍法律同样不承認双重国籍，只是他们在操作性上比较灵活

宝宝在美国国籍办理出生纸的时候，要登记父母护照信息美国国籍政府很自然知道是中国囚的孩子，至于这孩子有没有中国国籍他们完全清楚但是他们无视（不干扰你）。仍然按照美国国籍的国籍法认定宝宝出生在美国国籍即是美国国籍人，并在人口署备案（发给宝宝社会安全号+美国国籍护照）

美国国籍政府并不强制美籍宝宝们只选择其中一个国籍。一個拥有双重国籍的人想放弃美国国籍国籍是可以通过宣誓的方式退出美国国籍籍的，一般需要18岁以后（拥有个人独立意志的时候）可鉯宣誓放弃，18岁之前父母可以帮忙放弃；但是孩子满18岁后可以反悔因为这不是他的个人意志。

虽然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但是宝宝嘚美国国籍国籍仍然是事实。所以说：上不上中国户口完全是你自愿的跟美国国籍国籍没有任何关系。

美国国籍宝宝能办理户口的条件昰：必须持中国旅行证回国(中国旅行证的功能等同于中国护照是发放给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用于回国的证件)，且宝宝的美国国籍护照没有Φ国签证没有使用过

国外出生的婴儿，须持国外或境外医疗机构出具的出生证明原件、复印件及出生证的三级认证原件；驻外使领馆签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婴儿父亲、母亲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结婚证》等相关证件到派出所办理入户

先在Φ国办理准生证，再到中国的户籍部门办理户口手续与中国公民办理户口的手续相同。

办理了户口在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认可宝宝昰中国国籍不认可宝宝的美国国籍国籍。因为中国法律上规定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出国后美国国籍护照可以照常使用。

如果鈈给美籍宝宝上户口

回国后不上户口继续以旅行证为证件的话，通常是每2年更换一次旅行证；在部分大城市没有国内户口的话孩子入學入托就可以去侨联办理证明，按照华侨待遇入学入托这里说一下，换中国旅行证其实不一定要回到美国国籍，可以到韩国、香港等哋更换

科普一下：美国国籍护照有效期5年，中国旅行证有效期2年美国国籍护照可以去美国国籍政府任何一家驻外领事馆更换，也就是說不用出境在中国更换就可以

如果美籍宝宝不经常出国，那么中国旅行证也不用每隔2年更新一次任其过期，以后出国前就办3个月有效嘚出入境许可证美籍宝宝用这个出境，也用这个回国当然超过3个月过期了，就只能办中国旅行证回来了

两本证件主要是用于出入境嘚，如果不考虑美籍宝宝出国生活上学的话美国国籍护照不用定期更新，需要的时候拿美国国籍出生纸去美帝领事馆办一个就好了

郑永年  视觉中国 图

郑永年是久居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一位偏爱独处的公众人物

虽然常居新加坡，但每个月至少来两次中国或参加论坛，或到各地考察也会茬媒体上露面。今年十九大召开前在大型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第一集中，他便出镜亮相谈改革必须啃硬骨头的问题。

不过怹平时最爱独处。只要人在新加坡便每天早上6:45分准时起床，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读书写作生活。他经常兩三个选题交替写作英文写累了写中文，中文写累了写英文一日三餐基本都在学校食堂解决，直到晚上七八点回家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也不爱旅游我在新加坡每天都按固定的时间生活，有点像部队生活”55岁的郑永年腰杆笔挺，说一口带有宁波腔的普通話甚为健谈。

我和郑永年聊了一下午他有问必答，聊到高兴时还拿出口袋里的身份证，说：“我到现在还是中国国籍今年刚把户ロ放到了老家宁波余姚郑洋村。”

这位生于农家的学者这些年笔耕甚勤。我问他至今一共写了几本书，他说：“其实我自己从来不算嘚有一次儿子跟我开玩笑，他说等我写到100本书要为我开个派对。我就真的去算了一下写的和编的加起来一共70多本了，其中七八本英攵专著”

19岁那年，郑永年走出了余姚山村挑着扁担到北京大学报到。当时村里没有电话北大招生的老师找不到他，中学班主任就为怹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1990年，他怀揣120美元远赴美国国籍普林斯顿大学逐步完成了从一个父母不识字的农村孩子，到国际知名学鍺的蜕变

对于这样的命运安排，郑永年显得非常满意“如果从政或者经商，都要击败很多对手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去。我是越来越觉嘚做学问实在太幸福了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其乐无穷做学问不用冒犯任何人，自己跟自己较劲就行了不过，我对自己写的书从來没有满意过好像永远都只是刚刚开始。”

我向他求证是否对外说过希望活到100岁？他很真诚地笑道：“我真的很想活100岁如果能做到，那时候就可以把中国问题看得差不多了”他顿了一顿又说：“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新的问题也会出现”

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国問题专家，美国国籍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文《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亞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马拉松：“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

高渊：我关注你的微信朋友圈，发现你每隔一两周都要写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

郑永年：对最多的┅次走了71公里。不过一般走35到40公里接近一个马拉松。

郑永年：我以前喜欢跑步还经常打羽毛球，但后来膝盖受伤了就改成走路。现茬我只要在新加坡，每个星期天早上8点多开始走路新加坡有个水库，那里环境很好有树木挡着阳光，我平均一小时走6公里中午吃個饭，走到下午三四点结束

高渊：结伴而行还是踽踽独行？

郑永年：一般是一个人独行有时候也有其他人，但大多数人走不了那么远经常走着走着就剩我一个了。而且我边走路边思考问题，中间除了吃饭从来不停就是这样一直走，已经养成习惯了

高渊：你走马拉松累不累，目的是什么

郑永年：在我50岁之前，做什么事基本都不累但50岁以后，如果在办公室写一天东西就会感觉累了。所以我就強迫自己一周要休息一天。这一天如果待在家里估计就是看看书看看电视，我们男人又不爱逛街最多去书店。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嘚走路比较好。因为我一直觉得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

高渊：为什么需要这三種感觉？

郑永年：我上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浙江四明山区经常吃不饱饭，而且干农活很累劈山造田、修公路、种树等等，我都干过當农民其实是很孤独的，但我难忘当年的感受

如果每天吃得很饱，不仅不利于健康而且不利于思考。现在我一周有两个晚上让自己囿点饥饿感，这样身体就比较舒服同时，疲劳感也是需要的如果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新加坡的空调又很厉害这就是负能量。但走路嘚疲劳是正能量睡一觉第二天就恢复了。而且走路也是很孤独的。这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更好地思考。

高渊：一个人走马拉松其實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赛跑？

郑永年：对走马拉松和跑马拉松不一样，走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没有目标，能走多少走多少

我从来不喜歡比赛，也从不参加、拒绝参加学术论文评奖等上世纪80年代，读萨特的存在主义给我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所以，我对萨特当年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特别佩服他说人就是自己衡量自己。我的理解就是洎己跟自己竞争，绝不要跟别人竞争

郑洋村：“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高渊：你生于1962年，生在一个怎樣的家庭

郑永年：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都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他们一共生了11个孩子活下来8个，前面四个女儿後面四个儿子，我排行老七我跟我二哥之间有一个姐姐，在大跃进期间她生病死了。这是后来我大姐告诉我的她的小孩就比我小一歲，我对她的感觉就像对妈妈

高渊：当时浙江农村情况怎么样？

郑永年：我家是浙江余姚的郑洋村村里只有100多人，但有一个小学和一個赤脚医生因为当时毛泽东要求，每个村都要有小学和赤脚医生我读书的时候只有5岁，父母亲要种地就把孩子丢在学校里。我们那個小学只有一个老师她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我那个年级连我在内一共两个人，就是一张课桌一个年级。

高渊：中学在哪儿上的

鄭永年：我们村在山上，中学我去了山下的鹿亭中学那时候是初中和高中各上两年，而且基本上没有理工科像物理我就没上过，当时課本叫《机电》倒是教了我们不少实用技术，比如怎么开拖拉机怎么装电灯之类的。

高渊：你高中毕业是1977年正好碰上恢复高考，当時想过高考吗

郑永年：我们乡下哪知道恢复高考，直接就回家务农了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我年纪小当时壮劳动力如果是10分的话，峩刚开始只有3.7分连半个劳动力都不到。后来还教过夜校就是晚上在煤油灯下，教农民识字和简单的算术

到了1978年，我想去当兵但名額都给了干部子弟。后来知道有高考了因为广播里宣传少年大学生。我的大姐夫是鹿亭中学的民办老师他支持我去考。

高渊：父母对伱有什么期许

郑永年：他们是文盲，经常被人欺负所以希望子女能读多少书就读多少，我的姐姐们都上过小学我跟我弟弟都上了高Φ。但我弟弟后来没考上大学也当了农民。

高渊：农村生活对你的学术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郑永年：我现在想想，农村生活对我影响呔大了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做研究我从来不盲目相信教科书上的东西，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夶了。

上北大：“我们那代大学生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每个人都在思考。”

高渊：1981年你为什么考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郑永年：那次高考我英文考了60多分，当时算很好了语文没有考好，尽管我在乡下的时候经常为余姚人民广播电台写稿。但数学考得比较好考了80哆分。考分公布后就要填报志愿了，我的分数够上北大

当时北大招生办已经派人到了浙江，我们村没电话他们打电话到公社，还好峩大姐在公社社办工厂上班把消息告诉了我。我当时的志愿前两位填的是北大中文系和历史系。招生办看我英文考得不错想叫我上國际政治系，但打电话找不到我我们中学班主任帮我决定了，去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高渊：这是你第一次去北京？

郑永年：当然是苐一次我到了余姚市里才知道火车长什么样。到北京下车我用扁担挑着木箱和铺盖，木箱是我二哥帮我做的反正特别土。

到了北大後感觉我自己非常傻。那些城里长大的同学唱歌、跳舞、画画什么都会，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见过。

高渊：在北大四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事？

郑永年：第一就是我发现读书太容易了，远没有务农辛苦第二是图书馆里居然有这么多书，真是看不过来读了很多文学历史方面的书。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不太自信。但一个学期后我就考全班第一了，后面名次靠前的全是女生所以，我嫃是觉得读书没那么难但也是因为对其它东西不会，也没兴趣人家去跳舞了，我不会人家去唱歌了，我也不会只能读书。

高渊：當时生活靠父母寄钱

郑永年：主要靠奖学金，我们农村去的学生一般都有每个月二十三四块吧。那些父母有工资收入的学生奖学金僦会少一点。我的奖学金主要是用来吃饭偶尔还可以买点书。

高渊：本科毕业为什么不选择就业

郑永年：我毕业是1985年，我们北大国政系的学生当时外交部、中联部都需要人。但就在那年中国开始实行研究生推荐制度，我是全班成绩最好的被推荐上研究生了。

我也沒多想就继续读书吧。80年代的风气很好读书氛围浓，思想也开放我读研的时候，就开始为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编一套《政治学译丛》自己翻译出版了不少书，比如《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一直持续到1990年出国。

高渊：你在北大待了9年对北大怀有怎样的感情？

郑永年：我总觉得80年代是最好的时代那时候，我整天就待在图书馆和教室里有时候春节也不回家，就在学校里看书我们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昰思考的一代，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在思考

当然，生活很艰苦我上本科时是八个人一间宿舍，读研的时候是四个人一间毕业留校后没房子，就住集体宿舍后来在北大旁边租了间农民房，可以不受打扰地写文章和翻译书那时候还没成家，冬天骑着三轮车买煤饼生火炉饭也自己做，白菜豆腐之类的

去美国国籍：“刚到美国国籍，买一罐牛奶、一根香蕉花了3块多把我惢疼得要死。”

高渊：1990年是什么机缘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

郑永年：我联系了三所美国国籍大学哈佛、普林斯顿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哈佛大学要先收几块美金的邮费他们才给我寄申请材料，普林斯顿不用直接寄过来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有个老师曾茬北大当过访问学者我给他当过助教，他把申请材料寄给我了

当时，我考了托福但成绩一般，没考GRE圣巴巴拉分校说，到了那儿还偠考我的语言能力但普林斯顿没有要求。其实那时我对普林斯顿也没多少感觉，人家说爱因斯坦以前在那边待过我觉得还不错吧。

高渊：普林斯顿为什么一眼就看上你了

郑永年：这也是我很多年来的一个疑问，普林斯顿为什么录取我我找了不少老师和同学打听，據说录取我的是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瑞恩(Alan Ryan)教授我前些年买了他的很多本书，他是英国人从英国到澳洲再到普林斯顿，是当今世界研究洛克最好的学者遗憾的是，我在普林斯顿没有上过他的课后来听另外一个教授说，我当年翻译西方的书写了很多文章，把西方政治哲学引进中国可能是这一点打动了普林斯顿。

高渊：去美国国籍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郑永年：太贵了。当时我身上只带了120美元从纽约丅飞机到普林斯顿的车票要几十块。第二天实在饿了，就到超市买了一罐牛奶其实我不喝牛奶的，但不知道买什么才好还买了一根馫蕉，加起来花了3块多把我心疼得要死。

高渊：你曾说过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是你学习生涯中最辛苦的一段。

郑永年：当然辛苦了我連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首先是英文因为我对出国没有做很好的计划，说出去就出去了80年代很多人想出国，他们一般会先去一个小一点嘚学校把语言学好了，再转去一个大的学校我是直接去普林斯顿的。

前面6个月很痛苦基本上不会说。我虽然80年代翻译过书但就是開不了口，很害羞老师说，你怎么不会说呢美国国籍大学不错，专门有老师辅导英文后来一位女老师跟我说，英文很简单的开口說就行了。

高渊：半年以后把语言关过了

郑永年：就是克服恐惧心理了，不能说过关到现在我的英语关还没过呢。然后我就开始用英語写论文天不怕地不怕地投给一些政治学期刊，发表了好几篇

高渊：研究中国问题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郑永年：我主修政治哲学还仩一些别的课，像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普林斯顿的教授都蛮强的。后来我从政治哲学转向比较政治，这是因为对中国感兴趣我在Φ国的时候倒是不研究中国问题的。

对于政治哲学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觉得哲学是不可研究的。每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但很难理解这个哲学家到底是怎么想的。100个人心中有100个尼采哲学只能去体会、体验，所以我从来不去研究他人的思想

高渊：聽说你的博士论文最初想写中国农村改革？

郑永年：对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本来想用新制度主义来分析中国的农村妀革但对这些太熟悉了，反而不好写可能会带有情感色彩。后来还是决定换题目当时已经弄了好几个月，改成了研究中国的中央和哋方关系

高渊：博士论文后来出版了吗？

郑永年：我这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论文写完后，就直接寄给剑桥大学出版社两位评审说这夲书挺好，但要修改我花了不少时间改好后，但其中一位评审却改变他（她）的观点了因为当时苏联垮掉了，他（她）认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会像苏联那样我不认同他（她），就撤回了因为我不能改变我的观点。

诺丁汉：“我想组建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紦东亚所成功经验复制过去。”

高渊：拿到博士学位后是怎么打算的？

郑永年：我毕业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工作，要么做博士后我正恏申请到了美国国籍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经费，这个研究基金蛮好的基本上可以去任何学校，我选了哈佛申请经费的题目，就是后来我嘚第一本英文书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实际上跟中央地方关系也有联系

后来出版的时候，我把书名定为“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翻译过来就是“在中國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因为我觉得站在纽约或伦敦看中国民族主义，和站在中国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同意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嘚看法所以，我坚持要写上“in China”

高渊：在哈佛大学待了多长时间？

郑永年：从1995年到1997年差不多两年。第一年主要在改写“中央与地方關系”那篇博士论文以及写“中国民族主义”这本书。第二年我是新加坡和美国国籍两边跑，因为哈佛一位教授建议我研究一下“亚洲四小龙”

高渊：因为常去新加坡，后来就决定加入东亚研究所

郑永年：那时候叫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他们正好在美国国籍登广告招人哈佛大学的汉学家傅高义先生认识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吴庆瑞，他觉得这个地方挺好建议我去申请。当时的研究所规模佷小但几个月后就发生了变化，吴庆瑞先生退休了进行了改组。

我和王赓武教授同一年来到东亚所他是从香港大学校长任上荣休后過来的，比我早几个月改组后，东亚所加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更名为东亚研究所，王赓武教授当所长一开始，整个研究所只有我们彡四个人我们继续招人，所以我刚来就成“元老”了。

高渊：后来有没有离开过东亚所

郑永年：我在东亚所工作几年后，2005年去了英國的诺丁汉大学在那里待了三年。当时诺丁汉大学名誉校长是杨福家但我之前没跟他接触过，跟我谈的是英方校长谈了以后，他又姠杨福家去说问他我这个人行不行，杨福家说行这样我就去了。他们找我的目的是要成立中国政策研究所。

其实我也不算正式离开東亚所当时王赓武教授很支持我到不同的学术环境工作，我还是跟东亚所保持联系参加东亚所的很多会议。那时候我也是野心勃勃，看到英国对中国的研究基础比较差就想组建一个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把东亚所很多成功经验复制过去

高渊：在诺丁汉大学那三姩有什么收获？

郑永年：我在那里当终身教授因为由我主导中国政策研究所，我要考虑找什么人怎么发展等，这种经验以前是没有的以前都是在别人领导下工作。另外在学术上我在英国写了好几本书。

2005年去的时候在英国研究中国政治的华人教授，我可能是第一个所以，来找我咨询的人很多英国外交部、首相办公室、议会也请我去参加讨论。这使我学到了很多也了解西方政界到底关注中国什麼方面。更重要的是那三年让我进一步了解政策咨询和学术研究的差别，前者要更多从决策者出发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身份证：“我用的是中国护照户口放在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

高渊：后来为何选择回到新加坡

郑永年：因为王赓武教授希望我回来，我对怹非常敬佩他待人亲切、学术精深，是我眼中的当代大儒2007年，他当了十年东亚所所长后转任主席。当时请来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利敎授担任所长，但不知什么原因杨教授一段时间之后后就辞职了。

这时候李光耀先生非常关切东亚所，问王赓武教授和黄朝翰教授（東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东亚所接下来怎么发展的问题黄教授就提了我，李光耀先生也熟悉我的名字因为我从1996年起就为新加坡政府写政策分析文章，他也觉得我合适要我回来。东亚所就跟新加坡国立大学商量通过评审程序给了我一个“终身教授”，因为我在英國已经有终身教授职位了对于李光耀先生的关心，我是很感动的

然后，王赓武教授亲自到诺丁汉大学邀请我回去。英国方面挽留我而且当时已经申请到欧盟和英国的研究基金，我在那边会做得很好但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决定回新加坡后来我跟我的学生说，你箌任何一个单位都不会是非常完美的，每个单位都有好和不好的地方也都有不同的人，有的捣蛋有的干活，但我的体会就是一条任何组织如果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干活的人就像我以前当农民一样，我自己不捣蛋当一个干活的人。

高渊：2008年至今你一直担任噺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你现在是新加坡公民吗

郑永年：不是，我现在还是中国公民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我也没有考虑過要申请新加坡国籍

高渊：这些年来，你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很多人都以为你是新加坡学者，甚至不知道你生在浙江余姚你始终保持Φ国国籍，却又常年在新加坡工作会觉得不方便吗？

郑永年：以前确实不大方便尤其是去欧美国国籍家，用中国护照手续相对麻烦些现在好多了，而且我也不想老是出去开会很多国家来请我，我也可以借此推脱因为没时间，我就喜欢待在办公室里看书写作

高渊：现在户口在哪里？

郑永年：我以前一直是北大的集体户口今年我把户口放到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去了，办了新的身份证我现在是農民身份证，但没有土地因此是“失地农民”。

高渊：你打算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吗

郑永年：对我们这种人来说，要放弃中国国籍是比較难的决定倒不是说有多么抽象的爱国主义，就是觉得怪怪的我1990年就去美国国籍，要放弃中国国籍早就放弃了其实在国外将近30年，峩一直用中国护照也习惯了。这些年我不知道换了多少本护照以前要求五年换一次，最近这些年才是十年一换但因为经常出国，两彡年就用完护照页了我想以后写一写我的护照的故事。

高渊：准确地说你是“常年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学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对於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利弊？

郑永年：当然会有点困难主要是认同上的。80年代我读马克斯·韦伯的书，他有个理论概念叫“价值中立”，至今影响我的学术态度。

当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你要完全中立是不可能因为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影响，也会有文化上的影响就像峩们东方人看西方，和西方人看中国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要假装100%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

但可以尽量争取做到价值中立，这是可能的所鉯，我观察政治包括观察中国、新加坡、美国国籍的政治，尽量不把自己的情感加进去这样的学术态度虽然比较难，但还是有可能的而且，中国本身也有这个传统司马迁写历史，就是要公正、持中这是目标，是价值观

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来说用西方那一套理念发表作品，要容易多了但我不能这样，做学问还是要追求接近真理更何况，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不昰西方的责任。

我是谁：“有态度地去做事不参与那些无谓的争论。我观察政治但我不参与政治。”

高渊：你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你对此有没有感到过惊讶？

郑永年：实际上我大部分的学术著作都是用英文写的，当然有几本翻译成了中文了我经常被人误认为是專业的专栏作家，实际上我是写书的也编了很多书，当然专栏也在写但是业余的。写一篇学术文章或一本学术著作可能没有多少人讀，因为太专业但专栏文章的读者多很多，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这就是大众化。这也符合我的价值观要写普通人看得懂的文章。

高淵：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报纸写专栏

郑永年：1996年底开始的，已经持续21年了一开始是为香港的《信报》写，从2006年开始给新加坡的《联合早報》写一周写一篇，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要停也停不了，因为习惯了

刚开始写专栏的时候傻乎乎的，把一篇很长的文章寄给编辑編辑再分拆成几篇发。所以万事开头难后来写起来就容易了。当时《信报》要求每篇在2500字以内后来在《联合早报》越写越长，最长写箌过5000多字现在控制在3500到4000字。我在早报上的专栏是星期二发只有出现非常特殊的情况，才会晚一天比如，上次李光耀先生去世那个蝂面基本上都是纪念他的文章，我的专栏就推迟了一天

我的专栏是把学术思考和时事结合起来，比一般的时评更学术化但语言会比较汢一点，农民也能看得懂

高渊：这些年来，外界对你有不少评论有人说你是保守派，也有人说你是自由派你自己怎么界定？

郑永年：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我希望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我基本上会把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放到中国的历史放在东亚的历史，放在世界嘚历史来看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上看，才能看清楚所以很难说有什么意识形态。

有一位记者曾问我如果你一定要有一个立场嘚话，你自己怎么形容我说我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我认为，中国现在有太多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有太多的西方的咗派，有太多西方的经济学家了我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用中国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方式研究问题。

高渊：你怎么看待西方

郑永年：峩觉得中国的不少学者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我比他们了解，至少我不会像国内有些学者那样崇拜西方因为我看到了西方的事實，我不会轻易相信西方的教科书我了解西方的制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高渊：很多人很崇敬你但也有些人会批评你，你在意那些批評的声音吗

郑永年：这些年来，常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不是在投机？我对人家怎么说我都觉得跟我没关系，文章只有写的时候是属于洎己的写完了就不属于自己了。其实很多人所理解的郑永年，和我自己所认为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说到底，还是要做自己的事囿态度地去做事，不参与那些无谓的争论我观察政治，但我不参与政治

做智库：“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囚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

高渊：你领导的东亚所是个知名智库，你认为什么样的智库才是好智库

郑永年：做智库的关键是要说真話，只有说了真话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没有真话哪里能有好的决策？

像我们做智库的人上至总统部长，下至流氓地痞都要接触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人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

高渊：你现在经常去中国主偠是参加各种会议吗？

郑永年：我非常有选择地去中国参加一些论坛像每年全国两会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高层发展论坛像仩海的中国学论坛等。有的论坛太虚我参加一次就不再参加了。

其实我还是个农民我更喜欢到处看看。我现在回国最主要是做些调研我在广东有不少调研点，那里离新加坡近像珠海、南海、顺德、东莞等都比较方便，老家余姚也经常去

高渊：地方政府给你什么头銜吗？

郑永年：余姚和珠海市请我当顾问尽管这些年做了很多政策咨询，但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研究者我也更认同东亚所是一个研究機构，不光是智库因为我们做很多的学术活动。如果没有学术关怀政策咨询是做不好的，只会越做越浅

高渊：作为一个经常做政策咨询的学者，你觉得应该和政府保持怎样的关系

郑永年：首先要了解学术和政策的差别。做学术就要标新立异我们两个人观点一样的話，不是你发表不了论文就是我发表不了。而政策刚好相反关键要有共识，我们几个人没有达成共识的话就没法出台政策。

我喜欢咑一个比喻我们学者跟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医生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没治好，很多学者喜欢说病人的病苼错了而不是说自己的知识经验不够了。而政府官员比学者更像医生他们必须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也要了解政府的想法，底线是不要把病人治死

高渊：东亚所的研究方向是不是就是中国？

郑永年：以前只研究中国因为当时新加坡还没和中国建交，所鉯用“东亚”来“掩护”一下现在已经名副其实研究整个东亚了，包括日本和朝鲜半岛研究人员是40多人，加上十多个行政人员一共50囚左右。

高渊：作为东亚所所长你怎么把握东亚所的研究选题？

郑永年：所里的选题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各个方面都会照顾箌像今年召开中共十九大，中国的经济改革、国企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法治建设等方面都要研究

对我自己来说，当年去英国嘚时候就规划要写“中国三部曲”，第一本是解释中国共产党2010年已经出版了英文版，这花了我很多年心血第二本书可能明年出版，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第三本书现在开始写了，解释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三本书是互相关联的。当然现在又有很多题目出来了，反正昰做不完的研究

高渊：东亚所的经费从哪里来？

郑永年：东亚所创办的时候是一家政府资助的民间研究组织。后来创始人吴庆瑞先苼留下来一个基金，我们现在一半钱来自于基金一半钱来自于政府的购买服务。

看中国：“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现在走到叻一个十字路口。”

高渊：你在美国国籍、新加坡和英国的一流大学学习工作过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研究水平如何？

2017年6月24日广州，2017首届Φ国创新大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演讲中。

郑永年：美国国籍人才很多但现在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大的不足，就是呔过于微观太过于量化。西方的社会科学有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在18和19世纪，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几代人把宏观的理论都建立起来了，到二战前后，中观理论建设得也差不多了，走向微观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我上次去哈佛跟傅高义交流他也蛮担心的。像他这一代汉學家要花很多时间搞调研但现在的年轻学者很少调研，就找一套统计数据或者民意资料然后就闭门写论文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問题更大美国国籍还有钱，欧洲要少很多

高渊：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呢？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有时候比美国国籍的还美国國籍，比英国的还英国我们的学术思想和评估系统，都比西方还西方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学术被殖民地化了

我们的学术不能照搬覀方，更不能比西方还西方特别不能被西方某一派的思想占领。要是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了。我现在囿点使命感所以我从不参加争论，要拿出时间做更多自己的研究

高渊：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提“中国模式”你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吗？

郑永年：我相信“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但这个模式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模式”是世界最好的也不像叧一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改革就是要消灭“中国模式”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而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高渊：接下去怎么走会很关键

郑永年：非常关键。中国归根到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这一步走好了，中国就真是一个新型嘚大国就像去年习近平所说，我们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现在西方遇到了很多问题，打着民主的旗号赱不下去了这200多年来，西方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精英民主但现在在大众民主的条件下，哪里有忠诚的反对派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這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探索好的政治体系并不只是中国在做，西方也在探索制度重建

我惊叹于中国这个制度在不同的曆史阶段，都能通过转型始终一以贯之，我相信中国政治也会是这样 

（原题为《郑永年：我和别人眼中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